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心的花蕊

    萧红，她终将独自漂泊。没有了温暖的爱，她成了一朵失心的花蕊，随着命运的苦雨寒流，浮转，漂泊。

    先期到了重庆的端木蕻良，当不成战地记者，却在迁至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谋了一份教职。由校方安排，他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的楼上。萧红按照罗烽在船上写给端木蕻良的住址，设法联系上了白朗，很快地便住进了江津白朗的家里。

    同白朗的再次相聚，萧红觉得十分幸运。白朗是萧红同萧军在一起时就认识的朋友，可以说，一路走来，她见证了萧红的宿命。她是喜欢萧红的，包括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却也为萧红怜惜着。每一次见面交谈，她都感觉到萧红内心的忧郁逐渐深沉了，然而，她觉得总是会有一个不幸的阴影笼罩着萧红。然而，这个不幸很快就发生了。萧红和萧军分手了。曾经的相互搀扶，到如今的各岸天涯。这其中的悲伤想必只有萧红自己懂得。

    白郎不清楚在萧红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清楚的看到，萧红惊人的改变，仿佛是换了一个灵魂。

    两人同住了一个多月，萧红从来不向白朗谈起和萧军分开之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埋在心里，对于一向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肯吐露真情。但是，就算是萧红一言不发，她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萧红心中的忧郁，连笑容里都带着伤愁，涌动在她的生命里，浓得化不开。

    仿佛是岁月榨干了她心中的柔情，萧红变得暴躁易怒了。有时候会忽然发脾气，直到理智恢复，当她清醒时，才意识到白朗本来不应该是自己的发泄对象。于是便沉默下去。

    如果说相爱是一场痛，那么同萧军的离别便是她好不了的伤。

    有些人，是掌心的一道划痕，痛过之后，结成疤，便成为往事。有些人，驻留在心底，轻轻一碰，便是一次剧痛，一生好不了的伤。

    萧军，正是烙印在萧红生命里的那个人。

    萧红的肚子越来越大，在将要分娩的时候白朗把萧红送到附近的一家小医院。

    萧红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静静地体味着身体和灵魂的痛楚。她回忆起了多年前行将分娩的场景。那时她刚刚逃离旅馆，那时她饱受困难的折磨，那时她头脑中曾闪过许多生生死死的念头，但最重要的是，那时萧军还在，他用尽浑身能量来保护自己。而此刻，她腹中怀着这个曾经她深爱的男人的孩子。然而，物是人非，爱人不在。她无可奈何地感受着孤独。却连悲伤都觉得格外的累。

    不久，萧红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婴。白朗到医院看过，婴孩又白又胖，和萧军样子很像。

    然而，仅仅三天，便离开了世界。

    萧红如离了魂一样，紧锁在痛苦里。医院里只有萧红一个产妇，闹着要出院，她害怕梦魇一次次扼住她的喉咙。然而，这一次，白朗的房东不让她再住进来。按照当地的旧俗，未出满月的女人是有邪气的，住在家里不吉利。

    白郎拗不过房东的刁难，只好为萧红让走了。

    在最后握别的时刻，萧红面对着滔滔水流，她知道未来的远景已经摆面前了，她也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出院以后，住进歌乐山云顶寺下的一间租定的房子里。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般都不会住在山上。

    幽寂的环境，她饱尝生命辛酸的心已经溢满了满腔墨泪，等待着挥洒和倾泻，萧红开始恢复她的写作。

    这里有一家著名的歌乐山保育院，是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设立的，院里收养的小朋友多是汉口一带的流浪儿童。音乐家沙梅、季峰夫妇在保育院工作，他们有时会遇见一位妇女挎着篮子，从山坡顶上的房子里走下来买菜。身穿着旧旗袍，脸色苍白如雪，眼眸幽幽，涌动着深郁。

