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党的律师

    在英国，许多政治家的成长道路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当律师—加入某一个大党—当下院议员—进入内阁或影子内阁。布莱尔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走下来的，律师生涯是他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布莱尔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加入了工党，这一举动使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感到惊异。有人认为布莱尔是个没有根的政治家，其实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天外来客，一夜过后突然坐在了工党领袖的宝座上。他入党的年月正是工党内争不已，工党政府危机四伏的时期。1975年，在英国是否留在欧共体内的问题上，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严重激化，不久布莱尔就加入了工党。70年代后几年，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对外它同以国际货币基金为形式的全球资本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对内同工会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致于发生1978底至1979年初的罢工浪潮，促使工党政府下台。而正是在这种工党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布莱尔却成为党内积极的、有野心的成员。1980年，布莱尔开始寻求议员席位，而此时，工党内部正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危机。由此可以看出，布莱尔在党内没有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不是没有根，而是正年轻。他周围的年岁较大的政治家都打上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印记。他的政治方向仍然是在80年代初左派革命的最激烈的红色热流中塑造出来的。布莱尔在他被选为领袖后说：“就我的阶级背景来说，如果我要做的全部事情是行使权力的话，我应该加入别的党。”

    布莱尔入党时，使工党分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欧洲问题。当1975年6月5日全民公决投票时，他还在牛津。他投票赞成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这与国家67％的人和哈罗德·威尔逊内阁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致，但却和工党内大多数人相抵触。工党左派领袖托尼·本曾提议进行全民公决，后来工党失去政权、党内左翼控制了党的领导权时，他又许诺工党再上台后要使英国脱离欧共体。在这个英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上，布莱尔个人的信念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在党中央的政策摆向反对欧洲时，他在公场合不得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布莱尔来伦敦后的最初几年住在伦敦西部厄尔斯宅第的一个地下室中，同大学时的朋友及律师伙伴马克·佩里在一起，那是只有学生才肯住的地方。此处属于切尔西选区的瑞德克莱夫分选区。切尔西选区的席位是保守党人尼古拉斯·司各脱的安全席位，其临近的芬奇利选区属于保守党的新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2月份的领袖选举中被党内现代派推上领袖宝座，并着手进行对保守党的改革。而此时的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于第二年辞职让位于詹姆斯·卡拉汉）正被缠身于在工业部的与托尼·本的持久战式的斗争中。同时，工党仍然梦想实现“使财富和权力向有利于工人及其家庭”的不可逆转的转移。工党在竞选宣言中做了上述许诺，而且还要通过已不可能实现的国有化和“计划契约”纲领来实现这个目标。工党及工党政府都忽视了来自于撒切尔夫人的威胁，这位保守党的新领袖正在探寻使保守党和英国兴旺起来的道路，她要求保守党人“相信自由和自由市场，有限的政府和强大的国防”。

    切尔西选区工党的瑞德克莱夫支部已死气沉沉。当布莱尔来这里时，正是该支部两名资格最老的党员决定努力使之振兴的时候。这两人是桑迪·普林格尔和提姆·鲍尔顿，他们后来分别是切尔西工党的主席和市议员。那时，他们写信给分选区的全体党员，要求他们出席在普林格尔家举行的会议。

    布莱尔是到会的20人之一。普林格尔说他“想到有这些年轻人在周围很受鼓舞”。在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普林格尔成了支部主席，布莱尔成了书记。支部书记是党的选区总委员会的自动成员，总委员会是选区范围所有党组织中最重要的机构，它负责挑选下院议员候选人。这样一来，布莱尔就有机会熟悉工党内部的运行机制，这对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普林格尔发现布莱尔“非常聪明和有魅力”，是个“十分能干”的书记。他们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普林格尔认为布莱尔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他的政治立场象老的左派或论坛派（有别于新的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党左派）。普林格尔说：“在他对待成规的态度中，他有明确的激进观点，并且对成规有强烈的不敬。”

    在加入工党的大约同一时间，布莱尔还加入了工党律师协会，这是一个建于1949年，已成为工党集体党员的组织。在协会成员名单中，布莱尔的身份是“法律学生”。布莱尔于1975年9月开始学习为期一年的法律课程。

    为了实习当开业律师，通过律师考试，学生们必须在一系列事务所中取得“学徒”的资格。事务所实际上就是一群开业律师合用一间办公室。在那时，事务所不给学徒们付薪水，所以伦敦律师协会（拥有律师资格授予权）给他们提供奖学金。正是为了争取奖学金，布莱尔邂逅后来成了他夫人的切丽·布斯小姐。获得奖学金后，布莱尔和布斯小姐都在亚历山大·欧文的事务所中当学徒。欧文17岁时在哥拉斯哥大学加入工党，并是约翰·史密斯的朋友。史密斯是他的法律学生伙伴。1970年，欧文在北亨顿选区（伦敦郊区）竞选议员席位，没有成功；而史密斯却于同年首次在北拉纳克郡选区（苏格兰中南部）当选为议员，占有工党的安全席位。当布莱尔开始在欧文的事务所工作时，史密斯在工党政府内是个刚升起的新星。所以与欧文的接触将对布莱尔的生涯产生重要影响。

    实习结束后，布莱尔就留在了欧文的事务所中当开业律师。欧文说布莱尔是个很好的律师，是杰出的，在处理案件时很善于切到点子上，拥有运用英语语言的杰出技巧。与他的夫人布斯一样，布莱尔善长就业法，尽管在英国能挣大钱的是搞商业法。不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实际上基本是个极其能干的商业法律师。”

    干开业律师这一行是很辛苦的。布莱尔说：“当我是个开业律师的时候，我是只云雀，我有时早6点就开始在事务所里工作，处理案件。”虽然布莱尔处理的绝大多数案件是商业上的，但他却获得了就业法专家的名声，并且为许多工会做代理人。这为他将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就业法不久就成了政治上的战场，而且与工会建立密切关系是相当有益的。欧文的事务所还做工党的代理人，这样布莱尔也就成了工党的律师，尽管他第一次帮助工党打官司时已不在这个事务所了。

    布莱尔在处理瑞格·普任提斯的案子中为捍卫工党的利益尽了自己的努力。普任提斯曾是工党政府教育大臣，后又任海外发展国务大臣，是东北纽汉姆选区的议员。他起初属工党左派，后来逐渐变成右翼分子，号召建立一个“民族统一的政府”。1975年6月，他被他所在的选区工党取消了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选区工党总委员会以29对9票通过了取消他在下次大选中当本选区工党候选人的决定。然而在执行这个决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促使工党内许多人支持左派提出的要定期对全部工党议员进行强制性重选的主张。在1979年后的“左派革命”中，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取得胜利。从推进党内民主的角度说，布莱尔赞成这种主张，但是他不赞成左派为净化意识形态而提出的其他主张。普任提斯的两个支持者——两名学生——向法院起诉选区工党的官员，可是正在他们两人在法庭中极力为他辩护并有可能获胜时，普任提斯却叛向保守党，使他们的努力变成徒劳。

    普任提斯的叛变行为为工党左派向右派发起进攻提供了有力武器，定期重选议员1 的倡导者科瑞斯·穆林说：“罗伊·詹金斯和雪莉·威廉斯及所有其余他们的人都赞扬他，并发表讲话说普任提斯是个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他却转过头来说，‘我实际上是个保守党人，我甚至不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是一个温和分子，我是个保守主义者。’这表明他的支持者是多么愚蠢。”

    涉足处理这个案件对布莱尔唯一的帮助是使他确信工党需要改革党内民主机制。在这段时间，布莱尔的政治野心还不是很明显的。在切尔西工党呆了一年多后，他和马克·佩里跳了槽。开始他们打算转移到有强大的工党组织的某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搬到了一个保守党占优势的选区——玛丽里本，他新近的女友切丽·布斯刚好在这里。布莱尔在玛丽里本的工党组织中不积极，虽然切丽·布斯是积极分子。布莱尔住在圣埃德蒙巷分选区，布斯住在邻近的劳兹－汉米尔顿巷分选区。她是玛丽里本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成员。

    1979年，布莱尔又搬到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方，住在一位也是当律师的朋友家里。他叫查尔斯·法尔科内尔。他们最初是在苏格兰的费蒂斯学校里相识的，法尔科内尔说他们那时相处的不好，因为他们是“情敌”，法尔科内尔与布莱尔的女友阿曼达·麦肯西－斯道特好上了。1976年底，他们在伦敦又相遇了，他们都是开业律师并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不过不是同一间办公室。法尔科内尔于1991年39岁时成了一名皇家法律顾问。

    在法尔科内尔家居住这段时间，布莱尔开始迷上了了政治，写了他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这是一篇笔调刚键、清晰的作品；思想倾向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内容是有关移民服务的随意权力问题。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18号的《旁观者》上。

    在随后的两年间，布莱尔用“安东尼·布莱尔”这个署名为左翼的《新政治家》杂志撰写了8篇文章，此外又为《旁观者》写了一篇。在德汉姆考瑞斯特

    学校时，人们习惯称他“托尼”，在费蒂斯偶尔有人叫他“安东尼”。在1982年的补缺选举和1983年的大选中，他用了“托尼”这个名字。从那以后，“托尼”就被人沿用下来。

    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就业方面的。这些文章给他挣来了45镑的稿费，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布莱尔对罢工行为持支持的态度。他主张对法律许可的中等规模罢工的定义应该更宽泛一些。在一个案子中，他支持钢业工会，呼吁私营企业中的钢铁工人站出来参加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公有企业中的同志。在这个案子中，布莱尔为钢业工会做了代理人，作为回报，在1994年工党领袖竞选时，该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个提名布莱尔为工党领袖候选人，并号召它的会员投布莱尔的票。

