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首次举办活动时，大家心里并没有底数：今年终于办成了，明年这项活动能不能继续办下去？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坚持下来？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怎么看待和评价这件事情？
一、将南京公祭持续办下去
从我的内心来说，十分希望南京的遇难同胞悼念活动能像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市那样一直做下去。我认为，只有连续数年的坚持举办，并且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内涵。一项重大活动才能站稳脚跟，成为一个地方的活动品牌。
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毕竟不是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部建设的事，它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其产生的影响力不仅在馆内，甚至不仅仅在南京和江苏省范围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一个信息，这使我无比地兴奋，对坚持举办悼念活动增添了无限的信心。
那是在1995年2月的一天，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接待了一位前来参观的来自北京的副部长。在我为其讲解服务之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朱馆长，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点到了你们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同志，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忙问这位领导，什么事？
与你们遇难同胞纪念馆有关系的事呀。他笑着对我说。
我请他详细告知我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怎么说的。
他说：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对焕友书记说，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你们江苏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仪式，又拉警报，又放和平鸽，这件事做得不错呀，就是人数少了点，能不能把人数再搞得多一些？
真是没有想到，南京的遇难同胞悼念活动通过央视新闻联播进入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视野，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和肯定。看来有句话说得一点不错，有为才有位。有些事只有做了，才可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说集会人数少了点倒是事实。因场地狭小、第一次组织活动缺乏经验等因素，参加集会的人数只有600人。
这位副部长还笑着告诉我，陈焕友书记在会上当即表示，请中央领导放心，我们江苏省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首次举办活动，就获得了中央高层和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视，这对我们这些活动的提议者和组织者来说，增添了内心的成就感，也增强了继续坚持办下去并办得更好的决心和动力。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焕友同志，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诺言。
199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8月15日，陈书记率领江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等五套班子的一把手，以及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等五套班子的正职，还邀请了驻宁部队的领导，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隆重举办了纪念活动。
是年12月13日，陈焕友书记再次带领上述领导和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来到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加了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58周年仪式。仪式名称也改为“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这个名称后来被反复使用了六次。一年时间内，江苏省暨南京市范围内的最高党政军领导，两次悉数出席同一个单位组织的重大活动，这在江苏省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1995年12月13日，“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活动现场。
1995年的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活动是第二次在宁举办，但出席领导的规格与参加人数的规模大大地超过了首届。宣传力度也是从未有过的强劲，一共有73家海内外媒体现场报道，世界上8大通讯社，除了塔斯社外，7大通讯社都派记者前来采访发稿，其悼念活动的影响力遍及全球，成为当年一条爆炸性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在1995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第4版上，刊登的记者现场采写的一则消息：
江苏省暨南京各界集会
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完工
今天，在庄严肃穆的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士举行隆重仪式，悼念58年前遇难的30万同胞。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武警江苏总队的领导及抗日老战士、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各界人士600余人参加悼念活动。
58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攻陷南京，随即在这座拥有灿烂文化的古城里，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遇难者达30万之众，震惊中外，惨绝人寰。为了记住这惨痛的历史，江东门纪念馆于今年6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用500多万元捐助款，进行了二期改造工程，包括标志碑、祭奠墙、大门等的新建和史料陈列厅等的改造，现已完工。具有断壁残垣建筑风格的纪念馆门墙、复原了的“万人坑”、刻着3000个死难者姓名的祭奠墙、巨型油画《南京大屠杀·1937·12·燕子矶》以及刻有兰州部队诗人王久辛长诗《狂雪—为南京30万遇难者招魂》的铜碑等，都使纪念馆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为今天的仪式增色不少。（记者孙健、周舰）也在这一天，细雨濛濛过后，正在江苏省视察的杨尚昆同志专程来到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奠遇难亡灵。
