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自序》[270]
这些文章，就好像是“日记账”，文字之不美丽，自不待言；又无非是平凡人生的速写，更说不上有什么“玄妙”的意境。读者倘要看看现在社会的一角，或许尚能隐约窥见少许，但倘要作为“散文”读，恐怕会失望。不过我所能写的散文，始终只是这一套……
——《印象·感想·回忆》后记[271]
散文在古代是相对于韵文而言，在以后长久的历史岁月中，随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愈益丰富，复杂，文学的分类也就愈加细化，从韵文中衍生出了诗词和现代的白话诗，从散文中衍生出了传奇、评话、演义与小说。不过我国古代并无“散文”这一称谓，而是叫做“文章”，“散文”这一称谓是从西方输入的，乃是英文prose的译名。
现在通常从体裁上把文学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每一大类体裁中又可分为若干品种，例如小说有长、中、短篇，诗歌分长短，戏剧有独幕与多幕，等等。原来所谓的“散文”范围缩小了，仅限于篇幅较短的小品、速写、随笔、杂感、游记之类。“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272]这是巴金的观点。郁达夫也说过：“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e的译名，和Essays有些相象，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至于要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273]鲁迅认为“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274]茅盾对“散文”的称谓也比较宽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第11～17卷为散文部分，共有七卷之多，内容包含散文、特写、速写、小品、杂感、见闻、报告文学、政论等。本章所要讨论的，仅限于其中一部分文艺性较强的散文，其特点主要有：
一，和本人的经历有关，抒写亲身感受，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作者的思想情绪。
二，以人生与社会为主要内容，“行文每不忘社会”，故可作为社会现实的写照。
三，可作为小说创作的补充与参照。[275]
四，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纪实、象征、抒情、议论兼而有之。
一 纪实与象征
茅盾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是怎样开始写作散文的：“在风云突变的一九二五年，我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政治斗争，文学活动只能抽空做了。这一年……试写了一些散文，发表在《文学周报》上。在这之前，我只写评论文章和翻译，没有写过散文，‘五卅’惨案使我突破了自设的禁忌，我觉得政论文已不足宣泄自己的情感和义愤。我共写了八篇散文，其中就有七篇是与‘五卅’有关的。这次的‘试笔’，也许和我后来终于走上创作的道路不无关系。”[276]
的确，茅盾早期有一部分散文与他独特的“政治与文学的交错”的经历有关，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作者的思想情绪。所用的主要手法一为纪实，二为象征。
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茅盾是亲历者，惨案发生当日他曾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在南京路一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次日又和孔德沚、杨之华再次到南京路参加游行示威。他根据目睹耳闻，写了《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街角的一幕》《五卅走近我们了！》等多篇散文，记述了南京路上那震天动地的一幕，表达了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感受与看法。
从《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中可以看到：“有万千‘争自由’的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示威的学生高喊口号，散发传单，两旁的群众则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并向死伤的同胞——他称他们为“战士”——致以敬礼。
这篇散文具有纪实的性质，不过作者并没有具体地直接地叙述英国巡捕怎样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多人，而是在破碎的玻璃片上做文章。一家商铺的玻璃被帝国主义者的子弹打碎了，它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的牺牲品，从物见人，以小说大，“我捧着这碎片狂吻”这句话将作者崇敬的心情做了最佳的抒发。然而，绅士和太太小姐们踹着玻璃碎片仍像往常一样走进商场购物，把半小时前发生在这里的惨剧全然忘却了；在距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又是一片吹歌作乐的声响。这让热血沸腾的战士们怎么能容忍呢？啊啊！“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作者内心的愤懑通过这些激烈的文字尽情地宣泄了出来。
面对压迫者和侵略者的屠刀，麻木不仁，逆来顺受，是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表现。五卅惨案发生后，国内某些人士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事端，说什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茅盾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指出：“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被打被杀者的嘴里是何等的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平等的人。”他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向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者展开持续不断的抗议和斗争。
《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可以说是一篇速写，主要写了群众在南京路上示威和包围总商会两个片断。接到命令去南京路上游行示威的四个人，“脸上有一种好奇的踊跃的喜气，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雨下得很大。两旁的行人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穿短衣的工人。他们散发写有“援救被捕学生”“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和揭帖；而在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商店前，都有人在作演讲，许多市民驻足倾听。“口号的呼声，此起彼应，压倒了隆隆的电车声。长且阔的N马路立刻塞满了演讲者，听众，和散传单人。”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无论“三道头”和“印捕”“华捕”怎样用木棍、用高压自来水冲，都不能驱散示威的群众，“刚赶走了前面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的贴在原处”。黄昏时分示威群众又包围了上海总商会，迫使总商会当众宣布“同意罢市”。文章最后以一句“多么可纪念的黄昏！”作结，颇有“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这篇散文写得很有气势，且富有变化，充分显示了群众运动的震撼力。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随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商界罢市，学生罢课。《街角的一幕》通过A和B两个人的对话，进一步地对主张“和平方法”的某些人士做了严厉的批判。信奉“逆来顺受”哲学的A，认为“大家抛弃了一切来爱国是不对的”，是“感情用事”，说什么“罢市是多事，商人应该镇静的照常做生意。罢课无意识。罢工更其是赤化”。B则质问道：“他们放枪是应该的，死者是该死，是么？”针对 A 说“自己不争气，就怪不得人家来欺侮”，B又进一步驳诘道：“你以为我们的政治黑暗全是为的自己不争气么？你竟看不见人家是逼住我们内乱，人家是遮住我们的向光明之路么？”如果仅仅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争辩，也许就会是一篇政论了，但作者很巧妙地插进了这样一个情节：跪在“三道头”和“印捕”面前谦卑地自称是“安分市民”“善良华人”的A，也挨了他们的棍子，只得狼狈地从人丛中的胯下钻了出去。B见A如此受辱，气愤愤地想赶上去，但又立住了，自言自语道：“让他上一课罢，他才知道非暴徒而又非赤化的，也要挨棍子！”旁边一个人更是一针见血：“即使打死了他，他是死而无悔的；因为他的哲学是‘逆来顺受’！ ”如此处理不仅妙趣横生，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而且对那些主张“和平方式”的人士批判更为彻底。
写于两年之后（1927年5月25日）的《五卅走近我们了！》，即是对五卅运动的追念，更是对五卅运动的赞歌。茅盾将五卅运动看做“是‘五四’是‘二七’以来不断的民族解放的争斗的大爆发”，“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划了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讴歌道：“呵！雄壮的五卅！你像恋人一样惹人罣念！你像金鼓之声，使人兴奋！你是许多烈士的伟大的创作！使人百读不厌！你是民族解放的丰碑！你是革命运动的圣经！我们从你得了可宝贵的教训，可宝贵的认识！”的确，五卅在茅盾的心中是永志不忘的，1929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虹》，其中第十章就再现了五卅运动波澜壮阔的感人情景。以上四篇散文，可以说是之前的准备和铺垫。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过一段名言：“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277]五卅运动热情的高潮过后，又普遍露出了疲容，有的人认为该说该做的都已说过做过了，而事情还不过如此，因此觉得没有事可做没有路可走，“明明另有路另有事又不愿意去走去办”。一些凭借“美满的幻想和过分的希望”热烈活动过的年轻人，也“被自己的浪漫思想弄得疲倦了”，从而感到了“烦闷”。茅盾认为这些情绪都说明老大的中华民族害了“脊柱衰弱症”，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表现。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疲倦》，在指出上述“最厉害的病症”的同时，乐观的宣告：“我确信我们这老大民族里的新生细胞在喊过跳过后并不疲倦，并不觉得无路可走，而新理想正在他们中间流布，新势力正在蓄积，但是这个工作决非旦夕所可告成。”这又表示了茅盾对客观形势的清醒认识。
《复活后的土拨鼠》，根据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所作童话《桃色的云》生发开去，说倔强的土拨鼠是死而无怨的，讽刺那些“等死不肯去冒土拨鼠的险的人们，一辈子不让人笑。只有他们坐在那里笑人家”。针对经不起风雨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章最后写了“一片幻象”：一群住惯了冷冰冰地方的年轻人，在黑暗的房间里住得不耐烦，要求呼吸点自由的空气，但外面的空气是白热的，他们受不住，有的晕了过去，有的热得疯狂了，有的缩退回了原处。渴望阳光却又禁不起日晒，是一部分心灵脆弱的人的通病。
以上两篇散文在写法上，《疲倦》中的议论较多，《复活后的土拨鼠》则加进了一些童话色彩。