    季峰很早就读过萧红的《生死场》，非常仰慕，她很想同萧红深入地谈一谈，但是多少次的想法却始终没有开口，有几次在路上遇见，也只是寒暄两句而已。季峰看得出来，萧红不大爱同别人交流。

    萧红的性格越发的怪，平日里窗子和帘子通通关上，也不怎么理会别人，她像是独自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一般。端木蕻良有时去看她，却也是不从正路走，而是走的侧路。

    就算是有端木蕻良偶来探望，萧红的生活依然是孤独的，他们的关系微妙而尴尬。萧红阴沉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了，她知道，心中的爱情之火，将永远无法复燃。

    多少人，生命还在，爱情却早夭。萧红，过早的尝尽了生命的艰辛苦痛，承受了太多不可承受的负重。

    在某一天里，萧红忽然觉得，这样活着太累，她也许应该换一种面貌。

    萧红不久就搬到了，重庆的一条不见阳光的名叫米花街的小胡同里居住。房子是池田租的，邻居有绿川英子。

    1939年，春回大地，四处一片盎然生机。

    萧红也换了一番面貌，衣着也开始注意了，开始注重美和享受。她潇洒的样子，让朋友们也安心不少，然而，这是真实的萧红吗？她将真实的自己藏到了哪里。

    夏天，萧红搬到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宿舍里，同端木蕻良住在了一起，尽管双方都极力否认，他们还是结合到了一起。

    从那以后，萧红便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她成了谜。

    开始一段时间，萧红还会常常一个人去看胡风夫妇。梅志刚刚产下一个女孩，萧红前来探望。

    梅志高兴地称道：“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告诉梅志，这衣服的衣料、金线，还有铜扣子，全是她在地摊上买的。梅志还见过她穿的另一件毛蓝色布旗袍，也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那上面还有她用白丝线绣的人字形花纹，把一块粗布料显衬得既雅致又大方。

    萧红对于衣饰的讲究，居然作为一种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那里去了。在重庆，萧红也是受到了一些非议。然而，这些舆论对萧红并不大，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的风声，雨声，质问声，都不过是轻轻耳语，从不曾扰乱她的心。

    一天，萧红又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里来了。胡风不在家，她留了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一边喘气，一边抱怨这山城出门行路的艰难。

    梅志为她倒了茶，随即坐下来闲谈，话间，忽然想起日前收到的萧军的来信，便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萧红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照片是萧军和一位姑娘的结婚照。两个人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那姑娘看起来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她翻过照片的反面，上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静默得像是一尊雕像。刚刚脸上所有的色泽都瞬间退却。

    所有光阴在回忆里倒流，回忆化成了苦汁湮灭了萧红的心。那一刻，她终于明白，那一段感情，无论是痛苦，还是甜蜜，都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她的生命里，拔不出来。

    梅志失悔了，本以为两个人是缘分尽了和平分手，不会再介意什么。没想到却对萧红产生了如此大的触动。

    梅志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萧红默默地沉寂着。

    过了好一会而，萧红也像是醒过来似的，然后就匆匆逃开。

    这一年冬天，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秉庄的房子里。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栋新式楼房。当时端木蕻良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另外还有几个教授也住在这里。靳以就住在端木蕻良的楼上，因为在上海时就认识萧红，也写文章，所以时有往来。

    这时候的萧红，身体和心情都开始变坏，消瘦，咳嗽，脸上失去血色，也失去了笑容。她把自己紧紧锁了起来。

    2.不落的梦

    据说，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曾经找过萧红，请她担任一两节文学课，她谢绝了。

    要写作，就必须赢得支配自己的自由。她所以主动远离重庆文艺界，在萧红看来，写作是个人的事，是在独立的房间里进行的，种种的文艺活动，实际上与创作毫无关系，而且会造成损害。

    在武汉，她曾经参加过两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她的意见就相当的孤立。关于文学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是时代中的作家个体，强调生活的积淀及其思考。

