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遇难者名单和遗像、收集史料证物、寻访幸存者和见证人……多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守护这段历史一再努力，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也因此变得日益清晰。
目前，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收藏各类历史照片、史料和文物等各种馆藏品近16万件，文物3万多件，各类书籍5000多本，遇难者名单由原来的不足3000人增加到12000人，加害者日本老兵证言资料由过去的几个人增加到254人，幸存者证言资料4000多份，还赴美、德、丹麦等国采访和收集了一大批当年留在南京的拉贝、马吉、魏特琳、辛德贝格等外籍证人的资料，并编撰出版了一批史料专著和音像资料，为事业的持续发展积蓄了后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和轨迹，不断地展示着它的真相。揭露南京大屠杀中的人性、人情、人生的善与恶，美与丑，有着别具一格的深度。
一、三次发掘考证万人坑遗址
早在1982年，南京市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就已发现江东门农民的菜地里有两个大坑，挖开后白骨累累。据当地群众反映，这里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现场和掩埋尸体的“万人坑”。
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16日，日军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在江东门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对面荒地，然后放火焚烧民房照明，四周架起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军民众生哀号，相继倒于血泊之中。后由南京慈善团体红卍会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个大土坑、一条壕沟内，被称为“万人坑”。
适逢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篡改为“进入”，妄图以此来否认侵略中国的史实，这一倒行逆施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市民的强烈愤慨。为了顺应人民的呼声，南京市政府于1983年迅速决定为南京大屠杀30多万死难同胞建馆、立碑、编史，并于同年的12月13日在此立下奠基碑，着手筹建工作，开始在这一“万人坑”遗址上建馆。
在建馆的时候，从江东门“万人坑”遗址施工现场又挖出了大量遗骨，并出土了日军的啤酒瓶、刺刀和遇难者的纽扣、鞋底、皮带等一批遗物，除了部分遇难者遗骨仍保存在地下未挖掘外，这些发掘的遇难者遗骨，部分被陈列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遗骨陈列室内，还有一部分分别陈列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物。
1985年8月15日，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遗骨陈列室内展示的部分遗骨，成为该馆重要的展示内容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原址原貌保护的意识不够，只对这批遗骨现场进行了录像保存，而未按原貌保存。
目睹1938年初江东门“万人坑”埋尸的见证人王秀英，在“万人坑”遗址现场指证。
想不到这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目标。1998年初，我访问日本。
在东京集会时，一个日本右翼分子当着我的面，直接指出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遗骨问题，并拿出在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公开指责是假遗骨与我较量。我当时十分气愤，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拿出过硬的证物来回击他们的无耻妄言。
回到南京后，我就找来当年参与建馆和遇难同胞遗骸发掘工作的段月萍、赵卫等同事，问他们哪些地方还有可能发掘出遗骨来？他们告诉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占地面积中，只有遗骨陈列室北侧的草坪上没有被动过土层，其他的地方都不可能再有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找来了几个工人，请原副馆长段月萍在现场查勘。1998年4月30日上午开始发掘（对外公布时说是在整理草坪），很快便在馆内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北侧草坪坡上，挖出了四具排列密集的遗骨骨架，其中两具保存基本完整，另两具仅存下肢骨。我立即让挖掘工作停了下来，报请上级文物部门，要求按照科学的方法发掘考证。
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应邀于当天到现场进行调查，初步认为这可能是又一处大屠杀期间南京遇难者的遗骨埋葬地，有进一步发掘的价值。为弄清此地点的原始地形、地势、遗骨埋葬的范围、保存情况及其性质、年代等一系列问题，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博物馆协商决定，对本次遗骨发现地点进行深入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同胞遗骨埋葬地考古发掘队”，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并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考执字（1998）第159号”证书。
考古发掘工作于6月2日正式开始，至7月24日完成第一阶段野外工作，发掘面积40余平方米，共发掘出35具表层遗骨，其中27具保存头颅及肢骨，8具仅存肢骨或头颅。从遗址剖面上看，可以看清7层遗骨。
为更好地保护这批遗骨，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人员对发掘现场周围进行清理，开挖排水沟、架设防护帐篷等。其间，又在该处遗址的西侧和北侧发现新的遗骨。
