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韬光养晦

    布莱尔虽然深受金诺克的青睐，并被他选定为接班人，但是工党领袖的更替是经过民主选举的，而不是由前任领袖指定的。到1992年金诺克下台时，布莱尔在党内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可担任领袖的程度，他还需要时间。

    1992年4月10日，大选投票的后的第二天，凌晨5点钟，在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工党总部大楼的台阶上，金诺克勉强承认了失败，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不得不辞去领袖职位。他说：“我当然感到极度失望。这并非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我是幸运的，而且非常幸运。但是我为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们并不分享这种个人的好运气。他们应该享受比他们在1992年4月9日所选择的更好的运气。”

    金诺克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妻子格莱尼斯就站在他的旁边。站在格莱尼斯旁边的布日彦·古尔德，此时神情严峻，正在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他有意竞争工党领袖的职位，但很清楚史密斯是目前最合适的接替金诺克的人选。不过他清楚金诺克本人是倾向于他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打破已有的党内力量对比状况。但是金诺克认为古尔德竞争不过史密斯，他希望古尔德能成为党的副领袖。

    对工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连续第四次失败的打击太惨重了，他们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曾坚信工党会入主唐宁街10号，所以忍受不了事后的调查分析。只有布莱尔能清醒地对待这次失败。就在4月10号早上，金诺克刚刚发表了认输讲话后，布莱尔就在塞奇菲尔德为BBC电视台“92大选”节目提供了他对大选结果的分析：“我们明显的失望感必须由成就感来平衡，那就是我们在全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从象我们在1987年后那样做起一直到实际赢得压倒多数。”布莱尔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工党失利的话，他会有所表示，现在是他畅所欲言的时候了，他已将近39岁，而且差不多当了10年的议员。他已经接近了工党的最高层，但是如果工党仍处于反对党的位置上，那是没有用的。对于工党所犯的错误，他已有了清楚的认识，而且对一个新工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有了一个大致的看法。他感到，工党必须进行比1983年以来更大的变革，等待是没有用的。他还客观地分析了大选失利所带来的影响，他写道：“工党最大的危险就是它输掉这次大选。它好象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这使它感到震惊，于是它说道：‘关于这种情形我们最好得做些什么。’后来它全身就干透了，太阳也出来了，它随之就会说：‘噢，这样并不太坏。’这种情况发生于每一次大选。”

    布莱尔虽雄心勃勃，但却谨慎无比。这一点，他与布朗不同。布朗就缺乏耐心，而且布莱尔知道布朗可能随时放弃政治，返回法律界。大选一过，领袖选举的竞争就已经开始了，而且选择一位什么样的领袖直接关系到工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布莱尔知道这种情况，但却不做任何评论。当有人问他金诺克是否应该退位时，他还是这样来回答：“这件事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获得了我们极大的尊重、感谢及支持。”

    1992年的领袖选举形势与1983年和后来1994年一样，对于谁能够赢得领袖选举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疑问。真正的问题在于，新领袖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谁将成为他的副手？最后，谁将接替他原来的位置？每一次，这些问题都会把工党的政治家们折磨得精疲力尽。就在大选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布莱尔与高登·布朗，还有代表纽卡斯尔的下院议员尼克·布朗，在布莱尔德汉姆的家附近的乡下散步，三人谈起了领袖选举的形势。高登·布朗当时被认为是史密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他否认他想与史密斯争夺领袖职位。一些人认为布朗将会成为史密斯的继承人，但是他这次不会成为史密斯的副手，因为南部的工党组织不会同意让两个苏格兰人组成一个领导集体。布朗以及其他与此事有关的人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莱尔的情况与布朗相同，看来他也没有机会竞争副领袖之职了。

    在领袖竞选期间，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副领袖的人选。《观察家》杂志报道说：“史密斯先生乐意赞同玛格丽特·贝科特作为他的副手。”但贝科特却告诉记者和她的同僚，说她不打算竞选副领袖一职，甚至还向史密斯建议其他诸如布莱尔和布朗那样的竞争者。好象布莱尔又有了希望。另外还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古尔德，一个是约翰·普雷斯科特。但史密斯没有看中他们。古尔德很久以来一直与史密斯对立，他们俩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太大，而且古尔德还有意与史密斯竞争领袖职位。普雷斯科特也是个欧洲怀疑论者，反对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

    贝科特退出竞争后，布莱尔必须尽快决定是否把自己推向前台。他为此犹豫了好长时间，请教了许多朋友，多花了不少电话费。他感到很为难。从史密斯一方来说，他曾试探过布莱尔，如果贝科特退出竞争的话，他就会选择布莱尔。但这就引发了布莱尔与布朗的关系这个很尖锐的问题。党内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催促布莱尔站出来。而金诺克和哈特斯利则劝他不要这样。催促他站出来的人主要是考虑布莱尔是坚定的现代派，他当副领袖有助于促使史密斯带领全党走向现代化。否则，难以保证史密斯不走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去，至少他会成为缺少攻击性的现代派。

    金诺克和哈特斯利反对他出山的动机各不相同。金诺克想让古尔德取得工党副领袖一职，尽管他对古尔德的一些政见持有异议。他认为古尔德和布莱尔一样，聪明、善辩，而且是个现代派。金诺克说他与古尔德之间“没有任何能够描绘得出的裂痕。我非常喜欢象古尔德这样的人，有思想、能言善辩、生机勃勃。”他否认关于古尔德与他疏远了之类的传言。金诺克认为古尔德能够取得副领袖职位，而对布莱尔来说则时机还未到。据有人说，史密斯也有些动摇，打算接受古尔德为副领袖，因为这样古尔德就不会与他竞争领袖一职了。一心想当影子财政大臣的高登·布朗则积极说服史密斯不要接受古尔德为副手，认为接受是错误的。

    哈特斯利反对布来尔竞争副领袖之职的理由则具有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他说：“我敦促他不要出山竞选副职是由于我认为他应当在将来的某一天出任工党领袖。我相信他是约翰（史密斯）的天然继承者，而非高登（布朗）。我曾假设约翰将在两届议会中担任领袖，并且我们肯定赢得下次大选。但布莱尔只作为副职，他将一无所获。曾当过副领袖的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个遭透了的差使，他们告诉他们的朋友们不要去干。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要去干，但是我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托尼一定得采纳我的建议。我想他现在很烦恼。”

    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希望布莱尔出山，不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对布莱尔作出决定，影响最大的还是高登·布朗与他的关系。与布莱尔关系密切、不赞成他出山的少数人暗示：布朗不可能接受布莱尔超越他而充当工党副领袖这种想法。这些人想以此原因来使布莱尔丧失信心。不过也有内部消息灵通的人士明确否认了布朗把布莱尔当成敌手的看法。他们认为：不是金诺克，也不是史密斯，而是布莱尔和布朗代表了现代派，问题是谁将被更好地安排来做什么。麻烦的是，他俩像是一对又胞胎，而在这个家庭中又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布莱尔在考虑了史密斯的试探性的建议后，明确告诉史密斯，如果双胞胎中必须有一个竞选副领袖的话，那应当是布朗。

    然而，布莱尔又受到了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们的压力。他们要同布朗绝交，无论如何也要把布莱尔推向前台。然而，对布莱尔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能否获胜。尼克·布朗是工会问题和选举问题专家，他的看法是悲观的。当时，在工党领袖与副领袖选举团中，工会占有40％的比例，而且采用集团投票制，大工会的领导人在选举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布莱尔在处理工会法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得罪了他们。此外，两家最大的工会已经在史密斯和贝科特作为正副领袖候选人这一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在选举团中，选区工党占有30％的比例，选区工党代表着工党个人党员的态度，而布莱尔在党员中的支持率还没有得到验证。在议会党团这30％中，则基本取决于史密斯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所有推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史密斯能否说服贝科特改变想法而投入竞争。史密斯不真正想让布莱尔或布朗当他的副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将来会权高盖主。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让贝科特出山。从史密斯的观点来看，她不是个领袖人才，因此不会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此外，她忠诚、称职，而且还是个女性，有助于树立领导层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她是个左派人物，担任副领袖，有利于工党左右两派的团结。

