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给人以柔情，给夜晚以光明，漫漫夜空有明灯。
对光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是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离不开日月星辰的光亮。
与太阳和月亮相比，烛光显得十分渺小，微不足道。但它却与人的情感联系得更紧密，人们往往用烛光构成一种意境，表达一种情感，寄托一片哀思。
在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着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杀人墙前的烛光、美国浩劫博物馆祭堂里的烛光、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儿童展厅里的烛光、日本广岛和平祈念馆等处无数跃动的烛光……烛光祭也契合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在寺庙里上香点烛、灵堂上燃烛祭奠的习俗司空见惯，在民间延续了起码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如今虽然照明已经电气化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倦弃蜡烛，因为它有温馨的光、滚烫的热、摇曳的姿态、沉静的心灵……我得承认，本人对烛光别有一番情愫。
一、影视开拍举行烛光祭祀
1994年12月13日，注定在南京历史上会留下一页。是日上午，南京城首次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海内外媒体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
然而，人们的祭奠并没有因此结束。
天色渐暗，一缕残阳映照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上空。一路路人马陆续向悼念广场聚集，社会群众身着深色衣服，医务系统清一色的白衣似雪，宗教人士的一身黄色长袍法衣，青少年学生则是整齐划一的校服……在江苏电视台编导陈辉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将近三千人有条不紊地聚集在电视片《南京大屠杀》开拍仪式的现场，他们每人手捧着一枝红烛。
在他们当中，有57年前惨遭侵华日军蹂躏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来自海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100多名医务工作者，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有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有南京市部分学校的数百名中小学生，还有南京市部分企业界的数百名青年职工代表。
1994年12月13日，南京各界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烛光祭奠”活动，南京医务工作者手捧蜡烛步入墓地广场。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大地一片沉寂。在场的3000人点燃了手中的烛光，顿时天地间一片光亮。
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手中的红烛，依次有序地从镌刻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遇难者300000”石墙前走过，穿过象征着坟墓的屋顶平台，走向墓地广场，面向广场上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站立，3000盏红烛放射出一缕缕红光，在夜幕中格外醒目。
突然间，我想起了诗人杨余生的那首诗：“我用沉痛的哀思，我用满腔的悲愤，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点燃起凭吊的烛光。”
呈方形结构的屋顶平台上，放置着一张桌子，上面等距离地安放着三支特制的高大红烛，直径约8公分，高度约80公分，被点亮后特别地显眼。
三支红烛在晚风中摇曳，隔着空灵的但铺满鹅卵石的偌大广场，呼应着广场对面的3000人士、3000红烛，意境尤为深沉。
我应邀在平台上致悼念词。面对眼前三支高大的红烛，面对着3000名手持红烛的各界人士，面对着遇难同胞的亡灵，我是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致辞的。
江苏省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李江红宣读了由军旅作家、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徐志耕先生撰写的祭文，这份饱含深情的文字，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我相信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现场的气氛所震撼、所感动、所启迪。白发苍苍幸存者老人手中的烛光，映照着那一张张布满岁月伤痕的脸庞；孩子们手中的烛光，照耀着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庞；宗教人士手中的烛光，衬托着那一张张信奉上帝虔诚的脸庞。
最后，大家将手中的红烛摆放在墓地广场鹅卵石上，立即形成了一个烛光的世界，照亮了南京大屠杀遗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景其境，至今想起来还有几分激动。
