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也震动了中国的缪斯们，她（他）们纷纷流下义愤、悲伤的泪水，以艺术为载体，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交响乐《和平颂》，电影《屠城血证》、《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诗歌集《不屈的城墙》，以及纪念馆内展示的大型艺术品：油画《屠·生·佛》，雕塑《家破人亡》、《冤魂的呐喊》等，都反映了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感，阐述了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呼唤了人类期盼世界和平的心声。
江苏省歌舞剧团、江苏省广播合唱团、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等中日两国文艺团体，多次在纪念活动现场演出。南京市话剧团连续多年选择在12月13日这一天，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演出话剧《沦陷》。艺术家们在南京大屠杀遗址现场演出，其实也是对遇难同胞祭拜的方式之一。值得自豪的是，有许多作品是由我参与组织、策划的，亲身经历过其创作过程，背后有一个个令人感怀的故事。
一、诗集《不屈的城墙》诞生记
2000年1月21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忽然电话通知《东史郎日记》案首席律师中北龙太郎，宣判东史郎终审败诉。日本司法当局又一次作出不顾史实、有失公正的判决。
消息传来，正值南京市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记得那天上午，我在馆里写好并发完“抗议信”和“声援信”后，回到市政协会场时，已是上午10时30分，大家感到很吃惊，因为我这个行伍出身的市政协委员，开会迟到绝不是我的风格，通常我都是提前到会的。
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冯亦同、市民乐团团长雷建功等委员，听完我的解释后坐不住了，大声疾呼说：“不是说要我们委员参政议政吗？这就是最大的政治，请市政协领导同志来，我们有话要说。”
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伯兴被请到了我们这个文化艺术界小组，来参加讨论，听取委员们的意见。讨论的主题从南京市的工作一下提升到国际话题，因为涉及南京大屠杀历史，大概与南京有关联，委员们群情激动，个个踊跃发言，且言辞恳切，对日本最高法院违背历史事实的判决表示强烈抗议。
与会报道的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传媒记者，特别是从北京应邀来南京报道的《人民政协报》记者闻讯后，纷纷来到我们的会场上听取委员们的发言，作现场采访。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各家媒体都竞相刊载了《南京市政协委员们抗议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的无理判决》的消息。《人民政协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用了大半个版的篇辐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看到该报刊登的这条消息后，还专门作了一段长长的批示。
自此起，东史郎败诉成为连续几天的“两会”委员和人大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会议结束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忘这个话题。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的不公正判决，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在思索：我们该做点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
差不多就在南京市“两会”闭幕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正在馆里忙碌着，突然接到冯亦同副主席打来的电话，说他此时正和雷建功团长在鼓楼大钟亭茶社，有要事相商，要我无论如何能去一下。
冯主席是我非常敬重的文学老前辈，不光诗文是我最喜爱和祟拜的，而且道德为人也是我的楷模。我搁下电话后，立即驱车赶往鼓楼。
在鼓楼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庭园，古色古香。因其园内有座亭子悬挂着一口600多年前（洪武二十一年九月）铸造的重约4.6万斤的大钟，称之为大钟亭。选择这么一个古朴典雅的地点聚首议事，我从心底不得不佩服文化人特有的品味和情趣。
《不屈的城墙》诗集封面
三人谈得很投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拍即合。大体是，东史郎的败诉，说明了人们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有责任作一些努力。
冯老提出他作为南京诗词协会的会长，愿意与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发动南京地区的诗人写诗，争取尽快编辑出版第一本南京大屠杀诗集。市作协的《征诗启事》发出后，短短一个半月，就收到70多位作者的120首诗作，赶在“12·13”纪念日来到之前编辑成一本集子。
