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建与重建

    英国工党与本世纪同龄，建于1900年。1900年2月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组织——劳工代表委员会，当时创建这个组织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创建了后来在英国政坛上居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工党。直到1906年正式使用工党这个名称之前，人们并没有怎么注意这个劳工组织。

    关于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的背景以及后来演变成工党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部分原因是1867年和1884年体力劳动者取得了选举权，从而提高了“劳工”及其领导人在选举上的重要性。不过这并不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上述情况在美国也存在，但美国并未产生“劳工”的政党。在美国，“劳工”阶级的利益主要是通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民主党来反映的。而在英国，虽然19世纪末在自由党内出现过“自由党劳工派”，试图代表劳工阶级的利益，但终归没有能把他们永久捆在自由党的选举战车上。产生独立的劳工政党的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英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19世纪末叶，正是英国社会比较动荡的年代，维多利亚繁荣时期的顶盛阶段已经过去，社会结构在发生新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体力劳动者的更大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明显增强。

    19世纪初，在英国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劳工”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虽然在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有了“无产阶级”这个词儿，但并未被社会广泛接受。当时人们比较通常谈的是“劳动阶级们”或“中产阶级们”，用的是复数，这意味着在这两类阶级中还都存在不同的子项。然而，到了19世纪70－80年代期间，一个单独的“工人阶级”和一个单独的“中产阶级”概念已为社会普遍接受。1870年的教育法更明显地把英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父母负担其教育费用的人；另一类则是在“公费”学校或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人，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者都属于后一类。在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增加的同时，他们团结的程度也有了很大发展。英国是工业革命发生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因此工人阶级也较成熟。英国较早地出现工会和工会的联合组织——职工大会。不过早期的工会都是熟练工人的。从19世纪80年代起，非熟练工人开始仿效技工成立自己的工会，在职工大会接纳这些工会后，它们就进入熟练工人的各个团体中去。与此同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已在英国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到19世纪末，一批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涌现出来。

    1881年，享·迈·海德曼创立了一个名为民主联盟的社会主义团体。海德曼曾是保守党激进派人物。1880年，他读了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宣称改信社会主义，并多次拜访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理论问题。1881年夏，海德曼发表了《大家的英国》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深刻分析，转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其它经济观点，但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名字，而且书中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曾为此震怒。此书很快被誉为“英国出版的第一部阐述社会主义的著作”，海德曼本人则因该书和其他著述而被称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民主联盟于1884年8月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爱琳娜和艾威林都是联盟的主要成员。同年底，社会民主联盟发生分裂，爱琳娜、艾威林等人退出联盟，另外组成了社会主义同盟。1887年，无政府主义者操纵了同盟，爱琳娜等人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退出同盟。到了1890年，社会主义同盟自行解散。

    1884年，另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成立，这就是费边社。费边社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后来在英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前面的两个组织。

    在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英国社会其他方面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老政治问题正在不断地让位给新政治问题，称霸了英国政坛半个多世纪的自由党开始走向衰落。当时自由党在各选区的组织都太僵化，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从而造成政治力量真空。这是英国工党兴起地另一个原因。

    有些政治学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日益强大的“劳工”不能通过现存政党中的某一个，特别是比较具有激进倾向的政党来实现其意图呢？或者是渗透和夺取它的阵地呢？当时，自由党看来确实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因为该党本身已经是某些政治势力的联盟，它们的相对力量又经常发生变化；而且自由党中还有一个激进派，它曾强烈呼吁工人阶级的支持；尤其是大部分劳工领袖都在这个党中。但是不幸的是，在19世纪70－80年代，自由党的组织机构变得相当僵化，党的领导人又缺乏改变这种局面的力量和决心。自由党的地方组织大部分掌握在商人、自由职业者和新教教士手中，他们很少推选工人为议员候选人。其原因一方面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须负担此人的竞选费用和这个穷人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是，这些自由党实权派的利益同劳工的利益是相抵触的，一旦劳工领袖进入议会后提出“劳工问题”，它们的切身利益就将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1893年，在布莱德福成立了一个同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没有关系的独立工党。这是英国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其创始人是苏格兰社会主义者凯尔·哈迪。哈迪出身贫苦，阅读过许多社会主义著作，拜见过恩格斯，但他始终未能领略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独立工党在政治上要比社会民主联盟成功得多。但他的力量仅限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还不是全国性的政党。独立工党的目标就是把工人送进议会。党的几位早期领导人对自由党的主要意见是，该党没有推举他们为自由党的候选人。独立工党成立后一方面从非熟练工人新工会的会员中汲取力量，另一方面又从那些对自由党感到失望的人中取得支持。格莱斯顿是自由党的一位“伟大”领袖，然而到了晚年时已变得有些僵化，没有适应英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没有正确对待崛起的工人阶级。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他在1894年引退时，由维多利亚女王遴选的罗伯茨利勋爵当他的继承人，而这位勋爵是一位在公众中并无号召力的年轻贵族。罗伯茨利勋爵不务正业，其最出色的成绩是在任15个月的首相期间两次在大赛马会上获胜。后来他又积极支持英帝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领土扩张。