    最后，玛格丽特·贝科特决定出山。尼克·布朗受布莱尔和布朗之托，并以他们的名义去试探她。他与她约定在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在下院她的办公室里会晤。当尼克早几分钟到达时，碰上了正从她房间往外走的史密斯。史密斯告诉尼克：“玛格丽特已经决定出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二天，贝科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改变了她的立场：“在星期日我说过我不会往前走了。与前排来比，我落在了后面，但是我得往前排移动。”

    普雷斯科特宣布参加副领袖的竞选，他说决定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贝科特早已退出了。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宣布他将不做候选人，并且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支持史密斯和贝科特为正副领袖候选人。他说：“约翰和玛格丽特显示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这是很重要的。他们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都是前工党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执行使工党脱胎换骨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的思想和组织适应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布莱尔的话寓意深刻，对贝科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对她进行讽刺。

    从大选结束到宣布不参加领袖竞选，这5天是布莱尔政治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否应该参加竞选太难决断了。但有一件事他肯定是做错了，那就是犹豫，因为这给了史密斯和贝科特决定问题的时间。对一个有雄心当领袖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判断当副领袖是好事还是坏事，按哈特斯利的说法，副领袖不是一个好差事，在副领袖职位上当上领袖的例子确实不是很多，包括保守党。但是，如果当上了副领袖，他就会被看成领袖当然的接班人，就会更有利于展示自己，他也会在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布莱尔对副领袖竞选的犹豫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可能是改变了他与布朗之间平衡。在1992年大选之前，在人们的印象中，布莱尔是布朗的小弟弟，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听布朗的。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布莱尔成了拿主意的人，在两人中，他呈现出更为大胆和不耐烦。他看起来热心于向前冲，坚持他的信仰，而相反，布朗似乎不愿意冒险。这种状况在以后的两年中变得更加明显。

    副领袖的候选人产生后，史密斯便开始了他的竞选工作。此时的史密斯还只是一个名誉上而不是实际上的现代派。自从工党政策反思运动开始后，党内逐渐形成了主张对工党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使工党走向现代化的现代派，布莱尔和布朗就是现代派的中坚力量。史密斯很清楚这两位新星是工党新思维的重要来源，他决定抓住他们，让他们归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史密斯过去对党内的改革不是很热心，但是现在他很清楚，要想竞选成功就必须举起改革的旗帜，而且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必须废除工会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史密斯的主要竞争者布日彦·古尔德也把宝压在了选举制度改革上，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由集团投票而选出来的领袖了。史密斯被迫做出反应。布莱尔和布朗抓住这个机会，将党内的舆论引向这个问题。

    辩论主要在“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展开。传统派在提出工党失败原因的时候把矛头直接对准布莱尔，他们争辩道：工党失败就是因为它变得太多，而不是太少。他们攻击现代派说：“现代派们是这些人，过于强调想象，因此帮助工党输掉了上两次大选。所以，工党应该通过确信来重铸其意识形态的信条。”但是传统派没有弄清这些信条是什么？是1983年大选时的那些原则？或者可能是1979年大选时卡拉汉的维持现状的信条？还是1945年大选时的信条？现代派的力量在于他们的思想是工党内最具凝聚力的思想，而且史密斯又是一个名誉上的现代派，把推进党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竞选的主要纲领。

    在领袖一职竞选中，古尔德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他还有成为副领袖的可能，因为他同时竞选正副领袖两个职位，而且他在党内拥有很强大的支持力量。然而，古尔德同时参加两个职位的竞争其实是个失策，因为这首先就表明他自己对当选为领袖信心不足，而且还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的竞选代理人戴维·布拉克特曾建议他撤出领袖竞争而集中力量于争夺副领袖一职，但是他仍坚持“古尔德—古尔德”的竞选班子。随着竞选的进行，古尔德越来越向传统派的阵营靠拢，由于他惊恐于现代派在党内强大力量给他带来的威胁，他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了经营党内保守派联盟所控制的集团选票上。这决定了他在竞争副领袖一职上也是以失败为结局。

    经过3个多月的竞选和各部分选举团的投票，1992年7月18日，约翰·史密斯和玛格丽特·贝科特分别当选为工党的正副领袖。第二天早晨，很有影响的《星期日泰晤士》彩色杂志登出了一篇长达5页的人物介绍，题目是：“托尼·布莱尔——等待中的领袖”。该文的发表并不是巧合，也不是保守党新闻机构的挑拨离间。这是关于布莱尔的最长、最有名的一份介绍，并且大受欢迎。在按语中说：“昨天工党选出了一位新领袖。人们感到这个党应该跳过一代人而选择托尼·布莱尔，至少人们认为他应该竞选副职。”同一天，《星期日快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约翰·梅杰及他的许多同僚推断：布莱尔将来某一天会是领袖职位的接替者。还有的媒体评论道：“在一长队聪明、带有年轻人朝气的工党前座议员中，布莱尔是新来的一个，他令人悲哀地被称为‘工党领袖的错过者’。”

    不管媒介怎样评论布莱尔在这次领袖竞选中的表现和他未来的前途，他毕竟没有成为金诺克的接班人。情愿的也好，不情愿的也好；应该的也好，不应该的也好，他必须在史密斯的手下做事。他还需要韬光养晦。不过在影子内阁的安排上，他还是如愿以偿。在史密斯当选为领袖5天后，进行了影子内阁的选举，布朗和布莱尔以第一和第二名进入影子内阁。布朗被安排为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布莱尔为内政大臣。现代派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1992年7月，在影子内阁重新改组期间，布莱尔与他的导师罗伊·哈特斯利进行了磋商。哈特斯利是即将离任的副领袖兼影子内阁内政大臣，他后来说：“布莱尔来同我商量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因为他很想做内政事务工作。我告诉他担任此职。在政府里，内政事务是个糟透了的工作，而作为反对党，那可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在反对党一方，你所想的就是大量的议会工作。作为反对党，你所需要的就是获得一种资历，即当过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在政府里，你每天都担心某人从监狱中逃跑，而在反对党中，你总是希望有人将会从监狱中脱逃，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抱怨政府了。”布莱尔听从了导师的意见。不过当时也别无选择。最令人向往的影子财政大臣的职务很显然将由布朗承担。布莱尔在某种程度上对影子外交大臣感兴趣，但他不是国际政治家，虽然他对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大陆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哈特斯利的建议是对的，在影子内阁中，外交大臣一职并不是什么美差，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长时间过程中，影子外交大臣不得不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而影子内政大臣则可以紧盯着执政党的一举一动，寻找政治机遇。两年的影子内政大臣经历使布莱尔受益匪浅，在1994年工党领袖选举时，布莱尔曾对影子内阁的一位成员说：他在这两年所学到的东西相当于他过去10年所学。也正是在这两年中，布莱尔与布朗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布朗获得影子财政大臣职位是合乎逻辑的，无论是内阁还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地位都高于其他大臣，甚至比副首相还重要。然而布朗是塞翁得马。影子财政大臣一职成了他的祸根，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直到1992年12月英镑贬值前，他还为工党坚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而战，当英镑贬值后，他的声誉也一落千丈。布朗是冤屈的，当时，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已是大势所趋，不过许多英国人却反对这样做，就连保守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欧洲怀疑派”观点。几乎与此同时，布朗在税收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他答应，一个工党政府不会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征税，“我们只征这样的税，如果它能增加个人的机会或为了全体利益的话。”他有些离谱了，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减税，而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过的，我们会的。”同时他又拒绝直接说明高收入者是否在工党政府任内得多交税。党内的人发现，布朗的税收政策甚至比他坚持依附于“马约”更让人困惑。

    §§§第二节    向克林顿学习

    布莱尔在影子内政大臣的职位上努力为自己创造政绩、树立形象、提高声望的同时，又在积极谋划对工党的进一步改革。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举击败现任总统布什，由一个小州长一跃而成为大总统，并使“左派”的民主党成为执政党。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界一阵轰动。布莱尔当然想得更多，他总结道：“我们得从实际出发，现实就是在以前的大选中我们输掉了多次。我认为克林顿州长的成功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那不是选民的错，党本身有某些毛病，我们确实需要去变革了。”