杨尚昆同志在省市领导陈焕友、郑斯林、顾浩、王宏民、胡序建、周振华、汪正生、陈安吉等陪同下，来到位于南京西郊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惨遭侵华日军杀害的30万同胞亡灵。在纪念馆内，杨尚昆同志先后在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碑、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以及刚揭碑的遇难者名单墙前悼念了遇难同胞，随后参观了新扩建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陈列馆。
我有幸为杨尚昆等领导讲解，亲耳听到杨尚昆同志在参观凭吊过程中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暴行，是一场空前的劫难。抗日战争虽然胜利50周年了，但我们要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要明白一个道理，落后是要挨打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他十分关心纪念馆的建设工作，希望纪念馆今后多加强有关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史料宣传，充分发挥纪念馆的职能作用，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的到访使得第二次南京公祭活动盛况空前，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南京一下子进入了海内外人士的视野，吸引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大小年公祭设计成规范
1994年、1995年间连续两次成功举办南京公祭活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起到了警示世人勿忘历史、倡导爱国自强、宣扬世界和平的作用。
精心设计的活动可以创造社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更能推动事业的发展。连续两年的成功举办为今后的遇难同胞悼念活动铺平了道路，南京公祭因此固定了下来。每到12月13日这一天，南京上空就会响起市民们熟悉的警报声，提醒着人们贫弱没有尊严，一定要居安思危。每到这一天，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群众，便会聚集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为正义呐喊，为和平加油。
遇难同胞纪念馆虽然只是一家市属的文博单位，但因为一年一度的悼念活动而在海内外产生了非常高的知名度。遇难同胞纪念馆以此为东风，在场馆建设、文物征集与陈列、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齐头并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全馆同志的携手努力下，遇难同胞纪念馆被团中央命名为首批“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获得了由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题写的铜牌，这是遇难同胞获得的第一块全国荣誉的匾牌，被镶嵌在大门口的立柱上。
1995年的公祭活动，由于在时间上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因此活动组织的规格更高，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也许是为了保持这项公益性活动能够持久进行，江苏省暨南京市领导层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公祭活动分“大小年”两种方式。
何为“大小年”？即逢五周年或逢十周年谓之“大年”，其他为“小年”。
比方说，每逢抗日战争胜利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的五周年或十周的年份，如1995、2000、2005、2010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年，1997、2002、2007、2012年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地方公祭大年，其余年份为“小年”。
每逢“大年”时，江苏省暨南京市“五套班子”的正职领导都会出席活动，参与活动的社会各界人士保持在1万人左右；而每逢“小年”，则由江苏省暨南京市“五套班子”的副职领导参加，集会总人数控制在5000人左右。
正是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保证了20年活动的持续不断，经久不息。
三、南京公祭的文化价值
14年抗战，既是中国人的抗争史，也是中国人的苦难史，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国人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传统里有一种乐感文化，追求团圆的结局、回避激烈的悲剧冲突。曾经有许多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丢脸的事情，是一块伤疤，有什么必要屡屡提起呢？正因如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选择了回避和沉默。
南京公祭活动的建立是对历史纪念活动的创新与创造，是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与解读，也是对历史负责的人文关怀与对策。
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是一种厚重的文化。
关于文化有多种解释，一般是指戏剧、文学、书籍、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博物馆等等，西方的美国人叫它“高文化”，东方的中国人叫它“纯文化”，博物馆就是属于“纯文化”或“高文化”的范畴。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文化的概念也在发展变化，现在普遍是指政治、经济军事等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如果从观念的学术层面来看文化是什么呢？
美国哈佛大学两位教授，一个是塞缪尔·亨廷顿，一个叫劳伦斯·哈里森，在他俩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简明扼要地这样定义：“文化就是一种态度和价值观。”
塞缪尔·亨廷顿
历史文化是什么？历史文化是一本教科书，它教会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明确现代人的正确政策、策略和方法，开拓未来发展的正确途径。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
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人们应当在公祭中学习历史，在反思中传承历史文化。因此，南京公祭不是单纯的祭典亡灵的活动，这项活动具有以下内涵深刻的文化价值：
