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党的神童

    1983年，是布莱尔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在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进入议会是所有政治家的必经之路。布莱尔在他刚刚30岁的时候，就实现了他从政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此时，对他的党来说，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

    1983年的大选是工党的奇耻大辱。大选后不久取代富特为工党领袖的尼尔·金诺克对工党人士说：“记住你们在那可怕的6月10日上午时的感觉，谨记当时的所感所想，并告诫自己：‘1983年6月9日，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经历那样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跻身议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早在一年前，他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就曾预言，工党虽然处于很不利的境地，但现行的选举制度会帮助工党稳拿200个席位。他的预见很准，工党得了209个席位。不过这对工党来说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保守党在议会里拥有144席的空前多数，而工党在新议会中只有32个新议员。布莱尔则是这32人之一。他一到下院就对工党议会党团的残部进行了通盘考察，然后得出结论：“升迁到工党高层不应花费我太多的时间吧？”在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年仅30岁的布莱尔是最年轻的议员。左派实际上已经破产，许多左派议员在这次大选中落马，就连强硬左派的领袖托尼·本都失去了他在布里斯托尔的席位。不过左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托尼·本甚至谵妄地自认为左派获得了成功，他将这种悲壮的、具有英雄气概的失败视作道义上的胜利。但是布莱尔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是失败。不仅如此，他还担心工党会就此土崩瓦解，以至于必须重新建党。在以后的4年中，布莱尔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工党还没有从内耗中摆脱出来，在是走向团结还是继续分裂下去这个问题上，工党内部还没有形成共识。面对这种状态，布莱尔有时会感到非常沮丧，甚至认为自己是一名生不逢时的议员，尽管他从未真正地想要放弃他的议员席位。

    进入议会将近一个月的时候，1983年7月6日，布莱尔在下院发表了他的处女演讲。在演讲中，他断言工党虽已分裂，但是在就业问题上，党内各派甚至包括已分裂出去的工党人士还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他通过描述他的选区的政治传统来论证他的观点。他引述了他的前任们的话：

    “人人都认为每年把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没有可能被持续雇佣前景的情况下抛到劳工市场上是一种极为悲惨的行为。这导致了许多童工在毫无希望的职业中盲目地随波逐流。他们没有接受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前途渺茫。”

    布莱尔在演讲中抨击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失业现象的大量回升漠不关心，甚至暗自得意。在英国议会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即新议员的处女演讲不应该是可能引起争议的。可是，布莱尔却打破了这个传统，尽管他一再否认他所讲的事实是有争议的。布莱尔说，他的选民在失业后不仅要蒙受被迫无事可做的耻辱，而且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支付诸如结婚成家的费用，他们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得到本属于自己的社会福利。

    布莱尔特别强调现实生活中人们安居乐业的愿望。他攻击保守党政府的年度预算只对那些拥有3倍于平均收入的富人有利，这是与保守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低税收政党这一神话相抵触的。他引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是因为我信仰它。社会主义最为符合一种既合理又道义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代表友谊，而非猜疑。它代表平等，并非因为它想要人们变得都一样，而仅仅是因为只有通过在经济环境中的平等，我们每位个体才能得到正当的发展。英国的民主极其依赖于所有公民在享受公共福利时的共同感觉。”

    这就是布莱尔当时的政治信仰。以后他一直坚持这种信仰。

    发表这个很引人注目的演讲并不是布莱尔作为新议员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就参加了工党新领袖的选举活动。大选过后，麦克尔·富特就宣布辞职，随后便开始了领袖选举的竞选活动。参加竞争的有4位候选人：尼尔·金诺克，罗伊·哈特斯利，彼得·肖和艾瑞克·海佛。本来托尼·本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无奈他未当选上议员。按规定，只有议员才有成为领袖的资格。不过强硬左派也提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艾瑞克·海佛。在竞选期间，人们最关注的是候选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肖和海佛都坚决反对英国继续为欧共体的成员。而金诺克则坚决认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已有10多年之久了，工党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而不应漠视它。当时工党内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潮流正在扭转，金诺克的观点正代表了这一新的趋势。实际上，在4个候选人中，金诺克最具有实力，而且又得到了富特的支持。富特有意在对金诺克最有利的时机宣告辞职。所以，这次竞选结果是不争自明的。布莱尔在这次选举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支持金诺克为领袖，哈特斯利为副领袖。

    在随后的9年中，布莱尔有意靠近金诺克，与他建立起一种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在党内青去直上，以至于到了1992年金诺克辞职时，布莱尔已成为工党副领袖的有力竞争者。布莱尔自称是金诺克政治上的核心伙伴。实际上起初他只不过是一位受到新领袖的青睐并被提拨的后座议员，在新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太高。而且最先支持金诺克的是约翰·史密斯和罗伊·哈特斯利。不过到了金诺克领袖生涯的末期时，布莱尔已经居于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他与金诺克为实现工党现代化这一目标而并肩奋斗。

    在改革工党问题上，布莱尔的思想在当上了议员后有所变化。在1982年澳大利亚演讲中，布莱尔虽然预见到金诺克会成为党的领袖，并宣告新领袖的行动方针是：将从极左派中分离出来的中派与右派联合。但是1983年工党灾难性的失败促使他重新思索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内战略。在1982年，他还认为工党依靠现有的政策能够击败保守党，因为这些政策已经体现了英国社会和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现在他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工党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否则就决不会有胜利的希望。

    不过布莱尔的主张却被左翼指责为修正主义。在大选后不久，强硬左派在布莱尔选区中的斯潘尼莫尔组织了一次集会，会上充满了对布莱尔的敌对情绪。当布莱尔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一些主张后，左派议员丹尼斯·斯基诺抨击他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斯基诺还指着与布莱尔竞争过塞奇菲尔德议席的莱斯·哈克菲尔德说：“他才是直正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斯基诺的话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大声喝彩。会后，布莱尔对他的代理人约翰·伯顿说：“也许我做错了，我不该说那些事情。”

    伯顿答道：“你不必对那些事缄口不语，你不必向党靠拢，相反地，工党应该向你靠拢，应该朝你指的方向加以变革。”

    实际上，说布莱尔是一个无耻的修正主义者是不公正的。在富特、金诺克、史密斯分别任工党领袖的3个时期中，布莱尔始终站在工党现代派一边，而且与自己的领袖保持一致。这3位领袖按政治倾向划分，分别属于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有采取当时的立场才能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拥护。

    在下院，普通议员还不能享受独有一间办公室的待遇，必须两人合用一间。开始，布莱尔作为一名新议员被分派与一位有极左倾向的议员戴维·尼立斯特同处一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尼立斯特是战斗倾向派的成员，虽然富特于1982年就采取措施反对战斗倾向派，但直到金诺克在1985年年会上猛烈抨击战斗倾向派时，这一斗争才算获胜。而尼立斯特和他的另一位同志直到1991年才被开除工党议会党团。

    幸好，与尼立斯特同处一室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后，布莱尔就找到了一位令他非常愉快的伙伴，这就是后来成为他的挚友的高登·布朗。在布朗于1987年成为影子内阁大臣之前，一直与布莱尔在威斯敏斯特宫中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俩相识后很快变得彼此非常熟悉，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布莱尔一样，布朗在演讲时也是充满自信、富有说服力，而且透出某种机智。布朗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贫困状况和就业问题的，他列举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保守党的负责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的一位官员为了说明就业问题不是很严峻的，讲了这样了一个例子：“做一名玻璃清洁工几乎不需要什么设备——一个水桶，一、二块抹布，一架梯子足矣。”布朗对此评论道：“当首相在选举期间定期地谈到可作为就业机会的梯子时，我不知道下届保守党政府将会有什么更高的招术。”他常用“上你的梯子”来讽刺保守党解决失业的措施。

    布朗仅比布莱尔年长两岁，但他的资历却比布莱尔深厚得多。他在进入下院之前就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他是苏格兰地区的工党主席，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出版过几本有关苏格兰政治方面的著作；70年代早期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就已是一名由公众选出的学生政治家，当时布莱尔正在牛津大学就读；1979年在约翰·史密斯的家乡——南爱丁堡选区第一次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苏格兰工党的政治主张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伦敦，但是布朗和布莱尔都发现，他们在工党所存在问题上的共识竟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布朗是苏格兰地区工党反对本主义的领导人，曾经与本主义新左派所提议的一系列过激行动，如对由苏格兰工党执委会推举出来的领袖麦克尔·富特进行非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很有意义的是，为了抵制来自本主义者的威胁，布朗已着手为扩大工党的党员基础而工作。他开始构想在党内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计划，依据他的计划，那些现在向工党交纳政治基金的工会会员（即工党的集体党员）将被吸收为工党的个人党员。这一想法表明布朗是相当有远见的。

