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模糊政治的设计者

    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随着他对工党的改革，传媒中不断出现“布莱尔主义”、“布莱尔思想”、“布莱尔现象”等名词。与以往工党领袖相比，布莱尔确实有一套很有特色的思想，这些思想就构成了他改造工党、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

    布莱尔的思想轨迹和工党所走过的路线差不多。在80年代初，他也支持过单方面核裁军，也曾跟随工党呼吁从欧共体中退出，也曾喜欢过强大的国家指导和干预。自1983年后，他开始在党内积极倡导党的革新，宣称如果工党没有大的变化，它就永远不会赢得大选。他说：“我确信，我们如果不变革，如果不回归我们的价值，不从过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获胜。”他的这些言论曾受到左翼的攻击，但却得到支持者的鼓励。正如媒介称他是“模糊政治的设计者”，他的思想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抹掉工党的阶级烙印，不从阶级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特点可以从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和党建观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布莱尔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党的理论核心，作为政党，它必须明确核心价值后，才能根据这些价值制定党的目标，规划党的具体政策。布莱尔认为，工党应该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核心价值基础之上，建构工党的价值观。

    布莱尔执掌工党帅印后，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经常用“社会—主义”（ Social—ism）来代替。1995年3月，他在一本杂志上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一种学说。”1995年7月，在费边社举行的庆祝1945年工党大选胜利50周年大会上，他又解释了同样的意思，主张用“社会—主义”一词取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主张，每个人都是互相依存的，他们之间互尽义务，完善的社会支持其内部个人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给予每个人一个能发挥作用的舞台，只有认识到他们互相依存，个人才能成功。”因此，他主张，整个社会应当为每个人的成功而携手共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以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

    在布莱尔看来，社会主义永远基于社会，尤其是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人类具有社会的属性，人们之间互相联系，人类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信任、合作之中，伙伴关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不是竞争、贪婪、欺骗。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虽然作为人的本能，都希望成功，但是，这并不与在一个社会里互相尽责任相矛盾。社会主义不只是对人类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它还是对一种能促使每个人充分发挥能力的社会结构的探索。

    布莱尔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汇是“社区”。他认为，社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他说：“左翼与右翼的区别在于，个人的发展需要集体的行动，即互相依赖性，这意味着我们准备行动在一起，提供作为个人所不能提供的好处。社区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一种人的本性” 社区这个概念是对阶级概念的替代，也是对原有的官僚国家主义的一种放弃。“社区意味着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相互支持”，社区虽然需要国家来扶持、构建，但不是国家的同义语。布莱尔认为，在过去的日子里，社会主义越来越被界定为国家的一种东西。在本世纪初，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当人们要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国家是获取这些东西的最佳途径。而如今，社会分层越来越多，选择各异，这虽然不排除国家的作用，但国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较困难。布莱尔反对旧式的国家干预，那种国家干预把责任与个人割裂开来。布莱尔强调“社区”的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之间的责任。他说：“社区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界定的关系不只是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与社会关系；不只是享受权利，还要尽义务；不只是给予权利，还要服从。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对他人的尊敬。”权利和义务是密切不可分的，社会行动的目标不是取代个人的责任，而是使其更容易实现。要让每个公民得到发展的机会，又要让他们都能尽责。布莱尔认为，自由可以通过社区的积极活动获得，个人的机会可以通过工作在一起的人们的集体行动而增加。对社区的承认反映了工党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团结、集体行动的社会价值。布莱尔认为，工党60年代和70年代最大的错误在于其政治哲学与浮浅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结合。工党的任务就在于，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现一种新型的关系，超越那种老式的集权主义和粗鲁的市场教条。

    从工党上次执政到布莱尔时期，工党最重要的哲学变化是布莱尔把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不是物质利益。当布莱尔1975年加入工党时，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布莱尔掌权后，又把工党的指导思想调整到了伦理社会主义方面来（英国报刊称之为社会伦理主义）。他说：“我们不能生存在一个道德真空里，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教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价值，那么，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伦理混乱当中”。他经常使用法律与秩序、家庭和责任这类概念。在他看来：第一，社区有责任给予人们更好生活的希望；第二，人们也有义务给予社区回报，并遵守它的规则；第三，相互尽义务起源于家庭中的责任，所以必须强化家庭意识。社会的训练很大程度上起始于家庭中的训练，责任意识要从那里培养。社会的现代释义——权利和义务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是社区意识的生长点。布莱尔对社会的责任、个人的义务以及对家庭的重新估价，人们称之为社会伦理主义，有的又称之为社会保守主义。