这虽然是一本薄薄的小册了，但写下了我们心中神圣的爱与恨、悲与愤、情与仇；写下了我们对遇难亲人的哀思、对抗日将士的讴歌；写下了对过去和今天一切维护正义与和平事业的国际友人的敬意；写下了我们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一小撮招魂者的不共戴天；写下了我们城市的血泪历史、满腔怒火和不屈呼号；写下了为我们父辈所期待、后辈所嘱望的世纪之歌：苦难与奋斗、复兴与崛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奉献与憧憬……诗集收入了我所作的诗歌《世界需要和平》，我在诗中问道：我们的士兵守卫自己的家园何罪之有？
我们的百姓耕种自己的土地何罪之有？
我们的老人、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孩子何罪之有？
留下四万万双愤怒的眼睛。
诗集以江苏省作协主席海啸1996年所作的一篇文章：《南京，毋忘国耻—我们的建议》代序。在文中，他回忆到自己笔名的来历，当时他是侵华日军轰炸南京时逃离虎口回到故乡南通，才幸存下来的一个小学生，稍大一些后，便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并将姓名改为日本人最害怕的“海啸”。抗日战争胜利了，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他和全国人民一道高兴地笑了，于是便将“海啸”之名改为“海笑”。而现在日本右翼势力又如此猖狂，逼得他只好将“海笑”之名再改为“海啸”。在文中，他还建议：将大屠杀的第一天—12月13日定为“南京人民悼念死难同胞，毋忘国仇家恨日”。这一建议主张与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的“国家公祭日”是一脉相通的。
该诗集刊载了海笑、化铁、丁芒、俞律、刘工天、文丙、王德安、叶庆瑞、吴野、杨德祥等著名诗人的大作，使这本诗集“份量”很重，很快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老诗人化铁认为用遇难同胞的尸骨垒砌的城墙是不朽的，它可以让人们永远不忘惨痛的历史。在其诗《不朽的城墙》中有这么几句：
南京城，南京城啊
那是被千万具尸骨垒起来的城墙
从冒烟的历史身旁
还插着折断的枪支
多少人的不屈不挠
才留下了弯曲的刺刀
同样，诗人文丙认为历史会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形成一个回音壁，他在屠刀举起，30多万热血头颅，砰然落地！
撞响地球这面鼓，震撼了，带血的一九三七！
我们不渴望复仇，
却永不会忘记过去。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在我们心中，
竖起历史的回音壁！
诗人王德安笔下的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有历史情境和情感的，他在《庄严的凭吊》这首诗中疾呼：
到这里凭吊
选一个阴晦天来
选一阵雷暴雨来
选一个日全蚀来
让短暂的天昏地暗
复写那一个悲惨的瞬间
这里
每一根草叶都带泪痕
每一声虫鸣都像呻吟
每一块石头都藏仇恨
于是，这遍野不死的心
使石头城更加深沉
种下了30多万颗头颅
金陵才长出浓浓的绿荫
长出市树的高洁
长出市花的坚贞
有人说，诗人是有灵感和预见性的。这句话在诗人叶庆瑞身上得到了体现。在10多年前，有谁会想到，国家会以立法的形式，把12月13日作为国家公祭日呢？而叶庆瑞就想到了，他的这首诗名字就叫作《12月13日》：
这一天
是我民族的一道伤疤
揭开这一张日历
就露出血红的记忆
撕心的痛
让整个民族失眠
这是南京冬季里
最寒冷的一天
强冷空气挟着血腥
从历史的深处袭来
有泪落不下来
哀思结成冰凌
悬挂在睫毛下
叶庆瑞一共有9首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诗歌被收入这本集子，可见诗人对这段历史有多么的投入和关注。其中，读起来最有力量的诗歌是以下这首：
即便30多万株树木砍伐
也是一项浩繁工程
30多万具身躯倒下
一夜的年轮
是一圈坚固的南京城
即便30多万块岩石滚落
也是一次巨大的山崩
30多万颗头颅落下
迸不出火花
惟溅出一片哭声
97岁的诗词界寿星元老刘工天为南京大屠杀历史写下了“一回凭吊一冲冠”的感人诗句，一些青少年学生也在此次征文中有杰作出现。例如，江苏省泗洪县朱湖中学的一位笔名叫止戈的中学生写道：“消逝的是历史流淌的鲜血，永恒的是鲜血流淌的历史。”孩子们能够有这样的历史认知，并且诗意地表达出来，这的确是让人感到这件事做对了，这本诗集出得好。
至今我仍记得大钟亭茶社三人热议时事与历史、正义与公理时激情澎湃的场景，以及冯亦同、雷建功两位老友的音容笑貌。
二、招魂的长诗《狂雪》入馆
在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的北墙上，有一块长39米、宽1.2米的铜板诗墙，名为《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军民招魂》被镶嵌在黑色大理石墙内。
长诗《狂雪》是王久辛先生于1990年创作的一首爱国主义长篇抒情诗，全诗共23节，500多行，计3.7万余字。该诗首发于《人民文学》，获人民文学诗歌大奖，是诗人同名诗集中的第一首，该诗集于1998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词如是说：