    这时候的萧红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权威的证明，因为她自己已经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她心中对于权威的信仰，已经随着萧军逝去了。所以，在返回故乡呼兰河的同时，她要重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少为人所知的人性的方面。一个人，只要怀着人类的梦想，内心充满自由、爱和温暖，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抗争。

    她一而再地回到这样的一场斗争里。呼兰河和鲁迅，凝聚了人类的苦难、爱和抗争，这时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回忆和写作使她充实。她愿意让自己陷入这中间。在实际生活中，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并不使她感到快乐，而是愈来愈疲乏、痛苦和沮丧。

    几个月来，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文化人又开始陆续向周边或远处撤离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在各自写他们的长篇，然而城市上空的警报却一次又一次的在鸣响。

    这对于萧红来说，是满载着恐慌。

    这时，孙寒冰来找端木蕻良，希望他去香港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在港的东北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周鲸文也邀请他去香港办《时代批评》。他的小说《大江》正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这里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可以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到香港去。

    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从异乡到异乡，她的一生从未停止过漂泊。

    香港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这时的萧红，如同耀眼的明星，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作过多次关于抗战、妇女问题和文艺问题的讲演。

    社会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三月间，还曾起意编辑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名目就叫《鲁迅》。在她的计划中，这刊物有长篇，有短篇，也有散文和诗，但一定要每期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她想到三部分的工作，一是收集稿子，二是弄出版关系，最后还想由自己去弄钱。其中重要的是组稿，为此，她还特意写信给许广平，希望得到具体的赞同。

    到了下半年，香港的空气因不时传出日本南进的消息而呈一种疟疾式的紧张，每到这时，她立即写信说正在购机票回重庆，要梅志给先找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以写作或生病为理由延宕下来了。一种焦虑的心境始终萦绕着萧红的心，起起伏伏，终使她无法平静下来。

    她也有信给靳以，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切之情，一颗孤苦的心，再也难寻灵魂的照拂。

    萧红对白郎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状况：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她在寂静中独自享用孤独，一颗心缱绻在忧伤里，无法与愈合。然而，她还不到三十岁的年龄，还未来得及绽放，却已经行将枯萎。以最沧桑的姿势面对生命。

    端木蕻良依样的风流倜傥。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

    端木蕻良的做派使萧红对她越来越反感，他们的感情悄悄地走向了陌路。

    端木蕻良一直认为萧红的病情“没有太多症状”没有像萧红向朋友们所倾诉的那样；他只看到她喜欢喝酒抽烟。没有了情感的牵系，也就再也看不到她灵魂深处的样子。

    表面上一对爱旅，实际上已经是形同陌路，彼此默然。

    同端木蕻良的结合，是萧红最无奈的宿命。萧红不是没有想过要挣扎，因为早在重庆的时候，萧红就产生过离开端木蕻良。然而，最终她又走回到了他的身边。在饱尝了孤独之苦后，她迫切地渴望一个伴。她自觉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她是女人，而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哪里都有“封建”这个罪恶力量的存在。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逃不出男人的天罗地网。

    这是萧红同骆宾基谈话时说到的理由，简单苍白，注满了生命的无力感。她深深地渴望着爱，就算爱所剩无几，她也是再也不忍心割舍掉。

    从重庆到香港，是萧红对爱与自由的最后追逐，然而，她却时时被情感牵绊着，得不到自由，她是矛盾的，一生都在逃，都在追，逃离苦难，追逐爱，在失去与获得中挣扎。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她是时时计划着返回重庆的，端木虽然也计划着离开香港，未来的落脚点却选择了昆明。不同的路线，已经很显然地表示出了各自的心意。

    次年，萧红还曾作过一次逃离的尝试。当她从史沫特莱那里获知日本进攻香港的军事动态之后，即动员来港的茅盾和她一同去新加坡。一是为了安身，再也是为了离开端木蕻良，这份情感中，她始终没有找到救赎，又一次满载了失望。

