如果按照“出身决定论”者的观点，谁也不会想到，也不会相信托尼·布莱尔会成为工党的领袖。这位工党最年轻的领袖并没有从家庭中接受任何工党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他的父亲是位保守党人。不过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这多少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也同他幼年时的家境有关。在工党内，领袖的出身对树立领袖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出身农民家庭，哈罗德·威尔逊的父亲是位化学工程师，并且一度失业。
1953年5月6日，托尼·布莱尔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是这个家庭中的老二，他的哥哥威廉·布莱尔比他大三岁。托尼的童年并不算十分幸福，父亲利奥·布莱尔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总想通过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利奥的一生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他是由并不富裕的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后来竟成长为一名大学的法律讲师，而且还当开业律师。
说起利奥·布莱尔的家世，可真够复杂的，用沧桑一词来表达一点都不过份。他是个私生子，出生不久就离开了生身父母。他的养父是格拉斯哥造船厂的装配工人，名叫詹姆斯·布莱尔，托尼·布莱尔的姓氏就是从那儿来的。詹姆斯·布莱尔夫妇与托尼·布莱尔的祖父母相识。起先，托尼只知道他的父亲利奥·布莱尔是被领养大的，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祖父母是何人。直到约翰·史密斯去世后，《每日邮报》看出托尼·布莱尔有可能成为工党领袖，才研究了他的家谱并披露出来，他本人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世。
托尼·布莱尔亲祖父母的故事富有传奇和浪漫色彩，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也不可不信，因为无风不起浪。祖父名叫查尔斯·帕森斯，祖母叫西利亚·瑞卓维。他们俩都是演员，查尔斯的艺名是吉米·林顿。他们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一起演戏，在喜剧、音乐厅和戏剧小品中扮演角色。西利亚是个很不同寻常的女人，经历复杂。她不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愿在家过普通妇女所过的生活，在十五、六岁时就离家出走登上了舞台，并在17岁时与一个姓哈丁的人结了婚。在第一次婚姻中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保琳·哈丁后来回忆说她母亲喜欢男人陪伴她。然而，演员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经常要离家外出，这可能使丈夫很不适应。丈夫不能忍受她的放肆行为，对她很不好，经常殴打她。最终他们分手了。
西利亚很快又结了婚，可是第二次婚姻也很不稳定。1923年，当她同吉米·林顿一起外出演出时，在旅途上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利奥。当她的丈夫知道利奥不是他的孩子时，同她离了婚。在她意识到这个私生子已给她带来耻辱时，她就让住在格拉斯哥的詹姆斯·布莱尔一家领养了这个孩子。
在利奥出生3年后，吉米和西利亚结了婚。9年后，即1936年，这时利奥已过12岁，他们想把他们的亲生子要回来。可是利奥不愿意离开布莱尔家。布莱尔夫人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母亲，并且他也明显地爱他的养父母。同时，布莱尔夫人也不愿意让利奥离去。所以，利奥还是留在了格拉斯哥，继续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
布莱尔夫人从不对人谈起利奥的生父母，并且坚持说他就出生在格拉斯哥。利奥本人似乎也忌讳谈起自己的真实家世，甚至对他的儿女也讳莫如深。利奥成长在工人阶级家庭，所以在他少年时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他在1938到1941年间，也就是他14到17岁时，曾担任过苏格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产主义思想吸引了很多青年理想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后来当过工党副领袖、右翼领导人的丹尼斯·希利是牛津大学的共产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利奥离开了学校，中断了接受教育，开始走上社会独立谋生，那时他才17岁。他先是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公司当办事员，1942年入伍，在军队中表现不错，1947年复员时已是一名少校。利奥是个有志向的青年，退伍后他就去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一年后，1948年，利奥回到格拉斯哥完了婚事。新娘与他同岁，名叫罗瑟琳·考克登，出生在一个叫多尼戈尔的乡村小镇务农家庭。她父亲去世后，便随母亲来到格拉斯哥，母亲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屠夫。
当利奥结婚的时候，他用了“布莱尔”这个养父的姓，而在此前，他还一直用生父的姓——“帕森斯”。为了纪念他的生父母，他将他父亲的原名和艺名（查尔斯和林顿）联合起来作他的中间名字。有了孩子后，他把他养父的名字和生父的艺名（詹姆斯和林顿）给长子威廉作中间名字；把自己的中间名字给了次子。所以他的次子，即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托尼·布莱尔，全名是：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托尼是安东尼的昵称。不过利奥从未告诉过他的孩子们这些名字的来历。
利奥一家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搬家。托尼出生时，他们家正住一个小平房中，地址是：爱丁堡佩斯利巷5号。他的出生证上记载，他父亲那时是一名低级税务监查员。但是那时，胸怀壮志的利奥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希望从事学术生涯。然而利奥的经历是很坎坷的。后来，生活所迫，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格拉斯哥，以后又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生活了3年，在那里，利奥讲授法律。托尼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经常漂泊不定，直到最后在德汉姆定居下来。”“我从未感到很稳定地生活在某一个地方。”1 托尼恰好5岁时，就是1958年夏，全家搬到了德汉姆城，总算定居下来，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7岁。在德汉姆，利奥·布莱尔的家境逐渐好转起来，利奥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收入也不断提高。利奥不仅在大学当讲师，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干开业律师，有时还到酒吧里为人朗读一些东西挣线。虽然他们家的房子还是租用的，但利奥一家已开始步向中产阶级。尽管如此，托尼并不十分赞佩他的父亲。他后来曾对人谈起他父亲说：“爸爸的律师业务很兴隆，而且还到全国各地讲课。他还是个精明的自我宣传者，不时地出现在当地的电视上。但我确信我看不起他胜过现在我的孩子看不起我。”