    其实，还在美国大选进行过程中，布莱尔的两位最亲密的助手就注意到了克林顿的竞选运动。他们就是菲力普·古尔德和彼得·曼德尔森。古尔德曾在1992年大选中在幕后为工党作了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飞到克林顿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在克林顿竞选大本营里工作。他在美国一直呆到1992年11月3日的大选投票日，学习到了一些成功的竞选活动的经验。这次大选是自1976年吉米·卡特大选获胜后，“左翼”的民主党首次取得的大选胜利。

    古尔德取到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快速反应”。古尔德帮助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头詹姆斯·卡维尔策划了一次商业电视节目，在24小时之内击退了布什竞选班子的一次进攻。布什竞选班子照抄了一份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广播，声称如果他们的对手获胜，那么人们就要付特别税，而且还说出了精确的数字。古尔德从工党失败的教训中知道，此种指控必须得马上予以回击。卡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古尔德的帮助下，他们向布什的竞选班子发起了猛烈进攻。卡维尔把布什的竞选活动描述成是基于谎言和歪曲的一种进口的抄袭活动。他还说：“我们和工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做出反应。工党从不这样做，所以失败了。”布什在1988年大选时曾许诺不增新税，但他食言了，所以他在税收问题上攻击克林顿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民主党迅速做出反应，提醒选民，共和党在这方面没有资格说别人。

    彼得·曼德尔森在1987年大选时曾与古尔德一起工作，他从克林顿的成功中吸取了另一条经验。他说：“美国人决定选择克林顿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他所许的不向人民征收难以负担的税的诺言。而且他还许诺，所征的税肯定会用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生产、促进繁荣。工党也能够这样做，但肯定要在税收问题上得罪人们，问题是得罪多少人，多了和少了都会导致工党的失败。”

    曼德尔森间接批评了史密斯影子内阁的预算。这个预算得罪了年薪22000镑以上的人，也就是说每6个人中就要有一个人得多交一些税。而克林顿的税收计划只涉及到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人，这些人在美国纳税人中只占1％。曼德尔森的批评起了作用，美国大选结束一周后，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布朗就悄悄地抛弃了原来的提高税收的政策，并说在长时间的衰退中这些政策是不合适的。

    克林顿赢得美国选民的拥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以一个“新民主党”的形象来参加竞选的。因此，曼德尔森和古尔德建议布莱尔在下次竞选中以“新工党”的面目出现。布莱尔任领袖后，立即就打出了“新工党”的旗号。工党现代派从克林顿的政治策略中获益不浅。

    1993年1月，布莱尔和布朗拜访了克林顿的顾问。后来成为布莱尔主要助手的鲍威尔，努力向一位美国记者解释他们来访的重大意义，说这是工党内两名最能干的政治家。为了使对方相信他，他还求助于正拍摄他们两人访问纪录片的BBC制片人汤姆·雷斯特里克。雷斯特里克表示赞同鲍威尔的观点。

    布莱尔和布朗的华盛顿之行引起了一番争议，因为能从克林顿的胜利中借鉴到什么这个问题正在工党内部使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的矛盾更趋升温。传统派在影子内阁中的领导人普雷斯科特开始先发制人，他声称党内有些人已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肯定会从克林顿的胜利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他说现代派的真正目的就是“把工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进而实行比例代表制、屈服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工会决裂。”普雷斯科特把克林顿与马约和比例代表制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在与工会决裂或至少是友好地分手方面，布莱尔的观点与克林顿的向“特殊利益”进攻的观点肯定是一致的。就克林顿竞选班子而言，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工会反对它。

    传统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克莱尔·肖特则更为坦率，认为现代派是一个密谋的“克林顿情结”集团，正在背叛工党最深层次的价值。他激昂地说：“工党的所谓现代派们已经被麻醉了。他们制造出关于克林顿为何获胜的神话是为了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式来改变工党。我认为他们几乎不懂工党的传统及其力量，他们根据投票记录来找出党的缺点是什么，他们乐意于割裂许多事情，但没有意识到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克林顿最具震憾性的诺言之一就是通过在接收福利津贴上安排一个两年限制来“结束我们所熟悉的福利”。不久肖特就看到布莱尔和布朗对工党在养老金和儿童福利方面的承诺表示怀疑。这使她确信布朗对1992年工党税收政策的抛弃是在反对贫穷斗争中的一种背叛行为，因为这意味着扔掉了已说出去的要帮助穷人的诺言。她说：“我们所理解的暗示就是：抛弃穷人。看上去他们似乎在说：‘工党被看作是穷人的党，这使你不可能得到主流，抛弃穷人吧。’那将毁了这个党。象我这样的人并不想属于一个干那种勾当的党。”

    与美国的一致性加强了她对现代派的怀疑，因为那是与舆论控制选举、金钱政治相联系的。布莱尔和布朗都已受到怀疑，因为他们通晓美国政治。尤其是布莱尔，还与美国有着家庭上的联系。布莱尔的岳父托尼·布斯在自己的自传《真想不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我21岁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要在戏院碰碰运气，我父亲跟我说，‘如果你走出这个门，就永远不要回来，我们不想同戏院打任何交道。’一个姓布斯的人在戏院中最近的一次表演是一场灾难，它使我们全家都受牵连。我祖太爷的哥哥就是刺杀林肯总统的那位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父亲。”

    布莱尔自己对美国政治的了解基本来源于1986年对美国的一次访问，以及1984年对美国大选的观察。1984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罗纳德·里根被重新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后来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1984年总统选举之前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个人拿着竞选政纲说，‘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民主党曾对任何人说过一个“不”字？’那是对民主党的一个断然批评。他们被自利者集团所包围，所以他们从来不说‘不’。最后你感觉到，共和党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民主党只代表这个充满美妙幻想的小集团的利益。无论克林顿能否获胜，他的力量将使他摆脱那种东西。”

    1984年大选之后，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一起成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该组织是党内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派别组织，后来成为克林顿竞选的智囊班子。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向人们发出这样一个信息：民主党是一个“人民党”，这个党能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要抛弃党应该代表一系列利益集团的想法。同时这也表明：民主党要“对权力讲实话”。这句浮华的美国词语因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大力倡导而变得人人皆知。

    1986年，布莱尔和布朗在访美时拜访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人艾尔·弗朗姆，弗朗姆向他俩解释了这个派别组织的真实目的。他说：“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中，我们所想做的就是把民主党重建成为全体人谋利益的党——这才是党向上的动力。在本世纪40到5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国家里你想往前走，那你是一个民主党人。到了80年代，如果你想往前走，你可能看见了共和党人。我们得改变那种情况。”克林顿成功地改变了那种情况。他的竞选口号就是：代表“被遗忘的中间阶级，他们工作辛苦、按规矩行事。”在英国，布莱尔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几乎有2/3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人，实际是英国的中等收入者。他说他要报答这些“工作既辛苦，做事又出色的人。”

    弗朗姆的思想来源于民主党的右翼，但是在克林顿竞选活动中，他却与民意调查人、知识分子左派斯坦利·格林伯格相互联手。他们的结合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两个组成部分，与英国工党内的“现代派”相似，这就是具有创造力的右派和现实主义的左派的联合。在80年代中期，格林伯格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从传统的左派中分离出来。他对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麦考姆县进行了一项研究。这是个传统的“里根民主党领地”，在1980年，这些蓝领工人抛弃了卡特而选择了里根。在英国的巴西尔登，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格林伯格据此得出结论，就是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同它自己人民的联系。他说，直到冷战结束后，象他和弗朗姆这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才能够在一起工作了，因为他们在核军备竞赛问题上的分歧已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到1992年大选时，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郊区，上面提到的两种人都看到了麦考姆县是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里根—布什时代，共和党是郊区的主导力量。

    弗朗姆站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角度一直观察英国1992年的大选活动。他注意到，梅杰是在一个远离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开始他的竞选活动的。弗朗姆把这种地方称作“郊区五金杂货店”。同时他也注意到各界对梅杰此举的反应：“新闻界去了那里，而工党肯定会嘲笑他那样做。但是他肯定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选票。”