    在与金诺克的关系上，布朗与布莱尔不同。布莱尔在1983年领袖选举中对金诺克和哈特斯利持同样支持的态度，而布朗则是一位纯粹的金诺克分子。布朗一当上议员就加入了金诺克参与领导的左派“论坛”组织，因此在领袖竞选中，布朗自然成了金诺克竞选班子的成员。“论坛”曾是一个强硬左派的组织，成立于60年代，因以《论坛》周刊为活动基地而得名，在70－80年代工党左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该组织逐渐为温和左派和中派所把持，于是强硬左派分子分离出去建立了另一个左派组织——工党议员论坛集团。

    布莱尔是工党中左派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不过该组织只是在基层有影响，作为一个派别组织，在议会中从未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布莱尔一直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参加议员的派别组织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不愿在任何这种组织中工作。他认为，作为通向工党改革之路的方式，正当的争辩和工作业绩要比为派系组织工作更有价值。不过他的这种看法和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1985年，他在布朗的说服下加入了已变了质的“论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组织已成为金诺克分化强硬左派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将可能成为通向影子内阁的一条有效途径。

    布莱尔与布朗的政治伙伴关系一直持续着。起初，布朗的地位和职位相对较高，因此在工党内的活动更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且他以前还在新闻部门当过记者和编辑。布莱尔对布朗能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尤其是能透露政府一些文件的内容深感羡慕。一般的议员能在《卫报》第8版上发表点小文章就感到很高兴了，而布朗则常常问津许多报纸的头版。至于布莱尔，甚至做不到让工党的刊物公布他的“伟大思想”，费边社（隶属于工党的一个政治团体）就曾拒绝发表他在1983年大选后写的一本关于社区的小册子。布莱尔对他的这位朋友非常佩服，深为他的能力震惊。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把布朗看成是潜在的领袖人选，而且从未设想过布莱尔会当上领袖。

    尽管布莱尔和布朗这两位工党的新星都是金诺克的追随者，但最初却是通过党内右派的支持才得以在党内发达起来的。约翰·史密斯早已慧眼看到了他们的才干。史密斯认识布朗是在70年代中期，当布朗担任他的家乡南爱丁堡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认识布莱尔则是通过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欧文的介绍。史密斯很欣赏布莱尔的律师才能，称他是一位绝顶出色的律师，经常向别人举荐他。

    有抱负的新议员来到议会后的首要目标就是使出自己浑身的解数尽快使自己由后座议员成为前座议员。反对党的前座议员在议会里可以直接面对政府各部的大臣，向他们提出质疑。要想尽快成为前座议员，就需要多参加辩论，多在议会中抛头露面，并在辩论中展示自己的才干，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还要熟悉议事程序和有关议会的法律。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通常方式是接近议案审查委员会，甚至成为它的一个成员。因为作为一名议案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所提出的议案更容易被委员会审查通过，从而有机会拿到议会中去辩论。

    约翰·史密斯在新的影子内阁中担任劳工大臣。为了起草一个反对保守党搞的工会法的议案，他需要从议案审查委员会会员中挑选两名后座议员来帮助他，他选中两名新议员，这就是布莱尔和布朗。布莱尔早在进入议会之前就曾在倾向于工党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后来在1982年成为劳工法案的泰比特议案。1983年，保守党劳工大臣、诺曼·泰比特的继任者汤姆·金提出了一项旨在打击工会的议案，提出：在选举工会领导人、决定政治集会和罢工等重大事务前，工会会员要进行秘密投票。这使布莱尔得到了在议会中展示自己的机会。

    1983年11月8日，布莱尔在下院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第一次演讲，表明了他与金和另一位保守党新议员麦克尔·豪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次演讲与他在议会中的处女演讲不同，这次他没有与对手就英国的政治问题进行激烈的舌战，也没有表达任何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许诺，而只是从法律角度对保守党议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迎合那些与汤姆·金等人在原则上并无分歧的人们。其实，布莱尔和工党多数人对保守党议案所反映的主要原则也是赞同的，尽管布莱尔在演讲中称该议案是“不正当的、令人惊骇的，是一种羞辱。”不过，布莱尔非常巧妙地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国家干预”，说这个问题“不在于秘密选举是好还是坏，而是在于国家干预和独断工会内部事务是否正义。”因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其实，保守党反对国家干预是有选择的，全凭对它是否有利。在工会问题上它就是在强化国家干预，而且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意在打击工会和工党的的势力。工会为工党提供的政治基金是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保守党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企业的捐赠。上述的工会法案要求工会在决定提供政治捐赠时要进行秘密投票，但却没有要求企业也承担同等的义务。很明显，保守党政府是在偏袒某一方。保守党在提出工会法时是打着扩大工会内部民主的旗号。布莱尔抓住这一点抨击道：这项法案“与民主无关——完全是干涉英国工会成员们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自由组织社团的权利。”

    总的来讲，布莱尔和他的两位战友——史密斯和布朗，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还不错。当时年轻的劳工部低级大臣艾伦·克拉克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辩论，他心有余悸地说：“工党有一支非常强硬的队伍。小个子约翰·史密斯，脸圆而胖，极富魅力，是一位爱丁堡的律师，正当年富力强。还有两个小伙子极聪明，他们就是布朗和布莱尔。”

    这位保守党的低级大臣和约翰·史密斯一样拥有一双慧眼，他没有看错人，仅仅一年后，布莱尔就在议会内展露头角，在下院会议大厅中的座位由后排转到了前排。

    §§§第二节    从后座到前座

    1984年11月，这时工党正陷入煤矿工人大罢工所造成的困境中，而布莱尔又一次在自己的党处于逆境时交了好运。有一天，议会下院反对党领袖尼尔·金诺克把布莱尔请到他在下院的办公室来，布莱尔感到十分意外。金诺克的顾问查尔斯·克拉克描述当时的情景道：“托尼绝对在因害怕而发抖。他一点都未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根本不会想到他会成为前座议员。这是他第一次被召去见自己的领袖。他被震惊得几乎倒在地上。”当金诺克提出要让布莱尔当前座议员时，布莱尔沉默了很长时间。于是金诺克问：    “难道你不想当前座议员吗？”

    “不，我当然想。”

    “那好，听着，我想把你吸收到我们班子中来，就这样决定了。”

    “我也想成为这个班子中的一员。”

    “那么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有点吃惊。”1

    由于这届议会中工党的议员相对往届较少，所以有大约1/3的工党议员是前座议员。前座议员就是影子内阁成员，被分派去了掌握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布莱尔在进入下院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跻身于影子内阁，成为影子内阁中最年轻的一员。他是自1968年大卫·欧文以来升迁最快的一位议员，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媒介的重视。《金融时报》形容他是一位“最有前途的新人”。

    在影子内阁中，布莱尔被分配到财政部，在副领袖兼影子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手下当一名地位最低的大臣。在得到金诺克青睐的同时，布莱尔也受到了哈特斯利的器重。哈特斯利在自己当选为副领袖前曾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中第一次见到布莱尔，那时他就对布莱尔有深刻的印象。除了布莱尔在努力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能外，还有一点使哈特斯利十分赞赏，这就是他有礼貌。哈特斯利说：“托尼是我所见到的最有礼貌的人。礼貌是有资格当选的一个小条件。我已参加过大约50次补缺选举，但我认为只有两位候选人事后致信于我，托尼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特别之处。”布莱尔进入影子财政部后，哈特斯利对他的这位新下属的印象就更好了：“他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优秀。他极其勤勉，做事总是很有能力。如果他在下院不得不去处理很棘手的事情，他总是能做得很完满。”

    在布莱尔得到升迁的时候，另一位工党的神童高登·布朗却谢绝了对他的提升。他自己声称当一名后座议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并可以更有效地抨击政府，但实际上是不喜欢给他安排的角色。有人曾提议让他担任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办公室的一个职务，但是他不想只成为一个苏格兰政治家，不愿被固定在这个角色上。第二年，他进入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影子贸易和工业部。

    布莱尔很显然是雄心勃勃的，但他努力避免给人留下他是春风得意的印象。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前面的路是很艰难的。当时，工党已连续输掉两次大选，对一个以议会为主要活动阵地的政党来说，长期在野是很危险的。哈特斯利说他与金诺克都不懈地坚决主张工党需要赢得政权。他们寄希望于1987年大选。但是布莱尔却不寄这种希望，他在当上议员之前就曾对工党的未来进行过认真思考，他认为工党在1987年不会获胜，尽管他预料到1987年大选后他可能会进入影子内阁（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要早许多）。他很明白，工党不上台执政，自己的任何政治抱负都是空想。他不象有些人那样老是做着当首相的白日梦，也不象保守党的新星赫塞尔庭那样给自己定了一个何时当上首相的时间表。布莱尔有句格言：“我相信在政治上你若算计过多，反会失算。因此没有理由去担心。如果事情要发生，它就会发生，如果事情不会发生，那么，生活还有许多内容。老是念念不忘政治抱负的人们通常既会引起危险又会以失败告终。

