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后·后记》[310]
一 创作缘起
上述引文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指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宣布提高黄金价格，从每两2万元提至3.5万元。由于物价猛涨，通行的法币急剧贬值，黄金和美钞成为了抢手货，密令发布之前一日，事先获得消息的主管人员及官僚政客们，乘机抢购黄金以牟取暴利，致使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售出的黄金总数陡然增加了一倍！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案发后全国舆论大哗，纷纷提出各种质疑与谴责。国民党政府为了搪塞敷衍，不得不由监察院行使所谓的“监察”的权利，查办了几个在黄金提价中做过手脚的银行小职员，以平息全国民众及舆论的强烈谴责，但抢购了几千两黄金的大户却仅仅让其退款，未作追究。
这桩黄金舞弊案让茅盾感到十分愤怒，同时也觉得它是绝好的创作题材，通过它可以揭示官僚资本及其爪牙的卑劣与无耻，揭示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经济措施，包括统制统管等，仅仅有利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而对民族资本和广大劳动人民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早就有写一部作品来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强烈愿望，利用这桩黄金舞弊案作题材，向读者展示“雾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的黑暗现实，不正好是一个机会，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吗？
对于经济领域的题材茅盾是熟悉的，也是他非常有兴趣，并且擅长描写的。众所周知，他的代表作《子夜》描写的就是民族工业资本和以美国为后台的金融资本的矛盾与斗争。然而认真考虑之后，茅盾从现实的斗争需要出发，决定不把这桩黄金舞弊案写成长篇小说，他要用戏剧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因为“写成剧本而又能上演，它的影响将是直接的，集中的，爆发性的”[311]。
茅盾是小说大家，从未写过剧本。朋友们对他说：“你使枪使了这多年，也不过如此，何不换把刀来试试呢？”朋友们的希望与期待之心使茅盾受到了鼓舞，他想“一个人纵使无能，仍然应当有进取之心；因此，我就决定要学着使一回刀”[312]，舍易求难，把这桩黄金舞弊案写成一个剧本，剧名《清明前后》，主题是要阐明“政治不民主，工业没有出路”[313]。舍易求难固然是应朋友们的要求，也反映了茅盾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而又十分熟悉的形式所套住。每写一部作品，他都会有新的尝试，有新的收获。
不过，写剧本毕竟是茅盾所不熟悉的。为了写好《清明前后》，他埋首书案，写了详细的大纲，足足有两万七千字，几乎相当于一部小说的节略。作为大作家的他又虚心“拜师求艺”，从写大纲到完成初稿多次向著名剧作家曹禺和吴祖光请教。1945年中秋，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茅盾终于完成了五幕剧《清明前后》的创作。
二 角色设置与人物性格
《清明前后》剧中出场的重要角色共有11个，男女仆人等几个跑龙套的角色未统计在内。
茅盾是小说大家，分析与表现人物（包括动作、表情、心理）本为其所长，他把这个优势应用剧本写作当中，为每一个重要角色都写了详细的说明，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出身、经历、职业、地位、性格、爱好、相貌、衣着以至感情的波涛、内心的苦闷等等。导演和演员可以根据这些说明，更好地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读者在阅读剧本的时候也可作为参考，更好地理解剧情和其中包含的意义。
这11个重要角色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者肯定或基本肯定并给予深厚同情的人物，如林永清、赵自芳、陈克明、唐文君、李维勤、黄梦英；另一类是作者讽刺和鞭挞的对象，如金澹庵、严干臣、余为民、方英才、玛丽。
林永清，四十多岁，“更新机器厂”的厂主，一位爱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曾留学美国。抗战爆发后，他把工厂的设备和熟练的工人，冒着敌机轰炸，从上海经汉口一直拖到了重庆，在大后方艰难的条件下立足并有所发展。从这件事情来说，林永清有些像《走上岗位》中的实业家阮仲平，而比《锻炼》中的国华机器制造厂总经理严仲平更要积极一些。林永清对自己选择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是矢志不渝的，他性格倔强而又精明强干，具有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与魄力，充满自信与自负，善于交际，有时说话富有煽动性，这使得他在某些方面又有些像《子夜》中的吴荪甫。然而，在官僚资本的无情挤压下，面对通货膨胀、统制统管、官价反常、成本太高、高利贷盘剥种种不利形势，“咬紧牙关”度日的林永清还是陷入了彷徨苦闷，甚至被迫转移资金去做投机，以图苟延残喘。用一句“吴荪甫在重庆”来概括此时的林永清再恰当不过，这就决定了他在黄金舞弊案扮演何种角色，最终又必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从多年的经验尤其是痛苦的教训中，林永清终于认识到了“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明白了必须“要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并且知道了“看明白了就下决心，就行动，今天也还不迟”！
