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提出这个观念，他比李鸿章更过激，当时朝廷没有接受这个观念，但还是有商人不断地想试试冲破这个规定，我要建个厂，现代化的厂，试试怎么样。但是一发现就要被封，不过上海江南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发现的。但是国家法律政策上是坚决不许可的，私人产权还是很有限的。严格来说朝廷有什么权力禁止呢？但在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当时朝廷的观点是接受了一个大臣提的建议，他是坚决反对郭嵩焘的，他提出来，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通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机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他说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所以一个文艺座谈会没有赵本山，你看把赵本山吓的，因为他有很多产业，后来他表示，如果中国要收回钓鱼岛打仗，我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还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们的财产全部都是党的。这就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现代化转型还在继续转型之中。这说出了朝廷的想法和政策，不能让商人太有钱，太有钱了朝廷就控制不住了，我们一定要是行商坐贾。我们要学历史，学历史还是很有用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要突破这个瓶颈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还是李鸿章抓机会，稍微地打破了一些障碍。李鸿章最会用反对派的力量借力打力，用反对派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李鸿章的一个绝招。1863年开始办洋务，洋务运动是买外国机器来官方自己生产枪炮，再调给自己的军队用，不对外售卖。晚清时期清政府财政极其困难，现代军工极其费钱，从1863年开始办了将近十年之后，到1870年、1871年已经没有钱了，山穷水尽，这些企业办不下去了。这时候反对办这些企业的顽固派就起来了，说你本来就不应该办，现在还没有钱，如果没有钱了国家财政这么困难你们硬要办，就只能再加大税收，搜刮民脂民膏。你们本来就不应该，你们把钱用尽了，还要搜刮民脂民膏？税收已经很重了，你是不是会逼人民造反？停办！
朝廷也觉得确实没钱了，办不下去了，难以维系了，朝廷就提出来，觉得应该停办这些企业了，比如造船的，首先从造军舰的企业开始停，逐渐停到造枪炮的，因为没钱了。曾国藩和左宗棠一听说非常着急，因为这种事情是曾左李先办起来的，他们的权力极大，要停办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他们都坚决反对，李鸿章和左宗棠马上表示坚决反对，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好不容易才打下来一点基础，这一停办这十年就毁于一旦了，以后再重新起步就很难了，坚决不能。也就是说没有钱，曾国藩的绝招就是人。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叫做打落牙齿和血吞，别人一圈把我的牙齿打断了，我都不露出我的愤怒和不满，我和着我嘴里的血把牙齿吞下去，别人谁都看不出来。曾国藩就说一定要有这个精神，我们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左宗棠也是这样的观念。
李鸿章的奏折没有急于上，他过了一个月才上的这个奏折，他也是坚决反对停办。但是他的奏折很详细，前面分析了世界形势，认为这几百年来都是白人列强，横冲直撞到处殖民、到处侵略，之所以能这样就是他们有枪有炮，比其他国家的武器强。他们认为这个时代还远没有结束，我们恐怕还会打仗，还会侵略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停办。他一分析出来朝廷看了，被打动了，觉得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局面还没结束，用今天的话就是列强帝国主义军团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就不能停，不能停怎么办？他比曾国藩和左宗棠厉害的地方，他承认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想把郭嵩焘本来的意思说出来。他说不能停办，又没有钱办，怎么办？只能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他把他心里藏着的，不敢提的说了出来，用机器生产民用品去卖去赚钱啊！用现代化的轮船在长江里头航运，卖给老百姓船票，卖票，用现代化机器织布去卖，朝廷本来是坚决反对的，朝廷一看既然不能停又没有钱只能按照李鸿章的办法。
洋务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从前生产枪炮是为了求枪炮，现在第二个阶段是为了卖，求富，那么就追逐利润。生产枪炮之前不卖就只是自己生产给政府军队用，现在要卖就要核算成本，这就更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要核算成本，那到市场怎么定价？走入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设想很好，但还是碰到了一个问题，朝廷现在还是一点钱都没有，你说要机器生产枪生产布，买现代化的轮船在长江跑航运，哪来钱？李鸿章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提出来这些之前他都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他说现在大批华商给洋人做买卖，他们手里有大量的钱，而且因为是我们制度不许可，朝廷禁止他们办现代企业，所以他们一直想办，办不成。
现在很多洋商，尤其是太古轮船公司还是外国人的，注册是外国人，但因为经过这十几年的股权转换，中国人都已经买下外国的轮船公司了，股权实际上大股东是中国人了。虽然注册还是英国太古公司，但大股东是华商。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朝廷不许可他们建自己的，只要我们给他更丰厚的利润他们就可以来。因为知道现在朝廷突破不了允许他们单独建私人企业，现代化这一步，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官都商办，注册是官家的，好比我们建一个织布局，建轮船公司，建是官家的。官方出一点官股，补充股份制公司，大部分商股由商人来经营，按股份分钱。朝廷一看确实，李鸿章还举了大量的例子，谁谁谁有多少钱，都是华人。朝廷就没有办法，就同意了。这就叫做官督商办，因为他让商人进入的现代企业。因为是官方的，就派一个官员当企业的领导，发现官员完全不了解现代企业，还是得招商人在外国企业里面。