    布莱尔成为前座议员不久，就开始在工党内和新闻界享有较好的声誉。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在其中很活跃的工党协调委员会是个在基层党员中很有影响的左派组织，布莱尔通过这个组织与左翼基层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该组织后来演变成“工党现代派”的一个阵地，力图改革工党的政策和内部机制。1985年春天，在地区工党代表大会期间，工党协调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外围集会。在一次集会上，布莱尔发言道：“我们正在推进党的机制的现代化，把党发展成为一个适合于竞选的组织，并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集会的组织者，工党协调委员会的书记保罗·考卧瑞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演讲，我深为他讲到的三大主题所震动，特别是他当时所谈的有关伦理问题。我对他的演讲风格印象很深，它是那种深思熟虑的风格。由此我想到了两点：‘我从没听到有人象他那样讲话’，和‘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布莱尔首次在新闻媒体上亮相是在1985年3月6日的“问答时刻”节目中。能被邀请上电视节目对一位正在发展的政治家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步骤。在这方面，布莱尔在3年时间内赶超了布朗。在这次的电视节目中，布莱尔口齿清晰、充满信心。他首先谈的一个主题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支持的合情合理的内容：“如果我被允许从实际而确有助益的一点谈起，说一说大家都意见一致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新的立法领域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措施可用来加强反对种族主义和抵制足球流氓行径的立法。”

    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成立的时候曾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有人说这个联盟是通向未来的力量，它在民意测验中的成绩也很不错。在电视讲话中，布莱尔承认工党与联盟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以此表达了他对这个联盟隐含的赞誉：“如果你们能够接受实质上已经存在的共同一致反对政府的舆论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国民们就只能作出如下的抉择：采纳联盟充斥着华丽词藻和美好理想的政策，或者支持能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工党。”

    布莱尔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发展他在下院的声望上。对一位想得到最高职位的政治家来说，在下院中的表现是一项极其必要的考验。1985年1月，身为影子内阁财政事务的一个发言人，布莱尔与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展开了一场争辩。他请求劳森共同拒绝接受“政府干预永远错误，市场力量永远正确这一荒唐的教条”。这话激起了劳森对他的奚落：“没有人总是正确的，甚至那些可敬的大人物也不例外……经验表明，从整体来看，尽管市场会产生错误，但市场修正自身的错误要比政府干预来得更容易。”不过这位财政大臣显得还是比较大度，随后他就给对手找了个台阶：“下院中两派的分歧在于反对党讨论问题，而我们解决问题。”

    在与劳森的交锋中，直到1987年，布莱尔也没有发现与他有任何观点上的接近。4月29日，在新的大选被提上议事日程前不久，保守党的这位财政大臣出示了一份表明削减税收不会增加就业的财政研究报告。布莱尔与劳森又进行了一场较量。当布莱尔讽刺这个报告“很出色”时。劳森乘机挖苦布莱尔：“可敬的伟大人物读过它了吗？”

    布莱尔反唇相讥，嘲笑他道：“我已读过了。委托这位可敬的先生审查这项报告是错误的，仅仅因为不喜欢报告的结果就摈弃它也是错误的。”

    尽管布莱尔抨击过自由市场的“教条”，但是劳森仍象许多其他保守党人一样，感到他的这位对手在与他辩论时并未表现多少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致，布莱尔的辩论更多地是从法律上找问题。劳森对布莱尔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常为他是工党党员而感到有些惊奇。无疑他是工党曾有过的社会主义信仰程度最低的领导人。约翰·史密斯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从骨子里、实质上来说属于工党右翼。我觉得托尼·布莱尔不是——我并不是想给他制造麻烦——但我的确感到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在遭受了1983年的惨败之后，工党虽然更换了领袖，但是直到1987年大选，工党并没有多少改变。金诺克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恢复党的团结上。他认为工党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工党内部不团结。他原属工党左派，不过比富特温和些，上台后逐渐转向中间派的立场。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党的团结状况确有很大改善，在公众中的形象也所恢复。然而，1983年大选后，保守党在撒切尔主义的旗帜下，对英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收效颇佳，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威望日益提高。撒切尔夫人抓住有利时机，又一次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工党带着与1983年大选时实质上相同的政策进入了竞选运动。就经济政策而言，无非还是有关税收、消费和债务方面的许诺，再就是要搞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即把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的企业再重新国有化。对这次大选的结局，布莱尔早有预料。临近大选几个月内工党的表现更是令人沮丧。1987年1月，在格林威治选区的补缺选举中，工党竟败给了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在以后的民意测验中甚至位居第三。布莱尔认为，照这样下去，工党有可能被联盟超越而走向穷途末路，这种情况在1983年大选后差点发生。不过，布莱尔所担心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叫彼得·曼德尔森的人。曼德尔森于1985年10月被任命为工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曾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周末世界”节目供职，那时就很活跃，他还是一位地方议会议员和国会研究专家。他的祖父赫伯特·莫里森在二战时曾担任过内政大臣。现在曼德尔森渴望重返中央政治舞台。在工党内盛行互相给贴派别标签的年代，他属于右翼分子，曾在1983年为罗伊·哈特斯利竞选领袖职位效过力。在任命他为宣传部长时，在金诺克心目中他并不是第一人选，但是他是金诺克的助手查尔斯·克拉克的好朋友，而且是能被左右派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的全国执委会接受的折衷人选。他成了工党1987年高度专业性的竞选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不过，在这次大选中，布莱尔并没有从曼德尔森设计的竞选运动中得到多少好处。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提高知名度的。但是在1987年大选后，曼德尔森为布莱尔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多。然而，与工党的另一位神童高登·布朗比较起来，布莱尔的知名度还很有限，在许多领域还不为人所知。除了在几次涉及到法律问题的事件中吸引了一些新闻媒介的注意外，他在下院之外还属于无名鼠辈之列，如果说还有点引人注目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是前座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布莱尔的一位来自南海克尼工党的朋友约翰·劳合于1986年8月当上了有左翼倾向的刊物《新政治家》的编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党影子内阁财政部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这是重要的。”这话实际上是在褒奖影子财政大臣哈特斯利。随后他笔锋一转评价了一番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欧纳·麦克唐纳奋斗得如此艰苦，却没产生太多的效果，泰瑞·戴维几乎表现不出一点奋斗的迹象。托尼·布莱尔这位聪明的青年律师是这支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费尽心机地钻研他的主题，然而他的热情并没使他在这支队伍中的份量增加。”

    对老朋友的这种评价，布莱尔感到怒不可遏。他打电话给劳合说：“你竟然说我是无足轻重的。”劳合慌忙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布莱尔没有经验。布莱尔仍怒气未消，说：“你的文章并不是这个意思。”布莱尔之所以对朋友大发雷霆，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劳合把自己与麦克唐纳和戴维相提并论使他受到极大伤害。对此二人，布莱尔与劳合的看法一样，都认为他们是粗俗可鄙的。布莱尔常常在影子财政部会议之外声言影子财政部成员们都是“完全死气沉沉的”。

    在这次大选中，布莱尔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太好。他将很多时间放在了他自己的选区塞奇菲尔德，而该选区几乎不算一个边缘选区，也就是说工党在这里获胜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布莱尔还是该区的工党候选人，他就能保住自己的席位。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上过BBC的电视新闻节目和竞选专题节目。更糟糕的是，他唯一的一次公开亮相也是令人困窘的。在3月31日工党的新闻发布会上，布莱尔和布朗抨击了保守党的住房和教育政策。布朗这时是影子内阁地方事务的发言人，他工作十分繁忙，要视察乡村地区，还总被地方电视台邀请去。布莱尔的讲话表明他缺乏经验，他说：保守党提高私人房租的计划只是撒切尔夫人个人的想法，而且是一个“未受抑制的和不健全的大脑”的产物。当时撒切尔夫人的声望正处在鼎盛时期，说她的大脑是“不健全的”肯定引不起人们的共鸣，反而要让人反感。那次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影子内政大臣格拉尔德·考夫曼立即解释说布莱尔不是在对撒切尔夫人心智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而是在抨击撒切尔主义的准则。不过，在撒切尔夫人退休后，布莱尔修正了他的关于她有一个“未受抑制和不健全的大脑”的看法。尽管他还认为“她把有自知之明的概念混同于拒绝听取他人的意见”，但他承认自己对她的坚定和清醒很是钦佩。

    总的来讲，在1987年6月这次大选中，工党的竞选工作还是很成功的，虽然又输给了保守党，但保守党在下院的多数席位已比1983年大大减少。不过保守党还是拥有102席的多数席位，对工党来说，仍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工党和保守党所得的选票都有所上升，不过工党的得票率仅增加了3.2个百分点，达到31.5％。然而，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不仅保住了席位，而且所得的多数选票还由8281张增加到13058张。他又一次在自己的党遭受打击时交了好运。