利奥·布莱尔一家刚来到德汉姆时境遇还比较艰难，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所。考瑞斯特学校的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给他们在学校楼顶层安排了一套房子，很简陋。利奥一家在此处住了几个月，然后迁到在附近租的房子里。
由于大学法律讲师的工资高而稳定，所以一到德汉姆，利奥就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威廉8岁时进了考瑞斯特学校，托尼则去了西山学前班。后来，托尼到了8岁时，即1961年，也上了考瑞斯特学校。该校座落在一所天主教堂附近，起源于教堂唱诗班，“考瑞斯特”就是唱诗班的意思。可是布莱尔家的两个孩子都不是唱诗班的成员，只是普通的学生。与其他私立学校比较起来，考瑞斯特学校的收费是低的，这是学校在建校时就定下的大政方针，以致于让一个普通办事员能供得起孩子念书。所以，如果一个办事员能送一个孩子来上学，那么一个律师送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托尼后来也说：“我们过着十分好的、够标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跟真正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托尼说：“我们可能已享受到了私人教育的特权，算得上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不能在周末去乡村别墅，不能出去打猎。”
布莱尔家的老二在学习上是很聪明的，被认为是可以跳级的那一类。在第一年末的考试中，他名列全校第三。他还是个守规距的孩子，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在童年时代有叛逆行为，虽然对人总是露出玩皮的笑。格儒伍校长对这种笑记忆很深刻，还说他是在小学中真正属于好孩子那一类人，是学校中的骨于力量。作为小学生的托尼，还对《圣经》了解很多，是个严肃的基督徒。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托尼善长体育，开始是田径运动，后来是板球和橄榄球。他是这两种球的校队队员，曾赢得学校的苏格兰杯，还是1965—1966年学校的最佳橄榄球手。
1963年，就是托尼·布莱尔10岁那年，一场重病结束了利奥·布莱尔的律师生涯和政治生涯，泯灭了他的政治抱负。这可真是意外的打击，他才40岁，正当英年，却失去了说话能力。对一位大学讲师和开业律师，特别是正在争取议员席位的保守党活动家来说，没有说话能力简直不可想象。这场重病完全是由过度劳累造成的，那时利奥除了主业和副业外，还担任着德汉姆保守党协会的主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一度中断了他的学业，所以他有很强烈的紧迫感，总是玩命地工作。
父亲的不幸对托尼振动很大，也许就是这时候，托尼产生了他的政治抱负。这多少有点要继承父亲的事业的味道。托尼自己说这件事是“影响我人生的事件之一” 。格儒伍校长说：“有一天大约8点30分——我们通常在9点钟开始工作——布莱尔夫人来到学校说，‘利奥遭受了可怕的打击，您可以照看托尼一天吗？’然后便把他留给我，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安慰他。他被那件事搞得心神不安。”他还说：“我想我使他得到了安慰，我们一起念祈祷文。托尼有很强的宗教信仰，我总是能用这种方式帮助他。”
10岁的托尼这时已成熟到能够理解他父亲未竟的事业：“现在你能猜出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大。他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是非凡的人，一名开业律师、法律讲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这种惊人的挫折将父亲的干劲传给了托尼·布莱尔。“在他病后，我父亲将他的野心传给了他的孩子。这具有某种强制力。我感到我不能让他失望。”此时他的哥哥已离家去了位于爱丁堡的费蒂斯公学读书，寄宿在那里；他的妹妹萨拉在父亲病情好转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托尼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必须协助母亲挑起家庭重担。“我早年似乎是在进出德汉姆医院中渡过的。我父亲的病在我早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感到生活将是一场斗争，而且有许多人会在这种斗争中败下阵来。”
利奥·布莱尔病情稳定后，全家迁到了离德汉姆市一英里外的郊区，住进了一所新建大楼中有4个居室的套间。利奥得病后，全家的收入受到了限制。不过，托尼说，“我们仍然过得不错，但已远不如从前。”利奥继续留在德汉姆大学。大学的头头们真不错，在他努力恢复健康时，学校给他提供资助。不过，利奥有很玩固的旧观念，在他的收入明显减少后坚持不让妻子出去工作，甚至在她主动提出去找份工作以帮助家庭度过难关时，他仍充耳不闻、固执已见。
父亲热诚的保守主义思想倾向对托尼影响很大。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工人阶级力量较大，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影响。然而，利奥·布莱尔却通过努力工作使自己和家庭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还当上了德汉姆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利奥曾经说过：“我准备争取任何空出来的保守党的席位。”这种从政的热情对托尼肯定会产生影响。所以毫不奇怪，在托尼12岁时曾当过学校模拟选举中保守党的候选人。那是1966年大选前5天——3月26日发生的事情。据这一年7月的校刊——《考瑞斯特》报道，“在这一星期内，候选人们在院子中发表演讲。他们是科瑞斯托佛·斯考特（自由党）；托尼·布莱尔（保守党）和斯蒂芬·道瑞克（工党）。格儒伍回忆道：
“大约提前两周内，孩子们奔走游说。之后选举日到来了。命运之神似乎要对他说，‘保守党迄今为止不错，但仅此而已。’因为在这一天他病了。其他某个人不得不参加进来并争取赢得选举。”
据校刊说，一个叫里查德·斯蒂沃特的人取而代之成为保守党的候选人，并在模拟选举前夜发表了最后的演讲。“第二天早上，投票站开门了，选票已印好。3月28日，星期一，选举结果出来了。”斯蒂沃特以绝对优势获胜，得62票，工党候选人得26票，自由党得24票。然而在这一年的正式大选中，却是工党获胜，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威斯敏斯特宫获96席的多数。自从1964年的大选后，选民戏剧性地从自由党转向工党。