1998年12月7日至22日，考古队进行了第二阶段清理发掘，在面积仅3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共发掘20具表层遇难者遗骨。遗址剖面显示，遗骨共分5层，层层叠压，许多遗骨支离破碎。
1999年7月29日，在新建“万人坑”遗址保护工程施工现场，再次发现新的遗骨。30日，在现场发现其南部已挖成的一个剖面上，清楚地出现5个遗骨个体，呈5层叠压状，其间的间隙很小，甚至紧挨叠压。这一现场紧靠1998年遗骨发掘现场，且在同一层面上，于是进行了第三阶段考古发掘工作，至8月19日基本完成发掘工作。
其后，在“万人坑”遗址保护工程施工过程中，又陆续发掘出部分遇难者遗骨。此次发掘实际工作约40天，发掘面积为100余平方米，共发掘出表层遗骨153具。其中59具保存有头颅及肢骨或躯干骨，89具仅存肢骨、躯干骨或头颅骨。
上述三个阶段的发掘，从1998年4月开始到1999年12月初步结束，历时一年多，在时间上相互衔接。在清理现场和“万人坑”遗址保护工程施工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遗骨，出土的表层遗骨数量从原先的35具增加到208具，发掘规模不断扩大，发掘面积从原先的40平方米扩大到170平方米，且连成一片。从遗址剖面上看，至少可以看清7层遗骨。这些遗骨均表现出分布凌乱、层层叠压、相互交错等集中埋葬的特点。遗址内还发现了铜纽扣、铜簪等遗物。
经过法医、医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专家的鉴定和试验，证实这批遗骨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被原地原貌地陈列在现场。
这次遗骨发现时，正当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抛出反动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时候，并有少数日本人说遇难同胞纪念馆内1983年前后发现并陈列的遗骨，没有保存原状，妄测推断不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此次发掘是再一次对日本右翼势力荒谬说理的有力驳斥，同时也为江东门集体大屠杀遗址提供了新的证据。
2006年4月，在新馆施工工地，第三次发现了在表层的23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遗骨，并发现附着在尸骨之上的一些小件物品，如纽扣、皮带扣、铜钱、铜簪、铁钉等物。地层中出土螺蛳壳、贝壳等物，大部分出土遗骨都没有葬具，也未发现墓穴，遗骨出土现状不合常规，尸骨之间间距很小，交错分布，有着明显的上下迭压关系，呈现出特殊的、非正常掩埋的迹象。同时，大多数遗骨上都出现了骨头碎裂、变形、错位、扭曲、缺失等现象。此次发现的遗骨为非正常死亡后的非正常掩埋，并且具有战争时仓促掩埋或处理大批尸体的特点。经过法医学和考古专家的鉴定，认定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骸。为对这批遗骸进行保护和展示，各部门紧密配合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最后确定先整体搬移、后整体恢复的方案。
2007年11月份，在新馆展厅封顶之际，将这批遗骸整体恢复，原地原貌地陈列在新展厅内。
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经1984至1985年、1998至1999年和2006年三次考古发掘。同一区域在三个不同时段发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遗骨，具有相互印证的作用，它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又属于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物证。它与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相互佐证，增加了陈列的分量和内涵，增强了陈列物的可信度和震撼力，同时也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忘国耻的生动教材。因此，包括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内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址和丛葬地，也于2006年5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二、三次幸存者普查建立档案库
在新馆展厅内，有一处被观众誉为“世界之最”的档案墙，是由12000多份档案盒组成的，其中有4000多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档案，这是近几年来，本馆专门组织人员将馆藏的三个阶段的幸存者资料经过精心整理后形成的。
第一次大规模地调查幸存者是在1984年。为了更多地收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对活着的幸存受害者进行了抢救性的广泛调查。在建馆、立碑、编史的同时，有组织地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受害者进行了普查。
从1984年3月至8月在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下关区等6个城区，以及栖霞区、浦口区、大厂区、雨花台区等4个郊区范围内展开。各级机构层层发动，直至街道居委会。居委会按50多岁以上年龄层次排队摸底，对受害的对象进行登记，逐个记录受害情况。