    然而，独立工党及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底时，这些组织的力量已弱得有些可怜了。其中一个人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已成了英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国家受侵略主义的狂热支配，转移了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但是恰在这时候，工会遇到了困难，正在寻求政治力量的支持。工会一向只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斗争，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可是，到了90年代末，雇主们在对付工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国性的雇主联合会有了新的发展，1897－1898年，为了反对机械工人联合会，机械制造商联合会第一次进行了全国性的闭厂停业。1898年，为了广泛地促进雇主在议会中的利益，雇主们采取了成立雇主议会委员会的重要措施。雇主已先于工会向议会进军，寻求政治力量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按计划于9月份召开的年度职工大会不得不考虑铁路员工联合会的一项提案，召开由工会、合作社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参加的特别会议以制订计划争取劳工代表进入议会。最初提出这项议案的是铁路员工联合会唐卡斯特分会的托马斯·斯蒂尔斯，他是位独立工党党员、社会主义者，曾在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提案中主张这个新建的组织与现有的政党都不沾边。斯蒂尔斯的提案与凯尔·哈迪和独立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与会者对提案进行了激烈辩论，矿工们反对此提案，因为他们觉得在某些地区凭借矿工会员集中这一条件，用不着其他工会的帮助就能够选举议员，迫使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样的候选人就是所谓的“自由劳工”议员。尽管如此，提案还是以54.6万票对43.4万票通过。约有1/3的代表弃权。从辩论的情况看，提案的主要支持者是新的非熟练工人工会的领袖，他们显然希望议会代表权将是他们的组织今后生存的重要保证。

    1900年2月27－28日，在独立工党的串连下，各工会代表和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三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各自代表在伦敦法林顿街纪念馆召开特别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这次会议一直被认为是工党的奠基会议。但是当时并没有认为这个会议已完成了工党的奠基工作。代表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促进和协调争取劳工代表的计划。委员会和经费很有限，筹集方法也很简单，入会组织每一千名会员缴纳会费10先令。这样少的经费使得委员会既不能任用领薪的专职干事，也不能为其他任何候选人提供经费。会议没有通过什么政治纲领，只是否决了社会民主联盟提出的“应在承认阶级斗争，并以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社会化为最终目标的基础上组建工人政党”的议案。会议也没有决定新团体的发展方向，比如是否要象老团体一样与某一个现有政党合作，或者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实际上，这个劳工代表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当时人们对担任这个新组织的领导职务不感兴趣。独立工党提名它的一个年轻党员、新闻工作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当书记，竟然顺利通过。另一个职务——执行主席由弗雷德里克·罗杰斯担任。罗杰斯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很想使这个组织发展下去。他试图争取合作社团体的支持，但没有成功。

    第一批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主要是一些新的非熟练工人工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比较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领袖更倾向于相信政治，而且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曾在职工大会上提议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铁路员工联合会也加入进来。由于该联合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所以从中受益不少，有许多铁路法规就是在议会中讨论制定的。此外，印刷工人工会和靴鞋工人工会也第一批加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两个工会的工人都因发展迅速的技术改革而遭受损失，一直有一种异常激进的情绪。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第一年年底时，上述工会已占其会员总数的2/3。

    除了工会外，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它们就是参与创建该委员会的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其中社会民主联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团体。按照成立大会的决定，这些团体在委员会内获得的代表席位同其会员人数和财政捐款不成比例。费边社得一席，其他两个团体各得两席。这样，这3个社会主义团体在委员会全部12个代表席位中就占了5席。而且，该组织唯一的脱产干部（尽管是不拿工资的）——书记，是独立工党提名的。可是这3个社会主义团体在第一年仅提供6％左右的基金。如果不是3个团体相互间争吵不休的话，社会主义者一定能控制和支配这个新组织。可是就在第二年，社会民主联盟退出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其原因是对成立大会和这一年的会议拒绝接受“阶级斗争”概念而感到不满。这样社会主义者失去了在委员会中的两个席位。与此同时，费边社与独立工党也有矛盾。费边社代表爱德华·皮斯反对独立工党企图把劳工代表委员会变成一个新的政党，而且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站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工会主义者”一边。社会主义者力量的弱小和不团结决定了这个新组织的大量工作都需要继续依靠非社会主义者的工会领袖的支持。

    劳工代表委员会刚刚成立6个月就参加了它所面临的第一次大选。它批准了由各个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提名的15名候选人，不过它所能为他们做的仅仅是提供少量的传单并给予良好的祝愿。它为竞选提供的全部费用只有33英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两个候选人进入了议会。一个是独立工党领袖凯尔·哈迪；另一个是铁路员工联合会书记理查德·贝尔。不过，他们两人的获胜也有很大的运气因素。

    只有两名议员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尤其是贝尔和哈迪两人之间又不十分和谐一致。哈迪是个社会主义者，而贝尔实际上是个自由党党员，他除了与他所属的工会有直接重大关系的问题外，几乎其他什么都不管。尽管这样，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队伍还是在不断壮大，1900年成立时有会员18.7万人，到1901年初有37.6万人，1902年上升到46.9万人，到1903年达86.1万人。与此同时，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补缺选举中连连获胜，使它在议会中的席位到1903年时上升到5人。

    1906年1月大选，党的书记麦克唐纳为劳工代表委员会制定了周密的选举计划。劳工代表委员会推出50名候选人，其中各工会和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提名40人，独立工党提名10人。在许多选区，劳工代表委员会与自由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党。选举结果是自由党获得370席，超过所有其他政党的总和84席。劳工代表委员会出人意料地获得29席，比大选前多出24席。这29人中，由独立工党提名的有7人，其中包括哈迪和麦克唐纳。其余的人，虽然是由工会或地方劳工团体提名的，但也有很多是独立工党党员，有一人是原社会民主联盟成员。这次竞选，劳工代表委员会之所以取得巨大胜利，与同自由党联合分不开。有10人是在联合竞选的选区当选的；只有5人是在自由党的反对下当选的。29名劳工议员全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中有些人是重要工会的书记，如煤气工人工会、炼钢工人联合会、造船工人工会和机械工人联合会，还有些人曾长期担任工会干事。很多人受到笼统的社会主义影响，但只有一、两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人是卫理公会教徒。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被击败的保守党领袖贝尔福竟然说新的自由党内阁首相贝尔·班纳曼是随着社会主义潮流中的一只“软木浮子”。这话在当时听来似乎是耸人听闻，但从以后工党取自由党而代之的态势看还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在当时，包括萧伯纳在内的几个社会主义者都指出：劳工代表委员会是随着自由党潮流的一只软木浮子。