    对这次大选结果，工党上下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因为它展示给英国人民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公众需要的施政纲领，而且还是以似乎是很合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只有到了这时，在连遭三次大选惨败的打击后，工党上下才真正开始认识到需要大幅度地改变党的政策了。在整个1983－1987年间，工党仅在欧洲问题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经济问题上做了些政策调整。现在看来，不对工党的政策动大手术是不行了，对工党自身的一场改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三节    畅游影子内阁

    1987年大选后，布莱尔产生了问津影子内阁大臣职位的政治雄心。每次大选过后，总有一些老的面孔离去，新的面孔出现。工党的影子内阁成员不象保守党那样完全由领袖任命，而是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每年都要选举一次。其间出现职位空缺，先由领袖任命，待年度选举时再重选。布莱尔决定抓住年度选举这个时机，积极活动，为自己创造通向权力的机会。布日彦·古尔德是1987年工党竞选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人们期待他在这次影子内阁选举中同样表现出色。布莱尔也看中了他，向他讨教。古尔德承认在布莱尔身上有一种好的特质，不过“他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但向人请教是他寻求支持的一种手段——他问我是否我认为他太年轻太缺乏经验而不能尝试进入影子内阁。我说‘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去进行尝试。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第一次没获成功也不要失望，而应该继续努力。’”

    布莱尔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他意识到，虽然他具有某些优点，而且是很有益的，但更重要的是组织和盟友的支持。要想成为影子内阁大臣，最首要的是使自己的名子进入候选人名单，而这个名单是由党内各种派别组织提名产生的。当时有3个初步的名单，分别由右派、强硬左派和论坛集团的竞选组织筹划提出的。虽然拥有选举权的议员们不可能盲目接受任何一个名单的全部内容，但能使自己的名子进入其中任何一个名单就已经是初步胜利，这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得到了某派力量的支持。布莱尔的名字在论坛集团提出的名单内。

    论坛集团即论坛派原是一个左派组织，后来演变成为中派组织，成为那些能干的中派前座议员们爬上影子内阁大臣职位的“机会之梯”。到1983年后，该组织的力量得到大发展，几乎吸收了大约一半的工党议员。布莱尔是经布朗的说服于1985年才加入到这一组织中来的。此举使他后来受益匪浅。以前布莱尔还一直不原加入这种派系组织，声称他对派系组织不感兴趣，厌恶这种派系政治。在得到论坛集团的提名过程中，布莱尔得到了他的朋友、东纽卡什尔选区的议员尼克·布朗的帮助。论坛集团在决定自己的提名单时要进行一次秘密投票，尼克·布朗为布莱尔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帮助他了解论坛集团内每个成员的情况。在论坛集团进行正式候选人选举时，布莱尔勉强被通过。尽管这样，这对布莱尔将来的政治生涯来说仍是很有意义的一步。布莱尔当上领袖后，许多人宣称自己在那次影子内阁候选人选举时就第一个注意到：布莱尔具有将来成为领袖的潜能。来自德汉姆附近的一位议员贾尔斯·拉迪斯在那次选举中失去了在影子内阁中的职位。他声言曾对布莱尔如是说：“看，托尼，你是代表未来的大人物，我认为我们在尼尔（金诺克）当领袖时不可能获胜，我认为你才是我们的希望之星，而且我将尽快地尽我的所能帮助你进入影子内阁。”

    在大选中表现出色的布日彦·古尔德在影子内阁选举中高居榜首，不过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影子财政大臣的职位。在原影子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的帮助下，约翰·史密斯得到了这个职位。哈特斯利在政治立场上与史密斯一样属于右翼，他离开影子财政部后来到内政部。而古尔德则来到了地位仅次于影子财政部的影子贸工部，布莱尔则被任命为他的副手，负责伦敦城的事务以及消费者事务。他们二人曾在哈特斯利领导的影子财政部内共事一年之久，古尔德任秘书长。

    工党的另一位新星高登·布朗也很顺利，他接替了古尔德原来的职位，在史密斯手下当秘书长。由于史密斯占据了古尔德想要的职位，两人从此结下了夙怨，这种夙怨在5年后的领袖选举中发展到了顶峰，不过两人的对立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古尔德是一个工党现代化者，后来他成了布莱尔的坚定支持者。工党的两位新星在人际关系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布朗是尽可能地紧密跟随史密斯；而布莱尔则是对党内的各种主张兼收并蓄。

    在古尔德手下负责伦敦城的工作对提高布莱尔的知名度很有好处。古尔德说过：“最聪明的人应该被授予这项工作。如果他们证明自己能够胜任，那么这样的工作很明显就是启动其他事务的发射台。”古尔德本人及其他许多人都喜欢干这种工作，其理由之一就是能够得到新闻媒介报道的机会。正如古尔德所讲的：“从事伦敦城的工作，其好处之一就是确实能使你的名字经常在报刊的金融版上出现，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报刊上。有一个时期，我和托尼发现我们 的名字每隔一个星期就会出现在《观察家》杂志的扉页上。”

    十分凑巧，布莱尔的这次升迁使他有机会直接与保守党未来的领袖直接对阵。作为古尔德的副手，布莱尔的第一项议会工作就是负责完成反对政府提出的财政议案的事务，这项工作在大选前就已开始，但被大选中断了。布莱尔发现，自己暂时只需要面对新上任的财政部秘书长约翰·梅杰和负责通过这项议案的财政大臣诺曼·莱蒙特。布莱尔在发言中非常彬彬有礼地赞扬了莱蒙特，感谢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最详尽的解释说明。对布莱尔的赞扬，莱蒙特第二年在BBC电视台的“今晚新闻”节目中给予了回报，他评价布莱尔道：“他是一位非常卓有成效的议会工作者。他不是为演讲而演讲……他直截了当地提出率直的问题。我的确曾在委员会中通过了这项财政议案，当时他是我的主要辩论对手。我对他做的工作之多和起立发言时快速思考的能力印象很深。”很久以后，当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正是莱蒙特向保守党发出了警告：“保守党政府正面对来自新一任朝气蓬勃的托尼·布莱尔领导班子的值得纪念的挑战。这种挑战之严峻，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布莱尔已把工党急剧地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事态的发展证明莱蒙特的预见是正确的。

    1987年大选后，工党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在9月份的布莱顿年会上，金诺克发起了对工党政策进行反思的运动。作为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号召工党党员们自觉地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场运动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面对连续3次大选失败，摆在工党面前的已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进行政策革新，要么永远衰落下去。争辩是否应该坚定信仰已经是毫无用处的，尽管强硬左派还在这样做，但已不能再吸引多少人。当时有人还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即与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做一项交易，达成一项协议，组成竞选联盟。许多人对这种策略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使工党能够上台执政的希望所在。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不合英国政党政治的传统，搞不好会使工党彻底垮掉。而且，这样做还意味着工党将不得不接受自—社联盟所主张的选举制度改革计划，因为这是自—社联盟的核心要求。英国一直实行的是简单多数制，而不是象欧洲大陆许多国家那样实行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制对大党有利，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使小党难以发展起来。在1983和1987年的大选中，自—社联盟所得的选票与工党相差不多，但所得议席却寥寥无几，选举制度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1 所以，自—社联盟极力主张改革英国的选举制度，采用比例代表制。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讲是与民主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所以也得到了许多工党人士的赞同。在1987年的工党年会上，竟有15项动议是力倡实行比例代表制的。

    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布莱尔是赞成的，但他不象许多人那样盲目。1987年9月4日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比例代表制的看法。他说：“工党内热心于比例代表制的人没有把这种制度主要地建立在宪法原则之上，而是把它作为获取执政地位的策略。他们赞成比例代表制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工党不再能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而且通过多数席位政府的前门得不到的东西可经由组成联盟和选举协定这样的后门大量获得。这种想法是建立在危险的幻念基础上的。”

    布莱尔这里所说的幻念是指那些热心于比例代表制的人所认为的：现在“反撒切尔主义者”居大数。依据这种看法，多数选民就会把选票投给反保守党的党派联盟，而比例代表制又有助于这种党派联盟获得更多的席位。但问题是，在比例代表制下就不能保证在大选中产生以工党为首的联盟。

    布莱尔在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上的辩论是强有力的。但他的主要注意力还不是在这里，他所关注的是工党的内外政策，他极力坚持工党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认为：

    “工党的真正问题是它为什么得不到足够选民的支持。不管我们是维持现有的选举制度还是改变它，也不管我们是单独进行竞选还是结成竞选联盟，工党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比例代表制之争只不过是近来为逃避对工党前途作出决定性选择的借口。

    一个联盟仍必须决定它的经济政策、工业政策，决定在防卫事务、外交事务或工会法上意欲何为……在一个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谋私利的联盟中，工党为获取权力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将被证明是不正当。”