这项活动是由江苏电视台和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的，是南京大屠杀57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烛光祭奠。
当天除江苏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开拍外，另外还有两场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视片举行了开拍仪式，在此一并做个介绍。
最先举行开拍仪式的是南京电视台。是日上午11时许，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57周年仪式刚结束，参加集会的人群才离馆，南京电视台紧接着组织了450名胸前戴着白花的中小学生，面对着镌刻有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石墙，举行了人数不多但甚为隆重的电视片开拍仪式。
天空突然纷纷扬扬地洒下了牛毛细雨，冷风萧瑟，好像遇难者落下的眼泪，又好像是天公在意人们沉重的情感。
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惠庭，南京有线电视台台长梁立成等领导到了现场，我也有幸被邀请参与开拍仪式。
我们每人拉着一位少年儿童的小手，在石墙前恭恭敬敬地低头默哀、俯首鞠躬，然后走向一级级石阶，步入铺满鹅卵石的墓地广场。整个过程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作为这部影视片内容的一部分。
这部电视纪录片最终取名为《历史的见证—南京大屠杀》，由我和《江苏戏剧》杂志主编徐永伦担任剧本编剧，编导为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吴建宁。在拍摄的过程中，摄制组专门去台湾采访孙元良，拍摄“百人斩”军刀。
下午，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又举行了吴子牛执导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的开机仪式。
从事电影艺术的人擅长创意，祭酒是开拍仪式的最大亮点。令人惊奇的是，剧组弄来个外表为草绿色、高度有一米、直径大约80公分的大酒缸，中间贴上个大大的“祭”字，把它放在馆内镌刻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遇难者300000”石墙前面，缸里整整倒进去50瓶白酒，然后找来了一大摞粗瓷白碗，据说开机前要先祭奠，否则是拍不好这部电影的。
吴子牛先生双手捧起一碗酒，高高地举过头顶，口中喃喃自语进行祷告，声音低沉而凝重。他说，在我们的脚下有30多万亡灵的尸骨，此时此地，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
看见吴子牛那因激动而哽咽语塞的虔诚样子，他的形象顿时在我眼中高大起来。
何为艺术家的良知？我觉得，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就是一种为守护国家和民族历史尽责的行动。
吴子牛用颤抖的声音，将电影《南京大屠杀》片尾的三句话献给了在场的每一位人士：“1937年12月，日本法西斯一个多月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今的南京城已经拥有547万人口！”
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在旅美华人作曲家谭盾特邀为影片而作的乐曲《九曲》的哀婉声中，参加电影开拍仪式的国家广电部电影局、中影合拍公司、台湾龙祥公司等所有海内外来宾和剧组主创人员向30多万遇难同胞默哀、敬献花圈，然后每人手捧盛满酒的瓷碗，依次洒酒以祭奠亡灵。
中影合拍公司总经理郑全刚表示：“这次开拍是对南京30多万死难亡灵的再次超度，希望海峡两岸的电影工作者携手合作，拍出一部震惊影坛的好作品，献给南京这座美丽、英雄的城市，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
男主角是台湾著名演员秦汉。他的父亲就是当年守卫南京城中华门的孙元良将军，孙将军当时任中国守军第七十二军兼八十八师师长。秦汉在仪式上说：“我相信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拍出一部真实而感人的作品来告慰在这里被杀害的遇难同胞。”
年轻漂亮的女主角是台湾演员刘若英。她带领两名儿童，向遇难同胞祭了一碗酒，并在石墙前各自放飞了一羽白色的和平鸽。
我应吴子牛的邀请写了一篇《祭酒词》，其理由是他认为我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了解，对遇难同胞应该是最有感情。我推脱不过，只好勉为其难。
但是，到了现场，这位大导演临时改变了态度，非得要我自己在开拍仪式上宣读，说是我的身份特殊，读起来更有味道，更有代表性。
执拗不过吴子牛，恭敬不如从命，我斗胆并深情地在仪式上念了自己写的这首小诗，题目是《世界需要和平》：祭—57年前被侵华日军屠杀的同胞，30多万个不死的魂灵！
因为我们无法忘记57年前的今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屠城。
野蛮！凶残！！兽性！！！
血腥暴行令整个世界震惊。
试问：
我们的士兵守卫自己的家园何罪之有？
我们的百姓耕种自己的土地何罪之有？
我们的老人、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孩子何罪之有？
30多万具身躯倒下了，
留下了4万万双愤怒的眼睛。
为了给血的历史证明，
为了30多万不屈的冤魂。
因为当今日本有人要抹杀这段历史，因为今天中国也有人忘记了这段历史。
有人胡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有人竟把历史的血债遗忘殆尽。
有些东西可以忘记，
但一个民族的血泪史绝不能忘记，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带着对侵略者的愤恨，