茅盾在自己的小说中成功塑造了若干民族工业资本家的艺术形象，剧作《清明前后》中的林永清，是茅盾创造的民族工业资本家艺术形象系列之一，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系列艺术形象的继续与延伸。
赵自芳，林永清的妻子，四十多岁，品貌端庄，上大学时读的是法科，毕业后一度挂牌做律师。后来由于觉得“这还不是讲法律的世界”，所以她“对于做律师也灰了心”。快到三十岁才与林永清结婚，作为贤内助，她对丈夫的事业有很大帮助，特别在工厂内迁途中和在重庆恢复生产期间，处处表现出了她的刚强而又决断。赵自芳生性躁急，好胜心很强，遇事不够冷静，动了感情时自己往往不大能控制。在“雾重庆”的所见所闻又那样黑暗龌龊，使得她的胸襟也不免狭仄起来，敏感而神经质。这从她怀疑林永清与黄梦英有染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此引发的夫妻两人的误会、争吵，在赵自芳眼里甚至到了也要用“法律”来做一了断的地步。不过误会消除之后，夫妻仍和好如初，全剧以“赵爽朗地笑，走近林，二人拥抱”落下大幕。
黄金舞弊案对赵自芳有很大的震动，当局肆意践踏法律，使她“决心再做律师，就因为这世界上太不尊重法律了！”林永清有意“守株待兔”，将工厂停工甚或关闭，赵自芳表示她要代表厂里的员工提出控告，从中可以看出她的正直与刚强；唐文君由于丈夫成了黄金舞弊案的牺牲品而精神错乱，赵自芳主动将她带至家中悉心照顾，又表现出了深厚的同情之心。
陈克明，四十多岁，大学教授，和赵自芳是表兄妹，又和林永清是老同学，也曾留学美国，专攻经济学。他外表整洁，华贵，但又不流于奢侈，最惯常的一个动作是抽烟斗。讲话风趣幽默，有时又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在赵自芳与林永清、黄梦英由于误会而产生的矛盾中，他充当了沟通与灭火者的角色，因为他了解内情，又是他们都信赖的亲戚或朋友。
陈克明最大的长处是思虑周到，观察澄澈，虽然并不激昂慷慨，却能够简单扼要地解释某一事理。根据多年的观察，他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工业要发展，先得政治上了轨道。”对于黄金舞弊案，他看得更透彻：“什么是死，什么是活，都在乎人们是怎样玩的。比方说，现在种种统制管制的法规，一切官价限价的措施，扣在工业头上便都是死的，被扣住的也就奄奄一息，透不过一口气来；可是轮到了投机囤积的手里呢，种种法规，一切措施，马上又变活了，投机是满天飞跃，无孔不入。再说，这一套东西，老百姓给套了进去，当然是死板板不留情面，可是官老爷们撮起三个手指头玩弄的当儿，那又是可大可小，可严可宽，活动的了不得。”所以，他不大赞成林永清跟着官僚奸商去做黄金投机，担心因此而掉进了他们设置的圈套；更不大赞成林永清在投机失败之后关闭工厂，相反，他劝林永清“分出一部分时间来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法令规章，联合工业界人士来要求民主”！
阅读仔细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个陈克明和《锻炼》里的那个陈克明同名同姓又同为大学教授，都是正直而又爱国的知识分子。《清明前后》写作在前，《锻炼》成书在后，此陈克明的某些影子投射在了彼陈克明的身上，这也许是茅盾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李维勤，三十多岁，毕业于某职业学校，曾在一个商业机关服务。抗战爆发后，他流离迁徙，后来到了陪都重庆，在林永清作厂主的“更新机器厂”会计科工作了两年。为了多挣一些钱，他又转到一家名为办工业实为做生意的公司，不料得罪了一位有背景的同事，这才由林永清介绍，进了“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当一名助理会计。没想到最后竟栽倒在这里。
李维勤秉性忠厚，也能吃苦。他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由于没有钱，他借了债才和唐文君结婚，但婚后却无力成立小家庭，两个人不得不分开过着职员集体宿舍的生活，要一两个月才能像牛郎织女一样在旅馆里住上一晚。偏偏妻子又怀孕了，由于没有钱，担心养不活孩子，唐文君执意要打胎，可是就连这笔费用他们也拿不出来。李维勤不甘心这样受穷，在贫苦中挣扎着过日子。眼见在“这社会中，安分守己，受尽冷落；偷天换日，飞黄腾达”，他在万般无奈、别无良策的情况下，只得另想门路。恰逢秘密渠道传来黄金提价的消息，“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从主任到科长都想乘机大捞一把，李维勤也想望得点甜头。在主任提头、科长授意下，他利用做“代理会计科长”的方便条件，挪用公款，将一张四十万元的支票拿去购买黄金，打算过两天黄金提价后赚了钱再如数归账，用富余的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有我们的一间房，一个家……”。然而，像他这样的小职员只能是主任、科长的垫背，事发后李维勤被关进了牢房，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正如茅盾在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不甘屈服于‘命运’，他要‘斗争’，可是用错了方法，走错了路，酿成了悲剧。”
唐文君，二十八九岁，原是一个中产之家娇生惯养的女儿，但日寇的炮火毁灭了她的温暖的家庭，从此便离开父母，离开学校，走进了社会。赵自芳在汉口办难民教育时，唐文君担任过几个钟点的课程，两人因而相识并成为亲如姐妹一样的挚友。到重庆以后仍过从甚密，赵自芳并介绍唐文君和曾在“更新机器厂”任过职员的李维勤结了婚。
