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泡沫没有发生已成事实的破裂，那么最终的、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余波将一定会是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曾荫权（香港）

    一场财富游戏的“真实的谎言”

    本质上，由温州炒房团引发的喧嚣，是一则经典的关于泡沫化的寓言。

    从著名的央行121号文件到此后一脉相承的上调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国务院通知，2004年年中，在经历了金融政策及心理恐慌的连续打击后，飘红数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开始遭受泡沫化质疑，楼市拐点若隐若现。

    几乎同时，多种基础性生产资料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飞涨，中国经济快车局部过热抑或全面过热的激辩四起。这仍是一片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关于泡沫化的浓重疑云。

    我们屏住呼吸，努力透过闪烁不定的泡沫看清泡沫之后的东西。

    “温州原罪”的价值

    温州炒房团一直是温州地方政府左躲右闪的话题。但既然是因温州而起的热门话题，躲是肯定躲不过的。

    2004年5月27日，温州市市长刘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界讲的炒房团，我不叫它炒房团，而应该是房地产的经营。

    小心翼翼地辩解，音量也算不上慷慨激昂。事实上，20多年来早已习惯于被怀疑和被质问的温州人一向是小心翼翼的。

    这种小心翼翼或无奈的低调，很大程度上缘于温州及温州人至今仍未洗净的“原罪”。

    所谓原罪本是基督教的特定名词，指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破坏了人与神最初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由于人类的始祖有罪，所以其儿女生来也有罪。在市场经济大行于天下的中国，“原罪”的现实内涵则已衍生为在改革大潮中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群体的财富路径的普遍灰色。这一概念的浮出水面，最早是在2002年12月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式上，自由派经济学代表人物张维迎针对中央政府加大富人纳税监管力度的举措，提出能否一揽子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考虑实行税收特免，即从现在开始立足未来，既往不咎。另一位被划入“新左派”的学者卢周来将之贴切地称为“零点方案”。2004年初，来自河北的一份“一号文件”把“原罪说”推向了高潮。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号文件批转的河北省政法委《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称，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其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摇篮、自由经济的圣地麦加，随便抓一把就能捞出仨老板的温州，无疑是“原罪”最为深重的所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温州印象可以用几个字概括：“黑”——靠走私起家，“黄”——贩卖淫秽书刊录像带赚钱，“白”——有了几个臭钱就满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假”——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骗”——欺诈行为屡禁难止。“温州”等于“瘟州”，五毒俱全，罄竹难书。末了，再背上一个意识形态的十字架：资本主义的温床。虽然，温州人不断地自慰：20年了，都过去了，悬着的一颗心也该落地了。然而，现实一再无情地敲打着他们，是猴子，就永远会有一条难以进化的小尾巴。在中国民众的群体性潜意识中，有钱的好像还比自己聪明的温州人至今仍让人爱恨交加。

    不幸的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温州人又偏偏在一个“不恰当”的当口蹩进了冉冉升起的中国楼市，往自己已经鼓胀得令人妒忌的荷包里大把大把地添砖加瓦。终于，报应来了。当公众的怨声随着房价一起飞涨的时候，温州及温州人“原罪”的新价值被再一次发掘出来：炒作房价、牟取暴利，除了屁股不干净的温州人还有谁能干出此等不良行为？前有犯罪案底，后又人赃俱获，横说竖说都假不了。恰恰温州和温州人本身是最吸引眼球的传奇猛料，于是，“罪恶的故事”不胫而走、四处飞扬。

    如果说楼市有泡沫，温州炒房团就是批量生产泡沫的元凶。口诛笔伐间，楼市究竟有没有泡沫，泡沫忧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似乎已不再重要。还有更妙的。当批判进入第二阶段时，又有权威人士说话了，其实温州炒房团也没那么大的能量，掀不起多少风浪，泡沫不是温州人想吹就吹得起来的。这番话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中国楼市没有泡沫，十分健康，该买房的平民百姓们还得抓紧买。温州人差不多成了一帖膏药，哪里不爽往哪贴，而且，价格很便宜。

    上下左右已被炒掉了一层皮，有“原罪”的温州人的价值应该被榨取得所剩无几了。但且慢，温州人浑身都是宝，不信就试试。

    2004年7月10日，首届中国城市土地运营博览会在深圳召开。据说，地博会是迄今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涉及土地与资本最多、国内外投资开发商最广泛参与的一次土地市场化运营的盛会，共同构筑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土地与资本对接的现实市场平台。