怀着对遇难者的悼念。
来宾们、先生们、朋友们，
请把酒轻轻地、轻轻地洒向—
这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这浸有1200吨人血的土地。
让我们共同种下一个心愿吧：
人类不要战争，
世界需要和平。
这首小诗被《金陵晚报》等多家报纸刊登，后来在2001年4月被南京市作家协会收进了《不屈的城墙—献给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诗集中。这部书籍由沈阳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诗集。我的这首小诗迄今还被南京和乐团，作为配乐诗朗诵的作品，每年向社会各界人士演出大约100场次。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三部《南京大屠杀》同名影视片（虽然当时是暂定名），陆续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举行开拍仪式，恐怕没有哪个单位有过这样的盛况，这也说明了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热情开始升高。
这一天从早到晚，连续的仪式、活动使我们纪念馆人忙碌得不可开交。
仿佛记得，那天的天气十分地寒冷，可人们的心头却是热乎乎的。
江苏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开拍仪式中的烛光祭祀，是三场开拍仪式中人数最多、场面最大、举行时间最晚、特色最为明显的活动。
烛光祭祀结束后，工作人员为了场馆的安全，建议把烛光迅速熄灭了，我却有点舍不得，对他们说，再等等，让烛光多亮一会儿。
望着风中晃动的点点烛光，我一下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我真的累坏了。
那天从早晨开始，我一直在忙碌，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时间进去一次。
一天内四场大型活动，我都全过程地参与，连轴转地协办。操心费力不说，仅跑来跑去的路程，可能也有十多公里。
其实，我这个人的身体一直是挺结实的，从未生病住过医院，属于能扛能拖的那种人。这次是我担任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一职后，第一次被累垮了。
同事们要扶我起来，我却不想动，想在那里歇一歇，想在那里坐一坐，想多看会儿满地的烛光。
我就这么坐着，看着；坐着，想着。那闪动的烛光是不是遇难者的灵魂之火？那流淌的烛泪是不是遇难者的眼泪？就这样，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广场烛光、烛光广场已经牢牢融化在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
由江苏电视台拍摄的，最终定名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的电视片，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大奖。作为该片的历史顾问，我还是尽了绵薄之力的。由南京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获得1995年度中国学术奖二等奖，1996年获得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两部同一天同一地点开拍的同一主题电视片，后来均获得了全国大奖，实在是不简单、不容易，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和奉献，在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也因此获得了殊荣。例如，江苏省电视台负责这部片子拍摄的编导陈辉，后来得到提拔和重用，当上了该台的副台长。而南京电视台负责该片拍摄的编导吴建宁，被评上南京市首届文化名人。
围绕南京大屠杀主题而创作和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得到全国大奖并且陆续被提拔、被重用、受好评的绝不仅仅是他们两位。如《南京日报》的记者丁邦杰，因报道采访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录像片新闻，被评为中国新闻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后被提拔为南京报业集团《金陵晚报》副总编辑；新华日报记者金伟忻，因跟随遇难同胞纪念馆到美国办展，写了不少重点文章，后来被提拔为中国江苏网总编辑；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蔡玉高，因为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今年刚被提拔为该分社副总编，成为整个新华总社最年轻的分社领导。
当然，关于报道南京大屠杀获得各种奖励的记者，远不止上述几例。用新华社江苏分社原副总编、老资格的记者徐机玲的话来说，多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是个新闻源。
二、五万市民的烛光巡游
2002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5周年悼念活动在纪念馆里举行，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罗志军同志在集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悼念遇难同胞，就是为了警策世人，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南京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了痛悼遇难同胞、呼吁世界和平，当天下午，人们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再次集聚。