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到一个“救亡青年”，再到一个小职员的妻子，唐文君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像刚刚抽芽的植物遇到寒霜，她的青春之火被压熄了，但她的刻苦耐劳和谨慎忠厚，还有那几分不脱稚气的见了人就会亲热起来的态度，总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婚姻使她感受到了短暂的甜蜜，但一波又一波的酸苦接踵而至，生活的重担压迫得他们夫妻俩简直喘不过气来。她所服务的那个公司待遇很低不说，章程上还明文规定“不收出嫁了的女职员”。怀孕之后她执意要找医生打胎，一是怕孩子生下来养不活，二是怕自己因此失掉了差事。但是她不赞同丈夫的那种“脱贫”方法，认为“这是犯法的事”，“丢差使不算，还得坐牢！”最后果然如她所担心的那样，李维勤做了牺牲品，被关进了牢房。唐文君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以至精神错乱，在某些人眼里成了“疯子”。其实她并没有疯，她比谁都更明白：“呵，我知道维勤也在地狱——他替代了方科长、严主任，哦，成百成千的人，进了地狱！”她当面斥责严主任和方科长：“你们把好人叫做疯子，就可以办他的罪，监禁他杀他？你们把一些敢说老实话、真话的人叫做疯子，就可以遮盖你们自己的罪恶么？”这些话是对国民党当局和官商集团的有力控诉！
唐文君是非常让人同情的，这个角色在第一、二、三幕中都出场，戏比较多，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
黄梦英，年龄不详——因为无关紧要。这个角色迟至第三幕才上场，但之前关于她的议论就已经很多。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她是决不相同的：严干臣、金澹庵看到的是一位漂亮聪明又带点辣味的年轻女子，哪怕她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他们也要追逐她；林永清把她看做这一个时代中“可敬的自力更生的”女人群中的一员，而他的太太赵自芳却把她视为了一个“危险人物”。陈克明则从黄梦英和自己学生“乔张”的关系中，对她做了这样的“推论”：“‘七七’时期热情的烬余，现在是深埋在黄梦英心深处了，被玩世不羁的外衣厚厚地覆盖着了，可是即使如此，她还是代表着一种爆炸力，一种不甘心于死寂的渴愿有所动作的欲望”。
“乔张”这个人物在剧中并未上场，只从陈克明和林永清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他是一位进步青年，在重庆“被捕”——也就是“失踪”了，下落不明。黄梦英说她和“乔张”是表亲，实际上更像是恋人关系。
黄梦英经常出入于严公馆，周旋于官僚富贾之间。单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有些像《子夜》中的交际花徐曼丽，有些像《日出》中的陈白露，但实际上她同那一类女人毫不相干。在她的身上，可能糅合了《蚀》三部曲中某几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性格基因，但又在抗战的历史巨变中得到了新的升华。她把“疯子”唐文君带进严公馆，是为了求严干臣“积点阴德”，免除了李维勤的官司，让这一对不幸的夫妻重新开始生活。她同金澹庵一起打牌，明明自己一副准赢的好牌却故意输给对方，也是为求“澹老”打听自己表亲“乔张”的下落，以便营救出来。这自然要付出代价——假如她是困在泥潭里的一条龙吧，只好用“龙肉来做药引子”，满足金澹庵对她的无耻“妄想”。她知道金澹庵早就在追逐她，这就有了打听出“乔张”下落的七分希望。但她同时也明白：“乔张要是知道了如何取得这七分的希望，他一定要不理我了！”所以，在严公馆当玛丽肉麻地说金澹庵对她是“一片真心，只等您点一下头啊！”黄梦英霍然站起，走上庭院平台，态度决绝地大声宣布今后她不再奉陪，随即走出了公馆大门。
和魔鬼打交道总会有厌烦的时候，如果她自己不是也不愿做魔鬼的话。
后来，进步青年“乔张”有了下落，黄梦英离开重庆去了昆明。剧中未对她去昆明的原因做任何说明，但从陈克明“麻烦”二字的摇头叹息中，也许会得到一点暗示：“乔张”知道了黄梦英走了金澹庵的门路之后，不再理她了。当然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严干臣，四十多岁，“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主任，典型的官商。他精明强干，老成持重，交游广阔，与林永清有些业务上的往来，同金澹庵的关系更是超乎一般友谊。不过，在表面上他总是道貌岸然，并不直接参与金钱上的交涉。他是黄金舞弊案中的一个要犯，一个既得利益者，正是他亲自下手条叫会计开了三张共五百万的支票，然而事发之后却把责任一股脑儿全推在下属小职员的头上，用“挪用公款，营私舞弊”的罪名将李维勤“撤职法办”，与他这个当主任的“提头”没有任何干系。这样做的时候，严干臣竟然还装出满脸慈悲的样子，说什么“太不成话了，我不能不办一下啊！”对于“疯子”唐文君，他的态度是那么冷漠无情，“把人家的痛苦作为欣赏的资料”。他的公馆实际上是官商勾结、为非作歹的“办事处”，是官僚富贾纵情享乐、奢侈糜烂的俱乐部。
金澹庵，约莫五十岁了，长着一个肥脑袋，红光满面，举止粗俗、随便，讲话声音洪亮，最大的特点是待人做事能“慷慨”，也能狠毒。他乘抗战风云而腾达，“是我们这一个复杂矛盾的社会产生的而且喂养大的，而且反过来又能加深这社会的复杂矛盾的若干人物中的一个”。他在剧中主要和两个人发生纠葛：一是林永清，一是黄梦英。林永清通过黄梦英向金澹庵借款一千二百万元，又在余为民的怂恿下用这笔款去购买了黄金。金澹庵乘机要挟，企图将“更新机器厂”据为己有，但不是再继续开工生产，而是用“更新”的名义去做更大的投机生意。林永清要么接受金澹庵开出的条件，要么归还借款，只有这两种选择。前者，是以发展工业为己任的林永清所断难接受的；后者要归还借款，这对在黄金舞弊中“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他来说，又谈何容易？林永清掉进了金澹庵的“万丈深渊”里了！……林永清和金澹庵的“斗法”，就像吴荪甫和赵伯韬“斗法”一样残酷，你死我活。
在许多人看来，机器是死的，而市场是活的；机器搁在那里不会变，市场却瞬息万变。这就为像金澹庵这样的投机商打开了靠投机发横财的方便之门。金澹庵比这些人更高一筹，他曾傲然挺胸，直言不讳地说：“还有一些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人们，那才是神通广大呢！外国人科学进步，死的可以变活；哼，这算得了什么！我们中国就更巧妙，先把活的弄死，然后再变它活！”这是金澹庵的哲学观，也是他的行为方式，他就是靠这一招暴富的，他本人就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人物。
