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个体生命的敬重与珍惜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也逐渐深入、丰富。自20世纪30年代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这段民族记忆经历了相对沉寂的一段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国策为再识南京大屠杀历史带来了新的契机，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建成开放成为哀悼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铭记民族历史的新起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30多万名曾经鲜活的同胞生命，后人没有忘记你们。从20年前起，每逢12月13日，人们都会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奉上公祭亡灵的花圈。
一、南京首创的公祭仪式
1994年12月13日上午，古都金陵，城西江东门。
初冬的寒风在空中旋转，天色阴沉沉的，大地仿佛被一层薄霜冻住了，到处笼罩着一片凄凉、肃杀之气。
墓地广场上断壁残垣，砾石累累，枯树秃丫，荒草萋萋，花岗岩浮雕墙上的人物似乎正在撕心裂肺地呐喊。遗骨陈列室里的森森白骨，无声诉说着惨痛的冤屈。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悼念广场上，悬挂起一条蓝底白字的巨大条幅，上面印着23个黑体大字：“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条幅在石墙前四季不凋的翠柏簇拥下，更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
10时整，悼念仪式正式开始。
呜呜，呜呜呜—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南京市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或低头沉思默哀，或举目仰望苍窍。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57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将美丽的古城金陵变为恐怖血腥的人间地狱。
呜呜，呜呜呜—尖锐的防空警报声刺痛了南京人民的心灵。来自机关、学校、部队、工人、农民等社会各界的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遗属代表胸佩着小白花、肃立在石墙前的小广场上，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集体低头默哀，表达对死难同胞的哀悼之情，警醒人们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
呜呜，呜呜呜—低沉的汽笛声音划破长江江面和南京铁路沿线，从停泊在南京港和航行在长江南京段的所有轮船上响起，从停靠在南京火车站内和行进在南京段铁路的火车上响起，提醒人们勿忘国耻，警示人们铭记振兴中华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仪式现场安魂曲音乐低徊、催人泪下。3000羽和平鸽冲天而起，象征着将和平的希望放飞在广袤天空之上。
仪式结束后，人们绕行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周时纷纷将胸前的小白花解下来，系在馆内的护栏或者松柏上，以此寄托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哀思。
悼念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共鸣。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以及江苏省和南京市各家报纸、广播、电视等，均无一例外地进行了集中的大规模报道。下面是刊载于1994年12月14日《南京日报》第1版的一条消息：
勿忘历史惨案争取和平发展
我市各界人士隆重举行仪式
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昨天上午，当千余只和平鸽从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翅腾飞的时候，全市人民对57年前30万遇难同胞的深切悼念和对当今世界和平的热爱向往，全都捎上了无垠的长空。
57年前的昨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对无辜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大规模血腥屠杀。这一震惊中外的惨案，受害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杀人手段之残酷，均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
1994年12月13日，“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活动现场。
昨天，我市各界人士和驻宁部队官兵近千人，在江东门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悼念在惨案中遇难的同胞。仪式由市政协主席潘寒操主持。
市长在悼念仪式上说，今天我们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惨案中的遇难同胞，就是要高举爱国、和平的旗帜，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被侵略、被屠杀、被奴役的惨痛历史，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用我们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并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他强调说，在深切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时候，我们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方向，继续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胜利。
在昨天悼念仪式上发言的还有抗日老战士代表甄申和青少年代表戴宁益。
驻宁部队的负责人阎琢、宫化清、孙玉海等，省市领导俞兴德、王霞林、张耀华、段绪申、徐英锐、章臣桓、张晔、林积松、姚志炳、陈安吉、郑凤翔、沈道齐等出席了昨天的悼念仪式。省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悼念仪式。