    在搬到法尔科内尔家的同时，布莱尔就把党组织关系迁到了白特西工党的法尔费尔德支部，法尔科内尔已经是该支部的成员。这一年，工党在大选中惨败。大选后不久，法尔科内尔与布莱尔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工党白特西选区的新当选议员阿尔夫·达波斯报告了议会内工党人士们的低落情绪。很多人认为卡拉汉是相当不孚众望的，在基层党员的心目中，他是位诸如出售紧俏商品的商人之类的人。达波斯认为，工党在某些方面的失败是惨重的，但不是所有的方面。大选过后，几乎所有的新议员都去看望了党的领袖卡拉汉，达波斯说，卡拉汉显得很沮丧，对一切都感到厌倦。这些新议员觉着卡拉汉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布莱尔在工党内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正是哈罗德·威尔逊和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在70年代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所以对当时的党内斗争状况印象极深。他认为那时，实用主义的工党右翼步步退却，已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工党政府确实是不孚重望。1994年领袖竞选期间，他批评这届工党政府道：“实际上，在两个主要政党之一指导下的政府已变得太集权、太官僚和太不关心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公民授予它多大的权力，都不能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卡拉汉从威尔逊手中继承了一个软弱的、没有方向的政府，它过去没有、后来也没有多少朋友。尽管经济危机已经减缓，丹尼斯·希利在1976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争取到了一笔货款，通货膨胀开始下降，人们生活水平在上升，但政治危机却变得越来越尖锐。工会曾与工党订下“社会契约”，在工党执政期间，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互相谅解。然而，事态的发展令人失望。在工党政府遇到困难时，工会不能顾全大局，过份追逐局部利益，破坏了受欢迎的“社会契约”。在工会掀起的罢工浪潮中，不仅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垮掉了，而且工党内部的团结也受到严重破坏。在那期间，以右翼为主的工党政府和议会党团与以左翼为主的议会外党组织形成尖锐的对立，分歧越来越大。有人称这是“党”与“政府”的对立，因为在许多人的词语中，“工党”只是指议会外的党组织。左翼对工党政府感到非常失望。那时，布莱尔是站在议会外党组织即“党”这一边的。

    在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布莱尔会在15年后成为工党的领袖。法尔科内尔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那是相当令人惊奇的”。不过他承认那时布莱尔已具有了某种果断、自律、有点让人着迷的品质。这些品质是成为一个政党领袖所应具备的。

    §§§第二节 党内的中间派

    1979年大选失败后，工党走上极左的道路，左派不仅控制了党的领导权，而且还推行极左的路线。有的学者将这一阶段工党的变化称作“本的革命时期”，意即托尼·本的思想主张在党内占居了统治地位，尽管他本人并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这一时期正是托尼·布莱尔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酝酿、形成的时期。

    1980年，布莱尔26岁，这一年对布莱尔来说有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是他与切丽·布斯结了婚，另一件是他们夫妇俩都开始寻求进入议会。头一件事意义更大。抛开生活上的意义不说，从政治事业来讲，一方面，切丽一家都是工党人士，对他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切丽一直是布莱尔的并肩战友；另一方面，婚后他们迁到了工人阶级较集中的伦敦东北部的海克尼区，更便于了解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党内部存在的问题。为了便于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将组织关系转到了南海克尼选区工党的女王桥支部。他们是当时英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涌入城市中心，而传统的工人阶级则分散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地区。这时期，工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威尔逊—卡拉汉时期的失败使很多工党的新党员感到困惑、迷惘，对工党的前途丧失信心；一些人的思想受工党外的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冲击；还有一些人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工党内传统的势力又显得相对软弱，对这些外来的冲击抵制不利。托尼·布莱尔看清了这种形势，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不再是工党的阶级基础，现在党内缺少的是那种能起到沟通新旧党内力量的桥梁作用的人，而他正是这种人。于是他开始构建他自己的改造工党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党员队伍，广泛吸纳新党员。他任领袖后正是这样做的。

    布莱尔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在改革工党方面，他始终站在最前沿。在金诺克就任工党领袖之前，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就与当上了领袖后的金诺克相近。他是“一人一票制” 的积极倡导者，把它看成是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措施。但那时，左派的一些主张，如单方面核裁军、英国退出欧共体、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还是赞成的。

    自1980年起，布莱尔的思想变化轨迹是与工党政策演变的轨迹相一致的，只不过他总是比别人快一个节拍。这并不能表明布莱尔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不说明他的信念有了动摇，因为没有一个工党政治家以及其他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能保持10年不变。

    在海克尼时期，布莱尔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党的政治活动中。正是在这里，他开始行动以实现他进入议会的志向。在这里，他还与不少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后来使他受益匪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布莱尔在工党汹涌的政治斗争漩涡中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是伴随着工党全党性的危机而成熟起来的。

    布莱尔和切丽于1980年9月6日第一次作为女王桥支部的成员参加了海克尼工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一人一票制”的讨论。当时，在改革党的领袖选举制度上，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两种观点都被提交给这次会议进行讨论，以便为来年1月份在温布里举行的党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布莱尔和切丽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党的领袖选举不应仅仅局限于议会党团，而应由工党全体党员参加，每人都有一票的权利。另一个议案是由支持托尼·本的左派分子提出的，主张党的领袖应由议员、选区工党和工会三方组成的选举团来选出，三方拥有选票比例是30％、30％和40％，按照这个方案，工会在领袖选举中占有有利地位，工会的领导人握有很大的权力。

    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虽然双方互相都没有什么恶意，但很难用某一个词来形容争论的激烈程度。双方的议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想打破议会党团对领袖选举的垄断权，试图扩大议员以外工党成员的选举权。但是本派分子不愿把这种权力直接赋予每一位党员，而是要把它交给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代表和工会领袖。“一人一票制”当时被视为危险的右倾观点，它得到了正准备分裂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的“四人帮”的支持，而且自由党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见，布莱尔夫妇当时提出这种建议是有一定风险的。布莱尔夫妇的提案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本派分子及支持者占了上风。这与当时整个工党内的斗争形势是相符合的。在1981年1月24日温布利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上，上述本派分子的方案被正式通过，并一直被使用到1993年。约翰·史密斯使“一人一票制”得以实行，但是选举团制并未废除，只是在选举团各个部分内每一个成员享有一票的权力。实际上每一个党员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几百名工党议员与几十万个人党员和几百万集体党员享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力。而且有些人可以投几次票，比如：一个议员既能在议会党团投票；又能在选区工党投票；如果他是工会会员，又可以在工会投票；如果他是费边社成员，又可以投一次票；最多的，一个人可以投七、八次票。在1993年，史密斯还实现了将选举团的构成改为三部分各占1/3，工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

    1981年工党领袖选举制度的改革是以党内左右翼的斗争形势为背景的，选举团制有利于左派推举出代表左派利益的领袖来，因为当时大工会和多数选区工党都走向左倾，而议会党团则为右派所把持。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为它以后争夺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左派的胜利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在温布利会议后不久，党内右派“四人帮”就发表了石灰屋宣言，宣布脱离工党另建新党，并且还呼吁各界人士的支持。可是左派对右派的分裂的反映是，这只是党在前进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党的力量减弱只是暂时的。左派不仅未收敛自己向左滑行的行为，反而继续向右派夺权。“四人帮”分裂出去后，党内右翼的代表是副领袖丹尼斯·希利，而左派正努力使托尼·本取代希利的职位。不过左派没有成功，本只以差1％的选票而败北。金诺克及其支持者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投了弃权票。金诺克实际上也是个左派，但这次他却没有支持本，他的态度转变在工党历史上是个转折点，表明左派的攻势已被遏制住。在这次斗争中，布莱尔的立场与金诺克很相近，在第一轮投票中也投了弃权票，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则投了希利的票。

    其实，左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实质上只不过是各种反对右派力量的联盟。托尼·本曾一度是这个联盟的头子。可是在本竞争副领袖职位前，这个左派联盟已经开始瓦解。首先是具有很强实力的金诺克从联盟分离出来，另组成一个温和左派，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左派联盟。这批温和左派的中心人物就是布莱尔的海克尼工党各支部的那帮朋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艾伦·哈卧斯，他的妻子玛姬·雷曾是切丽的同房女友，在切丽结婚之前，她俩一直住在一起。哈卧斯自称是个非共产主义者，他对当时控制着伦敦工党左派的托洛茨基集团非常反感。在认识布莱尔时，他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左派反对者，后来他成了布莱尔的得力干将，在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任议会工党的书记。就象安吉·享特、彼得·汤姆森、高登·布朗一样，他也是布莱尔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的但却彼此十分信任、忠诚的朋友。

    背弃托尼·本的不仅是金诺克，由托尼·本一手建立起来、以动员左派力量并确保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宗旨的“工党协调委员会”在1981年这个关键时刻也背叛了本，投入了本的敌对阵营。工党协调委员会建于1978年，曾一度与英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后来它看到极左没有出路，开始向右转，聚到了党的领袖富特和副领袖希利的旗帜下。后来在金诺克任领袖后，又积极支持金诺克。该组织的政治主张是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要求充分就业的运动，加强工业计划化，抑制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对公共开支的削减。

    不过托尼·本的左派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许多青年人都聚集在了本的旗帜下。这些人成立了“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试图将党内的左派组织再聚集起来，包括工党协调委员会和“战斗倾向派”。在竞选副领袖的斗争中，该组织是本的主要支持力量。然而，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认为本的落选只是本个人的失利，而整个左派却因更加纯洁而获得了巨大进步，它为止而欢呼，并且开始为下一步新的斗争制定计划。不过它里面也有一部分人持另一种态度，主要是工党协调委员会的人。工党协调委员会这时已经改变了性质，而且不能忍受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战斗倾向派共处于一个联盟之内，于是在那次斗争后退出了动员委员会。