金澹庵追逐年轻貌美的黄梦英，利用黄梦英求他打听“乔张”的下落，乘机要挟，妄图遂己所欲。用在年轻女人身上的这种卑劣行径，充分反映出了金澹庵无耻好色的一面。
余为民，年龄不详，据他自己说“四十不到”，但在他的名片上却赫赫然印着“前××报主编”，照此推算他至少应该是六十岁的人了。作者说余为民“是这一个社会中适宜于生存的人”，“是一位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的英雄”，在这个角色身上的确表现出了文人无形而兼流氓的种种特质：其一是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官僚富商，为他们效犬马之劳，从中分一杯羹吃；其二是一贯沽名钓誉，自我吹嘘，除了在名片上印了几十个真假难辨的头衔，声称自己写了多少说不出书名篇名的“著作”外，还组织了一个什么“统一民主协进会”并自任会长；其三是挂羊头卖狗肉，口头上“大谈中国工业化，狂呼发展重工业”，却又视“更新机器厂”为障碍，拉办工厂的民族实业家去做投机。
林永清从金澹庵那里“通融”了一千二百万元，本是用来买煤焦和锰铁的，可余为民一再怂恿他购买黄金，说黄金是“熊掌”，工厂不过是“烂羊头”。当然，这“烂羊头”并“不是一定要埋掉”，而是“正要挂在那里”，说穿了就是“办工业其名而贸易其实”。这和金澹庵的“先把活的弄死，然后再变它活”如出一辙。金澹庵就是采用余为民的这个方针来对付林永清的，当然也可能是余为民在执行金澹庵的既定方针，他们两人总是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剧中余为民起初怂恿林永清用借款购买黄金，最后又是余为民秉承金澹庵的旨意催逼林永清归还借款。受尽捉弄的林永清，忍不住骂“金澹庵简直可恶！”“余为民这小子，更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的余为民并非獐头鼠目，而是仪表堂堂，踱起方步来确也很像个样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也很像个满腹经纶的“专家”的样子。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在碰了人家的橡皮钉子而自解嘲的时候，他那笑形，他那眼神，宛然是个白痴。”
方英才，三十多岁，“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的总务科长，严干臣的得力干将。他的行为准则是对上谄媚，对下欺压，“看见大菩萨拜一拜，看见小菩萨踢一脚”。在黄金舞弊案中，他秉承严干臣的旨意监理会计上的事，挪用公款，营私舞弊。事发之后，为保护主任和他自己，一脚把李维勤踢进了牢房。精神错乱的唐文君到严公馆找严干臣理论，当面揭露方英才“教唆李维勤挪用公款”，“坐地分赃”。方英才脸如死灰，旋即转青，气势汹汹抢前一步，举起拳头威吓唐文君：“疯子！活的不耐烦么？”唐文君突然上前厉声说道：“哦，我认出你来了，我认得你脸上这一块黑疤……”方英才脸上确有一块怪样的黑疤，唐文君对此印象很深，因为这位总务科长过去一见到她便露出下流的样子。
玛丽，严干臣的太太，三十五六岁，衣饰华丽，相貌平平却又自以为倾国倾城，故而常常卖弄风骚，顾影自怜。同曹禺《日出》中的顾八太太是一类的货色。只有余为民那样的无形文人才会追慕这样的女人，余为民和玛丽两个人也的确有些不清不白，至少够得上四个字——“打情骂俏”。
三 剧情及戏剧冲突
《清明前后》共分五幕。场景有三处：第一、五幕是“更新机器厂”总经理林永清家的书房，第二幕是“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的职员宿舍，第三、四幕是严干臣公馆的一角庭院。故事围绕“黄金舞弊案”事前事后展开，第一幕时间为清明前几天的下午四时至五时之间，第二幕在当晚七点钟左右，第三、四幕均在清明佳节当日，分别为下午五时许和晚上九时左右，第五幕是清明后的第三天上午。
第一幕从唐文君来林家造访赵自芳开始，引出了赵自芳对丈夫的怀疑与不满：林永清背着她和黄梦英“啧啧哝浓咬耳朵”密谈，从大客厅还不时传来黄梦英裂帛似的笑声。这笑声“说它是泼辣么，不是；说它浪么，更不是；说它像一杯冽酒，一把刀子吧，也不是”。赵自芳凭直觉说“这是魔鬼的笑。被她这一笑，笑落了魂的男子，恐怕不少呢！”赵自芳是学法律、见过世面、又很开通的知识女性，本不在乎丈夫跟个把什么女的鬼混一下，但她不能容忍林永清一口咬定黄梦英“是个好人，多么能干，有见识”。了解内情的陈克明想对表妹作些解释，赵自芳却把表兄视为“黄（梦英）党”，来做“说客”的；林永清正为决断一件大事而犯难，又认为妻子所虑不过是出于一时误会的丁点儿小事，也就一笑置之。误会愈来愈深，赵自芳后来竟至表示“也许在民事法庭”解决。用“误会”来制造戏剧冲突，是不少戏剧惯用的手法，《清明前后》也如是，赵自芳和林永清因黄梦英而产生的误会，贯穿第一幕始终，虽说黄梦英并未出场，但这场“误会”很出戏，很有看点。
其实，林永清和黄梦英密谈的内容，一是托黄梦英从金澹庵那里“通融”一笔款子，二是关于“乔张”被捕后的下落。林永清之所以未给妻子明说，是因为他觉得“乔张”的事与她无关，是否用借款买黄金他尚未做最后决断，待事情定下来了他自然会告诉自芳的，早说了无济于事。没想到这竟使得妻子对他误会更深了。
这两件事情在第一幕只提了个头，加之黄梦英和“乔张”都没有出场，林永清和陈克明又没有告诉赵自芳真相，故而留下了几个悬念：黄梦英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乔张”又是干什么的？赵自芳和林永清夫妻俩的矛盾以后又怎样发展？怎样解决？悬念的设置在戏剧中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吸引观众看下去的重要艺术手段。
但如果仅仅止于上述误会，也许就会流于一般的男女纠葛戏，有悖于茅盾创作这个剧本的初衷，也不是大作家茅盾的风格了。第一幕里的重头戏，是三个男人林永清、陈克明、余为民的“三角戏”，它揭开了黄金舞弊案的序幕。