最早办的是两个企业，第一个是轮船招商局，现在还是我们的央企投的，招商银行的一个子公司，这就是李鸿章，中国创办的第一个现代化以民用为目的的企业。一个是上海织布局，从英国买机器织布，卖。官办的，但是商人出钱，所以只好由商人来管理，但这是国企，按中国当时的规定，你让哪个商人来你必须给他授予一个行政头衔，哪怕很低级的官员。企业有商股，又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发展非常得快，赚很多钱。上海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有政府的支持，政府运东西都通过它来运，这些本来是英美商人占统治地位的，把他们都挤垮。1880年电报局成立，开始也是官办，但官办发现不行，就官督商办，产权注册是官家的。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知道，有一个中国的“戴红帽子”，一开始是不允许有私人企业的，改革派想突破这一点，反改革的一直坚持说这有剥削，都是一些草根阶层自己想出来的，“戴红帽子”，第一乡镇我说我有一个企业，算集体企业，有的跟国营企业说算国营的三产，这些企业发展得很快，等到发展了很多年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官督商办。所以我们学历史的一看“戴红帽子“的企业就说，迟到会碰到，这都是李鸿章用过的。以后碰到阶级企业性质是什么？是企业还是官方下面的一个衙门？严格说它是衙门，用今天化说是行政部门，到现在国企领导都是有行政职位的，央企往往是地方国企什么厅局级，他的任命也不是通过董事会，都是通过官方来任命领导。官督商办法律来说是官办企业，股本主要靠商人。
这种企业开始发展很快，隐患存在在那里，企业的产权问题，都叫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领导人也都是要秀官衔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领导人的任命都是朝廷官方任命的，你既然是这样的，股份制得由董事会任命，到现在还是这样遇到很多问题，从前我没想过，就是2004年、2005年，我碰到美国财团的一个人，他们和交通银行合作，合作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的制度非常不理解，我们任命行长，原来根本不由董事会任命，都是由党的组织部来任命，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力。我说这是中国特色，没有办法的。他们当时交行以建行为竞争对手，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以建行的产品为竞争对手，设计了很多产品针对建行，我们刚刚完成交通银行的行长调任为建行行长了，我们就觉得这还怎么做企业？在中国我们都没想过，经济学家觉得天经地义的。
我随便统计了一些数据，2006年8月，原上海银行行长傅建华调任上海浦东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当时两家竞争很激烈的，突然2006年8月调任，本来两个竞争性企业你怎么竞争？这就是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碰到的问题，工行行长牛锡明调任交行行长，原农行副行长罗熹调任工行副行长。这叫企业吗？你产品怎么样互相竞争？美国当时说不理解，如果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我的下属或者高管调到竞争行就业，你必须得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竞争行。所以现代企业建设要慢慢走。
我有一次开一个小小的座谈会，跟当时银监会主席（现在已经退了）提问，我提出来这件事情怎么办？他也觉得是以后要改变的，他说首先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银行产品严重的同质化，大家都差不多，谁也没秘密可保，产品什么的都是同质化，他说这是一个问题，他也承认。因为他的位置说话很谨慎，我是从产权上觉得就不应该有国企。他说你说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想解决的问题，产品都同质化。中国企业这种国情没有秘密可保。官督商办就开始碰到这个问题，官督商办还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开始很多人反对，那反对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后来发现这个企业很能赚钱，很多地方官员都开始办，觉得这多好，又不用我出钱，注册还是我政府的，完了我的税收还能赚很多钱。很多从官方又觉得，注册这本身就是我的，我政府有各种需要，从我自己里面拿钱，你谁也说不出什么。注册你一查确实是朝廷的，但是里面的商人很不满，是我的股本，我辛辛苦苦赚钱，你一句话就拿走多少多少，这里面矛盾不断，官方随意要钱。还经常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往里面插，这都是存在的现象，这些企业的问题就开始反映出来。
经过二三十年，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各种问题也产生出来，首当其冲是钱的问题。开始股本都不大，后来发展得好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个钱是谁的？政府想当然，觉得注册就是我的，当然是我的了。商人觉得是我经营我投资我变成这么大的，当然是我的了，产权不明细。改革开放第一批戴红帽子的企业不都面临产权不明细的问题吗？乡政府认为是我的，经营者认为是我的。但也有企业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国经营企业经营到必须是政治家，像柳传志那种。他总是抓紧机会，抓紧政治形势对民营企业有利的机会进行改制，现在转型成民企了。娃哈哈原来是一个第三产业，逐渐逐渐做大逐渐改制引进外资，当然后来打官司是另外一回事。
打官司就碰到一个问题，产权不清晰，我后面会讲产权和制度的关系。官督商办的企业都存在腐败问题，很多官员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派进来，这些企业马上就不行了。
大家还是要会读报，有一个观念是二零零几年提出来的，说“国企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这句话恐怕大家都熟悉，那民企呢？民企就不是吗？这句话可以仔细琢磨。另外关于国企改革，因为国企改革跟民企整个经济政策紧密相连，我做历史，我特别喜欢看公开统计，2013年关于国企改革提出国企要做优做强。2014年提出国企方针是做优做强做大。等到2015年提到国企改革方案做大做强做优。所以南北车合并，这个和那个合并，远洋运输的有一个也合并了，这个就反映出国企改革的思路，一做大市场垄断性就更强了，通过这三年都是公开的文件里，报纸上登出来的。
实际上官督商办企业有巨大的进度性，第一批民族现代商人就是从这里面产生的，他们也积聚了大量的钱，并且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又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产权不清，缺乏制度保障。那中国的制度在晚期是怎样变化的？我们再慢慢讲起。先讲讲体制的变革，或者我认为是制度缺失，由于制度缺失使中国很多现代企业诞生的缓慢，受到的摧残也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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