    还有一件对左派不利的事。在选举团制度建立起来前，工党议会党团（就是议会工党）曾于1980年9月选举麦克尔·富特为领袖，接替詹姆斯·卡拉汉。富特是位左派人物，但威望较高，为党内中间派所接受。在托尼·本争夺副领袖职位的斗争中，富特明确表态反对本对希利的挑战。富特的态度影响了工党协调委员会，使它觉得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工党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1981年，布莱尔的朋友艾伦·哈卧斯被选进执委会，他本来就不是左派。在他的竞选宣言中，他声称：“我坚决支持从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中分离出来的决定，坚决支持寻找新的促进左派团结的方式和途径的决心。它将建立在非新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哈卧斯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当选是工党协调委员会将要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信号。

    哈卧斯担任工党协调委员会负责吸收成员的书记，1982年他曾动员布莱尔加入该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已经变成了冲击“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哈卧斯说：“我同布莱尔经常探讨如何使党现代代，如何打破左派斯大林主义的霸权。布莱尔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的可能性，我很自信地告诉他一个新组织早已建立。”不过此时的布莱尔与海克尼小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不同，他明显地没有完全脱离开左派。哈卧斯认为，为了帮助他摆脱左派的影响，还必须继续劝说他加入工党协调委员会。

    海克尼集团成了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核心，并开始在伦敦向左派发起反击。与此同时，它积极活动，到各个城市去寻找支持者。不过在早期的秘密推翻本的统治而另建一个新左派的活动中，布莱尔并未卷入其中，但他对这种活动是持赞成态度的。

    1982年4月，保守党在毕肯斯菲尔德选区空出了一个席位，于是有了一场补缺选举的竞选，布莱尔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关于这次竞选的情况请见本章第3节）。这使他面临着到底站在党内哪个阵线上的问题，因为得到党内哪一部人的支持对于能否取胜是非常重要的。布莱尔早已有了竞选议员的打算，所以做了充分准备。他给人的印象是：很精于竞选之道，而且有着丰富的经验。刚当上候选人，他就去了位于泰晤士河南、卧尔卧斯大街的工党总部了解党的政策。那时，工党还没有专门负责补缺选举的组织机构，也很少有参加补缺选举竞选的人来总部查寻文件。而布莱尔却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非常严肃认真。他试图全面掌握党的路线、政策。他非常机敏、干练，经常提出各种问题，比如：“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样回答？”

    布莱尔在竞选演说中特别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他认为，欧共体剥夺了英国选择自己所必须选择的经济政策的自由，此外，英国还为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付出代价。这两点是英国退出欧共体的根据，而只有工党才能使之实现。这明显地是左派的观点。但这时他却在公开场合声称他是一个中间派。他说他希望党能结束目前的左、右派对立的分裂状态，重新团结统一起来。他赞成本的一些观点，但不赞成本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不再把本当成重大改革的焦点人物来看待。他呼吁党内各派都放弃过去的分歧，把注意力放到揭露政府的阴暗记录上来，全党应齐心协力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布莱尔一再强调他不是本的支持者。当一家杂志说他是支持本的律师时，他马上写信给这家杂志表示抗议，声明：“我不是本的支持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

    “再不能发生类似的误解。我支持工党的现任领导，工党的工作计划，以及使英国脱离欧共体和单方面核裁军的主张。我尤其支持反对配置三叉戟导弹和反对美国控制的导弹发射舰游戈在我国领海的运动。我以一个工党党员的名义这样，而不是以本的支持者的身分。”1

    上述布莱尔的主张都是当时工党中央的政策，做为一个补缺选举的候选人，他只能如此，可以想象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会是什么结局。所以并不能只从政策主张上来判断他的倾向性。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与现任领导保持一致的。当时党的领袖麦克尔·富特的态度也是这样，他既是欧共体的反对者，同时又是本的反对者。以后的实践证明，同党的领导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使他获得了在党内发达起来的保障。在富特时期是这样，在后来的金诺克时期和史密斯时期也是这样。富特曾是本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自从卡拉汉于1966年接任领袖职位后，富特逐渐开始反对本的使工党极左化的破坏性行动。

    补缺选举结束2个多月后，1982年8月，布莱尔携妻子切丽去澳大利亚旅行。在那里，他拜访了牛津大学时的老朋友彼得·汤姆森和杰弗·盖洛普，还回到了他5岁以前度过3年岁月的小村庄。这时的盖洛普在一所大学里当政治学教授，他邀请布莱尔给他所在系的研究生和教员开设研究生课程讨论班。表面上看，布莱尔是在妻子的陪伴下在地球的另一侧休闲，但实际上他是在远处，在9000英里以外，静观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的表演。他认识到，托尼·本在1981年副主席竞选中的败北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分裂了左派。布莱尔说：“1981年本的竞选活动不仅被视为他自己个人命运的标志，同时也是党内开始远离左派的标志。”

    在澳大利亚，布莱尔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心内容是怎样使左派和右派在党内协调统一起来。他当时提出的一些方案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一些带有战略意义的观点是有先见之明的。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布莱尔认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急需的，而无计划的经济膨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对工业建设所急需的资源加以调节、干预。他还主张通过价格管制来对付通货膨胀。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工党中央的政策相吻合。

    从他对党内右翼的批评中可以看，那个时候的布莱尔还持有一些左派的传统论调。他说，右派的问题是他们长期陶醉于《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等报刊对他们的赞誉中，而不习惯受到挫折和冒犯。经历磨难是痛苦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仅仅两年后，他也受到了这种赞誉。《金融时报》把他描述为“一个最有希望的新人”。

    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他也提到了后来他努力将之改变了的党章第四条第四款。他说在传统的第四条所表达出来的“社会主义与接受混合经济的夹缝中，工党并不好生存”。他看到了党章第四条的问题，也许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要修改它的志愿。

    在澳大利亚，布莱尔对党内左派提出了严厉和深刻的批评。他承认“左派力量曾经促使我们党进行重新思考”，但是，现在该是左派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他说；“左派崇尚民主，但是民主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抽象的东西，也不应仅仅是党内的东西。党必须同选民建立民主的关系。这里核心的词是关系。如果党完全变为一个人民党是荒唐的，因为这只能使党做表达选民主张的工具，起个学舌者的作用，尽管那些观点是有价值的。同样，把选民抛在一边，只考虑驾御党这部机器也是荒唐的、不可取的。”

    民主就是党与选民的联系。这是布莱尔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的论题。他批评左派道：“在民主问题上，左派的立场并不统一。他们倡导党内民主，但却拒绝‘一人一票制’”。他们大谈非集权主义，但却与大多数权力被赋予的观点相距甚远。

    在布莱尔当上议员、有了一个可以实践他的主张的选区前，他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工党应该是什么样子？”地方党组织应该从其党员根植其中的社区中发展起来。布莱尔认为，工党必须向外扩展，并不断吸纳新党员。而当时的工党则被有些人看成是：一个没有党员队伍的群众党；一个没有共同信念的思想改革运动；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人民党。

    此时的布莱尔很清楚，所谓党的统一的思想基础不应该、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可选择对象的伦理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熟。党必须寻求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现代化的政治哲学。

    布莱尔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足以说明，他早已开始着手于工党的重新建设。他不仅是一个敏锐的、有深刻洞察力的思考者，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他早已思考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成了尼尔·金诺克重建工党的核心内容。布莱尔那时就在倡导后来金诺克所实行的战略，即把温和左派与右派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以使党从日益衰落的状态中走出来。在1983年大选失败之前，布莱尔已开始做这项工作，说服党内的人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战略的重要性。

    1982－1983年是布莱尔在党内的政治立场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从他的澳大利亚演讲中可以透视出他那时还属于“温和左派”，他的演讲稿读起来似乎就是左派写的。不过那时他已开始自我标榜是中派分子，而且左派的倾向一直不是十分明显。不过与当时党内以罗伊·哈特斯利和约翰·史密斯为代表的右派比较起来，他与他们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与属于“温和左派”的尼尔·金诺克、罗宾·库克和杰克·肖比较接近。确切地说，这时他已踏上了由左派向中间派、向右派转变的道路。他已经“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但很难说这种背叛是见风使舵。在1983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时，他已完成了这种转变，成为党内的右派。温和左派与新右派的结合，在80年代末形成了布莱尔归属其中的党内现代派，而工党内原来的强硬左派与老右派则演变成保守派。1

    80年代早期，即1980－1983年，是布莱尔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时期。不仅工党在这期间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布莱尔本人对工党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工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有了一个的基本构想，而这是包括金诺克和史密斯在内的所有工党领导人所不及的。

    §§§第三节    跻身议会

    在布莱尔与切丽结婚后搬到海克尼居住时，他俩就启动了进入议会的愿望。在英国，要想从政，必须首先进入议会下院，因为下院是政治家的活动舞台；而要进入下院，必须首先加入某一个政党，特别是能轮流执政的大党，没有政党的支持是很难当上议员的，虽然也不时地有独立派议员当选，但却微乎其微，而且也难有所作为。