林永清为了购买“更新机器厂”急需的锰铁和煤焦，从金澹庵那里“通融”了一千二百万借款，上午已拿到了支票。正在这时，余为民匆匆赶来，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力劝林永清购买黄金，并且当面算了一笔前景极为乐观的细账：黄金现价每两二万元，用一千二百万买六百两黄金，明天黄金每两提至三万五千元，半个月后一千二百万至少变成了三千万。为了证明“这是天大的机会”，他还拿出了“一位内幕中的朋友送来的密信”，连声怂恿林永清道：“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为！”陈克明不赞成林永清用借款购买黄金，因为这意味着工厂就得停工。他尤其反对余为民拉一个办机器厂的人去做投机，为此同余为民就工业发展问题展开辩论。林永清原本说过“中国的工业家，命运注定了要背十字架”，然而几年来办厂使他吃够了苦头：“统制统管，就是脚镣手铐，粮食飞涨，原料飞涨，就是压在背上的千斤重闸，生产萎缩，市场萧条……”这一切，使得他经营的“更新机器厂”简直变成了无底洞。林永清觉得十字架他背是背了，可是他现在怀疑这样做“于国于民，于自己，有利没有？”他认为自己苦撑了七年了，可告无罪于国家民族，所以“浑身用劲似的一挺，声音稍稍异样”说：“好罢，七年心血，也顾不得了！”他最终采纳了余为民的建议，没有听从陈克明的劝告。这就为以后剧情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二幕以李维勤、唐文君夫妻的穷困和挣扎为主要内容。他们是借了债才结婚的，从此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不得不在“借了东头还西头”的恶性循环中艰难度日。两个人辛勤工作，每月收入除了吃饭仅能支付人家的利息，别无余钱租房居住，所以结婚快满一年了仍如牛郎织女。李维勤代理会计科长后，才在“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的职员宿舍有单独一间房，唐文君偶尔来“欢聚”一下。尽管这间所谓的“房”缺了两角而略带长方形，条件极其简陋，又处在走廊与别室的包围之中，但按照规定职员宿舍仅供单身居住，唐文君在丈夫房里“留宿”被视为“不轨之举”，遭到许多人的白眼乃至讥讽侮辱，有的轻薄鬼还在纸糊的窗子上捅一个小窟窿朝屋里窥看，或者故意在窗外咳嗽，暗笑，低语……这让唐文君惴惴不安，好像自己真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至于李维勤耳中听到多少不堪入耳的话语，单看他急于找房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今天下午他让唐文君去向赵自芳借两三万块钱，就是为了偿还人家已经到期的利息，可是偏偏遇到赵自芳和丈夫闹矛盾，唐文君没好意思开口。连还别人利息的这点钱都没有，李维勤哪有钱去租房子买房子？
还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文君怀孕了。因为没有钱，担心孩子养不大，唐文君主张打胎。李维勤找朋友介绍了一位医生，不收手续费光算药钱的“半送半卖”也得两万多。更何况生了孩子，唐文君的差事就得丢掉，因为她服务的那个倒霉公司规定不聘用已经出嫁了的女职员。
李维勤为自己和妻子的贫苦叫屈：“我们做好人也做夠了，落得了什么？结婚快一年，两地分开，苦中作乐，个把月借一次旅馆，偷偷摸摸，比狗还不如。我们俩的血汗钱，每月每月，喂肥了债主！我们安分守己，一心要做好人——哼，有谁说过我们一声好么？没有！人家笑我们，人家骂我们是脓包，是傻瓜！”
他恨恨地咒骂社会：“你看看这世界，贪污的事，堂而皇之在做；假公济私，简直不算一回事；千千万万，到处全是——你看那些宝贝几时掉了一根毛？我也看穿了，这一个社会，就许坏人得势，这一个社会不让人家学好！安分守己，落得死无葬身之地，嘿，偷天换日罢，一天天飞黄腾达！”
获悉黄金提价的绝密消息后，主任严干臣下了手条，叫开三张总数共五百万元的支票供其使用。这给了作为代理会计科长的李维勤一个提示：下午四点钟科里刚收到一张四十万元的支票，反正今天不能收款了，搁在保险柜里，明天银行封关，这四十万元支票搁也白搁，何不借用一天，用它购买黄金，后天黄金每两从二万涨到三万五，再如数归账，既天衣无缝，又于公家无损。用黄金提价赚来的钱租房子，生孩子，贫困的生活岂不大为改观？
然而想得再好，没有门路也办不成。
总务科长方英才是主任严干臣的得力干将。方英才答应与李维勤打伙，李维勤把支票从保险柜取出交给方英才，方英才负责跑银川、走后门，得了彩头两人四六拆账，六成归方英才所有。李维勤明确告诉方英才：“我担风险，两天为度。”方英才转身把“秘密”透露给了他的亲信老庄。
李维勤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只是同事老庄从总务科长那里听到消息后，也来乘势向李维勤索要点好处——“借”几万块钱用。从两人颇含玄虚的谈话中，唐文君方才悟到“他一定在那里做什么投机”，不免忧心如捣，低头坠泪。李维勤见状只好将实情相告。
唐文君不赞成李维勤这么做。一来她认为这种挪用公款投机的事情是违法的，主任做得，小职员做不得，小职员做了便会丢差事甚至坐牢！二来她知道丈夫的为人，如果没有人“合伙”他不敢做这种危险的勾当。李维勤告诉她是总务科长让他这么做的，文君就更不放心了，因为过去方英才一见到她便心怀鬼胎露出下流的样子，而且李维勤将支票交给方英才时，也没有让方英才写收据，万一这家伙以后不认账怎么办？
戏剧冲突就在他们夫妻之间展开：唐文君规劝，警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与可能带来的危险；李维勤则极为矛盾，畏罪之心与侥幸之心起伏不定，对着一面镜子端详自己脸色的变化。但俄顷之间希冀心又油然而生，他决心冒险一试，便愤激地对文君说：“我们总还是人，是人就得活，就要活的像一个人！（眼光冷峻可怕）既然这世界皂白不分，是非不明，我干么还要做人人笑骂欺侮的傻瓜好人？一板三眼，永远翻不了身！”
从结构上说，第一幕以林永清用借款买黄金，第二幕以李维勤挪用公款买黄金，分别为“黄金舞弊案”各开了一个头。有所不同的是，林永清做黄金投机，是为了想赚取工厂发展的大笔周转资金，那么，李维勤做黄金投机只是为了改变他和妻子生活的困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活的像一个人”，“要有我们的一间房，一个家……”李维勤的愿望是善良的，一点也不过分，然而他却用错了方法，走错了路，最终做了人家的猫脚爪——即做了别人冒险的工具，并酿成自己的悲剧。
