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在这一天祭扫坟茔、缅怀先人，在细雨霏霏与草木新绿的时节里洒下生离死别的悲伤泪。

    清明祭祀之所以能够引起国人重视，一是寄托哀思，二是与先人相感。

    在中国或者说在华人眼里，祭祀先人是和孝道绑定在一起的。若是不参加祭祖，就是一个不孝顺的人，一个忘记祖先的人。

    扫墓时，人们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修整坟墓，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了，知道此坟尚有后人，然后叩头行礼祭拜。

    每年清明节，位于南京城西的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馆都会迎来了众多参观者和祭拜者。南京挹江门、清凉山、煤炭港、北极阁、中山码头等各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也有许多人前往祭奠。人们在深情缅怀被侵略战争夺去生命的遇难者之际，更加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

    一、为遗属们建一座“哭墙”

    “哭墙”，原指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小石块筑成。

    “哭墙”是犹太教圣殿两度修建、两度被毁的痕迹，是犹太民族2000年来流离失所的精神家园，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所以被称为“哭墙”。

    我曾经两次到访过这座世界著名的墙前，费力地思考它的含义，琢磨它为何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现代社会，“哭墙”已经成为特殊的纪念性建筑形式，用于铭记灾难中的死难者。1982年，美国在华盛顿竖起了“越战哭墙”。20年后，这个国家又在纽约建立了“9·11哭墙”。中国唐山也建立起一座纪念墙，将24万地震死难者名字镌刻其上。

    我在想，不必计量悲痛有多深，不必比较灾难有多大，凡需民族为灾难歌哭之地，均应建起歌哭之墙。

    收集遇难者的名单并且为其建造名单墙的想法，是从我担任馆长后开始实施的。作为遇难同胞纪念馆来说，纪念的主体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从纪念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世界性同类型场馆来看，还是从尊重个体生命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有一座铭记遇难者名录的纪念墙。

    2009年4月4日，在“遇难同胞名单墙”前举行“清明节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亲人仪式”。

    为此，在我的极力呼吁下，终于使得1995年二期工程建设中遇难者名单墙成为一项主体工程项目。这座墙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齐康教授设计完成。

    齐康教授为此动了不少脑筋，画了很多稿草图，最后设计出一堵呈“直角（∟）形”、用灰白色花岗岩垒砌而成的厚重的高墙。这座“墙”的特点是中间各用三块平整的方形花岗岩石块，砌成对称性的两堵石柱，中间留有一条石缝，底部有一个石雕无字花圈。“墙”面是不规则的，凸凹不平，还有意识地留出不规则的石洞，透出墙后面的绿色，用齐老师的话说，这叫生命的绿色。

    这堵纪念墙是我们记住这场大灾难的最好载体。纪念碑可能表达荣耀，纪念墙只承载悲伤；博物馆可以展陈万物，纪念墙只凸显苦难；墓碑只记住一个或几个人，纪念墙将记住数以万计的罹难同胞。在大灾难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建起纪念碑以弘扬某种精神或意志，建起博物馆以再现某种形态和知识，建起墓碑以寄托思念与哀伤。但在这堵纪念墙前，这些曾经灿若星辰的灵魂，在每一个哀悼日都将被生者抚慰与触摸。

    因为纪念墙上铭刻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所以这堵纪念墙称之为“遇难同胞名单墙”。1995年12月初建成时，名单墙只有43米长，3.5米高，刻有3000个遇难者名字，象征被日军屠杀的30万同胞。2007年12月，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开放后，墙上的名单增加到了8244多个。2011年扩建新馆时，名单墙全长延伸至69.5米，高度仍然为3.5米，镌刻的名单共达到10311个。2013年又新镌刻107个名字，名单墙上共刻有10418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

    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遇难者名单搜集工作较为困难。名单墙上的姓名只是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部分，他们是30多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代表，他们是1937年南京遭受日本侵略和加害暴行的人证，是南京人苦难历史的沉痛记忆。我们将这些逝去的生命铭刻在墙上，确证他们曾经的存在，以示对每一个死难者的尊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墙，老百姓称之为“哭墙”。

    灰色花岗岩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让人感到非常压抑。这里举例其中的一部分：

    蔡宋氏，女，68岁，南京人，农民，遇难前家庭住址为集合村28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20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中，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蔡如松，男，19岁，南京人，学生，遇难前家庭住址为太仓巷26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

    蔡如耀，男，67岁，工人（铁路员工），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遇难地点为和平门站，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打死。

