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了戊戌维新之后，对于慈禧太后来说面对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她要死在光绪皇帝之前，光绪皇帝重新掌握政治政权，整个路线就会被全部翻过来，慈禧是最不愿意看到这些的，那些跟着慈禧的官员也很怕看到这个，慈禧就想废掉光绪，但是她废除光绪最忌惮的就是列强，国外的都反对废除光绪，一看列强表示反对，她就不敢轻易废，所以她心里很愤怒，她很怕这些外国人，她就想找到一个力量来制衡外国人，其实这个力量早就存在了，就是华北义和团，他们在北面已经好几年了，袁世凯认为义和团是很坏的，怕以后坏在他们手中，就继续镇压，慈禧也同意在山东镇压。完全由地方官来处理，你镇压就镇压，我也支持，我也同意，你支持一个团，我也同意，到这个时候她想找一个力量，有人跟她说有一个团刀枪不入，水火不入，慈禧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派了一个刑部尚书说你去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各种神攻法术很厉害。而中国下级总是按照上级的愿望来汇报，尤其是出皇宫的时候，坚决支持慈禧的那几个大臣，他们最怕翻过来，如果慈禧一死光绪一掌权，他们最倒霉。“您知道怎么向太后汇报吗？”这就不用多说了，赵舒翘在河北涿州看了一圈回来跟慈禧汇报，官方给他们发粮晌，让他们进北京，义和团的人本来就觉得我很正义，有朝廷支持，就进北京。进北京他们就很极端，提出杀二毛子，信教的人，洋学生用洋笔的戴洋眼镜的都杀，当时有几个学生往昙华逃，六个人一起逃，在一个人身上发现了一根铅笔，义和团把他们全部烧了，用洋火的都要杀全家。
当时在前面最发达的地方，洋纸放在中国传统的纸下面被义和团发现了，烧。卖药的搜搜搜发现一个洋药就烧、杀！德国使馆公使克林德觉得要出面保护，他骑着马出来跟义和团清兵有冲突，他就被打死了。八个国家联合提出来，保护使馆得按照条约保护，如果你保护不了，我们就派军队联合来进北京保护我们使馆的安全，慈禧就面临着合事战，光绪废掉她主战，有几个使臣反对，我们跟日本一个国家打都那么惨，你和八个国家打恐怕朝廷要完，慈禧下令把这五个大臣拉出去，下令斩首，把反对她意见的大臣都杀了，都是高官，说杀就杀就向八国宣战。
一打起来义和团没一点用，马上就打到北京，慈禧就拉着光绪皇帝往西安跑。她在往西跑的途中发了懿旨，让光绪皇帝来发，她向外国军团求和了，说所有都是义和团闹的，如果要剿就剿灭义和团。我们讲现代化转型，只要是跟近代化有关的，义和团都反对，连戴眼镜和用火柴的都要反，所以他们曾经冲到皇宫里面抓光绪，还提出要把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引渡回来。慈禧利用完了他们，又把他们当成替罪羊踢出来了，说就是他们造成的，让官军反过头来镇压义和团。
我觉得从义和团事件来看，官民双方都要吸取经验，官方不能轻易鼓动民心民意，老百姓仗着有最高权力者的支持一定会过火，一过火政府就需要管制，但这时候再想管制老百姓很难，反而会变成你和老百姓之间的冲突。青年民众也要吸取教训，不要认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做得很极端。官方始终是要收场的，政府是要收场的，收场总是会以你为替罪羊的，我最多让你上街抗议一下日货，谁让你打砸抢烧4S店呢？到时候都要找你来算账的。
我研究共和国史到现在，搜集各种资料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有两个地方不应该打砸4S店，一个是深圳，但是当时竟然喊出口号说“宁愿中华遍地坟，也要消灭日本人。”还有苏州，一谈起苏州人说话上弓，都是带问号的。
三年前你文化是为了权力，当年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做的是正确的，你给人家镇压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你反而才明白。她威望扫地还在哪呢？她支持义和团，又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提出条件慈禧也无条件接受了，她说只要不惩罚她就可以了。得把这些人处分，其中有十几个得判死刑，李鸿章来负责谈判，李鸿章打了一个圆场，死刑最好别由你们来执行，由我们朝廷下命令执行，那都是坚决支持慈禧的，也是慈禧比较宠幸的大臣，包括赵舒翘，慈禧也同意了，他们不斩首，服鸦片膏。
八国联军为什么血洗北京？当时中国的陕西巡抚把陕西传教士全杀了，并且杀小孩的时候传教士带着妻子小孩来，先杀孩子让你父母看着，我先杀孩子再杀孩子的父母。还有点天灯，我看了我才知道什么叫点天灯，布条沾了油给人裹起来，挂在树上下面点火。八国联军提出来，还有多少个人要处死，慈禧也就乖乖把大臣处死，其他的该流放流放，该判刑判刑，那你还有什么威望？