    布莱尔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之前，在1987年7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对1987年工党大选失败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把保守党获胜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宣布的施政方案。但是他坚持认为保守党的施政方案反映了“一种个人责任制的极端观点”。这些措施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社会提供的机会基础上的。他抨击撒切尔夫人的政策道：“撒切尔夫人对教育问题的解答就是允许学校脱离制度……对人们关心的养老金问题的回答是让个人承担自我保险。国民健康保障制度之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仅仅是因为它在公共医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假若它不存在了，政府决不会再把它创造出来。没有智能，也没有政治动力被提供，来用以改善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个人所应做到的一切。”

    批评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决不意味着布莱尔赞成工党过去所推行的政策。虽然在许多公开场合他声称对工党的政策进行反思并不是对这些政策进行修订和损害，而只是对之进行全面的十分重要的重申，是为了解决如何把原则付诸实施；但是在私下里他却说：摧毁与重建仍是他密切关注的两个主题。在一篇文章中，当他提到工党需要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刻变革时，高度评价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成功，说她成功的关键在于总是边破坏边再造自己的选举支持力量。

    对工党政策进行反思有三个重点，即工会法、核防御和私有制。在私有制问题上，布莱尔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坚持工党应该放弃完全收回被保守党政府出售了的国有企业的计划。他批评以往的工党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没有运用竞争机制。但是他反对保守党政府的让外国人来接管英国的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的作法。在这点上，他好象有点“保守”，给人一种他是经济国家主义者的印象。他的这种立场遭到保守党人克拉克的讽刺：“外国人不应该被鼓励来我国投资，英国人也不应该被鼓励到国外投资。”布莱尔认为：“如果英国工业的整个决策机构都转移到英国的控制之外……那么就不能保证我们能控制我国的工业前途。”在这方面，布莱尔的观点与传统的工党政策相接近。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布莱尔更加得到了金诺克的信任和喜爱。为了便于对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金诺克成立了7个政策反思小组，其中一个是有关就业和工会问题的，叫“在业人员”小组。开始，负责这个小组工作的是影子内阁劳工大臣麦克尔·米切尔，可是在头两年间，这个小组却拿不出金诺克想要的任何东西来。于是，金诺克把布莱尔安置到了这个小组中，他确信布莱尔能呈出令他满意的结果来。

    当时工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防御政策。布莱尔在这个问题上很少直接表态，而他在初进议会时是支持单方面核裁军政策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是能间接反映出来。他在他家乡选区塞奇菲尔德的的支持者中是可以讲在别处不能讲的话的，而且他的那些忠实伙伴都是他的政治观点的宣传员，是政策反思的宣传者。有一次，《卫报》考察了工党基层组织对政策反思运动的意见，约翰·伯顿、费尔·威尔逊和保罗·特里彼特都被召去发表意见。特里彼特的话表明他已完全从一个激进分子变成了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在这儿我们是孤注一掷的，孤注一掷地去获取下次大选的胜利。大多数政党在一次大选遭受打击时都开始着手对一些政策加以改变。在它们已遭到3次沉重打击之后，所有的政党都开始改变政策。认为仍有人在说没有什么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是不可信的。”

    威尔逊说：“党内有些人通过注意民意测验和党外选民的想法，说工党的政策反思意味着我们将结束代表平民利益的政治史。但是这些人相信工党若放弃争取工人阶级就会赢得选举，而不是因为争取了工人阶级才获胜。不过我对工人阶级还没有那种蔑视。”

    所有这3个人都谈到无核防御政策必须放弃，包括因支持核裁军而加入工党的威尔逊在内。伯顿说：“我很愿意承认党内每个人都相信核武器的存在从道义上讲是不正当的。但我不认为值得为争论这个问题而在3次大选中都以败北告终。我们可以在教育、医疗和就业问题上做尽可能有益于工人阶级的好事。”

    被安排到有关就业和工会问题的“在业人员”政策研究小组后，布莱尔努力工作以取得金诺克的信任，同时也增加工党议员们对他的支持，为他再次进行被选入影子内阁的尝试作准备。他的努力更增强了金诺克对他的偏爱，其标志就是金诺克派他代表影子内阁去调查1987年10月股市暴跌的情况。古尔德看到了金诺克想提拨布莱尔的迹象，他说：“那时总有两三个人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崛起者并想在影子内阁中寻求职位，尼尔（金诺克）善于提拨他们，这次他将为托尼架起一座梯子。”对古尔德的议论，金诺克表示同意，而且他还对布莱尔撰写报告时的“辩论才能”大加赞扬：“好处之一是报告从不会太冗长，他能用每个人都能理解并从中获益的语言来表达观点。”

    这期间，布莱尔每两周就要为《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写一篇文章，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议会外的讲台。这引起了他的议会同事们的注意。布莱尔曾撰文赞成电视播放下院的情况，认为“通过上电视、出风头而进行政治工作是宣传的最好形式。”他懂得利用新闻媒介的技巧：“我们今天的新闻是快捷的。如果你不能把你所要宣传的东西归纳成一个句子甚至一个短语，那么就忘掉它。如果把两种思想或意见结合起来，那么大众传媒不会重复二者，而是二者择其一。为避免误解，在新闻媒介为你传播一种政策或见解前，要把它的主要线索清晰地分解出来。对新闻广播提要应多加思索。”

    布莱尔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由一位普通议员变成受领袖宠爱的影子内阁成员，除高登·布朗外，与他同期进入下院的人都没有他升迁得快。这时布莱尔35岁，正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之时。比他大两岁的布朗时年37岁，已是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的助理，地位十分重要。布莱尔决心紧步布朗的后尘。为此，他就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治锋芒。

    1988年夏，有一桩金融丑闻又使布莱尔得到了大出风头的机会。当他刚刚从日本旅行回国，来到议会大厦中的议员休息室时，一位新上任的工党督导员艾兰·麦克尔拦住了他，向他讲述了麦克尔的南威尔士选区的一些选民因一个投资团体经营不善而损失了钱的事件。麦克尔后来回忆说：“托尼拎着手提箱走进来，我告诉了他这件事，我原以为他已经有所耳闻。我们谈了大约5分钟，他看上去有点发呆的样子。我深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但是10分钟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在考虑这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讯即对事态做了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反复进行核查。他抓住了这件事的核心问题。”

    古尔德很愿意让自己的助手去为维护领取养老金者的利益而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引人注目。尤其是这个战斗是直接面对保守党政府，是它管理不善才使得这些养老金领取者丧失了生活积蓄。古尔德把这个事件交给布莱尔，让他继续处理。他觉得许多影子内阁成员都处理不好这件事。他认为布莱尔处理错综复杂的事态、领会其中关键环节的能力是无容置疑的。布莱尔显露了他的政治锋芒，他提出政府早就应该充分了解那个投资团体是可疑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布莱尔使保守党政府陷于困窘之中。

    这次布莱尔大出风头正是时候，因为不久，这年的11月，工党就进行了影子内阁的重新选举。布莱尔又一次获得成功。不过还是他的好朋友布朗高居榜首，看来他与布朗之间，在政治资历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在议会和影子内阁中，布朗的表现比布莱尔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就在影子内阁选举前两个月，布朗与政府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进行了一场经济学上的辩论，激烈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布朗的演说被普遍称为是“一种敏锐的袭击”，使劳森都折服。布朗的高超政治技能使布莱尔相形见绌。布莱尔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选举过后不久，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他谦逊地对人们说：“我还年轻，不过已有了一些向好的方面改变的趋势。我非常幸运，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政治历史上有很多被推测是上升之星的人最后却如流星般陨落的事例。”

    影子内阁选举结果揭晓时，布莱尔正在伦敦广播电台接受采访。他得知消息后首先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分享喜悦。然而，更大的喜悦还在后面。这时，金诺克已有意让布莱尔担任影子内阁劳工大臣之职，因为他觉得目前任该职的麦克尔·米切尔在革新这一领域的政策时一直不够大胆。但是，米切尔在工党左翼、甚至中左翼中仍有很强大的后盾，金诺克有所顾虑，不敢轻易拿掉米切尔。金诺克曾形象地描述当时工党内权力分配情况：“所有影子内阁中职位的分配就如同一副拼图玩具。在那件事（指提升布莱尔为影子内阁大臣——作者注）发生前一年我就想以一种特殊方式来组合。但因为党内各种力量的制约，我就不能以我希望的那种方式来配置，因此只好把其中的一块放到一边。”

    就这样，在党内斗争因素的作用下，布莱尔转而当上了影子内阁的能源大臣，取代了约翰·普雷斯科特（布莱尔任工党领袖时，他被选为副领袖）。这一年布莱尔35岁，是最年轻的影子内阁大臣。从后座议员到影子内阁大臣，他只用了5年时间。