    其实，布莱尔早就产生了当议员的愿望，在他选择律师为职业时，实际上就已有了从政的打算，而当议员是从政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时，要当议员的想法还不十分明确，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1980年11月，他在靠近他的家乡德汉姆的米德尔斯伯勒选区向工党组织申请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这是他第一次为进入议会而采取的实际行动。不过结果令人沮丧。当时有17人参与竞争，按规定，要被接受为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他必须得到该选区工党所属的一个支部或附属于选区工党的一个地方政治组织的提名。布莱尔在一个电工工会的分会获得了提名，但在初选时就失利了。一位叫斯道特·拜尔的高级律师赢了这场竞争。其实，这场竞争的结局早已不争自明。拜尔得到了当地普通与市镇工会的鼎力支持，该选区的议席已被他垄断。布莱尔虽被电工工会提名，但该工会已与拜尔达成协议，它只是为布莱尔提名，而在正式投票时则投拜尔的票。布莱尔进入议会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失败了。普通与市镇工会的地区书记汤姆·伯力森说：“我认为布莱尔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初学者，虽然他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但他太年轻，是一个生面孔。我不认为他能获得北部地区的席位。”

    回到海克尼后，布莱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与本集团的斗争中去了。他认识到，他必须首先从工党的基层组织做起，获得它的支持。虽然在女王桥支部，他只是刚刚到来4个月的支部成员，但在1981年2月举行的每年支部例会上，布莱尔却试图取代强硬左派的书记麦克·代维斯。他说服当地的市政官（工党人士）麦尔·莱吉特去动员那些老太太们走出大楼参加会议，他的朋友们也大力号召人们投他的票。为这样低的一个职位而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游说，确实是煞费了苦心，但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他毕竟是个新来者。最后，布莱尔以17票对15票战胜了代维斯当选为支部书记。一个在场的人说，他看到了布莱尔眼中闪烁着亮光，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确实是这样，这时，布莱尔毫不隐讳地宣称他要成为一名议员，而此时正是在人们看来不易暴露自己企图的时候。

    就在布莱尔当选为支部书记那天，工党前任副领袖乔治·布朗同许多人一道在《卫报》发表的声明上签了名。这个声明是“四人帮”搞的，以寻求对他们的《石灰屋宣言》的支持。当时，工党右派中的4个议员（罗伊·詹金斯、大卫·欧文、雪莉·威廉斯和威廉·罗杰斯）不堪忍受左派的统治，准备分离出去，另立新党。《石灰屋宣言》就是呼吁人们支持建立“社会民主理事会”的。3月份，社会民主党就诞生了。

    对布莱尔来说，《卫报》的声明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乔治·布朗的弟弟罗恩是南海克尼的议员，乔治曾毫不隐讳地说是他帮助他弟弟谋到了这个职位。为此，布莱尔的岳父布斯先生还斥责之是搞“裙带关系”。这时，罗恩已59岁，他很欣赏布莱尔，说：“他紧紧追随我，他支持我关于欧洲的一切主张，他是一个机敏的人，非常能干。”罗恩想培养布莱尔为继承人，而这正合布莱尔的心愿。可是，女王桥支部的许多人等不及罗恩到退休，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并认定他也是“四人帮”的同情者（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想把他赶下台。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求罗恩宣布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罗恩给女王桥支部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已与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可是在支部会上，经过激烈辩论，仍有一些人认为从罗恩的信中看不出他已经断绝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定的工党议员候选人重选制度开始运作。布莱尔是罗恩的坚定支持者，他与其他支持者一道组织起来保卫罗恩，而这使布莱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在布莱尔等人的帮助下，罗恩·布朗还是成功地再次当选。重新当选后，他很快就背弃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罗恩的背叛行为却深深地伤害了布莱尔，使他在布莱尔等支持者心目中的形象大大受损。如果他继续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左派这时得意地对布莱尔他们叫嚷着：“我们一直告诫你们，这小子是个叛徒。”布莱尔他们无言以对。在后来的选举中，罗恩·布朗终于没有保住席位，他很为此难过。

    在“四人帮”分裂工党时，很多人为新党诱人的前景而动摇，因为当时工党给人一种走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且在工党日益走向左倾、保守党又向右转的情况下，中性的社会民主党正好填补这个力量真空。可是，布莱尔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党所诱惑。虽然在政策主张上，除了实行比例代表制外，他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分歧，但他认为“四人帮”离开工党是错误的，他相信工党能够改革好，而且也应该进行改革了。他对托尼·本有敌意，因为本先前在党内所倡导的是一种错误的变革。后来的事实证明，布莱尔的见解是正确，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许多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人又都回到了工党的怀抱中来，罗恩·布朗就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政见分歧，所以在布莱尔当上了领袖后，曾邀请自由民主党1 内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回到工党中来。他说：“当然，我们热烈欢迎80年代初期离开工党的人们回来，因为那个时期，离开工党是可以理解的。工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期。”

    在对待党内左派的态度上，布莱尔经常与他周围的人发生分歧，其中的一个人就是约翰·劳合。劳合曾与布莱尔并肩战斗支持罗恩·布朗重选议员，不过他是工党的极右分子，是党内右派首领、党的副领袖丹尼斯·希利的崇拜者。在他眼里，布莱尔具有左的倾向。他们经常在海克尼选区工党总委员会里就如何同极左派进行斗争、采用什么策略发生争吵。布莱尔总是呼吁党要团结统一，而劳合则认为布莱尔的这种左的倾向是错误的。他说：“布莱尔总是说，我们可以感化他们、争取他们。”而我则告诉他：“不，他们都是垃圾，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党内斗争上，极右派与极左派往往采用同样的斗争方式。

    当中间派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象劳合这样的工党右派认为布莱尔有左派倾向的同时，本派分子却认为他具有右倾色彩。布莱尔有一个朋友是本的支持者，1981年时他回忆道：“当我第一次遇到托尼时，他根本没有被认为具有左派倾向。我们那些真正的左派都认为他是一个右翼分子。切丽也不是左派，尽管她比布莱尔更提倡男女平等。”不过，布莱尔虽然是中间派，但那时，他在党内主要是同左派交往。当然也有同右派交往的机会，1981年亚历山大·欧文（布莱尔当见习律师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将布莱尔介绍给约翰·史密斯。不过那时史密斯在党内的地位还比较低，他正在等待着本的左倾浪潮的退潮，1982年，他被任命为工党影子内阁的能源大臣。

    1981年秋，布莱尔又一次在补缺选举中被提名做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结果与第一次一样，没能成功。这次是在北部的一个叫提塞德哨那比的选区，两年后该选区的绝大部分被划入南斯托克顿选区。这次是由于左派的阻挠而失败的，这促使他采取更坚定的走中间路线的立场。

    为了给自己提供更广阔的活动舞台，布莱尔决定先争取地方议会议员的职位。于是他在1982年的地方选举中参加了海克尼市政议员的竞争。英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海克尼一直为工党把持。当时许多工党的地方政府与保守党的中央政府发生对抗，地方政府自搞一套，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持消极态度。与此同时，在工党所控制的地方政府内部也充满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左派和右派围绕如何对待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政策问题。当时工党内有个左派组织叫“82目标”，此时正积极行动，试图夺取对海克尼政府的控制权。按英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地方议会议员由各分选区选出，一区一人，与国会下院选举一样，也是由各政党先提出候选人。布莱尔决定在他所在的女王桥分选区参加竞争，他觉得他在这里有影响。可是参加该分选区议员工党候选人职位角逐的共有5人，经过初选，他排在第四位，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不过这对他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新的海克尼议会已为工党强硬左派所控制，如果他当选了，在这个议会中与强硬左派们共事也是很难受的。

    布莱尔并没有出席正式确定工党女王桥分选区议员候选人的会议，他被切丽·布斯叫走去处理一个法律案件。在会上，与会者普遍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如果布莱尔想被人们考虑的话，他应该出席这次会议。有人根据他没出席会议就断定他绝不会当选。被布莱尔所取代的前任女王桥工党的支部书记麦克·代维斯说：布莱尔已来这个支部一年多了，“但是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话不无道理，更确切些说是人们不知道他向哪里去。不久，布莱尔在保守党人把持的毕肯斯菲尔德选区的补缺选举中被推举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这一举动使女王桥工党支部的人感到十分吃惊。

    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是由该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罗纳德·贝尔于1982年4月去世引起的。该选区是保守党最安全的选区之一。不过此时，对保守党来说，该选区已不再是很安全的了，因为新成立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了竞选联盟，有一种咄咄逼人气势。联盟已连续多次在补缺选举中获胜，冲击保守党的安全席位。1981年11月，保守党克罗斯比选区的席位就被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雪莉·威廉斯夺去。

    由于形势对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十分有利，工党对这次补缺选举兴趣不大，所以人们也不太关心谁将成为工党的候选人。不过，布莱尔还是采纳了约翰·史密斯等人建议，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这个席位。参加工党候选人角逐的有4人，其中之一是约翰·赫利，他是斯劳镇议会的负责人。一开始，赫利就有一种错误认识，他认为当地党组织已经选定了布莱尔，而不是他。其根据是，在初选会议上，党组织的负责人提了两个对布莱尔十分有利的问题，使布莱尔处于优势。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城市住房的调查文件，赫利应当对此很熟悉，可是却一无所知，布莱尔则对之了如指掌。这使赫利对自己能否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前景非常失望。事实上，他是过高估计了党组织中反对他的力量，因为就当时工党的组织制度状况而言，地方党组织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来操纵候选人的人选。

    布莱尔最终击败了其他三人而成为工党的候选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布莱尔得益于他优雅的举止。毕肯斯菲尔德工党的主席道格·万尊当时在选举现场，他说：布莱尔喜欢出外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他走过人群时，显得非常诚挚、热情，与那些炫耀工党分发的纪念品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布莱尔的妻子切丽为了选举的目的，这时在公开场合正式称自己的名字是切丽·布莱尔。她以全部精力投入了为丈夫助选的活动。她以一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名义，到处分发以“来自切丽·布莱尔的一封信”为标题的传单。这完全是保守党议员的妻子为丈夫助选的风格。切丽在传单中写道：