李秀英、夏淑琴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来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幸存者王之民老人；日本、美国、加拿大的国际友人来了，他们中间也有林伯耀、林同春等爱国老华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晓庄学院的同学们来了，跟随着他们的有不少自发参与的老师；还有机关干部代表来了，社区居民代表来了……悼念广场上空，《安魂曲》低徊，轻揪着人们柔软而悲悯的心。
天色逐渐暗淡了下来，一盏盏红烛在大家手中渐次亮了起来。烛光在晚风中微微闪动着，像一颗颗颤栗的心。
人们首先向30多万遇难同胞集体默哀，致以沉痛的悼念之情。
下午5时30分，由千人组成的烛光巡游队伍，开始步出遇难同胞纪念馆大门，走向水西门大街。
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10位少女，她们手持一条印有“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的蓝底白字的横幅，沿着大街缓缓前行。
在巡行队伍中，坐在轮椅上的李秀英老人沉静安祥。当年，她为反抗日军施暴，被日本兵刺了37刀。今天，老人说出了最想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其他白发老人们相互搀扶着，仍然不忘记手中的烛灯。
2002年12月13日，在南京水西门大街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烛光巡祭。
复旦大学的教授赵建民老先生，专门从上海赶来参加巡游。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潮流。呼唤和维护和平，就是要防止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野蛮践踏人权、实行军事恐怖统治的历史悲剧重演，就是要批驳否认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
在巡游队伍中，一位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的老外格外显眼。他名叫Tony，来自新西兰，在南京某学校担任英语教师。他从报纸上得知南京要举办这次活动后，踊跃报名参加这个游行集会。Tony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人类罕见的国际恐怖事件，他希望通过巡游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反对战争、反对恐怖、反对暴力，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
美国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吕建琳在队伍中边走边说：“悼念30多万遇难同胞，心中非常难过。参加巡游，感慨万千。和平友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深刻反省、尊重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基础上。”
日本福冈县江苏省民间友好交流团，打出了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东铁路工会的97名员工来到了现场，参加了烛光巡游。每年的12月13日，该组织都会派员参加南京和平集会，已经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过。那天，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绝不忘记65年前的南京大屠杀，绝不忘记中国人民的愤怒和痛哭”。
来自熊本县的日本留学生樱井忍，手捧着用紫金草花瓣做成的两个大大的汉字“和平”玻璃镜框，走在巡游队伍里显得非常地突出。她的身旁，另一位日本青年人则高举着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匾牌。
白发苍苍的老华侨林伯耀先生和日本铭心会访华团团长松冈环女士，两人共同拉着一面印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红色旗帜，上面签满了日本友人的名字。林先生说，这次巡游把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传达给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很有意义。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巡游队伍中有人高唱起国歌。“这是《义勇军进行曲》”，巡游队伍中，来自台湾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王之民老先生说，“在台湾，我们也唱。”
在长长的烛光队伍中，来自台湾的马鑑一博士和芦懿娟夫妇牵着9岁的女儿，手举着三盏烛灯，一同在大街上巡游。他们是专程自费来参加这项悼念活动的。芦女士声音柔软，但语气坚定地说：“日本教科书要抹杀这段给南京人民、中国人民带来刻骨铭心的历史，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气愤。之所以要带女儿来参加，就是想要她不忘这段历史，从小懂得爱好和平。”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作了如下生动的现场报道：“1000人的队伍，1000盏烛光灯，在宽敞的水西门大街上，缓缓行进；2500米的长路，45分钟的路程，一步步踏得凝重。风轻了，心重着，30多万无辜的亡灵啊，我们用烛光祭奠您；夜黑了，心亮着，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5周年的这个寒冬，我们用烛光呼唤和平。”