这是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在南京较大规模调查幸存受害者后，第一次有组织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的调查。经过6个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受害者有1756名，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证言资料，为“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和立碑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10年后的1994年，在1984年幸存受害者调查基础上，从幸存受害者的证言证词中，选择了642份，由遇难同胞纪念馆整理、本人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这是我担任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之后组织编辑并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书籍，也是历史上第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资料的专门书籍。此后，我著书立说一发不可收，常年挑灯夜战，起早摸黑成为我生活的常态，先后撰写和出版由我独著、编著和主编的各类书籍120多本。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内“幸存者照片墙”
第二次调查是在1991年夏，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利用暑假，动员组织了数千名中学生和部分老师，克服了汛情洪涝带来的困难，在1984年大范围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复查，发现1765名幸存受害者中已经去世300多人。在寻访幸存受害者的同时，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共同组织人员编写并摄制了电视录像教学片《300000的控诉》。此片被中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录像片，还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中学课堂教学专门录像片。
第三次大范围的普查幸存者是在1997年，这次调查是由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委共同举办，日本全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联络会和旅日华侨日中交流促进会协办，取名为“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动员组织了南京市1.47万名大学和高中师生和26名来自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地的日本师生，开展了寻找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活动。
这次万名师生寻访幸存受害者的范围，遍及南京市所属的15个区县的街道、居委会和自然村，对象为70岁以上的老人。在寻访开始前，我们将15个区县教育局的人请到馆内，进行如何发掘和调查的培训，希望能够按照科学的方法收集证人证言。
通过此次普查，共发现2460多条幸存者线索，经过专家严格对比检查，最终确定新发现1213名仍然健在的幸存受害者。我们邀请了南京市司法局公证处，对其中15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资料分别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对35名幸存受害者的证言资料进行现场摄像公证，使调查的证言、证据更具有法律效力，为历史留下了永久的铁证。
上述三次大规模的幸存者调查工作，为形成幸存者证言资料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去年开始，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军区档案馆，将这些证言录音带、录像带转成数据存入数据库，便于永久性保存和利用。
近些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也相继收到了来自外省和海外的一些幸存者的口述史资料。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续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1—4册），把幸存者的口述史资料公布于众。
2005年成立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海内外募集了500多万元的费用，用于给予幸存者医疗和生活上的援助、精神上的慰藉。截至2013年，先后为幸存者4000多人次报销医疗费和住院费共321万多元，向幸存者发放住院慰问金和丧葬费共77.7万元。
从1994年开始，遇难同胞纪念馆都会应邀，指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美、丹麦等国家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其中，每年都会在12月13日前后，派遣1—3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千叶、冈山、广岛、熊本、长崎等城市作证言，迄今到日本的幸存者已有32批次共38名，广受日本和平友好组织的好评，成为中日和平友好交流很好的合作方式。
三、寻访海外的铁证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如何发挥历史这面“镜子”的功能，对历史研究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历史学研究时常面对海量般的档案和文献，如何从中找出真相、正义和普世价值的东西，是一项必须长久磨练的基本功。
当年南京大屠杀的经历者，包含第三国的见证人、侵华日军加害者、中国的幸存者或遗属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许多回到自己的祖国或漂流到异国他乡去了。他们以不同方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并留下了日军暴行的证据。所以，搜寻海外证据，成为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重要任务。
据我的详细考证，南京大屠杀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一共有39人。他们当中不乏商人、外交官、记者、医生、牧师、传教士等，其中的拉贝、贝茨、魏特琳等人，都留有南京大屠杀的亲笔日记。