悲剧文化价值。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文化排斥悲剧文化，喜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但悲剧往往更能打动人，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譬如国际上的奥斯威辛、珍珠港、广岛和长崎等都是悲剧文化，人家不仅很重视，而且重视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例如波兰，早在1947年就把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等5个集中营开辟为国家级博物馆，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它们保护起来，至今仍然不变。美国珍珠港的亚利桑那纪念馆，直接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管辖，战后一直是国家出资保护和利用的。
人类警示文化价值。笔者认为，南京大屠杀对人类有普遍的警示意义，人类不应该付诸屠杀、暴力、血腥和恐怖。每年的遇难同胞悼念活动，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也在警示世人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
和平教育文化价值。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南京大屠杀，历史永远翻过了那惨痛的一页。我们今天展示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去展示历史，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和平的生存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和谐的世界，各民族之间应该不要诉诸武力，而应该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因此，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设计理念中涵盖了“历史？和平”四个字，既充分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又把和平作为重要展示内容和建馆目的。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价值。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它们揭示的道理很浅显：国家不强，老百姓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国防不强，就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每年12月13日拉响防空警报、悼念遇难同胞、举行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活动。南京从1994年在全国率先举行这一活动，至今已形成独特的文化活动模式。目前，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成为北京中关村中学、西安交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全国100多所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基地，特别是上海市西中学等上海市的10多所重点高中，均将遇难同胞纪念馆列为每年必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四、乐做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认知有“三段论”，起初主要来自于祖辈的讲述。
我的爷爷1937年时曾经在南京新街口的银行工作过，这家银行现在仍在南京闹市区新街口原样保存着。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那家银行里拿退休工资。爷爷曾告诉我，南京大屠杀时，他从银行跑回老家南京市郊区六合县，该县位于长江的北面，一条长江保住了不少人的生命。但爷爷在回南京城内上班时，仍然看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尸体。他告诉我，当年大江（指长江）里漂着数不清的尸体，惨极了。他们银行所在地新街口，也有人被日本人杀死。
祖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与讲述，在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我在南京军区服役期间，有一位战友叫徐志耕，我读过他写的《南京大屠杀》报告文学后，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加深了我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了解。
1992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从南京市级机关的工作岗位，转换到遇难同胞纪念馆任职，从到新岗位工作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应当为这段历史尽心、尽职、尽责。
特别是自1993年5月我担任馆长以来的21年时间里，随着对这段历史了解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肩负的责任重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那么多人被杀，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怎样的惨案？”夜不能寐之际，我经常这样反问自己。
《南京大屠杀》报告文学作者徐志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一书中写道：“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正是源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没有想要得到什么永恒，我的确把守护南京大屠杀历史当作自己的一项崇高使命，当作一项重大的责任，无怨无悔地去做一些在别人眼里属于犯傻的事。
曾经有一位关系很铁的部队老战友对我说，这个年头大家都为钱为权而干，你却往历史故纸里钻，图个啥，真是犯傻劲。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遇难同胞纪念馆只有三亩三分地（意即当时占地面积只有33亩），不值得你花那么多心血去经营。更有人经常在公开场合讽刺挖苦我是大屠杀专家，是守灵人。
对此，我只是报以一笑。搞历史研究的人通常都知道，与历史长河相比，人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非常渺小。人的一生做不成几件事，如果我能够做一两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有个雪泥鸿爪，足也。雷锋说过，愿当革命的傻子。虽然我没有雷锋那样高尚的思想境界和觉悟，但我具有愿意犯傻的精神。
遇难同胞纪念馆虽然单位不大、空间有限，且无权无钱，但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责任重大，需要有人去担当、值守、发展与壮大。况且，要当好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多方面的才能、多方面的积累。有句古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争取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中出成果不是也很好吗？这份工作是异常重要的，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遇难者的慰藉。至于守灵人有什么不好，为南京的前辈守灵，为民族的历史守灵，为国家的重任守灵，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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