    “作为女权运动的成员，10多年来，我相信只有工党才真正关心妇女的福利。当经济萧条时，妇女总是第一个受害者，不仅是因为失业，而且还因为政府开支缩减的重负也要压在她们身上……我知道托尼将会干得很好，他会关注我们选区的工作，我希望你们在5月27日投他的票。”

    在竞选期间，切丽尽力做一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妻子所能做的一切，并充分发挥她的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身份所能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她还动员她的父亲托尼·布斯和他的未婚妻帕特·菲尼克斯在娱乐业为布莱尔竞选，因为菲尼克斯在当地的娱乐界是个大明星，她比当地的政治家有更多的崇拜者。

    尽管有这么多人鼎力支持布莱尔的竞选，但是客观形势对布莱尔十分不利。1982年4月1日布莱尔被选为工党的候选人，第二天阿根廷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福克兰群岛），这件事使工党在国内政治斗争陷入不利境地。4月3日，在工党领袖麦克尔·富特提出英国要采取行动的要求后，下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遣一支庞大的舰队去距离本土8000英里之遥的马岛与阿根廷开战，收复马岛。三个星期后，英国军队收复了南乔治亚岛，5月1日，英军袭击了马岛。随着5月27日投票日的到来，有关战争的消息主宰了整个竞选活动，英国人的民族热情被大大激发了起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下子成了民意的代表者，保守党政府成了维护英国民族利益的中坚力量，而其他的政治力量则相形见绌，包括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

    在马岛战争问题上，布莱尔同工党一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布莱尔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不能为充满爱国热情的选民们的拥护。他对《星期日电讯报》说：“我赞成派一支特遣舰队，但同时我希望协商解决这一问题，我相信不应该仅仅僵硬地有军事行动这一种选择，我们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做些妥协和让步。我不认为福克兰岛人（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作者注）的希望应该决定我们的立场。”对布莱尔的这番话，媒介有不同的评论。《卫报》称之是对英国所应采取行动的细致的分析。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布莱尔对福克兰战争的立场是“胜利属于阿根廷”。其实布莱尔真正的意思是：英国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应该在生命的死亡和正在争论的问题间做适当的平衡。然而布莱尔似乎对别人对他的误解听之任之。

    不管怎样，这次竞选活动使布莱尔得到了一个引起工党领导层注意的机会。工党领袖富特对候选人布莱尔有很深的印象，在竞选期间，他在毕肯斯菲尔德对B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记者大大赞扬了布莱尔一番，他说：“我们对他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感到非常骄傲，不管结果如何，他将是英国政界中很有前途的人。”富特是很少这样赞扬工党的候选人的，在第二年早些时候，他在勃门德西选区甚至拒绝为彼得·泰切尔签名。工党的领袖富特和副领袖希利分别属于左派和右派。有趣的是，他俩就布莱尔到底属于党内哪一派互相逗乐。当富特问谁应当是工党下一个认真考虑的候选人时，希利说；“布莱尔是我的支持者。”在此前，他还授意一些刊物宣传“工党右派支持布莱尔。”可是富特却对希利说：“他似乎属于我。”

    这次竞选还使布莱尔有机会结识许多党的上层人士。在竞选期间，工党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来到过毕肯斯菲尔德这个被称作“保守党的城市远郊”的地方，只有托尼·本除外。约翰·史密斯也来过这里为布莱尔助选。在这里，布莱尔还见到了尼尔·金诺克。他对布莱尔也有很好的印象。80年代以来的三位工党领袖都来到毕肯斯菲尔德为他们的继任人祝福。

    布莱尔给选民们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更具有吸引力，他显得有很强的责任心，不是华而不实。在毕肯斯菲尔德的林荫小道上，布莱尔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接待，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充满睿智、富有魅力、令人愉快，但并不狡猾的伦敦人。而他也比较积极主动、平易近人，乐于应酬人们对他的热情接待。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他的这种行为是令人称道的。

    这次选举受到了马岛战争的严重冲击。从南大西洋传来的诸如加尔铁里将军（阿根廷的统治者）罪行的报道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投票前几天，英国军队在马岛的圣·卡洛斯湾登陆以及其后的战况消息纷纷传来，保守党候选人提姆·史密斯利用战况大作文章。报上登了一幅他专心致志地听收音机新闻的照片；他还手持一封撒切尔首相的信在选区内四处游说：“我们希望选民们支持政府对南大西洋危机的反应，支持我们的国内政策。”两天后，毕肯斯菲尔德的选民们响应了撒切尔首相的号召。保守党意外地赢得了选举，保住了席位，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被社会民主党夺去。

    布莱尔和工党面对不利的局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布莱尔竞选的最后一张传单的题目是：“为什么保守党正在投托尼·布莱尔的票。”在投票的那天晚上，BBC电台还广播了富特对布莱尔赞扬的话：“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令人愉悦的一流候选人，我们希望他成为工党议会党团的一员。”然而，这位第一流的候选人却不仅没有当选，而且还落到第三位。他只得了3886张选票，不到10％。无论对工党还是对候选人本人来说，这个结果都是很惨的。这是对候选人对他身后选民的号召力的第一次测试。据一些媒体报道，布莱尔不能掩饰对失去当选机会的失望，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他虽然面带微笑，但却显得尴尬和僵硬。他佩戴着一个象征工党的玫瑰花饰物，看上去就象一个演喜剧的丑角。

    这次失败后，布莱尔承认：从他踏上政治道路的时间和所处的立场来看，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政治家。不过有时候他也抱怨客观环境对他不利。有一次他说：“请相信我，1982年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中为工党去奋斗是不明智的举动。麦克尔·富特正忙于处理领导层内部的问题，托尼·本分管政策，亚瑟·斯卡吉尔领导工会，我们大家处在福克兰战争中。”这最后一点是有点强词夺理，因为当他决定参与竞争时，马岛战争还没有爆发。不过布莱尔的话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工党正处在衰落的最低谷中，而绝大多数工党人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认识到工党正面临着彻底垮掉的危机。所有申请工党席位的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工党的在野党地位要持续18年之久。竞选的失败使布莱尔确信，工党需要革心换面，重新崛起。

    布莱尔很快就从失败的痛苦的解脱出来，积极投入了为在下一次机会中夺取胜利的准备工作。此后的一年间，他一方面从事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思考一此问题、撰写政治论文，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党内反对强硬左派的斗争。

    从故乡回到伦敦后，他就象学者一样把自己投入了书堆中，整天思考问题、撰写文章。毕肯斯菲尔德选区工党很器重他，邀请他在来年大选时当本选区工党的候选人，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也被选为一个选区的工党候选人，真是夫妻比翼齐飞，同时向议会进军。切丽的选区是西撒尼特，那也是保守党的安全选区。

    布莱尔对是否接受毕肯斯菲尔德选区工党的邀请犹豫不决，来向好朋友亚历山大·欧文征求意见。欧文认为令人迷惑的事情经常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他劝布莱尔继续努力扩大他的运气。但布莱尔还是决定不去毕肯斯菲尔德，他要集中精力对选区边界情况进行调查，这可能会在选举前产生一些好的效果，并震动千变万化的政坛。

    在从事调查研究、思考问题、研究工党的政策的同时，布莱尔还积极参与了反对党内强硬左派的重要派别组织——战斗倾向派的斗争。1982年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普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即年会。会上，富特取得了巨大胜利，他赢得了大会多数代表的支持，决定采取行动反对战斗倾向派。对这个派别组织，布莱尔在他几星期后的澳大利亚演讲中是这样评价的：

    “战斗倾向派是一个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成员，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它由64个专职人员组成，其中有34个在地方工作。战斗倾向派分子说他们这个组织仅仅是卖他们的宣传品——‘战斗’手册，实际上，它是一个秘密的阴谋团体，是党中之党。”

    在1982年的年会上，工党执行委员会（工党最有权威的机构）经投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建立党内各种组织的登记制度。想要获得资格的组织必须证明它遵守党的章程，而党的章程又使党中之党成为非法。根据有关部门向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战斗倾向派是党中之党，因此，很明显，战斗倾向派将不能被登记。

    上述工党全国执委会通过的决定就是布莱克普尔年会取得的主要成就，布莱尔对整个过程十分熟悉。工党执委会曾就如何对付战斗倾向派问题向亚历山大·欧文请教过法律方面的建议，而布莱尔就是中间的联络人。富特后来说：布莱尔“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这是我们把他当作右派的原因。”布莱尔还提出过建议说：“登记制度使我们可能用一种周密的、公平的方式把托洛茨基分子踢出工党。

    1982年工党执委会所采取的行动标志着工党驱逐战斗倾向派成员的开始，不过这在法律上可是一个雷区，有人告诉富特，如果产生法律纠纷，战斗倾向派可能占有优势。而且从道义上讲，战斗倾向派也有一定的优势。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清除出党的做法很难为党内左派接受，人们对30年代和50年代党内右翼对左翼的清洗还记忆犹新。被左派所把持的地方党组织对执委会此举也抱抵触态度。在年会就此问题进行表决时，10个选区工党的代表有9个投票反对建立登记制度，只是由于多数工会的支持，执委会的提案才被通过。而工会又是采用集团投票制，基本为工会领袖所操纵。此时，一些大工会领袖都是右翼分子。

    工党在取得了反对战斗倾向派的初步胜利后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因为一旦建立起了登记制度，左派就要分裂出去。布莱尔所属的温和左派不愿看到这个结局，有些犹豫不决。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态度也是如此，它支持年会的决定、赞同富特的领导，但是反对将战斗倾向派清除出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工党协调委员会内部存在分歧，同年10月，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以7票对2票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工党协调委员会同登记机构合作相处。但这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作为一个民主的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的立场应于1982年11月21日在纽卡什尔召开的每年例会上由它的全体成员最后决定。