《新华日报》的顾雷鸣、俞巧云、耿联、王晓映等四位记者，联合采访发表了一篇题为《烛光祭》的特写，开头有这么一段文字：寒冬早来的夜色仿佛庄重的黑色幕帷。13日下午5：30，一支由南京各界人士、海外同胞和国际友人1000多人组成的“烛光祭”巡游队伍，从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出发，缓缓走上水西门大街。这个夜晚，呜咽般的《安魂曲》从南京西部扩散开去，1000多盏红色小灯汇成血色之光，烛照着南京人65年来的疼痛记忆。
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默默向前进的烛光巡游队伍行注目礼。水西门大街的双向车道临时管制变成单向车道，许多车子不走了，停在半路上观看。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市民们自发地加入巡游队伍，有人自称特意从新庄打的过来。游行的队伍不断地扩大规模，人数急剧增长。年轻的学子、青年夫妇、扶老携幼的家庭，越来越多的南京人自发地加入，游行的队伍演变为人潮，又由人潮演变为人海。
沿途自发参与和平大巡游的南京市民有5万余人，他们从商店里买的都是白色蜡烛，而从遇难同胞纪念馆出发的千人队伍配置的是红蜡烛。于是，红烛方阵的后面，跟随着一条长长的白烛方阵。
烛光巡游的终点是莫愁湖边上的一处小广场。小广场正对水西门大街的入口处，立着一块披着红绸布的大石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李秀英揭下了绸布，显露出上面的“和平广场”四个大字。
人们纷纷将一路捧来、悉心呵护的蜡烛，放在和平广场上。顿时，这里一片光明。
和平广场的正中间，一只大鼎内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红彤彤的火苗散发出耀眼光芒，照亮了夜空。
沿湖水边放置着65架钢琴，每架钢琴上摆放着一朵小白花。65名少男少女们一齐奏响了《和平颂》，乐曲声汇集了人们对亡灵的缅怀、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祝愿。动人的乐曲萦绕在广场上空，回响在天地之间，在夜幕中传得很远很远……5名白衣少女齐声朗诵，代表了在场数万名南京市民的心声：“65年前，30万同胞用鲜血写下了永远翻不过去的一页历史。……今晚，我们在烛光下祭奠，不仅是抚摸历史的伤痛，更是为了呼唤永久的和平。”
2002年12月13日晚的烛光巡游，是我工作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组织活动之一，更是我人生中最为激动心灵的珍贵记忆。直至今天，十多年前激流涌荡的烛光海洋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而筹备组织巡游的幕后故事，同样也常常盘旋在心头—举办烛光巡游活动的灵感产生于日本，我曾多次受日本和平人士邀请赴日，在东京大阪、广岛等城市参加过游行活动。我与伙伴们手举标语横幅一路宣扬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曾与日本右翼势力狭路相逢时振臂高呼、针锋相对。我认为游行形式现场气氛热烈、群众性参与性强、影响辐射面广，但是我在中国还没有参加过，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不同。
我是个有闯劲的人，凡事都想试试，尤其是新鲜的别人没有干过的事。
找谁帮助实现呢？我想到了一位战友。
这位战友与我都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当过兵，服役时间长达20年。在部队的时候，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有只篮球队就挂设在我所在的部队里。
他爱好打篮球，经常来我们部队切磋球艺，锻炼身体。一来二往，彼此间熟悉了。
后来，这位战友和我都转业到南京市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市政府办公厅，我则到了南京市委宣传部。
再后来，这位战友走上了地方政府领导岗位，先在南京市白下区当区长，后又调任建邺区委当书记，而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江东门，就在建邺区范围内。
那一天，我突然接到建邺区委办公室主任的电话，说他们新来的区委书记要来拜访我。
我正要问新来的书记是谁时，这位战友已经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他笑着敲敲门说：“老朱啊，你不欢迎我吗？”
我连忙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说，阁下来当书记，太好了，今后请多关照！
这位书记对我说，你这个岗位十分重要，今后有什么要我们建邺区支持的，你不要客气，尽管打电话给我。
话虽如此，我还真的没有打扰过这位书记。这一次，我想找他试一试。
当我在电话里说清楚想法后，这位书记快人快语，对我说，我们区委新来了位宣传部长卜宇，我请他在10分钟内到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你详细谈谈，看我们怎么帮助你。
真没有想到，这位书记会这样的相信我、支持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竟然神奇般地实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建邺区委与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起，联合行文请示南京市委，要求组织巡游活动。我不知道的是，这位书记与市委、市政府哪些领导同志汇报过，并最终说服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我们组织游行活动，个中一定费了不少精力，因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说心里话，至今我还对这位书记心存感激之情。
