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代表谁的利益

    工党取得大选的胜利，布莱尔当上英国首相，这是人们早就预料到的。然而，布莱尔能否领导工党象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那样来个几连冠，或者取得象1945年那样的成就，人们还不敢做出预言，因为工党现在看起来虽然比较有力量，但它有其先天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制约了工党的发展和作为。最首要的一个弱点就是它的政治定位，在这一点上，它处于两难的境地。

    英国工党是工会创建的党，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对工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人坚持列宁的说法，说它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有人认为它是改良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考查工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必须把它放到英国社会、政治现实环境中去，必须同其竞争对手——保守党加以比较，还要同时代及工党自身的变化联系起来。在工党走向“现代化”之前，同保守党比较起来，在如下几个能够反映党的阶级基础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是党的起源。党的起源和历史是反映该党阶级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工党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的产物，是工会和一些社会主义组织缔造了它。它产生后便成了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致力于社会改良运动。而保守党则起源于英国议会中的一个派别，是议会中激进与保守两派斗争的产物。在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形成时（17世纪80年代），它是代表当时的保守势力——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它的竞争对手——辉格党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土地贵族的力量变得相对弱小。这时，议会必然地越来越关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作为议会两党中的一党——托利—保守党也必然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靠拢，否则它就无法在议会中立足，更不可能在议会斗争中战胜对手。一直到9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保守党人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一些财团有着密切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非正式的；相比之下，工党则同工会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工会无疑是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其次是党员队伍。党员队伍的构成更能体现党的阶级基础。保、工两党党员队伍的构成特点有个明显的对照。对两党来说，议会中的党员都是党员队伍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后座议员。从历史传统看，议会中的保守党人多数来自于英国社会的中上等级。因此，他们本来就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议员的身份并没有使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改善。他们普遍地有着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育，并被人们所注意。而工党人士，虽然也不乏有和保守党人同样出身的人，但绝大多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党议员都出身卑微。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努力使自己成了名流，而且有的人还养成了在工会运动中发号司令的习惯，但这不是主流，也不具有典型性。直到本世纪70年代中叶，在衡量、比较两党个人党员的差别时，上述的那种鲜明对照仍然清晰可见。英国著名政党问题研究专家杰克·布兰德在1992年时写道：“甚至在今天，当一般的工党党员受过更好教育并且在甚至同自已的领导人的争辩中非常自信地持着自己的观点时，他们的保守党对手无疑地都有更好的职业和教育背景。”“一般保守党后座议员的社会出身和先前的职业仍然明显地高于一般工党后座议员。”“在目前的议会中，73.1%的保守党议员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 而工党议员只有57.6%。更有意义的是，有62.7%保守党议员毕业于条件优越的私立中学， 而工党议员只有12.7%。”1    总之，尽管保守党党员中出身卑微的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工党中这种人相应减少，两党党员队伍的社会背景仍然有很大差别。

    第三是选民。选民的倾向性也可以反映出政党的阶级基础。一般情况下，在选举中，尤其是大选中，某个人把选票投给某个党就表明此人支持该党。两党比较起来，保守党的选票主要是来自于富人，而工党则更多地得到穷人的支持。比如，在本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保守党仅能吸引1/3的工人阶级选民，而有3/4的中产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1970年大选中，选民构成定势仍然如此，有79%的中间等级， 59%的中下等级， 35%的熟练工人和33%的非熟练工人及社会福利依赖者把选票投给了保守党。到了1983年大选时，上述的选民构成定势仍无大的变化。有69%的中上等级的选民投保守党的票， 而只有7%的人投了工党的票。相反，在不熟练工人中，有47%投了工党的票， 只有30%支持保守党。

    选民的倾向从两党力量的地域差别上也能体现出来。保守党所得选票绝大多数来自比较富裕的英格兰东部和南部，而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地区和穷人较集中的伦敦市区则是工党的天下。