    布莱尔是一名基督教徒，他1992年参加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他在为该组织出版的题为《重申基础》的论文集写的前言里写道：“基督教是一种强大的宗教，虽然它不是永远现实可行的，但它现在可行，它强调我们的责任，促进我们自我完善，关注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的社区。它不是功利主义的。……当我们环顾我们今天的世界的时候，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然后坚定不移地跟随着它——那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 。1994年10月1日的《卫报》上登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布莱尔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党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布莱尔的传记作家约翰·任托尔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他认为：布莱尔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方面可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他相信工党会赢得第三党支持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自由民主党人；从他的政治信仰是基于基督教伦理和社会团结这个角度，可以说他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布莱尔曾经把社会主义的四根支柱概括为“机会、责任、公平、信任”。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分为社会正义、自由、机会、平等、民主、国内外的团结和相互尽责几个具体方面。在布莱尔及其同僚的努力下，工党通过的新党章第4条基本上概括了布莱尔及工党的价值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成就我们单个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从而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出能使我们的真正潜能得以发挥的条件，并为我们所有人建构这样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内，权力、财富、机会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而不是几个人手中，我们享有的权利反映着我们的义务，我们以团结、宽容、尊重的精神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二）布莱尔的经济思想

    布莱尔为工党制定的总目标是建设充满活力的经济、正义的社会、开放的民主、健康的环境。

    在经济目标方面，布莱尔主张建设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在这一经济体内，市场的进取精神和竞争的严酷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创造国家所需的财富，并为一切人提供工作和致富的机会，那里私营部门繁荣，公共服务质优，那些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或由公众所有、或向公众负责。在布莱尔的努力下，工党第一次在党纲里对市场、私有制持肯定态度。

    在所有制问题上，布莱尔继承了50年代盖茨克尔、克罗斯兰等人的意见，认为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平等的目的的一个手段。他认为，原有党章中关于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说，工党在党章中写上实行国有化的主张是很愚蠢的，工党已不再相信它，除非工党放弃国有化的主张，否则选民们是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的。

    过去，支配工党理论政策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到了50年代“修正主义者”那里，虽然对国有化提出了异议，但仍然认为国家是个中性的东西，通过政治民主影响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经济的性质。到了布莱尔这里，实际上已放弃了原来的国家主义战略。尽管他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市场需要国家规范，正义、自由、平等需要国家来维持，但国家不能包揽一切，其范围是有限的。在他看来，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影响工党的国家观：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多，公民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产生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要求，国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新环境，使得民族国家在控制经济方面遇到很大挑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重蹈国家保护主义或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是没有前途的。在国内，由国家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是徒劳的，因此 ，需要转换国家的作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公有与私营的混合平衡。

    布莱尔放弃国有化目标，减少国家干预以后，主张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呢？他主张建设“参与制社会”，或曰“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他认为，中间力量和中左力量，应集中精力去创造一种“参与制经济”，这种经济要求吸收每一个人参与决策，而不是让少数几个特权人物或者占居民总数30－50％的富人主宰一切。布莱尔的“参与制经济”实际上是既不想通过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在英国创建“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又不愿如同保守党那样推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要遵循近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价值原则，协调私有制、追逐利润和下放决策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吸收每个社会成员、每个公民，作为“潜在的伙伴”参与社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决策。被接纳的个人，不论属于什么社会阶级，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并以一系列自愿接受的规章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布莱尔认为，在本世纪前半期里，集体主义达到了高峰，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增大，而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又达到了高峰。今天工党的任务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去除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开辟非极化的新领域，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参与市场经济框架的经济活动，建立一种“共同利害关系社会”。

    在市场问题上，布莱尔改变了过去认为市场是低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在道德上是恶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本身是中立的，它是特定商品分配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存在着垄断以及需要提供公共商品的地方，对市场的放任是危险的。所以，布莱尔认为他的观点不同于把市场看作是恶的传统观点，也不同于保守党把市场看作是善的新右派观点，而是认为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公平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它是不公平的、非有效的。因此，需要对它进行监控和规范。布莱尔认为，左、右翼在市场问题上的分歧不是谁相信市场，谁不相信市场，而是在于怎样利用市场。右翼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态度，左翼则致力于增加对工业和教育的投资，赋予工业增长的活力以应付日益变化的市场。