卜宇部长与我也是老相识、老朋友了。前些年，我在市委宣传部，他在市委办公厅，经常工作中有接触、有合作、有交流。我知道，他是个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
卜部长接下了区委书记交办的任务，特别是在市里有关方面正式同意组织活动后，多次来馆与我商量，尤其是在现场感策划上动了不少脑筋。比如，他将从纪念馆至和平广场总长约2500米的水西门大街两旁，布置了鲜花，插上一些与祭奠主题相关的标语，并沿途拉上电线，临时安装了许多个小喇叭，用以播放《安魂曲》。
卜部长还鬼使神差般地弄来了65部钢琴。据说，他把南京艺术学院、南京晓庄学院艺术系等高校的钢琴，还有一些乐器专卖店的钢琴，都设法借了过来，并借用了共建部队的军用卡车运输。这些钢琴，不仅数量多，体积大，而且娇气，搬起来还真的有点不容易。
卜宇精心设计并订制了巡游者手中的灯。考虑到香烛会流泪，烛泪会烫手，还有巡游路程相对较长，加之晚风习习，容易吹灭灯光，所以专门订制成一盏盏透明的玻璃小碗，将红烛放置在中间。这种人性化的考量，在巡游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卜部长又弄来一块高达2.5米、宽约1.2米的大石头，镌刻上“和平广场”四个大字，描上红漆，立在巡游的终点—莫愁湖公园门口右侧，使得活动主题更加突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到了那天下午3时，我突然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电话，时任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把我叫了去，说市公安局报告市委，因和平广场周围有房屋拆迁户，公开悬挂出了不少条标语，矛盾较大，建议取消巡游活动。
我知道王部长处事干练，考虑缜密，并对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一向是关心和支持的。此前的巡游活动筹备阶段，一直得到她的充分肯定和帮助。
可以说，没有她的鼎力支持，这项活动根本不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和同意，也不会筹办到这个地步。但作为市委领导同志，统筹考虑大局是必要的，毕竟社会稳定是大事，活动过程中的安全更是要慎之又慎的。
王部长与我商量：成山同志，如果现在取消这些活动行不行？
我回答说：不行！因为有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国际友人在场，有许多国内外的记者在场，还有各界群众在场。如果取消，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王部长肯定我的说法：你说得对，绝对不能取消。我们再等等看吧！
正在此时，市委主要领导打电话给王部长，询问巡游的有关情况。王部长坚持按原定方案举办活动，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与支持。
王部长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成山，你赶快去组织活动，我马上也会到巡游活动现场去。
我立即离开市委大院赶回到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此时，巡游的队伍已经集合整齐，人们手里的红烛已经点亮，我像是步入了一个灯的海洋，场面非常壮观。
我一看手表，预定的巡游时间已到，遂即通过麦克风，代表巡游活动的主办单位，向参加此项活动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然后，我正式向众人宣布：“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65周年烛光巡游活动，现在开始。”
立即，巡游队伍像水银泻地般的涌动了起来，一条由烛光组成的长龙出现在水西门大街上。
我走在队伍最前列的边上，心里非常紧张。当时的我，像个护卫，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只通话机，准备随时汇报情况，随时准备调动力量，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有组织的1000多人巡游队伍，人数因群众自发加入变得越来越多。许多市民把自己从商店里买来了白色的蜡烛点亮后举在手里，默默地跟随着巡游队伍行进。据南京市公安局事后的估计，那晚参加烛光巡游活动的群众有5万人之多。
这是我们这些活动策划人、主办者，事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场面，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
更为出乎预料的是，那么大规模的巡游队伍，非常有序，非常安静，非常有素养。周边正在闹纠纷的拆迁户们，也没有借此机会闹事。
一切平安，一切顺利，一切很圆满。
这件事说明，南京老百姓的觉悟绝对不能低估。有人事后这样说，借悼念遇难同胞的活动闹事，一定会触犯众怒，受到大家指责的。
也有人曾这样议论过，凡是关心遇难同胞纪念馆建设，为遇难同胞做过善事的领导，后来都会得到提拔和重用。
我不太赞同这些人的言论，我认为上述领导职务的升迁，与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一点我还是赞同的，尊重死者，既是尊重生者；敬畏历史，就会敬重当下。一个对惨遭外族杀害的遇难同胞都不知道尊重的领导，不可能敬重人民群众。
三、守灵仪式上的烛光祭
自从1994年开始举办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后，每年的12月12日晚，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会自觉留在馆内加班，分头准备第二天13日的大型活动。有时忙得太晚了，干脆就不回家，留在馆里过夜，权当为遇难同胞守灵了。