    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竞争。对工党协调委员会来说，这次会议将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它决定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布莱尔的朋友艾伦·哈卧斯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清楚全体成员可能都参加例会并投票，结果可能是势均力敌，所以事前的动员工作非常重要。他请布莱尔和切丽去协助他。有150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持对立观点的两派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工党执委会的路线以72比61的票数获胜。在会上，布莱尔做了即席发言。当布莱尔突然站起来时，坐在他旁边的哈卧斯感到大吃一惊，哈卧斯后来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布莱尔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即席演讲。他说，‘我想打断一下，因为讨论过分极左化。这都是胡址。’当他继续讲话时，我担心他会一时找不出所要讲的东西来。我当时想，他太冒失，是个新手，缺乏经验。然而，他讲得很好，既自信又有勇气。”

    工党协调委员会决定与“登记派”合作而疏远战斗倾向派。战斗倾向派最后的抗争就是走上法庭，它试图取得法院的一个禁令来阻止工党将它清除。布莱尔做为亚历山大·欧文的顾问出庭来为工党辩护，结果战斗倾向派输了。随后，工党执委会找了一个适当的理由将战斗倾向派的5名成员开除了。

    然而，反对战斗倾向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面对日益临近的大选，工党的前进道路上仍有许多艰难险阻。当时的形势对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十分有利。1982年12月，保守党的议员们催促撒切尔夫人于来年6月举行大选。按正常任期，保守党政府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从1979年5月的大选算起），但是形势越来越表明撒切尔夫人很有可能在1983年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因为马岛战争后，撒切尔夫人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她可剩此时机动员选民支持她。而工党此时仍是内争不已。1983年2月，在勃门德西的补缺选举中，由于左派的捣乱，工党遭受沉重打击。当地工党选择了彼得·泰切尔为候选人，他在竞选中倡导战斗倾向派的极端反议会的观点；而且这里的工党组织公开向党的领袖富特挑战。正因为这样，富特在下院说“泰切尔并不是工党确认的候选人，从我本人这个角度讲，他将来也不是。”最后，泰切尔以1万张选票之差将席位输给了自由党人西蒙·赫格斯，而这原来是工党的安全席位。补缺选举的失利更增加了即将来临的大选的压力。

    工党反对新选区界线划定的行为也给它带来一定的麻烦。工党想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但在上院失利。由于安全议席的减少，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也不得不减少，因为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要付出很多费用。此外，当工党在法院向新的选区划界发出挑战时，它拒绝为新的选区推举候选人。这种局面使向布莱尔这样的新人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因为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候选人和议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选区。这从布莱尔在30岁生日临近时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来：“我对竞选已感到非常绝望，我看到前途暗淡。”他甚至拒绝参加在西撒尼特的选举活动，不去为他的夫人切丽·布莱尔助选。

    然而，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柳岸花明又一春。这年4月，布莱尔又重新获得了希望。由于选区边界的重新划定，在靠近布莱尔家乡德汉姆的煤城塞奇菲尔德意外地空出了一个席位，为许多还没有成为候选人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开始布莱尔并不占优势，他与塞奇菲尔德没有多少联系，尤其是4月底的一些民意调查表明，当地的工党似乎有意让一个叫莱斯·哈克菲尔德的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哈克菲尔德是党内强硬左派分子，曾是米德兰选区的议员，由于选区边界的变动，他的席位让保守党人夺去了。看来布莱尔又没希望了。

    自尊心往往会使人产生强大的动力，有一件事大大刺伤了布莱尔的自尊心。4月28日，在他生日的前一个星期，布莱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初出茅庐者参加了工党的一个集会，在这个集会上，切丽·布莱尔、托尼·布斯和托尼·本都发表了演讲。西撒尼特的工党主席瑞格卧德说布莱尔是一个“活动过度的人”，他还提醒布莱尔“你是一个候选人的丈夫，并不是候选人”。集会大厅里人头攒动，托尼·本以掌握工党时代脉搏的口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切丽·布莱尔还对人说，她非常高兴同两位托尼站在一个平台上，他们开启了她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至于第三个托尼（即布莱尔）对此怎么想，她没有提到。海克尼的人普遍认为，切丽的政治主张与布莱尔是相近的，尽管可能比他左一些。但是切丽对托尼·本对她的启蒙作用的认可并不比布莱尔对本的认可多。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活动中，从有利于党的团结出发，布莱尔曾说过：“我非常赞同托尼·本的一些观点。”在那次集会后返回伦敦的路上，布莱尔曾与本讨论了战斗倾向派，他俩的分歧归结起来就在这个问题上。本认为工党1979年大选的失败，就是因为党内缺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战斗倾向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不同意该组织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切丽也与本有许多分歧，她反对本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主张，后来当她于1983年冬季进入了工党协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后，更加强了她的这一看法。她曾声明道：“工党不仅仅是一些积极分子的党，它应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与社区建立起民主的联系并融为一体。”这个观点与布莱尔的完全一样，这表明他们夫妇是有共同语言的。

    在失望与希望的交替中，布莱尔迎来了他的30岁生日。他的妻子切丽为他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聚会。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威胁下院考虑她关于那周地方议会选举的暗示。3天后，5月9日，星期一，撒切尔夫人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时间定在6月9日。不知是铁娘子的傲慢举动激起了布莱尔的爱党热情，还是由于那次集会上那位工党主席和切丽·布莱尔的话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布莱尔决定立即返回塞奇菲尔德，就象亚历山大·欧文曾经劝说过他的那样——去扩大他的运气。这一次他碰对了，成功了。切丽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他北上了，自此再没回来。”

    工党面对突然到来了大选，匆忙上阵。就在布莱尔北上的同时，在伦敦，麦克尔·富特召集了会议，起草工党的竞选宣言。会议决定重印两个月前发表的竞选文件，而没有争论政策上的分歧，只是加上了一个富特写的序言。会上，只有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彼得·肖发了言，提议将一些东西删除掉，以使宣言简短些。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尼尔·金诺克在会前给富特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宣言的不满。但在会议上，不满者都没有开口，其中一个叫吉罗尔德·卡夫曼的人事后在私下里把这个宣言称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文件。”

    就在工党“自杀”的时候，它未来的领袖却只身一人北上来到他的家乡德汉姆。他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追求目标，正奔忙于原属德汉姆选区、现在属于塞奇菲尔德的特里姆顿村庄。在英国，要成为议员，首先要得到某一个政党的正式确认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而要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必须先得到它某一个组织的提名。布莱尔到特里姆顿村来就是要争取得到该村工党支部的提名。约翰·伯顿，该村的工党支部书记后来回忆说：“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否可以来看望我，因为我是特里姆顿村庄的党支部书记。他搞到一张选区工党的书记名单，发现特里姆顿没有提名任何人。我告诉他‘行，你最好晚上来，因为我们支部的5个人将开一个选举后的总结会议’。”一个星期前，在地方选举中，伯顿和他的伙伴特瑞·卧德刚刚被重新选为塞奇菲尔德地方议会的议员，“我们正准备发一封给选民的感谢信，并举行一个聚会，大伙喝酒庆贺一下。”

    晚上9点钟，布莱尔的汽车停在了特里姆顿9号街外。他后来回忆说，他几乎没有勇气钻出车门，差点儿开车返回。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叩开了一间小茅舍的门。伯顿把他迎进屋并让了座。5个人都在房内。其中的保罗·特里彼特后来回忆说：

    “离大选都不到一个月了，他还没有被提名。他来到一个没有为人提过名的支部，去一个陌生的房子见一些陌生的人，他说他当时想：‘我到这来干什么？’他坐在车里犹豫了一两分钟，然后想到：‘我既然已经来了，那最好还是进去吧！’”

    这个聚会的最重要的事项就是看电视上播放的足球赛，那是欧洲霸王杯的最后决赛。5个人正边喝着酒边看球赛。布莱尔说他非常喜爱足球，他加入了看球赛的行例，看得很投入，与他们一起为球员叫好。由于有加时赛，布莱尔不得不陪这几个人再多看半小时。直到球赛结束了，他们才问他，“我们为什么要为你提名？”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把提名给一个刚刚进来的、破坏了我们看球赛的人呢？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他谈话装腔作势，他来自伦敦，我们为什么要考虑他呢？”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地方议会议员特瑞·卧德，他是一个左翼卫生服务协会的积极分子。他向布莱尔提了许多卫生服务方面有争议的问题，布莱尔回答得都很好。卧德虽然对布莱尔有很深的印象，但还是没有被说服，他想提名一个强硬左派的真正社会主义者。

    支部书记伯顿站在党内右派立场上，他说他很喜欢布莱尔。布莱尔向他们谈了许多关于改革工党、拓展党的基础的观点；还谈了他对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说他不同意党的欧洲政策，因为他认为英国将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相信未来属于欧洲。但是伯顿也是没有被说服。

    彼得·布儒克斯，一个社会工作者，对布莱尔印象也很好。他回忆道：“他非常诚实、开朗，当我们和他交谈时，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家伙很开诚布公，他说的与他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说他需要这个提名，他非常渴望从事政治活动，渴望取得议席，因为他认为他可以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从他个人角度讲，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从事企业法的高级律师，他需要提名并不是为了金钱。”