那时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茅盾1926年初从上海到了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协助毛泽东工作。《南行通信（一）》就写于南行途中浙闽洋面之交的船上，主要写他们一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搬了两次房，结果还是回到老地方”，即从“西崽房”、“水手房”最后落脚在所谓的“官舱”。船上设施之简陋，条件之恶劣，令人呕吐；茶房如何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借此敲竹杠，多收钱；几个文人又怎么无奈地忍受，还要自我调侃“实在是做了一个极有意味的梦”，“做了一件傻气的然而极有诗意的事”。如此等等都描画得活灵活现。茅盾是善于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散文的，情节、细节、人物对话的安排与运用均是他之所长，令读者有如读一篇短篇小说的兴味。这是茅盾一些散文的特点。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回到上海。同年1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昌，茅盾赴汉口主编《民国日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茅盾离开武汉回上海，途中在江西庐山牯岭作短期逗留。他在下榻的旅馆里给留在汉口的朋友们写了两封信，发表时分别题为《云少爷与草帽》和《牯岭的臭虫》。两篇散文中的“云少爷”指宋云彬，前一篇讲了他头上那顶草帽的“历史”，以及他“在往庐山的路上一步一念”一位同游的女性，作品中称她为“我们的冰莹”。后一篇写作者不堪臭虫骚扰之苦，“逃到云少爷的番布行军床上”，两个人挤在一起的窘状可想而知。云少爷讲了一个“算臭虫账”的故事：某人在某旅社用捉得的十五六只臭虫逼迫账房先生给他的房金打了对折。这个故事很滑稽，穿插在文中颇有趣味。
《南行通信（一）》和《云少爷与草帽》《牯岭的臭虫》，记述的都是茅盾的一段亲身经历，可以同茅盾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对照起来阅读。不过，最能反映茅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思想情绪的，却不是这三篇散文，而是《严霜下的梦》《雾》《虹》和《叩门》。
由于受到“通缉”，茅盾在上海创作了《幻灭》《动摇》《追求》之后，不得不于1928年夏避居日本。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大革命”的失败，血腥的现实，使茅盾一度感到幻灭和悲观。正如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自白的那样：“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的表现在三篇小说里。”几篇散文中流露的思想情绪同样如此。
《严霜下的梦》用象征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作者当时的心情。几个杂乱无章的梦境纷至沓来，呈现的都是“大革命”时期的某些影像，但又分明是扭曲了的，变了形的。“悲壮的歌声，激昂的军乐，狂欢的呼喊，春雷似的鼓掌，沉痛的演说”，“我看见许多心都从各人的嘴唇边飞出来，都挂在空间，连结成为红的热的一片。”如果说这象征着“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但“轰”的一声，屋梁忽然凭空掉了下来，“什么都已消灭”，眼前所能见到的“是男子颈间的血，女人的割破的乳房的血，小孩子心肝的血。血，血！天开了窟窿似的在下血！青绿的原野，变成了绛赤。”这不正是“四一二”大屠杀后腥风血雨的现实写照吗？这些梦境和《动摇》结尾时方太太的种种幻觉显然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四一二”大屠杀潜伏在作者神经中枢，通过“梦”曲折凌乱地再现出来。“梦”是潜意识的反映。
“严霜”也者，象征着革命陷入了低潮。尽管如此，“左倾”盲动主义者仍在鼓吹“革命不断高涨”，致使一些同志无谓的牺牲，造成了不应有的可悲的损失。文中三四辈少年，“他们的眼睛闪出坚决的牺牲的光”，准备明天“不是死，就是跳舞了！”茅盾对“左倾”盲动主义是不赞成的，他“猜不透”这么做“是准备赴结婚的礼堂呢，抑是赴坟墓？”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很能表示茅盾当时的困惑：“死不是我的事，跳舞有我的份儿么？”紧接着，在严霜之下的又一个“梦”中，热的活的臂膊变成了从烈火中掣出来散发着烂肉臭味的断腿，又“仿佛看见许多狼，张开了利锯样的尖嘴，在撕碎美丽的身体”。通过这个“恶意的揄揶人的梦”，进一步表示了作者的“迷乱”，最后并发出了这样的询问：“什么时候才天亮呀！什么时候，Aurora的可爱的手指来赶走凶残的噩梦的统治呀？”
这篇散文用第一人称，由几个“梦”连缀起来，表达了几层意思：革命的失败，个人的情绪，对“左倾”盲动主义的不满。所谓“严霜下的梦”，其实就是带有“负气”成分的“愤怒的呻吟”。
避居日本期间茅盾陆续写了几篇散文，其中仍程度不等地流露着与《严霜下的梦》相同的思想情绪。也是用象征手法写的《雾》，作者面对“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的“浓雾”，发出了一声喊叫：“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浓雾！”并解释道：“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只是无从着力呢！”尤其是当浓雾变成了毛毛雨，像帘子一样挂在窗前，不堪沉闷的压迫使得作者想要像池中的红鲤鱼那样“活泼泼的跳”出水面，做一次轨外行动。“在我呢，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
“严霜之下”、置身“雾”中的他，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到卖豆腐的哨子声，每每引起不少难言的怅惘；在夜市上听到小贩嚷嚷然的叫卖，也会感到同样酸辣的滋味。显然这是消沉悲观的情绪在起作用，故而在《卖豆腐的哨子》一文中自始至终回荡起伏着怅惘的滋味。呜呜的哨子声“像是闷在瓮中”，又“像是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终于“震破了冻凝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作者“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究竟是什么文字？文中没有交代，不过我们可以用另一段话作为它的注解：“烟云似的过去”如今“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难怪猛然推开幛子遥望天空，“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了……
接下来的一篇是《虹》：在“出太阳，又下雨”的天气里，“分明的一道彩虹划破了蔚蓝的晚空”。在作者看来，虹虽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但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因为彩虹易散，遂使希望破灭。“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站在虹的桥上，高揭着什么怪好听的旗号，而实在只是出风头，或竟是待价而沽，这样的新式的骑士，在‘新黑暗时代’的今日，大概是不会少有的罢？”茅盾这样疑惑地感叹道。
这一切都是象征，都有暗喻，都有所指。霜、雾、虹是自然现象，茅盾惯于用自然现象来象征世间事物，小说是如此，散文也是如此，这成为了他创作中的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而要真正读懂这些作品，透过表面洞察其内涵，需要对茅盾这一时期的处境作一番了解。
茅盾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让他携两千元支票去九江，在那里见到董必武时本要把支票面交，董必武又让他带着支票到南昌。那时兵荒马乱，几经辗转，路过镇江时遭到军警盘查，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的茅盾只好把两千元支票塞给了一个兵士，借此躲过一劫。但这件事情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278]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茅盾一贯主张文学为人生、为社会。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明确而又高调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而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则强调文学作品应“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描写”。这在激进的“革命文学”论者看来，茅盾的主张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动机”是“一个重大的错误”[279]，对普罗文学“有意的在作恶毒的袭击”[280]。一篇文章中就此批判说：“对于这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洛列塔利亚特文学应该彻底地同它斗争。我们当面的直接的斗争对象，就是这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他们眼中，原本同一阵营中的茅盾“已意识地同我们对立起来了，虽然他对于我们还装着一幅友人的面孔”[281]。
以上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使茅盾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能不倍感困惑。
“……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了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282]
他当然是希望党组织和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们来找他的。他盼望听到他们的叩门声。同样用象征手法写的《叩门》，就表达了这种愿望：“答，答，答！我从梦中跳醒来。”一个“跳”字道出了他的急迫的心情。但“侧耳静听，声音没有了。”这样的叩门声一共出现了三次。前两次叩门后还分别有“呼——呼——的巨声”和“殷殷然有些像雷鸣”。“巨声”象征“普洛列塔利亚特文学”的鼓吹，响过之后“蜕化下来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虚空”；“雷鸣”象征革命，在处于低潮时“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还是太早。”最后一次开门往外看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黑狗趴在门口。他明白自己是受了哄，“这样的夜半，该不会有什么人来叩门，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么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这样唤醒了人，却没有回音。”于是他向着那只黑狗发开了牢骚：“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的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这即是针对“左倾”盲动主义，也是对“左”得可怕的“革命文学”激进者们的一种反击。在务实的茅盾看来，在革命低潮时一味地高唱革命的口号却又无法兑现，无异于是给人“一个空虚！”不过把热心革命的同志比喻为“黑狗”显然不妥，后来茅盾在回忆录中自我批评道：“正所谓积习难忘，在二九年一月十日，我又写了《叩门》。我对于当时围攻我的朋友仍怀不满。文末一句是：‘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的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我以为我这个情绪是有普遍性的，然而用吠声吠影作象征，在当时是箭在弦上，事后深悔有伤厚道。”[283]
上述几篇抒写“大革命”失败后自己思想情绪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基调：愤懑与幽怨并存。这正应了过去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文艺是苦闷的象征”。[284]茅盾后来在《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一文中对“苦闷”做了这样的诠释：“苦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思想展开到某种程度的征象。因为通过了这一时期的苦闷，他的思想就会得确定，他将无往而不勇敢，而不愉快。”[285]对茅盾这一时期的苦闷也应作如是观。
茅盾在日本期间还写了《红叶》《樱花》，和《速写一》《速写二》《邻一》《邻二》，都是对日本的普通日常生活的观察所得，一枝一叶、一事一人，既可以说是见闻，也可以说是感受。