昨天，我市的北极阁、五台山、中山码头、燕子矶、普德寺等处也同时举行了悼念遇难同胞的活动。（作者余安民、朱同芳、王如钢、许见梅）这次祭奠仪式虽然简单朴实，但是意义重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1994年南京公祭之前，还没有哪一座城市用群众集会的方式悼念抗战期间遇难的同胞，包括经历细菌战、化学战，成为慰安妇、劳工等各种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这种公众悼念仪式的缺失，对于民族情感或多或少是一种缺憾。始自1994年的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开启了为战争牺牲者、遇难者进行集会悼念活动的先河。
以大规模集会形式铭记历史，并以此表达和平的心声，南京在全国抗战类纪念活动中成为第一城市。6年后的2001年，辽宁省在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办纪念“九一八”活动。此后，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纷纷效仿南京，届时拉响城市警报，告诫和平时期的人们，勿忘历史，振兴中华。
二、广岛和平集会的启示
为何南京自1994年起，每年于12月13日这天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活动呢？此事的缘起，与我本人访问日本的一段经历有关。
1994年8月，我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应日本一民间组织“铭心会”的邀请，访问日本东京、千叶、横滨、神奈川、广岛、京都、大阪等城市，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进行南京大屠杀历史演讲和证言集会。这是战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登上日本国土，面对加害国日本的民众，讲述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灾难故事，控诉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
那年也是我第一次去日本，人们大凡对第一次经历，总是记忆强烈而深刻，我对日本自然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认知。突出的印象是8月的日本全没有岛国那份特有的清凉和宁静。这不仅是指那年持续炎热的气温（据说创下了百年的新纪录），而主要是感觉到每年的8月，随着“8·15”投降日（日本叫“战败日”）的临近，日本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总是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历史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它既昭示着人类辉煌的过去，也告诉人们昨天之不幸。
怎样看待半个世纪前的这场战争？不同的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评说。对于曾经加害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日本人来说，这场战争更是各种势力激烈争论的焦点。
“铭心会”全名为“悼念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把他们铭刻在心委员会”，发起人及秘书长名为上杉聪，是一位蓄着小胡子的日本普通中学教师。
“铭心会”于1985年成立后，很快波及东京、大阪、京都、广岛等17个地区。每年8月15日前后，他们都要派出代表，从日本到中国的南京、马来西亚的文律镇、韩国的首尔等城市举行集会，谴责战争、缅怀受害者、吸取历史的教训。此次，铭心会邀请我和夏淑琴来日本，就是要我们参加在日本7座城市举办的7场集会，把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相告诉更多的日本人。
8月4日晚9时，日航782次班机稳稳地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空港，我们刚走出机舱门口，一眼看见日本NHK电视台记者举着写有我们名字的小牌子，扛着摄像机迎候着。我正感觉诧异时，摄像机的镜头便对准了我们。当我领着夏淑琴出现在到达厅出口处，没想到一下子又被共同社、东京新闻等一大批日本记者给团团包围住，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咔嚓咔嚓”一盏盏镁光灯闪闪发亮，原来是上杉聪故意向日本各家媒体走漏了风声，我和夏淑琴成了日本的新闻人物，上了日本各大报纸和广播电视。此时的小胡子还连连自言自语：“不会是做梦吧，我真的把朱馆长和夏女士邀请来日本了吗？”
1994年8月7日，作者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日本广岛集会上。
作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幸存者，夏淑琴给日本人讲述了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夏淑琴，南京中山陵园的退休职工，一位曾经被侵华日军戳了三刀、背着伤疤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人。此次，她来到日本，面对着当年曾经加害于她的日本旧军人，面对着祈求和平的当今日本人，面对着日本记者的闪光灯，撩起衣服，亮出伤疤，诉说起她一家9口人有7口人惨遭杀害的往事：
那是1937年12月13日的上午，一群日本兵把位于南京中华门新路口5号的夏家大门敲得山响，夏父刚开门，凶恶的日本兵便举枪把他打倒在门前。夏母正怀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婴站在院内，日兵立即冲了上去，摔死了婴儿，轮奸并杀害了夏母。
另一群日本兵冲进屋内，夏淑琴年迈的外公、外婆用孱弱的身体守护着躲在床上被子里的4个外孙女。日兵不由说，“呯”、“呯”两枪，将两位老人打死在床前。夏淑琴的大姐年仅15岁，被疯狂的日兵从床上拖起按在饭桌上强行轮奸，事毕后又将外婆的拐杖捅进她的下身，将她活活地折磨致死。夏的13岁的二姐也难逃厄运，被日兵剥光衣服，按在床上轮奸致死，下身也被野蛮的日兵塞进一只双妹牌花露水瓶子。
夏淑琴及妹妹吓得哇哇大哭，夏淑琴被日军从左膀和后背捅了3刀，昏死过去。等到夏淑琴醒来之后，发现一家9口人仅剩下8岁的自己和4岁的妹妹还活着……夏淑琴，仅仅是南京大屠杀1000多位仍然健在的幸存者中的一位（1994年幸存者的数字）。夏家的遭遇，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缩影。