    第四是党的财政来源。从哪里得到财政资助也能体现政党的阶级基础。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把钱资助给他所不支持的政党。在获取财政资助的方式和渠道上，英国议会两党也形成了鲜明对照。工党主要依靠工会的资助。例如，据1953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党的年会上的报告，到1952年底，工党共收入30万镑， 其中12.6万镑来自于工会缴纳的党费，只有2.7万镑是来自于各选区党组织的党费。而保守党的财政来源则与工党大不相同。在1948年以前，保守党仅仅从几百个富人那里得到资助， 而且在财政事务上采用秘密的政策。关于党的中央总部在财政支出、收入、需求等方面的情况，选区党组织官员、议员、议员候选人和普通党员都一无所知，而且也毫不相干。弗烈德·伍尔顿勋爵（二战时出任保守党的食品大臣， 后成为保守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并领导主持了保守党的财政制度改革）在1947年的保守党年会上警告说： 保守党不应该只是富人的党， 党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有钱人中吸纳议员候选人。1948年，保守党在财政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规定：任何人在向选区党组织捐款时每年最多不得超过25镑；议员每年不得超过50镑。固然，这一改革对保守党有重大意义，它使党的群众基础有了极大的扩大。但是，两大党在财政来源上的差异仍是很明显的。工党对选区党组织每个党员的认捐额规定了一个最低限，1953年是6先令（1先令=1/20镑）， 1993年是15镑， 确实有困难者可交5镑。而保守党却对认捐额规定了最高限。奇怪得很，在当今世界，极少有政治组织拒绝其支持者多给它钱的。

    第五是党的政策。更能体现政党阶级基础和倾向性的是政策。尽管我们很难在工党政府的政策和保守党政府的政策之间截然划出一条线，因为任何一个党上台执政都必然照顾到全体选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找出这两种政策的不同倾向性来。没人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是工党而不是保守党二战后在英国建立起了福利制度。很难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保守党在1945年上台它会干出工党所干的事情来。尽管保守党在50--60年的几次执政期间继承了工党的政策， 但是到了70年代， 福利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遇到麻烦时， 是保守党比工党更快地放弃了这些政策。在英国， 如果你同任何一个比较关心政治的人讨论税收问题时，你都会被告知：每一个政府都要向人民征税， 但是保守党政府总是向全民征税， 而工党政府则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可见工党是尽可能地杀富济贫， 而保守党则是极力维护富人的利益。

    最后是党的纲领和理论。最能直接而又明确地反映党的阶级基础和立场的是党的纲领和理论。保守党的理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保守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式的统一体。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保守主义流派迄今为止都是在坚持着伯克的信条，以伯克的思想为基础。特别是象迪斯雷里这样的议会政治家所建立的流派。伯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如果变革有必要的话，那必须是逐步的、缓慢的和渐进的。而工党的费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也主张逐步的、渐进式的变革，但却同保守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工党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是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认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变，但不能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逐步改良。工党的奋斗目标是通过改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而保守主义的渐近式变革的前提是对现存制度的承认，认为现存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要尽力维护它，变革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极力让这种变革对统治阶级利益的损害达到最低限度。在英国，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就曾宣称要在英国消灭社会主义（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它把60－70年代困扰英国的“英国病”的病源归于工党政府所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说英国两大议会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不同的：保守党的阶级基础曾经是土地贵族，后是大资产阶级，而现在则是垄断资产阶级；而历史上的工党，其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自50年代以后，西欧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性质都在发生变化，由工人阶级政党向劳动群众联盟的党演变。而英国工党的这一演变过程却比它的兄弟党缓慢的多。然而，正是工党未能随着英国社会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纲领政策及社会关系和阶级基础，才使得它在与保守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形势所迫又促使工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走向“现代化”，工党的现代化是经过了长达18年在野的磨难、三代领导人的艰辛努力才实现的。

    §§§第二节    与工会斩不断的特殊关系

    英国工党与工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特殊关系在世界政党中是罕见的。可以说，没有工会就没有工党。然而二者之间在进行合作的同时，又充满矛盾和冲突。