军旅诗人王久辛的这本诗集，以长诗为主，辅以若干生活短章。他以诗进入历史，出入战争，写得大气磅礴，狂放不羁，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人间正气，尤以长诗《狂雪》为最。这是声讨南京大屠杀的一座诗的檄文碑铭，读来令人血脉贲张。作者努力通过诗歌来探求并寻找“人格精神”，对理想、奋斗等均有角度新颖的理解和诗意的阐述。综观全书，可以感受出诗人对历史和责任的郑重思考，对军旅生涯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表达，对民族和人类的精神命运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95年，由甘肃书法家刘思军以汉简体书法写成，甘肃宝丽集团总经理胡宝衡捐资30万元将《狂雪》铸成铜质诗碑，欲捐给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个出自祖国大西北的铜诗碑，是怎样来到古城南京的呢？捐赠的过程中有一段故事。
记得那是在1995年的冬天，天气十分寒冷，当时南京正在下着鹅毛大雪。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说甘肃省委致电江苏省委，说要向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这座铜诗碑，要求我与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慧庭一起，专程去趟兰州，接受这个捐赠。南京机场买不到票，我们只能冒雪绕道上海虹桥机场前往，由于飞机晚点，到达兰州时，已经是深夜12时30分。
但是，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仍然有许多人深夜里在为这座铜诗碑的启程仪式作最后的准备，两名武警战士持枪为其站岗。在这里，我见到了正在忙碌的诗作者王久辛、书法家刘思军和捐赠者胡宝衡等一行。
军旅诗人王久辛，大约1.75米的个头，有着军人特有的结实身板。他思维敏捷，非常健谈，我们很快便结为朋友。
第二天上午，在此举行了万人送碑的仪式。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亲自出席，这种场面，这样的规模，是我们事先未曾想到的。为一座诗碑送行，而且动作这么大，大西北人民的历史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这首铜诗碑满载着甘肃人民的重托，带着大西北的情感，被一辆大货车装运，车两侧悬挂着大红的标语条幅，一路通行无阻，胜利地运抵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当年的12月13日悼念活动期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捐赠新闻发布会，这座铜诗碑一下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狂雪》铜诗碑落户遇难同胞纪念馆后，每天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成为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该铜诗碑被镶嵌在枣木架上，南方的气候潮湿，久而久之，出现木质变形开裂，大大影响了观展效果。
经过协商，2003年，遇难同胞纪念馆专门修建了一堵花岗岩石墙，将铜诗碑镶嵌在石墙上，铸成39米长的“铜诗碑”石墙。
站在铜诗碑墙前，不断有观众低声吟诵：
大雾从松软或坚硬的泥层
慢慢升腾
大雪从无际也无表情的苍天
缓缓飘降
那一天和那一天之前
预感便伴随着恐惧
悄悄向南京围来
雾一样湿湿的气息
雪一样晶莹的冰片
2003年12月12日，长诗《狂雪》诗碑铜版墙落成及《历史证人脚印—“铜板路”图集》首发仪式。
军旅诗人王久辛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了那个冰冷残酷的时间段：
野兽四处冲锋八面横扫
像雾一样到处弥漫
如果你害怕
就闭上眼睛
如果你恐惧
就捂严双耳
你只要嗅觉正常
闻就够了
那血腥的味道
就是此刻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晚上
我都能逼真无疑地闻到
那硝烟
起先是呛得不住咳嗽
尔后
是温热的粘稠的液体向你喷来
开始没有味道
过一刻便有苍蝇嗡嗡
伴著嗡嗡
那股腥腥的味道
便将你拽入血海
你游吧
我游到今天仍未游出
那入骨的铭心的往事
诗人王久辛以真实的笔触，典型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这惨绝人寰的历史灾难。全诗以场景片断分小节写作，将长达6个星期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场景和日军的残忍、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
长诗《狂雪》以冷峻的意象、凛冽的激情、强大的追问、深刻的反思、坚定的语言深深地震撼了我们。它是刻在南京大屠杀遇难的30万亡灵的白骨之上，刻在中华民族的心上，是历史的强烈控诉和见证。
读者感受到那在弥漫着血色的诗行中的诗人对人性的追求，那种在爱与恨交织中人的情感的极度愤怒与冲撞。正是这亿万人共同的情感，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爱与大恨，读完全诗，令人回肠荡气，久久难忘。
这是首不断撞击人类灵魂的诗作，虽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今天读来仍让人倍感激愤，并且在激动之余能让人从中读出更深的感悟和使命感。