    1906年对工党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一年的议会一召开时，劳工代表委员会就采用了“工党”这个名称，同时组成了自己独立的议会党团。工党的29名议员选出了干事和督导员。在随后的8年中，工党虽然历尽沧桑，但总的来讲还是相当团结的。自由党对工党的热情急剧降温，工党也随之走入低潮期。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工党失去了几个席位。但是由于1909年矿工联合会加入了工党，带进来一些“自由劳工”议员，所以从表面上看，工党议员人数在增加，到1910年12月的大选时，工党已有42席。不过工党的力量还是处于颓势，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利，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议席数只剩下37名，其中12名还是矿工代表。

    就工党自身来讲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方面，工党缺乏议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提不出令人满意的可取的改革政策。工党议员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很能干，但还是缺乏专业训练和从政经验。一些有名望的中产阶级的费边社领袖，如西尼·韦伯夫妇和萧伯纳，此时既没有进到议会中来，也得不到工党议员的信任。另一方面，工党自身也缺乏紧密的团结。这是不可避免的，劳工运动的民主传统完全不能适应议会生活的要求。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许多独立组织的联合体，各个团体之间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在议会活动中。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之间在议会活动中出现分歧是很自然的事。工党的议会党团在第一次活动，即选举主席时，就碰到种种困难。1选举时，独立工党和工会各提出一个候选人，前者是社会主义者哈迪，后者是非社会主义者的工会领袖、棉纺工人工会的沙克尔顿。第一次投票是记名的，两人获得了相同的票数，麦克唐纳作为议会党团外的工党组织书记而弃权。然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这次是不记名的，麦克唐纳再次弃权，选举结果同上次。第三次投票还是不记名的，麦克唐纳参加了投票，结果哈迪当选。但他不得不赞成与别人轮流担任主席。所以工党的主席更换频繁。1908年，工会领袖亚瑟·韩德逊担任主席，他被社会主义者称为工会“老保守”之一。1910年，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乔治·巴恩斯任主席。1911年，巴恩斯患病，由麦克唐纳接替他。主席人选更换频繁，再加上党内成员在政治观点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必然使党的纪律涣散。

    哈迪与韩德逊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且互相猜疑，甚至发生公开冲突。1910年以后，党内产生了分裂倾向，出现了一个由哈迪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叛逆者的“脱党小组织”。当时有人对工党的涣散状况评论道：“他们不为自己的人说话，不知道自己的人想要什么，不能约束自己的人服从——这是一些相当难对付的人。”

    工党内部斗争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在独立工党内部也存在着越来越激烈的斗争。1911年，独立工党内部的反对派同外部的反对力量一起成立了英国社会党。这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联合组织，其中最大的成员是社会民主联盟，它的富有经验的领袖海德曼成了社会党的主席。英国社会党活动到第一年年底时，声称拥有1.5万名党员，相当于独立工党项盛时期的半数。不过以后该党便处于颓势，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党员逐渐减少到只比原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稍多一点，并且开始寻求重新加入工党。

    直到1918年前，工党一直在徘徊中前进，虽有所发展，但不显著。其根本原因是它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也谈不上有理论基础，当时创建工党的人也没有明确的建党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它还不是真正的政党，只是职工大会在议会中的一个代表机构，目的只是把工人代表选进议会，去争取通过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

    1918年，工党宣布了它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英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一年2月，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起草的新党章。党章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党的目标是；“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同年6月，工党大会还通过了韦伯夫妇起草的党纲---《工党与新社会制度》。党纲中申明“工党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所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同时提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为了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实现世界上每个人在物质条件上的平等；广大人民在最大限度民主上参加政治、经济管理。党纲还提出实现社会改造的四项原则：第一，实施“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包括最低工资、起码劳动条件和48小时工作周；第二，工业的民主管理，主要是强调了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国家财政政策的改革，主要是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公益事业，征收直接资产税以偿还部分战争费用；第四，剩余财富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1918年党章和党纲使工党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的纲领，同时工党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时的工党，在思想、理论上基本是受费边社会主义的支配。费边社会主义虽然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它否定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地位。

    1918年党章和党纲的制定被认为是工党的重建，这对工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一年12月的大选中，工党共提出了361名候选人，比过去最多的一次多4倍还多（1910年78名）。大选结果，工党获得57个议席，比过去多出15席。更为重要的是，工党在许多选区中的支持力量已超过自由党。

    §§§第二节    取自由党而代之

    重建后的工党虽然内部仍然存在严重斗争，但总的形势已大为改观。再加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使得工党地位逐步上升，成为主要反对党。

    1918年大选，许多有才干的工党活动家未能进入工党议会党团。独立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与斯诺登因他们的反战历史而未能当选为议员，韩德逊也失去席位。57名工党议员中，有25人是矿工，24人是其他工会的的代表，5人是选区工党提名的，只有3人是独立工党的人。