春季是樱花的，秋季是红叶的，观看樱花和红叶在日本是一大盛景，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游客，也留下了不少赞美的诗文，如：“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286]
《红叶》。在十月里下着微雨的一天，茅盾和朋友到郊外一处名胜看红叶：山势不高也不奇，青翠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红光，便是吸引游人的全部风景；经过雨濯的落叶洗出绛红的颜色，似乎比在枝头的同伴更“赤”。山顶是游览的中心，却没有一棵枫树，只有一个卖假红叶的小摊子。坐在芦席棚搭成的酒馆“雅座”里，举目望去，光瞧着绿丛丛的山峰，也看不见红叶。游客们自娱自乐，喝酒跳舞吹口琴掷白泥烧的小圆片。茅盾颇有些失望：“到山顶吃饭喝酒，掷白泥的小圆片，然后回去：这便叫做看红叶。谁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人造红叶的盛况的，总不会料到看红叶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
《樱花》。居所门前池畔有一排樱花树。在烟雾样的春雨里，茅盾看见樱花次第开放，觉得也不是怎样出奇的东西，只不过闹哄哄地惹眼罢了。他想：“如果在青山绿水间夹着一大片樱花，那该有异样的景象罢！”京都附近的岚山是著名的风景区，观赏樱花的胜地。在一个上好的晴天，茅盾和朋友慕名而至，当“一片樱花林展开在眼前的时候，似乎也有些兴奋”。然而人满为患，众多游客一堆堆坐在花下喝酒唱歌，果子皮、空酒瓶、“辨当”的木片盒杂乱地丢弃一地，加之黄尘使人窒息，刚下车时远远地眺望所产生的兴奋，就冷却下去了。茅盾的结论是：“这浓艳的云霞一片的樱花只宜远观，不堪谛视，很特性地表示着不过是一种东洋货罢了。”
去名胜地观叶赏花本是愉悦身心的一大乐事，但茅盾两次的观感似乎都不大好。这也许同他当时心情欠佳有关：“严霜之下”、置身“雾”中的他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
《速写一》系浴池所见，写了两个五岁的幼女、一个中年汉子、一个三角脸的青年，一个胸前长着一丛黑毛的黄脸。由于是“速写”，所以只摄取了几个富有特征的镜头，而对两个五岁的幼女花费的笔墨稍多一些，也就是描写得较为细致一些：“坐在左边的一个的肥白的小手里拿着个橙黄色透明体的肥皂盒子，她就用这小小的东西舀水来浇自己的胸脯。右边的一个呢，捧了一条和她的身体差不多长短的毛巾，在她的两股中间揉摩。”观察如此细致，描写如此入微，足显“虽是这么幼小的两个，却已有大人的风度，然而多么妩媚”。文中还有一个镜头：“更过去是一张肥胖的圆脸，毫无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个足球。”用“足球”形容“肥胖的圆脸”，既形象又非常生动。
《速写二》写温水浴场：两个隔断的浴场由温水槽贯通，而靠着墙壁的长方形的温水槽明晃晃地像一面大镜子，可以映见两方。这不禁让作者想起了故乡传说中的跨立阴阳两界的神秘的镜子来了。文章从这里生发开去，透过阴阳镜见到了隔壁的一个女人，虽然“只是个后身，然而腰部的曲线却多么分明地映写在这个水的明镜！”茅盾是善于描写女性的，“正和传说中神秘的镜子同样地一闪，美丽的腰肢蓦地消失了；泼刺一声，挽着个小木盆的美丽的白手臂在镜平的水面一沉，又缩了上去。温水槽里起了晕状的波动。”这样一幅鲜活逼真的浴女图，使人联想到“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著名诗句，一种热烈的异样的情绪便将作者紧紧抓住了。他想：“如果我是有一个失去了的此世间的恋人呀，我怕要一定无疑地以为阳间的我此时正站在阴阳镜前面看见了在冥国的她的倩影！”茅盾在一些小说中不乏肉感的描写，有人斥之为“他得意的肉欲描写”[287]，差不多同期写成的短篇《诗与散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在这篇散文中作者申明：那种热烈的异样的情绪虽说“是痴妄的，然而同时也是圣洁的，虔诚的”。它虽然写了一个有着美丽腰肢、雪白手臂的浴女，却并无“肉感”甚或“肉欲描写”之嫌。按照《诗与散文》对男女关系的界定，《速写二》倒也并非“散文”式的，而是“诗样”的。[288]茅盾自己后来这样评价说：
“《速写一》和《速写二》都是所谓散文，即是用优美、细致的笔法记述平凡的事，《速写二》因有阴阳镜而更增缠绵回荡的气氛。”[289]
《邻一》《邻二》写的是邻居一家人：男人是警察，一个瘦瘠苍老长着狭长脸的和尚式的中年男子；女的是个十足的东方式的美人；警察的大儿子可能是前妻所生，约莫有八九岁了。文章重点写寂寞的少妇，和寂寞的孩子。男人不常回家，即使回来也不声不响像一个影子。他和她的不般配是显而易见的。“从她的幽媚的眼波，她的常像是微笑的嘴唇，她的娴静的举止，她的多愁善感的表情，我们仿佛了解她的生平，无端替她起了感伤。”她常常是惘然地坐在门前的木版上，手支着下巴，似乎在凝思什么。“啊，寂寞！幽闺自怜的寂寞！”只有偶尔和卖豆腐的小伙子、买旧货的老头儿谈上十分钟以至半个小时的话，她的说话的声音有着法国话那样美丽的声调。那个八九岁的孩子也寂寞得很，“他只能整天坐在他的小脚踏车上，沙沙地碾这没有行人的池畔小道。”偶尔那可爱的忧悒的日本少妇和这寂寞的孩子谈话了，“女子的话响点缀这春的寂寞”，于是“我们的心便像突然感得了轻松”。然而孩子没有回答，他同后母“无法互相安慰这难堪的春的寂寞”。生活中这诗一样的小小的人生的翦片，使“我们的心不禁沉重起来了”……作者对寂寞的少妇和寂寞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可是又无可奈何，不能帮助他们排解寂寞，因为言语不通，彼此见面只能笑笑而已。
为什么茅盾在这两篇散文中要刻意描写并渲染“寂寞”呢？两位邻居固然寂寞不说，恐怕和作者身处异国的心情也有某些关系。他是为躲避“通缉”而被迫避居日本的，远离了祖国，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同一战壕”里的朋友又一再“围攻”他，茅盾不会不感觉到了深深的寂寞。在寂寞的日本少妇和寂寞的男孩子身后，隐藏着寂寞的作者自己，我们虽然看不到却能体味得到。正是由于有感而发，同病相怜，所以寂寞的情绪才如此浓厚地笼罩全篇，渗透进了字里行间。
1930年4月初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了“左联”，在投身左翼文学运动的同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文学史家公认30年代是茅盾创作的活跃期与成熟期。
在散文写作方面，有一组写于1934年的文章可以提一下，即《雷雨前》和《〈黄昏〉及其他》，后者包括《黄昏》《沙滩上的脚迹》《天窗》三篇。
《雷雨前》和《沙滩上的脚迹》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国民党加紧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对革命力量进行“围剿”，无比深沉的黑暗笼罩着、压迫着渴求自由与解放的人们。从《雷雨前》中可以知道：“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罩在里面“人像快要干死的鱼”，“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心口泛淘淘，像要呕出什么来。”苍蝇蚊子肆虐横行，就连树上的蝉儿也在“要死哟，要死哟”的哀鸣。难道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了吗？不！一只巨人的手正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要挑破这灰色的幔（这显然是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涤荡一切污浊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即将来临，长夜终将过去：“猛可地电光一闪”，“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作者兴奋地欢呼：“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这和高尔基在《海燕之歌》中呼唤革命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出自同样的情怀。
《沙滩上的脚迹》寓意与《雷雨前》相近，但重点有所不同：《雷雨前》是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作概括式的、鸟瞰式的描写，而《沙滩上的脚迹》则着重写了一个在黄昏中用“心火”寻求“光明之路”的人，这个人当然可视为是作者自己的象征。在黑魅魅的酝酿着暴风雨的海滩上，布满了纵横重叠的脚迹，但这又分明是禽兽的脚迹。他相信“这纵横重叠的鸟兽的脚迹中，一定也有一些是人的脚迹，可以引上康庄大道，达到有光明温暖的人的处所的脚迹”。抱着头坐在沙滩上耐心地等候天亮，然而坐等当然不是办法，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正从海边的黑浪里涌出来，一手举着钢刀，一手拿着黑心炼成的金元宝，四处寻觅牺牲品。这象征着国民党当局用屠杀和金钱利诱两手来对付革命者。在这关键时刻，锯齿形的闪电把昏黑的天锯成了两半，电光中他从重重叠叠的兽迹和冒充人类的什么妖怪的足迹下，发现了被埋藏的真人的足迹，它们向着同一的方向愈去愈密，意味着经此前去的人愈走愈多。受了真人的足迹的启示，“他觉得愈加有把握了，等天亮再走的念头打消得精光，靠着心火的照明，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地辨认着真的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这个形象，使我们联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那位过客：也是一日的黄昏，“过客”不顾劳顿困乏和脚上流血，一直不停地向前走，去寻找一个没有地主、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眶外的眼泪的地方。“我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这同《沙滩上的脚迹》中寻着真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的这篇散文和鲁迅的《过客》可谓异曲同工。
《黄昏》无疑是太阳的宣言，又是大风雨的颂歌。黄昏时分的夕阳，虽然已经尽了一天的历史的使命，走完了一天的路程，到了它休息的时间甚至到了死期，然而有死就有新生，日没就会有日出。太阳庄严地宣告：“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风把永远不死的太阳的宣言送到全世界，无论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浩瀚的太平洋，阴郁古老的小村落，银的白光冻凝了的都市，夕阳在一切一切的上面都喷上了一口血焰，天空也成为赭色的了。夕阳西下，沉重的夜幕将落未落。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悲壮的笳声，风挟着雷轰轰隆隆咆哮，大海又在动荡，波浪跳起来，“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作者对“黄昏”的剖析是颇为独到的，也是富于象征性和哲理性的，他将黄昏分为“夕阳喷血”和“大风雨来临”两个部分，并将两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相互连接，以此象征当时的形势和对革命的信念。
《雷雨前》《沙滩上的脚迹》《黄昏》三篇散文都是用象征手法，篇幅短小，写得很精致，堪称散文中的精品之作。
《天窗》则向人们暗喻：国民党的文化禁锢政策，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法西斯统治，严厉推行报刊审查制度，钳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文章凡有不合都要进行删节改削，以至弄得面目全非。经检查官们删节改削了的文章在报刊发表后，删削之处往往留有空白，世人谓之“开天窗”，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许多革命与进步作家都深受其害。茅盾有感而发，写了《天窗》一文，从乡下人为避风雨，在屋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入手，用象征的手法，从小孩子的角度，说明“天窗”虽小，却能使人“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换句话说，正因为“天窗”开得小，“小小一方的空白”反而会使人们的“想象锐利起来”。作者就此讽刺道：“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凭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阔达，更复杂，更确实！”聪明的读者从报刊上开的“天窗”中，又何尝不会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来呢？国民党的文化禁锢政策，其结果适得其反，只能更加激起人们的不满与反抗。