    蔡广发，男，53岁，南京人，农民，遇难前家庭住址为荷塘村13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遇难地点为荷塘村，遇难方式为被日军烧死，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蔡邗鑫，男，44岁，商贩（米店），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内的大方巷3号，遇难方式为被日军以机枪射杀。

    蔡富耀女儿，女，3个月大的婴儿，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汤山于右任别墅附近，遇难方式为被日军刀杀（刺杀）。

    卞庭志，男，遇难前家庭住址为南圩东村19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遇难地点为三鬼庄塘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用泥闷死。

    包延新，男，遇难前家庭住址为水西门盐码头，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水西门城门口，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打死。

    白庆元，男，阿訇，回族，遇难地点和原家庭住址为长乐路清真寺，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方式为因阻止日军强奸妇女被枪杀。

    艾仁林，男，33岁，遇难前家庭住址为江宁许巷村，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东流平家岗，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摔死。

    在上述举例中，最大年龄68岁，最小年龄才3个月，职业有工人、农民、商贩、阿訇、学生等，遇难的方式有枪杀、刀劈、火烧、摔打、奸杀、泥闷等。他们的不幸遇难，是法西斯分子暴行的记录，也是国家不强、老百姓生命得不到保障的例证。

    30多万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

    这些死难者的背后，是一个个曾经温暖的家庭。这些生命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戕害了，给其家庭留下的是永久的灾难和疼痛。遇难者需要悼念，遇难者遗属更需要去慰籍。

    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整理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名单墙的建立就是为了要以这种方式让人们铭记历史，悼念遇难同胞。每年清明节，名单墙前哀乐低徊、白花含悲。焚香、献花、跪拜，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亲人。每当看到遇难者的后人能够在清明等祭日时前来为死去的亲人送一束花、点一炷香，我的心中无比宽慰。

    我们将继续挖掘历史档案，深化遇难者名单的整理工作。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一位中华儿女悼念逝者，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

    二、每逢清明哭亲人

    这堵墙开始设计和施工时不叫哭墙，也不叫纪念墙，而称为遇难同胞名单墙。那么，为何成为“哭墙”了呢？

    因为许多遇难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长江，或者被抛入了水塘、水沟、水坑内，或者掩埋在“万人坑”内，多年来，他们的后人们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祭奠先人，遇难者名单墙建成后，他们对着“墙”上亲人们的名字祭拜，痛哭流泪，以寄托哀思。在他们的心中，这里有他们“亲人的亡灵”，这里就是他们的“祖坟”。所以，每到清明节，他们全家都会自发的、扶老携幼地来到这里凭吊一番，在遇难同胞名单墙前举行简单的祭奠仪式，悼念被那场战争无辜夺去生命的亲人和遇难同胞。对于他们而言，来此祭奠是无奈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被侵华日军血腥杀害的亲人葬于何处，惟有在这里才能找得到姓名，哭诉亲人。

    她，一位白发苍苍、手杵着拐棍的老奶奶，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板凳，清明节时坐在“墙”前，嚎啕大哭了一个上午，谁也劝说不住，谁也无法止住老人心中多年来的悲痛表达和宣泄，因为那墙上面有她逝去的丈夫和儿子的名录。

    他，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位电气高级工程师，名字叫张若富，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儿媳、女儿等全家人，来到“哭墙”前，痛哭流涕念了一篇献给二哥张若平的悼词，还用安徽的名酒古井贡酒洒在墙下。以前，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二哥是怎样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直到一位从台湾归来的老人告诉他，其二哥张若平当年是在南京挹江门附近，被日本人拿枪打死的。于是，他专程于清明节这一天，带领全家人来到遇难同胞名单墙进行哭诉。

    久而久之，遇难同胞名单墙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哭墙！

    一些幸存者每年清明都会聚集到这里，他们现在年岁很高了，有好几个是坐着轮椅来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侵华日军夺去了亲人的生命，伤痛伴随一生。70多年过去了，岁月还是无法带走那段惨痛的记忆。

    有一名叫佘子清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那场战争中，他的母亲惨遭日军杀害。他不知道母亲葬在哪里，因此，自遇难同胞名单墙建成后，每年清明他都会带上准备好的菊花到这里祭奠母亲和其他遇难同胞。他说，一走近这块土地，他的心就会发酸，有时还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每次祭奠仪式结束了，他却依然不愿离去。“每次都这样，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其实离开这里后，我的心情要好一些，但来了后却又舍不得走，也许是思念母亲吧。”