    布莱尔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他曾说过，“我从政的目的是与非正义和贫穷作斗争，而不是财富”。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他认为，经济繁荣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投资）是社会改革的基础。任何对英国社会不公表示忧虑的人士也应关心其经济的衰落。新工党的具体经济政策就是冷静探索和全面实施高工资、高技术、高投资与高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社会向人员、智力和基础设施投资，个人和家庭才能得到发展。公、私营部门的相互依赖比它们之间的界限更为重要，要提倡公、私营部门共同为基础设施投资。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想方设法刺激小企业的发展。要鼓励金融部门与工业部门建立长期的关系。在欧洲合作问题上，英国政府应当发挥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在社会问题上，布莱尔认为，经济效益应与社会道德同步发展，英国需要一套有效惩治犯罪的司法体制，但最有力的手段还是设法杜绝犯罪的根源。他的“严厉打击犯罪，减少犯罪根源”的呼声引起了国民的共鸣。布莱尔主张改革福利制度，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他主张实行多层次的社会福利制度，充分发挥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三）布莱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思想

    工党象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一样，是一个寻求变革的团体。然而，在英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它却表现得犹犹豫豫，在其近100年的历史中很少向传统的政治体制发起挑战。与保守党相比，它显得激进一些，但与一些小党相比，它则保守一些。从总体上看，它奉行的是一种宪政保守主义。

    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前后，在英国资本主义宪政改革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承诺，布莱尔对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反思中认识到，艾德礼政府不愿意使机构本身现代化，错过了一次改革的机会，埋下了严重的集中主义的种子。

    布莱尔改变了过去工党领导人和思想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单向性的弱点。过去，许多人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任务胜过政治任务，不公正和剥削起源于经济关系，而非政治体制，政治平等和政治权利的价值在于其工具性，而非实质。在许多工党政治家、思想家看来，公民权分为三部分：公民、政治和社会。在过去300多年间，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已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然后又转向第三阶段。平等的公民权已在18世纪争取到；19世纪，政治权利又大大扩展；20世纪，斗争的焦点已集中到社会权利上。布莱尔上台后，对这些观点作了一些调整。他认为，英国现在处于民主的第二个时代。经过长期的斗争，第一个时代（以1928年选举权扩大到成年妇女为标志）建立了普选制。然而，70年代过后，社会和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00年，中央政府消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1930年为13％，而如今，已达到42％。在本世纪中叶，英国的多数人口是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阶级，他们支付不到10％的收入税，而如今，人口中的多数是中产阶层，所支付的收入税已达40％。这些变化给民主宪政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许多机构和体制还是建立在第一个民主时代基础之上。议会工作的方式，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私家俱乐部，而不是一种民主的载体，上议院的组成，宪法和许多规定还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这些，都使得英国政治变得不那么受人尊敬，不那么负责任。布莱尔还认为：改革政治体制不仅不像保守党人说的那样，只是爱唠叨的阶级语言，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使大多数人民关心公共事业的途径；而且对其他目标，如强大的经济、好的贸易、好的教育和防止犯罪都有益处。

    布莱尔同意《经济学家》杂志编辑沃尔特·巴奇豪特的观点，即：每部宪法首先要获得权威，然后利用权威；首先要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忠诚，然后，在政府的工作中付诸实施。

    布莱尔为工党规定的目标是：在人民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信任、忠诚和现实估价基础之上的政府良好运行的伙伴关系。工党的民主复兴目标有三个，第一，强化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使决策更接近人民群众；第三，增加政府的民主信任程度。

    民主的繁荣依赖于尊重权利、履行义务的丰富文化。除了政治家的统治和法院的范围以外，这些权利和义务都与社区密切相关，国家宪政的责任就是保护自由，鼓励责任的履行。而现实的英国，在这方面做的很不够，基层的权利，如信息权、司法平等、财产的安全经常被忽视。

    工党主张，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把欧洲人权公约与英国宪法结合起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应多倾听人民的意见，利用全民公决是一个重要手段。许多政治决策都与公民的地域有联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使政府与人民群众接近的途径，地方政府的民主声音需要通过地方当局与选民的接触而加强。所以，布莱尔一再坚持伦敦市和其他大城市的市长应该由选民直接委任；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权力应加强；加强地方组织是改造英国权力结构的关键。