    “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看到了它的任务就是迫使民主党与社会变革发生联系，他们把这个过程叫作“现实疗法”。该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保罗·白格拉把这个过程看得很简单。他是一位策略家，曾是卡维尔的政治事务磋商上的伙伴，还为克林顿起草演讲稿。他说：“我们得从现实出发，现实就是：以前我们输掉了多次选举。我认为克林顿州长最大的远见就是：那不是投票人的错。党肯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异常，我们必须得进行变革。”这些正是布莱尔和布朗所要说的话。

    弗朗姆谈到了税收和福利问题。他说：“我向克林顿建议，不要在他（在阿肯色）多少次提高了税率上进行辩论，而是要抓住他要结束我们所熟悉的福利这个事实。”其实税收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克莱尔·肖特所担心的那样，削减税收就意味着一定要削减福利，工党削减福利的主张只是为了同保守党削减税率的作法相竞争。弗朗姆说：“在我看来，你们将不会通过辩论来使美国人民或英国人民信服：‘我们只想把税收提高到这么多而不是那么多。’你们所表明的就是你们与大多数人民，即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利益相一致，如果你那样做了，人们就会说：‘噢，他们将会明智地花掉我们的税款。’”

    美国之行促使布莱尔形成了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后来成了他的“社会伦理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此外，从1993年1月开始，布莱尔的演说就散发着克林顿经济学的味道。他攻击“利益扩散”这种主张，即让富人的财富向其余的人扩散；他重复克林顿关于“变革”的言词，这种“变革”意味着“大多数人在一生中应有六、七个工作，而不是只有一个”，“失业并不只是关于你为什么失去了前一个工作，而是为什么你不能发现一个新工作。”

    布莱尔的新思想观点并不是完全从克林顿那里照搬过来的，有许多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工党的经验。在他和布朗访美两年前，他们俩去澳大利亚旅行并取经。这次他们会见了澳前总理鲍勃·霍克，以及后来撵走他的财政大臣保罗·基廷。8年前，布莱尔曾访问过澳大利亚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演讲。这8年间，澳大利亚工党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新创造了自身。1983年大选期间，工党抛弃了它的领袖比尔·海登，他是许多变革的始作俑者，但是缺乏对选民的吸引力。党在霍克的领导下连续3次赢得大选胜利。一位评论家把澳大利亚工党的“新模式”描写为“非常实用，反乌托邦和非社会主义的。”霍克有句名言：“在政治上，获胜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但是它是任何事情的开始。”到1990年布莱尔访问时，霍克和基廷已在推行一套私有化和非国家干预的措施，这与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政策类似。澳工党的这些政策被描述成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党内招致了强烈反对。不过，在政治上，澳工党努力维持政府、雇主与工会之间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把目标定在“一致”和社会稳定上。

    总的来讲，克林顿的经验对布莱尔影响更大。不过布莱尔坚持认为，他并没有简单地从一个政治文化不同的国度移植来一种理想，他只是把“新民主党”生动的、大众化的语言应用到他早已大规模开发的一种思想中去。克林顿选举胜利的经验既陈旧又很重要，那就是所有的政治就是一场争夺中间地带的战役。这种看法在工党内久已有之。克林顿证明，一场争夺中间地带的成功竞选也会引起它的天然支持者的兴趣。英国的大选也证实了这一点。赢得大选的党在中间地带和它在大本营赢得的选票一样多。在1979年和1983年，工党不仅在中间地带而且在其铁杆支持者中失掉了选票。

    布莱尔长期反对工党作为无产者的党，他在1993年5月激动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当我们说我们在为最底层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说话时，我们中在玩托利党的游戏。事实是，如果你允许你自己融入那个角落，你就要输掉选举。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从我自己的选区得知，激情把大部分人联系起来，这比试图把人们分成集团重要得多，也比说工党的任务就是争取处于社会安全福利系统的人并代表这些人的利益重要得多。这些人不想要也不需要这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给这些人以机会来表明我们怎样支持全社会的繁荣。”1

    克林顿的胜利表明，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不过，克林顿执政头两年的效果并不好。当被问及1994年中期选举，克林顿领导的美国民主党为何惨败时，布莱尔暗示道，克林顿总统的政府缺乏追寻“新民主党”政策的决心，你不要以一种方式为基础开始竞选而又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统治。克林顿的麻烦就在于此，他以两种基础开始竞选，既求助于传统的、自由的民主党人，又使中间地带的选民确信他确实是一个“不同类型的民主党人”。但是，执政以后，他既不能履行“新民主党”诺言，进行福利改革，也不能兑现对传统民主党支持者作出的承诺，实行普遍的医疗监护。

    布莱尔和布朗的美国之行，收获是很大的，这为他们已经开始的党内变革增加了新的动力，注入了新的养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竞选战略、策略上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党内现代派的旗手

    从1992年到1994年这两间，布莱尔在党内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自己确立了党内现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声誉，其间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对党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即废除工会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

    1993年初，就在布莱尔访美回来10天后，党内围绕实行“一人一票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工党现代派提出要废除选举领袖和议员候选人的“选举团”中工会所享有的集团投票制，代之以更能体现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制”。此案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大工会领袖和传统派的反对，他们攻击这是一个阴谋。布莱尔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派一边。他在BBC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宣布：“实际上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能使工党赢得下次大选。”他不仅大胆地接受了正在从事阴谋活动的指控，并且还声称“在工党内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这个阴谋。”布莱尔认为，如果工党再不改变它的内部民主机制的话，它将不会赢得一次任何方式的选举。他很直率地说：“我们用集团投票来决定任何事情这种做法，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布莱尔不顾党内的各种异议，坚持主张在党内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实行一人一票的简单原则，工会在决定工党的事务时必须通过它的具有个人党员身份的会员的投票。

    布莱尔的这种鲜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势力强大的工会领袖们的支持。就在那次电视节目之后，史密斯警告布莱尔说，他可能正在冒着失去成为党的领袖的机会的危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布莱尔的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它帮助布莱尔成了现代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在以后的任何领袖竞争中，现代派的第一候选人只能是布莱尔。在这一点上，他已比布朗拥有优势。

    在实行“一人一票制”问题上，开始时布莱尔与史密斯有点分歧。从个人关系讲，史密斯对布莱尔是友好的，这可以通过在公开场合史密斯常常谈起布莱尔当领袖的机会反映出来。史密斯虽然觉着布莱尔的现代派的雄心壮志不可能实现，但是对之持纵容的态度。布莱尔则觉着自己的领袖在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上有些太谨慎了。按史密斯的想法，只要给那些非工党个人党员的工会会员一定的对党内事务的发言权就行了。

    布莱尔的“阴谋”就是想让史密斯明确答应实行“一人一票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被选为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内绝大多数人参与了这个阴谋，这是真的。一项调查表明，4/5的党员同意“工党领袖应该由一人一票制度选举产生。”但是，立即将一人一票原则引进党内，这还没有被多数党员们接受。不过，集团投票制已经遇到了挑战。

    布莱尔向维护集团投票制的力量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把他的反既得利益的理论用在了工会身上，他说尽管他过去支持工联主义的原则，但他坚持认为工会太可能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了，它们是在牺牲失业者及整个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它们自己成员的利益。他说：“我不认为工党将切断它同工会的联系，我也不认为它应当这样做。”布莱尔认为，工会与工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理解，而不应是机构上的联系。“机构上的联系”那种“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很清楚地论述了那种关系不能继续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必要的就是，在下次大选工党向人民发表施政纲领时，它是有能力的、自信的，它可以这样说：‘我们向全国宣布我们是一个党，我们将在全国利益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政策及施政方案。”

    布莱尔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就连那些维护集团投票的巨头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一些工会领导人又提出一种观点：每当劳工的利益与中产阶级相冲突时，工党总是与劳工站在一起。这种观点是绝对官冕堂皇的，要是在以前，布莱尔是不敢与之对立的。可是，克林顿的成功激励了他。克林顿的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临时联盟的形式，明确反对美国工会的宗派利益。在塞奇菲尔德，布莱尔也表示，工党要想成功，就得把工会会员即集体党员变成个人党员。他说：“现在对我来说，那是体现与工会联系的最佳方式。然后把这些人放在并非反工会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是亲工会的。当我们与工会的关系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时，我们就更容易是亲工会的。”