第二幕主要是李维勤和唐文君夫妻两人的对手戏。一开头唐文君坐在床上为丈夫缝补衣袜，通过这个细节表现出了她贤惠勤劳的一面。她对李维勤的规劝、警告，也是出于对丈夫的真挚的关心与爱护。她讲的二姨夫被磨盘大的欠债压死的故事，给了李维勤相当强烈的刺激；为了自己不作二姨夫，为了让妻子生活得好一些，把孩子顺利地生下来，李维勤只得“另想门路”。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文君，为了这个家。应该说，第二幕是很有戏看的，两个重要角色塑造得都很成功。老庄虽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由于他插在夫妻两人的对手戏中间短暂出场，使场面有所变化，否则光是李维勤和唐文君两人你一言我一句对白下去，可能会显得有些沉闷单调。
第三幕和第四幕是全剧的重头戏，时间在前两幕八天之后，地点都在严公馆。
清明佳节，“某半官事业驻渝办事处”主任严干臣在自家的公馆请客。被请的宾客和不请自来的人加上主人夫妇，共有九个，剧中重要角色除李维勤外悉数登场。众所周知，茅盾在长篇小说《子夜》中曾经用了第二和第三整整两章的篇幅描写了吴老太爷的丧礼，通过吊丧引出了众多的人物，各种人物纷至沓来，场面调度灵活多变而又井然有序。他把这种技巧应用在了第三幕和第四幕，出场的重要角色多，几条线索交叉进行，戏剧冲突在整部戏中最为强烈。
此时黄金舞弊案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打算将手里的黄金存单待价而沽的林永清，在第三幕出场一开始尚不清楚关于黄金案的准确消息，只看到这几天报纸上对此事件攻击得很厉害。他几次问余为民，想从对方嘴里探听到一些“内幕”，然而余为民却不厌其烦地大谈什么“工业化”和“萨凡奇计划”，一再怂恿他“登高而望，见机而作”，用“更新机器厂”这个“烂羊头”现存的原料、器材、零件，在投机市场上“大耍一下”。这实际上是金澹庵的一个阴谋，一个圈套。“财政部签呈意见，那天卖出的折存黄金，宣布无效。”消息传来，意味着林永清做黄金投机赚钱泡了汤，“黄金黄金，全盘落空”；不仅如此，购存者名单还要在报上予以公布。这样一来，包括林永清在内“有些想吃天鹅肉的人儿这回可真真落了一句老话：羊肉没上口，先惹了一身骚”。林永清购买黄金的一千二百万元是从金澹庵那里借来的，又是短期，必须很快归还。这一千二百万就好比一条绳子紧紧套在了林永清的脖子上，而把另一头交在了金澹庵的手里，从而为金澹庵的步步紧逼创造了条件。这不能不让林永清“老是一阵一阵打冷噤”，脸色变得十分难看。陈克明告诉他：“刚才听严干臣的口风，今天是金澹庵要跟您谈谈。”林永清明白自己处在不利地位，金澹庵挑选这个时候要跟他谈判，他，又无法拒而不谈，那岂不是等于自己送上去当俘虏？所以他怀疑关于黄金案严干臣和金澹庵“他们早就得了风声，他们不见得真会那么麻木，他们是做给我看的，严干臣的神色就大可研究”。
林永清、余为民、金澹庵三个人的纠葛是第三幕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为第四幕双方正式“谈判”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政府查办了几个在黄金提价中做过手脚的银行小职员，以平息全国民众及舆论的强烈谴责，李维勤因而成了黄金舞弊案的牺牲品，被关进了牢房。他的妻子唐文君受此莫大打击，痛不欲生，以至精神错乱。她几次要到严公馆向主任严干臣讨个公道，却被当作“疯子”而拒之门外。黄梦英出于同情，将唐文君领进了严公馆，严干臣知道黄梦英和金澹庵“打得火热”，“不是个好惹的”女人，也只好由着她如此这般的“绵里藏针”。
唐文君当着严干臣和方英才的面，揭露他们教唆下属“挪用公款”，“坐地分赃”，李维勤他是“替代了方科长、严主任”进了地狱！严干臣和方英才怒气冲冲，百般抵赖。严干臣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说：“我要是不那么一办，不但众人不服，连我也担了不是，——按法律说，可不是我就成了他的同谋？”方英才则直斥唐文君是疯子，“含血喷人！”戏剧冲突掀起了一个高潮。
黄梦英已经从唐文君那里得知事情真相，她附耳对陈克明言道：严干臣和方英才“早有计划，存心要葬送那姓李的了。就因为他们也舞弊，都落在李的眼里”。所以她旁敲侧击对严干臣说：“疯子么，何必计较。哪怕是她说您严主任也挪用了这么三五百万款买黄金，您也只好一笑置之，对么？”这个举动改变了之前对她不利的种种传言，说明她其实是一个具有侠肝义胆的女子。
林永清和陈克明也站在黄梦英一边为唐文君撑腰。唐文君和严干臣、方英才的纠葛，是第三幕中另一重要线索，时而精神错乱又时而清醒的唐文君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就连女仆也叹息说：“可怜见的！人家发财，他去坐牢”。
赵自芳虽然经林永清和陈克明劝说回到了家中，但由于那桩心事在作怪，所以她今天没有同林永清一起来严公馆，而是故意迟到了一些时候。黄梦英利用见面的机会向赵自芳做了些解释，以便能消除误会。她说：“我对于两种人，向来是犯而不较的：一种是糊涂虫，这是不必；又一种便是我所同情而又敬重的人，这是不忍！”她特别强调“一个人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死板而单纯”，提醒赵自芳要“多注意那躲藏在林总经理内心的敌人！”赵自芳对黄梦英的这些话颇不耐烦而又反感，盛气之下说了一句：“哼，谢谢您的教训。”在第三幕中赵自芳和黄梦英这条线索到此为止，没有再发展下去，看来茅盾是把它仅仅当作一条副线，穿插在上述两条重要线索之间使用。
玛丽和余为民是另一条副线。余为民在玛丽面前就像一条哈巴狗，一口一个“我的主任太太”，极尽巴结逢迎，投其所好；自然，他也没少在玛丽面前吹嘘自己。玛丽对余为民则时而“嗔怪”，时而抛个“媚眼”，时而“双眸流盼，卖弄风骚”。两人对黄金舞弊案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李维勤犯了法，都说唐文君是“疯子”，都帮严干臣开脱罪责。
第四幕一开始仍是玛丽和余为民这两个活宝在打情骂俏。玛丽满脸鸩红，已有八分醉意；余为民酒红的眼睛射出淫邪的光，打着饱嗝，伸手要搂玛丽的腰，嘴里赌咒发誓地说：“我心坎里就——就只有一个（你）……”玛丽报以白眼，佯嗔道：“嚼舌头的，狗嘴里长不出象牙！”余为民正在活动当什么代表，以后干个把省府委员，总之好处大大的，玛丽当即表示“我先来个预约”，日后从他那里捞取好处，余为民借机要玛丽帮自己筹措一笔七位数的款子。素来就是“包打听”又是“广播电台”的方科长这时上场，他给主任太太和余先生提供了两个“情报”：一是金澹庵给了黄梦英一张“二彩”的支票，一是黄梦英在牌桌上故意输给澹老。玛丽听了一惊：“哦，灌男人的米汤也还有这样一个方式！”余为民扁扁嘴说：“输来输去还不是一个口袋的东西。”
