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立宪，我的私人财产有保证，不会随便就被政府剥夺了。第二，觉得立宪还能救国，既能保护我们的私人财产，又能使国家强大，担忧中华民族危亡的商人，这时候商人各种团体崇尚支持立宪。梁启超他们就感到非常兴奋，梁启超他们从戊戌维新流亡到日本就没人理，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的时候，一个头一落老百姓还叫好，梁启超非常悲哀，我们变法是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他要反对，有他的道理。但明明我们的变法是为老百姓好，老百姓还为统治者叫好，很悲哀。这次之后支持维新的就多了起来，孙中山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打仗，清政府说我中立，很多留学生从前是支持清政府的，这时候为了中国打仗，结果你说你中立，你不谴责俄国，觉得是个卖国政府，有些激进学生认为中国应该重新选一个新的政府。孙中山曾经在海外留学，同学根本不理他，1905年孙中山到了东京突然发现黄兴等人主动来找他，后来他把这些团体合并成了中国同盟会。1905年，这时候中国的前途是改革还是革命还是维持现状不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觉得中国在清政府领导之下从上而下改革，孙中山觉得应该推翻，慈禧她不可能改革，清政府基本就是觉得我就能维持我觉得很不错，我还是很强大，老百姓又没兵力，我就这样过。
这时候国内的商人始终是要立宪的，因为商人最富有，总是希望社会是渐进地、慢慢地、有秩序地进步，不希望革命，他们认为立宪能够保住个人财产，能够救国，同时避免革命，由政府领导的宪政能够避免革命。生活都好了还要革命吗？清政府感到压力，慈禧就宣布，1906年我预备立宪，这一下举国欢声雷动，觉得通过立宪能够避免革命，清政府不论之前做了什么，现在主张立宪大家都同意。慈禧还说要官制改革，大家都认为清政府真要立宪了，本来知道革命党的人本来就很少，这下就更少了，政府会立宪说明你革命党人说政府不会立宪是错的，就要改官制。慈禧经过戊戌政变很信任袁世凯，袁世凯主动改官制过程当中和满族皇家军队发生了矛盾，军队经常把枪拔出来骂袁世凯。袁世凯想把太监改掉，但他们围着袁世凯拳打脚踢。
他们那些人也去找慈禧，说不能按照袁世凯的办法做，袁世凯有他的野心，按照他的设计，最后权力最大的人就是他袁世凯本人。这个时候慈禧最后还是被满族清权贵说动了，变成了斥责袁世凯，他知道不能管这件事了，他找了一个理由到了保定练兵，具体过程就不过多叙述了。慈禧说了要搞官制改革，她制定了五个方面不能改革，第一是军机处不能撤，第二是太监不能动。她又搞了一个改革，这个改革一出来天下华人支持立宪派的人开始谴责她的改革了，第一是军机处没有改，因为没有建立国务院，搞改革必须建立国务院有各个部，经过这个改革之后满族人权力更大，汉族人权力比改革前要小了。改革改革，立宪改革服务应该是皇家权力越来越小，结果现在说明你满族人权力越来越大，证明你改革是假的，所以很多人就谴责，包括立宪派也谴责，我看梁启超一封信最明显反映出，在改官制能出来以前，支持我的人特别多，这个一出来有一批人就支持孙中山了，很多年轻人觉得孙中山说得对，她不改。
有个立宪派第二把手副会长，给梁启超的信里也承认，他说我们等了几个月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改革，用了一个词叫“反动复反动”，政府已经不可信，没有办法在一起，但他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渐进，不应该改革。还跟孙中山论证不应该革命，人都是有理性的，都是希望社会在平稳有秩序的改革，他抓住一点说，这个很好，但是这个得最高统治者改才能只有，如果不改就不可能这样，就得革命。他就抓住一点说他就得改，维新派说他会改，至少使年轻学生相信清政府不会改。所许夫缩（音）给梁启超的信就是清政府不会改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认为清政府不会改革，觉得只有革命。这个时候支持革命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清政府这项政策使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1908年清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皇权特别大，人民的权力特别小只有一丁点，于是立宪派起来谴责说你这是假的，你这个想法太糟糕了，立宪派尤其通过制宪权，这就是国家的观念发生了改变。通过制宪权说，谁有权力治理你宪法？凭什么皇家一方制定宪法？宪法应该是各个阶层派代表在一个工会上讨价还价，大家达成统一协议，有一个统一的大宪章，或者契约，这才是宪法，你们皇家没有通过讨论建立一个大宪法，可不是你的权力最大吗？革命党人就更高兴了，因为我本来就说他是假的。所以立宪派越来越上势，相信革命的人越来越多。1908年，清政府又通缉梁启超，因为1908年立宪派商人很着急，觉得革命在发展，如果不尽快立宪，恐怕中国今后会革命。所以要加紧活动，给清政府施压，但还是希望通过清政府来领导立宪是最好的结局，所以他们一施压就传说梁启超要回国，因为梁启超是他们的领袖，慈禧听说赶紧下了懿旨，说梁启超大逆不道，远海元江（音）领导发现梁启超可以就地正法。