    在这次大选中，建于1917年的合作党（由英国合作社联合会建立）取得了一个席位，这位合作党议员参加了工党议会党团。此后，该党当选的议员都算在工党的议员数字内，候选人也都打着“工党与合作党”的旗号，两党紧密结合在一起。1926年，合作党以集体名义加入工党。

    重建后的工党显示出了左派的特征。最突出的例子是1920年在工党的支持下职工大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英国结束对苏俄新生政权的干涉。伦敦码头工人在其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的率领下采取行动，宣称如不将“傻乔治”号轮船上运往波兰的军用品搬走，就拒绝为该轮装货。这次行动后，一个“行动委员会”成立了。工党和工会的抵制在改变劳合·乔治政府的政策和进一步防止英国干涉苏俄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

    韩德逊在1919年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又重新当选为议员。他虽然没有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但实际上却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和他的同僚们完全按党的章程与法规办事。这集中体现在他们1920年对英国共产党申请加入工党的态度上。1920年7月31日，由原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人和几个较小的左翼团体，在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共产党， 不久它就提出加入工党。英国社会党已在1916年加入工党，因此新的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加入工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却拒绝了这项申请，理由是共产党的目标与工党的“党章、原则与纲领”不一致。这一决定表明了工党的强硬的纪律以及它对极端的革命路线的敌意。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1921年工党大会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1

    1922年是工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英国政党政治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在这一年11月的大选中，工党在多数选区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414名。选举结果，工党获得142席，比以前增长了一倍还多。虽然保守党在议会中仍占明显多数，但工党席位总数已超过自由党，工党成了议会第二大党和第一反对党。在工党未获胜的选区，工党的实力也明显上升。不仅如此，除了韩德逊外，几乎所有工党有才干的领袖都进入了新的工党议会党团。虽然工会提名的候选人有85人当选，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工党提名的候选人获得32席，比1918年时多出29席。这些新议员不仅包括反战者如麦克唐纳和斯诺登，而且还包括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议员已不仅仅来自于工人阶级，而是来自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工党所取得的成就更具有普遍性和全民性，这为工党担任“英王陛下的反对党”这个角色打下了基础。

    1922年，工党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它的最高领导人不再仅仅是“议会党的主席”，而是“党的主席和领袖”。这就意味着，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反对党的领袖，并且是潜在的首相。工党议会党团在下院中被看成是正式的反对党，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这一地位的确立，意味着工党的主要发言人的威望和重要性有了提高，他已成了未来的政府权力的分配者。与些同时，在党内，工党议会党团与工会及选区工党相比，地位有了大大提高。

    麦克唐纳在这次大选过后担任了工党的“ 主席和领袖”，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工党领袖。从这时起直到1931年，工党一直在他的领导下。麦克唐纳拥有卓越的议会活动能力，他的两位前任韩德逊和克莱尼斯都毫无怨言地为他服务。然而，作反对党—工党的领袖与当反对党—保守党或自由党的领袖大不相同。麦克唐纳本人说：

    “我真正的困难在于：以十分微薄的收入，去干我所从事的工作，这是以往任何没有大量金钱的人所未曾干过的。而我的前任都继承了高官要职和一个正常运转的机构，我却是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成为主要反对党后的工党又一次拒绝了共产党的加入。在财政上受到苏俄资助的英国共产党以一个有高度纪律的左派团体出现，并坚持要求加入工党。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它的成员便企图渗透并控制工党的地方组织。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对此采取了对策。根据1922年到1925年工党历次会议的决议，共产党人虽然仍然可以以工会代表的身分出席工党年会，但不能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而且不得成为议会候选人。尽管这样，到1925年，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已控制了相当多的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在伦敦地区。1927年夏，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开除23个地方党组织，其中伦敦地区就占15个。共产党把这些被开除的党组织加以调整，在工党之外成立了一个叫“全国左派运动”的团体。与此同时，全国执行委员会迅速成立了一些新的地方组织以取代那些被开除的组织。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一时期，工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不是很和谐。

    1923年2月，麦克唐纳在下院公开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工党决议案，这是下院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议案。

    1923年11月，保守党首相史坦莱·鲍尔温在关税改革问题上不能得到议会中多数的支持，于是突然解散议会，接着举行了一次大选。工党虽对此感到意外，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设法推出了较1922年稍多的候选人。保守党所搞的关税改革在英国普遍不得人心，所以这次大选它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主要反对党工党则大受其益。工党总共获得191席，比前一年多49席。这是个不小的进步。工党在一些甚至到1922年时力量还很薄弱的选区都取得了胜利，单在伦敦就获得15席。独立工党提名的议员有39人，比前一年多7席。同时，选区工党提名的议员从原来的19人增加到39人。两者总数为78人，而工会提名的人只从85人增加到101人。在工党议会党团中，工会的势力在相对缩小。

    在这次大选中。自由党经过重新联合，大大改善了处境，获得158席。但没能夺回议会第二大党的位置。保守党仍为议会第一大党，拥有258个席位。但是它所拥有的席位未过下院席位总数（606）的半数。在关税改革问题上，自由党与工党立场一致，于是自由党支持工党组织政府。这样，英王于1924年1月授命麦克唐纳组阁，历史上第一届由工人选票推举的社会主义者为首相的工党政府诞生了，尽管是少数党政府。当时的中国进步人士胡愈之先生撰文写道：工党内阁的出现，“这是一场革命。而且这次革命意义重大，或者竟不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之下。”