    在某些方面，布莱尔仍采取相当谨慎的立场，未能做出大胆的许诺。布莱尔无疑有他的难言之隐。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会涉及到工党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在选举制度改革方面，布莱尔曾说：“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现行选举制度是不是不公平的，我的回答是：是的。更困难的问题是，有没有较为公平的选举制度？我想，在比例代表制下，一些小党将会得到不合乎其比例的权力”。 现存的选举制度对工党和保守党都较为有利，选举制度的改革，将对英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强大的冲击。它不仅会影响政党的数目与政府的结构，也将影响它们的组织、意识形态、相互力量与选举互动。布莱尔虽然有时也提到大选获胜后，要履行约翰·史密斯的就选举制度举行全民公决的许诺，但骨子里，他并不希望实行真正的比例代表制。

    （四）布莱尔的建党思想

    布莱尔曾经说过：“我不是生来就是工党党员，是我选择了它。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其他党。我信任它，我非常高兴作这个党的领袖，我将生活在这个党中，也许死在这个党内”。布莱尔在这里表达了他永不叛党的决心。实际情况是，他虽未叛党，但却改变了党。

    布莱尔认为，工党组织上的分散、纷争、分裂以及基础狭窄是其竞争不过对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党的组织在70年代像其理论一样，成了过时的东西，党这部机器已经成了被派别活动和宗派主义猎获的壳子，它看起来民主，其实不然，本应是在党和其真正要代表的人们之间关键的民主联系消失了。理论过时了，而党的组织机构无力清楚地证明并扭转这种局面。工党今天的任务就是围绕所追求的价值重构意识形态，然后创造一个适合并反映该理论的组织。布莱尔多次表示，要解决什么人参加工党？他们的利益如何表达？决策如何形成等问题。

    布莱尔极力淡化工党的阶级性质，强化工党作为一个“人民党”的形象。前几任工党领导人虽然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较而言，布莱尔做的更多，声势更大一些。布莱尔在这个场合说工党是“人民党”，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工党是“工商业党”、“基督教党”，目的是给人们造成工党是一个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党的形象。布莱尔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 他认为，“80年代以来，工党在组织上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党与其他地方团体相脱离”，“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开放的，拥护它所寻求代表的社区的党”。为此，他疏远与工会的关系。布莱尔多次界定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工党与工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持一种联系是正常的，但时代变了，这种关系的性质也应该变化，工党与工会不仅仅是一种组织联系，而且应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过去工党与工会那种特殊的紧密关系对双方都不利，工会应该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中找准它的位置，工会应作为工人的广泛的代言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党的代言人而出现。1995年9月12日，在英国职工大会年会上，布莱尔毫不客气地向工会代表说：工党的决策，工会可以进行说服，但决策权必须由工党来掌握，工党要管理整个国家，不允许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内部支配它。在疏远与工会关系的同时，工党与工商界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95年9月，布莱尔及其同僚开始了一场面对国内外工商界的游说旅行，专门与资方联系，力图得到工商界的支持。他对工商界巨头公开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保守党已不再是工商党，他们财政上既不节俭，经济上又缺乏有效管理，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许多工商业头目都表示，他们对工党执政并不担忧。

    布莱尔极力主张扩大党内民主，力主“一人一票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工党内部的民主状况，工党将永远不会成为执政党。80年代初，工党议员奥斯丁·米歇尔曾把工党描绘成为“一个没有党员的大众党，一个没有共识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一个与人民割断联系的人民党”。布莱尔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工党党员必须在社区中扎下根。早在金诺克之前，他就力主在党的决策问题上实行“一人一票制”。他说：“在工党党内决策时，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信任普通党员，那么，我们如何在广泛的社区内为工党赢得支持呢？面向21世纪的一个激进的、现代的、进步的中左翼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一个与地方社区接触的党，因为它的地方社区是该党的一部分”。 为此，应该让每个党员在党内都有表决权、发言权。布莱尔一直想通过党内民主的方法，削弱工会在工党中的强大地位。他企图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工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系，而是工党与工会分子的一种联系。前任工党领袖史密斯在布莱尔等人的支持下，试图限制工会在未来领袖选举中的权力，工会会员党员应按个人党员来计，票数应在全国范围内统计，而不是按集团、工会集体来计算。布莱尔还从90年代初开始，力倡党内公决，就一些重大决策在党内进行表决。当时，党内许多人都认为这太民主、太愚蠢。然而，布莱尔上台9个月后，在关于党章第4条的争论中，在地方党组织中真的把是否修改第4条问题提交给了全体党员表决。布莱尔这些主张的意图实际上是想建立直接由党的领袖控制的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提高党的灵活性、创新能力和直接决策能力。用明显地创造党内充分民主空气而同时又不让他们掌握实权的办法来保持他们的热情。一方面在原则上把表决权下放给每位党员，但又通过议会党团所占的大的份额及每票的“含金量”不同来使大部分党员的权力成为虚设，从而使议会党团、领袖享有最终决策能力。