梁启超会想，首先通缉令是针对我的，这是梁启超的悲哀，也是立宪派的悲哀，立宪派一直在坚持相信清政府会立宪，结果他们的领袖成了通缉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梁启超在海外威望多高，一直在替清政府辩护，而慈禧耿耿于怀的还是1898年的事，慈禧根本就没有统战观念，把梁启超为我所用，使梁启超更加悲哀。实际上一年前梁启超也觉得改官制一出来，中国的前途很可能是革命了，清政府不会改革。他写了一篇文章反映了他的想法，“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梁启超写这个很悲哀，他知道清政府不改革，中国的前途就是革命。这个时候绅商越来越不满，有很多人有越来越着急，因为总想避免革命，又想保护自己的权利又觉得不能革命，就是由政府领导的立宪是最好的。我们研究判断历史事物的方法，对于清政府公布想要立宪法到底是真还是假？一些历史学家说，不管怎么样，中国千百年来没有宪法终于有了宪法，说明是真的，还有其他一些机构说是真的想立宪。宪法做得那么烂，应该有的基本权利人们都没有，皇帝受到的限制太小太小，还通缉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说明根本就不想立宪。
我认为真假都说得通，标准定高一点说是假的，标准定低一点可以说是真的，现在讨论真假都没有更大的意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当时社会基础，认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社会基础认为是真的，哪怕是假的也能维持下去，如果社会基础认为是假，哪怕他是真的，他也维持不下去，这就是一个政府公信力的问题，而政府的公信力是有信号的，也就是说政府会撒谎，但政府的谎话也可会被人揭穿。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政府说的是真话也没人信，这时政府彻底完了。所以政府一旦发现自己说真话而人们相信各种谣言的时候就要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不要只会谴责制造谣言者，你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最大的资源，而你达不到让人们相信，从这点应该来反省和改进，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时候这些清王朝对这一套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又感到了这种压力。他感到这种压力，但是一直在拖延。感受最深的是这些士绅，认为给政府施压的压力还不够大，我们应该组团到北京请愿给朝廷施压，让朝廷改革。第一次到北京请愿，朝廷把他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说明我们人不多，压力不够大。第二次组织了更多的人到北京，朝廷觉得你们要谋反，就严厉训斥他们，你一训斥他们，士绅的态度也就更加激进了，但是还是觉得说明我们的力量不够大，还不够大，我们第三次组织更多的人来。结果朝廷还是拒绝，并且镇压抓了一些人，他们请愿的发动者是张謇，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大商人，是晚清代状元，后来当官又下海，他是这个请愿最重要的幕后策动者，因为他也看到了形势，他认为中国应该请愿。
通过立宪来避免革命，他是最反对革命的，或者说是最怕革命的，因为他在大生纱厂已经投入很多，而且已经开始在华中投资，投完资他准备华南华北投资，如果要革命就乱了，但是他知道中国不立宪是不行的，就会革命。所以他请京发动议员请愿，他很温和，他说我们就是请愿，政府不同意我们再请，一二再再二三，我们不会激烈地革命，我们就是请愿。哪怕最后不行，我们只是对历史做了交代，使天下后士知道，在这种时代，人民无负于国家，我们也无负于国家，我们做到了我们该做的一切。
1910年请愿书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立宪是国家义务，商人在国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我们参加请愿责无旁贷。第二，中国工商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法律，政府不受议院监督，导致民穷财尽，公私交困。国家地方之行政经费，彼得以为所欲为，商人不敢过问。政府大量税收来自于商人，但是政府怎么花钱商人不能过问。商人不敢过问，直到现在人们才提出来政府财政要公开，中国商人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来了。日本对于国家只有担任义务之劳，永无安享利权之望。如果不立宪，人民只能为国家拼命劳作做贡献，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安享，尤其这一点我觉得到现在我们才提出来。无国会则国家银行无引用，实际无国家政策，无法制止政府乱收税。没有限制政府可以随意发钞票，银行独立于政府由国会来管，发钞票得国会同意，要不然银行是政府的，就是政府的印钞机。