    在20－30年代，英国政党政治显示出了不稳定的特征，出现了少有的三党竞争的局面。

    这次执政对工党来说是意义重大的。麦克唐纳在做出上台执政的决定时也是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考虑的。他和同僚们在咨询和讨论后，倾向于这样一个见解，即：如果有机会组织政府，那么放弃这个机会是愚蠢的。1923年12月10日，工党领导集团决定组阁。之后又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先后召开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工会总干事会联席会议、工党议会党团会议，分析、讨论局势，确定应否执政问题。在这些会议上，麦克唐纳具体地分析了形势和工党在执政问题上的利害关系。麦克唐纳认为：如果工党在击败了自由党支持下的保守党政府之后拒绝执政，就有可能由自由党代之组成政府，这样，自由党议员就会坐到政府席上，而反对党前座席位和大多数其他反对党席位都将被保守党人占据。而工党议员将被降低到一个小集团的地位，只能坐在议会自由党席位一边的前座议员与后座议员座位分界的通道上。即便不是由自由党而还是由保守党执政，工党在议会中也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拒绝执政，工党将会丧失已经获得的议会反对党的优势，它在国家中的地位也许会倒退10年。随后，上述几个机构都做出决定，同意工党执政。

    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由于是少数党政府，所以不可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它在行动上受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很大制约。它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得到直接的施展，有时还不得不做一些与其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的事。然而，工党政府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事情，如救济失业、改善社会福利设施、改善卫生和教育设施，特别是实行了气魄宏大的“惠特利住宅计划”。为了改善国内住宅条件，政府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关于失业和住宅问题的委员会，下属两个委员会。肖伯纳主管失业委员会，惠特利主管住宅委员会。惠特利的住宅方案在议会通过。该方案计划在15年内修建住所250万所，并立即动工进行。政府为地方当局建造住宅提供资助。根据此项法案，大量住宅开始建造，因而刺激了经济。然而其效果在10年后保守党执政时才反映出来。

    关于第一届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作为，斯诺登曾作过一个说明：“我们面前有两条路。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执政机会作一次示威，提出一些鲁莽的社会主义措施，当然只会被击败。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就把我们的要求诉诸全国。这条道路是党内极端派所坚持的，这不是一条理性的意见和政策……我强烈要求：我们不能采取极端政策，而应该限制我们的立法议案，只提出那些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措施。”如果考虑到英国议会政治的现实和当时政党力量对比的状况，应当说斯诺登的策略主张是正确的。

    麦克唐纳政府最大的成就还是在外交上，特别是在对苏政策上。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直处在西方大国的封锁之中。列宁早就盼望与英、美等国建立邦交关系，但是始终遭到两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阻挠。1920年2月21日，列宁在与英国工党领导人兰斯伯里的谈话中，表示愿意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或美国总统威尔逊会谈，消除对立。列宁甚至让兰斯伯里电邀劳合·乔治赴莫斯科会谈，和平解决争端。但劳合·乔治根本没有诚意。直到1924年工党上台前，无论是英国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苏俄政权。而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上台仅1个月，便于2月1 日无条件地正式承认了苏联，并主张尽快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争议问题。工党政府的这一壮举，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纷纷效法英国，形成了一个承认苏联的浪潮，彻底改变了苏联在外交上被动、孤立的局面。继英国之后，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中国、丹麦、墨西哥、法国都在当年承认了苏联。

    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在正式承认了苏联之后，便主动为订立正式条约而作出努力。4月14日，以赖柯夫斯基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伦敦同以首相兼外交大臣的麦克唐纳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开始谈判。经过谈判，双方基本上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方案，并于8月8日签订英苏一般条约和通商条约。条约首先激起保守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在下院辩论前不许签字。而不经政府签字，条约是无效。麦克唐纳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批准条约的工作。他表示要进行一场争取条约通过的战斗，要制止他们把条约否决。在议会辩论时，许多自由党人也加入了反对英苏条约的行列。然而，麦克唐纳并未屈服于这种压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他以辞职来要挟反对派，终于通过英苏条约。对工党政府在建立英苏邦交中做出的贡献，苏联外交部门也不得不承认，说“这为苏联同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工党政府同苏联建交影响了它的执政地位。保守党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工党政府屈服于左翼的压力，接着便开始了强烈的反苏宣传，这影响了许多原先同工党合作的自由党人，使他们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推翻工党政府。

    1924年10月，保守党和自由党借坎贝尔案件3 之机联合投票击败了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决定解散议会，举行一次新的大选。大选结果是工党失败下台，保守党获得显著胜利。保守党得413席，与1923年相比，多获得155席，而工党则失去40席，相当于原有席位的1/5强。失败得最惨的还是自由党，丢掉了118席，只剩下40席，只约相当于工党拥有席位（151席）的1/4。看来，自由党的处境十分不利，与工党合作没有前途，而跟着保守党跑则结局更惨。这就是在两党制体制中第三党的困境。在这次选举中，选举周内发生的季诺维也夫恐吓信事件1 大大地影响了投票，不利于工党。但这还不是决定的因素，因为自由党失败得更惨。保守党之所以能获得显著胜利，主要还是它迎合了选民的意愿，放弃了关税改革的方案，抢走了自由党的许多选票。工党的议席数虽有所减少，但所得选票数却增加了50万张，其影响远远大于自由党，但比不上保守党。

    总的来看，这届工党政府还是很成功，作为少数党政府在一段时间后失去政权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届政府存在的不足是麦克唐纳过于集权，而且在处理诸如坎贝尔案和“红信”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有些策略上的失误，同工会的关系也处理得不太好。所以工党下台后，麦克唐纳与议会党团的信誉有些下降。