    §§§第二节    工党现代化的产物

    布莱尔的思想是工党几十年来现代化工作的继续和产物，是他改造工党实践的结果。

    最先揭起工党现代化大旗的是盖茨克尔。他认为，工党需要在其组织和理论方面使自己现代化，使党不再是一个阶级冲突的党，不再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应使其成为一个全民党。这时，在费边社的主持下，一批身兼工党要职的思想家、理论家纷纷撰文立说，形成了所谓的“新思想运动”。这些“新思想家”又因要求“修正”工党传统理论和政策而被称为“修正主义派”。他们认为，工党社会主义思想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尤其不能适应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导致工党政策陈旧，拿不出吸引选民的政纲来，在竞选中屡屡落选。用克罗斯兰的话说就是：“正在昨天的战场当中，所用的战略的基础是已经过去的英国社会”。他们主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审定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手段和目标，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内涵作出新的解释。盖茨克尔于1959年工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动议修改党章第4条款，要求提出新的政策，更多地关心白领阶层，减少工党与蓝领工会的亲密程度。这个动议由于左派的反对没能通过。不过在盖茨克尔的提议下，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对第4条作附加声明，声称：“工党执委会承认在国家经济中应该既有国营企业也有私人企业的地位的同时，建议继续扩大公共财产的范围，要考虑客观事实，适应客观状况，考虑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意见，逐步采取决定。”这样，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第4条。50年代工党内部这股修正主义思潮尽管未能修改第4条，但这是对传统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修正主义理论在工党的行动纲领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但抛弃了社会主义等于国有化的传统主张，而且把国有化仅仅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很重要的手段。这个问题虽然未能写进党章，但在以后的工党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不断重复类似的问题。

    把工党从一个阶级性政党变成一个人民党的尝试在威尔逊时期继续着。威尔逊虽然未直接向党章第4条挑战，但他逐渐把国有化问题从党的议事日程中取消了。在1964年大选中，工党的竞选宣言为《新英国》，该宣言主要突出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强调经济增长、效率和技术革新的必要性，它要求的是计划化而不是国有化，表明英国工党是一个现代化的非阶级性的政党。英国学者豪厄尔认为：“威尔逊此举目的在于在民族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动员大众的支持，以结束人们对这个党是一个阶级政党的看法”。这个阶段工党现代化战略的高潮是白皮书《代替冲突》的发表。这个白皮书企图限制工会的权力，并向工会一些不负责任的行动追究法律责任。这种试图通过把工会纳入法律框架来改革劳资关系并限制它们分散的组织的破坏性影响的做法是工党现代化进程中理顺工党与工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威尔逊对工会的公开批评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重塑工党为全民党的战略步骤。威尔逊的这一举动在工人运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工会紧急动议，坚决抵制这一政策，终于迫使威尔逊政府放弃了这一企图。但从此又方的关系发生了大的裂缝。

    随着《代替冲突》白皮书的失败以及左翼力量的加强，现代化在70年代处于停泄阶段。修正主义在60年代的失势意味着其意识形态的破产，右翼领导不再有许多的支持者，也不再有变革工党的幻想。自此，威尔逊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路线，他允许左翼影响工党的纲领和宣言，然后在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冲淡其影响，以便把党团结在一起。在卡拉汉时期，工党的现代化也无大动作，因为他力量较弱，在党内党外，都是以微弱的多数得到支持。