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商人提出来的，直到现在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学中国历史有时候有点悲哀，一百多年前我们诸位商人前辈都已经开始争取了，已经明确了银行和国家的关系，一百多年前已经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没有国会就谈不上国家政策，没有国会就无法制止国家政府乱收税，所以必须开过会成立议院。
第三，如果我们的事实证明不开国会，我们向国人表白一下，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国家有负于我商界，而我们商人没有忘国。
第四，如果最终不开国会，四万万人努力不够有责，最主要的责任应商人承担。当时中国四亿人，一次次要求开国会。所谓在商言商也是要求开国会，开国会是保证不乱印钞，要不然我的财产就毛了。在这个经济、商业被政治紧密束缚、阻碍其发制的体制中，要求发展经济、繁荣工商，必须要求去其束缚，言商不可能不议政。或者说你怎样分清这个界限？我开国会是为了有一个稳定的法律和预期可以让我发展得更好，你说这是议政还是在商言商呢？
在中国体制中你怎样区分二者呢？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在中国首先商人要保证自己的权力，证明他们的个人权力意识非常强，而清政府对此完全没有意识到。商人第三次组织了请愿，请愿来的人更多，清政府觉得你人越多就是想要造反，其中有个上海商会副会长叫沈缦云，代表上海商会商人到北京来请愿，中国官商其实一直很密切，当时他找了清政府奕劻，他说很可能是革命，只有立宪才能避免革命，按照中国的政治文化，天下是我爱新觉罗的，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商人说开国会？现在哪有商人跟中国领导说你们应该干什么？所以最后教训一通说你们是不是要造反？沈缦云突然发现，中国政府对整个形势完全没有感觉，他觉得我们不请愿了，我们不跟清政府在一起了。他说了几句话，“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水都要开了，清政府一点都还没感觉呢！天意难回，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就回到了上海，跟会长和其他几个副会长汇报了一下北京请愿的情况，包括奕劻怎么训他。
1910年年底到第二年春天2、3月份，上海商会的人集体加入同盟会，加入革命党，本来革命是他们一直坚决反对的，后来他们觉得不能跟清政府在一起，连他们都加入同盟会和革命党了，那革命和改革的赛跑很可能革命要赢的可能性大多了，连上海商人这样最反对革命的人都加入革命党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而这时候清政府对此完全没有感觉，但还是感到一点压力，于是在1911年，清政府说要改革，在1911年5月解散了军机处，成立国务院，那时候叫内阁。成立内阁一出，天下更多商人觉得不能在一起了。本来改革是好事的，但现在觉得是在骗人，清政府说要成立国务院，有总理和十几个部长，按照君主立宪的规矩，皇家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只能当董事会成员，不能亲自来当部长，这是违反规律和立宪基本原则的。于是让一批商人觉得，清政府皇家是一点权力不想放，更多商人觉得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了。湖南商人更多去跟革命党人联系了，但还有一些商人还是希望能妥协则妥协，希望避免革命，避免激烈的动荡，于是又去找奕劻说。他说我们双方各妥协一步，本来皇家成员不能当内阁成员，我们认了，皇家成员可以当部长，但希望皇家可以给天下人做个榜样，让大家相信你是在改革。本来定的总理是奕劻，但是朝廷还是觉得很愤怒，甚至觉得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几个商人说我们皇家成员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简直是大逆不道，又把商人训斥了，商人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觉得他们不可能要改革，这时候可以说商人集体决定要跟革命党在一起了。