《小三》可以视为《天窗》的姊妹篇，它通过大公馆里一个小厮的的故事，讽刺国民党的走狗文人，包括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里的那些检查老爷们。从写法上讲是一篇人物速写，选取了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事例：一是小三的职衔是黄公馆号房里的“三小子”，将自己的同叭儿狗阿花一样的“博士头”嵌在铁门旁边石头墙上的一个长方形小洞里，两只乌溜溜的眼睛盯住外面的行人。这就是他的职务，这就是他的岗位。仅此一项，说明了他是黄老爷的一只警犬，就如同那些检查老爷们是国民党的警犬一样。二是小三由于忠于职守，得到爱吃鲫鱼的黄老爷的提拔，从号房调到公馆的大厨房里专管拔鱼刺，让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吃鱼吃得更舒服。“专管拔刺”一语饶有深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里的检查老爷们，其任务也是“专管拔刺”——将文章中那些让国民党当局感到不舒服甚至难受的东西删除掉，就如同小三拔掉鱼刺一样。干得好就会得到上司赏识和重用，升官发财，如同小三得到黄老爷的提拔一样。君不见“发迹”了的小三，挺起了胸膊凸起了肚子，叭儿狗一样的“博士头”朝天，橐藁地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路人见了都以为“他要不是什么科员，定是什么委！”这简直是讽刺到家了，不过茅盾并没有正面抨击国民党的警犬和走狗，他写的只是一个小厮的故事，检查老爷即使嗅出什么也无可奈何。这种以小喻大、指桑骂槐的象征手法，既是作文的一种技巧，也是一种斗争的艺术。
二“行文每不忘社会”
1935年4月郁达夫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在导言中是这样评价茅盾的散文的：“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练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试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实的记载一比，就可以晓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的所长而遗弃他的所短。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290]
“行文每不忘社会”，是茅盾写作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长处和优势，小说创作是如此，散文写作亦是如此。正如他在《速写与随笔·前记》中所说：“我是向来不大懂得‘性灵’这个微妙的东西，而且素来喜欢发点议论……我也曾尝试找找‘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但我却也以为‘个人笔调’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只是此‘个人笔调’倒和‘性灵’无关，而为各个人的环境教养所形成，所产生；……”[291]他所谓的“个人笔调”，意思是指在散文中努力表现“平凡的人生”和“现在社会的一角”，这与郁达夫所说的“使文章和实生活发生关系”正相符合。
众所周知，茅盾是擅长描写“都市文学”的大家，上海这个大都市以及江浙的乡镇生活，在他的小说中都有生动的深刻的表现。30年代写的一些散文，同样描绘了紧密联系着的都市和乡镇两方面的一幅幅社会图景。
先从“都市”题材说起。茅盾长期在上海居住和工作，对上海的历史与现状可以说了如指掌。1935年他专门为上海新生命书局编辑的《新生命大众文库》撰写了《上海——大都市之一》，以后又出版过单行本，收入《茅盾全集》第11卷“散文一集”时改题为《上海》。
《上海》通过祖孙三代对话的方式，介绍了上海60年来畸形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根据史料详细地叙述了英法美租界的形成及扩展，并由此造成了上海作为远东大都市的特殊地位。历次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加上无数次的内战，把“各地的人和金钱都赶到上海来，成全了上海的‘繁荣’”。这一家祖孙三代十口人也是“因为农村破产，内地土匪横行”，才“逃难”到上海来的。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狂热的投机市场使它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在外国厂商的打压下，“中国人自办的各种各样的小厂”停产、倒闭或被炮火摧毁，工业区域“许多烟囱都不出烟”。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贫富差别极为悬殊，阶级对立极为尖锐。与少数外国人和所谓的“高等华人”过着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生活成为鲜明对比，中等人家也只能住亭子间，过“鸽子笼”生活，穷苦的工人们就只能在草棚和船屋里栖身了。地方当局对于“上海之将来”的计划无异于海市蜃搂，空中楼阁。
从写法上讲《上海》应该说是一篇报告文学，说它有点近似一篇小说也未尝不可。祖孙三代人显然是虚构出来的，所叙述的内容则全系事实，尤其是介绍租界的形成与变化乃依据史料而写，绝对真实可信。这一家人到上海来落脚谋生，第一步当然先就得要租房子居住，通过找房子的曲折过程，顺理成章地带出了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方方面面，它的过去和现在，并择其要者予以重点介绍。主要通过几个人物的对话，也间有人物的表情与动作描写，不过议论终嫌过多。租界的形成与变化这一部分介绍又相当详细、冗长，虽然史料能提供正确的知识，但未必能引起多大的阅读的兴味。换句话说，有知识性而缺乏可读性。这个毛病同《少年印刷工》中过多的“专注于技术知识的介绍”有些类似。
人们一谈到上海，自然会和“现代化”一词联系起来。茅盾专门写过一篇《“现代化”的话》，用叙述、议论加上若干描写的手法，让读者首先跟着他从上海的“东头”到“西头”进行了一番巡礼：“东头”即杨树浦一带，是以纱厂为主的工厂区，称之为“中国轻工业的要塞”；“西头”曹家渡一带虽然也是纱厂林立，却是属于日本人的。看完了大烟囱转到三马路、北京路、宁波路和外滩，就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枢纽”了，那一带有公债市场、现代化的各种娱乐设施以及当时“上海建筑现代化的代表”——22层高的四行储蓄会大厦。这一切“现代化”的景象，也许使人“幻想中国是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路而且民族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实则不然，以最具优势的纺织业而论，日本开办的纱厂及其产品已经对民族工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民族资本拥有的纱厂原料抑赖美棉，而购买美棉需向美国大量借款。一句话：前有狼后有虎，均受制于人。狂热的公债投机市场，使得资金集中，“财阀”造成，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征象之一。再从城市转到乡镇，“乡镇的金钱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现代’风气的装饰和娱乐流到乡镇”，这种交流作用“加速了农村的土地集中，而土地集中就是最显著的农村‘现代化’。”这篇文章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颇能体现——正如郁达夫所言——茅盾对中国社会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所谓中国的“现代化”，是畸形的，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现代化”，故而茅盾每一提到它必定会加上一个引号——“现代化”。
上海的“畸形”发展还在另一篇散文《上海大年夜》中得到更生动的体现。它是1933年农历除夕作者“实地考察的记录”：由于市面衰落，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干脆关上大门贴出“清理账目”的铺子就有二百几十家。商铺尚且如此，卖苦力的就更没有过年的奢望了，人力车夫的生意尤其清淡，因为他们的老主顾——普通的小市民——口袋空空，人力车夫挣不了钱，“过年的东西只好一点也不买”。繁华的南京路上，能赚钱的铺子也只有两家半——一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半”个是冠生园。除夕之夜最热闹的是影戏院，以及“野鸡”往来驻足的贵州路，还有供人们“随喜”的虹庙。（“来这虹庙烧香的是大商人的眷属；亦有高等妓女。”）“这就是一九三三年的上海大年夜。由此可见上海的‘畸形’发展之一斑。”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这么说。[292]
从写作手法上看，这篇散文写得饶有趣味，差不多可以当作一个短篇小说来阅读。作为“实地考察的记录”，它当然以纪实为主，但也不乏情景的描写，如与人力车夫的讨价还价，如影戏院前“密密的人层”怎样的“汹汹然可畏”，如短短狭狭的贵州路上，戴鸭舌头帽的男人向那些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脚下掷“惯炮”，而信奉“愈响愈发”的她们不但不生气反而很欢迎……在描写上述情景的中间，并带出了三位大人和两个孩子对“大年夜”的不同兴趣和观感：两个孩子当然喜欢看电影，两位太太的目的是看“野鸡”（不知道这是出于女人的什么心理？）而作者为了“找”大年夜的感觉才主张去虹庙。深夜回到家的时候，里内一户广东人家正在将一长串鞭炮挑在竹竿上燃放，“我们站在里门口看去，只见一条火龙，渐缩渐短。等放过了我们走进去，依旧是冷清清的弄堂，不过满地碎红，堆得有寸许厚。”如此结尾意味深长，上海的大年夜竟是如此冷清，不能不令人掩卷而思。
大年夜一年一度，记述1935年除夕的《狂欢的解剖》，可以说是上一篇散文的姊妹篇。它从欧洲中世纪的青年人要求享乐现世写起，谈到当前在“世界危机”阴影下欧美各国新年的“狂欢”，然后笔锋一转，将镜头对准了上海。重点之一是阳历除夕“百乐门”跳舞场，当四个巨大的电光字宣告1935新年来临时，“满场的掌声和欢呼雷一样震动……音乐增加了疯狂，人们的跳舞和欢笑也增加了疯狂。”二是旧历除夕前后，尽管商店纷纷倒闭，“年关比往年困难得多”，但“狂欢”的气势却比往年“浓厚”得多，“一般市民疯狂地寻求快乐”，“几乎所有的旅馆全告了客满，并不是上海忽然多了大批的旅客，原来是上海人开了房间作乐。”然而作者从他们脸上的笑纹中，看到了在没有强笑的时候这分明是愁纹，是哭纹，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乐能享的时候，且享一下罢，因为你明天也许死了！”正是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天，乐一天”的心理，使混杂在上海新年元旦和旧历除夕的笑声，“宛然是哭，是不辨哭笑的神经失了主宰的号啕！”在写法上与《上海大年夜》有所不同，《狂欢的解剖》有更多议论的成分，是一篇议论性的散文。
交易所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债券投机的代名词。茅盾在《交易所速写》一文中，描写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天内交易的情形，既有场景又有人物，既有鸟瞰更有局部。“正左午前十一时，紧急关头，拍到了‘二十关’。池子里活像一个蜂房。”时时变动着的电光记数牌上，跳动着红色的阿拉伯数目字，吸引着每一双大大小小的眼球，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这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是人们让它刻刻在变，但是它掌握着人们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尤其当“无稽的谣言吹进了交易所里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所以，“做交易的叫喊始终是旋风似的，海潮似的。”同长篇小说《子夜》中类似的情景于是就出现了——
“这边，有两位咬着耳朵密谈；那边，又是两位在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位弓着背抱了头，似乎转着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那边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见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所在，手里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用心地记录着，像画‘宝路’似的，他相信公债的涨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公债的涨落实际上由极少几个巨头在暗中操作，而且与政治与经济形势有关。“多头”与“空头”相互斗法，制造谣言和假象，设计圈套和陷阱，诱使对手上钩，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绝大多数“散户”只不过是那魔法的红色电光记录牌的助成者，他们赔钱赚吆喝，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少人甚至倾家荡产。作者在文章末尾感叹道：“人心就是这么一个怪东西”。