    佘子清说，与很多人相比，他其实是幸运的。毕竟有的人都不知道去何处祭奠家人，有的人全家老少一起被杀害，清明都无人来祭奠。

    2013年，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镌刻107个名字。清明节时，家住南京六合的阮定东一大早就赶了过来，他手抚摸着“哭墙”上不久前新刻的阮家田名字说：“我的爷爷阮家田是1937年12月13日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时被日军刺成重伤的，爷爷当时强忍着剧痛，紧紧地搂抱着还是婴儿的我，拼命爬上一条小船，过长江后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倒在了江边，被家里人抬回六合，不久后死亡的。我也捡回了一条命。爷爷的坟墓现还葬在六合新篁。

    听说今年他老人家的名字也上墙了，我们一家五代20多口人，清晨从六合赶到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为爷爷上炷香，祭奠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每年清明节，我的心情都变得异常的沉重。清明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再次提醒人们祭奠九泉下的遇难同胞们，不要忘记血腥的历史。前来祭扫的不仅有幸存者及遗属，还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各社区的市民们，乃至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参观者，他们在“哭墙”前摆满了鲜花、香烛、挽联。

    30多万遇难同胞们，只要哭墙还在，只要人们的心灵没有枯萎，你们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三、送花圈老人唐顺山

    虽然每年清明节遇难同胞纪念馆都要组织祭奠活动，摆放花圈。可是，仍有民间组织或个人送来一簇簇捧花、花环或花圈，以表达哀悼之情。

    自从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年建馆以来，每年清明节都有一位特殊的送花圈人。花圈是由他亲手做的，个大体重，他蹬着三轮车缓缓地从城东石门坎自己的家中送到城西水西门外，不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不顾路途遥远。花圈的白色挽联上，写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11个大字。

    南京沦陷时候，唐顺山23岁，在南京评事街“达源顺皮鞋店”当匠人。

    唐顺山有一个相对安全避难的地方，他躲在城北三牌楼校门口朋友车学财家里。他们将门板卸掉，并将门洞用砖头砌好，这样从外面看，它就像是一面普通的墙。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

    在日军侵占南京的第四天下午，唐顺山抖着胆子跑出门来看外面的局面。一到外面，唐顺山就后悔了，眼前就是一个人间地狱。随处可见男人、女人的尸体，甚至还有小孩和老人的尸体，大部分是被刺刀刺死的，鲜血溅得到处都是，唐顺山回忆那个恐怖的下午，就像是天上下了一场血雨。

    唐顺山遇见日本兵押送数百名难民去下关方向，与一位陌生的路人吓得藏进了路边的垃圾箱，并将稻草盖在自己的头上。由于又冷又怕，他俩浑身发抖，结果连垃圾箱也跟着抖起来。

    突然，盖在他们身上的稻草不见了，一名日本士兵出现在他俩的头顶上，并怒视着他们。唐顺山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名日本士兵已用军刀将他旁边的那个人的头砍了下来。鲜血从受害者的颈部喷出，那个士兵弯下身，就像是拿战利品那样，把人头拎起来。

    日本兵让唐顺山加入难民队伍，男女老幼像一群绵羊一样被驱赶着往黄泉路上走，街道两边散落着尸体。唐顺山感到非常悲伤，甚至觉得生不如死。

    有一名孕妇开始为性命而抵抗，她拼命地揪住一名企图将她拖出去强奸的日本士兵的衣服，恼羞成怒的日本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不仅拉出了她的肠子，还将蠕动的胎儿拉了出来。

    难民们被赶到被服厂内一口刚挖好的长方形土坑边，里面已经大约有60具中国人的尸体。日本人命令唐顺山和其他中国人在大坑的四周排队站好。接着，使唐顺山感到害怕的是，日本士兵开始了比赛，比赛看谁杀人杀得最快。1名士兵端着机枪在旁边警戒，随时准备将任何试图逃跑的人打倒，另外8名士兵两人一组，分成4组。每组的分工是一人用军刀砍头，另一人将头捡起，并扔在一起。这些中国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沉默无语、心惊胆战。他们的同胞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杀，数！杀，数！”唐顺山说道，并回忆着杀人的速度，日本人笑着，有一个人甚至在拍照，“毫无怜悯之心”。

    难民们一个接一个被砍入坑，哭爹又喊娘，其中有位受害者的尸体倒在唐顺山的肩膀上，在这一外力的作用下，唐顺山向后倒下，并与尸体一起掉到坑里。日军隔着尸体连戳五刀，唐顺山没有吭声，然后就昏了过去。