    支部的另一个成员是个年青人，叫西蒙·霍班。布莱尔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也未表态。布莱尔继续说服他们。他向支部的几个人讲述了他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表现，最后打出了富特这张牌，拿出了那次竞选时富特留给他的信，信上说象他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进入议会。支部的人都很爱戴他们的领袖富特，而且他们知道富特是个左翼分子。由此他们推断，布莱尔一定是比较激进的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布莱尔的倾向。5人中的特里彼特首先被布莱尔打动了。他觉得布莱尔对所有的问题回答得都很好，一切都很自然，而且这个年青人外表英俊、口才好、很有人情味。他心里想：“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个提名，那就给你吧！”不过这事要集体决定。

    支书伯顿比其他人更喜欢这位年青人的特殊气质。不过他原来已另有打算，他也有意竞争塞奇菲尔德的议员职位。然而本地区议会的主要领导人华任·麦考特也对这一职位感兴趣，伯顿担心如果竞选不成功会开罪地区议会的领导们，甚至可能被赶出他所在的支部。他认为提名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反而会好些。同时，伯顿也承认，布莱尔比他更具有当选的实力。“当我一看到托尼时，我就知道他才是合适的人选而不是我，他比我更能把整个党推向前进，改变党的面貌。”

    经过认真讨论，5人中有4人同意为布莱尔提名，只有特瑞·卧德反对。9 天以后，布莱尔被提名为该选区工党候选人的候选人。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伯顿、布儒克斯、特里彼特、霍班和另外一个叫费尔·威尔逊的人后来成了布莱尔竞选班子的核心人物，为布莱尔跻身议会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伯顿回忆说：“如果布莱尔那天不去找他们的话，他和他的朋友们不可能在后来的选举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布莱尔竞争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职位的有强硬左派人物莱斯·哈克菲尔德。但是他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认识到，他对选举候选人的代表们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塞奇菲尔德是个新选区，选区工党是由原来的许多党组织合并而成的，各个党组织政见分歧很大，因此强硬左派的力量不是太强。

    按工党的规定，议员候选人要在一次选区工党的代表大会上由代表们从若干个被提名者中选举出。所以布莱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拜访每一位选举会议的代表即选举人。保罗·特里彼特没有上班，驱车带着布莱尔四处奔波并向他介绍每一位选举人的情况。布莱尔在同选举人谈话时很讲策略，他并不是生硬地劝他们说：“投我的票吧！”而是说：“我很有可能成为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人。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有了选择要支持某人，但是如果你支持的人失败了，而我有可能当选的话，你是否会转向投我的票呢？”布莱尔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确实大多数人早已拿定了主意，突然去让他们改变主意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伯顿做为支部书记很快召集了特里姆顿村支部的党员大会，因为提名一个候选人必须经全体党员大会通过，不经这一关，布莱尔的名字就上不了选区工党的候选人名单，更不可能在选举会议上被投票。提名大会在5月14日，星期六举行。特里姆顿村支部共有200名成员，可是参加提名大会的只有15人。布莱尔在会上发表了大约有5分钟的讲话。他显得很紧张，自己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而且自我感觉话讲得很糟，是一生中最糟的讲话。讲完话后，他认为肯定不会被大会提名了。不过伯顿认为布莱尔讲得非常好，只是有点紧张。最后大会以12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给布莱尔提名的提议。塞奇菲尔德是提出工党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选区，在整个过程中，布莱尔都很幸运。

    上面提到的5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了竞选活动，他们被称为“著名的五人”。为了便于联系，布莱尔搬进了伯顿的房子里。提名后的第二天，伯顿拜访了塞奇菲尔德选区工党的书记乔治·佛格森。佛格森写了封信，上写：“我特此宣布接受你们关于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的提名。”至此，布莱尔的提名过程就算最后完成了。实际上，布莱尔的提名是绕过了许多工党繁琐程序的障碍获得成功的。选举候选人的选区工党代表大会将在5天后，即5月20日，星期五举行。

    布莱尔的主要竞争对手哈克菲尔德是个很有实力的人物。他自1967年起就一直是纳尼顿选区的议员，后来由于选区界线的变更，使得这个席位极有可能在大选中落入保守党手中。于是他及早采取行动，寻找新的出路。开始，他把目标放在了威根这个工党的安全选区，与罗格·斯道特竞争工党候选人的资格。然而结果没有随他的心愿，他在选举候选人的会议上以100对113票输给了斯道特。当晚他就驱车直奔塞奇菲尔德。当布莱尔来到此地时，哈克菲尔德已经在这里上上下下疏通关系达两个星期了。到了5月7日的时候，那时布莱尔刚刚在海克尼过完生日，塞奇菲尔德工党的许多人已经准备把哈克菲尔德做为候选人了。

    哈克菲尔德背后有强大的左派网络的支持。他曾经是工党的右翼分子，在卡拉汉内阁中任过工业部的低级大臣1， 后来成了工党全国执委会的成员，但却转变成比托尼·本还左的人。他的立场转变非常快。据知情者透露，当他在1978年加入全国执行委员会（那时已成为左派的权力基地）时，对战斗倾向派还怀有敌意，他曾建议有关部门调查战斗倾向派的专职工作人员，看他们是否要求国家的福利。但是到了1982年9月，当战斗倾向派在温布利体育场举行会议时，他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工党议员，在会上他还抗议工党领导层对战斗倾向派的“政治迫害”。不过在1982年，他失去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位。

    在竞选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期间，哈克菲尔德犯了一个错误，降低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威信。那是在一个全国煤矿工人协会举办的集会上，有许多保守党和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的候选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这使工党的人感到很尴尬。因为他们原以为这些人不会来参加工会的会议。BBC电台的“今晚新闻”节目拍摄了会议的实况，当时它正在制作一个题目为“没有工党候选人的选区”的报导。会议主席建议找一个幸运听众坐在主席台上，这个人就是哈克菲尔德。当哈克菲尔德坐在主席台上时，他正面对着“今晚新闻”的摄像机。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会议上保守党人发表了讲话，而“今晚新闻”又是有反工党倾向的，更因为哈克菲尔德坐在主席台上，显得非常突出，好象他已是当选了的议员似的。塞奇菲尔德选区工党主席佛格森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但他对哈克菲尔德的作法的反映是：“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倾向性，让他成为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我个人认为让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是不合适的。”

    当布莱尔和他的支持者向选举候选人的代表们奔走游说时，形势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大多数代表对哈克菲尔德的看法与佛格森一样，对他的形为感到反感。当然，仍然有一些人还是支持哈克菲尔德，他的优势并未完全丧失。

    布莱尔的5个干将都没有参加竞选的经验，而且只有伯顿一人是选举候选人会议的代表。不过伯顿在该选区非常有名气，他是毕晓普·奥克兰职业足球队的前锋，一名物理教师，一个民间乐队的弦琴演奏师，还是一位工党的地方议会议员，当地的很多人都喜欢他。伯顿自己说：“一些代表在学校里与我接触，一些代表踢球时与我在一起，一些代表与我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著名的五人”中的费尔·威尔逊是后加入的。他在布莱尔来了一周之后来到塞奇菲尔德，本来是想寻求提名的。他直到两月前，1983年3月才加入工党，动机只是因为他支持核裁军运动。不过他在一个公民服务协会中非常活跃，为协会做了不少法律上的工作。当他找到伯顿时，伯顿明确告诉他，他们将支持布莱尔，还说：“他是内阁首相的料。”于是威尔逊也加入了伯顿他们的行列。

    竞选活动是令人振奋的。保罗·特里彼特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一切对我们来说都那么新鲜，对托尼来说也一样，我们正踏着新的土地，我们把一切干得很好。”特里彼特本来已经成为战斗倾向派的成员，并且离开了工党。为了帮助他从前的老师约翰·伯顿竞选地方议员，他于一个月前又重新加入了工党。他帮助布莱尔竞选的最初动机仅仅是因为它富有挑战性，令人感到十分刺激和兴奋。虽然他后来很崇拜布莱尔，但是最初他对布莱尔的印象并不深。

    为了竞选，布莱尔匆忙制作了一份个人简历。在个人背景一栏，他写道：

    “1955－1975年，我住在德汉姆城。开始在城里，从1963年到1975年住在海辛克利夫的新房地产开发区。1972－75年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律专业，1975年毕业获法律学士学位。

    1975－76年，我是伦敦法院学校的学生，于1976年夏天通过了职业考试。

    1976－77年，我是亚历山大·欧文（皇家法律顾问）的学生。在最后的学习阶段，24岁，做为一个实习高级律师，我在事务所里得到一个职位。自1977年以后，我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

    简历还介绍了布莱尔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主要服务对象，以及经手过的主要案子。在“从前的议会经验”一栏里，他没有忘记拉上富特这面大旗，他是这样写的：

    “在福克兰战争期间，我参加了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竞争一个原属保守党的议席。我得了23000张选票。我落选了（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获得了宝贵的经验。麦克尔·富特于1982年5月26日在BBC‘今晚新闻’节目中说：‘以我看来，布莱尔将为英国的政治做出重大贡献。’”

    在“出版作品和讲演”一栏中，他写到：

    “我在《卫报》、《新政治家》、《观察家》、《工党周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了工会、法律、民权、种族关系问题。我讲授工会法多年。1982年6月，在运输和普通工会（这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德汉姆分会的周末集会上，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在会上就工党问题做了演讲。在澳大利亚，我被邀请在一些大学做关于工党及其未来的演讲，后来演讲被编辑成册在澳大利亚出版。”

    在党内任职一栏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曾经在3个伦敦选区供职，是每个总员会的成员。我现在是南海克尼选区总委员会中的一名运输和普通工会的代表。我是工党律师协会执委会的成员，负责工会和地方政府的法律。”