    多么激动人心的盛会。还有更激动人心的。地博会开幕前一个月，深圳一家著名媒体突然惊爆独家新闻称，来自民间的温州、潮汕、深莞、港澳四大投资会，将陈兵地博会，再掀房地产投资高潮！该报道对投资会作了如下精确的描述：由游走在中国地产界的数十亿民间资本组成，人数近万。其成员大多是对房地产投资有着精深理解和独到投资策略的“熟手”，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财富人士，同时得到了高层次专业咨询和顾问服务。他们不再是十几个亲戚、朋友组成“亲友团”、“购房团”式的低档“炒房一族”，而是理性的“投资一族”，是中国专职于房地产投资经营的大型精英团队，标志着房地产投资真正进入全国一体化时代。据悉，投资会已与地博会组委会频频接触，表达了强烈的购房渴望。

    我们真应该为之欢呼了。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层次、更紧密的组织体系，作为昔日流寇般的温州炒房团的升级版、豪华版，此等阵容的投资会岂不掀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番风云？

    极度亢奋之余，我们与“温州投资会”可能的相关各方进行了紧急联络，其结果却使我们的额头冒出了冷汗——

    地博会组委会分管宣传的负责人：从未听说过此事，更谈不上曾与组委会“频频接触”了。

    温州房产主管部门及曾经深度介入组织购房团的多位腕级人士：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最后，我们辗转连线深圳这家媒体的当事人：房地产投资会这个点子是大家一起聊出来的虚拟概念，至于眼下嘛……何必太当真啦。

    一圈转下来，查无此人！基本上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泡沫。但这个泡沫的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谁说温州炒房团没戏了？他们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正准备再创一番更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既如此，谁又敢唱衰中国楼市！

    泡沫的特点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偏偏，这下一个主角又是有“原罪”的温州人。

    浮躁为什么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泡沫是超乎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异动，是有别于经济活动健康体温的高烧症状。对当下中国楼市来说，“泡沫论”与“非泡沫论”的声音一直针锋相对，此起彼伏。

    在对比中，我们往往会有耐人寻味的发现。为对比科学，以下数据均取自2003年度及同一发布机构。

    ——《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家产407亿美元的微软帝国创始人比尔·盖茨再次摘得首富桂冠。前100位顶级富豪中，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为7人。前10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

    ——2003年《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靠房地产（或涉及房地产）掘金的竟占了6人。房地产无疑成为孕育中国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

    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在工业化进程前期及中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房地产业的花样年华。其地产富豪是否也随之“盛产”一时？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J.B.德龙在他的论文《攫财大亨》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1900年，美国共有亿万富翁22位。其中靠修建铁路或为修建铁路融资发财的14位，而靠房地产业致富的仅1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第五。1957年，美国共有亿万富翁16位，其中靠铝业及石油开采加工发财的8位，而靠房地产业致富的仍是1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第四。1996年，由于股市的极度繁荣，亿万富翁猛增到132位（个人财产在10亿美元以上），电子、软件、金融等成为诞生富豪的领头产业，靠房地产业致富的勉强上升至4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退后至并列第八。很显然，100年间，美国因房地产业一夜暴富者在同时代富豪中的比例从未超过10％，而这100年的前50年，正是美国房地产业的鼎盛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高速城市化造成的供求失衡及地产与垄断权力的暧昧关联，诸多因素共同扩张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空间与当今中国人情急气躁、快速致富的渴望一拍即合。于是乎，房地产超级富豪的神话一再上演。

    “企业家”是近些年让许多中国新生代富豪们心驰神往的头衔。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千百年来，“商人”一词在中国经济生活领域从来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称谓。古有著名的“晋商”、“徽商”，今有“浙商”、“粤商”等等。事实上，在现代汉语中，“商人”一词早已悄然衍变为从事工、商、建筑、中介等各种商品经济活动经营者的总称。这一衍变透射出古往今来商业贸易在中国经济生态链中极特殊的地位。

    至今，在中国企业界仍存在着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两种经营思路的激烈冲撞。所谓“技工贸”，就是一家企业以不断的技术完善作为自身进步的关键追求，以精于制造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底，以触须灵敏的贸易最终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其结果集中体现为企业产品性价比的日臻提高。“贸工技”与前者的主要不同显然在于相关要素排序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仅仅是排序的量的变化，很大意义上反映了企业对自身发展立足点认知上的本质性差异。几年前，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500强企业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百年名企之所以基业常青，缘于其将技术进步视作指路明灯，对商品生产精益求精的永恒理念，“技工贸”可以说是它们普遍的生存法典。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番景象。“联想变局”可能是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事件。