    1926年5月3日至12日，英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总罢工，有600万人参加。工人们虽然表现出了团结战斗的精神，但由于时机不成熟，最后以彻底失败结束。这对工会和工党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工党议会党团尽自己所能为捍卫工会利益进行了斗争。而保守党则利用这个机会向工党和工会发起了进攻。它1927年通过了一项劳资争议法，将总罢工定为非法；法案还禁止公务员工会参加政党；更为严重的是新法案改变了工会政治基金（这是工党的主要财政来源）的交纳办法，将原来定的准许不愿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可声明不交的制度改为愿意交纳者才声明交纳的制度。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工会会员不交纳政治基金是理所当然的事，交纳才是特殊情况。这使工党的财政收入锐减，集体党员数也急剧下降。

    英国共产党本想利用工党受挫折的机会扩展自己的力量，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员人数有所上升。可是在1928年，它却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下，突然改变了其正在执行的政策，推行一种完全是宗派主义的新政策，指责工党领导人及其成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甚至连过去的用以渗入工党的“联合阵线”策略都放弃了。这一政策使共产党在工党内的影响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1929年，保守党内阁任期届满，6月举行大选。这时的工党，虽然自身状况不太好，内部独立工党分裂倾向严重，财政收入情况不佳，党员人数下降，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危机已经到来，失业情况严重，人们对执政党普遍不满。大选结果，工党第一次成了议会多数党，获得288个席位；保守党得260席，自由党仅得了59席。工党再次上台执政，但还是少数党政府，因为它的席位未占半数以上。

    在工党所得的席位中，选区工党提名的议员大大增多，从1924年的25个增加到128个。而工会提名的议员仅占115个，第一次减少到工党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下。独立工党提名的人有36席。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劳资纠纷法案”通过后，工会力量减弱；同时独立工党的宗派活动使许多候选人脱离了它。

    新的工党政府还是由麦克唐纳组阁。由于还是少数党政府，受制于议会其他两党，工党政府在内政上没有什么成就。值得称道之处还是在外交上。工党的对外政策确实有自己的全新风格，与保守党大不相同。最带有政治敏感性、与保守党针锋相对的就是处理英苏关系问题。1927年，保守党政府将工党建立起来的英苏外交关系断绝了，当时工党在议会为苏联驻伦敦的外交人员饯行。1929年它刚一执政就立即恢复了英苏邦交关系。

    第二届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正处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时期。当时国内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保守党下台。在如何解决失业问题上，工党内阁不但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反而使早已存在的党内分歧日益加剧。1931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火上浇油，最终导致工党内阁的垮台。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次日清晨，他奉英王之命组织了一个得到自由党和保守党支持的“国民内阁”，他任“国民内阁”首相。近中午时，麦克唐纳向他的工党同僚们宣布了他的令他们惊呀不已的决定。很多原工党内阁成员未参加新内阁。领袖“背弃”的自己的党，于是党开除了自己的领袖。工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麦克唐纳时代结束了。自此，工党的控制权再一次转到议会外的党组织和工会手中，直到1940年工党参加丘吉尔的战时内阁。

    麦克唐纳被开除工党后，便同一些因参加国民内阁而与他同时被工党开除的人另外组成了一个国民工党，与工党相对抗。他任国民内阁首相职务一直到1935年；后任掌玺大臣，到1937年11月9日逝世。麦克唐纳曾统治工党达9年之久，这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工党有了两次执政的经历，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麦克唐纳时代，独立工党一直反对工党的纲领和政策，认为它太保守。于是独立工党曾要求成为下院中的一个单独团体，被否决。1931年大选时，它单独参加了竞选，第二年通过决定脱离工党。工党遭受了又一次分裂，其结果是两败俱伤。独立工党的许多老党员立即退党，他们认识到与工党为竞选对手是没有前途的。独立工党的党员人数不断下降，1932年总数大约为17000名，到1935年时只剩下4400名，成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小团体。

    独立工党的衰落为本已接近死亡的费边社的复活提供了机会。自工党创建以来，一直由独立工党作为工党内社会主义者的代表。独立工党脱离工党后，工党内的社会主义者要求有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适应这种要求，有两个小团体宣告成立：一个是社会主义探究和宣传协会，它不久就走上了独立工党的老路，与工党的政策发生冲突；另一个是新费边研究协会，以复兴费边社为宗旨。新费边研究协会于1939年同费边社重新统一起来，以后这个团体便成了工党的最主要的思想库和干部培训部，工党的主要理论纲领政策都来源于该组织，许多重要领袖人物，如艾德礼、托尼·本、盖茨克尔、希利，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当然，在1931至1940年这段时间内，工党实际上是控制在工会手中，特别是全国劳工理事会手中。在制定政策上，基本是全国劳工理事会定基调，全国执行委员会具体定方案。而全国执行委员会又基本上是由工会在年会上以集团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客控制着。全国劳工理事会一方面反对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又拒绝在新的“联合阵线”中和共产党进行合作。当时，欧内斯特·贝文是全国劳工理事会的核心人特，克莱门特·艾德礼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1935年大选前夕，在工党的年会上，艾德礼在贝文的支持下取代乔治·兰斯伯雷成为工党领袖。这是头一次由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担任工党领袖。自此，艾德礼和贝文这两位社会出身和经历迥然不同的人物开始了亲密合作，他们俩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发展使工党的领导集团保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稳定。