    英国的工会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起初多数都是自由党的拥护者。1867年，伦敦工人协会首先作出了向下院选送“劳工代表”的决定。翌年大选时，它派出了3名候选人，但是首次出师无法得胜。1868年全国职工大会成立。这是英国的主要工会组织，也是后来工党的主要创建者。据1980年的统计，职工大会下属109个工会，有会员1，200多万名，占了英国全国工会会员的大多数。

    职工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工会的联合意识，一些工会联合成立了“劳工代表同盟”。它在1874年大选中共提出了13名候选人。结果两人当选，英国首次有了“劳工议员”。以后历次大选中，“劳工议员”的数目缓慢地增加着：1880年3人；1885年11人；1892年15人。名义上“劳工议员”有他们自己的院内组织，宣称对有产阶级两大政党保持独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越来越紧密地靠拢自由党。同时自由党也尽可能地影响和控制工会的代表。而且，工会代表人数过少，没有自己的议会党团，在立法活动中对任何大党都形不成威胁，其作用只是加强了自由党左翼。1886年，著名“劳工议员”享利·布罗德赫斯特甚至参加了自由党政府，任内务部副大臣。因此，这些“劳工议员”被称作“自由党劳工派”。他们由于是资本主义特权的受惠人，因此总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

    上述事实从反面向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应当积级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启发工人的革命意识，引导工会摆脱自由党的影响，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在这期间，一些社会主义组织在英国建立起来，主要有民主联盟（1881），费边社（1883）和独立工党（1893）。这些组织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上起了重要作用。

    1900年工党创建时，工会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工会与工党有着极特殊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工党。首先，在组织上，工会以集体名义入党。在1918年以前，工党不吸收个人党员。工党党员在70年代时有680万，其中集体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会员）约占610万。其次，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工党中央约4/5和全党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再次，在选举上，工党也依靠工会的帮助，工党一半以上的议员由工会赞助，一大部分选票来自工会。最后，在工党的各项重大事务中，工会都发挥着直接的作用，在1993年以前，工会在工党的各个机构中的作用如下： （1）在工党年会的选举事务中，几个大工会的票数约占总票数的2/3以上； （2）在工党全国执委会中，工会代表占有相当大的地位，1993年全国执委会有28名成员，其中工会代表就有12人； （3）在选举工党领袖和副领袖的选举团中，工会占40%的票数； （4）在选举议会候选人的选区一级选举团中，工会也占40%的票数。

    可见，工党对工会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有人说工党只不过是工会在政治上的代表，工党和工会本是一家人。在英国，工会与工党素有劳工运动两翼之称，工会为产业翼，工党为议会翼。工会以工党为自己的“议会代表”，通过工党发挥其政治作用；工党则以工会为群众其础和力量的主要源泉。

    在60年代以前，工会与工党一直是密切合作、团结一致的。1945年大选后工党上台执政，许多工会代表也随之进入议会和内阁。历来被保守党和自由党绅士们所把持的议会，突然出现了一大批衣着随便，说话带着浓厚地方口音的工会代表。在392名工党议员中，就有120人直接来自工会。由20人组成的艾德礼内阁中，有6人是著名的工会领袖。外交大臣贝文原是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主席，劳工大臣艾萨克是全国职工大会的主席，而教育大臣维尔金森则是全国店员工会的领袖。

    可是，到了60年代以后，工会和执政的工党很难再维持原有的密切关系了。工党政府要从全国利益角度制定政策，不可能只照顾工会的利益。而工会又不肯忍受工党政府的有损工会利益的政策。二者时常发生冲突和对抗。工会的对抗曾两度促使工党政府下台。