    布莱尔初来影子能源部时，许多人都不服气，有人把他描述为“一位被金诺克派来的眼睛明亮、天真幼稚的能源部发言人”。不过，不久人们就改变了这种看法，他很快就得到了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布莱尔被授予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议会工作，即为抵制保守党能源大臣塞西尔·帕金森搞的电力私有化而战。这是对他的一次更大的考验，他在影子贸易和工业部任职时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涉及到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的立场。

    在最初的议会辩论中，布莱尔所坚持的完全是工党传统的立场。在1988年12月的一次关于电力工业的辩论中，布莱尔首次以影子内阁大臣的身份发言。他说：“我们很自豪，把工业纳入了公有制。当我们执政时，它将被恢复为服务于英国人民的公共机构，而不是为追求私人利润而运营。”当时，在所有制问题上，工党内部还未达成共识，多数工党的前座议员们都反对私有化，希望实现重新国有化。

    尽管布莱尔在与对手战斗时所用的武器并不先进，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得却很出色，他又一次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充分的利益。本来帕金森是很受撒切尔夫人赏识的，但是在与布莱尔交锋后，却被体面地降职。他显示出缺乏利用他特别丰富的经验和进行快速反映的才智。在一次交锋中，布莱尔说：“这位国家的大臣说他正在引进真正的竞争”，“在他的演讲中继续提到竞争，好象他提到竞争的次数越多，竞争就变得越真实。”而帕金森的每次插话都使他遭到更重的挫伤。同时，电力私有化政策也确实存在一些漏洞，给布莱尔提供了发起进攻的机会。

    在1989年10月工党年会上，布莱尔发表了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年会上的演说。按规定，除非是重点发言，不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内的影子内阁成员，发言时都必须站在地板上，而不能站在讲桌后面，而且只允许讲3分钟。但是3分钟对布莱尔来说足矣。布莱尔在演讲中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电力私有化政策：“我们不想让它推迟，我们不想让它耽搁，我们不想让它延期，我们只想摈弃它，在这儿，现在以至永远。”这番话迎得了热烈的掌声。

    演讲中，针对保守党政府打算出售核电站，布莱尔阐发了他的环境主义观点：“取代已令人厌倦的托利党80年代的议程——私有化、环境污染、物价上涨……我们在90年代给国家展现出一个新视野，在那里保护能源象生产能源一样重要……在工党治下，环境将支配我们的能源政策，而不是能源政策支配环境。”不过，布莱尔的这种环境主义观点并未坚持下去，以后他也提到，“工党政府建造更多核能站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工党的政策反思运动历时两年之久，到1989年春即将结束时，金诺克与古尔德之间产生了矛盾。金诺克害怕古尔德在公有制问题上向工会中的守旧势力让步太多。作为负责当时最大的私有化行业——电力的影子内阁大臣，布莱尔被迫在金诺克与古尔德的争执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就在政策调查研究小组的报告得以完成的时候，古尔德惊异地发现他办公室中的布莱尔竟然是金诺克派来的人。后来，古尔德被调到环境部任职，对金诺克更忠诚、也为金诺克所喜爱的高登·布朗被调来负责影子贸工部的工作。

    一波刚过，另一波又起。在政策反思运动刚刚结束，金诺克与古尔德的争执刚刚消逝的时候，布莱尔很快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场麻烦之中。

    1989年10月，工党又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影子内阁选举，布莱尔因在电力私有化问题上使保守党政府困窘而得到了回报，他这次得票位居第四，仅在布朗、史密斯和罗宾·库克之后。随后，金诺克对影子内阁的安排进行了大调整。布朗取代古尔德为贸易和工业大臣，布莱尔从能源部换到地位更重要的劳工部。他与布朗的差距正在缩小。

    在新的岗位上，他立刻就面临着一项更为复杂、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对工党来说关系更大的工作，即处理工党在工会法上的政策问题。自60年代末起，工会与工党的关系开始变坏，到70年代末双方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公共部门工会中的大多数人对1978－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中工党的行为大为不满。许多工会会员停止在大选中向工党投票。可是，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更加敌视工会，于1984年通过了新的工会法，对工会的权力大加限制。如何对待新工会法，处理同工会的关系，是令金诺克最为头痛的问题。在政策反思运动期间，金诺克对左翼的影子劳工大臣麦克尔·米切尔在对工会法的政策审查上所做的工作甚不满意。1988年3月，米切尔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被拒绝接受，这是所有的7份研究报告中唯一被拒绝的一份。一年后，重新写就的最后报告一经完成就被枪毙了。它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比如它建议抵制对工会财产的查封。而这一点并不是保守党政府所要做的，而是法庭为了能有效地执行工会法而采取的手段。若按米切尔报告的建议，工党和工会将同法院站到对立面。

    布莱尔是米切尔领导的“在业人员”政策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和金诺克的办公室主任查尔斯·克拉克受命一起组织了一次“救援工作”。布莱尔把亚历山大·欧文请来帮忙。欧文曾是布莱尔当律师时所在的事务所的负责人，现为议会上院工党发言人，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在1989年工党年会召开前3个星期拿了出来。他提议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劳工法庭”，其职能是阻止那些对工业事务一无所知而且对工会带有偏见的高等法院法官们在裁决工业纠纷时过份侵害工会的利益。“劳工法庭”方案被加进了米切尔主持搞的政策研究报告中，他被迫发表了一项“澄清声明”，表示这个方案并不是他的思想。通常情况下，当某人发表此类声明时，人们就知道他一定是遇到麻烦了。米切尔正是这样。几个星期后，米切尔离开了影子劳工部去就任地位相对次要的影子社会保险大臣。他留下的空缺就由布莱尔来填补。

    布莱尔深知，他要想在这个新岗位上干好，必须迅速推进革新政策的步伐，甚至不能等待对原有的政策进行细仔的考察。他不敢奢望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会帮助他进入工党未来可能的领袖行列。

    1989年11月，布莱尔在处理政府提出的“社会宪章”最新草案问题上露了脸。6个月前，当这个宪章的第一个草案制定出来时，撒切尔夫人指责它“更象一个社会主义宪章”。而那正是工党所支持的草案，布莱尔说，工党支持那个宪章的原因是：它将提供给英国人民所有他们有权利要求的东西。但是新草案却做了许多改动，主要是限制了工会领袖们的权力。在辩论中，布莱尔陷入很被动的境地：与保守党的观点针锋相对，就会引起选民的反感和保守党人的嘲弄，因为宪章的许多内容是适合英国现实情况的；原则上肯定宪章的内容就会开罪于工会领袖们。布莱尔又一次得到了工党领袖金诺克的鼎力支持。金诺克对布莱尔说：“不管何时别人问你，‘这是金诺克的观点吗？’都回答‘是的’。”

    当时工会和工党不得不在“社会宪章”和“企业只雇佣工会会员” 之间做出选择。大部分工会领导人都知道接受社会宪章已是大势所趋，但又不愿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点。布莱尔显示出了他处理困难问题的能力。在一星期之内，他说服了除全国印刷工会外的所有相关工会的领袖，排除了敌对意见。在11月6日关于社会宪章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布莱尔宣布他全部接受了这个宪章。布莱尔完全代表了工党的态度。在党派斗争中，工党是以退为进。保守党原打算利用社会宪章削弱工会，进而打击工党，它所运用的一个武器就是强调“不加入工会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这一原则。但上述原则同时就隐含着“加入工会也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工党接受了这一原则，支持社会宪章，就使自己赢得了随时可以抨击政府没有兑现它所承诺的“加入工会的权利”的权力。

    全国印刷工会在接受社会宪章问题上是与布莱尔最为敌对的。布莱尔在说服各有关工会领袖的过程中，曾试图与该工会的领袖托尼·杜宾斯交谈，但杜宾斯坚持拒绝与布莱尔会晤。杜宾斯对工党在工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大为震怒，在布莱尔宣布工党接受社会宪章后的当天，他要求布莱尔到该工会主席的办公室，向他做出自我解释。布莱尔如约而至，但却被迫洗耳恭听对手单方面的大喊大叫。当时的一位在场者描述这次会面是“特别的”。然而言词激烈是杜宾斯无能为力的表现，他想为纽转局面做点什么，但已是无可奈何。

    布莱尔在工会问题上的政策不仅受到象杜宾斯这样的工会领袖的攻击，还遭到工党内许多上层人物的非议。在一次布莱尔缺席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受到了痛斥，原因是他的政策改变的方式“不民主”。在议会工党的一次会议上，布莱尔也遭到一些人的“袭击”。对他这样一位精明的影子内阁大臣来说，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不过，布莱尔也有许多支持者。在影子内阁中，约翰·普雷斯科特令人惊呀地表示充分支持布莱尔。这是一个要他们俩互相尊敬的重要示意。普雷斯科特曾但任过影子内阁劳工大臣，全盘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声称自己赞成工党改变对工会的政策，认为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应该从以前附属关系转为一种建立在合法权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这些合法权利中的一条就是“加入一个工会的权利同时就意味着不加入一个工会的权利”。普雷斯科特的助理麦克·科瑞温说：“布莱尔是仅有的一位能理解这一点的影子内阁成员。”