这一声讨南京大屠杀的诗的檄文碑铭，已成为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三、油画《屠·生·佛》背后的故事
走进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厅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幅巨幅油画《屠·生·佛—南京大屠杀》，这幅画是著名旅美画家李自健在1991年至1992年期间于美国洛杉矶呕心沥血创作的艺术作品。该作品采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真实展现了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暴行，撼人心魄、催人泪下。
整幅油画由“屠”、“生”、“佛”三联组成，宽3.2米、高2.1米，画面主体是堆积成山的尸体。左侧为“屠”：两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站立着，其中一个正狞笑着擦拭沾满鲜血的战刀。中间一联为“生”：在尸山的上面，一个孩子正趴在裸露着胸膛惨死了的母亲身上哭喊着。右侧一联为“佛”：一位佛家弟子正拖起一位惨死的老人。整座尸山的后面是奔流滚滚的长江。
在这一幅历史巨作的背后，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不仅体现了艺术家对于艺术道路的追求与拓展，还蕴藏了一位当代高僧的凄凉身世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1937年，在日军的血洗屠城下，南京成为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1938年初，一个12岁的男孩跟随母亲来这里寻找遭日军屠杀的父亲尸体，因为他们听逃回老家扬州江都的一位村里人告知，他的父亲已经在南京大屠杀中遭遇不幸。
也许是宿世佛缘，这次南京之行改变了这个男孩儿一生的命运。栖霞山住持志开上人看中了他，并要收他为徒。当时，年仅12岁的男孩儿不顾母亲的反对，投入空门。
半个多世纪后，在这个当年的小和尚的资助下，一位画家画出了这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的油画。那个小和尚正是如今闻名世界的台湾高僧星云大师，而那名画家就是李自健。
李自健出生于湖南，198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赴美深造，定居洛杉矶。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是1991年的3月29日上午10点，可以说那一刻是改变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机。星云大师来到李自健的面前，他拿着一本介绍李自健的小册子，上面有其代表作《孕》。油画《孕》中怀孕的女子，正是李自健的妻子—诗人丹慧。这幅画凭着楚楚动人的女性形象和母性的爱，让星云大师一眼看中。
2000年，台湾星云法师和美国华侨李自健先生将《屠·生·佛—南京大屠杀》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星云大师对李自健说：你是这张画的作者，我正在找你呢。听说你正在一个饭店打工端盘子，太埋没人才了。这样吧，我在西来寺借给你一套房子，买你100幅画，但有一个要求，请你帮助我画一幅南京大屠杀的油画，行不行？
李自健惊呆了，连忙问星云大师为什么要画这张画？
星云大师说他就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就是遗属。他的父亲就死在这场灾难中，他也因为这场灾难，才出家的。
星云大师的一席话，把李自健结结实实地给震住了。
星云大师又说，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千方百计地想掩盖这个事实，否认这段历史，我这个见证人都在，他们就这样做，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更说不清楚了。人家用文字留下来记录，你用你的画留下一幅警世之作，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听了星云大师的讲述后，当天晚上，李自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星云大师交给他李自健的是一份命题作业，但他没有那段生活，青少年时期在长沙等南方生活，从没有到达过南京，也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美国也找不到资料，怎么办呢？
李自健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再次找到星云大师，认真听取老法师的回忆，讲述当年在南京所看到的那一切。老法师还告诉他，南京有一座专门陈列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遇难同胞纪念馆。
到南京去！李自健下定决心。立即买机票，从美国直接到了南京，走进了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年我已经到遇难同胞纪念馆担任副馆长，接待了李自健先生，受他的精神感染，赠送了当时所有的南京大屠杀史资料。