    茅盾事后回忆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寂寞是一朵妖花，在萧红痛苦的心中，艳艳地绽放，狠狠地吸着她心头的血，使她的灵魂一次次痛苦地喊叫，渐渐苍白。

    一生逐爱流转，却终在时光里啃噬孤独。她加紧写作，这是她最畅快的倾斜出口。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她才清醒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1940年，她出版了几种著作，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接着，又写了短篇《后花园》、纪念鲁迅的哑剧《民族魂》；长篇《呼兰河传》也终告完成。1941年她写下短篇《北中国》和《小城三月》，后者是在病枕上写成的；连续发表长篇《马伯乐》，然而，随着她的病情加重，她的写作也不得不停止。

    《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是一条心路。

    呼兰旧梦，再回首往事幽幽如风，在每一刻寂静光阴里吹拂着萧红的心。呼兰是她生命最初的地方，也是她最初的伤痛所在。

    她没有为时代高唱战歌，而是寂静地为广大劳苦的人们深深呐喊。

    萧红知道，呼兰河的土地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的作品，她在聆听呼兰河的倾诉，为这片土地代笔，静静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3.最后的故事

    《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个文学作品，像是一首生命的挽歌，悠扬婉转，又带着淡淡忧愁。

    转眼间，秋色渐浓，她心中生出一种苍茫的哀愁，她胸中燃起了诉说的欲望，于是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自己的乡亲，一封给自己的弟弟。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封寄不走走的信，满满地装载着她的情绪，她的怀思，她的哀愁，随着她的脚步扩散四方，最后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永恒的烙印。

    张秀珂并没有看到这封信，他在游击队里。据他说，他曾经写过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延安寄去。他以为姐姐萧红仍然和萧军在一起。后来他又寄信去过香港，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再得消息时，萧红已经走了整整一个春季。

    书信搁笔之后，她的病情也更加严重，经过全面检查，医院确认萧红患了肺结核，于是把她从普通病房搬到隔离病房去。

    她开始打空气针，原本期待着能够有所好转，反而却但是效果并不如预期的好。到了这时，身体潜在的疾病全部显露出来了。

    她咳嗽、便秘、气喘，头疼……她的脸色愈见灰暗，说话的声音也变得低哑了。生命渐渐地暗淡下来。

    她的病榻，被安置在医院四楼院的前方走廊上。这里却是死寂一般的宁静，不过却是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萧红经常倚着窗看海，看看那波光粼粼的水面，辽阔的畅想。有时候会看看书，晒一晒阳光。如果不是病魔时时困扰，这也应当算是一段惬意时光了。

    一夜，海风忽起，仿佛是命运在催促，萧红受凉了。从次日起，她的病情开始加重，咳嗽一直没有停止过…… 身体逐渐衰弱。她已经隐隐感觉到生命在渐渐流失。

    她恳求医生给她打止咳针，医生起先搪塞着，而后就不再理会萧红了。萧红想要出院，尽快摆脱这个地方，而周围的人都在劝慰她好好住在医院安心养病，没有人能体会到她心中的痛苦。她感到不被人信任，但即使是愤怒，她也还是沉默了。她的心却始终是无法安定下来。一种危机意识时刻地提醒着她要守住自己的生命。

    在最无助的时候，萧红想到了萧军，她曾说：“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至此，她清楚的知道，不管同萧军是分是合，萧军在他心中始终占有一个位置，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他们彼此，都曾给予对方独一无二的爱。就算它在岁月里沉寂，却永远不会消亡。多年后，某一刹那里的回想，细细品味，这份情感，依旧甘醇香浓。那是回忆的味道，那是用尽生命之爱铸就的佳酿。

    最后，萧红想到了一个朋友，就是香港东北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于毅夫。她挂了电话，于毅夫果然立刻来到。在他同情和理解下，最后萧红终于如愿的出院了。