28年后，在1994年领袖竞选期间，上述那件事不可避免地被当时的知情人回忆起来。托尼·布莱尔本人说他不记得它，也想不起来是否受了父亲的影响而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上。他对那件事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得不扮演某个角色，因而也就被归属于他所扮的那个角色之类。”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窘于他很久以前戴过的政党标签，毕竟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还是固定的。使布莱尔可以感到自慰的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是保守党人，哈罗德·威尔逊曾是自由党人，而且不是在中学，而是在大学。
托尼·布莱尔至少到了十七、八岁时才有了他自己稳固的政治信念。尽管他父亲的价值观是保守主义的，而且他们家周围天主教的影响较大，但是托尼还是没有避开德汉姆的大环境的熏染，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声称他自己受到了强有力的地方传统的影响。他对60年代发生在该地区的规模盛大的矿工集会记忆犹新，而且对之大加赞美。
德汉姆煤矿社区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团结起来的。1882年特立姆顿·格兰德矿井爆炸使74人死亡，至今当地的民歌仍对之有所反映。“沼气”或爆炸性气体是煤矿最大的危险，特别是在泰恩这个地方周围。泰恩以它的“爆炸井”而闻名。1919年，该地县政府掌握在工党手中，这是工党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彼得·李是这个工党政权的第一位领导人。后来，彼得·李的传记作者杰克·劳苏（当时是德汉姆的工友，后来成了下院议员）满怀胜利的喜悦写道：“在英国，这是第一次工人被称作统治者。”彼得·李的传记于1949年出版，其序言是艾德礼首相写的。布莱尔出生时，艾德礼是反对党领袖。序言中说：
“他是矿工社区勇敢、正直、人道的象征。他在这里服务得很好……在他任职的日子里，年轻的一代认识到了什么样人的风貌能赢得他们现在享受到的利益，什么是他们不得不克服的力量。”
到布莱尔家来德汉姆生活时，泰恩县的绝大多数矿井都已关闭了。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把彼得·李和他的社区看作是源于英国18－19世纪的政治改革者威廉·科贝特（1762－1835）的传统。
“他的自我完善、朴素、勤劳、负责和利他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想被传下来，以致于最终形成了托马斯·伯茨、彼得·李、杰克·兰森斯和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象他们一样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些人在本世纪前半叶生活在德汉姆的矿区中、奔宁山区的纺织城中和遍布英国的工人阶级社区中。”
托尼·布莱尔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方面他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基本上都属于中产阶级的；但另一方面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具有工人阶级的色彩。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他后来会成为工党的重要现代派人士。他既没仿效他父亲成为保守党人，也没有象许多生长在工人阶级社区的人那样成为工党传统派人士。有一种误解，好象英国的中产阶级只生活在英格兰南部，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英格兰南部中产阶级较多罢了。布莱尔的德汉姆考瑞斯特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了作家兼诗人的詹姆斯·芬顿评论布莱尔说，事实上他的特色和背景是北部中产阶级，布莱尔的特色从他8岁以后就没有改变。
§§§第二节 少年叛逆者
中学时代是布莱尔成长的重要时期，他第一次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托尼·布莱尔13岁这年，即1966年，读完了小学，然后便离开德汉姆来到爱丁堡，进入费蒂斯公学读书，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他是通过获得一项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并成为学校的寄宿生。他又一次步了他哥哥威廉的后尘。
费蒂斯公学的本名是费蒂斯学院，它是苏格兰最有名的公学之一，由威廉·费蒂斯爵士建于1870年。它精美的“仙女城堡”中的哥特式塔是爱丁堡郊区的一个胜迹。与托尼·布莱尔同期在此读书的一个小伙子在60年代晚期将费蒂斯学院描述成一个有感染力的荒凉的地方。它名为“公学”，实际上相当于英格兰的私立学校，基本采用英格兰的教育制度。这里更多的孩子都坚信英格兰国教而不是苏格兰国教。
托尼来这里后，开始时住在他哥哥住的那所楼中。那时，很多公学都有一种非常陈腐的习俗，低年级的学生要为高年级的学生干一些杂务，而且作为严格的纪律规定下来。被派定为高年级学生做事的低年级孩子叫“费哥”，实际上就是仆人。托尼对这种习俗和纪律非常痛恨。他被派定为管整个年级的大班长当“费哥”。此人叫麦克尔·加斯科伊涅，现在是爱丁堡的律师。麦克尔回忆说，布莱尔是乐观的、能干的：
“布莱尔要给我擦鞋，把我的军腰带擦干净并在上面涂上黄铜色的油。如果我看着不满意，就把它扔回给他。如果下午是体育活动时间，他还要为我把玩橄榄球的全部用具都摆在床上，或者如果是打板球，就摆出我的白色球服……我们经常要求他们为我们准备吐丝（面包片），必须是一英过厚，比这薄了或厚了都不行，还得抹好大量的黄油和果酱。每当此时，布莱尔都会冲进隔壁的厨房，制出特别好的吐丝来。”
虽然加斯科伊涅没有发现布莱尔对侍候他有任何的敌意和不情愿，然而布莱尔却从内心里讨厌侍候人，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住了以致于逃离了学校。为此事，他父亲还被召来了去见校长。校长麦克英托什博士说，托尼·布莱尔必须接受学校的规章。布莱尔本人对自己这次违纪行为的解释是，他离开学校仅仅意味着晚返回学校一天左右。这次事件后，学校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布莱尔在第一学年末时被调到了新建的一座楼。这是一座方形、看上去低矮的白色混凝土建筑。楼主管叫艾瑞克·安德森，现在是伊顿公学的校长。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要按“现代公学的模式”管理他的房子。这更符合布莱尔的心愿。
起初，布莱尔象他在德汉姆考瑞斯特学校那样守规矩和因袭传统。这从他在体育活动中的成就可以看出。在第二学期，他在校橄榄球队得到了个位置。在第二学年，1967年夏季学期，他当上了校板球队的队长。以后，在他的带领下，他的队赢了7次比赛，输了一次，平了一次。然而，当他长大一些后，打橄榄球和板球，特别是当板球队长，对他来说是太受约束了。他开始迷上了更少规矩的篮球运动，而且打篮球，他还有身高的优势。
第二学年，14岁时，布莱尔被选中在楼里担任一种负点责任的角色。这是楼主管喜爱他的象征，也是少年时代被出乎预料地提升的一种经历。当时的校刊——《费蒂斯人》还注意到了此事，并对之做了评论。楼主管安德森确实喜欢布莱尔，他教布莱尔英国文学。他是位研究苏格兰诗人和小说家华尔特·司各脱爵士（1771－1832）的专家，还是布莱尔所喜爱的小说家。可是，当布莱尔越来越表现出反“成规”的倾向时，安德森就不断地在学校法规的强制力上与他发生争论：
“他肯定不是个模范学生。当然，有60个学生，每个人都有点反抗精神，都在试验学校规章的效力从而使之打折扣。不过托尼在这方面是个专家。我认为学校的有关吸烟、饮酒等规章，只要他在场时，就很难贯彻下去。他属于那种你得经常斗争去让他定期理发的孩子之类。”