有一位“老上海”，到国外留学十年后回到上海，觉得上海好像变成了一个新国度，上海的男男女女好像是一个新的人种。《我的学化学的朋友》，写的就是上海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新建了七八层的摩天楼，马路换了样，他不认识了；许多酒店的招牌也让他觉得陌生得很。女人的装束早已不是“五四青年”式，现在流行的时装是“长旗袍外面套一件短大衣，细而长的假眉毛，和一头蓬松松的短头发”。这位朋友对此大为反感，说上海的女人“简直是怪东西。说她们是外国人罢，她们可实在是中国人；说她们是中国人呢，哼！不像！”的确，30年代的上海变化很大，更“现代化”也更殖民地化了，租界和华界之间的铁门就是这个“新国度”——“上海国”——的“界线”。变化是表面的，也是骨子里的；变化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深入到人的骨髓，并从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难怪这位朋友回到了故乡，却好像“飘洋飘到了荒岛，什么都是异样的，我所不能了解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境内不但有‘上海国’，还有许多别的国！”即使在乡下，有些地方，有些人，也会让这位“学化学的朋友”感到陌生，感到不可理解。
若要“懂得上海人是怎样一种‘民族’”，或者“自己也成了上海人”，作者建议“学化学的朋友”最好先去读读《洋泾浜章程》，研究研究租界里的“华人教育”，考察一下上海有多少教堂、传道所，许多电影院放映的是什么影片，留心上海出版的西字报和华字报。正是这些东西多管齐下的灌输熏陶，造就了上海“新的人种”。这位朋友是书呆子，只一头埋在试验管和显微镜里，不肯做诸如此类的社会调查。他也不愿意“大着胆子到处跑跪”——这也许是怕上海女子的猩红的嘴唇咬上他一口。
《春来了》这篇散文，可以说是对这样的“上海女子”做了详细的注解。
她——或者说她们——自然是摩登的。蔻丹染红的指尖轻叩着牙关，穿一件鲜红的长旗袍斜倚着玉蓝树拍照，上“新雅”或“冠生园”喝一盅，到电影院看恋爱的罗曼司夹着武侠冒险的电影，打“高尔富”，听“爵士”音乐……如果这一切都玩腻了，她便觉得艳阳的春天太无聊赖，一心渴望着更新奇的力强的刺激。国难家难于己无关，青春如水逝去才是她最关心和最感到可怕的：“未来是那么不可知，她只能抓住了现在，发疯似的要求刺激，肉体的官能的刺激！”这便是摩登姑娘们的生活哲学。“一长排一长排的摩登男女在这历史的前夜走他们命运的旅途，走上了没落，走上了毁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子夜》中在丽娃丽妲游乐园林放浪形骸的那些青年男女。
还有两篇散文写上海的公园。
《在公园里》：初春上海的天气就热起来了，华氏表升到七十五度。各式各样的人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籍，涌进了公园，布满了园中最僻静的角落。从人们不同的“游公园的方式”，可以推想出他们不同的教养和思想趣味来：“真正老牌国货的小市民”是来逛“外国花园”的，踏遍了园里的每一角落就望望然走了，没有看见什么花，更没有看见老虎狮子；“欧化”一些的游客，即所谓都市“白领”是“带孩子们逛公园”，公园本身和他们本身之间实在没有多大吸引的热力，故而小孩拍皮球，太太作绒线活，老爷光靠在长椅背上打瞌睡；最多的摩登男女，大学生，“公园对于他们起的作用是感情的”，所以“慢慢地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再走，再坐，再走”。
《秋的公园》：转眼秋天到了，一年之秋的公园是上海摩登男女徘徊依恋的地方，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战场”。夏季里恋爱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双双来此凭吊恋爱的旧战场，“他们中间的恋情也许有的已在低落，也许有的已到极浓而将老。”作者深为感慨地说道：“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识上颓废没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这甜酸苦辣的天罗地网。”
观察和分析人物是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癖好与专长，从以上两篇散文可以看出茅盾观察人物之细致，分析之精准。如《在公园里》对三种游客的划分，甚至能从游园方式推测人物的身份和职业：“老爷光景是什么机关什么公司的办事员，他是受过教育的，太太从前光景是女学生，也是开通的”；《秋的公园》中“每天午后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树荫椅上绵绵絮语的长客，我敢说什九是恋爱中的俊侣，几乎没有例外”。
除反映都市生活以外，乡镇与农村题材是茅盾散文的另一重要内容。
茅盾是浙江桐乡乌镇人，在上海居住时每年至少要回故乡一次。1932年5月他送母亲回乌镇，“一·二八”事变后农村的种种变化使他感触很深，所作《故乡杂记》三篇就记述了农村的破产，以及一般小市民和中等商人对战事的各种不同感想与看法。
从上海到乌镇，须费时一天，先乘火车转乘小火轮再坐民船方能抵达。作者按照旅途顺序，依次写了《一封信》《内河小火轮》《半个月的印象》。第一篇用书信的方式，叙述了坐在三等客车中见到的人和事：一位北方来的商人，一位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一位戴瓜皮帽和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们都对《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感兴趣，并你争我抢地对时局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北方来的商人笃信《烧饼歌》里的一句：“将军头上一棵草！”场面上人则热心附和：“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都有呢！……”那位随地吐痰还用脚一抹的老朽更有高论：“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啕，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据他老先生说：“民国以来，年年打仗”，“要有皇帝，才能太平”，而“真命天子”如今“还在田里找羊草！”……上海战事以及十九路军撤走前后，包括《推背图》《烧饼歌》在内的古旧陈货大量印制，由街头的小报摊和小瘪三们发狂地叫卖。这一类的“预言”告诉人们：既然“天意”如此，老百姓只好听天由命，不能埋怨当局没有做十九路军的后盾。这本是国民党当局用以麻醉民众的一种伎俩，火车上的上述一幕，就是从上海“传染”来的，同样是受了“麻醉”所致的发酵。作者听了他们的谈论，在信的末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才有太平可享！”《推背图》和《烧饼歌》一类的“预言”，就是根据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炮制的，正好被国民党当局利用来麻醉民众，成为了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
第二篇的场景转移到了被称为“无锡快”的小火轮上。满舱的人都是故乡的土白，“只多了一两位剪发时装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记号”。开船的时间照例不准，要一再延迟。船头上小贩们兜售荸荠、瓜子、花生酥。有几位小商人在很热心地谈论上海战事的将来，似乎一致认为“定规还要打”。延迟了许多时，“无锡快”才气喘踹地驶离埠头，本已“满座”中途却又“搭客”，每个乘客所占的面积像有弹性似的愈压紧愈缩小。文章接着重点写了两件与“兵”有关的事情：
有十来个武装同志，要求将所乘的“差船”附拖在小火轮的后面。战时士兵优先，被允许后他们一个个跳上船来，像觅食的蚂蚁在船舷来来往往，有五六位从船艄侵入到舱里。挂武装带的长官（可能是一个排长），嘴里操着湖南腔，扬起一根细竹梢，像捉迷藏似的把弟兄们赶来赶去，引得全船的乘客都哄然大笑起来。到了一处叫“陶家泾”的码头，这一伙武装同志才上了岸，结束了船上的这一出闹剧。
离开“陶家泾”不到两三里路，船又停了。岸上是一座停业的茧厂，现在借作兵营，一杆幡形的长旗上大书陆军第某师某团某营营本部。这正印证了瘦长子商人说的话：“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然而看岸上的这些兵，却丝毫“没有磨拳擦掌准备厮杀的神气”，相反，“兵们三三两两在茧厂前的空场上开玩笑”；“他们都是徒手，空场上也不见他们搭的枪架”；“河滩上有许多兵在那里洗衣服”；营本部东间壁忽然显出“鲜明的一点”——露出了一位剪了头发的女子，没有门窗的外边半间里始终只有兵们走进走出。文中没有明说这女子的身份，但看来不会是军官眷属而是“军妓”，“随军一定有几位‘女同志’”于今是惯例。
为了供养这些兵，小小一个“陶家泾”就要分摊千把只大洋。军队拉夫、征船，乡下人只得逃光。
按照当局的宣传，嘉、湖的茧厂都住满了军队，封船运弹药，还在田野筑了只能欺骗小市民的“战壕”，这些都是为了“长期抵抗”。
但这却苦了老百姓了。船上的那位绸缎店经理就叹气道：“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账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就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做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做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乡镇的小商人不是傻子，摊派到身上的国难捐他们自然要转嫁给农民，但本已赤贫的农民如何承受得了呢？结果就是农村破产。
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曾经繁荣的乌镇——这就是作者半个月实地观察所得的印象。
乌镇原有四家当铺，现在只剩了“半关门”的一家。大清早当铺门前就挤满了乡下人，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无非是“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但能否当得了还要凭运气，因为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实在太多了。当铺乘势压价：四丈布最多当两块钱，但织成四丈布单买棉纱就要花三块钱，你说乡下人吃亏不吃亏？“要不是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铺。”
这一带农民一年的生活，全靠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由于外国的人造丝，尤其是日本丝的大量廉价倾销，致使当地农民辛苦生产的蚕丝的价格一落再落，终至茧厂不收，当铺不要，养蚕卖丝成了大大亏本的事情：“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就连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丫姑老爷”，也在“慢性的走上破产”……
还要加上不断追加的“国难捐”“省难捐”。“国难捐”六个月期满后是一定还要延期的——因为“我们的‘难’天天有”。
还要加上像蝗虫一样“飞来就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的军队！[293]有整整一个师的军队要开来，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都要当地解决。乌镇尽管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茧厂关门（借驻了兵），市面冷落，倒闭的铺子已经有二十多家。要承受这么大的额外负担，商会只好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提出举办“香会”，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钱。然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着不用了。”这令镇上的商人们很是失望。
《故乡杂记》是很重要的也是写得相当好的三篇连续性的散文，从几个方面——几乎是全景式的——反映了乡镇与农村的现实，深刻地揭示了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的根本原因所在。文章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而描写又多于议论。特别是对小商人的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的拥护者；虽然他们深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看来茅盾对小商人的确是很了解、很熟悉的，所以文中对几位小商人的心理、神态、谈吐的描写颇为生动细腻。