    周鲸文就同妻子一起到九龙看萧红来了。他们看见萧红就躺在那张破旧的床上。她见到周鲸文夫妇来访，虽然努力振作，却是还是一幅衰弱的样子。

    周鲸文在心里埋怨于毅夫，并且劝萧红重回玛丽医院，像家里这样的环境对她这种疾病是有害处的。萧红点头应允。

    周鲸文临走时，留下了一些钱，并嘱咐端木蕻良为萧红办理重新入院的事。

    一些朋友知道她出院，陆续前来看望，其中有茅盾、杨刚、胡风柳亚子、骆宾基等等。

    肺结核是一种时间的疾病。萧红的肺病正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消耗着生命，她咳得厉害，睡得不宁，喉头的痰液越来越多。

    时代文学社的袁大顿帮助料理左右，有一次，萧红要袁大顿替她到屈臣氏药房买一支摄氏体温计，因为不在行，他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萧红笑了。笑后，她温和地向跟前的青年解释了有关体温计的使用法。

    袁大顿回忆起来时，他写道：“萧红的真挚的心魂的大门，在苦难临头时也为人打开的。”

    萧红正面临着生命的劫难，而香港这座城市却遭遇了战争。

    九龙陷入炮火之中，硝烟弥漫，整清早，骆宾基搭乘巴士来到萧红的寓所。

    对于骆宾基的到访，萧红是欢迎的，端木蕻良同样求之不得。他想去港岛同有关友人商议去留问题，正苦于无人照料萧红，见到骆宾基，就像见到救星似的，他可以毫无挂碍地走了。

    柳亚子来到萧红卧病的房间，探望萧红，此时的萧红非常恐慌，他安慰说，“不要怕。”

    萧红说：“我是要活的！”声音微弱，如同一个老人的絮语。柳亚子又安慰了萧红会儿，就同端木蕻良走了

    萧红脸色惨白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

    她要骆宾基伸出手来，说是自己过于疲倦了，需要闭闭眼。 “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一些。”萧红闭着眼睛，像孩子一般。

    这个时候的萧红，只求心中一份安稳，其他已经是别无所求。

    端木蕻良很晚才回来，带来一个消息，准备夜深时分偷渡海峡。

    偷渡的渔船，据说是于毅夫为这三位东北作家准备的。当时，港九之间所有的公共汽车、电车、渡船都停驶了，海峡在夜间戒严，封锁了两岸的交通，要偷渡成功并不容易。何况，多出一个病人，增加了行动的不便，骆宾基是必须留下来的。

    为了宽慰萧红，骆宾基曾经说过“怎么样也不会丢下你不管”之类的话。既然有言在先，他想，不管自己的私务多么急切地等待赶回去料理，也得耐心地等待，履行自己对病人所作的承诺。

    下半夜，两三点钟过后，三人按晚间的协议行事。病人由骆宾基负责护理，端木蕻良携带简便行李，分坐两辆三轮车开到汽轮码头旁边事先约定的地点，然后登上小船。黎明前，他们终于经过一段紧张而沉寂的行驶，安然靠岸。

    在时代书店职员的协助下，抬着萧红，辗转了几处，最后住进思豪酒店。

    房间空空荡荡。虽然有防空用的黑色窗帷，有电灯电话，但桌子上没有台布，沙发上没有罩布，木椅上没有坐垫，台灯也撤走了灯罩，一切物体都显得陈旧不堪。萧红被安置在有床帷架而没床帷的床上，床周围的铜栏杆柱子也是锈迹斑驳的。整个房间，就像是一间破败的古董店。既不见酒店的经理人员，也不见自制服的侍者，仿佛酒店处于无人值班管理的状态。