不过，不管怎样，安德森似乎已将布莱尔能力的某些方面引上了他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上，那就是戏剧。在学校的公共生活中，布莱尔被人记得的主要方面是，他是一个演员。不管这是否与他神秘的祖父母祖传的演出能力有关，布莱尔很早就知道他能掌握观众。16岁的时候，在安德森的影响下，他同其他5个孩子一起组成了个演出小组，演出并制作“当代戏剧作品”。有人评论布莱尔的表演是杰出的。
除了参加演出小组的活动外，布莱尔还是一个辩论社的的成员。辩论社经常讨论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主题。如在1967年讨论了越南问题和货币贬值问题，1969年讨论了议会有关罢工的议案和英国对尼日利亚的干涉问题。
在费蒂斯公学，特别是在后几年的岁月中，布莱尔逐渐给自己树立起了具有超凡魅力的反叛者和反主流文化领袖的形象。反主流文化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已形成一股潮流。有一个房屋监管人后来将布莱尔描绘成是学校中的“反对党领袖”1 。他是惹眼的但却是冷漠的，有一张大而傲慢的嘴。比他小的孩子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总是要跨越规章限制的边缘，但又总能用他的魅力使违规不成为现实。同他住在同一座楼房中的一个小老弟说，当时对学生来说头发是个大问题，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留长发，标准是不能盖住领子和耳杂，就是要在领子上耳杂后。可是布莱尔有办法，他把黄油等东西涂到头发上，使之下垂在领子里。很多孩子都学他这样做。领带也是个大问题，可是布莱尔的总是松的。另一名校友说，布莱尔对每件事都发出疑问，“从让低年级学生为高年级学生当‘费哥’到被要求在夹克衫上钉扣子的数量。”绝大多数老师都发现布莱尔是刺眼的：
“一些孩子有叛逆精神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托尼有叛逆精神是因为他要怀疑所有我们所遵奉的价值。在寄宿学校里肯定要有大量的规章，诸如白天应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应该遵守什么规章。它们必须是简明易懂的。托尼总是对这些规章发出疑问。”
有的老师认为，布莱尔后来的生涯就根植于他学童时的态度。
托尼的哥哥曾当过班长，而且名字还被列在《费蒂斯人》的醒目的“校领导人”的名单上。可是托尼却从未当过班长，尽管他具奋当班长的充分条件。按当时学校的制度，凡品学兼优的学生都要当班长，可是布莱尔反对这种制度。然而，布莱尔是个聪明的反叛者，而不是个简单的麻烦制造者。他勤奋努力，博览群书。他的一个老师说他“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但他有一个好头脑。”他修了英语、法语和历史，成绩都是优秀。正因为这样，他后来才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法律。
另一位老师对他评论道：
布莱尔是反叛者，但却是成熟的一个。他在感情上能够自我控制，总是谨慎小心以免对别人失礼。他平易近人，但又不喜欢让人过多地了解自己以防人们捕捉住他的弱点。他聪明但不浅薄。他总是迷人的，从不绷着睑或者表现出心绪很坏。他对应如何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总是保持清醒的意识。他只是在那些他可以成为“太阳”的场合才乐于在群体中。他很注意门面。他很有洞察力和判断力。别忘了他是个超群的演员。
在费蒂斯公学的后几年，布莱尔的楼主管艾瑞克·安德森对他印象不好，说他很让人生气。1970年安德森离开该校去艾兵顿学校当校长，由鲍勃·罗伯特接替他。罗伯特也认为布莱尔是让人生气的孩子，“他是我遇到的最难对付的男孩。”学校里的男孩，挨班长和楼长的揍是常有的事，布莱尔也不例外。不过，罗伯特是费蒂斯公学里揍过布莱尔的唯一的教职工。他揍他是因为他持久地轻视学校的规章。罗伯特是位很严格但守旧的教师，他与布莱尔一点都合不来。
当时的各种学校里，最令老师们操心的是性、毒品和摇滚乐这三种东西，而布莱尔对这三样似乎都感兴趣。他天生一副好身材，16岁时就有6英尺高（1.8米多），是个大个头。当时费蒂斯校园里常播放流行摇滚乐，而且还演出通俗音乐会，对学生们有很强的吸引力。就毒品而论，在费蒂斯几乎没有真正的毒品，学生们可选择的麻醉剂就是烟和酒。就性而论，当时孩子们被允许每周去城里3次，找异性是“进城”的主要吸引力之一。不过布莱尔从不在学校规定的时间进城，以免给人留下自己失足的痕迹，给自己找麻烦。然而他的父亲还是被召去同校长和楼主管谈话，利奥·布莱尔说：“他总是越过墙到卖鱼和炸土豆条的店里与女孩们搭讪。”
在他的最后一个署假，这时他17岁，他遇到了一个比他还具有反叛意识的女孩，叫安吉·亨特。她是苏格兰一个橡胶种植园经理的女儿，出生在马来西亚，与布莱尔相识时才15岁，正在一所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她与布莱尔从未结伴出去过，但从两人相识后便成了好朋友。就在布莱尔离开费蒂斯前后，1971年，她因不遵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她象布莱尔一样，持久地对学校的规章发出疑问，而恰恰是这种疑问使这些规章不断完善。被开除后，她去了牛津的圣克莱尔学院，成绩优秀。14年后，她来到已当了议员的布莱尔身边工作，成了他私人办公室的头，并且是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
费蒂斯公学有一套防范性问题发生的制度，女性几乎不能跨进学校的大门。不过这种防范体系在逐渐被打破。1969年在《费蒂斯人》上登出了一条欢迎“三位女士”来访的醒目消息。1970年秋，即布莱尔最后一个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破例吸收了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插在布莱尔那个班里。她名叫阿曼达·麦肯西－斯道特，父亲是当地地方法官和上院中立议员。她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她说：“我是他的女朋友。他是如此聪明，如此有魅力，而且非常有趣。他可以戏弄辅导老师而又受不到惩罚。我猜那是因为他比绝大多数人都聪明的缘故。”对布莱尔后来的生活经历，所有费蒂斯公学能谈出他们看法的男孩和辅导老师都表示惊呀，唯有斯道特小姐对他表示理解。她说她对布莱尔加入工党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应该这样。布莱尔自己后来说，他是从20岁起——比斯道特小姐认识他时晚两年——才成为左翼的（确切说是中左） 。在布莱尔于1971年离开学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与斯道特小姐保持着朋友关系。
从费蒂斯公学毕业后，布莱尔的学业间歇了一年。但他并未闲着，而是接触社会，相当于“社会实践”。他先是在德汉姆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伦敦，他从前只到过伦敦一次。他还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涉猎了音乐事业，帮人组织爵士乐音乐会，”此外在建筑工地干了几个月，在巴黎时当了10天的招待。当招待是不成功的。更成功的是，他在法国一家保险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当他回到英国时，法语已很流利。