    1935年11月的大选结果表明，工党的力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虽然还未回复到1929年时的实力，但所得的选票又一次超过800万张，总共获得154个席位。保守党还是第一大党，独家得到1050万张选票。麦克唐纳的国民工党只得了8个席位，他自己也没能进入议会。独立工党只得了4席，而且全都在苏格 兰的格拉斯哥。这次选举表明，选民们对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分裂集团都不抱好感。工党所得的议席中，工会赞助的候选人就占了一半多，有79席。这表明工会在工党内的力量。

    从1928年到1937年，工党的个人党员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数增加了一倍。为了给个人党员提供一个发泄感情的途径，以便克服他们中间多数人只好站在左派团体一边的倾向，在1937年的年会上决定，允许选区工党把自己的成员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时还将选区工党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席位从5个增加到7个。

    在战争的危险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工党表现出了自己是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在慕尼黑阴谋时期，全国劳工理事会公开声称反对向希特勒让步；工党议会党团对慕尼黑协定投了反对票。据说丘吉尔还为此事打电话给艾德礼说；“你们的声明给不列颠民族增了光。”有好几次，工党和工会的三个执行机构——议会党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总理事会，要求张伯伦政府改变政策。大战爆发后，开始工党决定不参加政府。到1940年4月时，张伯伦的国民内阁领导作战不利，使盟军遭受惨重挫折，这时在保守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张伯伦对立的新“营垒”。5月，议会举行了一场大辩论，工党决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张伯伦虽经受住了挑战，但他的威信已大大降低。随着战事的发展，迫切需要组织一个联合内阁。张伯伦询问艾德礼，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领导下的政府。艾德礼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全国执行委员会。最后的答复是，工党愿意参加另一个人领导下的政府。于是张伯伦立即辞职，首相职位落到了丘吉尔肩上。这样工党就在一个非常时期，以最正统的方式参加了政府，成为参政党。工党历史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从这时起，工党的实际领导权又回到了议会党团领袖们手中，工会和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力受到约束。

    在战时内阁中，工党干得相当出色。5名内阁成员，工党占了两名：即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外，工党还分得了许多其他重要职务：欧内斯特·贝文为劳工与兵役大臣，赫伯特·莫里森为军需大臣，亚历山大任海军大臣，休·道尔顿任经济作战大臣，威廉·乔伊特任副检察长。工党分得这样多职务，一方面是由于工党在组阁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工党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1940年9月，战时内阁扩大为7人，贝文进入内阁。在内阁中组成了一个工党三人小组。

    战争期间，丘吉尔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战争和外交事务上，国内的许多行政事务都是由艾德礼主持的。丘吉尔出国时，艾德礼作为副首相主持内阁会议。与丘吉尔的内阁相比，艾德礼主持的内阁处理事务迅速，作出决议快而不拖拉。参加战时内阁不仅使工党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也使工党的领袖们丰富了治国经验。

    到此时，工党已彻底取代了自由党的议会第二大党的位置。英国政坛上罕见的三党竞争的局面结束了。工党仅经过40年的发展，就迅速崛起，突破英国两党制格局的限制，挤走自由党而成为两党竞争的主角之一。工党的崛起与自由党的衰落是政党政治史上人们最感兴趣的事件之一。

    §§§第三节    缔造福利国家

    工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1945年大选的胜利和其后的工党政府的改革。现今英国的福利制度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现在的许多英国史学家都把1945年作为一个里程碑。

    当战争胜利在望时，联合内阁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内阁成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已不那么一致，特别是关于战后的规划上，两大党已很难达成协议。1945年5月，对德战争结束，欧洲战场上的战事停止，战时内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两党争权夺利问题变得突出了。丘吉尔估计，大战胜利后他个人的巨大声誉对保守党会有很大价值。于是，他对工党提出了两个方案让其选择，或者马上举行大选，或者把战时联合内阁维持到打败日本。艾德礼考虑到要到秋季工党年会时才能同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然后作出答复，于是提议联合内阁应该维持到秋天，同时工党也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去组织竞选和准备选民名单等。可是丘吉尔却不讲情面，他决定听从他的保守党竞选顾问们的主张，坚持要尽快举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内阁中的工党大臣们只好在5月底前卸任。大选定在7月份举行。

    在正式选举前，许多观察家和政治家，包括丘吉尔本人和象斯大林这样的“左派”都认为保守党会稳操胜券。可是，选举一揭晓，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果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工党以意想不到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战争领袖”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其得票率和下院议席分别超出对手的8%和146席，成为战后英国的第一个执政党。工党的席位增加了一倍，达393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则减少了一半，为213席；自由党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不但使局外人感到意外，就连工党领袖艾德礼本人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次大选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和分析的课题。

    英国人民的选择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以来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化的集中反映。

    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早在战前，特别是30年代大恐慌时期已充分表现出来。英国经济在战前已步入了僵滞的泥潭，贫困和失业给整个社会投下了摆脱不掉的阴影。二战的破坏，又使全国财富损失约达1/4，出口贸易额减少2/3，英镑的实际购买力仅为1914年的43%，在军队服役和从事军需生产的人数高达900万，为战前的4.5倍。面临从战时转向和平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策，显然难以使人产生希望。

    另一方面，国家干预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二战期间从实践上得到证明。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干预”的呼声日益增强，工人阶级是这一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把国家看作是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弊端的最重要工具，因而强烈要求国家以“社会公正人”的地位重新安排社会。同时，凯恩斯、贝弗里奇等人也先后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战时，政府权力大大加强，工业实现了空前的集中。按照1944年初的“工业核心”计划，一万余家民用企业中，有3，500多家实行合并。“公平牺牲”的要求在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工党理论家拉斯基在分析了战时英国社会动向之后曾指出：“我们正处于历史这样一个转折点，迫切需要一份巨大的改革菜单。”不然的话，“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党高举起国有化、公平化、福利化的旗帜。1945年5月工党公布的《让我们面向未来》的竞选纲领，基本反映了上述的社会变化和选民的要求，对广大英国选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为它赢得了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次实践机会。