就这样，经过几年的时间，竟然就成了遇难同胞纪念馆一项不成文的约定：每年的12月12日晚，纪念馆人为遇难同胞守灵。我索性将它设计成为每年地方性公祭前夜的一项小小仪式，一项由纪念馆人自己关起门来搞的小仪式。
后来，我将这项仪式公开了，不仅向媒体公开，而且邀请海内外和平人士参加，邀请中日佛教人士参加，成为一项有意义、有特色的系列活动之一。
2009年12月12日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公园内举行放和平灯仪式。
我讲的有意义，主要是指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情感而言；我讲的有特色，则是指在守灵仪式上的烛光祭。
最早的守灵仪式烛光祭活动，是从2009年12月12日晚开始的，至今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说句实在话，我担任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以来，策划和组织过名目繁多的各种活动，其数量和场面难以统计，如果将大大小小的各项活动加在一起，粗略地估计一下，应该有近千场次。在这些活动中，与悼念主题贴切且最有画面感的，应该还是烛光祭。
2009年12月，是一个冬雨绵绵的季节。12日的寒夜，天空着飘忽着小雨。那晚的活动是由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共同主办的，地点选为馆内和平公园里的水上舞台。舞台当中有一块巨型木质台板，长、宽均为3米，中间用红色的蜡烛组成了“和平”两个大字，正等待着人们去点燃它。
我们从附近的江东门小学、南湖小学等学校，请来了1000名小学生，孩子们用稚嫩的双手，共同点燃了1000支香烛。
参加那晚活动的有来自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克里斯蒂安·奥乐克斯（KrystynaOleksy）以及该馆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阿莉洽·比亚莱卡（AlicjaBialecka），来自美国旧金山浩劫博物馆馆长熊玮，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列国远，来自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的铃木征四郎、细江佐荣、伊藤有希、麻生启太、松本佑信、杉江理、今枝琉璃、兔泽和广等日本朋友，还有来自香港、台湾的爱国人士陈君实夫妇等等。
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友人，一个接着一个走上和平舞台，手里拿着一只有2米长的火把，用熊熊燃烧的火苗，去点燃舞台中间的“和平”红烛，共同用和平的烛光，照亮夜空，照亮世界。
那晚天气不甚理想，最受考验的是1000名小学生。他们穿着白色的塑料雨衣站在雨中，点亮手中的蜡烛并不容易，把烛碗放到水池中显得更不容易，但他们用小手护着烛光，小脸庞非常凝重，在雨中更显得感人。
不少参与活动的家长当场说，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住。
到场的许多中外记者纷纷用摄像机、照相机拍摄下来这些可爱的孩子形象，拍摄下那感人的一幕幕。
2009年12月12日烛光祭上，作者与海内外友人共同点燃和平烛。
第二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悼念日，许多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烛光祭的新闻和特大的照片。
那天的《金陵晚报》第二版上，也刊登了我在烛光仪式上宣读的一首小诗，题目是《让我们把和平的烛光点亮、点亮、点亮》：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我们都带着一个共同的愿望，
海内外宾客与南京市民一起，
专程来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遗址上。
用心中的灯去点燃手上的香烛，
请用你们的一片诚意，
去把“万人坑”前的烛光点亮、点亮、点亮！
用它去照亮历史，
去除邪恶，
愿他们能早日安息在天堂。
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我们相邀海内外的友人们，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请来自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请来自美国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的外国友人，请来自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的日本朋友，请来自香港、台湾的爱国人士，来宾们，请用你们的深情厚谊，去把和平舞台上的烛光点亮、点亮、点亮！
用它来照亮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反对战争与恐怖，反对暴力与邪恶，让地球到处充满着和谐之光。
这是一个满怀希望的夜晚，我们从南京河西新城，请来了1000位小朋友，一道站在了和平公园的花坛之上。
孩子们—请用你们稚嫩的小手，去把象征未来和平的烛光点亮、点亮、点亮！
永远沐浴着和平的阳光。
我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只要是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干下去，无怨无悔。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我把守灵仪式烛光祭列入每年“12·13”系列活动方案之中，同步策划，同步安排，同步实施。