回到制度缺失，制度缺失对商人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商人开始觉醒？我们讲官督商办一路下来开始赚了很多钱，弊病到30年后，1872年到一八九几年到三十年后很明显了，最后的结局最悲惨，为什么？产权不清。有几次反对的人提出来要整顿轮船招商局，都被李鸿章挡回去了，因为李鸿章是支持商人的，而那些官员是要整这些商人的，这是官方的，要查轮船招商局的账，李鸿章就给朝廷打奏折说不能查，虽然是官方的，但是我们说了人家是官督商办，所以我们要调整规定，人家是商人他们自己的钱，他们自己经营，赚了钱是他们的，亏了钱也是他们的，我们只负责监督，你这样查账没必要。李鸿章的奏折里，他也不敢说这是当年朝廷定的契约，在报纸上登了，我们得守契约。因为中国官府和商人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所以李鸿章给朝廷打奏折，他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说这个契约，我们曾经的条令在报纸上登出，洋人都看得到，如果现在毁约，洋人会笑话我们。打出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是最有效的一招。朝廷几次下令说不要查官督商办的账了，但是还是得给这些企业造成一些损失，关键是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尤其是1901年他死了，他死后袁世凯当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一直觉得要由政府来搞这些企业，地方政府得归他管。管这些企业的是盛宣怀，极其能干，李鸿章的一些企业主要靠盛宣怀在操作。李鸿章一死，朝廷想把这些企业收回，盛宣怀就觉得商人的企业朝廷怎么能收回呢？他自己也看不过，但按照规定朝廷下令就是圣旨，于是他就开始联合袁世凯说这个不能交给朝廷。
袁世凯是个强人，他一直觉得这是属于我的，按今天的话说是属于地方国企，马上很快朝廷不要了，袁世凯说这是属于地方，属于直隶，我们得要。盛宣怀当然不干，袁世凯要这些企业他又没有那么多钱，他只好提出来，你们的股权得全部退出，我给你们签，就是按照我指定的一个很低的价格，必须让出，商人不干，凭什么很低的价格把我还赚钱的轮船招商局就给你了？虽然商人看不过，但是轮船招商局还是被他弄走了。之后袁世凯又弄电报局，电报局也是商人资本，更盈利，电报局他也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形式也是你的股权我给你钱，商人也是看不过，但没办法。就只能按照这个很低的价格来，但袁世凯还是不愿意出那个钱，很低的价格也只给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他说没钱了，所以商人还有一部分股权，但股权也是很低很低的，工商局和电报局的商人非常愤怒，但是斗不过袁世凯。
一个最早在上海做买卖的广东人买办郑观应看到中国的官民混合经济，最后官府想收回就收回了，商人没有完全独立，还是官督商办企业，但已经有自己的股权赚了很多钱了，所以郑观应写了《商务叹》，他写“富强由来在商务，商出农工须保护。商律颁行宜认真，精其实者管商部。”“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国家维持报效多，试看日本何所取。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一赚钱了官就说这是我的了。“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袁世凯说，我一定要做成这笔，或者你一定要给我，商人也觉得你非要要，那没办法，但是这个价格不能你说了算，也不能我说了算，当时有外国人办的咨询公司，咱们找一个第三方来评这个股权究竟值多少钱，我说了也不算，你说了也不算，第三方说多少钱我们有按照第三方的价格把这个交给你。清政府完全拒绝了。为什么清政府要拒绝？如果说我同意第三方来评，我们都服从第三方，就认为我政府和你商人是市场交易当中两个主体，评不过就找第三方来评，中国怎么可能这样，是我管你，怎么还要找个第三方？你是我的臣民和子民，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怎么我说你不听还找一个第三方来评估？这都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现代商人核心观念。他说“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人民日报》公开讲，改革开放国企做得慢，但是我们讲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现在完全不这样讲了，所有的国企领导人你要明白，你们不是市场招聘来的，你们之所以有这个地位，都是党任命你的。确实也是，所以你们的第一责任人，你们首先负责的是对党负责，你们别以为你们要对董事会负责，你们是要对党负责。并且现在要求政府部门到国企，必须把党的职务列在前面，包括政府部门。比如一个市的市长是副书记，很多市长就不愿意把副书记引出来，就说我是某某市长，现在很多地方说不行，你得把你是某某市委副书记、市长，把党的职务列在前面，有的市长只是一个市委委员，那你也得列出来你是市委委员、市长。