    新任首相艾德礼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律师家庭，早年加入费边社，信仰渐进的费边社会主义，1922年当选为下院议员，1924年在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中任陆军部次官，1929年在第二届麦克唐纳政府中任兰开特公爵郡大臣和邮政大臣，1931年任工党副领袖，1935年为工党领袖，二战期间任联合政府的副首相。他在外表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毫不出奇，平凡得说不上有任何特点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任首相后组成了一个出色的内阁。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工人出身，但能力超群的工会领袖贝文为外交大臣；对国有化事业富有经验的莫里逊为枢密大臣兼下院领袖；精通经济的道尔顿和克里普斯分别任财政大臣和贸易大臣；著名工党左翼议员比万为住房、卫生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

    艾德礼政府在大选胜利的鼓舞下，在全党一致的支持下，在内政外交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内政上，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是工党的主要施政纲领。

    国有化纲领对工党具有特殊意义。在英国，19世纪末一些激进的自由党人也曾倡导某些行业国有化，但主要是以“经济合理主义”作为出发点。在工党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有化则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这是工党同保守党和自由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艾德礼政府执政头三年，立即将国有化纲领付诸实践，接二连三地推出8项国有化法案，包括：英格兰银行、煤业、民用航空业、通讯业、国内运输业、电业、煤气业和钢铁业等。除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因遭到保守党的反对而延至1951年才生效外，其他法案均在议会顺利通过，并于1947——1949年先后生效。工党大臣们在辩论中得意非凡，财政大臣道尔顿竟情不自禁地朗诵起诗作，赞美工党创造“无可比拟的美丽英格兰”的“奇迹”。这些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20%，这些原私营企业中约200万名工人也为国家全部接收。

    第一批国有化企业主要是通过高昂赎买而实现的。国家向原企业主偿付了27亿多镑的补偿金。补偿金主要是以国家有价证券支付的。这些证券的持有者每年还可从国家那里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息收入。

    艾德礼政府留下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无论从工业结构、经济效益，还是资源分配来看，私菅企业在这一模式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不过，尽管英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全部改变，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无疑大大提高了。在政府的帮助下，这些传统工业部门较快地得到恢复。其中煤炭、电力等工业迅速扩展，提供了大批就业机会，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效益。1947年，英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失业率不到2%。但是，这与工党1918年纲领规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化”目标仍相差甚远。

    社会保障政策是工党社会主义大厦的又一重要支柱。它是“国家干预”思想在分配领域中的延伸。这一套法案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教育法、住房法等等。社会保障法案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不分等级差异，向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医疗服务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

    维持这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自政府补贴、雇主交税和捐款以及个人投保等三个方面。艾德礼政府历行累进所得税，提高最高收入等级纳税标准，降低免税额，仅降低遗产税额一项便使交纳遗产税的人数扩大1/3左右。这些政策对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使其向更加平等方向发展，拯救工人阶级的苦难，缓解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因而受到工人阶级及社会其他阶层的普遍欢迎。

    1948年，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颇为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按照工党的解释，“福利国家”的内容是：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全面福利和公平分配。艾德礼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工党右翼理论家克罗斯兰认为“至少在主要方面，到1957年英国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党左翼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认为，他们与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同的理想”，“能够领导英国人民解除身上的锁链”，“而英国工人阶级将在全世界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从而最后赢得新的世界。”

    在外交上，工党政府采取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政策。它把军事力量日益膨胀的苏联当成主要敌人，积极联合、推动、配合美国走上与苏联对抗的“冷战”道路，促成马歇尔计划的形成和实施，积极配合和推动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党政府实际上成了“冷战”的急先锋。对工党政府这段时间的对苏政策，学术界非议颇多。但是，如果考虑到外交事务上国家利益原则和当时苏联的状况，就不难理解工党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它所推行的政策仍然可以从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纲领中找到答案。

    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正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开始瓦解的时候。工党政府对英国的殖民地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战后不久它就撤出了南亚次大陆，承认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等国的独立，还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出了巴勒斯坦，走上了“非殖民化”道路。

    艾德礼工党政府是战后以来历届政府中作出重大决策最多、最有特色的一届政府。它的一些重大决策，如国有化、福利国家、加入北约，奠定了以后几十年英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格局。同时，这届政府还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工党是一个推动改革和进步的政党。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政策深受英国工人阶级及许多其他阶层人士的欢迎，因此1950年2月大选，工党再度获胜继续执政。不过工党所得席位却大大减少。工党虽然得到1326.6万张选票，保守党只得了1250万张，但由于选举制度（英国实行的是单选区多数制）的作用，工党的议席数从原来的393席减为315席，而保守党的则由213席上升到298席。如果再加上自由党的9席和其他党的3席，工党在议会中只拥有5席的微弱多数。与此同时，工党领导核心的成员都年老多病、精力衰退，贝文和克里普斯不久去世；再加党内斗争激烈，使党的威望下降。领袖艾德礼深感通过立法的困难，只好于1951年10月又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工党虽然得到空前多数的选票（1400万张），但得到的议席却比保守党少26席（工党得295席，保守党得321席，自由党和其他政党共得9席），保守党拥有17席的多数。工党只好让出政权，开始了长达13年的在野历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