布莱尔不是典型的公学培养出来的人。他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并且有公学出来的人所应具备的自信心，但他绝不是传统的高才生。他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和领导欲，但却不是通过当被委任的班长而是通过作反叛者的榜样来体现出来的。他自己对公学制度持贬底的态度。他在1991年说：“公学制度的问题是，你终于成为一个高能力的考试机器，但你必定不能得到很多自信心。”可以说，布莱尔在读公学期间开辟了使自己乐在其中的空间，而不象其他某些政治家和公众形象那样，如温斯顿·丘吉尔、内维尔·张伯伦和查尔斯王子，这些人都读过寄宿学校，但他们的经历几乎没有什么乐趣。总的来说，虽然费蒂斯公学不很令布莱尔满意，但是他的自信心、作风和自我约束力与费蒂斯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节 牛津大学的社会主义者
牛津大学，这所世界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以盛产英国首相而著称，布莱尔是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第30位英国首相。布莱尔后来的政治生涯不能说与牛津没有关系，在这里，他学到了他赖以谋生和借以从政的法律知识，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信念，培养出了做为一个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
布莱尔在经过了一年的“社会实践”后，于1972年考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律。在这里，他为自己树立了两种形象：无拘无束的“小流氓”和认真探索政治、哲学和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者。
在70年代早期，就是布莱尔上大学的那个年代，大学中流行着一种风气，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怪里怪气。有人把这称做是一种灾难，对那些后来要成为名人的人，那时不是上大学的好时候。本来就有叛逆性格的布莱尔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那股风中。他的头发几乎快垂到了肩上。他父亲回忆说，他第一次去牛津找他——只是偶然地去那里——时，遇见了一个长发大学生，衬衣裂开着露出肚脐，一个大陶瓷十字架套在脖子上，一件黑色人造皮长大衣配着红衬里。“我惊异这到底是谁。然而他却喊到‘喂！爸爸！’”。
在第二学年，托尼·布莱尔就成了一个叫作“丑陋的流言”的摇滚乐队中的主要歌手。他在乐队中的表现具有戏剧性。乐队中的低音吉它演奏手马克·艾伦把布莱尔在演出时的特征形象地描述为：
“从顶读到底，配着整齐刘海的长发——看来有点中世纪的味道；一件只能说是箍在脖子上的、带喇叭袖子的梯恤衫，裸露出一块大面积波纹状的躯干；此外，还穿一双带古巴式女高跟的牛仔靴。这是个活灵活现的出身显贵的流氓的形象。”
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布莱尔选择了读法律，尽管他本人想读历史。法律是个学起来很乏味的专业，因为它涉及大量死记硬背的东西，一点也不能为智慧自由奔放提供机会。他选择了圣约翰学院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这是一个清一色的男子学院，一个相当麻木和保守的地方。而他哥哥所去的白利欧德学院却是更进步、更激进的学院之一。布莱尔在学院里肯定是惹人注目的。他的一个同时代人大卫·查特说：“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干破坏性的事情。他是活泼可爱的。”尽管蓄着长发，穿着令人难以容忍的衣服，但他仍然是一个谨慎的反叛者。他喜欢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不去冒犯别人。
布莱尔参加了圣约翰学院的射箭俱乐部。其实该俱乐部和射箭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个聚餐俱乐部，不过却是牛津最古老的聚餐俱乐部。它的主要职能是召集聚会，特别是在夏季。有时会员们哼着小调绕圣约翰的公园走。这只不过一种淘气行为。会员们有时还都戴着硬草帽、穿着夹克衫。会员都是男性，妇女只是在“女士日”时被允许作为客人参加活动。
在第一学年中，布莱尔常常同苏意·帕森斯小姐一起出去玩。帕森斯小姐被认为是牛津最美的女孩之一，她与布莱尔的朋友安吉·亨特一起在圣克莱尔学院读书。据布莱尔的一个朋友讲，他在牛津期间还有几个女朋友，而且常常被更多人的追求。
不过布莱尔是相当敏感的年轻人，他从来不与性问题沾边，他还决心戒绝“毒品”，在摇滚乐中严肃起来。他在“丑陋的流言”乐队中表现突出，他有副真正的好嗓子，非常高而有力，特别是他知道所有的歌词。更令乐队中其他人佩服的是，他有着高超的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有一次演出中，鼓突然出了毛病，节奏乱了起来，队员们都有些惊慌失措，呆住了；观众们不知怎么回事，焦急地望着队员们，队员们也望着观众。恰好这时，布莱尔站了出来，巧妙地处理了这种窘况。他抓过麦克风对观众说：“我们是‘丑陋的流言’，希望你们过得愉快。我们现在是在××地演出，由一个爵士联盟和一个弦乐四重奏队资助。欢迎你们来！你们过得愉快么？我在台上听不见你们说什么。你们在基督圣体节过得好吗？”他几乎把所有搪塞的话都用上了，队员们为他能把所有这些废话聚到一起而感到惊呀。他们趁机在后台忙来忙去，将鼓修好。
应付类似这样的场面几乎成了布莱尔的专利。在后台对付诘难者；在前台打发那些带着贝雷帽的学生歌迷们；与那些如潮水般拥在台下的穿着印花服装的姑娘们周旋，而这些姑娘95％都叫阿曼达（布莱尔最近的一个女朋友就叫阿曼达）。乐队的人都认为，这个小伙子是真正有幽默感、迷人、有魅力的。一个叫艾伦的乐队队员回忆说：“我能记得，他站在后排，拿着我的低音吉它……我看着他，想到：‘我们这里有一个不平凡的少年爱神领衔歌手。这家伙将去向何方？’”
除了参加摇滚乐演出外，布莱尔还参加演一些滑稽时事讽刺喜剧和小品。为了演出这些剧，他还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这些剧都创作于30年代，剧中的角色都不是留长发，所以他要把头发剪短才行，而他又不愿意那样做，最后达成妥协，他在登台时必须把头发扣在帽子底下。
在牛津，托尼·布莱尔的另一面却不大为其他摇滚乐队成员和那些歌迷所了解，这就是他对道德与宗教问题的探索。与在费蒂斯公学时不同，他虽然还是个反叛者，但已不是表现为对一切都发出疑问，而是要探寻出一条反传统的路来。除了演出外，布莱尔的绝大多数业余时间都是在学院外度过的，主要是在酒吧和其他学院的聚会中。他参加了许多社会团体，而且在其中努力工作。他读了大量的书，而且对法律系学生来说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他对政治思想非常感兴趣，读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从里查德·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到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与圣约翰学院的少数对政治和宗教感兴趣的人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个非正式的志同道合者的小集团却是以一个澳大利亚的成年学生为核心的，他叫彼得·汤姆森。布莱尔说他是“迷惑人的”和“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布莱尔是通过另一个正在读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澳大利亚人杰弗·盖洛普结识汤姆森的。布莱尔与盖洛普一起在一个叫“圣约翰演员”的团体中编写并制作小品，在第二学年开始时，布莱尔制作了一个小品，盖洛普在里面扮演一个澳大利亚乡下佬。后来，盖洛普介绍布莱尔与汤姆森相识。汤姆森那时36岁，正在圣约翰读神学，是澳大利亚一个圣公会教堂的牧师。