国企哪个高管领导不是组织部任命的？中间这么做，但总觉得今后要改，包括国企明确讲，你们都是党组织任命的，你们第一责任人是党。其次才是董事会，你不要搞错了，你天天就是董事会、董事会，首先是党。
这就反映出盛宣怀有先见之明，当时他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他先投了大量的钱，股权最多，但他总知道这个局就是个衙门，既然是政府的衙门政府什么时候要收回就收回了，他趁着有一次亏本，说我们改名字改成一个厂，上面朝廷同意了，改成上海机器织布厂。由局改厂，虽然看着改了一个名，企业性质变化强多了，变成了一个厂。后来由于一次失火，他就把名字又改了，改成华盛机器总厂。后来经过几次改权，他变成一个公司，叫做华盛总公司，改名过程之中，上海机器织布局改为上海华盛机器总厂再改成公司，这样产权就很明细了，从原来的官督商办交换交换变成他的，最后官督商办企业政这一块就没有争论，就是他的。
最早的MBO（ManagementBuy-Outs）就是盛宣怀无师自通，他根本不需要从教科书学管理层收购，中国民间有巨大的智慧，就像戴红帽子，广东的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看近代史，就是你不让我干我也想办法。发钞恐怕以后也会从政府手里解放出来，现在的币越来越多，什么比特币。很多货币流行的期间，老太太都知道元大头信用最好。反映出来民间还是有智慧的，盛宣怀没有学过他也知道。
商人的钱就被剥夺了，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政府也放开了，允许商人经营了，有一批现代商人也产生了，为什么甲午战争之后允许？因为首先学日本，不管怎么样日本打败了中国，日本是私营企业发达。另外，因为《马关条约》签订是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设厂，从前是只需他们在租界设厂，现在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设厂，按照从前的条约规定，只要有一个国家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其他国家都享有这个权利，也就是其他国家都可以设厂，那为什么还要规定中国人不可以设厂？所以朝廷放开了，中国人也可以自己设现代化的企业，虽然法律不完备，但中国人现代化建厂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产生了。
但有些政策连清末时候都不如，比如允许合资的外国人造汽车，却不许民营企业造汽车，有一个汽车目录，有一个叫仰融的，想跟华晨汽车合作，但他没有造汽车的权力。凭什么不让中国公民有钱造车呢？所以产权在中国还是不完整的。经过多少年的努力做了多少工作才放开？我自己的钱，又不是国企的钱，政府有什么权力不让？但是中国就是这样，就有这个权力，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当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经过戊戌维新，或者戊戌维新之后中国人的观念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一个是纳税人的观念。中国曾经没有纳税人的观念，按照传统认为皇权国税天经地义，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皇帝代表天，就应该交给他，但按照现在的观念，纳税是我们养活了政府。第一次开始觉得有点小小的影响，就是在上海，对纳税人观念的引入意义重大。上海的工部局建了一个花园，在1868年建了一个花园，中国人曾经没有公园这个概念，不是皇家园林就是私人园林，突然一个小公园说谁都可以进，大家就都进去，进去就有人摘花，反正觉得公家的没人管，公家的都可以摘，后来工部局出了一个规定“不许华人入内。”这时引起当地华人不满，一些外国人也觉得太不公，一些外国人跟中国商人说，这个公园是工部局建的，工部局就是英租界的领导，英租界行政当局，他们是拿纳税人的钱建的，用你们的钱建的你们当然可以进去，华商当然也知道用我的钱建的，于是去说理。《申报》有一个讨论，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建的，不让我们进，是不是对了？英国人还认这个理了，还让进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纳税人的观念。