    工党的现代化在1983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3年大选失败后，新任领袖金诺克认识到，工党要想获胜，必须重组该党，使政策变得让选民接受。在党的组织方面，他认为必须给领袖大的权力，以便能够控制整个运动，引导、协调全国的党的活动。为此，他提出了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办法，但未能成功。在理论政策方面，他引导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在1987年大选后，专门组织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在防务、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与欧共体的关系、环境、妇女、小企业的作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新东西，不仅与左翼有区别，而且与以前的修正主义也有较大的差别。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提大规模国有化，仅强调一些部门的国有化。开始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国家的帮助和干预下发挥市场的作用。更有甚者，1991年金诺克还曾试图悄悄取消党章第4条款，印了一批没印有第4条款的党证，引来了说他是“叛徒”的责骂，那批党证只好作废。在工党现代化进程中，金诺克好象没作成什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利用大选失败、他的左翼形象以及他的领导才能，向传统的工党社会主义模式发起了全面挑战，揭开了新一轮的改革序幕，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史密斯任工党领袖后，以谨慎稳重的作风继续现代化的进程。在理论政策方面，他继续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攻击。1993年2月7日，他在伯恩茅斯对工党议员发表讲话时说：“该党只有放弃它过去一贯奉行的由国家来掌管工业的社会主义方针，才能重新当选。”“党必须接受变革，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个人的成就上”。“我们现在需要奉行一项新政策，把人民放在首位，反对教条和采取一些切实的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他还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围绕工业和劳务的所有权问题展开一场很大程度上是毫无结果的辩论，似乎私有化和国有化是经济政策中仅有的两种选择”，“在工党看来，我们显然认为混合经济具有很多优越性，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必须进行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合作”。 史密斯在这里虽然未提到党章第4条问题，但实际上触及到了该问题的实质。此外，在组织上，史密斯实现了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改革。

    布莱尔继任工党领袖后，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在其一系列讲话中，“工党的现代化”成了出现率较高的一个短语。他认为：“总是生活在过去的一个党，注定要灭亡，忽视过去的党注定要失败，我们的工作是要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他还认为：“这些年来，工党的一个缺点就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拒绝与其一起变化”。 “意识形态和组织问题，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几乎成了致命的问题，实质上，不论是理论还是组织都成了过时的东西，尼尔·金诺克、约翰·史密斯和我所寻求的就是要医治这些缺点并在英国政治中实现中左的转变”。

    布莱尔的思想和工党的现代化是英国工党顺应英国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变化使得政府的工作愈加困难。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是通过公司而不是政府来进行的，政府对产品和贸易的控制越来越少；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近20年来扩展极快，随着汇率的浮动，政府已增加了他们的流通储备，这些更使金融市场反复无常，对政府的控制来说，更增大了困难；更多的国际组织也反对国家对市场的限制。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开始转换国家的作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公有与私营的混合与平衡，并寻求公共事业的新的运行道路。这些对于一个寻求执政的大的政党领袖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另外一方面，近些年来英国阶级结构和工人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工人阶级内部以熟练工人、技术工人和服务性行业工人为主体的白领工人大大增多，传统的产业工人逐渐萎缩；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思想政治状况日益复杂化，劳动者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成为日常话题；妇女工人的比例大为增加，其中许多妇女工人还是钟点工，钟点工、妇女工人和非体力职业是参与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最缺乏积极的群体；多国公司、跨国公司、服务性行业的增多，使得工人的联合性降低。房屋所有者、汽车所有者在增多，工人的空余时间也在增多，这些都腐蚀着过去工人运动的模式。布莱尔的社区主义，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等内容都是适应工人运动这些变化的产物。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被认为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有人称之为“后福特主义”，有的称之为“后现代性”。文化的分野、个人主义的盛行、商业全球化都影响着左翼运动。布莱尔的思想试图把对个人人权尊重的传统与新的对市场经济的容忍和财富的创造结合起来，实际上也是迎合了英国出现的一大批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的口味。这批人信奉“无政府资本主义”，他们是全球化的电视、波音747、卫星通讯和个人电脑的社会化产物。布莱尔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第三节    布莱尔主义的思想渊源

    布莱尔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实践基础，而且也有理论渊源。“布莱尔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物。

    布莱尔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直存在于工党的血脉中。工党于20年代取代自由党成为国内主要大党后，自由党迅速瓦解，一部分人流落到工党里头。工党从一开始在思想上并未和自由主义切断联系。在英国，自由社会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布莱尔曾经指出：“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虽然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源、重点、原则和实践有其特色，但如果把它与其亲近的自由主义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其密切的联系。”不过，在自由主义中，对布莱尔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分支。在本世纪初，从原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分化出了一支新自由主义，以霍布豪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19世纪的自由观念对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来说太狭隘了，所以，他们要扩展它。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没有能力来运用它，理论上的自由就没有多大用处。所以，他们表明，既便侵犯了传统的放任主义自由的正统性，也要通过集体行动，包括国家的行为去获得主动的、积极的自由。他们认识到，全社会创造的财富应该能为了社会目标而合法地使用，既使这需要变革现存的财产权利的秩序。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工党的思想家、政治家。正象英国工党议员彼得·海恩所指出的，“在英国，自由社会主义的传统有着深厚的根基”，“非集中主义、民主、大众主权等等都扎根于英国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地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60年代的新左派、70年代女权社会主义、80年代自治社会主义都有这些因素。”布莱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思想的综合和继承。