回到美国后，李自健闭门专心于创作，有时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在他脑子朦朦胧胧之间，就有了一个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场面，俨然有两个刽子手正在砍人比赛，还有一个和尚在一旁收尸，一个孩子从人堆里爬出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三点式的构图。
强烈的民族感情在李自健心中汹涌。他在创作过程中找到了许多图片资料，让他心里痛，简直就是在流血：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会被日本如此残杀？李自健说，纵然有再多的困难，他也要一定把它画完。
三个月后，李自健画出来一份素描草图，送给星云大师来看，就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心里诚惶诚恐。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星云大师一看到这张画，眼泪就涌到眼中。他讲，画得太好了，太真实了，你画的就是我当年在南京看到的真实，到处是尸山血海呀。
1993年5月，在星云大师的帮助下，李自健个人作品展在台湾举办首展，大获成功。李从台湾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让我分享他成功的喜悦，此时我正好开始主持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我们相互道贺，相互勉励，共同为历史的传播多做些实事。
这次画展也成为李自健全球巡展的起点，此后“李自健人性与爱”画展走过了六大洲近30个国家地区，一幅《南京大屠杀》成为整个画展的灵魂。
我作为李自健的好朋友，多次应邀在北京、上海、长沙、南京等地参加这个画展的开幕式。每次都被画家和观众所感动、所感激。我斗胆向画家提出，遇难同胞纪念馆想永久收藏和展出这幅油画。我清楚地知道，对于画家来说，作品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孩子，何况这幅画是他的代表之作呢？
想不到的是，李自健一口答应下来。同时，他向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征求星云大师的意见，毕竟这幅画是在他老人家的提议下创作的；二是李自健全球画展当时还没有结束，希望先办理捐赠手续，后再借给他继续办展。
星云大师非常同意把这幅巨型油画捐赠给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且认为是这幅画最该去的地方。对于李自健借展油画，那是帮助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我们求之不得呢，岂有不同意之理。
2000年，《南京大屠杀》这幅震惊世界的警世之作，由台湾星云大师和美国华侨李自健捐赠给了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年后，这幅画成为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重要艺术展品被陈列。后来得知，湖南籍老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藤文生的夫人—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也向李自健提出，国家博物馆希望收藏这幅油画，但李告诉他，星云大师和他本人已经答应过我的捐赠请求，他可以为国家博物馆复制一幅，但这幅原件还是应该捐赠给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暗暗地庆幸自己捷足先登。
李自健先生不仅精心创作了这幅油画，而且用艺术的形式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因此，遇难同胞纪念馆曾于2005年12月13日授予他“特别贡献奖章”。
四、赵季平与民族交响乐《和平颂》
雷建功团长是南京民乐团笙演奏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曾担任过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音乐家协会会长。可能是几十年来刻苦修炼吹奏的缘故，所以他谈笑时的音量足够大，其分贝值比常人要高出许多，常常能起到感化别人的特殊功效。
在大钟亭茶社，老雷提议要请中国最有影响的音乐大师来创作一出用中国民乐演奏、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民族交响曲，得到了冯亦同和我的赞同。
以后我们三人又在凤西宾馆专门议过这出交响曲创作的大体构架，“古都”、“大江”、“屠城”、“血河”、“江问”、“和平”这些词汇，曾是我们先期议论的6个篇章主题名。其中，“大江”一词是我力主将长江改为大江，因为还在幼童时，我爷爷在讲述南京大屠杀故事时，用的就是“大江”。而“江问”一词则是冯老巧妙地从屈原的“天问”改进而成。只是曲名举棋难定，一时找不起合适和满意的。后来，还是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智慧高深，一锤定音，取名为《和平颂》，我们都十分赞同。
基本的想法和思路有了，雷团长准备请中国当今音乐创作大红大紫人物，中国音乐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赵季平来创作，赵季平为《红高粱》、《大话西游》、《大宅门》等一批影视作品创作的主题歌享誉中国当代曲坛，大名鼎鼎的赵季平能够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品出山吗？的确没有把握。