这个“非常紧密的朋友团体”的引力中心就是汤姆森的“巨大热情”以及咖啡和香烟。这个团体中的学生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指点江山，即将他们的理论观点武断地发表出来。一般一周聚会两到三次，汤姆森圈子中的各种人物都将到场，通常是在他的房间里，高淡阔论一直到深夜。这个小团体中的人有杰弗·盖洛普、马克·佩里、大卫·加德纳（后来是《金融时报》住布鲁塞尔的通讯员）、奥拉亚·奥突纳（乌干达难民，后来在1984－85年当过乌干达外交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和安卧尔·维拉尼（印度研究生）。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对英国传统教育制度不满，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口头革命派，只不过是在摇滚乐和射箭俱乐部中造反而已。
团体中的盖洛普和汤姆森两人是很“政治化”的人。盖洛普是“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成员，是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自己说他是“左翼的非常活跃的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路线”；汤姆森是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加德纳说：“我认为我恰好属于工党左翼”；马克·佩里对政治和宗教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反成规的自由左翼分子”。汤姆森的神学是广泛的、反传统的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只有奥突纳是英国低教会派的基督徒。在来到牛津时，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是有名无实的，他的政治立场也未形成。卷入汤姆森圈子的讨论使他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汤姆森他们经常反复讨论的有三个内容很宽泛的题目：神学与政治的关系；改革或革命；社会的概念。这最后一个论题引发于汤姆森对一个苏格兰哲学家的推崇，他叫约翰·麦克马瑞，汤姆森在神学院时读过他的作品，他对布莱尔的思想形成也影响很大。布莱尔说过：“如果你要真正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你必须看一看一个叫约翰·麦克马瑞的人，全在那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尔的社会观念直接源出于麦克马瑞。麦克马瑞被认为是30年代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家之一，曾在伦敦大学当哲学教授。由于他的语言清晰，很受大众的喜爱，经常定期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上发表讲话。但是当他移居到爱丁堡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到二战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
汤姆森对麦克马瑞非常推崇，认为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汤姆森说：“他探讨共同体这个概念。他曾说，人类存在最崇高的境界是友谊。应该用它来取代那种‘如果你为我做这，我将为你做那’的交易关系的观念。我们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共同体意识，在那里，人们为相互的福利而承担义务。”
麦克马瑞把他的哲学目标定为向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挑战。现代哲学认为人首先是个体的，然后他或她才选择如何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建立关系。麦克马瑞坚持人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实际上，他的“以他人为中心”的观念不是对现代哲学的挑战，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个人应当是自由的，可以做任何他想干的事，只要他们不伤害他人。麦克马瑞认为，这种观点是从一个不真实的假设出发，因为它假定人们存在于真空之中，而且只有在他们选择这样做时才会侵害他人的利益。
麦克马瑞认为，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人的个性是通过他们在家庭和共同体中的关系而形成的。布莱尔在1993年发挥了麦克马瑞的这个观点，他说：“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并不失去我们的个性；通过那些关系，我们至少部分地获得我们的个性。”在麦克马瑞的观念中，哲学应该以作为社会缩影的家庭为起点。
麦克马瑞的哲学正好把亚当·斯密的“社会与自爱是一致”的观点颠倒了过来。斯密认为，如果我们追求我们的自我利益，我们会使共同体受益。而麦克马瑞则认为，通过追求共同体利益，我们会使共同体中的个人受益，包括我们自己。
实际上，麦克马瑞的学说并不是最早向西方的传统自由主义挑战的哲学。本世纪的一批英国伦理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如T.H.格林和L.T.霍布豪斯，也相信利他主义是自我利益的最高形式。霍布豪斯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男人和女人的特征应该这样形成——他们象为自己那样来为他人认真而勤奋地工作。
麦克马瑞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把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批判联系起来。这种自由主义后来实际上为保守党人所继承。所以确切地说，麦克马瑞的哲学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保守党人的批判的结合物。这种哲学构成了后来布莱尔的与众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布莱尔说：“自从我读过麦克马瑞的书之后，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书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我同意他是有影响的，甚至是非常有影响的。这种影响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一般概念上。”麦克马瑞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哲学使布莱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定下形来。布莱尔认为，麦克马瑞的哲学“对我似乎是人类状况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在基督教哲学理论和中左政治之间似乎存在一致性。在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但它们一直对我有影响。它们是使人成型的影响。”