    1964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上台。开始，职工大会对工党政府采取合作态度，表示它愿意参加由政府、工会和资方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发展经济的全国性计划。职工大会还作出让步，声明它接受一项适当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其条件是这项政策不能是立法性的。工会坚持政府不能以立法手段来干预工会与资方的谈判，限制工会与资方就工资问题进行直接的、自由的谈判的权利。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乎职工大会领导人的预料。威尔逊政府在英镑危机的冲击下，无力执行振兴经济的全国计划。由于国际支付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1966年7月，政府宣布对工资实行6个月的冻结。工会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工党政府被迫宣布英镑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加大，结果罢工频频发生。工会的压力迫使工党政府放弃执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但同时感到必须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会的权力。1968年12月底，首相威尔逊和就业大臣巴巴拉·卡斯尔夫人主持制定了一项题为“代替冲突”的政府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就是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罢工。白皮书规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劳资纠纷；如果调节无效，工会要举行罢工，在罢工前应有28天的缓冲期；如果某工会要罢工，就业大臣有权决定由工会会员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要举行罢工；就业大臣还有权裁决工会内部的某些纠纷；凡违反这些规定的工会和工会领导人将受到扣除工资之类的惩罚。这个白皮书如果经下院通过，就成为法律。这个文件一出台就立即遭到几乎所有工会的反对，威尔逊未敢把这个文件提交给议会。工会对工党政府的不满促使工党在1970年大选失败。

    保守党希思政府对工会采取对抗的政策。这促使工会与工党又开始重新接近，使双方都感到有加强合作、争取工党上台执政的必要。1973年，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协议：工党表示执政后将修改希思政府实行的劳资关系法，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强经济计划化，强化需求管理；工会将在增加工资问题上作适当节制，但有一条，决不接受政府以立法方式限制工会的权利和增加工资。这就是有名的所谓“社会契约”。可是1974年工党上台后，工会希望工党政府按“社会契约”办事的希望落了空。当时 正值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接踵而来之际，英国的情况更遭，通货膨胀率猛增，工业投资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突破100万人大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是不可能实现的。工党政府虽然开始也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政策，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但不久就再度实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从1975年夏天起到1978年，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先后实行了4个阶段的收入政策，引起工人和工会的不满，终于导致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罢工浪潮，即英国人所说的“不满的冬天”。这次罢工浪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罢工不但涉及工业部门，而且遍及铁路运输、政府机构、医院、学校、环卫等行业。在工人的强烈不满声中，工党政府再度在大选中失败下台。

    工会与工党对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工党进入了长期在野时期，陷入严重危机；而工会则迎来了自己的真正克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撒切尔夫人对工会恨之入骨，她认为工会活动早已超出劳资争端的范围，它是为了争权而来，工会问题不解决，英国经济结构调整、生产合理化、改革福利事业都将成为空话。于是她挥舞法律、经济和舆论三根大棒对工会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保守党政府的打击，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下降，会员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底属于工会的工人为1330万，但到1985年底这一数字降到1070万，减少近20%。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会员数减少了31%。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然而却遭到极惨重的失败。工会运动进入低潮时期。

    在这期间，工会与工党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工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工人运动本身是个打击，按说工会应该吸取教训，同工党重新联起手来。可是1979年以后工党和工会内部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党这方面是左翼掌握了领导权，而全国职工大会的领导权却转入了工会温和派手中。工会和工党左翼之间历来存在工资第一还是社会主义目标第一的矛盾。在工党左翼当权，党内极左派势力活跃的情况下，职工大会领导人注意拉开同工党的距离，强调自己的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拒绝卷入工党的政治活动。二者的矛盾和疏远削弱了工会的地位和影响，也使工党丧失了许多选民，使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急剧减少。1964年大选中把选票投给工党的工会会员占会员总数的73%，1974年降为55%，1979年又降至51%，1983年只达39%。1964—1983年，英国职工大会的成员增加了200万人，而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却减少了200万人。1983年，工党有工会集体党员600万人，在大选中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只有400万人。而1983年投保守党票的工会会员竞高达会员总数的30%。