但执著的雷建功，办事风格也与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一样，要找就找最好的。
他的想法得到了南京市文化局陈梦娟局长等领导的赞同和支持，陈局长还和雷团长一起上门恭请赵季平。
当时赵季平因妻子病重住院身心俱疲，但他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历史的惨烈一页，中国的作曲家有责任以此为题材，思考、创作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优秀音乐作品。经慎重考虑，赵季平接下了这个任务。
此后，赵季平数次来南京为作曲搜集资料，到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座谈，看了大量历史资料，反复酝酿准备。我将一大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交给作曲家，并请他在纪念册上题词。赵季平思忖片刻，挥笔写下“放飞白鸽”四个笔画流利的大字。
当时，赵季平还没有能从南京灾难深重的记忆里寻找到一条通向过去、联系现实和面对未来的通道—它既关系到整部作品的主题突显和形式定位，也是作曲家在艺术创造的天地里驰骋想象的突破口和内心情感的导火索。
一天下午，我作为交响乐《和平颂》的历史顾问，被邀请到中山陵风景区的孙科住宅旧址—赵季平在此下榻和创作。那天下午，基本成了我在唱独角戏。因为整个房间内只有我在侃侃而谈，赵和其他人都在静静地听。
在与其交流中，我提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古老金陵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和沧桑历史的见证，更是属于世界的一条大江。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后，大批难民和溃退的中国军人被驱赶到了城北的长江边被集体屠杀，无数尸体漂浮江面，许多受伤的同胞在波浪中挣扎，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写南京大屠杀一定要把这段不能遗忘的苦难写进去！大江里流淌的，是南京人民的血泪，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愤—我的提议撞开了作曲家的“灵感之门”。突然，赵季平一拍自己的大腿，站立起来，说了声“有了！”这部讲述南京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气势恢宏的民族交响乐，就这样找到了“大江”这一意象系统和信息载体。
《和平颂》酝酿3年，写了3个多月，是赵季平耗时最长的一部音乐作品。动笔后，赵季平每天都要写5个小时，整个创作过程感觉很好，十分畅快。他感觉创作过程也是心灵净化的过程。
《和平颂》分为“金陵？大江”“江泪”“江怨”“江问”以及“和平颂”5个乐章。其中，“金陵？大江”，表现了世代居住在长江边的古城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江泪”，展现了在国难之际中华民众内心深沉的悲愤；“江怨”，反映了历史进程中人民经历的苦难历程；“江问”，是全曲最重要的地方，它体现了一种对历史的思考，让人们记住这一页，以史为鉴，呼唤和平。这种思考最终在“和平颂”中，形成万众为和平呼唤、为和平而呐喊的气氛。让南京人感到亲切的是，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贯穿了整部作品的始终。《茉莉花》象征着善良的、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南京人。这段旋律在作品中反复变化出现，在最后的乐章中用合唱的形式升华了主题。
《和平颂》是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重大历史题材，反对侵略战争、呼唤世界和平，抒写时代主题的大型民族交响乐；2005年5月1—2日，“海峡两岸暨香港”民族乐团的首次合作，由南京、香港、台北160位演奏家和80人的合唱队以“超大阵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演出，同样是一项破天荒的创纪录之举。
2005年5月9日，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演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袂演出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
2005年5月9—10日，《和平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海峡两岸暨香港”（大陆、香港、台湾）演员联袂首演成功，规模空前，震撼人心。这场演出活动是由文化部和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并以此揭开了我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序幕。
以音乐来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延伸和平的理念，这是赵季平《和平颂》之所以成功所在。