清政府对此没有任何感觉，1889年慈禧下令全国可以修铁路，因为政府没有钱只能修一条，后来民间修铁路，有公司法，说民间可以组建铁路公司修铁路，民间修了铁路，已经组建铁路公司，股份制都完成登记开始修建了，这个时候清政府跟美国签约了条约获得了巨款，做了一些规定，这些铁路全部收归国有，赚钱的干线收归国有，又不愿意付钱，还是按照当年袁世凯的方法，我只定一个股权价格，你们让出来，很低的价格，商人当然不干，悲哀之处在哪儿？之前提过和袁世凯斗的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后，他斗不过袁世凯，他意识到在中国还得当官，于是他就一直在花钱买官位，花了巨额的钱打通了朝廷内外。在皇族内阁有几个汉人当了部长，他是其中之一，就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铁道部，这个收归国有的决定是他做的，他的地位一变，就把当年袁世凯对他的政策对付其他的商人，这也是一种悲哀。他认为铁路都得归我管，他又不愿意付更多的价钱，他就想起袁世凯的一招，股权很低，这都是在透支政府信用。
当年袁世凯为什么也透支政府信用？包括他没钱，以很低的价格给商人，有的给股权。这跟2012年煤矿情况不好有关系。山西政府优惠价格引来浙江一带很多商人去山西投资煤矿，后来煤矿一段时间卖了很高价格，又采取种种方法让商人以很低的价格退出。跟袁世凯一样，算商人的股权，但股权很低。所以在中国你必须得学历史，因为中国历史进步很慢。所以当时山西政府的信用最低。
盛宣怀的这个做法是大力透支了政府信用，这一出来引发天下立宪派的反对，立宪派据说写了很多文章来反对，他们从国家观念的角度来反对，中国商人还真没有西方商人那种你给我再多钱我都不卖，而是觉得你不能让我亏本。另外他们从什么角度来论证这件事？因为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很传统的思想，就是任何东西对你商人，只要我发个圣旨你就得跪，“斯匍匐惟恐不纳矣”，皇家发个圣旨你就得给。立宪派商人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但是你得通过一个合法的程序，就是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你不能凭一个圣旨就剥夺了，得通过一个合法的程序，你现在没有一点合法的程序，中国千百年来哪有这个概念？这是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很多这种文章都谈出程序不合法，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圣旨的去圣化，大家已经不承认你这个圣旨是神圣的了，相反提出得有一个合法的程序。
你得先开国会，国会代表同意了，我们认。只能说现在的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人民，而政府还是过去的政府，还是用过去那种方式统治一个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人民，开始维护自己的私有权利，这是不能被剥夺的。连张謇也认识到这点了，张謇认识到铁路国有，恐怕清政府会因此而亡，因为他跟朝廷关系极深，他给朝廷写了一个文书请别人代奏，认为法理来说这是不合法的，说明实业与法的关系。“实业之发达必须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最后他警告说，“此事大计攸关，存亡一发，薄海士舒，危疑交并。”
胡广绅士先起来闹事，闹了朝廷就服了，就按照市场价给你，让你没亏本。为什么服了胡广？因为胡广如果闹起来像当年的曾国藩，和老百姓关系密切，和朝廷关系密切，有的是退休的官员，有的是子女在当官，一闹朝廷说不让你们亏本了，商人就是我不赔本就行了，就不闹了。胡广刚刚起来，朝廷一应付，就消停了，因为广东都是华侨商人投资，想闹闹不起来，没有老百姓支持，跟朝廷也没关系，华侨商人觉得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好，我亏本我就走了。四川川汉铁路就碰到了大麻烦。很多准备买房娶媳妇的都买了四川川汉铁路的原始股，四川没有那么多钱来补偿，地方比中央要了解民情，四川总督姓王，认为清政府的政策不行，会激起四川巨大的变动，于是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请立即停止这个政策。但是他又知道，朝廷下了一个圣旨你说要朝廷停止，朝廷的面子往哪儿搁？他替朝廷想好了，说把责任推到盛宣怀身上，说他没经过朝廷私自定此政策，朝廷只是一发布。朝廷不理这个总督，把他关到北京要治罪，任命一个新的总督赵尔丰，他也给朝廷打了奏折说四川很危急，不能这样，应该暂行这个政策。朝廷严训他，你是不是也想到北京来？四川全省都闹起来了，朝廷训他不要太软弱了，他就把几个最富有的抓起来了，他们领导的文明争路。就是把你当年下的红头文件我再重新给你贡起来，你违反了你自己。往往由富人领导的都是比较温和的，这个总督接到朝廷的命令就把他抓起来了，领导一抓起来领导权就落在了下面人的手里面，这些人比领导激进一点，下面的就要求上面放人，赵尔丰就开枪打死了30多个人，看到成都很危急，赵尔丰就把城门关了。四川现在水还很多，当年更多，成都到处都是大河小河，大量的竹子，人们竹子切成片，在各个水路上面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捞，看看上面四川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叫做“水电报”。