    1983年大选惨败后，工党新任领袖尼尔·金诺克极力改善工党同工会的关系，在共同反对撒切尔夫人的反工会法的斗争中，双方加强了联系。工会仍是工党的主要基础。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工会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坏，内部的不民主、领袖专断独裁，动辄罢工而不顾全社会的利益等现象使人们对工会十分反感，尤其是1978年的“不满的冬天”使工会成了众矢之的。再加上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利用舆论手段对工会进行打击，更使工会成了英国社会中的撒旦。所以，尽管金诺克领导的工党同工会恢复了蜜月关系，工党还是输掉了1987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接替金诺克任工党领袖的约翰·史密斯认为同工党保持过密的关系反而会吓跑许多选民，于是开始重新调整同工会的关系。他一方面注意拉开同工会的距离，另一方面开始削弱工会在工党重大事务中的权力和作用。

    史密斯所采取的最重要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工会在议员候选人选举和党的领袖选举中的集团投票制，代之以一人一票制。在1987年以前，工党议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是：在每个选区中，工党的支部负责提名，选区工党（即工党的选区党组织）总委会负责遴选并确定被选人名单，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拥有投票选举权，最后工党全国执委会正式认定。在1987年的工党年会上，这一制度被改变，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选举权被剥夺，代之以一个由选区工党全体个人党员和所属组织构成的选举团。选举团中，工会和其他政治组织（主要是工会）占总票数的40%，个人党员占60%。各工会所拥有的票数和会员数成正比并采用集团投票制。

    在1981年以前，工党领袖和副领袖都是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1981年改为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选举团由工会（及其他政治组织）、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组成。其中工会占总票数的40%，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各占30%。各工会所拥有票数和投票方式与选举议会候选人相同。

    布莱尔任领袖后，继承了史密斯的对工会政策。

    不管工党怎样同企业主拉关系、同工会拉开距离，工党同工会的关系还是斩不断、割不开的。工党对工会还是有很大的依赖性。

    首先，在价值观上，工党同工会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工党虽修改了章程，但还是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在英国还是被看成左翼政党。工党同工会的几十年合作，使工党的党员队伍同工会会员之间在政治观点、态度和立场上都十分接近，而且相当一部分党员都是工会会员。

    其次，在党内事务上，工会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取消了集团投票制，工会仍在领袖和副领袖选举上拥有1/3的投票权，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拥有40%的投票权。此外，在年会代表和党的全国执委会中，工会的人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再次，作为集体党员，工会仍然是工党的一支重要组织力量和选举力量。工党的个人党员现在只有近40万，比保守党少（50万）。党员队伍在各种选举活动中是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党员们通过宣传、游说和劝导等方式对选民施加影响，促使其投本党的票。从70年代以来，尽管有很多工会会员在大选中投了保守党的票，但相比之下，工会会员中投工党的票的人还是占多数，工会还算是工党的一支重要选举力量。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会的资助是工党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自1913年开始设立的工会政治基金在经过了几次考验后，仍然是联系工会和工党的重要纽带，并构成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1983年，英国在册的工会有409个，共有会员1，100万；其中98个工会，1，000万会员加入了职工大会；而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有58个，这58个工会共有会员超过800万名，这800多万名会员中，交纳政治基金的占76%。其中最大的工会是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155万名会员，交纳政治基金的人达98%。

    工会政治基金的主要用途就是资助工党。资助形式有三种：（1）工会每年向工党交纳集体党费。从理论上讲每个工会交纳的款额基本上依据该工会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数而定。1982年，交纳的款额是每个会员45便士，到1983年上调到每人50便士，1985年又调到70便士，到1994年，这个款额涨到1.80镑。但实际上，多数工会并不是严格按照实际交纳政治基金的人数来交纳党费的。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打了折扣。当然，有时是工党限制了一些大工会的集体党员人数，以削弱它们在工党年会中已经有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年会中某个工会所掌握的投票权是由其注册的集体党员数亦即交纳的党费款额决定的。因此，几个大工会的集体党员数都少于其实际的会员数。如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会员155万名，集体党员数为125万名；第二大工会——工程工人工会有会员944千名，入党人数为854千名。但不管怎样，工会交纳的党费构成了工党常规年收入的主体部分。据统计，从1973至1983年，每年工会交纳的党费都占工党年总收入的42—83%；其中1977年，工党年总收入是1，536千镑，工会的党费是1，268千镑，后者占前者的83%； 1983年，工党总收入为6，200千镑，工会的党费为3，000千镑，后者占前者的48%。