    关于家庭状况，布莱尔写道：

    “我妻子切丽·布斯，出生于利物浦。现在是一名高级律师（在1976年全国职业考试中已升到最高级别），她善长孩子的保护和收养工作。她父亲是一个演员，叫安东尼·布斯，主演过《鞠躬尽萃》。安东尼和帕特·菲尼克斯都帮过我竞选国会议员，他们将很高兴继续这样做。我和切丽没有孩子。”

    简历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观点和意图概述”，即竞选纲领：

    “我一直想回到东北部来代表这里的公民，如果参加选举，我将住在选区，我将成为一个专职的议员。切丽的工作也可以转到北部。

    我认为一个议员有两项任务：一是同他代表的公众一起工作，了解他们；二是向议会反映本选区选民的要求。

    我相信一个统一的工党可以提供积极的办法让人民能够理解并感受他们每天的生活。我主张党的政策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如果发生分歧，必须在党内以民主方式解决，不应该诉之于新闻媒介。我的意思是，党员不仅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也有贯彻党的决议的义务。”1

    由于比较匆促，布莱尔的简历显得有些粗糙，有些说法不很明确，比如“我相信一个统一的工党……生活”这句话就很抽象。但是不管怎样，透过简历，还是能够对布莱尔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这份简历是塞奇菲尔德工党在拟定候选人名单之前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布莱尔的文件。拟定候选人名单的工作将于5月18日在塞奇菲尔德选区最大的城市斯潘尼莫尔的市政大厅进行，拟定名单同时就是进行初步筛选。负责这项工作的选区工党执委会为左派所操纵。当时获得提名者共16人，包括布莱尔和哈克菲尔德。可是，在执委会草拟的名单中只有6个候选人，而布莱尔的名字不在名单上。很明显，他们支持哈克菲尔德。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所以竞选议员候选人的程序必须被大大压缩。拟定名单的第二天，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将在斯潘尼莫尔再次碰头，审查通过这个名单。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因为它最后确定谁有资格参加议员候选人的竞争。约翰·伯顿带着一个特殊使命来参加这个会议，这就是增补布莱尔为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伯顿回忆说：“他们先把整个被提名人名单查阅了一遍，考虑已获得提名的人，哪一位还可以增补到候选人名单上。当查到布莱尔时，我站起来说：‘我得到一封麦克尔·富特写来的信，信上说他希望布莱尔能尽快被吸纳入议会。’没有人想到这样一封简单而普通的信件，竟很快发挥作用了。”在这次会议上，仅增加了一名候选人，就是布莱尔，而且布莱尔仅有一票的优势，42比41票。真是太惊险了！当伯顿从总委员会返回把这个消息带回来时，焦急等待着的布莱尔和他的支持者们都兴奋地高呼：“乌拉！”整个房子顿时沸腾起来。

    第二天，布莱尔就来到德汉姆教堂，他是信上帝的，而且他就是在这个教区生活、上学和加入工党的。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约翰·伯顿就去了特里姆顿的圣玛丽·麦格达林教堂象布莱尔一样去祈祷上帝保佑他们竞选成功。不过布莱尔并不知道伯顿此举。

    两天后，星期五的晚上，119名代表在斯潘尼莫尔市政大厅举行了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的选举大会。在投票前，候选人名单上的7个人分别做了5分钟的演讲，再用5分钟回答问题。当莱斯·哈克菲尔德被推到前台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时，他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太妙。布莱尔和伯顿虽然经验不太丰富，但也并不是胸无点墨。伯顿早已准备好了几个写着问题的纸条，分发给一些与他关系好的代表。其中一个问题是哈克菲尔德的反对者斯道特事先想好的，内容是：“哈克菲尔德先生，当你想争取的议席因竞争双方势均力敌而可能为任何一方得到时，你是否会允许对手指责工党说它的在任议员有许多缺点因此不应该得到这个席位呢？”

    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是：“运输和普通工会支持登记制度（指反对战斗倾向派的登记制度——作者），那么哈克菲尔德先生将怎样继续反对它呢？”哈克菲尔德是支持战斗倾向派的，而登记制度就是针对战斗倾向派而设计的。运输和普通工会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在工党事务中很有发言权。提出上述问题的琼·米尔斯先生是运输与普通工会北部地区的领导人，他解释道：“我们必须让参加选举大会的人看到哈克菲尔德的本来面目，使他爆光。因为德汉姆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托尼·本的政策，所以我们要让哈克菲尔德支持本的政策的面目更清楚一些，使人们认识他过去是什么样子。”

    塞奇菲尔德的人们一直有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一次该选区的前议员代维·瑞德在一次集会中与两个年青的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辩论，赢得了与会者的喝彩，而瑞德“从党内的政治面貌来看是中右派”，是该地区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化身。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富特和党的代表大会也反对极左派的话，那么塞奇菲尔德的左派们就更没有时间来支持战斗倾向派分子了。这对布莱尔是十分有利的，使他最强大的对手减少了获胜的机会。

    布莱尔是最后一个出场演讲的。他显得非常机敏、思想活跃、精力充沛。他在演讲中提到了欧洲问题，因为有一个代表事先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发挥作用，而且工党正在改变以前的对欧洲政策。

    选举采用多轮投票的方式。第一轮投票，布莱尔所得的票数刚好超过1/3，但是他排在第一名，哈克菲尔德排第二。在以后的几轮投票中，布莱尔都居前列。经过5轮投票，布莱尔终于击败了哈克菲尔德。约翰·伯顿将每次投票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了。第一轮投票，布莱尔得了39票，哈克菲尔德得27票；第二轮投票剩下6个候选人，布莱尔的票数上升到53票，后者未变；第三轮投票时只剩下4个候选人，布莱尔减少了两票，而主要对手的票却增加到32张；第四轮投票有三个候选人，布莱尔的票猛增到58张，主要对手的票未变；最后一轮投票只剩下布莱尔和哈克菲尔德两个候选人，结果是73比46票。

    塞奇菲尔德工党的书记乔治·佛格森说：“我相信妇女们都投了布莱尔的票。”在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选区工党主席米克·特仁斯在宣布结果时竟忘记了说出获胜者的姓名：“我们产生了一名新议员，让我们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叫……什么？”在别人提示下才说出“布莱尔”这个名字。

    布莱尔竞选一个工党安全选区候选人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他首先给自己的妻子切丽打了电话。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奔走相告。那天晚上午夜时分，在苏格兰宾馆，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他打开房门时不由大吃一惊，玛丽·高迪女士穿着睡袍站在门前，而她平时是很注意衣着的。那时她正在为工党工作，给他当顾问。她丈夫詹姆·高迪是高级律师，过去曾与布莱尔同住一室。当海特斯利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她问：

    “你听说过布莱尔吗？年青的布莱尔做出了惊人的壮举，他起先并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他四处奔走，敲开每一家的门，结果，他成功了。”

    在此之前，哈特斯利并不记得布莱尔是谁。后来他说：“从那时起，无论什么人说布莱尔不坚强、有力时，我总想起那个星期五的午夜，玛丽·高迪敲我房门的情景。如果有什么时候历史学家会注意他的话，就是那一时刻。”1

    布莱尔一被选上候选人，就立即和特里姆顿的“五人帮”一起投入了当地的大选活动。切丽和她的父亲托尼·布斯以及帕特·菲尼克斯都赶到塞奇菲尔德来帮助他竞选。

    布莱尔的竞选演说写得比较仓促，因为当他被选为候选人时，离大选投票日仅剩下20天。在欧洲问题上，他显得比较矛盾，有时在演讲中，他称：“我们将协商脱离欧洲共同体，它已耗尽我们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许多工作。”但有时他又声称他是个亲欧洲派。不过当时工党内许多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是矛盾的、混乱的、前后不一致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曾一直支持英国做为欧共体的一个成员，但在1983年的竞选演说中，他却没有提及欧洲问题。而且，布莱尔一直认为，在公众面前，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能公开与党的政策唱反调。党内可以有争议，但必须保持在党内，不能公之于新闻媒介。在欧洲问题上，当时布莱尔是不太赞成工党的使英国从欧共体撤出的政策的，所以他说他是个亲欧派，但在公开场合又不好直接申明自己观点。这就是布莱尔在争取议会席位时的矛盾心境：既对党无限忠城，又试图改变现状。

    由于工党在竞选中提出了非常左的纲领，等于自我毁灭。而撒切尔夫人不仅借助了马岛战争的余威，而且也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竞选纲领。此外，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也从工党那里分走了一部分选票。1983年6月10日，投票后的第二天上午，大选揭晓，工党仅获得了28％的选票，只比自—社联盟的26％稍多一点。这是工党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不过，它未来的领袖却以8281张的多数票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工党跌到低谷之日，正是布莱尔跻身议会之时。

    在大选日，布莱尔的父亲利奥·布莱尔亲到现场，他感到非常骄傲，尽管他与儿子的政见不同。切丽·布斯帮助布莱尔作了一些竞选工作后便回到300英里之外的西撒尼特为自己竞选，不过他被保守党和自—社联盟挤到了第三位，幸好还保住了担保金1

    大选过后，布莱尔给特里姆顿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写了感谢信。其中给彼得·布儒克斯的信是这样写的：“这是我平生最想做的事情，我在你的帮助下有机会使之成功。我希望你对我的忠诚能得到回报。”约翰·伯顿是使布莱尔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人物。大选结束后，布莱尔在汽车上对伯顿说：“我只说一次，今后再不会说了。我永远无法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伯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布莱尔身上。1994年从教师职业上退休后，他一直给布莱尔做选区的助手。他是布莱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就这样，布莱尔在特里姆顿刚结识的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再加上各种运气，一举成功，终于成为议会下院的议员，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从此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英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这一年他正好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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