    在自由主义中，美国克林顿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对布莱尔的思想也影响较大。还在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前，英国传媒就称布莱尔为“英国的克林顿”。布 莱尔的“新工党”口号与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呼声遥相呼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区主义”曾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在民主党内十分盛行。这种学说强调，既要让每个公民都能尽责，又要给每个公民发展的机会。克林顿集团在鼓吹社区主义的同时，声称民主党应摆脱“压力集团”的控制，重新听取美国中产阶级大众的呼声，这与布莱尔对待工会的态度很有相似之处。布莱尔从克林顿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布莱尔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英国社会主义中一直有宗教的倾向，前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曾说过，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生根落脚的土壤则是一望而知为英国的制度这种自愿的结合——工会、互助会、合作团体，以及同样重要的教会和政党。”布莱尔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牛津圣约翰学院读书时，布莱尔就对基督教的社会观念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宗教不是纯神学意义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因而他开始以一种社会的观点来看待宗教。这无疑为他以后的政治道路奠定了某种思想基础。

    布莱尔的思想还深受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及相应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撒切尔夫人个人的政治品格和领导作风，对布莱尔的思想、个人作风都有影响。布莱尔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赞扬撒切尔夫人。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改革并非完全不可取。1994年6月6日，他在《泰晤士报》上公开赞扬撒切尔夫人的坚定、明晰和有说服力。他曾多次承认，从撒切尔夫人那里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在1995年4月2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布莱尔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素质”，“在政治上对方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布莱尔的许多思想直接来源于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马瑞。布莱尔在牛津读大学时，就深受麦克马瑞思想的影响，他自认为他的思想大多从麦克马瑞那里而来。麦克马瑞30年代在伦敦大学当哲学教授时，已经出名。当时，现代西方哲学把个人放在第一位，而他则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只有与他人有关系时才能生存。他的“他人中心说”不仅是对现代哲学，实际上也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不完全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在家庭和社区里创造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和自爱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追求自我利益，我们将使社区得利。而麦克马瑞则认为：实现社区利益将使其中的个人获利。麦克马瑞的思想实际上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批判的结合物。

    布莱尔的思想灵感在许多方面受到国外一些左翼思想的启发。自从1979年大选失败后，在过去的18年间，英国工党不断地擦眼看世界，从其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吸取营养。在1981－1983年间，党内比较看重法国社会党的经验；1982－1991年间，许多方面又倾向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模式；1987－1992年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非常注意；在1984－1986年间，曾一度对新西兰工党的经验感兴趣。但相对来说，对英国工党有益的与其说是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倒不如说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运行的教训。相比较而言，对布莱尔的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是澳大利亚工党的成功经验，而澳大利亚工党自1983年上台后，所奉行的是一套没有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主义路线。布莱尔对澳大利亚工党提出的“全民工作”的就业计划、“全民创造”的文化计划、“澳大利亚未来网络”的有线电视计划以及职业培训计划非常感兴趣，认为这些社会政策同他们信奉的“社区主义”十分投合。从1995年开始，英国工党与澳大利亚工党的交流十分频繁，人们可以看到两个工党在许多方面的共同点。