麦克马瑞在30年代时曾研究并翻译过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他写道：“社会越多地接近于家庭模式，就越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实现，或者象马克思所说的，就越接近一个‘直正的人类社会’。然而，在被早期马克思影响时，麦克马瑞却拒绝马克思晚期的思想，特别是有关攻击宗教的论述。
麦克马瑞在宗教上造诣很深，尽管他直到很晚才正式加入教会。他的普遍共同体的幻想从根本上说是宗教性的。到了他的晚年，他更强调宗教在改造世界上的作用，而认为政治不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但是他的这种思想没有对布莱尔产生影响。
汤姆森牛津小圈子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象关心自己那样关心他人利益的社会。然而在如何建立这样的社会问题上，他们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经常辩论的问题是“如何把共同的理想变成现实？”盖洛普和加德纳主张用政治革命，汤姆森则争辩要用精神更新。当时布莱尔的观点并不明朗，汤姆森总想争取到布莱尔的支持，他劝布莱尔去教堂参加活动。他说他最初遇见布莱尔时，他不是一个直正的基督徒。
关于布莱尔早年是否信教的问题，说法不一。他父亲从来未信过教，他母亲是不是教徒无从考证。他的小学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说布莱尔是个笃实的教徒，但在费蒂斯的一个同代人却说布莱尔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宗教，宗教是“你同他联系的最后一件事”。在爱丁堡时，布莱尔曾在贫民区参加学校的“校外服务”，管理这项工作的学校牧师罗纳德·塞尔比·赖持说：“托尼对宗教并不真感兴趣。”布莱尔自己则说：“我曾一直信上帝，但我变得有点脱离它了。我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彼得（汤姆森）把它看成是有关政治的，而不是神学的。宗教变得更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开始在更多的社会内容上看它。”
在牛津，布莱尔在第二学年底时开始去学院的小教堂，而且是国教教堂。他准备让圣约翰的助理牧师格雷厄姆·道给他行坚信礼。当时道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布莱尔来自一个对社会活动感兴趣的团体，而不是更普通的英国低级教派的团体，或者安分守已的知识分子团体。他还认为布莱尔正在寻求某种有活力的东西，以便去改变社会，并且给人一种是已经发现某种让人激动而又新鲜的东西的大人物的印象。布莱尔虽然不反对道的一些神学观点，但是更对实际改变社会感兴趣。对布莱尔来说，社会主义似乎已成了第一位的东西，不过他把社会主义同基督教联系起来了。道至今仍保存着布莱尔借给他的书，如《什么样的革命？》，《一个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的对话》。
布莱尔一直保持着宗教信仰，不过这很少为人知晓。在牛津时，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无神论者马克·佩里，虽然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但不知道他行过坚信礼。在1991年12月访问纽约时，高登·布朗的顾问杰弗·穆尔根对一件事感到很惊呀，就是在一个又累又困的星期六夜晚后，布莱尔在刚黎明时就起来去找教堂。1992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后，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才变得明朗起来。
在牛津期间，布莱尔的政治抱负已开始形成。他开始同别人讨论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奥拉亚·奥突纳说，对这一点“他非常上心。那肯定是他认真讨论的一种选择之一。”布莱尔开始考虑将来，并形成了他要做某种事情的观念，这种事情明显地与他的伦理目标，即利他主义有关，而不是一般的生涯。
然而，布莱尔在形成他的政治抱负时，还没有明确的通过现存政党来实现抱负的观念。虽然圣约翰的政治组织都是左翼的，但绝大多数人既不对工党感兴趣，也不对学生政治帮派感兴趣。人们认为学生政治是现存政治中最有害的一种。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影响较大，在左翼新思想中占支配地位。正如彼得·汤姆森说，“我们都真的对马克思感兴趣。”然而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答案。盖洛普所参加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宗派主义的“正确”路线“把我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没有办法去走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少数人的行动路线。那一定是不能联系人民的某种东西。”
当时，英国政党政治的背景是，两大党一致的政策，即“共识政治”已开始失去效力，无论是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还是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政府都找不出解决英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办法来。1970年2月在保守党上台前，希思领导的影子内阁曾在塞尔斯顿饭店集会，做出了要搞自由经济政策的决策，似乎给人一种找到了新办法的印象。可是在希思上台后，迫于国内各种危机的压力，又放弃了既定的方针。然而，危机不但未消除，反而愈演愈烈。1973年的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几乎成4倍地上涨，与此同时国内煤矿工人罢工不断，为了维持能源供应，希思宣布“三天工作周”。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希思政府在1994年2月的大选中下台。然而工党虽然赢了大选，但得票率和获议席数都明显下降，两大党失去的选票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夺了去，两大党都给人一种走向衰落的印象。1 可是工党并未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它仍然在旧思想的束缚下，在欧洲许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已放弃传统的政策后，工党还要在英国推行国有化。
在英国，要想从政，你就必须参加某一个大党，否则将一事无成。可是直到1975年离开大学前，布莱尔还未做出对政党选择的决定。就他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言，保守党和自由党是不可能被考虑的。当时他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很感兴趣并试图对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是从未深入过，而且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又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可是，在被问到是否打算加入工党时，他的回答是：“噢，不，那会被认为是可怕的右翼。”