    1984年秋，柳传志揣着中科院的20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漫漫创业之旅。第一线曙光来自倪光南的“联想汉卡”。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和联想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倪光南在此后的3年时间主持开发了8种型号、3种版本的“联想汉卡”，形成了一整套功能齐全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联想公司因联想汉卡而得名，并掘得宝贵的第一桶金，“技工贸”的企业成长战略也由此确立。转折出现在1995年。由于所谓“负债持股”追查上报引发的激烈冲突，技术痴汉倪光南被“清理”出公司大门。1996年，柳传志第一次明确地将提倡了10年的“技工贸”战略换成了“贸工技”。柳声称，这是他在与倪光南的矛盾发生后痛定思痛的产物：“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自强发展不是有骨气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后发展的国家，要利用手中的市场优势，外国公司想卖产品吗？我帮你卖；我这里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加工；然后我再学技术，从实用技术到自主开发，这样就过来了，我们的技术也是最符合市场的了。”

    据说，柳传志最终皈依“贸工技”，还缘于刻骨铭心的受骗经历。1985年初，公司刚创立3个月，20万元启动资金就被一名自称是江西省妇联工作人员的女人骗走了14万元。柳传志暗暗认定，在中国，你如果不懂市场、不会做生意，企业注定搞不大。

    作为年销售额达300多亿元、中国IT产业领军企业的联想集团，其战略思维的“贸易化变局”，曾掀起企业界、理论界长达数年的激辩，其激辩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单一的“联想现象”。的确，长期浸淫于计划时代、产品经济的中国人开始学会尊重市场的价值是巨大的进步，同时如“联想”一般选择贸易作为自身立足发展的阶段性策略也算得上“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当“营销为王”甚嚣尘上，“会做生意”被祭为无数企业的唯一利器，玩概念、讲“故事”变成津津乐道的时尚之时，我们的忧虑就不能不油然而生。

    无疑，温州人同样是靠会做生意起家的。甚至在浙江这个中国经济的明星省份，除温州之外最为人称道的“义乌奇迹”、“台州奇迹”等也几乎无一不是靠会做生意“卖”出来的。许多温州老板对技术进步索然寡味，理由之一正是“反正货总能迅速脱手，怎么容易赚钱怎么来”。

    以机巧为旗，以善变为本，凭所谓的抢抓机遇赢天下，浮躁之气必定会弥漫我们的胸腔。

    患上浮躁综合症的显然不仅仅是企业。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中国GDP增幅达9.1％，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总量相当于1.4万亿美元。2004年一季度，中国号经济快车再度提速，GDP增幅上升到了9.8％。但我们恐怕笑不起来。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警告说，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为此消耗原油2.5亿吨、煤炭15亿吨、钢铁2.6亿吨、水泥8.2亿吨，竟分别约为全球消费量的7.4％、30％、25％和50％。这一对比让世界吃惊，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忧虑。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高歌猛进的背后是低层次的投资拉动，而这种投资拉动很大程度上缘于各地行政机构不计成本、不顾回报的投资冲动。

    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熟的状况下，各级政府事实上仍不容挑战地高居引领经济走向的主导地位。这些年，我们已经听说过太多因地方政府执著的GDP偏好而带来的近乎疯狂的形象工程热潮。由于这种热潮的极度普遍，我们只能从制度安排上寻找根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2004年4月一篇题为“中国经济过热，地方政府火上浇油”的述评中展示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中国资本开支正在迅速失控。北京越是竭力劝说地方政府不要把钱浪费在又一条多余的高速公路或另一座不必要的城市广场上，地方政府似乎就越是不愿那样做。中国的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节制地浪费资本追求速度，是因为奖励制度扭曲：评判业绩看的是增长率，而不是创造这个增长的过程中使用了多少资本。

    从这样的视角考察各地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飞涨，答案将清澈见底。有数据显示，房地产业是中国近10年来发展最快、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GDP的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其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包括直接贡献率和所拉动的关联贡献率，2003年是2.5个百分点，2004年预计为3个百分点。即在全国GDP假定平均增长8%这样一个宏观数字内，房地产的贡献率将高达30%。全国如此，在许多沿海城市更是炙手可热。没有哪位官员甘愿舍弃这块巨大的蛋糕，飞涨飞涨，还是飞涨。