    工党内反对布莱尔工会政策的人还是占少数。意味深长的是，许多保守党人在私下里也抱怨布莱尔。劳工大臣诺曼·福勒在这一年的12月份提出了一个劳工议案，原以为会使布莱尔陷入困境，然而他却失望地发现他的这位对手在一定范围内是自由的。布莱尔在下院对保守党议员们大加嘲笑：“他们在哪儿都穿起保守党最漂亮的衣服，把手放进魔术师的帽子里，希望拉出一只白色的、好看的、眼睛明亮的、活泼的、在现场跳跃的兔子，但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抓着一只死狐狸。”布莱尔再次让保守党人处于困窘之地。

    §§§第四节    金诺克选定的接班人

    布莱尔的出色表现使他更加得到了领袖的恩宠。这时金诺克已开始倾向于让布莱尔当他的继承人。据金诺克办公室的海瑞特·哈曼女士回忆，1990年1月的一天，当布莱尔走进金诺克的办公室时，“金诺克说：‘下一届工党领袖来了。’我笑了，因为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没觉得这话是荒唐可笑的，而是不了解他说这话是认真的——我注视着他，才感觉到他是完全认真的。”

    金诺克早就慧眼识才，把布朗与布莱尔看作是未来工党领袖的人选。有一段时间也很赏识古尔德。但是在80年代末的时候，他还是更倾向于让布朗接他的班。1988年初，在刚刚经受了一个选举失败后的沮丧时期后，金诺克开玩笑地对布朗说：“你是可用的人才，工党可能需要你。”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间，布莱尔逐渐赶上了布朗，特别是布莱尔在处理工会问题上的表现，使金诺克认为他比布朗更具有工党所需要的勇敢进取精神。

    其实，布莱尔很早就得到金诺克的宠爱和着意培养。古尔德——这位早期就受到领袖青睐的人——回忆道：“当我在1986、87、88年前后还是尼尔·金诺克眼中蓝眼睛的男孩时，每当影子内阁发生不是经常会有的辩论时，我就发出我想发言的信号。尼尔·金诺克几乎总是在他结束演说之前，辩论即将结束时把我带进去。他知道或者希望，正如在那种时刻通常会发生的事，我将会说一些非常有助于他的话，然后他就能扳回优势，进而结束讨论。但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托尼充当了我那种角色。从90年代开始继续如此。托尼，作为被召来做这事的适宜人选，通常说些相当令人震惊的平凡的话，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力地支持了领袖。”

    到了90年代，布莱尔确实进步很快，这与他的好朋友、工党另一颗新星布朗形成鲜明对照。布朗在担任影子内阁贸工大臣时却没能完成政策反思研究工作。后来在负责处理英国电讯业重新国有化这一难题时也是一再地犹豫不决，不象布莱尔那样能讯速完成任务。有一份材料透露，在金诺克的办公室，“他说：‘工会将说些什么？’金诺克办公室的人员说：‘还要我们来告诉你工会将要说的内容吗？’高登恰恰不去聚焦，不会做这事，不愿冒险，尽管工会将会反对此事。”也许，正是由于布朗过早地展露锋芒，使得人们对他期望过高。政治生活就是这样，出头过早反而变成坏事。

    在布朗的威望下降之时，布莱尔已逐渐证明自己具有当领袖的才能与忠诚。金诺克后来回忆说，那时布莱尔甚至在私下里都不对他正在追随的工党的前进方向和步调表示最轻微的不满。但是当他被给予改变工党政策的机会时，他马上快速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令人赞赏不已。布莱尔与布朗两人的政治竞赛，1990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一直是布朗占上风。到1990年，布莱尔已经开始严肃地准备考虑当领袖的抱负，这两位工党的神童间的平衡开始打破。

    就在1989年底布莱尔因处理工会问题而声望大增时，又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事。工党的中央总部宣传部长彼得·曼德尔森被选为与塞奇菲尔得紧邻的哈特尔浦选区的工党候选人，该选区是工党的安全选区，只要成了工党的候选人，就不争自胜。起初，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的密友约翰·伯顿也对哈特尔浦的席位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曾为了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退出竞争，现在他又为了曼德尔森再次退出竞争。伯顿自己在解释他退出竞争的理由时说：“因为托尼需要彼得，他本来将会支持我，但我知道他需要彼得。我意识到彼得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人。”

    曼德尔森与布莱尔关系很密切，在他为当上候选人而努力奔波时就住在布莱尔在特里姆顿的家里。在哈特尔浦的竞争中，他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布莱尔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布莱尔并不是他唯一的支持者。曼德尔森一直是金诺克的一名正式的顾问，后来他又开始扮演布莱尔的顾问这一更重要的角色。得到象曼德尔森这样的工党资深的政治家的支持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到了这个时候，布莱尔已具备了大多数竞争工党最高职务的人所具有的资格：他操着标准的英格兰口音，是正宗的英国人；他有着很好的演讲和雄辩才能；他在电视采访中表现良好；他得到了下院的敬重；他通过“在说着通向权力的真理”（美国短语）已显示出某种强劲的迹象。而这又恰逢工党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执政的保守党正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自从1990年4月撒切尔政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新的人头税并引起暴动以来，政府就一直不得人心。保守党内部在欧洲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内阁大臣尼尔·劳森于1989年辞职就已暴露出这种分歧已达十分尖锐的程度。保守党左翼力量的代表麦克尔·赫塞尔庭此时正加紧步伐向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形势能发展到何种地步还很难预测。而此时的工党已完成了政策反思，并兴奋地展望着下次选举。工党对工会法态度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和象征性的转变。

    就在上述这种形势下，布莱尔获得了把工党的新政策与他自己联系起来的机会。1990年10月1日，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普尔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布莱尔得以有机会在年会中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以前虽然也在年会上演讲过，但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站在讲台前的地板上。这一回他做的是重点发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当他走向讲台时，当然有些紧张，因为大会的讲台近年来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讲台的后面是一排4个巨大的影印字——“真正人民”，倾斜着、俯临着讲台。大会的主题词是“展望未来”，这容易使人们回想起1945年的“让我们面向未来的”工党宣言。在讲台的前面，坐着一排排的工党积极分子。

    布莱尔的演讲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并进行着。演讲很快直截了当地进入了一系列意在得到掌声的政治口号式的声明中：“我们作为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将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恢复工会的权力。”他承诺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但忽略了维护不加入工会的权利）；承诺在关于妇女产假问题上要做得更好；承诺更严格地实施医疗制度和安全法；承诺一项最低工资制。在每一阵掌声之后，他都象在集市摊位上售卖物品一样叫着：“新的权利。”

    然而，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掌声。他允诺在工党政府治下：“不存在走后门买卖工作，而是在前门公开地提供就业机会。没有什么工作计划可以设计出来解决失业，而只有通过教育，真正的教育。那就是工党提出的方案。”在说最后这句话时，他仰视着前方，期待着掌声。可是没有人鼓掌。他快速低头看了一下讲稿。真是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打击，他找不到现在讲到什么地方了。布莱尔突然意识到丢了一页讲稿。此时，正面对着立体声录音机的他，感到台下充满了敌意。其实，对台下的听众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演讲中的一点小小的毛病而已。布莱尔不愧具有超凡的演讲才能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他停顿了一下，将讲稿乱堆在讲桌上，很快准备出了一段与他的演讲内容相连贯的话。“那就是它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意识到工党的教育方案是包含了一项供英国讨论的新议程的教育方案。”他的讲话又恢复了流利。

    在那一定让他感觉象八十年一样漫长的80秒钟后，他的演讲又回到讲稿的原文上。他攻击了保守党解决工业事务的作法：“正是他们不能避开政治冲突，不能掌握合股经营的潜力。正是他们接受了70年代的议程，因为他们对90年代的问题给不出答案。”演讲重新获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会后，许多代表议论起布莱尔演讲中出现的意外。出现这种事故，使人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但他处理这次意外事故的能力又激发了人们对他的爱戴。

    不过，这次工党年会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因为保守党内出现的变化更引人注目。就在工党年会举行的那个周末，财政大臣约翰·梅杰和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最终在欧洲问题上战胜了撒切尔夫人，迫使她同意英镑加入欧洲汇率机制。7个星期之后，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对撒切尔夫人的离去，布莱尔在第二年有个特殊的评价，他说这是保守党最近几年来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使保守党迷失了方向。这一评价与他几年前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是“心智不健全的”形成对照。