面对历史证人的血泪控诉，许多日本人醒悟到侵华战争太残酷了，日本军队的暴行禽兽不如，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在京都集会时，有位30多岁的妇女流着泪说：“像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当年日军在国外干了那么多坏事，像我一样不知道历史真相的日本青年人肯定还有很多。”在广岛，一位拄着双拐的日本老人与我们同台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她叫诏田铃子，当年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时，诏田正值21岁的青春年华，却被战争残酷地夺去了双腿，她家里另有5口人丧失了生命。这位广岛市“原爆被害者协会”副会长对我说，看到贵馆编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后，她每次在集会时都会说：“日本人既是战争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
把历史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日本人民，为了和平而控诉，这就是历史证人的最大心愿，也是我们此行去日本的目的所在。此行引起了日本舆论界、教育界、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积极反响。
日本的三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跟踪采访，NHK、朝日电视、《东京时报（英文版）》、《中国新闻》、《中央新闻》等20多家媒体连发40多篇报道。时任日本众议院院长的土井多贺子女士在议长官邸接见了我和夏淑琴，我们还与20多位日本国会、县、市议员进行交流。
一时间，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举国关注的话题。
8月7日上午，我们从横滨乘坐新干线到达广岛。在列车上，上杉聪先生指着手中几份报纸上醒目的整版报道对我们介绍说，昨天8月6日是广岛每年一度的原爆纪念日，首相、参议长、众议长等日本国家领导人，都悉数到广岛参加国家公祭日。战后，除了1951年因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断外，其他每年都举办广岛原爆公祭活动，已连续举办了40多次，集会人数最多年份达11万多人，而且每次都会邀请各国领导人前来参加。8月9日，日本国家领导人还将全班人马抵达长崎，参加那里的原爆公祭集会。而长崎的原爆集会，同样也是一年一度，从未停止过。
上杉聪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急切地希望到广岛现场去亲眼看一看，亲身感受一番。
到达广岛市后，我们在上杉聪的陪同下走进了广岛和平公园，参观了广岛原爆资料陈列馆。广岛原爆和平集会虽然已经结束，但到处是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会场的标牌还在，特别是成堆成堆的鲜花，像小山一样堆了好几处，现场仍然能够感受到集会规模之大，公祭活动之隆重。
此情此景，从内心而言，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刺激。我想，日本作为加害国，却如此长期大规模、高规格地公祭广岛和长崎的原爆遇难者，向全世界诉说和塑造战争者受害的形象，据说还把广岛原爆残骸建筑物模型陈列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内，到处宣扬日本是世界上唯一被爆国。难怪有人说，一颗广岛原子弹爆炸，改变了整个日本国民的心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被侵略对象，国家的经济命脉、物产资源、文化遗存等受到了重大的破坏，四万万同胞经受了苦难的命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与奥斯维辛屠杀、广岛原爆齐名的三个特大惨案之一，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可是，战后直至今天，我们为这一历史惨案做过些什么？为遇难同胞做过什么？
我的心中郁闷难平，南京与广岛两座城市对比，中日两个国家对比，我们虽然背负沉重的历史，却缺少隆重的纪念与庄严的哀悼，这实在愧对先人、愧对历史、愧对30多万遇难者的冤魂呀！
我将此次赴日本的经历，写成了一篇长篇通讯，以《不能忘记的历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访日纪行》为题，分别发表在《工人日报》和《扬子晚报》上。
三、精心筹办首次南京公祭
回到南京之后，日本广岛之行的强烈感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
说不清是源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还是源于愤愤不平的个人情绪，我开始游说各级领导，特别是我的顶头上司—时任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安吉先生（遇难同胞纪念馆从成立之时起，一直隶属于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管辖）。
说实话，我的提议和游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举办过此类活动，又涉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敏感话题。我主动找到省市外事部门寻求支持，并通过他们得到外交部的首肯。
同时，陈部长也被我多次的述说所打动，带着我一起向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霞林同志进行专题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肯定。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得到正式批准，这件事使我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于是，我开始琢磨如何组织悼念活动了。
由于是国内第一次举办城市公祭活动，没有先例可以参照。正像人们常说的，第一位吃螃蟹者往往不易。我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吴海山、朱同芳处长等同仁策划了好几套方案，有的活动事项被领导否决了，有的自己认为不甚理想。现在想起来，当年最为成功的策划，就是鸣放防空警报和武警战士敬献花圈仪式。
我们提出了在悼念活动中鸣放防空警报的方案，以此警示人们不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想法虽然有了，但现实可操作性如何？市人防办公室的意见怎样？我担心给兄弟单位的工作带来困难，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与市人防办的负责同志沟通。