2010年12月12日，我们将烛光祭换了个场所，改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处的悼念广场进行。
感谢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扩建工程的建筑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长何镜堂院士，他主持设计建造出呈船头造型的一级级台阶。第二次烛光祭的活动场地，就选定在这里。
侯曙光副馆长和唐传贵、陈登凤处长，领着讲解员、保洁员、保安等一大批人，从下午3时开始，沿石阶摆放红烛，横竖对齐，高低错落，摆了近3个小时才摆完3000只红烛，形成了很大的阵势，非常壮观。
此次仪式是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他们组织并请来了3000名青少年参与。每次这样的活动，孩子们总是主力军，让他们在参与活动中接受历史的教育是活动的初衷。
晚上6时，烛光祭仪式开始前，从日本广岛来的韩国朴曜子女士跳起了和平舞。只见她一袭白色长裙坠地，手里拿着一支大毛笔，围绕着地上的一张白纸翩翩起舞，然后在旋转舞动中落笔写字，一舞一笔，一笔一舞，最终写成了“和平”两个大字，赢得了众多掌声。我本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以这种方式舞蹈，以这种方式写字，以这种方式祈祷和平。
在低徊的《安魂曲》中，广场的烛光被点燃了。来宾们和孩子们一起，每人手捧着一只烛光，排成长龙队伍，依次将手中的烛光灯，放置在台阶前的烛光阵中，使得烛光越放越多，越多越亮，空旷的广场上，形成了灯的海洋、灯的船头，照亮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夜，照亮人们的心田。
有些事，只有做了，你才会感到有必要，才会感到有意义，才会感到累有所值。
那晚，我看到那一片动人的烛光，看到那么多人士热情的参与，心里非常高兴，所有的劳累一扫而光。
我生肖属马，并且是晨时出生的马。小时候，母亲就常说，晨时的马是要上路的马，是劳碌命，一辈子只知道在路上奔驰，不会停歇，不愿停歇，也不知劳累。
不怕劳累成为我的性格，也的确助我做成了不少事情。回想我的人生经历，不管在部队里，还是在宣传部机关，特别是到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后，我一直是坚信有为才有位的理念，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哲理，最看不起投机取巧之人，最看不起遇到困难绕道走之人。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平庸也是一种恶，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在烛光祭活动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难题其实不少，麻烦也不少，劳神费力，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去做，完全是我们的自觉和主动。
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催促着我们，将烛光祭活动持续不断地办下去，形成一个新的品牌效应。
2011年12月12日晚，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第三次举办烛光祭活动。这一年的烛光祭的地点，选择在馆内的祭场举行，并且与守灵仪式同步，而往年我们通常是在烛光祭活动完成后，才移步到祭场或者万人坑遗址内部，举办为遇难同胞的守灵仪式。
在祭场举办仪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名称相符，祭场进行祭祀仪式，再贴切不过；其次是祭场是个围合的空间，有长明火把台，毗邻“万人坑”遗址，容易出气氛；第三，祭场迎面的高大黑色花岗岩石墙中间，有一个直径为4米的白色花圈，可以为仪式所用；第四，这里有四角铜鼎，便于上香。
在这里举办仪式不利的条件是，没有任何灯光，周围一片黑暗，不太好布置仪式现场。为此，我们提前商量，派人爬上屋顶，将会标挂在高大黑色花岗岩石墙的上端，又在祭场的另一侧，加装一盏舞台上用的追光灯，一束光线射在中间的巨大花圈上，其余光照亮现场，加上长明火的微弱光亮，一强一弱的灯光效果，使得现场有着别样的气氛。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员工们又在长明火把台四周的黑色花岗岩上，用烛光灯布置成“12·13”字样，与中间跳动的长明火，形成了互动的效果。
此次烛光祭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把守灵仪式与烛光祭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中日两国僧人在现场诵经超度亡灵的程序。
首先，来自南京毗卢寺的一群僧侣，在身穿红色袈裟的大和尚传义法师带领下，为遇难同胞的亡灵诵经。接着，来自日本东本愿寺佛教研究所的山内小夜子等日本僧侣们，用日语颂经，为遇难者超度亡灵。最后，所有的参与仪式人员，包括青少年学生，一起将手中的香烛，放置在祭场的碎石上，形成一片光亮，它们陪伴着象征遇难者的长明火，照亮“万人坑”遗址旁的夜空。
烛光祭活动，在连续三年换了三处地方举办后，终于有了一处固定的地点，此后在祭场举行烛光祭仪式形成了一个惯例。守灵仪式上的烛光祭活动，成为“12·13”系列活动的一个品牌项目，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也留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史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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