    布莱尔的讲话受到了当地工党人士的热烈欢迎。那时，塞奇菲尔德工党在全国是党员人数最多的选区工党之一，有1200名党员，超过全国平均数的三倍还多。这里所有的工党政治家们都磨破了嘴皮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工党，并且一直认为这项工作是解决集团投票制问题的关键。自从1979年大选后，十几年来，工党的个人党员数目一直在下降，从本世纪50年代的100万人降到1992年时的25万。高登·布朗曾提出过一个使党员队伍回升的办法，就是吸收那些为工党的财政做出过贡献的工会会员，即集体党员为个人党员，同时降低入党时交纳的党费额度。布莱尔大力赞成这个办法，并在自己的选区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成功的。这使布莱尔认识到，如果工党有大量的党员，它就可以不在组织和财政上依赖工会。这也是他支持实行“一人一票制”并反对工会作为工党的一个机构的依据。

    在“一人一票制”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与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早在40年代，左派的巴巴拉·卡斯尔就提出实行一人一票制，因为那时工会都为工党右派把持着。到了80年代，角色颠倒了，大工会都为左派所控制，右派试图通过实行一人一票制来削弱工会领袖的权力。1984年，在金诺克当选为领袖后的第一次工党年会上，他就试图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引进一人一票的投票法。会议为此进行了表决，结果是既反对实行一人一票制，又反对保持现状，实际上还是保持了现状。1987年大选后，金诺克又重提此议，最后达成妥协，工会中的个人党员可以作为个人来投票选举议员候选人，但是在选举议员候选人的选区工党选举团中，由地方工会集团投票所决定的票数仍占2/5的比例。虽然这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毕竟使一人一票的原则占据了一个桥头堡。

    1992年大选后，工党领导层中在一人一票制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史密斯一直认为工党的内部工作需要改革，所以他不需要说服就接受了现代派们提出的建议；党内的另一个实力派人物布日彦·古尔德早在1992年竞选领袖时就说过，如果他当选为领袖，那将是最后一位由工会集团投票选出来的领袖；金诺克早就是一人一票原则的推行者，他还是经集团投票制选下去的最后一位领袖，对该制度存有怨恨之情，还在离任之前，他就试图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说服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意在议员候选人选举上废除集团投票制。然而，普通党员和工会会员并不理解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意义，他们对作为党的机构的“工会”仍抱有忠诚的感情。传统派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抵制现代派的改革。传统派攻击现代派搞一人一票制是想把工党搞成第二个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在11年前是由一群工党的“叛徒”建立起来的。有一个叫东·迪克松的极端传统主义者甚至说布莱尔是一个“真正的托利党人”。他不仅在影子内阁会议上与布莱尔尖锐冲突，而且还在电视上攻击布莱尔。他吼叫道：“我认为你不能明确建议应从工会运动中分离出来。因为如果你要那样做，你所创造的就是一个‘第二社会民主党’——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党。”

    面对传统派的攻击，布莱尔总是坚持说他并没有建议工党应该同工会脱离。为了给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他搬出了他于1982年在澳大利亚演讲中所阐述的观点，就是：当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们“把他们自己同有组织的工人隔绝开来时”，他们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是，他私下里却认为工会现在已无路可走。他还认为一人一票制是削弱工会作用的一种方式，在党内是反对工联主义者的一种方式。对他要创造一个社会民主党式政党的指控，他反驳道：“坦率地讲，我发现这种争论很荒唐。社区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工党的成员，我们将怎样为工党赢得支持力量呢？当我们向21世纪前进时，我们说道：‘一个激进的、现代的、进步的、左翼中心的党看起来象什么？’回答就是，看起来象这样一个党，与当地社区紧密相联的党，因为当地社区是党的一部分。”

    就在这场斗争的进行过程中，布莱尔在党内的地位又提高了一步。在领袖选举中曾被史密斯击败的布日彦·古尔德突然辞去了他在影子内阁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职务，他还是党内重要组织“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的成员，于是，史密斯任命布莱尔来接替古尔德在该小组中的职务。不久布莱尔又与布朗和金诺克一起被选进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这个结果意味着在影子内阁和全国执行委员会这两个最有权威的机构中，现代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同时也表明领袖史密斯更加倾向于现代派。

    许多工党的重要人物都是“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后来与布莱尔竞争领袖职位的副领袖玛格丽特·贝科特和约翰·普雷斯科特，还有史密斯领袖竞选的总管罗宾·库克，左派代表克莱尔·肖特，工党内4个最大工会的代表，还有《有争议的联盟》（一本有关工党与工会关系史的书）的作者里维斯·民肯，他是该小组中唯一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当布莱尔第一次参加该小组的会议时，他惊恐地发现，小组的人几乎一致反对一人一票制。副领袖贝科特令人惊异地表示，她不保证把史密斯的公开意见体现在小组起草的报告中。普雷斯科特甚至自封为传统派的头面人物。在布莱尔加入该小组前，只有机械工会的尼格尔·海瑞斯独自一人要求将一人一票的原则应用于党的所有决定中。其他3个大工会的代表都坚决反对一人一票制。

    在小组的会议上，民肯对现存工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解释和捍卫。他从党的起源开始：党作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是由工会建立的，由它向议会推举候选人。因此，党是以一个联邦性的实体开始的，工会和其他组织，诸如费边社和合作党，都是其分支机构。他们的观点由一种代表他们成员数目的集团投票来体现。民肯进一步解释说：集团投票在许多组织中都存在，如世界银行及一些贸易公司。所以工党实行集团投票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时工党开始允许人们以个人身份加入。从那时起，党就有了两种形式的民主，类似于油和水的混合物。一方面，各个组织通过其当选代表来表达协调一致的意见，这些代表都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另一方面，个人党员也享有平等的投票权。直到1993年的改革为止，第一种形式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它所存在的基础却正死亡。因为各种原因使个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各组织的代表在参加工党的会议时并不总是表达他所代表的组织的意志。

    然而，要想剥夺工会在工党内所享有的权力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工会是工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大约400万工会会员（大约是全国工会会员的一半）每周都要交纳1便士的“政治捐款”。对工党来说，这是比25万个人党员的捐款更为重要的一笔资金来源。现代派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工会会员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

    在废除集团投票制问题上，党内现代派与传统派、工党领袖与大工会的领袖们陷入了尖锐的冲突状态中。而现代派的急先锋布莱尔则成了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同时也成了许多人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时刻，前领袖金诺克给布莱尔以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持。1993年7月，金诺克来到塞奇菲尔德的一个工党俱乐部，参加庆祝布莱尔当选为下院议员10周年的一个聚会。布莱尔高度赞扬了这位前领袖，而不是象金诺克自己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在个人和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失败者”。同时，金诺克也表示，他坚决支持这位未来领袖的所作所为，并说他“对工党来说是一笔最大的财富”。他忠告塞奇菲尔德的人们说：“你听到他受到的攻击越多，你就必须越爱护他，因为在未来的十年中他将有一个艰难的岁月，还因为他是非常出色的。而在政治游戏中，当你玩得很出色之时，也正是对手想把你整垮之日。” 他们俩人之间体现出了政治生活中相当罕见的真正的温暖之情。

    1993年7月14日，议会大厦里，“与工会联系考察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形势仍不明朗，因为维护集团投票制的人占多数。会议进行中，史密斯突然来到了会场，并明确表了态，才使形势得到了纽转。史密斯的这种举动被称作是使锅炉制造者们引以自豪的野蛮的政治方式。这正是史密斯的特点，古尔德曾一度把他比做藏在海底里的甲壳类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如此地安静以至于你忘了他在那里，当他开始行动时，那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在一人一票制这场斗争中，史密斯虽然支持布莱尔等现代派，但态度一直不是很坚决、明朗，直到出席这次会议。史密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密谋”之中，连布莱尔都没有想到。会议又进行了6个小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终于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一个是在选举领袖和议员候选人时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另一个是，选举领袖的选举团中，工会、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三部分所占的比例各占1/3。此外，会议还对史密斯的一个要求进行了讨论，就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代表这个小组讲话。