    （2）对工党竞选的资助。每到大选时，工党要设置大选基金，以提供工党的竞选费用。大选基金的主体部分来自于工会的捐赠（党费以外的）。从1978年起，大选基金的筹集工作由一个在这一年建立的名为“工会会员争取工党胜利”的组织负责。所有加入工党的工会都被要求加入这个组织。该组织不涉及政策问题，只关心如何在财政上资助工党，同时也关心党的组织、宣传和政治教育。在大选以外的时间里，该组织还在补缺选举及日常事务中帮助工党。1983年，该组织从工会那里为工党筹集了2，200千镑。其中捐赠超过100千镑的有：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500千；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280千；全国矿工工会225千；公共雇员全国联合会220千；混合工程工人工会150千。更为有趣的是，据工党全国执委会1983年的报告，从未加入过工党的电讯管理协会在1983年还捐赠了18千镑；另一个未设政治基金的银行保险金融工会也捐赠了500镑，该工会曾明文禁止自己进行政治捐赠，宣称自己将不属于任何政党。

    （3）对工党地方选区组织的捐赠。这笔捐赠主要是用来资助议会候选人。在1933年黑斯廷斯工党年会上，工党做出决定，限制加入工党的组织对选区党组织捐赠的数额。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广为人知的“黑斯廷协议”这个文件中。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到80年代时，规定：工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承担议员候选人所需要费用，其最大限额为全部费用的80%。此外，工会还可以承担每年选区协会的组织和登记费用，其最大限额在乡村选区要高于城镇选区。在雇用专职代理人的选区党组织，工会每年的捐赠最高限额可以提高到能够支付代理人的薪金。在1983年，得到工会资助的工党候选人有170人，其中122人当选为议员；1979年相应的数字为191和150。很明显，得到工会资助的候选人比没有者在竞选中获胜的机会大得多。1992年工会资助了173个候选人，其中143人当选，当选率为83%；而在没有被工会资助的461个候选人中，只有128人当选，当选率为28%。也就是说在1992年大选中，一多半工党议员和1/4多的候选人是得到了工会的资助。当然，很多得到工会资助的议员和候选人本身就是工会的人。1983年，有24名议员来自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其他几个大工会所拥有的议员数分别是：矿工工会14人；工程工人工会12人；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11人；铁路工会10人；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协会10人。

    工会对选区党组织的资助主要用于如下的支出：（1） 专职竞选人员的费用和租用办公设备的费用； （2） 组织和培训工作的费用； （3） 每年大约750镑用于选区党组织的日常开支； （4） 支付代理人薪金的70%。

    总之，工党对工会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二者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工党来说仍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第三节    工党能赢得几连冠

    工党自本世纪初诞生以来，就一直以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自居，并以党章第四条中所写的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前半叶，它高举这面旗帜，使自己不断壮大，跻身英国政坛，取自由党而代之，成为在英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工党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工会的鼎力支持。英国多数工会都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并以工会政治基金的名义向工党提供财政资助。不仅如此，工会还直接参与工党的决策及其他重大事务。然而，进入本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英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工党原有的优势逐渐转变到了其反面：鲜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但不再能使工党赢得更多的选票，反而成了它争取日益庞大的中间阶级选民的一大障碍；同工会的密切关系也常常给工党带来很多麻烦。从1951年起至1997年5月前的46年间，工党总共只获得4次大选胜利，累计执政时间才11年，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工党连续4次大选失利，持续18年在野。这一情况就充分表明：工党原有的优势已经丧失，它必须改变自己的面貌，重新确定自己在英国社会中的位置。

    然而，工党的改革也给它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是纲领、政策。按目前工党的改革趋势，它同自由民主党甚至保守党的界限就越来越不明确，这样，工党就有失去原有的阶级基础和选民队伍的危险。工党如何给自己在英国社会中定位对它将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