结果大出意外，市人防办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合适的理由，试一试全南京市的人防警报，看看一旦需要时能否拉得响、拉得好。两家想法一拍即合，当时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拉就是20次，不仅成为每年12月13日的固定动作，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项目，并且后来被沈阳、长春、哈尔滨、抚顺等城市效仿。
中国武警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国家内部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属于国家机器，只有在极少数的任务或场合中才能使用武警。所以，由武警战士敬献花圈这一想法是非常大胆的，值得庆幸的是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武警战士向遇难同胞敬献花圈是每年悼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显示了悼念活动的规格与地位。
每年的12月12日的下午，武警战士们都要准时来到馆里现场操练，为的是保证执行任务时中国武警的形象和荣誉。为了动作整齐划一，虽然过程枯燥，他们不厌其烦地练习，即使是下雨天，照样一丝不苟，不放弃操练，但谁也没有怨言。为了把花圈抬到台上后，在放置花圈时的一瞬间做到整齐划一，他们竟然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让一位武警战士在场地对面的高处，拿着一面小绿旗指挥。
20年里，执行任务的武警江苏总队南京市支队国旗护卫队更换了许多茬战士，但精神面貌没变，好的传统没丢，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战士们橄榄绿的礼服、整齐划一的动作、庄严的仪容，为仪式增添了肃穆的气氛。
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凝固的美，这份由武警战士们共同演绎的美，经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同时也成了南京集会始终保持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
2013年12月13日，“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6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集会”中，武警战士向遇难同胞敬献花圈。
关于集会的名称问题，确实费了一番周折。第一种方案是年份＋主题的模式，即“1994年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第二种方案是次数＋主题的模式，即“第一次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第三种是参与者＋主题的模式，即“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
后来在报领导审批时，认为第三种模式较好，这个名称虽然长一些，字数多一些，但意思比较明确，而且“南京”不仅仅包括南京市，是涵盖在南京的社会方方面面，包括江苏省级机关。
悼念活动的程序制定也是讨论的重要事项—由谁来主持仪式？出席领导与嘉宾是谁？谁在仪式上讲话？经过一番上上下下的协调，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邀请南京市政协主席来主持仪式，由南京市长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讲话，江苏省和南京市五套班子各派一名副职参加，还邀请了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南京空军部队派代表参加。于是，有了上述《南京日报》现场报道中出现的省市及部队领导的名单。此外，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悼念仪式。为了突出历史的传承作用，专门设计了特邀抗日老战士代表甄申和青少年代表戴宁益在仪式上发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
主会场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南京其他的遇难同胞纪念碑前要不要同时举办仪式、怎样举办、谁来举办，此事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因为1983年12月13日南京市在城西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立碑建馆的同时，以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由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先后在中山码头、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上新河、汉中门、武定门、花神庙、普德寺、清凉山、北极阁、东郊丛葬地等处，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因此，由南京市委办公厅和南京市委宣传部出面，协调这些纪念碑所在地，如玄武区在北极阁、下关区在中山码头、栖霞区在燕子矶、雨花台区在普德寺等处纪念碑前设立分会场，由所在地的区县负责举办悼念仪式，并且与江苏省暨南京市的活动同步。
就这样，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活动终于如期圆满举行，并且通过媒体的传播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项活动起源于笔者对日本广岛纪念活动的反思，得益于江苏省暨南京市许多位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成功于诸多创新性活动项目的精心设计。
大凡组织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人都知道，活动是载体、是平台、是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博物馆、纪念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要拓展文化影响力，更离不开精心组织活动。
遇难同胞纪念馆结合本单位的实际，策划和设计出有特色的活动框架，并高调地组织开展好，努力使其成为南京地方活动品牌。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项活动会被载入史册，并且此后会连年举办，一共办了20次。
我们更没有想到，南京公祭活动最终能够升格为国家公祭，并且以国家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成为共和国每年一度的固定仪式。历史将会永远记住：公元1994年12月13日，南京首创并圆满举办了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