    战争的阴霾笼罩之下，已经找不到光鲜之处，整个城市都伤痕累累。

    把萧红送到这里，骆宾基觉得两天一夜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不禁松了一口气。他打算晚上出去找私渡海峡的小划子，如果顺利，当夜就可以回到九龙寓所，把稿子和衣物带出来。时已黄昏，他见端木蕻良迟迟没有上楼，不知在楼下办理什么手续，有点心急了，于是跑出五楼的走廊等候，正好遇见专门来访萧红的大公报记者杨刚。他把杨刚带到萧红的房内，留下他们两人谈话，守候端木蕻良归来。

    远远的海滩上不时传来炮声，弥漫了海面。骆宾基愈等心里愈急。

    杨刚走后，骆宾基来到萧红床侧，问是不是自己还必须留在这里等端木蕻良回来，才能离去。萧红要他坐下来。也许与来访者刚刚说完话，有过激动，她这时有些疲惫了，脸色愈加苍白、阴暗，说：“端木不会再来了！”

    “这是为什么？”

    “他要‘突围’……”语气平静，带着深深的哀伤。

    骆宾基惊呆了。

    考虑到英国几千人的驻军不可能长期守住这块租借地，骆宾基决计马上偷渡，而且要赶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还未占领九龙市区之前回到自己的寓所，不然，稿子将毁于战火之中。他告诉萧红，他必须回去取稿子，取到之后，再回到这里探望她。这时，萧红突然转过脸去，显然不愿对方看见自己的眼泪。

    “难道一个处于病中的朋友，她的生命就不及你的那些衣物珍贵？”

    “当然不是这样的！”骆宾基低声辩解道：“朋友的生命，在我看来就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贵。可是，我在桂林的桐油灯下写的那些稿子，我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的！”

    “那一你就去！”

    “我会连夜赶回来，绝不会把你摆在这里，从此不管了！”

    “那就很难说了！”

    “怎么难说呢？”

    “你听我说，好么？你想，你真的能说回来就回来么？这是战争呀！你听炮声这么激烈，你知道，九龙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你的住所离码头那么远，坐巴士要坐二三十分钟，是太子道路底呀，那里是不是已经在巷战了？你怎么能冒这个险呢？……”

    萧红是为朋友的行动担心了。骆宾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留了下来。

    归根结底，病人身旁没有一个照应的人，实在是不能就此离开的。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担负起与病人生死与共的护理责任，应当成为以鲁迅为主将的营垒中的战友之间的崇高义务，任何一个处于同样状态下的流亡的左翼东北作家都是不会推卸的。骆宾基沉思着，在萧红面前安定下来了。

    “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自然，骆宾基的诺言，在萧红听来是无限欣慰的。

    她的一双敏感的大眼睛，这时现出了胜利者的喜悦的光辉。她以大姐般温存的语气，要他坐到床侧，说，她早已知道，他是不会把她丢开不管的。两人的友情，由此顿然转入一个亲切无间的阶段，就像姐弟般坦率，战友般亲切，少男少女一般的纯洁与天真。

    在四周空寂无人的所在，两个人开始了无尽无休的倾谈。在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专注地倾听自己，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呵！随着絮絮的叙说，萧红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青春时代，回到了焚烧着热恋和叛逆激情的岁月，和此后漫长的充满坎坷的流亡生活……

    她说了许多同萧军在一起的往事。在这中间，给骆宾基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回忆两人分手之后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昂扬情绪，仿佛从此摆脱了从属于对方的地位，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不屈的意志也就获得胜利了。

    萧红说：“……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那里，你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这只是一两个礼拜之内的事情。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

    说到端木蕻良，萧红说：“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她又说：“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三四年呢？这不太痛苦了么？”骆宾基问。

    萧红说：“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会变得麻木，不觉得有什么了。”

    第二天，端木蕻良突然走了进来，还为萧红带来两个苹果。萧红沉默着，似曾相识似的，神色有点漠然。

    你还没有突围呀？”骆宾基问道。

    “小包都打好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蕻良回答说。他为萧红刷洗了痰盂，很快就离开了。