    后来，车家两兄弟到死人坑里找到了身受重伤的唐顺山，将他拖出来并送回家。在那天被杀死的数百人中，唐顺山是唯一的幸存者。

    唐顺山一提到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就义愤填膺：“日本军刀砍在身上的疤痕是抹杀不掉的。日本右翼分子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我们幸存者绝不答应。”

    正因为唐顺山人生这段特殊经历与南京大屠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每年清明都来遇难同胞纪念馆拜谒死难的同胞乡亲。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中有死难者的期待和希望。每次，他总要向围观的年轻人讲：“娃儿们，你们可要记住……”

    唐顺山生于1914年7月30日，死于2002年10月19日。生前是3503厂的退休工人，享年88岁。他每年坚持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送花圈的消息，曾经频频见诸于南京的媒体，成为一段动人的故事。

    四、特殊年份清明祭

    2014年的清明节，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众多市民和日本友好人士，照例齐聚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同胞名单墙的广场前，参加一年一度的“2014年清明祭”活动，祭奠亲人和30多万遇难同胞。

    在这些幸存者和遗属中，有一家祖孙几代人同来的、有坐着轮椅的、有拿着亲人照片的、也有手捧供品的，他们满含热泪，念叨着“哭墙”上亲人的名字，敬香献花、鞠躬、默哀，以此缅怀先人、祭奠亡灵。

    “哭墙”的中心，鲜花围就“奠”字，现场摆着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

    “哭墙”上部分死难者亲人的姓名旁边，都粘着一支支淡黄色的雏菊，这是幸存者和遗属们为亲人送上的哀思，也是这一天“哭墙”上最令人心碎的画面。参观的人们也在密密麻麻的遇难者姓名下面留下一束束菊花，以表哀悼。

    作者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2014年清明祭仪式上发言幸存者的队伍里有人们熟悉的夏淑琴、路洪才、常志强、伍正禧、向远松、杨翠英、马庭宝、佘子清等，大多年龄已逾八旬。

    上午10点，“清明祭”开始，路洪才老人作为幸存者代表发言。他声音沉重地说：“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母亲路夏氏、妹妹路小毛、外祖父夏老三、外祖母夏赵氏、二舅夏瑞、三舅夏端被日军杀害，当时自己只有5岁。每年清明节，很多在南京大屠杀中逝去亲人的遗属和幸存者前来祭扫。一看到刻在墙上的亲人名字，心情就难以平静。我们都是老人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亲手给亲人多上一炷香、多献一束花，祈祷他们安息。”

    “爸爸，我91岁了，身体很好，有5个重孙，爸爸，你安心吧！”头发全白的91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正禧老泪纵横。他颤颤巍巍走到“哭墙”前，凝望刻在石壁中家人的名字，缓缓上香，低头默哀。

    77年前，在侵华日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伍正禧有五位亲人遇害。“就在我前面，最后一排名字中，我家人都在上面。看到，我心里面就酸……”伍正禧哽咽不语。

    今年88岁的幸存者余昌祥献上鲜花：“头两年去过日本（作证言），还有很多日本右翼势力不认账，我有生之年，只要能动，都会来。”

    清明祭活动已进行了20年，今年更有特别的意义。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幸存者和遗属们十分拥护，非常感激，相互传递这一消息：“今年的清明节，是‘国家公祭日’确立后，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首场民间悼念活动。”

    85岁的夏淑琴出现在祭奠人群中，她是每年必到的幸存者。在那场血腥的屠杀中，夏淑琴家祖孙9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戮。2008年，因反诉日本右翼作者东中野修道侵权案胜诉，夏淑琴被称为“英勇的老人”。

    夏淑琴道出心中之言：“今年活动扩展（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后，祭奠活动规格晋升），心里无比愉快，但回忆从前，也十分难过，盼望让下一代记住历史。”

    2014年12月13日，将由国家层面举行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祭奠活动，这既是对死者生命权价值的承认和尊重，更是对死难者遗属和幸存者的精神慰藉。

    “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

    2014年清明节，是个不寻常的清明节，以30多万计的遇难同胞在九泉中一定听到了祭扫者们传来的消息—从此，不仅是南京一地在祭悼你们，而是以国家的名义在祭悼你们。

    遇难同胞们，日军的暴行虽然夺去了你们的生命，而你们以生命的代价，召唤着人类的良知与博爱，呼唤着文明与和平；你们以不容辩驳的事实告诫着世人，历史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你们的意愿将与祖国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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