短短的一篇《香市》，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村的经济萧条。
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多天里，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在社庙举办的“香市”也就成了乡下人的狂欢节。此时正值“蚕忙”的前夜，有点闲空又有点钱的农民，一半是为祈神赐福，一半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三三两两乃至成群结队涌到“香市”来买东西，看把戏，吃喝玩乐一番。然而今年的“香市”，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只有“南洋武术班”在表演马戏、穿剑门、走铅丝、卧钉床一类的节目，用低廉的票价来招揽看客。然而看客很少，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差不多看不见一个。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香市”的发动者，他们本打算借此振兴市面，从乡下人干瘪的口袋里榨出几文钱来，无奈时过境迁，今不如昔，计划最终泡了汤。
往年跟着戏班子一同到“香市”来的还有“桑秧客人”。所谓“桑秧”，指的是小小的桑树；“客人”也者是卖“桑秧”的，全是外路口音，穿着也和当地人不同。“桑秧”的种类很多，一人高长着两叉儿的是老大，像已经自立的小伙子一棵一棵直挺挺靠在墙壁上。按照大小优劣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最末的老幺竟有百来棵扎成一把随便放在门槛边上，像一把扫帚。不用说老大最受人青睐，价钱也最贵，百来棵老幺的价钱还不到一棵老大的一小半。原因很简单：老大已经“接过”，顶多两年便会长出茂盛的桑叶，就像发育完全的大姑娘生儿育女一样；老二以下那班小兄弟种在地里要等三五年才能生叶，没有“接过”的成了野桑，叶儿又小又瘦，不能作蚕宝宝的食粮。所以，乡下人买“桑秧”会按质论价，如果荷包尚充盈，他们会首选老大；钱不够时会降格以求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像扫帚似的老幺几乎没有人要，只得像陪嫁丫头似的随着兄长们到了乡下。然而，有一个人专买老幺来种——就是那个会打“远算盘”的黄财发。
《桑树》着重描写了他种老幺的故事。十年前，黄财发花了三毛钱买了两把老幺，密密麻麻种在自己用得半枯的一块地上。当年冬天冻死了一小半。到第四年上请人来“接”，小桑树接过后仅有一百来棵像点样，这让黄财发已经很满足了。十年心血不寻常，现在那块地上的桑树长成了健壮的女人，去年就回报给他三四十担叶！由于日本人打上海，受了战事的影响，茧价、叶价贱得不成话，黄财发的茧子卖不起钱，只扯了个够本。
接连又是一年“蚕熟”。那些“健壮女人”多产，叶子长得又大又厚又嫩，绿油油的看上去那么叫人喜爱。镇上的“叶行”是周围二三百里范围内桑叶买卖的总机关，叶价历来由它操纵。今年桑叶最初一元两担，黄财发舍不得卖；跌到了一元四担，他想卖也卖不脱手。叶价“有秤无市”，许多人家不得不改种烟叶，砍了桑树当柴烧，黄财发见了就心痛，连声说“罪过，罪过！”然而见到“烟叶在村坊里的地盘却一天一天扩大了”，他自己也禁不住转动起改种烟叶的念头来了……作者通过黄财发这个实例，表现了作为江南农村支柱产业——蚕桑业——的衰落，而蚕桑业的衰落必然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
《陌生人》指的不是“人”，而是设在镇上土地庙里的“蚕种改良分所”和大名鼎鼎的肥田粉。它们本是发展现代农业所必需的，但自打“兄弟俩”双双“闯进了”乡村以后，对小农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蚕种改良分所”为官府所办，卖的是洋蚕种。乡下人迷信，据说摸一摸跪在岳坟前的王氏的铁奶蚕花能够茂盛，所以镇里乡下长着大奶的女人每每要在土地爷的神像前挤一下，让男人摸一摸自己的肉奶。这成了百年相承的习俗，尽管摸了奶蚕花依然不熟。然而洋蚕种结出来的洋种茧一担要比土种茧贵上十多块，不能不让乡下人心动，于是有几个就从土地爷驾下转到“蚕种改良分所”，冒着风险从这位“陌生人”手里买了洋蚕种。条件相当苛刻：购洋种须隔年先交钱，来年“收蚁”还要由“改良分所”定时间。这违背了千百年相传的“老规矩”，大多数乡下人还是觉得土地老爷可靠，洋种未必一定就好。虽然遭到抵制，但“陌生人”仗着有靠山，势力一天比一天大。“靠山”有二：一是茧厂收购时规定洋种茧比土种要贵三四成，二是官府对洋蚕种采取保护政策，干脆取缔土种。乡下人怎能敌得过呢？
肥田粉起初因为价钱便宜，效力又好，很容易赢得了守旧农民的信任。商家见有利可图，便一窝蜂似的竞相卖起肥田粉来，往常使用的豆饼被这第二个“陌生人”打倒了。肥田粉在农村里生了根，“这根愈长愈大”，“价钱也就愈来愈高”，使得“农村的金钱又从这一个裂口流入了都市，流到了外洋”。
茅盾当然是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他相信这两个陌生人“也许本来生得不坏，而且我们科学地信仰他们是好相识”。但洋蚕种也好，肥田粉也好，它们“闯”进农村的结果，却是对小农经济原有生产方式的冲击，在一定程度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这篇散文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深思、需要研究的问题，所以文末奉劝读者如果“看了本文还不大明白，那就请到乡下去住上半年八个月罢！”只有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农村的现实。
《乡村杂景》中的“景”，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
乡村的自然景色是美丽的：薄薄的白云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轻轻飘着，大地伸展着无边的绿野，反射着太阳光的小河从远处那一簇矮矮的树旁弯弯地流去了；近处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泊着乡下人的赤膊船；发亮的铁轨从东方天边伸过来又笔直地向西延去，像爬虫似的火车怪妩媚地爬着爬着混失在绿野中……人们从喧嚣拥挤嘈杂恶浊的都市里到了乡下，置身在如此的美景中，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便会像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一样，神清气爽，身心愉悦。
乡村的社会景致可就没有这么美丽平和了。作者写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小火轮（洋油汽船同它是一家门）轧轧地驶过那条小河时，卷起的两道浪头冲打两岸的泥土，使岸边的稻田受到威胁；大水的年头儿河水几同岸平，小火轮一家门驶过，河水便会灌进田里，从而影响稻子的生长。再者，小火轮烧煤，沿路撒下许多“黑屎”，日久天长把河床一点一点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简直会要了乡下人的命！因此，乡下人憎恨小火轮，他们和小火轮、洋油汽船成了冤家对头。在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中，茅盾就描写过小曹庄的农民打小火轮的情景。
另一个例子——或者说另一“景”——是乡村中也有“绑票”的事情发生。不过，同都市里的绑票动用枪支汽车不同，乡村中“绑票”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往往是几个“土强盗”负着一个泥菩萨，到了要“绑票”的人的家里，立刻把泥菩萨供在墙角，一面念佛一面拜，绑得了人再背着泥菩萨一路念着佛回去。绑一个人比偷一头牛还要便当。他们要价也不高，两块钱就能把肉票赎回。
作者摄取的乡村杂景，并非是世外桃源，美丽中有闭塞与落后，平静中有差别和矛盾。都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别，现代机械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方式的不同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茅盾在作品中经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与把小火轮视为仇敌的农民完全不同，茅盾对都市美和机械美一向是赞美的，但他在自己的血液里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乡村的泥土气息。在他看来，“不像都市那样歇斯底列，神经衰弱，乡村是沉着的，执拗的，起步虽慢可是坚定的。”这，或许可视之为茅盾的乡村观。
《大旱》和《戽水》可以作为姊妹篇来阅读和分析。
包括嘉、湖在内的江南是鱼米之乡。经济发达，市面繁荣，人口稠密，一个小小的乡镇至少有北方的二等县城那么热闹。离上海又近，大都市里的时髦的东西很快扩散到这里，乡镇上就有了长途电话、洋房、新妆、摩登姑娘。这一地区河汊纵横，房屋临水而建，镇里的河既是人们的交通要道，又是饮料的来源，又是垃圾桶。镇外的田野更是像蛛网一般布满了宽窄不一、深浅不同的什么港什么浜。这是颇有典型性的，所谓的“天堂”江南水乡莫不如此。
然而鱼米之乡也有大旱的时候！
一连四十多天没下雨。小小的乡镇完全改变了面目：饮水缺乏，商业停顿，热闹的摩登的乡镇成为一个不死不活的荒岛，大白天街上也冷清清地不大见人。河网密布的乡下现在干成了一个大平原；无水可抽，即便抽水机也派不上用场。毒热的太阳炙烤着田地，把一切“耘生”（庄稼）都活活晒死了。乡下人闲得无事可做。在死气沉沉的一段日子里，只有镇上的长途电话特别忙碌：一是米店老板探询上海和无锡的米价，企望多囤积一些以便旱灾之年捞一把大钱；二是公安局长每天几次与县里和邻近村镇联系，防范“乡下人抢米”，扰乱了地方治安。
到处是水的水乡，现在水变成了金子。
如果不坐以待毙，只有戽水抗旱。
相邻的A村和B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两岸排满了水车，远远望去活像一条蜈蚣。从“端阳”那天起，这长长的水车的行列不分昼夜咕噜咕噜叫着，硬把河水“夺”将上来，以解生产和生活的燃眉之急。随着河水渐渐地变窄，变浅，水车的尾巴便接上一节，再接上一节，终至河水抽干，水车噤口。幸好小河的西头有一个小小的浜，属于C村的地界。A村和B村同C村商量，开一条沟把浜里的水引过来，因占用C村桑地而损坏的桑树照价赔偿。经同意后，A村和B村总动员，全靠人工把沟开成了，在新开沟跟塘河接头的地方挖了一口四五丈见方的蓄水池，沿池口排了七八架三节尾巴的水车。水引过来了，蓄水池满了，壮丁发疯似的踏着水车，叶子板汩汩地狂叫，灰绿色的浑水哗哗地从池灌进沟口，然而通过了沟到小河时，那水又是死洋洋地没有一点气势了。毕竟水量太少，远远不敷需要，救不活饥渴难耐、奄奄一息的稻田。
“算算要多少钱，雇一架洋水车？”
村民们无奈之下想到了它。洋水车就是抽水机，能耐可比水车大得多了。然而雇洋水车灌满五六亩大的一爿田，往年要三块到四块大洋，乡下人原本谁也出不起这么大的价钱，如今火烧眉毛，洋水车却趁火打劫：照使用的钟点计算，三块钱一点钟，田里水灌得满不满他们不管。作者不由地感叹道：“洋水车也许能救旱，可是这样的好东西，村里人没‘福’消受。”
倔强求生的乡下人最后只能祈求老天爷降雨消灾。这是“迷信”，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泄”：他们敲锣打鼓把塘河东边桥头小庙里的土地爷抬出来，“游街”似的在村里走了一圈，又拖到干裂的田地里，末了就将神像放在田里，让它在火热的太阳的底下“也尝尝这滋味”！
《戽水》写的就是大旱之年戽水不成转求神灵。文章最后意味深长地写道：“村里人跟旱天奋斗了一个月积下来的一腔怒气现在都呵在那些‘神’的身上了，要不是无水可戽，他们决不会想到抬出‘土地’来，——他们也没有这闲工夫；而在他们既已责罚了‘神’以后，他们那一腔怒气又要换一方面发泄了。不过这是后事，不在话下。”这在当时不便言明的“后事”，显然是指当局担忧饥饿无助的乡下人掀起抢米风潮，甚或像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那样造起反来。
在写法上，这两篇散文的共同之处是开首都有当地的背景介绍，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状况、人口密度、生活习性等等。《大旱》用对比的手法，通过水量充沛与水路干断的强烈反差，表现出了旱灾的严重和由此给鱼米之乡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戽水》对村民抗旱的全过程叙述得相当详细，群众性的“决战”场面描写得绘声绘色，如壮丁们发疯似的踏着水车，“他们的酸重的腿儿一齐绞出最后的力气，他们脸上的肌肉绷紧到起棱了。蓄水池泼刺刺泼刺刺翻滚着白色的水花”；“有几个小孩在河滩上跑来跑去，不时大声报告道：‘水满一点儿了！'‘一个手指头那么深了！’忽然一声胡哨，像是预定的号令，水车头那些人都应着发声喊，无数的脚都动了，水车急响着枯枯枯的干燥的叫号。”总之，气势如虹却又无济于事。靠天吃饭的乡下人总是悲惨的，不管是旱是涝都会让他们走投无路，衣食无着。结尾含蓄，能引发读者对“后事”的想象：谁能说在这些拼了命的壮丁中间不会出几个“多多头”[294]呢？