拉贝于1908年来中国，1938年4月回柏林。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任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由于德国人的特殊身份，他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主持3.86平方公里安全区保护工作，最多时保护有25万中国难民。
2014年9月14日，作者再次来到位于柏林的拉贝墓地凭吊拉贝先生并向其墓地献花。
约翰·拉贝这个名字虽然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征集、收藏和展出的资料中多次出现，但1938年5月，拉贝在德国作南京大屠杀演讲时曾受到纳粹党的迫害，后以身份不便为由，婉言谢绝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此后下落不明。他是否留下文字或照片等资料，一直是个谜。20世纪80年代，德国公布了原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罗森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书时，人们再次对这样一位重要证人的资料未被发现表示深深的遗憾。
1996年10月9日，一件标明为“拉贝关于南京战争资料”的邮包，从德国柏林寄出，辗转数日后，由遇难同胞纪念馆收到。这份寻找了58年、能够为南京大屠杀提供有力佐证的珍贵史料，又何以从德国直接寄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位陌生的德国人是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的呢？
1995年8月，美籍华裔张纯如女士为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专程来遇难同胞纪念馆采访时，我们曾委托她代为征集当年留在南京的美、英、德等外籍南京大屠杀证人的资料，其中就有拉贝先生。1996年，张纯如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网络，查访到曾在柏林某中学担任过英语教师的拉贝的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才知道拉贝已于1950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幸运的是，他留下致“希特勒报告书”等一批可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珍贵资料。经张纯如的劝说并转寄我的名片，赖茵哈特夫人亲自将报告书及其附件复印件直接寄给了我。
拉贝先生留下的这批资料共有2460页，包括有关当时南京各种情况的记录、他与各方面外交人员的信件、当时德国新闻媒体关于拉贝作南京大屠杀演讲的报道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拉贝先生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及其附件共280页。这份报告书及其附件是用德文打字机打出，十分工整、清晰、文字通畅，用词准确、条理性强，几处重要的地方留有拉贝先生签名的手书。字里行间倾注了拉贝先生对法西斯分子的憎恨，以及对受害中国人民的同情心。
起初，我面对来自柏林的邮包时不知所措，因为此前张纯如并未告诉我，她已经找到拉贝的后人，特别是找到了《拉贝日记》的下落，而且全部的德文也使我望文生畏。我赶紧请同事刘红艳带回家，请她的丈夫、江苏省外事办公室工作德语翻译吴中德帮助翻译一下，才知道是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主要是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有关情况。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虽然使我喜出望外，但职业习惯告诉我，首先要考证这份资料的真与假，万一出错，将是一个国际大笑话。就在我深入考证的时候，美国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邵子平、陈宪中等人，将赖茵哈特夫妇邀请到美国，率先向世人公布了《拉贝日记》。
一时间，这条消息轰动了世界。接着，新华社、参考消息均转发了海外媒体对《拉贝日记》的报道。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找到了我，要求我配合他们连续5天，每天发一篇关于《拉贝日记》的报道，每篇不少于2000字。
由于《人民日报》的巨大影响力，一下把《拉贝日记》带入现代国人的视野，引起国内各大传媒的争相报道，形成了一阵“拉贝热”。
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玉华找到我的办公室，希望与本馆合作公开出版《拉贝日记》。当听说我去北京了解并意向征集《拉贝日记》时，要求与我同行，一道做出版的前期工作。
1997年9月10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约翰拉贝文献资料展”开幕式上，作者接受莱茵哈特夫人向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全套《拉贝日记》资料复制件。
此前，我通过外交部和德国大使馆，了解到外交部原副部长、时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对德国情况比较熟悉，连忙去北京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并通过新中国外交元老、原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凌青（其高祖父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介绍，登门拜访王殊，希望中国驻德大使馆能够帮助征集《拉贝日记》和相关的文物，并提出与德方商谈公开出版《拉贝日记》中文版，得到了这位老外交官的全力支持。此后，在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帮助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了《拉贝日记》，我应邀担任该书的历史顾问。