在此之前，皇天神授你养你爹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必须的，但这时候突然了解有了纳税人这个观念，虽然这个影响很小，也就上海的一些商人，但意义重大。我觉得和这个事情有一比的是1999年，我们单位和我家住在王府井附近，王府井大街经过改造，王府井新华书店拆了，建了一个新的王府井新华书店。我买100块钱的产品，流转税是13%，第一点，给我的票上说书款87元，税款13元，就是告诉老百姓，你们买东西里面都有税。除了我们学经济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们有税，其实中国人的税款都藏在商品里面，这招很厉害，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都认为我没纳税，我不是纳税人，我也没纳什么税，那时候工资很低。而这样就是提醒公民，我们交了税，养活了政府，政府就该替我们做事。
过一段时间我又去买书，王府井新华书店的票又和其他书店一样了，我说你们为什么改回去了？店员说我们经理让我们改的，每天都有顾客质问我们，我在你这里买书你凭什么让我们交税？我们干脆改回去，我们根本解释不清。这件事情有点悲哀，告诉老百姓你纳税了，结果老百姓不认，但就得通过这种事情来让公民认识到我们是纳税人了，国家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其中什么叫国家观念？
国家观念就是关于国家的权力来源，我更主张翻译作正通性、正确性、正当性，你统治我是合法的，我从内心服从了，皇权神授就是，我从内心服了，你代表了天，你是替天行道，所以朝廷让我做什么我都认可。这个统治成本很低，如果没有这一套，就是你反抗我，我镇压你，让你怕我，仅靠这个不行，你得从心里认为我这个统治是代表天，是合法的。
朕即国家是皇权神授，后来霍布斯提出来，今天我打败你，我统治你，明天我衰老了你又把我打败了，这个社会简直不得安宁，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个政府，大家让渡自己部分的权利，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霍布斯虽然强调政府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政府或者国王或者皇帝，他不是神授的，是我们民众为了生活安定我们自己定的契约，每个人放弃一部分权利，我们都服他，这是重要意义。再过若干年，英国的洛克说，既然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不为人民做事，人民不满意，可以重定契约再选一个统治者。这个观念是革命性的。
这条理论鸦片战争之后逐渐传到中国，在戊戌维新之前开始介绍西方有议会，中国人觉得议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反映民意，为国王服务的，没有认识到议会是限制皇帝限制政府权力的。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认识到了，后来梁启超认识到，更重要的是限制政府权力。梁启超的文章提出，兴民权。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他说中国的传统已经对中国的皇权做出批判了，中国的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国家是人民的权利相累积而成，这就是契约论国家观，跟中国的皇权神授不一样，实际接受了契约观和国家观。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更明确地给学生批管当中说，军、臣、民，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们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说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替人民做事的。家长多数是保守的理念，你要把我们学生影响到邪路吗？一下子传到朝廷，保守派借机攻击维新派，最后梁启超被赶出湖南，到了上海。
谭嗣同说，“所谓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既然是人民共同选举出来的皇帝，也可以直接把它废掉，在当时是多惊世骇俗的？我当时考证不出来梁启超是自己写出来的理论还是他听了霍布斯和洛克所说的。皇帝是为民办事的，大臣是帮助人民办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君主把国家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国与民分一为二。他认为所谓的思天下，一姓私有之国必须变为由民所共有之国。“民”不值得为国而死。