    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后，她的财政大臣梅杰接替了她的职位。布莱尔曾描述梅杰的特征是“性情平静、暗灰白头发、较低技巧”。梅杰一当上首相，执政党和反对党便都陷入随时有可能举行大选的气氛的包围中。尽管工党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但保守党的支持率也有所回弹。梅杰一直在寻找举行大选的时机，他觉得趁工党未及做充分准备，尽可能提前举行大选。而工党则尽力迫使梅杰推迟大选。工党看上去很有信心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它的竞选策略有问题。工党的策略是被设计用来对付撒切尔夫人的，在梅杰上台后并未有多少改变，而梅杰不仅是撒切尔夫人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她的对手。

    此时，工党在政策上也存在严重问题，1989年结束的历时两年之久的政策反思运动只是一个否定过程，它否定了旧的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东西。1987年大选时一位评论家的话对工党仍然适用，他说工党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承诺“类似于一个有安全问题的航空公司极力兜售它飞机上的高质量的饭食。”除非选民相信工党能提供一个强大的经济，否则无论是医疗保健制度还是就业新权利都不能劝使他们投工党的票。

    当工党为大选所作的准备工作得以加强时，布莱尔日益担当了一种领导人的角色，甚至金诺克都承认布莱尔是个可信赖的党的管理者。他和约翰·史密斯、高登·布朗、玛格丽特·贝科特一起被看成是领导核心中的人物，这些人在1991年4月18日的工党政治广播中被介绍给全国人民认识。政治广播是一种可重复放映的介绍人物传记的电视节目，每次30到60秒钟，通常是在竞选运动之初被搬上银幕以在选民中树立起本党领导集团的形象。电视画面上，布莱尔身穿皮夹克，站在德汉姆的一座被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的教堂前的桥上，身边是他的女儿凯思琳。画外音是：“他37岁，是影子内阁大臣中最年轻的，出生在爱丁堡，一位律师演说家的儿子……”。接下来是一阵布莱尔对机会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大量由才能与潜力构成的财富，我们没有利用它。我们没利用它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自己的个性、构造他们自己的特质、确切地意识到他们能成为什么人的机会。如果他们获得了机会，就能遂已所愿地成就自己。现在，你们不能为人们做每件事，不能为他们管理他们的生活，不能为他们作出所有选择。但你至少能提供给他们我享受到而许多人没有享受到的那类机会的通道。”

    布莱尔的上述见解是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大众政治家的口齿流畅，而且还抓住了“英国机会”这个大选年的主题。尽管那时布莱尔的知名度仍旧很低，但在工党的民意研究中，他是个新星。在定期在中间阶层选民中搞民意测验的电视节目中，他比其他任何同事出现的频率都高，而且形象也更好。民意研究者们回忆，只有一次他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当时他谈到了他在伦敦有一个家、在他的选区还有一个家的问题，这听起来好象他在抱怨拥有两处房子。

    这时工党内部领导核心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密斯的威望已达到拥有实际领袖地位的高度，同时，布莱尔、布朗和贝科特的实际地位也在上升。布莱尔预见到史密斯将继承领袖职位，他常告诉朋友们他认为工党将因没有足够的变革而失利于即将到来的大选，其隐含之意就是金诺克要下台。已在富特和金诺克之间改变过选择轨迹的布莱尔，现在正在向转向史密斯。这更使金诺克处于不利的境地。金诺克办公室的主任查尔斯·克拉克说：“他（指金诺克）认为他们对约翰（史密斯）太忠诚了。是这样的。在很多场合下，托尼和高登都赞同尼尔（金诺克），但今后将不会如此了。”

    在1991年早些时候，工党内曾流传一些人鼓励史密斯取代金诺克为领袖的谣言。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一些象布莱尔一样钦佩金诺克的人都被保守党刚刚做出的改变领袖的做法所诱导。不过史密斯强烈拒绝讨论向金诺克挑战的建议，尽管他不否认“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工党领袖职位出现空缺时”自己将成为一名候选人。

    这期间，布莱尔的威信不断上升。在1991年工党布莱顿年会上，布莱尔本人已被作为未来的领袖人选被人们谈论。他在大会上的演讲也表现出了领袖演讲的气魄，他引用了只有领袖人物才使用的警句：“运用所有的权力为每个人谋利益。”他谴责了政府的失业记录，并用“整治犯罪并整治犯罪的原因”这一口号发展了“社会内聚力”的思想。他用了一个类似于两难的手法来抨击保守党政府治下治安状况：“没有人除非傻瓜会为几星期前损毁我国城市面貌的骚动找借口。但除了托利（指保守党人）没有人会忽视这些恶行在其中繁殖的社会绝望心态。”这次演讲很出色，它不仅没有再发生1990年那次演讲中出现80秒钟间断的失误，而且使党内其他几位要人都显得逊色，其中包括金诺克和史密斯以及布朗。

    如果对1987年到1992年的5年间布莱尔的经历做一番回顾，就会发现他升迁的速度是不平常的，他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开始他是一位年轻、有才能的前座议员，之后，几乎每年都上一个台阶。到1992年，他已成了一位领袖人选。一些好事的观察家们甚至愿意在布莱尔当未来领袖上押赌注。乔治·埃列特是塞奇菲尔德的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定期接送布莱尔和他的家人在飞机场和车站之间往返。还在1991年时，他就问过以赌赛马为业的比利·戴：布莱尔“到本世纪末若当上了首相你给我多少钱？”埃列特对人评价布来尔说：“我认为：他是多么英俊的一位议员，在工党内我们不常见到。他穿着整洁，电视形象很好。我自己有赛马，你看，我是个在押注的人，因此我认为一个好的运动机会来到了。我过去常听托尼演讲，他来得正好。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机会，这个人就能抓住它。”

    1992年大选是英国政治史上曾有过的为时最长的一次竞选运动。1990年11月约翰·梅杰一当上首相，就急切地想要寻找时机举行大选，以使自己成为真正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首相。竞选序幕已经拉开。然而梅杰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冒这个风险。1991年3月，工党在蒙茅斯的补缺选举中获胜，使得梅杰更不敢轻举妄动。此外，直到这年9月份，工党在民意测验中一直居领先地位；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工党也是略微领先。然而，工党的好势头只是一种假象，布莱尔对大选结局早有预见。就这一点来讲，他是很不寻常的，这表明他有一种很强的政治判断力。他的助手詹姆斯·布纳尔认为工党会赢得大选胜利，并与布莱尔以一瓶香槟酒作赌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工党会赢，尽管保守党在梅杰上台后情况已大为改善。

    在整个竞选运动中，布莱尔的悲观看法好象是没有根据的。到投票前一周，布莱尔更孤立了。这周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工党领先7个百分点。布莱尔为之困惑，或许这时他该做一做当内阁大臣的梦。然而，很快，形势急转之下，连领袖金诺克都感觉到选民们正倒向敌对的一方。各种民意测验都显示梅杰的声望突然升高。倾向于保守党的报纸也向工党发起了凶猛的攻势，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刊登了一篇长达9页、标题为“在金诺克大街上的恶梦”的文章；《邮报》等报纸也对工党进行了类似的攻击。面对保守党的进攻，工党虽然有些惊慌失措，但大多数人还是充满信心。大选投票那天，史密斯在离开他爱丁堡的家时说，当他再回来时已成为财政大臣了。他已经认同了财政部的一项关于汇率政策的声明，这声明在大选过后将被提交讨论。

    1992年4月9日，大选投票。到了这天晚上，金诺克和布莱尔的悲观看法很快就被证实是正确的了。晚11点后，巴西尔登的选举结果公布出来了。这是一个保守党的边际席位，虽然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但他们多数都是保守党的选民。竞选中，工党在此地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无济于事。金诺克看着电视，对他的妻子说：“情况竟是这样。”他预感到他当首相的梦想结束了。

    布莱尔又一次在自己的党失利的时候取得了好成绩。他在塞奇菲尔德的多数票增加到14859张。但保守党候选人——前保守党总督导员麦克尔·骄普凌的儿子尼克拉斯·骄普凌也以高出一个百分点增加了他的得票份额。自由民主党在该选区的地位被保守党取代了。

    这次大选，保守党和工党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工党的得票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达到总票数的35％，所得席位也由上次大选的229席增加到271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则由376席下降到336席，在下院的多数席位仅有21席，而1987年时有102席。工党的成绩得益于过时的选区划分，而且它在边缘选区进行了一场高效率的竞选运动。保守党在国家处于经济衰退并且经费不足的条件下仍能赢得大选，实现四连冠，也是很难得的。自由民主党等小党的表现不佳，在1987年时，它们总共得了45个席位，而这次只得了35席。

    但是，不管怎样，工党毕竟是输家。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不能上台执政，就没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任何美好的计划和打算都是纸上的东西，而且，党内的活动家们也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治国才能。对布莱尔来讲，大选失利证实了他事先的预见，也证实了他对工党的看法，这就是工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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