继之陈克明和黄梦英出场。黄梦英的表亲“乔张”是陈克明的学生，所以他们两个人早就熟悉。富于象征色彩的对白从两个人的口中诗一般的涌出，使这一小段戏在整部戏中特别具有光彩。陈克明梦见“从汪洋大海，万顷碧波中，飞出来了一条龙，飞到半空忽然跌下，掉在泥潭里，不能翻身”。黄梦英自比是“困在泥潭里的一条龙”，她声音激昂地对陈克明说：“龙是困在泥潭中，可是，只要它还没变小，还有一口气，龙之所以为龙，也还不可知呢！”这些话既是自喻，也是指“乔张”——那个大眼睛的、血气太旺心太好的进步青年！
陈克明和黄梦英两个人的谈话也主要围绕“乔张”的“下落”进行。黄梦英说她求金澹庵帮助查找，目前已有七分希望。金澹庵对黄梦英心存妄想已非一朝一夕，黄梦英有求于他正好给了老东西一个机会，竟然提出“万事俱全，单要一样药引子”。黄梦英是“困在泥潭里的一条龙”，所谓“用龙肉做药引子”无非是想要占有她的肉体。陈克明闻听把烟斗重重地在桌上一敲，愤怒地骂道：“哼，乘机要挟，太无耻了！”黄梦英从容地微笑，想象“忽然一声霹雳，雷电飞迸，那泥潭里的龙，把它满身的烂泥烧得干干净净，把它自己化成一道青烟，一堆白粉！”象征性的自喻表明她已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但陈克明语重心长地提示并鼓励她：“干么不是破空飞去呢？……”这为第四幕结束时黄梦英的略显突兀的举动做了铺垫。
第四幕的重头戏在林永清和金澹庵之间展开，陈克明和黄梦英也穿插其中。茅盾在《子夜》第十七章中曾经描写过吴荪甫和赵伯韬两位巨头面对面的紧张谈判，《清明前后》也如是，在第四幕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林永清和金澹庵两位巨头面对面的紧张谈判。两个人各自开出了条件。金澹庵本着“先把活的弄死，然后再变它活”的既定方针，借用或租用“更新”的名义，将厂里的几种物资和原料拿去做投机生意，允许林永清投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林永清则提出他可以将“更新机器厂”的全部材料作为资本入股，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五，金澹庵来参加百分之四十五。按照商业惯例，谁占的股份大，谁掌握实际控制权。围绕控制权双方展开较量：金澹庵财大气粗，又有严干臣支持，官商结合，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取主动进攻的态度，必欲要将林永清的“更新”厂夺而得之；林永清作为民族工业家本来就举步维艰，加之投机黄金失利，因而处于劣势，被动挨打，几无还手之力。这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有些像是吴荪甫和赵伯韬“斗法”的重演。不同的是吴荪甫最后打算“有条件的投降”，林永清在一再退让——也就是一再降低自己的条件——之后，仍坚守底线。金澹庵当然不会接受林永清的条件，以索讨一千二百万借款相威胁。直至第四幕落幕，双方谈判未有结果。
在紧张的谈判中间，金澹庵几次伸手“大为倾倒似的”拍拍黄梦英的肩，还想捉住她的臂膀，态度十分随便，似乎年轻漂亮聪明的黄小姐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玛丽以手遥指金澹庵，对黄梦英附耳言道：“我的小姐，人家是一片真心，只等您点一下头啊！”黄梦英“深藏在她心深处的那股怨恨和愤激的爆炸力”爆发了，只见她霍然立起，走上平台，对庭院中的那伙人宣布道：“恭贺各位在一切种种的好梦里升官发财，啃桌子底下的骨头，舐刀口上的鲜血，可是，恕我不能奉陪了！”她一气说完，随即纵声大笑，走出了严公馆。
导演赵丹认为这是全剧的高潮所在。
第五幕林永清在家中焦躁不安地等待金澹庵的最后回复，并和自芳、克明一起商讨对策。三年前当日本飞机轰炸“更新机器厂”时，他曾写过一幅标语：“炸弹可以毁灭物质，不能毁灭精神，万一今天炸垮了工厂，明天我们就从新恢复！”赵自芳念念不忘这几年丈夫和她办厂的辛劳，鼓励林永清实践标语中所写的四个字“从新恢复”，但同时也明白金澹庵“回复的条件一定照旧苛刻！”林永清诉说工厂现状和自己的苦衷：“煤焦完了，锰铁也快完了，零件要配，米要买，十五号的工资也得发，哪一样不要钱？也就是为了钱，我在这里等候余为民的回音，我这才低声下气和他们鬼混！”陈克明重新提起“工业要发展，先得政治上了轨道”。林永清认为“统制管制，官价限价，才是最厉害的脚镣手铐”，使得民族工业举步维艰，进退两难，陷入了无底洞中。他愤激地说：“统制和管制，抽干了我们的血，飞涨的物价，高利贷，压的我们喘不过气来，哪怕我们绞尽脑汁把效率再提高，勒紧裤带把成本再降低，难道就能起死回生不成？”在如此窘迫、无奈的境遇下，只要金澹庵不逼人太甚，他打算还可以再迁就一些。可是余为民带来的金澹庵的“回复”，出乎意料的强硬：收回一千二百万借款，其他一切免谈。
林永清深感自己没有做过对国家不利的事，如今却像被抛弃在了马路上，落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中国有一句“守株待兔”的格言，照此格言办理，意味着工厂停工，机器生锈，员工生活无着。果真走这一步，赵自芳说她作为律师要代表全厂员工提出控告。林永清苦笑着说：“我也要控诉！我要向社会控诉！我要代表我这一个工业部门向千千万万有良心的人民控诉！”陈克明指出政治不民主，一切合理的要求只不过是不能实现的幻想，鼓励林永清“联合工业界人士来要求民主”。赵自芳也认识到过去“老逼着永清只在机器身上找寻解决困难的办法”是不对的，当务之急是“要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林永清在他们的鼓劲下，两眼放光，声音洪亮地表示：“看明白了就下决心，就行动，今天也还不迟！”陈克明语重心长地附和道：“世界已经变了，中国再不变，可就完了！”这句台词可以看做是剧作者茅盾向全场观众敲响的警钟。
一般来说，多幕剧的最后一幕往往是全剧的高潮。如果单从思想内容的表现来看，第五幕应该是《清明前后》的高潮所在，不过这一幕林永清、陈克明、赵自芳关于“工业化”的议论太多，戏味不足，不免显得有些沉闷，枯燥。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也只有余为民短暂上场，以及唐文君蜻蜓点水似的出现了一下，反而不如第三和第四幕曲折而有波澜，也没有像第四幕那样由于尖锐的戏剧冲突而形成高潮。导演赵丹曾对茅盾指出了这一点，并建议作些改动：“把全剧的高潮移到最后一幕，现在的高潮在第四幕，第五幕又低落下来了，所以想把四、五幕颠倒一下，或者把两幕合并为一幕。”[314]《清明前后》的演出本和茅盾的剧本是有所不同的，本节所论系据文学剧本而言。