至今，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公园里，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沿着参观流线布置的小喇叭中，一直在播放着《和平颂》的音乐，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以史为鉴，去创造和平的未来。
五、雕塑群荣获全国最高奖
当人们到达位于南京市水西门大街418号遇难同胞纪念馆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雕塑广场，这里有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大学吴为山教授主持创作的10组青铜雕塑。
这些雕塑群成一字形排列，被分为3个系列，表达3个主题：一是《家破人亡》，这尊圆雕塑高达12.13米，是一位眼泪干枯的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仰望苍天长啸的形象，代表民族的屈辱和灾难，这里的“家”隐指“国家”，“家破”是因为“国破”而引起的，没有国便没有家。
二是《逃难》，这是8组30多尊圆雕组成的逃难者形象，雕像高度比例为1：1，被安装在有缓缓流水的水池中，寓意为“水深火热”，这些雕像有的是根据历史照片还原的，有的是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创作的，有的是根据历史史料构思的，全部源于历史，忠实于历史，还原于历史。
三是进入遇难同胞纪念馆大门主题雕塑《冤魂呐喊》，这是两尊抽象雕塑，分别为两个不对称的铜棱块，雕像最高点为12.13米，特别是那只伸向苍天的胳膊及大手，仿佛永远不停地向上苍呐喊：“什么叫侵略加害？什么叫野蛮屠杀？什么叫对人类犯罪？”
吴为山教授创作的“家破人亡”雕塑
吴为山教授还做了一组长达130米的浮雕，名为《胜利之墙》，被安装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里。浮雕整体成“V”造形，一边为长江，一边为黄河，表达经过14年艰苦抗战并最终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喜悦。
吴为山教授率领的团队为创作这些雕塑群历时两年，用铜近200吨，以凝固雕塑的形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情境，彰显了悲愤情感，震人心魄。
在与吴为山教授的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责任感和艺术创造力、感召力的学者。至今记得，我和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嵬一起，奉命找到南京大学雕塑系吴为山工作室时，他不在学校里。当他的助手姜老师将我们邀请他创作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扩建雕塑的来意告知后，吴教授在电话里要求我们一定等他回来面谈。
大约半个小时后，吴为山与我们见面，谈及制作雕塑群后很是兴奋。但在此段时间内，他已经与他人订立其他雕塑制作合同，一时感到为难，举棋不定。后来，他在打了几个电话后，突然向我们宣布，这个雕塑做定了，其他的雕塑延期，以集中精力完成这组历史大作品。我们当时的确为他的举动所感动。
吴为山接受任务，订立加工承制合同后，多次来到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我们交流，到现场察看，搭支架丈量合适的空间尺度，有的作品是根据我们推荐的历史照片和幸存者的口述史再现的，有时深夜1点他还打电话给我，交流讨论一两个问题。现在想来，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是非常辛苦和投入的，没有这种认真和奉献的精神，一定不会有成功的艺术品问世。
同样，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公园里，矗立着一尊由著名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孙家彬教授创作的名为《母亲》的雕塑。雕像高12.13米，材质为汉白玉，基座为黑色花岗岩，高为18米，雕塑总高度为30米。雕像是一位现代中国母亲，她右手托起一只和平鸽，左手托起一个双手为和平鼓掌的中国儿童，寓意为现在和将来的和平与发展祈祷和欢呼。这尊雕塑是整座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线路的收尾，也是该馆的点晴之笔，表达了曾经遭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更加懂得和平的可贵，更加向往和平的强烈呼声。
我是《和平女神》雕塑建造过程的经历者、见证人，个中可以说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2005年初，我们在筹划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计划书时，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理念，希望在充分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基础上，能够大幅度地新增和平的主题内容，于是便有了建议新增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碑的想法。