    不久端木蕻良又走了回来，说了一些悔话。骆宾基是极其愤怒的，萧红却是坦然淡定。

    4．芳尘永寂

    晚上的时候，萧红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她给柳亚子打了一个电话，愉快地笑着说：“我完全像是好人似的了。我的精神很好。……”放下电话，她向骆宾基转述说：“他听到我的声音，说，你能打电话了呀！他那个高兴的口气，哎呀！……在这样慌乱的时候，他还能注意到我的声音，说是从我的声音里就知道精神好了，这真是诗人的真挚。在这混乱的时候，谁还能注意一个友人的声音呢？”

    大楼又恢复了它的空寂和平静，而他们之间的谈话，就又在一种友情的渴待中给接续起来。他们谈文学，谈鲁迅，谈各自的见闻……萧红的眼光，再也见不到先前那种神经质的闪烁不定的神色。她在怡然地谈说经历的往事之外，也倾心地谈及构思中的小说。

    《红玻璃的故事》 是萧红最后讲述的故事。

    然而故事还未讲完。六楼突然中弹，萧红被吓得一惊，电话也终中断了。她仿佛听见了命运的声音。

    骆宾基带着萧红，在火光灯影里很快没入拥挤的人群中。曾经几次尝试着站立和走路，结果又是一次无力的抗争。

    十天之内，经过数次迁移，她终于无法支持，最后只好从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转入跑马地养和医院。

    萧红入院不久，端木蕻良又突然出现了， 他向骆宾基表示歉意，并声称愿相陪照料病者。骆宾基持欢迎态度，他太劳累了，实在需要回到书店职工宿舍去睡一觉。

    第二天，骆宾基来到养和医院时，医院已经诊断萧红为喉部肿瘤，决定动手术摘除。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同意医生的方案，只等骆宾基的意见了。骆宾基毫无医学知识，除了同意，还能说出别的什么话来呢？

    手术过后，喉头接上铜嘴呼吸管。这一喷氧装置的安设，会发出咝咝的声响，连说话也带有咝咝的杂声了。这样的病痛让萧红更加感到无力。

    晚上，萧红把端木蕻良打发走，对骆宾基遗嘱式地单独作了关于《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书版权的交代。稍后，骆宾基将相关的内容向站在走廊上的端木蕻良作了转达。

    他们一起走进病房，萧红平静地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说：

    “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发展的，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生活着不是做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她又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有那么一天……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萧红的眼睛润湿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她对生命，涨满了深深地渴望，就算耗尽了生命最后一丝力气，她也还是要挣扎。

    端木蕻良站在床侧，也哭了起来。

    1942年1月18日中午，萧红由骆宾基和端木蕻良两人陪同，乘坐养和医院的红十字急救车，再转入玛丽医院。

    医院给萧红做了检查，确诊为肺结核与恶性气管扩张。养和医院的误诊，致使萧红不能进食，只能靠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像是命运的捉弄，而这种不幸却真实的发生在了萧红的身上。

    下午二时，萧红在手术室换了喉部的呼吸管。夜晚，她在六楼的病室里平静地躺着，盖了院方的白羊毛毯，不说一句话。

    过了一整天，到了半夜十二点，萧红见骆宾基醒来，眼睛现出关切的神情，微微笑着，做出要笔的手势。

    她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当她写下最初九个字时，骆宾基对她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她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三时示意吃药，又吃了半个苹果。这时，她由喉口铜管呼吸，声带无力发音，但神色是恬静的。接着，她又要纸写：“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

    21日，一个美丽的早晨，温柔的阳光，萧红可以发音说话了。这时，她脸色红润，心情显得很愉快，而且吃了半个牛肉罐头。她说：“我完全好了似的，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多。”

    她的精神有些反常，让骆宾基心中有些惶惑。她招呼骆宾基说：“坐下来抽支烟吧！没有火么？”