象他的宗教信仰一样，布莱尔的社会主义倾向对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也是隐蔽起来的。在他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特别是工党的政治家出现时，很多他的同代人都感到惊呀。布莱尔在牛津时虽然已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但还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在1974年的两次两大党势均力敌的竞选中，他都没有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在工党获得了胜利的两次大选时，他还不是它的成员。在牛津，他没有在大学“工党俱乐部”里做任何事情。他所参加的政治活动都微不足道。在第一学年，他参加了在公共场所的占座抗议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大学一级的学生联合会不被降为学院一级的联合会。在后几个学年，他参加了两次反对“民族前线”（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示威游行，该组织曾在牛津市政大厅组织多次会议。他还被一个女朋友硬拉去牛津学生联合会的辩论社看麦克尔·赫塞尔廷（现保守党副领袖，党内左翼首领）发表演讲。当时赫塞尔廷正在他的上升时期，刚刚在保守党年会上出了风头。他给布莱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演讲并没有使布莱尔感动。
1974年夏，布莱尔第二学年结束时，盖洛普和汤姆森离开牛津回到了澳大利亚。在他俩走之前，刚刚考完试之后，他们3人一同去苏格兰进行了一次旅行。同行的还有从澳大利亚赶来的汤姆森的妻子海伦，以及盖洛普的女朋友。他们全都挤进一辆租来的汽车里，驶向爱丁堡。他们经过了3年前布莱尔离开的学校，然而布莱尔对母校并没有多少热情。倒是汤姆森对爱丁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约翰·麦克马瑞的住处。鉴于麦克马瑞已84岁高龄，大概身体相当虚弱，他们决定汤姆森一人走进去见他。这位自信而健谈、信仰麦克马瑞15年之久的澳大利亚人被这位老者震慑住了，在他面前有些结舌。他说：“这个矮老头神志十分清楚，是个严厉的不吸毒者。”一年后，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去逝了。
这次旅行后，汤姆森回到了澳大利亚，继续在学校当牧师。他几乎不知道他曾帮助一位潜在的国家领导人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当然他同布莱尔仍保持着联系，布莱尔每次去澳大利亚都要去看他。1990年，就在布莱尔与高登·布朗一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俩又见了一面。汤姆森说，他“自从离开牛津后，思想状态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实质性的东西未变。他已深化他原有观念的政治方面的理解。如果他能使人民和他在一起，他能做伟大的工作。”汤姆森于1993年，57岁时退休，然后去了东北维多利亚的山区经营牧场，“照看我的不断增多的牛。”
在汤姆森离开英国的同时，杰弗·盖洛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1986年他当上了西部澳大利亚的州议员，并成为澳在利亚工党一个右翼派别的成员。
在牛津的最后一年，布莱尔与马克·佩里同3个女大学生同住一套房子里。佩里称这所房子是“相当潮湿、极其肮脏、非常寒冷的房子”。布莱尔在牛津的学术生涯总起来说是相当不连贯的。圣约翰学院的院长里查德·萨森先生（一位杰出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在“院长收藏”（一种由院长写的年终报告）中对布莱尔这样描写道：
“1973年早期：组织性很好。有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做的倾向。但对很多事情有强烈兴趣。
1973年6月：很乐意做组织工作，但不很令人满意。
1974年2月：似乎异常幸福。
1974年12月：有真正理解专业原则的迹象。
1975年3月：透过他的一些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还不够严谨。”1
布莱尔于1975年6月从牛津毕业。据他的律师办公室的领导亚历山大·欧文说，他没有能取得第一级成绩，因为他根本没有尽力。而马克·佩里却认为这个成绩对布莱尔来说是公平的。他认为布莱尔取得了好的第二级。
在布莱尔离开牛津时，他肯定是左翼分子，并已准备把不受欢迎、正在衰落中的工党作为他政治兴趣的载体。他的信仰虽然还正在形成过程中，但已经可以把他描述为伦理社会主义者。约翰·麦克马瑞对他有支配性的影响。他还读了一些其他伦理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
很多人的政治思想是通过他们父母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这种情况不适合于布莱尔。布莱尔的小学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说：“父亲对此还相当执著，说：‘噢，他不久将改掉他的信念。’但是他没有。”布莱尔的基本信仰从他20岁后就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世俗保守党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儿子。
布莱尔毕业两周后，他的母亲死于喉癌，年仅52岁。如果说布莱尔的社会主义倾向还受了一点家庭影响的话，那就是母亲的善良和对社会的关心。在他年轻时，没有太多地去看他的父亲，但他母亲总在他的心目中，他们俩很亲密。彼得·汤姆森曾在德汉姆与布莱尔家一起住过，他说；“完全明显地，她给托尼打点行装，而托尼敬慕她。她还有非常深的社会意识，并且我认为托尼已变成她要他做的那种类型的人。”母亲的去逝对布莱尔刺激很大，这不仅在于他对母亲的死感到悲伤，还在于人必然要死的这一点使他突然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你要干成某件事，就必须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很多人在离开大学的时候，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布莱尔也是这样。他进入了律师界，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开业律师培训，然而这只是由于法律以外的其他领域对他缺乏强烈的吸引力，并不是出于别的更有意义的动机。当一名开业律师（他再次继他哥哥的后尘），而不是一般的初级律师，对布莱尔来说可以使自己有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的通俗歌星的日子结束了，于是他把法律当成了使自己出头露面的基地，而不是一种事业。当然客观上，开业律师的劝导性公开讲话技巧是从政的很好的基础训练。事实上，议会下院议员中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中有更多的律师。
对布莱尔进入律师界的动机有不同的说法。他自己说，在牛津时，他还没有进入议会的想法。可是杰弗·盖洛普却说，在布莱尔的第二学年，“他开始把政治看成他的将来，他开始做好从政的准备。”马克·佩里也说，当他同布莱尔一起迁到伦敦时，政治肯定在他头脑中成了他的职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