《阿四的故事》提供了“抢米风潮”的一个具体事例。这样的事情每每发生，足见农村社会问题之严重。
阿四是村里一户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的爷租种镇上老爷的田地，“光着背脊背着毒太阳落田”；他的大哥被拉伕的拉了去后杳无音讯，二姊卖到镇里做丫头，三哥让人家雇去赶黄鸭在河里淹死了……阿四从小缺食少穿，忍饥受冻。每逢三月，镇上的老爷太太小姐们穿得花花绿绿的，带着丰盛的供品到乡下来上坟，肚子饿得咕咕响的阿四照例能得一提粽子。上过了坟，大户人家那个红喷喷胖圆脸的老爷总叫阿四的爷往松树墩上挑泥。一年之中唯三月是阿四快乐的日子。在一年又一年盼望“三月”中他长到了12岁，瘦弱得像一个猴子，还没有坟上的小松树长得快。
饥饿加上喝了绿油油浓痰似的脏水，阿四害了一场大病。爷和娘也不管他：“好生生的人还愁饿死呢，管得了一个病小子？”在他昏迷的那些天，村里的“人们，他的爷娘也在内，闹哄哄地从这家嚷到那家，像有天大的正经事”。
居然没死的阿四忽然嗅到了一股香味：他的娘给他端来了一碗很厚的粥汤！阿四的精神吊起来了，睁眼一看，只见稻场上有许多人，都拿着锄头铁耙。原来饥饿的乡下人“抢米囤”（也叫“抢米风潮”），村里几百人拼了性命从镇上大户人家抢了米来，为此遭到弹压，他的爷娘差一点吃着了枪子。怪不得很厚的粥汤里是有血的——是村民们用血争来的！
尽管镇上把守很严，但镇上那些老爷的坟却都在乡下，坐落在乡下人租种的田地里。
而且，“坟里还有值钱的东西”！
村民们“举高了锄头”刨坟墩。杭育，杭育。一声轰天的欢呼——几十个人像一个人一样地欢呼。坟里面值钱的东西被他们捉住了。阿四想起了“快乐的三月”，然而分明有一种更强烈的意识攫住了他的心，瘦脸上微微一笑，自言自语道：“谁稀罕那几只粽子！”
这就是阿四的故事。它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表现了乡下人自发的从“抢米”到“刨坟”的反抗斗争。通篇是孩子的眼光，孩子的感受，孩子的境遇，和孩子的朦胧的觉醒。
在茅盾看来，所谓“疯子”也者算得是“时代的产儿”，即民众的心理在混乱时代的畸形的变质的反映；从反面去看，那“疯疯癫癫”的行动的背后潜伏着一种“时代性”，一种“社会的意义”。在散文《疯子》和《再谈“疯子”》中，他为我们讲了四个“疯子”的故事，各有各的成因，各有各的结局。
阿三和阿四是兄弟俩。阿三左手两个手指头缺了一节，经常自己躲在屋里玩他的玩意儿：画红脸关公白脸曹操赤发金脸的奎星，或用泥塑弥勒佛菩萨。同他老子娘以及弟弟妹妹都不大说话，家里人背后都说他有点疯疯癫癫，是一个疯子。后来据说他出家做和尚去了。
阿三是不是“被俗人的唾沫淹死了的天才”？这无从断定。不过画家凡·高确实是精神病患者。
阿四在他们家原本是最能干聪明的人儿，他家的买卖全靠他一个人主持。脾气又好，见了孩子总是笑嘻嘻。但自从娶了老婆以后，嘴角上的笑影一天一天减少以至于全无不说，又渐渐多了一些疯疯癫癫的毛病：早晚两次拍手，踢脚，并且把声音弄得一天比一天更响。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站在门口骂人。这个时候的阿四，眼光不定，面色青白，在人们身边偷偷走过时像老鼠躲避猫似的……
阿四当真疯了！半年之后他同哥哥阿三一样“失踪”了！
阿四怎么会“疯”呢？
难道是婚姻太不如意么？好像不是。新娘子虽说是“童养媳”出身，却“原是怪和气的”女子。问题出在阿绣身上——阿三和阿四的这位待字闺中的姐姐，总爱咭咭刮刮搬弄口舌，紧紧绷着长了几点细麻子的脸，用一双眼睛“怪样”地盯住弟媳妇，甚至撺掇母亲不让儿子在新娘子房里睡觉。茅盾对此的解释是：“阿四是封建社会‘小姑政权’的家庭中被压迫的牺牲者；他的‘疯’，最初只是一种意识的变质的反抗的表示，到后来才‘久假而不归，成了真正的‘疯子’。”挟父母之令以压制弟弟和弟妇，特别是干涉到他们的床笫之私的“小姑”，尤其是像阿绣这样年纪不轻颇有点变态性欲烦闷的“小姑”，构成了阿四之所以成为“疯子”的主因。
另外两个“疯子”：一个专门爱看和尚拜忏，镇上凡有“佛事”必定到场，忙得有时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一个当众叫骂男女合校是“学轧姘头”，大姑娘剪发的目的是“男女不分”，“通奸时方便些”。后一个尤其“疯”得让人不可思议：他从垃圾堆里掏摸臭烂的东西，不论是动物或植物全都收了来堆放在家里，等长了虫再送给别人，说是能作成戒烟丸，治小孩子的脑膜炎“灵验”得很！茅盾认为：“他是机械势力侵入农村而且正当农村急速地破产这混乱的现象中第一次产生的带着‘时代的烙印’的一个疯子”，这样的妄想“化腐朽为神奇”的“疯子”将来会多起来，“他们本质上倒是最不疯的，然而他们的行动却是疯子”。
在手法上，阿四比阿三写得较细也更让人同情，后一个“疯子”比前一个写得较尖刻也更让人恶心。这是因为作者觉得阿四和后一个“疯子”更有社会意义，所以对他们的剖析也更深入。阿三、阿四和前一个“疯子”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据实写来，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后一个“疯子”除实写以外，似乎还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即对所有打着“化腐朽为神奇”招牌的人进行讽刺与批判。
三 从侧面反映抗日主题
茅盾在回忆录中说：“这个时期我写的散文，也从一些侧面反映了抗日的主题，例如《从半夜到天明》（三月）、《“佛诞节”所见》（五月）、《看模型》（八月）、《国文试题》（九月）等。”[295]文中三月、五月、八月、九月均指1935年，但本节讨论的范围不限于1935年，而是包括了从“一·二八”事变至“八·一三”淞沪抗战这一历史阶段中，茅盾写的一些有关“抗日”主题的散文作品。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书谓之“一·二八”事变。茅盾在事变的次日便跑到外面去查看究竟，散文《第二天》就是记述他当时的亲眼所见及诸多感触。
中日军队交火主要在闸北一带。四川路桥北商店都关上了排门，人行道上有许多人无目的地走着看着，马路上拥挤着装满箱笼包裹的车子，这一定是为躲避战火而转移无疑了。值得注意的是：“疾驶而来的卡车满载日本兵，都挺着枪，似乎在战场上冲锋”，而几架日本飞机又尽在人们头上兜圈子。海宁路转角处贴有“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告。几个穿便衣的西洋人（巡捕）阻止任何人再往北走一步，挥着手警告说：“Danger！ ”果然附近不时传来劈拍劈拍的枪声。日本飞机向闸北最繁盛的宝山路投掷硫黄弹，火车北站、商务印书馆等三处大建筑起火燃烧。海宁路上一堆一堆的人仰脸看着正北天空冲出三处浓烟，浓烟袅袅地飘散开去，天空中满是小小的黑色的纸灰，有一片飞到作者的身上了……
民众对日军的暴行是无比愤怒的：“又在那里掷炸弹了！东洋赤佬的飞机！”
茅盾同样感到无比的愤怒。但他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虽然部分军队如十九路军出于爱国义愤进行了某些抵抗，但无法扭转大局：“这回中国兵是抵抗了，但只是‘抵抗’而已！我觉得一般小市民的忧愤的脸色似乎都透露了这样的失望与愤愤。可是他们只能愤愤一下儿。”为什么？茅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般小市民的先天性的缺陷：“新历史的舞台上，他们早不是主角儿；呀，背地里咒诅公婆而又死心塌地看着公婆脸色的童养媳似的他们！”这篇散文在记述上述情景时，字里行间总有那么一种愤懑的情绪：首先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其次是针对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也有一部分是感慨于一般小市民的无所作为。
过去茅盾曾一度主张文艺要“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现在他把“一般小市民”看做是“童养媳”，这是他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无产阶级和工农劳苦大众担当起了争取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主角，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小资产阶级市民群众仍是团结的对象，“一般小市民”也未必都是“童养媳”。
为了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改弦更辙，继北平爆发“一二·九”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以后，1936年12月下旬上海的大中学校几千名青年学生乘火车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却在中途遇到种种刁难与武装阻拦，当局甚至采用拆掉路轨、撤走司机和岔道夫等卑劣手段，一连几天中断了沪宁线的正常运输。《从半夜到天明》记述了12月25日即耶稣圣诞节这一天，从半夜到天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
京沪线上，“数千青年爱国的热血，纯洁的血，正要通过这硬化了的动脉”，“在黑暗里，在白雪的寒光下，在没有分道夫，没有扬旗的引导的死沉沉的钱路上，向西挣扎”。路轨被掘断了，他们就“从车厢盟飞了出来”，在路旁甚至跳进冰冻的河水里把铁轨“俘虏”了上来。白皑皑的雪地上布满了无数的脚印。几千爱国青年就这样整整一夜在雪地里寻铁轨，修路，挨饿，受冻。
而在上海，跳舞场通宵达旦，一对对的男女挤成了人山，“高贵”的人们如银行家、大商人、名律师、小开之类在作长夜的狂欢。
这就是12月25日从半夜到天明发生的事情。作者用对照的手法，着重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一褒一贬尽在字里行间，让人读后不禁想起了那句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醉生梦死。”除此之外，作者还补充了同时发生在上海的两件事情：一是“上海南市有几百个青年在冒雨游行演说”；二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进行大规模演习，“上海北四川路刮刮刮地驶过了三四架装甲车”。这两件事情虽说只是文章末尾的点缀，却起到了延伸与深化主题的作用。茅盾后来自己解析说：
“那一夜正是圣诞节。我这篇散文就抓住了学生冒严寒修路和圣诞夜的狂欢这两点加以对比。在这个不眠之夜，各个方面都在紧张地活动：热血沸腾的青年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把列车向西开去；醉生梦死的大商贾小市民在狂欢作乐；国民党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天的镇压；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已经悄悄地离开了闸北的兵营，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规模‘演习’。”[296]短短一篇约近两千字的散文，浓缩了这么多的好几个方面的内容，既有歌颂也有批判，既有明示也有暗喻，不能不佩服作者实在是写散文的高手。
随后写的《车中一瞥》可视为《从半夜到天明》的姊妹篇。在异常拥挤的车厢里，“倒有半车子的学生。从他们的制服看起来，他们属于三个不同的学校。”作者左右两边也是学生，一男一女，根据两个人的谈话可以知道他们曾参加过赴京请愿活动，所以知道“这一趟车是有司机人的，沿途也有岔道夫，而且没有铁轨被掘掉”。更重要的是车站上那些兵也不是“护送”的宪兵。不过学生不再是文章描写的重点，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抗战爆发前夕的异常现象与各色人等的心态上。在“车中”随意向外“一瞥”，瞥见了月台上的保安队正吹着喇叭，欢送“分队长”，于是一位戎装大汉勇敢地挤了进来，“镇守”在他那铺盖网篮构成的“碉堡”前。月台的另一边还有兵：“不知道从哪里开来的兵，屯在这里有好几天了。”国民党士兵一向纪律很坏，每到一处便索要鸦片和女人。车厢里关于“兵”的话题于是就展开了：
——“这种兵，不能打日本人！”
——“你以为他们是开来防备日本人么？”
——“我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可是，如果不打日本人，他们又来干什么呢？”
也许仍要拦阻学生。也许开拔去“围剿”苏区“赤匪”——“鬼知道罢哩！”
与“兵”相关联的自然是时局，是中日交涉。
——“你说是应该和日本人打呢还是不打呢？”
——“不打，那是等死。”
车厢里就是一个小社会，各色人等临时聚集在一起，心态各异，神情有别，谈吐与举止不同。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半儒半商的老先生，翘起极文雅的“兰花式”的手指，从神秘的“天教”讲到“世界大势”，抒发了一通“救亡大计”：“中国是弱的。学几拳在这里，等机会，等机会，打几下冷拳头，日本人就吃不消了。中国不出手打，美国人俄国人迟早要和日本人打起来，等日本人打得半死不活，我们偷打几记冷拳头——此之谓慢慢的等机会呀！性急是要误事的。”
“可惜敌人却不肯慢慢的等着我们准备齐全！”一位小学教员当即对老先生进行了驳斥，并投过去一个鄙夷的睨视。别的人们都在嘈嘈杂杂地说他们自己的话，“俨然静听”的大概只有四个持弓箭的青年，虽然他们并不很了然老先生那富有“东方精神文明”的“国术救国论”。