湖北新区1911年3月份的时候孙中山组织了一个大的起义在广州都被镇压了，孙中山很失望，死了上百个干部，其中72个被收到广州，他觉得完全不行了。在武昌首起的第二天10月11号他在美国咖啡馆里看到一个报道，武昌起事了，就是革命政府刚一成立，湖北的最大的商人立宪派首领康化龙宣布，我支持，只要有富商给人民捐钱，大小商人都按照他的做，毕竟是有商团的，商团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你不需要维护地方的事跟清兵打仗就行了。还给全国的商人发了一个文告，希望大家都起来支持革命。当时江苏省会在苏州，和苏州省长陈德泉一商量，咱们起来吧，陈德泉说好，我们独立吧。但是发现我们没有暴力，最后拿一个竹竿把巡抚的瓦捅掉一点，还是有点暴力的。
湖南是第二天，长沙就被攻破了，是革命党在外面攻，立宪派在里面应和把城门打开，广西也是这样，事先跟巡抚说咱们起来吧，咱们广西比较偏远，既然潮流这样咱们就独立吧，革命吧。云南昆明也是没怎么打，到了福建广州都是打了很短一段时间，都是立宪派的人做工作，商人说独立算了，没必要打。
广州3月份刚刚镇压了孙中山起义，到这个时候广州72行会和9大善坛慈善组织和两广总督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后来他们看不清是革命赢还是清政府会赢，做了一个规定，如果政府朝廷问咱们要款解饷我们不给，我们也不表示革命。观望了一段发现革命恐怕会赢，广州也宣布我们革命，独立了。3月份还镇压，这一次广州一枪没放。这就是92行会和9大善行在关键时期起到的作用。南方的都独立了，北方就两个，陕西和山西，山西是阎锡山发布的，山西资本家渠本翘他有票号，清政府的官员退休回家经营票号钱庄，他给了阎锡山大量的钱。几种可能，当时在南方是革命战趋势，北方还是清政府的统治呢！他判断可能会胜，有可能他的价值观就希望革命胜，他就认为我要支持革命，也可能两者都有，我既要支持革命，又相信革命，我不相信清政府了，所以这是北方。我说清王朝最后的失败还是这个，他把整个士绅阶层，尤其是现在的商人政策分析来了，不许他们产生，不允许投资，最后允许了官督商办，后来又把这些商人的钱财弄成自己的。
尽管这样，商人还是希望在你的经济之下来立宪，由你给我们立一个保证书，但是清政府拒绝了，一次一次拒绝了，所以商人最后走到了这一步。等到一九一一年的10月30号，也就是辛亥革命20天以后，南方绝大多数已经独立了，清政府一天之内下了四个谕旨，赦免政治犯，公布宪法，赶紧制定宪法，马上就制定了一个宪法，几乎是按照英国人的模式来的，也不是日本的，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严复是个很温和的人，他看了半天说这个太晚了，如果你早几个月革命爆发以前有这几条，哪怕不要全部，只要有其中两条这个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的转型，好像跟商人相关的不多，很晚，但最后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清政府面临着社会的转型，一点都没有意识，最开始的鸦片战争到后来，我总觉得他是个过去的政府，社会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社会过去的人民，社会发生变革，新式商人产生，包括律师报纸都开始弄人了，清政府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这个时候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他又不改革又不缓解矛盾，这种矛盾得不到缓解越来越尖锐，人们就会抱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损俱损。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有领导地变革，有秩序地变革，但如果你不变革，就为革命人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土壤和基础。70年代来，中国历史转型，新时代的诞生清政府都完全没有感觉，总是非常滞后，连用不用电报都要争论十几年，其他的改革还用谈什么？总是在下个阶段做上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新的社会阶层要求你做更多，你又不做，就像一个企业负债利息越来越多，你又不愿意付利息，最后就把你压跨了。
我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得出结论，最后使辛亥革命胜利，革命党是个导火索，决定辛亥革命清王朝存亡是绅商，是现代商人。当他们支持清王朝的时候，清王朝就能够继续，他们不支持清王朝就会灭亡，社会基础没有了，而这种人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第一，新的社会阶层有新的权利义务观念，清政府还是按照传统方式，所以这就是清政府这一路走下来中国商人现代化的转型。当然，商人曾经有过一段辉煌，后来被整合了，又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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