    骆宾基说不想抽烟，实际上是没有火。萧红说：“我给你想法子。”

    “这些事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养你的病好了！”端木蕻良说。

    萧红说：“等一会儿，塞斯特儿就来了。”她按了几下床头的电铃。

    “你知道整个医院都没有人了。”骆宾基说完在大楼里到处找火柴，最后走出医院的大门。他还想在附近的村子，或是在公路旁卖杂货的小摊，买一盒火柴。这样，他走到了香港市区。他心里还是惦记着那些小说的稿子，他想萧红今天的状况又很好。于是，他安心的上船走了。

    22日黎明，骆宾基回到香港，带了些食品去探望萧红，再上楼的时候，病人已经不在了。他的心忽然慌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赶紧到常去的书店宿舍去，看到端木蕻良的留条，告以萧红病危，嘱归后等他来接。不久，端木蕻良来了。

    他告诉骆宾基说，玛丽医院因为军管，只好临时转往红十字会设立的圣提士反临时病院；

    萧红当时情况已经非常差了，她陷入了一种混沌的状态，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已经完全不能发声了，生命将尽，她脑海里浮现的是所有她最难以割舍的温暖。他向端木蕻良要来笔，写下了“鲁迅”、“大海”几个字。

    这是她生命最后的怀念。

    萧红早上六时就昏过去了，一直不省人事，看来已经无法挽救了……

    骆宾基冲进医院，只见萧红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散乱地披在枕后，渐渐的，脸色就灰暗了下来。

    萧红在气息渐弱的时候，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十一点，萧红停止了呼吸，所有的抗争和挣扎都停止了。

    一抹绝艳的孤红，与蓝天碧海处永寂。一生跋涉，在另一片天空里靠岸。她的灵魂之花，艳艳地开在光阴里，永生不灭。

    “落花无语对萧红。”这是端木蕻良在萧红重病时的感伤之作。

    问花花不语，为谁开？为谁落？算三分春色，半入流水，半入尘埃。

    萧红，一朵参演浮萍，归天，靠岸。

    萧红沉寂了，整个香港也一片灰暗，硝烟迷茫着整个天空，人们满心惊恐。仿佛是一座城，在为她的离去沉痛哀悼。

    【萧红生平】

    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1911年6月1日，她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取名张乃莹。

    1920年，生母病故。继母与她感情淡漠，父亲思想保守，专制顽固，只有年迈的祖父能给这缺少爱的孩子一点安慰。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喜爱绘画和文学。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

    1930年，父亲令她退学，准备与未婚夫王恩甲完婚。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又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户的地租而遭到一顿打，便逃出家庭。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后来与流浪街头的她相遇时也是冷眼相对，她亦终生不曾再回过呼兰县的家。

    1931年10月，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无家、无业、无处栖身的姑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违心地与王恩甲一起住进东兴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孤身困于旅馆。

    1932年11月，在即将被旅馆老板贩卖以抵所欠旅食费时，得到了萧军的帮助。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秋天，她与萧军结合，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踏上满满文学征程。

    1934年，日伪在“满洲国”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她和萧军因编辑进步刊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便于6月离开哈尔滨至青岛。10月又因青岛形势险恶奔赴上海，两人同鲁迅接触并接受其影响。

    1936年，她因萧军的感情背离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只身东渡日本。

    1937年，她返回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成为“孤岛”后，应李公朴之约，于次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其后和萧军分手。

    1940年，她和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办《时代批评》刊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陷香港。她正患严重肺病，靠朋友的接济住院治疗。炮声隆隆中，端木蕻良弃她而逃。

    1942年1月13日，她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病情恶化。18日，确诊为恶性气管扩张，第二次动手术换喉头呼吸管。21日，所住医院被日军占领，改为日本战地医院，病人全部被驱逐。22日，在战争与病痛的折磨中，她与世长辞，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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