    5天以后，“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所产生的文件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以20票对7票获得通过。但是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参加“考察小组”的工会代表并不是本工会的第一把手，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工会领袖们的意见，而且各大工会在夏季已开会决定捍卫集团投票制。史密斯不得不承认，“这些新的建议仍没有被工人运动所考虑。我得向他们推荐。”史密斯的提案虽然被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但还得在工党年会上通过。现代派和传统派还要有一番较量。

    史密斯采取了在其他问题上向工会作一定让步的策略。他一方面仍然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极力使工会相信他内心深处是装着他们的利益的，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按他们的意愿行事。1993年9月7日，在全国工会的联合组织——职工大会上，史密斯发表了演说。在谈及经济政策时，他做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动，在工党的一系列口号中，他把“充分就业”的目标放在首要位置上。他说：“充分就业的目标仍然是工党为英国考虑的核心。工党的经济战略将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所有部门保持运转以达到持续增长和就业率上升，不管它是否影响到利率、交换率或借贷水平。”史密斯的策略非常有效，很快，他获得了许多工会人士的赞扬，对他的抵触情绪缓解了。但是布莱尔和布朗对史密斯的做法不满意，他们认为史密斯对传统派的让步太大了。这样，在一人一票制的斗争中，又交织上了经济政策上的斗争。

    1993年9月下旬，工党年会在布莱顿举行。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外围会议上，布莱尔、布朗、金诺克和已经改变了态度的普雷斯科特都讲到要集中力量支持一人一票制。参加会议的人逐渐增多，原先预订的会场太小了，很快挤满了人，更多的被拒之门外。金诺克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斗争怎样激烈，工党都应采取更民主、更现代化的措施。布莱尔强调，他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重复他的观点：一人一票制并不只是关于清理工党组织的，而是关于政治革新的。

    在整个会议期间，好象维护集团投票制的力量占着上风。史密斯和现代派的人做着艰苦的游说工作，但效果不显著。在会议的最后时刻，史密斯得到了一支意想不到的援军。在这天的午饭时间，来自制造、科学和金融工会的代表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在这次会议中就一人一票制投他们的集团投票。开会前，绝大多数代表都不知道会议地点，因为保密，他们只被告知在上午的会议之后等待指示。有一个左翼代表因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去了一趟洗手间，差一点儿找不到会场，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发现他的同事们都不见了。这些代表被人领到了一个教堂的大厅里，只有一小批记者跟上了他们。多数记者都跟着该工会的书记罗格·莱恩斯来到了一家饭店，可是没有注意到他从后门溜走了，在饭店里傻等了半天。该工会事先已做出了决定，反对一人一票制，所以直到工党年会快结束时，这些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仍明确反对一人一票制。然而，在这个会议上，一位名叫安·基伯森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在这次工党年会上将要表决的议案实际上是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一人一票制，还有一个是关于提高妇女在党内地位的方案，即：要求一半已赢得议席的选区工党都推举一位女议员候选人。后一个内容是工会所支持的。基伯森认为：由于这个议案中既有工会支持的内容，也有工会反对的内容，所以在当天下午的大会表决时，他们应该投弃权票。她解释道：如果他们投反对票，就等于背叛了工会里所有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都曾投票支持推举女候选人；而且，推举女候选人在全党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一人一票制则没有。基伯森很受该工会左翼代表的信任，被看作是工会平等机会政策的保护人。经表决，基伯森的建议以19票对17票被通过，该工会代表团决定在大会表决时投弃权票。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一票，成了现代派“密谋”的一张牌，因为该工会的集团票在年会表决时占总票数的4.5％。当史密斯得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而且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他曾想过要失败。

    在投票前，约翰·普雷斯科特的一番即兴史诗般的演讲也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他呼吁大会要信任约翰·史密斯。他说：“无疑这位先生，我们的领袖，当他说他强烈相信工会和工党牢不可破的关系时，他把他的头放在了集团投票上。他把宝押在那里了，现在是表决的时候了，给我们一点信任，让这次投票通过吧。”史密斯曾表示过，如果一人一票制不被通过，他就要辞职，所以普雷斯科特说史密斯把头放在了集团投票上。布莱尔也有过与史密斯类似的表示。

    对这次胜利，最为高兴的是领袖史密斯，因为这无疑增加了他在党内的威信和力量。他的女儿莎拉·史密斯写道：“到了星期三，经过许多紧张和前途未卜的日子后，投票获胜了。爸爸处于狂喜之中。”“那天晚上他与家人及同僚们共庆胜利。而且对于爸爸的庆祝来说，就象他做别的事情一样，从来不半途而废。尽管他喜欢告诉我们还不能充分享受，但他创造了类似的环境。那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庆祝场面。有数不清的人，有无数瓶香槟酒。他感到作为领袖，最大的考验已经过去了，强有力的党有了充足的空间来大干一场了。在这长夜结束时，他敲定了一项协议：下一次真正大型的庆祝将安排在大选的那天晚上。”

    布莱尔虽然也很高兴，但很快就被史密斯对工党进一步改革的态度所抵消了。经过这次“冒险”和艰苦的搏斗，史密斯觉得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布莱尔认为，刚刚赢得的胜利只是一个更广泛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但史密斯不同意他的观点。史密斯把党的团结放在第一位，认为为了迎接下次大选，必须同传统派修好。他还认为，在到大选前的这个过渡期，正确的姿态就是少使工党再发生动荡，让梅杰继续做糟糕的事情吧！这样，布莱尔的要加紧干的愿望与史密斯的休生养息的打算发生了冲突。

    然而，不管怎样，集团投票制的废除对工党来说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它意味着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基础性的变化，其影响将不仅局限在组织问题上，而是要深入到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这次改革使工党看起来更加是一个公开的民主机构。有人说，史密斯改革真正戏剧性的效果就是在他死后允许党选出了一位激进的“现代派”领袖。这种评价虽然不很确切，但是一人一票制的实行确实使布莱尔在不到一年后的领袖选举中有更大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因为工党的领袖选举已经有了大选的味道，而布莱尔具备了这种公开竞争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品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次“密谋”的胜利使布莱尔在党内的地位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史密斯又同传统派修好了，普雷斯科特成了传统派的首领和史密斯的宠儿，布莱尔和布朗越来越感到孤独。以后的3个月内，布莱尔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变得冷谈起来，史密斯对现代派想使他再次陷入麻烦之中的改革主张感到脑怒。直到1994年1月，史密斯与布莱尔才在一个午餐会上的会晤中达成和解。但布莱尔仍感到孤独。甚至到了4月份，史密斯去世前1个月，布莱尔对他自己和工党的未来还持悲观态度。他告诉他的朋友说，事情是悲惨的，他不认为工党甚至能够在下次大选中获胜。

    不过，布莱尔是过于悲观了，史密斯还是十分看重布莱尔的。5月9日，就在史密斯去世前3天，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谈话。他同他最亲密的顾问戴维·卧德谈起了他应该小心他的心脏病并注意减肥，当卧德问道：“如果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你认为那将特别可怕吗？”史密斯明白卧德所指，回答道：“那必定是托尼，不是吗？”史密斯和布莱尔共同的朋友亚历山大·欧文后来回忆说：“在他生命的最后6个月内，约翰·史密斯在几个场合向我明确阐述，他赞成布莱尔做他的接班人。”1