    1996年7月，工党公布了它的政策声明，但主要东西与保守党现行政策没有多大差别，据此有人说，布莱尔只是大胆地改变了工党，但并不想改变英国，尽管工党发出了要“重建我们的社会”的豪言壮语。

    除了提出治理国家的基本政策外，1996年政策声明还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内容，诸如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权力下放，改革贵族院即上议院，通过立法使政府更开放一些，制定一个权力法案使法官在保护个人自由上有更多的权力，等等。

    工党的意图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改革的形象，以区别于保守党，同时这些改革也是建设“英国新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工党所提出的改革内容若实行起来，都会引起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英国是一个保守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不会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虽然英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很多不民主、不合理的东西，如上议院议员非经选举产生，中央政府过分集权等，然而这些都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形成的，要改变它，势必要进行宪法性的改革，而宪法性的改革会引起英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甚至动荡，这是多数英国人所不喜欢看到的，尽管他们都抱怨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更何况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正因为这样，在工党新政策声明制定出来后，保守党立即抛出了攻击工党的重磅炸弹，喊出了“新工党，新危险！”的口号。

    更为重要的是，工党在提出体制改革方案时，“漏”掉了一个最值得改革的内容，即改革英国的选举制度，变简单多数制为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制在英国实行了几个世纪，其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1/4左右的选民难以通过大选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选择。比如，1992年大选，保、工两党的得票率为76.3%，但却获得了93.2%的议会席位；而其他党，特别是自由民主党虽拥有相当数量选民的支持，但所得席位却寥寥无几。很明显，现行选举制度十分有利于轮流执政的两个大党。正因为这样，尽管自由民主党等小党极力倡导改革选举制度，但却得不到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响应，而国家的任何改革不能没有这两个党的参与。托尼·布莱尔就曾明确表态，他反对实行比例代表制。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不改革选举制度，其他改革都难以奏效，工党在改革问题上正在冒浪费时间和政治资本的危险。因为不改革选举制度，工党就很难达到它预期的通过改革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形象，进而吸引选民的目的。选民们会发出疑问，工党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可是，改革选举制度更是一个宪法性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可能促使英国基本政治体制的改变。人们都知道，维系英国两党制存在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简单多数制，否则，早就有可能出现第三党崛起，同两大党分享政权的局面了。

    除了纲领、政策上的问题外，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也是一个难解的“结”。虽然工党改革了同工会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是斩不断、割不开的。就与工会的关系来说，“新工党”虽然改变了模样，但并没有完全脱胎换骨，它还不得不带着“旧工党”的很多痕迹，而且这些痕迹是很难去掉的。历史经验表明，同工会保持过密的关系对工党自身的发展和独立决策非常不利；但是若失去工会的支持，工党不仅在组织上会被大大削弱，而且在财政上也会出现问题，而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工党是很难发展壮大的。如何处理好同工会的关系，使之有一个最佳的度，对目前的工党来说也是个重要的难题。

    组织问题是工党面临的又一个难题。工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和派别组织活动是个生来俱有的问题。目前，工党看来是比较团结，1994年的领袖选举和1995年的党章修改虽有斗争，但没有引起党的分裂。然而，这不等于说矛盾已经解决了。历史的经验是，当工党长期在野，全党面临危机时，左右两派的斗争会缓和一些，以便共同努力争取上台执政；但是，一旦工党执政了，左右两派会因政策分岐而重开战火，从而造成严重内耗。如何在执政以后继续保持党的团结也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就目前的工党来说，虽然实现了上台执政，但能够象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那样来个连续十几年执政，并政绩斐然，使英国有很大改观，却是相当困难的。而能否成功地连续执政两届以上是一个议会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志，而工党还没有这样的历史。不过，不管怎样，工党在80年代初所遇到的将要被第三党取代的危机已经过去。将来一段时间内，工党和保守党仍将是英国政坛上的两支主要力量，两党制将继续运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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