正式进入设计与建造的程序，由谁来担当此重任呢？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孙家彬教授，曾参加过创作毛泽东纪念堂里的汉白玉质地的毛主席坐像雕塑，以及上海宋庆龄陵园内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汉白玉质雕塑，还做过南京梅园新村和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内的两座铜质周恩来总理雕塑，这些雕塑都比较成功，因此赢得了方方面面的信任，最后决定由他来担任设计与制作。
设计的过程充满着智慧与攻关。
首先是人物定位，母亲和儿子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塑造出一位成熟的具有美感的知识型年轻的中华母亲，而孩子则是一位3岁左右的象征着明天、向往着未来的男孩。
其次是人物的形体动作。如果母亲仅仅站立在那里的形态会显得呆板，一定得动起来。怎样动才能更科学、更优美成为雕塑家要考虑的难题。为此，孙教授请来了该学院的秘书冯继红作模特，她是位30岁左右的东北少妇，无论面容，还是身材、个头，均达到美女标准。让她反复摆出各种姿势，选择最合理的角度。按照人的动作来说，应该是左脚上前，右手托起鸽子，左手托起孩子，但觉得身体前倾，重心不稳。后来将其改成右脚上前后，问题解决了，使母亲雕塑形态优美，衣着飘逸。
三是手中的鸽子如何处理。鸽子是象征和平的信物，怎样放置才能最大限度地烘托出向往和平的心声。孙教授做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号方案为母子各托起一只鸽子；二号方案为母亲托起一只鸽子，孩子则鼓掌欢呼；三号方案为母亲托起鸽子，孩子怀抱一只鸽子。最终在《南京日报》上登出上述三个配图的方案，让南京市民投票选定，结果是二号方案中标入选。
孙家彬教授创作的“和平女神”雕塑
选材的过程颇费周折。本着一定要用中国自己的石材雕像的理念，孙教授通过四川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叶毓山，他告知四川阿坝州丹巴有质量上乘的汉白玉石的信息。于是，孙家彬父子和纪念馆扩建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斌专程去丹巴负责采石。加工则在中国两大石头加工中心之一：山东莱州。一车石头从矿山运至莱州，需要三天三夜。每块石头最少三个立方，最大的有6个立方，每个立方以3.5吨计算，每块石头平均重约16吨，共65块石头，重约1040吨，其体量可以垒成一座小山头，将这样的庞然大物长途运输和搬迁，谈何容易。
事不凑巧，在莱州加工雕塑时发现，有三块大石头有明显的色差。从事雕塑艺术近50年的老雕塑家孙家彬，对事业的追求是执着的，他提出尽可能没有色差，只要有明显色差一定要换掉。采石场老板刘兆峰是广西人，他在此开金矿，想不到却开出了汉白玉，特别是得知其石材的用途后，给予特殊的支持，亲自帮助选了三块好石头并细心包装，于5月2日运出丹巴，5月5日运抵莱州，想不到5月12日发生了四川8级大地震，采石场属灾区范围，离震中汶川直线距离100多公里，许多房屋倒了，桥梁断了，公路塌了。孙毅庆幸地说，再晚几天，这尊雕塑要晚几年才能完成。
为保证这尊雕塑高质量的雕刻，老教授可谓呕心沥血，十分较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一向为人谦逊，从业40多年始终对事业有着执着追求与研究的孙教授，谈起其雕塑作品来滔滔不绝。他说，一定要处理好生活的真善美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把握好雕塑的体量和造型尺度上的和谐，用真材实料，塑造出一个对得起中华民族，对得起死去的30多万冤魂的艺术精品！
2009年末，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委托，由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的“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在京揭晓，“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遇难同胞纪念馆雕塑群”、“宋庆龄像”、南京的“雨花台烈士就义组雕”等60个城市雕塑项目获得“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
其中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雕塑群“家破人亡”、“逃难”、“和平女神”被评入选，且仅次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后名列第二。
此次获奖作品，涵盖了新中国60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城市雕塑的代表作品，分布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园、街道、广场、名胜古迹，不仅成为城市的文化景观，也早已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遇难同胞纪念馆雕塑群能够获此殊荣，实属不易，在增加了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艺术含金量的同时，也增强了历史文化的厚度和深度，成为在国际上广泛受到称赞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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