    §§§第四节    黑马出世

    一个非政治性的因素大大加速了布莱尔这颗政坛新星的升起过程。出乎他本人，甚至所有关心布莱尔前程的人的意料，史密斯的心脏病竟成了布莱尔成长的加速器。早在史密斯任领袖前，他就患有心脏病，所以当上领袖后，他的病情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媒介甚至把这一点当成了工党的一个不利条件，因为这随时都可能引发党内领袖职位的竞争，从而影响党的团结并分散党的注意力。1994年4月10日，当“史密斯”和“医生”这两个词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中时，工党上下陡然感到一阵寒意。不过这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史密斯在苏格兰爬山时扭伤了脚。然而，史密斯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994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5分，史密斯心脏病复发，1小时后，在伦敦圣巴萨罗谬医院宣告去世。为了有充分的时间通知他的家人，关于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0点30分才发出。人们都承认，史密斯留下了一个比6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受欢迎、更加团结、更加为英国人民信赖的工党。在工党内部，史密斯赢得了那些曾经想反对他的人的忠诚。他成功地使自己找到了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的平衡点，而这在双方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现代派，他改变了工党内部的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传统派，他重建了工党历史上的自豪与自信。他还最终确立了工党观念上的决定性的转移，即对欧洲大陆由怀疑转向亲近。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史密斯采取了与金诺克不同的策略：金诺克为了提高个人威信而抛弃了强硬左派；史密斯则是着重工党的传统，通过让左派感到自己是党内合法的一股力量而使他们保持中立。

    史密斯去世那天，布莱尔正在阿伯丁从事欧洲议会的竞选活动，是布朗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午餐时分，布莱尔发表了电视讲话，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敬意：“他集诸多非几的才能于一身：力量、权威、幽默、仁爱。我们所有与他个人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会悼念他。我想我们整个国家都会感到这是一大损失。谨向伊丽莎白（史密斯夫人）致以我们的慰问和祈祷。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也许此时，布莱尔还没有意识到史密斯的去世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不过他的岳父托尼·布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来说：“在那一刻，我认识到这对他将意味着什么，对我的女婿，还有我的女儿，以及我的外孙们。”布莱尔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立即从原先的半隐蔽状态下活跃起来，曾有一段时间，这些人在党内处于孤立境地，并且感到万般无奈。

    不过，对布莱尔来说，要竞争领袖职位，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高登·布朗。当一位朋友向切丽·布斯提议布莱尔应当挑起大旗时，切丽表示他很担心，“因为托尼坚持认为他自己不应与高登竞争。在前12个月里，他的立场似乎有所动摇，但他从未真的说过他会与高登竞争。这一直是他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切丽说得很对，布莱尔确实有些为难。在史密斯去世后的几天内，他都保持着低姿态，这一方面是为了悼念刚去世的、令人敬佩的领袖，同时也是在进行慎重的考虑。他的政治导师罗伊·哈特斯利催促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再犹豫不决。 哈特斯利后来对别人说：“有两个理由促使他必须这么做。其一，很明显，他会赢得竞选，他是最好的领袖人选。其二，如果他不参加竞选，那么再不会有人在政治上严肃地对待他了。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的话，他说：‘可是高登那么想要得到那个位置，远甚于我曾想要的。’我对他说：‘好罢，有许多人想来领导工党，他们只是习惯于去打那些他们并不能真正去做的事情的主意。高登只不过是许多杰出人物中的一个。’”

    其实，布莱尔只不过是在做出一种给人看特别是给高登·布朗看的姿态。他打心眼里是想要竞争领袖职位的。布朗的支持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告诉布朗说：“他在等待时机。”不过，在史密斯去世后的头4个星期内，领袖竞选活动都不是公开进行的。头一周是工党治丧时间，丧事抑制了对工党领袖继承人问题的公开讨论。随后的三周，工党忙于欧洲议会选举，领袖竞选活动仍不是主要议题。在这些事情结束之前，事实上的领袖候选人一直摆出不是候选人的姿态。

    然而，从史密斯去世那天起，舆论就纷纷倒向了布莱尔。事实上，布莱尔和布朗在党内的地位早已决定了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最终会成为史密斯的继承人，而布莱尔在1992年大选后就已超越了布朗。在史密斯去世的第二天，《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最为引人注目的赞扬布莱尔的文章，上面写道：“布莱尔先生是一位才能卓绝的人。更可贵的是，在当代政治中，他以他的诚实和正直赢得了毫无暇疵的声誉，甚至赢得了他最难对付的对手的尊敬。”这篇赞扬布莱尔的文章出自《旁观者》杂志的副主编、撒切尔夫人的信徒西蒙·哈佛。当《每日邮报》的编辑保罗·达克里问到他“谁会成为工党的领袖”时，他回答道：“如果他们有一点判断力的话，那就会是布莱尔。他会把保守党人吓得屁滚尿流。”于是才有了上述那篇文章。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史密斯去世的当天，已经有两家媒体发表了认为布莱尔会成为工党领袖的报道。

    布莱尔与布朗不仅是好朋友，而且还是政治盟友。从他们俩同时踏入国会的大门时起，他们一直是互相支持、互相信赖，而且在党内几乎是同步上升。然而，在他们俩人都达到接近领袖职位的时候，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同意，如果在领袖职位竞争中，他们俩彼此对立，那将是灾难性的。在1992年时，他们达成共识，认可布朗处于较强的地位，尽管后来布莱尔超越了布朗。所以才会有布莱尔夫人切丽所说的，布莱尔有些为难的局面。

    史密斯去世3天后，这两位特殊的竞争对手碰了一次头，第一次进行有关未来领袖选举的正式讨论。这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会谈。据布朗的一位支持者说，布莱尔甚至准备同意由布朗去赢得领袖选举，但他又坚持认为，他布莱尔更有优势去赢得下一次大选。

    民意测验一致倒向布莱尔。就在布莱尔与布朗碰头的那个星期天，有三个紧急民意测验都显示布莱尔是最孚众望的领袖人选。这种民意测验在工党领袖的选举中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这个选举过程是全体党员都参与的。此外，《星期日快报》还登出了一个由150位支持工党的工会会员参加的民意测验，布莱尔以获得43％的支持率而遥遥领先，处于第二位的是来自工会的普雷斯科特，他获得了22％的支持率。

    在拥有领袖候选人提名权的270位工党议员中，支持布莱尔的人也占多数。还在史密斯的葬礼举行之前，工党议会党团中压倒多数的意见是支持布莱尔而不是支持布朗。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布莱尔那儿。支持布莱尔的议员主要有三种人：由哈特斯利领导的老右翼，也称团结派；金诺克派，该派的思想观点已经转向现代派；1992年大选后新汇集起来的一股支持布莱尔的力量。

    5月20日，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了史密斯的葬礼。工党的要人，包括前领袖卡拉汉、富特和金诺克，都参加了葬礼。现任首相梅杰和保守党前首相希思也参加了葬礼。这之后，工党领袖的竞选进入了半公开状态，尽管由于面临欧洲议会的选举，领袖选举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大约一个星期后，一份关于领袖选举的最完整的民意测验由BBC电视台的“排行榜”节目制作完成。这份调查考查了工党的普通党员、下院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等对象。结果是布莱尔无可置疑地高居榜首。差不多与此同时，B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搞出了对工会的民意测验，结果也是布莱尔领先。这样，布莱尔在领袖选举团的三个部分中都占有优势。不久，盖洛普民意测验又报出了工党党员个人对各位准备参加领袖竞选的5个人的支持率：布莱尔47％，普雷斯科特15％，布朗11％，玛格丽特·贝科特5％，罗宾·库克3％，未确定者为18％。