四 演出效果及剧本评价
西洋戏剧史上不乏不适宜演出的好剧本，譬如萧伯纳的剧作。茅盾以为《清明前后》也属于这一类，但实际的演出效果却出奇的好，超出了茅盾和导演与演员们的预期。
1945年9月26日《清明前后》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正式公演，导演赵丹，主要演员有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公演头一两天上座率为六七成，从第四天起看戏的人愈来愈多，几乎场场爆满，以至售票处排起了双行长队。为满足需要，星期日不得不加演一场。每次演出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气氛十分活跃。不少工厂老板看了后大受感动，觉得《清明前后》为民族工业家说了他们想说而未能说的话，纷纷慷慨解囊，包场招待本厂员工。有的工厂如永利化学公司远在郊区，职工进城看戏很不方便，厂方就干脆向剧院借了脚本，由他们自己组织演出。
为什么《清明前后》这么受欢迎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它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赵丹说：“从内容讲这剧本具有尖锐的、丰富的现实意义，正是当前最需要的。”[315]永利化学公司在他们演出的“说明书”上，写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我们坚强地相信，工业化运动是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的一条大道；我们更坚强地相信，政治不民主，工业化运动便不能展开，工业也就永没有出路。过去八年里，不合理的法令规章，压倒了多少坚贞苦斗的工业战士，这一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现在光荣的胜利已经来到了，让我们在这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向全国喊出：建国工业化！政治民主化！”[316]这些话说明了观众（包括读者）们深刻领会了茅盾的创作意图，说明了《清明前后》的主题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清明前后》连续演出四个星期，盛况空前，“标帜出了大后方剧运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好的倾向和好的作风的范例”[317]。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恐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密电，称“茅盾（沈雁冰）所著之《清明前后》剧本，内容多系指摘政府，暴露黑暗，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种种影射既极明显，而诬蔑又无所不至，请特加注意……倘遇该剧上演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318]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在一次特别节目中，指责《清明前后》“内容有毒素”，要“看过的人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不要去看”[319]。
在进步文艺界对《清明前后》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公式主义的作品，剧中不乏“失去了生活基础的抽象概念”和“勉强凑合事实的空洞口号”。[320]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部有着强烈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在观众眼前展露出了一幅幅人生的画面。通过人物，尖刻、无情地攻击着、控诉着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和那些吃人的黑暗势力；同时，也明确的指出了如何才能求得生存的道路。这是代表了大后方千千万万人的呼声”[321]。
后来周恩来对茅盾说：“你的剧本《清明前后》的演出很成功，影响很大，是文艺战线配合政治战线的一次成功的斗争。现在文艺界在争论《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两个剧本的是非，什么政治标准、艺术标准，我看，凡是文艺作品都既要讲政治标准又要讲艺术标准，只是两者的关系要摆正确，我以为应该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衡量政治标准，不是根据作品中口号喊的多少，而是看作品是否为群众所欢迎，是否说出了人民群众心里的话，是否吸引了他们又推动了他们前进。”[322]茅盾的《清明前后》就是这样的作品。
综观茅盾的文学活动，总是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和人生相结合，因而使得他的创作从整体来看具有“史诗”的品格，规模宏大又精细入微，堪称现代中国的主旋律。本书对现代文学巨匠茅盾作了全景式的扫描，重在作品分析，包括全部长、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散文和唯一的一个剧本。通过对其艺术成就与风格特点的阐释，有助于读者走近茅盾、认识茅盾，有助于当前的文学创作者继承优良传统并有所发扬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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