1997年9月，我们举办了“拉贝先生文献资料展”，专门邀请赖茵哈特夫人和她的丈夫赖茵哈特来南京参加开幕式。赖茵哈特夫人亲手将《拉贝日记》全套复制件，以及128张当年美国人约翰·马吉和德国人克鲁茨在南京现场拍摄、由拉贝亲笔注明时间、地点和内容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交给了我。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500多件惨案，详尽记录了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下的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正如2014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演讲时称赞拉贝所说的：“1996年，中德共同建立的拉贝纪念馆在南京开放。去年底，由南京市建造的拉贝墓园修复工程落成。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拉贝日记》在二战结束后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事件，重新推上了它应有的国际舞台。而它的发现者张纯如《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出版，使得南京大屠杀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视线。
我们与多位在海外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外籍证人遗属建立了联系。除了原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侄女埃尔瑟·拉贝和孙子托马斯·拉贝外，还与原南京栖霞山难民营组织者卡尔·京特的夫人伊迪丝·京特夫人，丹麦的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以及美国的约翰·马吉牧师的儿子大卫·马吉等建立了联系，他们分别将自己亲人生前的相关资料和遗物捐赠给遇难同胞纪念馆，对丰富馆藏，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的国际大救援义举有着重要的价值。
美国的约翰·马吉牧师，当年用16毫米的摄像机拍摄的纪录片，由另外一名美国牧师费奇带往上海，在柯达公司做了4份拷贝，并且在美国多座城市公开放映。
2002年10月2日，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夫妇应邀来到南京，将马吉当年使用的摄影机捐赠给了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对老人家的突然之举，使我们有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后来经过打听，原来日本右翼势力攻击他们的父亲当年在东京法庭提供的录像片是假的，老人一气之下，拿出了那架珍贵的摄像机，这一在美国保存了60多年的文物终于送回了中国。略显遗憾的是，此行他们并没有将四盘原始胶片带来。
人是有情感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样。此次接待大卫夫妇，我们是非常用心的。我亲自到上海浦东机场去接站，并且从南京市外办借了一位年轻漂亮讨喜的小女孩黄杨作翻译。在南京，除了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捐赠仪式外，还带他们去大卫当年上幼儿园（大卫半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南京）、小学—南京德胜教堂（现南京市十二中学）所在地参观，与十二中商量，将该校的图书馆改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此外，我还陪同这两位老人去北京，参观故宫，爬八达岭城墙，逛颐和园、圆明园等地。
这一切使得这对善良的美国老人十分感动，特别是小翻译黄杨尤为讨喜，老两口把她当作自己的孙女一样看待。
记得是在老夫妇俩离开中国的那天早晨，大卫夫人悄悄地告诉我：“朱先生，你不是想要那四盘录像胶片吗？我家老头子好像有松动，你赶快向他要，否则就来不及了。”我赶紧向大卫先生开口，果然不出所料，他立即答应了。
结果，大卫先生兑现了在北京的诺言，老夫妇俩回到纽约后，就将四盘胶片寄给了我。我们通过南京市电影公司的帮助，从郊县溧水的洪蓝镇借来了16毫米的放映机放映，惊人地发现那胶带虽已过去几十年，但仍很清晰，就是太脆了，经常会发生断片，接起来连续放映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又派员工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胶转磁，便于长期保存。目前，该文物已被评为准国家一级文物，并成为南京大屠杀文献档案申遗的重要组件。
2004年11月27日，我和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劲松等人到纽约，在美国华侨陈宪中等人的带领下，专门去大卫·马吉的家里，看望马吉夫妇，顺便征集更多一些的文物资料。马吉先生指着一堆资料说，这是父亲留给他们全家人的遗物，自己无权交给我们。为了不使我们扫兴，同时表示他的诚意，马吉先生破例赠送了我们两件文物，一个是1948年国民政府授予他父亲的勋章证书原件；另一件是他父亲当年在南京使用过的名片，这个名片不是普通的名片，与他当时在南京的身份非常相符。
2004年12月1日，作者与赴美征集史料工作小组在美国夏威夷采访里格斯之子。
德国的外交官罗森当年给德国当局的报告书，在德国波茨坦档案馆被发现，报告书详细记载了大屠杀在南京发生的详细经过与状况，这些在《拉贝日记》中也得到了印证。此外，我们还陆续在海外征集了德国人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美国人魏特琳、米尔斯、里格斯、麦卡伦、威尔逊、贝德士等遗物和证词。
近年来，我们在国际上征集的文物比较多，征集这些文物的后面都有一些生动的故事。包括参加侵略战争的有名有姓的日本老兵及其日记，是日本友人松冈环、黑田薰和日侨林伯耀等人专门帮助给我们征集的。日方和中方提供的证据，虽然很重要，由战争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的资料，则让证据显得更加全面。这些海外征集来的实物都清楚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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