    对于布莱尔的思想，英国和西方社会的报刊中称呼比较多，诸如“社会保守主义”、“准新保守主义”、“次保守主义”、“后社会主义”、“布莱切尔主义”（布莱尔思想与撒切尔主义的合称）。对于布莱尔的政策主张以及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保守党说是旧的工党穿起了伪装的新衣；时髦的共和主义左派认为是撒切尔主义换上了新装；自由主义者说它太保守；传统的宪政主义者说它太激进。有些老人说布莱尔这套东西以前就有过，60年代威尔逊时期的社会民主就是这些东西；乐观主义的人把布莱尔看作是19世纪的探险家，似乎可以重新描绘出一张新的政治地图；悲观主义者则说成功的政治家只有拥有明确的思想才能执掌政权，而布莱尔在这方面并没有超出金诺克和史密斯所为；还有人评论布莱尔在改革工党方面要胜于他的英国改革计划；也有人认为，布莱尔呼吁的社区的价值看起来空洞无物，而权利共享的计划又模糊不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布莱尔的思想体系呢？布莱尔的思想体系与英国工党过去的思想相比确有较大的区别。从风格上看，布莱尔上台后在理论改革和组织调整上，步子之大、胆量之高、措施之多，令人刮目相看。他没有背上历史的包袱，对工党的陈规陋习不以为然，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内容上看，虽然他的前任金诺克、史密斯在理论改革和组织调整上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没有达到布莱尔这样系统的程度，他力图把工党与国家、阶级、宗教、伦理、家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图在全球经济中为民族国家争得一席之地。在党的价值观上，他倡导社区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放弃了工党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想放弃但又办不成的党章第4条款，不再把公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而仅仅作为实现党的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党纲里第一次公开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合法性。在政策问题上，公开赞扬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作风和某些政策，承诺不推翻保守党政府的某些政策。在与资方和工会的关系上，公开采取拉一方、打一方的政策，亲近资方，排斥工会。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大批个人党员加入工党，他们的思想与传统的工党党员差距较大，党内决策模式也发生变化，中央领导的直接决策能力得到加强，同时基层党员民主又得到发挥。在党的形象上，工党有了较大的改观，人们普遍认为工党已成了一个温和型的政党，由原来的左翼政党变成了中左翼政党。

    然而，工党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仍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修改后的党章第4条，开宗明义地宣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把工党和欧洲大陆上一些社会党相比，布莱尔现在的思想体系与改革的内容，其他一些社会党早就实行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50年代初，就在纲领里放弃了公有制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强大的工会的牵制，工党在形式上，显得比其他社会党要激进一些。从布莱尔提出的价值观、政策目标、组织制度上看，他从国外社会党借鉴的东西较多，大体上没有超出1989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新基本纲领》和1989年6月斯德格尔摩大会的《社会党国际的基本宣言》的范围。布莱尔还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实际上也与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准备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相一致。

    布莱尔的思想体系的确与撒切尔主义有共同的地方。但如果从大范围看，这种趋同是比较正常的现象，正象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执行了一条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加上英国“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一样，今天布莱尔的思想轨迹，工党的政策走向与40年代后期保守党所走的路线大致一样。

    透过近百年政党发展史可以看出，在价值观、目标、政策三个层次上，不同政党之间，尤其是在英国，呈现出如下这样一种现象：在价值观上，可能分野较清，互相对立；在目标上则互有交叉；在政策上则趋同，界限比较模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政党政治的特点以及左翼政党的地位与任务分不开的，并不表明这些政党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还很大，虽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继续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但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调节和变革得到一定的缓解和克服，并没有尖锐和激化进来，发展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摆在英国左翼政党面前的任务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在照顾劳动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维护、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处在同一个国家，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人民，同样的世界，政策调整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宽阔，两党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差别不大。两党在政策上趋同，一定时期内左翼政党向右翼靠拢，或右翼向左翼靠拢，是英国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长期性、均衡化、常态化下的一种正常现象。

    一个政党的政策不是想当然就能制定出来的，它要受国内阶级结构发展变化的制约，要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寻求执政的政党，它要考虑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不可能只考虑一个阶级、某个压力集团的利益；作为一个寻求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它要在照顾传统选民的要求的同时，尽力拓展可以争取空间；作为一个联邦性的民主的政党，它必须平衡内部各个派别和组织的利益。这样一来，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大趋势的压力下，在各方面利益的要求下，在一定时期只能与主流政策相趋同。战后英国政党的共识政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7月至1979年3月，是右翼的保守党向左翼工党的政策趋同；第二阶段从1979年3月始至今，是左翼的工党向右翼的保守党趋同。布莱尔上台后，正好处在第二个时期，一些东西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想与这个大趋势相对抗。布莱尔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会上台执政，也不会利用政权这个工具去维护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两党制的一个功能就是促使每一个政党都避免走向极端，进而导致政治中间化的趋势。执政党为了连续执政，在野党为了上台组阁，都需要迎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和要求，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手受人欢迎的主张改头换面为已所用。工党作为一个以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为目标的议会政党，布莱尔作为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也只有在共识政治的大前景下求得自己的发展，在发展中又保持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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