    到此时，布朗的领袖梦已完全破灭。5月31日，星期二，两位特殊的竞争对手在布莱尔居住的伦敦北部伊斯玲顿的一家叫格林尼达的小餐馆里共进了晚餐。在餐前，布莱尔还不知道布朗要说些什么。这顿饭被人称为是值得纪念的带有政治传奇色彩的“最后的晚餐”，是布朗做出最大自我牺牲的时刻。但了解内情的人明白，这种“牺牲”实际上是布朗对布莱尔的认输，当然也存在不使现代派自相残杀、顾全大局的因素。布朗的心情很沉重，他吃的不多，因为晚些时候他又出现在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的一家叫罗丁的餐馆里，又进了一次晚餐。布朗正式退出竞争、给布莱尔让路的决定是在“最后的晚餐”前一天的晚上做出的，他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尼克·布朗向他汇报了争取新的支持者的情况，随后讨论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高登指出：他要想获胜，唯一出路是“向黑势力和恶势力求援”，但这不是他想做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将布莱尔描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分子、一个反对工会的人。如果这样，将会有一个不愉快的竞选运动，这会损害工党赢得执政的机会，也将损害他自己。7月1日，布朗发布了一个正式公告，声明他将不参加领袖竞选并将支持布莱尔。消息一出，金诺克立即在电视新闻中表示：由于不必再从他们两个人中间作出选择了，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布朗的自我牺牲为布莱尔赢得领袖选举胜利扫清了道路，他已是不争自胜的候选人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竞争者了。就在布朗与布莱尔共进晚餐的第二天，普雷斯科特出现在BBC电视台的“问答时间”节目中，明确表示他将参加领袖竞选。他说“所有的选举都需要有候选人”，还批驳了让布莱尔没有对手地参加选举的提议。然而，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战胜布莱尔，所以同时又把眼睛盯上了副领袖职位。决定参加领袖职位竞争的还有原来的副领袖、现在的代领袖玛格丽特·贝科特。她的此举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按照工党的规则，现任副领袖参加领袖竞选，就意味着放弃了副领袖的职位。几乎每一个党的高级官员都建议她放弃领袖竞选，但她对之全然不顾。也许她想效法1975年时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领袖选举中来个一鸣惊人。可是，她也象普雷斯科特一样，同时竞选领袖和副领袖两个职位，这本身就表明自己对竞争领袖职位信心不足。

    1994年6月10日，星期五，是工党领袖竞选运动正式开始的日子。当天上午，普雷斯科特和贝科特在下院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正在寻找提名人。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发布会上发表了演讲。普雷斯科特的演讲给人的印象是他有些怀旧，而贝科特则使她自己显得比较羞怯。她一方面声称两年来她做过5份工作，她对此感到光荣，她还声称她“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要求她加入到竞选行例中来并继续领导工党”。但另一方面，她承认她正在冒既得不到领袖职位又失去副领袖职位的风险，而且“我完全同意我可能会失败”，摆出了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来打探情况的布莱尔的支持者在人群后面听完两人演讲后，声称他们没有发现这两个新闻发布会有能对布莱尔今后6个星期的竞选进程产生威胁的任何东西。

    第二天，布莱尔正式发动了他的竞选运动。与另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方式不同，布莱尔先来到他的选区塞奇菲尔德的特里姆顿工党支部——1983年他就是在这里被提名而成为议员的，宣布了他的竞选纲领。在此，他打出了“新工党”的旗号。当他步入会场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并且欢呼跳跃。当他们坐下来后，布莱尔说：“早上好，各位。”然后发表了他的演讲。他表示要扫除大量的失业现象，清除腐败，打倒过时的保守党，如果“新工党”过时了，也要把它打倒。最后他说：“今天上午我要宣布我参加工党领袖的竞选。”

    由于布朗退出竞争并且全力支持布莱尔，所以布莱尔获胜已是十拿九稳，主要的竞争则转移到了普雷斯科特和贝科特之间在副领袖职位上的竞争。布莱尔倾向于让普雷斯科特当副领袖，这比较符合工党的传统，即正副领袖分别由左、右翼的人士担任，便于协调党内关系。当然，贝科特也属左翼，但她不如普雷斯科特有威信。

    1994年7月21日，工党领袖选举结果揭晓，布莱尔以绝对优势获胜，得票率为57％，其竞争对手得票情况为：普雷斯科特24.1％，贝科特18.9％。在选举团各部分中的得票情况如下：

    布莱尔：议会党团（包括欧洲议会议员）60.5％；选区工党58.2％；工会（包括参加工党的各种政治团体）52.3％。

    普雷斯科特：议会党团19.6％；选区工党24.4％；工会28.4％。

    贝科特：议会党团19.9％；选区工党17.4％；工会19.3％。

    在副领袖竞争中，普雷斯科特以56.5％对43.5％的得票率击败贝科特。

    这天刚过晌午，投票结果就公布出来了，在一个大厅里，当“托尼·布莱尔——工党领袖”几个字被投射到一个屏幕上时，大厅里的人都欢呼起来，其中包括一名保守党人——托尼的父亲利奥·布莱尔。

    7月21日的这次选举是工党历史上的一场革命。这是工党第一次用可称得上真正民主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袖的，自此，工党的政治家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指责保守党领袖选举方式的不够民主了。新当选的副领袖普雷斯科特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发表了讲话，他将“英国政治史上所有政党在内的最大的民主动作”与“185名议员选出约翰·梅杰”做了对照，而且对后者还加上了一句“在他们充满烟雾的屋子里”。

    使这次选举更带有革命意义的是，它选出了一位非常不一般的工党领袖。这位工党第15位1 领袖年仅41岁、是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袖，也是最不尊重传统的领袖。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仅有11年议会生涯、19年党龄的人却是历届工党领袖选举中得票率较高和英国历史上主要政党领袖所获支持率较高的。舆论界对他评价很高，将他与哈罗德·威尔逊，甚至与美国的约翰·肯尼迪相比较，有人说如果他当上了首相，将会使英国发生象1945或1979年那样历史性的变化。

    约翰·普雷斯科特在他的讲话中对新领袖给予高度赞扬：“这个人，我们的新领袖，具备他所应具备的东西。他有魅力，令人肃然起敬。他拥有足够的能量和活力去赢得人们的支持，使他们倒向工党。”他还特别加上了一句：“他把托利党人的生命力都吓没了。”普雷斯科特并不是没有根据地吹大牛。这次选举的确与以往不同，在以往的领袖选举中，工党过多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而不是从争得执政地位出发，因而没能选出一个让保守党最害怕的人来。而这次则开了一个先河。在一份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布莱尔脱颖而出，向他看上去的那么好，我们就有麻烦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布莱尔是“30多年来最令人畏惧的工党领袖。”

    布莱尔在选举结果揭晓后也发表了演讲。他向人们承诺：“不实现使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党重新联合起来，在下次大选中胜利，决不罢休。”随后，他给他的前任史密斯以高度赞扬，说史密斯“给了我们国家一些重要的东西，并给了我们党一些珍贵的东西。他向英国人民展示了公共服务仍然是一个理想，它给英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希望。”

    这最后一句话更适合于他自己。对工党和英国人民来说，布莱尔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面孔，能给人带来希望。与以往的工党领袖相比，他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素质。从思想意识上看，布莱尔对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缺少眷恋之情，改革的愿望更强烈。同时他也更少受工党的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有人说布莱尔的思想具有社会自由主义的倾向。一位党内人士对他评价道：“这个年轻人没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而且他也不打算去理解他所领导的党的思想。” 对这种评价，布莱尔表示同意，并进一步发挥道：“工党看起来好象是热衷于阶级斗争，实际上它是一个基本上由正派和诚实的人所组成的党。” 正是由于布莱尔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当他当选为工党领袖时，保守党的舆论在承认他将对保守党构成严重威胁的同时，又对之表示了超过对以往任何工党领袖的热情欢迎。党内有人给布莱尔送的绰号——“托尼·布乐”和“托利·布莱尔”——也很能说明布莱尔的思想倾向。他任领袖后所提出的新政策基本都是撒切尔—梅杰保守党政府和美国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所实行政策的复制品，因此有人说布莱尔是在“学克林顿，偷撒切尔”。

    从个人领导素质来看，布莱尔比其前两任更具备驾驭全党组织机器的能力。英国舆论界认为他是一位哈罗德·威尔逊似的强势领袖人物。他本人也十分欣赏威尔逊的一名名言，并对之身体力行：“工党是一部列车，如果你驾驶它高速运行，车上所有的人不是异常兴奋，就是眩晕呕吐，这样你就没有任何麻烦。但是，当你停下时，他们都会从车上下来并争论车子该向什么方向开。”布莱尔对比自己和在党内处境困难的梅杰说：“我领导我的党，而他则是跟随他的党。”布莱尔非常赞赏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希望自己也能象她那样使英国振兴一下子，同时使自己的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1994年7月21日这一天对布莱莱尔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按英国的制度，反对党领袖就是潜在的国家首相，在大选时，如果本党获胜，党的领袖就自然成为首相。所以，领袖选举真正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大选则只是两大政党的角逐。下一步，布莱尔所要努力奋斗的，就是如何改造工党，确保工党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实践证明，布莱尔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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