    当改革开放走过了20多个年头，脚下已是一地辉煌，中国人自然有足够的理由开始盘点更辉煌的未来。三五年内让英、法、德靠边，15年超过日本，2050年时美国恐怕也不在话下。这一切，想想都会让人血脉喷张。东方巨龙已昏睡百年，该是腾飞的时候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急切的心理预期之下，集体意识的浮躁也就不可阻挡地喷薄而出。

    温州炒房团的神话与谎言，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浮躁中应运而生。

    信息不公正时代

    “信息不公正”事实上是“信息不对称”延伸的必然结果。

    2001年10月，三位美国教授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正如斯蒂格利茨获奖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用通俗的话概括就是‘一些人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

    在近些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一些人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的画面。

    2004年6月，杭州一家都市媒体曾做过关于楼市信息的专题调查。本次调查的第一个结论是，多数被访者——即现实或潜在的购房者——对各种渠道的信息无所适从。针对“在购房时，会依据什么信息做出判断”的选项，答案极为分散，选择“广告”、“各种展示”、“新闻报道”、“专家介绍”、“听周围人介绍”、“实地考察”的分别占了总数的10.5％、21.1％、21.1％、10.5％、10.5％和26.3％。而针对“选择你最信任的信息渠道”的选项，答案却非常集中，有52.6％的被访者选择了“实地考察”。这一现象凸显了公众对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不信任。在信息化时代，大量社会信息的可能失真和被怀疑，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有一位被访者甚至说，在一次决定是否购房的关键时刻，他深陷于各种声音以致彻底迷糊了。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的情况挂到互联网论坛上，热心的网友们纷纷投票，最后以28比19的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他一咬牙买下了那套房子，“简直和一场赌博没什么两样”。

    本次调查的第二个结论是，多数被访者对房产信息的透明度不满意。针对“现在已公布的信息是否能让市民了解杭州的房价走势”的选项，有78.9％的被访者选择了否定的回答。而针对“希望哪些渠道的信息通报应该加强”的选项，63.2％的被访者选择了“政府公报”。显然，他们对本应天经地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寄予了最殷切的期望。

    与股市中的散户一样，作为楼市现实或潜在的购买者，最广大的社会公众处在了信息获取极为不利的尴尬地位。在他们的另一端，是“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的政府、房地产商和媒体。然而，正如我们在此前的章节所阐述，由于巨大利益的天然纽带，我们对房产商们的信息诚信已不必抱多少奢望，部分媒体禁不住利益的诱惑也已集体失身。最值得期待的无疑应该是各级政府了。而已经发生的事实显示，短视的功利化的发展理念，致使它们本该坚如磐石的脚跟很难不左右摇摆。还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群体似乎也迷失于楼市的财富漩涡，由于没有发出足够响亮的独立的声音，而使自己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光芒。

    于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业已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是，楼市的走向永远像看不清的迷宫，“拐点”何时出现演变成一场莫衷一是的竞猜游戏，温州炒房团真相至今也仍属雾里看花的世纪悬案。我们两耳充斥的是作为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地产领袖们喋喋不休的宏论，他们俨然担当起指点中国房地产市场迷津的“权威发言人”。混沌之中，楼市泡沫成为股掌间随心所欲的玩偶。

    诚然，任何经济运行都有其多样化的不确定性，正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使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生活蕴涵了激动人心的丰富多彩。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基于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知道得更多一些的人”给出可以按部就班的楼市“路线图”。但是，与改革初期许多充满浓厚“中国特色政治风险”的变革领域不同，“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所面对的包括房地产市场发展在内的诸多新命题，具有世界范围内经济学意义上的共性和规律。我们已经不能总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理直气壮的解释。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知道得多”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潜伏的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道德风险”日益凸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所谓“道德风险”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人决定冒多少风险，而一旦情况恶化则由他人承受代价”。在扑朔迷离的楼市，为这种“道德风险”承受代价的最广大群体只能是社会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的“信息不公正”，欺诈与谎言肆意滋长，他们将不得不吞食财富被相对剥夺的苦果。

    学者杨帆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一文中描述了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权力资本瓜分社会财富的三个主要阶段：

    ——商业资本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等领域。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变为被私人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被转移。

    ——生产资本阶段。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亿元的财富被转移。

    ——金融资本阶段。1992年后，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产权交易及重新界定到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等，每一次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分配，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利益蛋糕究竟有多大？恐怕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财富盛宴中，我们分明再一次目睹了权力资本的暗潮汹涌。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仅仅是随风飞扬的小小道具罢了。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或阻挡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行。然而，匆匆前行间所发生的公共准则的闪失与以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道德风险”，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改革最危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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