梁启超提出来，民主不仅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更是时间的差异，中国迟早也会进入民主。把公民概念引入到中国政治话语，以前中国都是臣民、草民、贱民。公民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体，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论述了爱国和公民权力的关系，核心就是人只能爱自己所有的东西，是你的东西你就能爱，不是你的东西你就没权利爱。国家是你的你才能爱国，不是你的你就不能爱，怎么是你的？你得有代表，在国家重大事务当中没有人替你发言主张，就不是你的，既然不是你的，你就没有权利。他把爱国解析的很透彻在那个年代，所以如果公开发表只能用文言文。他就说，如果没有代表，这个国家就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爱？这是他一百多年前写的。他说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压制民权是政府之罪，人民如果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亦民之罪也。
在公权私权上，严复特别强调公司权利划分，公权不得侵犯私权，传统观念上没有公司权利划分的，皇帝是父亲，你们是子民，这种伦理关系的国家观很深厚。
国资委主任李荣荣说过，国企是共和国长子，这是有伦理观，把一个企业比作一个家庭中的长子，当时陈同海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是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倪萍是政协委员，好多人批评她说你当了那么多年政协委员，都是举手通过，从来没有提过反对意见，这个国家像一个家一样，这个家长拉着我们拉家带口的过日子很不容易，我们不能添乱。她一切都是从伦理国家观来说的，没有想到政协这种制度，就是让你来监督的。她说那是一种父母关系，她是从这理解的，我们不能添乱。伦理关系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契约型国家关系取代伦理性国家关系，所以严复提出来，宪政的核心是为国家政府公权力划界，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公权力。私权力公权人不能。
梁启超说，“专制国之君权，无限制者也。立宪国之君权，限制者也。”1908年国民党人张锺瑞完全否定了国家，“盖自古以来，国家之名词，君主、官吏恒加以愚民，借以胁中。”严复也认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清朝就是爱新觉罗，但是他不好说，说没有权力的人就是奴隶。
到新青年的时候五四那一代也写，首先要问什么是国家？他们认为“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也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也有义务。这方面当时言论特别特别多，我就不再多说。从戊戌维新之后到辛亥革命之间，让人们接受了这个观念。
陈独秀说，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甚至认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幸。
他们都认为个人的权利很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由个人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政府不能越过某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公民的私有产权，而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接受了这些观念又碰到了他们在商人自己财产不保的时期，觉得宪政恰恰是能保护自己财产的理论。所以中国商人在那个阶段迅速地接受了这个理论，而大量商人接受这个理论还跟一件事情有关，日俄战争。
刚才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反复讲到《马关条约》，是把辽东半岛和台湾一起割让给了日本，1895年，但是俄国当时觉得这是我的涉及范围，让日本把岛退还给中国，海军和德国法国的海军在日本海出现，让日本一定要还给中国。日本都开始在辽宁半岛组建日本的政府了，但后来没办法，还给中国了。当然，俄国政府也让中国政府做点妥协，日本已经还给你们，你们给他一笔钱。给日本之后，俄国又提出来，我帮你要回来了你得给我点好处，就是我得在这里面修铁路。修铁路两边多少公里是我们俄国人管辖，派警察维护治安，清政府当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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