再“一瞥”转到了四个女学生身上：两位打瞌睡，一位看着窗外，一位读小说。她们的男同学占据了很大的地盘。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免不了斗嘴。在读《公民训练》的男生指责女生道：“你们女人只知道看小说，恋爱呀，自杀呀，国要亡了，也不管。”捧读《梦里的微笑》的女生则反驳男生说：“你懂得什么！小说里充满了优美的感情，人没有感情，能不能生活？”
上述情景依次写来，之间的转换全靠在车厢里挤来挤去的“我”。这种第一人称的写法比较经济实用，耳闻目睹，参与其中，既使文章更有说服力，也便于抒发作者本人的感受（如听了老先生的“宏论”不禁“皮肤上起了疙瘩”）。场景的转换与过渡可以说是“无缝连接”，显得很自然，一点也不生硬。几个场景构成了几个主要的情节。人物描写也相当生动，而且不乏细节，如：戎装大汉站上凳子，“将一个孩子的上半身逼在他马裤的裤裆中”；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无缝插针似的，忽然“我”和提着的小皮箱之间“塞进一个大屁股来”，这位长着一张胖脸和一对细眼睛的“大屁股朋友”，从他口中平平淡淡说出“不打，那是等死”竟比“出师表”式的播音员还要诚恳万分；年轻的女射手“轻轻地用箭上的羽毛给耳根搔痒”，眼睛盯住鼓吹“国术救国论”的老先生的酒糟鼻子，“有一只苍蝇在鼻子上吮吸”……这一切，都得益于茅盾写小说的才能，使得《车中一瞥》读起来像是一篇小说。
《“佛诞节”所见》。上海有一处地方叫静安寺，每逢夏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日，这里都要举办“佛诞节”，也称“浴佛节”，实际上就是有着浓厚商业色彩的庙会。从上海各处以及附近乡镇来赶庙会的人非常非常多，“都市人的化妆品的香气，农村人的汗气，地上全是的骑巡的马粪的臭气，弥漫在静安寺一带。”茅盾注意到跟静安寺一样古老的庙会，每年都要添上一个“都市文明”的新鲜的时代的烙印，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散文《“佛诞节”所见》。文中记述1936年的“佛诞节”，也就是庙会，和往常一样有不少一折八扣书的摊子，万墓公园前一带有专卖摩登女士在“海滨浴场”用的遮阳大伞。离遮阳大伞阵地不远还有一个草帽摊子，一块五尺来长二尺来宽的薄木板上面贴着白报纸，用浓墨写了四个斗大的字：防雨草帽！
草帽焉能防雨呢？茅盾马上意识到应是遮挡日光的防日草帽，其作用同遮阳伞无二，所以摊子设在离遮阳大伞阵地不远处，便于人们购买。然而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当局，为“睦邻友邦”，不许报纸杂志上出现“抗日”两个字，凡“抗日”一律改为了“抗×”，甚至干脆用两个“××”代替。前一天的报纸上还有一条新闻，说天津一家商店因为出售“少女张伞”商标的汗衫，触犯了“抗日”的嫌疑而被捉了去。本应是“防日草帽”的“日”字当然更是犯忌，属于当局禁止使用的范围，但要改成“防×草帽”，逛庙会的人不明白它有什么用处，也就不会买了，所以摊户为推销计，煞费苦心地给它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儿：防雨草帽。
关心社会、关心时局的茅盾，断定这家摊户要不是卓越的幽默家，便该是最识“大体”的“敦睦邦交”主义者。为要客观地观察人物，他便上前同摊户攀谈起来：
“哦，是防雨的草帽？当真不漏水么？”
“啊啊，你先生不要笑话，——价钱是便宜的。”
“那么，防不防‘日’呢？”
不要以为作者神经过敏，这句话与其说是问摊户，不如说是在质问国民党当局。联想到在约莫集合着二十万人的“佛诞节”庙会上，竟看不见任何足以反映日军在华北增兵和走私等严重的东西，只有几位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同胞在那里“宣扬国技”，茅盾觉得草帽摊上的“防雨草帽”真是成了“反面的讽刺”，令人啼笑皆非。
偌大的庙会上，所见的东西很多很多。这篇散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选取了最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例证——“防雨草帽”，并以此对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正如文中所说：“读者诸公，当此××满纸飞的时代，你看见了明明用作防‘日’的东西大书特书着‘防雨’，你不神经过敏起来，这才是怪呢？”
《看模型》。同“防雨草帽”异曲同工的是“中国形势模型”，它陈列在儿童玩具展览会上，偌大的沙盘上用绿黄两色沙子标示出扬子江与黄河，用硬纸剪成锯齿表示万里长城，上面并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军队，枪口朝外——对着东北方向。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各省的位置。飞机和战舰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从专家的标准来看，这模型制作粗拙甚至恶劣，不过作者以为模型本不是为了学术的目的，而“是为了哄小孩子的！”《看模型》记述的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文中的点睛之笔——也可以说是“要害”所在——是这么一段：
“原来这具模型是儿童玩具展览会的陈列品之一。
不料我的朋友更加愤愤不平了，他说：
‘噢！哄小孩子的？哄小孩子的！甚至于自己国家的地图也可以拿来哄小孩子么？’
这时，和我们同走的朋友的儿子忽然插言道：
‘昨天看见报上说，日本军在长城一带增兵了，那么我们的军队呢？’
呵呵呵！我和我的朋友只好苦笑了。”
的确，让前线的军队“不抵抗”，只在儿童玩具展览会上玩噱头，在茅盾看来“这具精心结构的模型实在倒是顶呱呱的‘幽默’作品呢！”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国文试题》更有意思：考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试题中，有一道题是“我的邻人”。朋友的小儿子应题而做，写了前后左右的邻居，分别是洋行跑街、吃报馆饭的、公务员和自己的小伙伴。照理说内容切合题目，然而他却因为“做错”落第了；邻桌的孩子将“我的邻人”解做是“口口声声要同我们亲善提携的‘友邦’（指日本——引者注）”，大受考官称赞，因而榜上有名。茅盾通过“中学教员出题目也要‘国防’起来”这个事例，抨击了考官的荒谬，也对“国防文学”口号进行了讥讽。当时在革命文学界有“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后者主要是由鲁迅提出的，茅盾曾参与商议。
《看模型》和《国文试题》这两篇散文都很简短，通过一事一例点明主题，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寓意也相当深刻，能让读者从“幽默”的表象中看到决不“幽默”的严峻现实。如果不对孩子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一味地把“中国形势”当作玩具“哄他们”，恐怕有些孩子就真的会误将侵略成性的日本当作“口口声声要同我们亲善提携的‘友邦’”。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当年在《呐喊》中说的“救救孩子！”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写于“西安事变”之后的《鞭炮声中》，据茅盾自己说“勾勒了蒋介石被放回南京那个圣诞节晚上上海一些小市民的面相”。[297]当时被国民党检查官抽去，未能刊出，直到1979年9月才将原稿找出，编入《茅盾散文速写集》中面世。
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由张学良将军亲自陪送回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几年前蒋介石为了和宋美龄结婚，信奉了基督教；这次他从西安飞回南京又正好是12月25日圣诞节。在上海街头，报童在冷风中缩头扛肩叫喊“号外！号外！”鞭炮声劈劈啪啪响彻不断，“一座很神气的洋房门前鞭炮的碎红足有半寸厚”。作者根据亲眼所见，着重勾勒了三种人的面相。其一：街角一家纸烟店，两位国民——也就是茅盾说的“小市民”——大发议论，面团团凸肚子的那位煞有介事地说蒋之所以能够平安归来，乃是“财神”（宋子文）花了三千万金洋“运动”的结果。其二：满天飞的谣言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委员长坐飞机出来了，就在朱家”，因为他们是“亲戚”，怪不得“朱公馆放了半天鞭炮”。一位同乡对此有些纳闷，两个闲人却津津有味地争论“朱公馆”和委员长的关系……作者感叹道：“大报上从没透露一点怎样解决的消息。老百姓虽然‘蠢’，官样文章却也不能相信的。”
劈劈啪啪的鞭炮声说明蒋介石当时在部分小市民中尚有一定的威信，但这却是茅盾所不认同的。因而第三件事他就用了稍多一点的笔墨，勾勒了正在过圣诞之夜的一对基督信徒的面相。
他们是夫妇，老爷是作者20年前的一个老同学。太太拱手放在胸前，挺起眼珠望着屋顶，热心地说：“委员长果然今天出来了，我们祷告了三天，主耶稣应许了我们的祈祷。”老爷显然属于主张对张杨进行“讨伐”的强硬派，他将“委员长自由后第一行动是下令撤兵”的路透社消息当作“谣言”，态度激昂地说“必须讨伐！毒瓦斯早已准备好了！”讨伐必会引发内战，给敌人的侵略造成机会。但过去常说“给敌人造机会的禽兽都不如”的这位老爷，如今却改了尊口，说什么“此一时，彼一时，为了国法，顾不了那些了！”听了他们的谈话，作者颇不以为然，心里“对于那一对夫妇觉得可笑，也觉得更加可厌”。
岂止是那一对夫妇，《鞭炮声中》勾勒的上海小市民的“面相”都可笑而又可厌。在手法上，既然是“勾勒”，当然是简捷的，粗线条的，但寥寥数语，几句对话，却也面相尽露，惟妙惟肖，生动逼真。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旋即爆发。茅盾写了《炮火的洗礼》《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街头一瞥》《无题》《苏嘉路上》《孤岛见闻》《“青年日”速写》等数篇散文，表达了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描写了“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市面变化以及各色人等面临大事变的种种表现。
《炮火的洗礼》富有鼓动性，作者用滚烫的文字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四万万人坚决地沉着地接受炮火的洗礼了！四万万人的热血，在写出东亚历史最伟大的一页了！无所谓悲观或乐观，无所谓沮丧或痛快，我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负起我们应负的十字架！”《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虽然议论较多，但其中有一个事例令人难忘：真茹的农民清晨冒着敌机的追逐威胁把青菜挑到市里来卖，而且不肯抬高价格，与那些乘机发国难财的奸商们决然不同。当作者问他们：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难道不怕么？这些长着紫铜色面孔的农民却笑笑回答说：“要怕的话，就不能做乡下人了！”多么隽永的一句话，比任何名人说的名言都更质朴也更有力量！它说明：“中国民众所受的政治训练诚然还不大够，但是敌人的疯狂的轰炸屠杀恰就加强了我们民众的政治意识”；说明“中国农民诚然富于保守性的多，诚然感觉是迟钝的，一个老实的农民当他还有一间破屋可蔽风雨，三餐薄粥可喂饿肚子的时候，诚然是恋家惜命的，但当他什么都没有了时，他会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勇敢！中国民族绝不是暴力所能慑伏的！”
和真茹的农民相比，《街头一瞥》中的景象十足让人失望。事变发生后，上海许多店铺关门停业，有的在大玻璃橱窗上钉上了毛坯白木板，据说是为了防流弹和防止难民抢劫。往日争奇斗艳的南京路呈现的也是这么一幅尴尬的“市容”。然而各条马路旁仍挤满了看热闹的游手好闲之徒，“从他们那无目的彳亍上，从他们那嘻嘻哈哈的嘴脸上，从他们那看跑马似的望着敌人的高射炮的烟圈的神情中”，无疑流露出了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从巡捕扬着木棍走来，他们便又“像一群受了惊的麻雀”一样“纷纷乱窜”，说明这些人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茅盾将生聚长养、啼笑歌哭于特区（即租界）的上海一般市民，用一个“特”字来概括其性格，而这个“特”其实就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劣根性不除，不对民众进行组织与教育工作，焉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
作者不能不为此感到难过，感到伤心。所以他大声疾呼道：“但愿漫天的炮火能够烧净了这‘特’，从而锻炼出当此大时代中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胆识气魄！”
不过他并不悲观。两位坐在用钢板护顶的汽车里的漂亮太太小姐，显然是在安全的“租界”里住惯了的，她们以为开战后“华界”要不是荒若墟墓，就一定是纷乱惊慌如戏场失火了。但茅盾根据亲眼所见知道不是这样，相反，“只有在所谓华界内，这才有了正常的战时景象”。
于是我们在《无题》中看到了满插着竹枝作为掩护的大卡车，载着几位童子军到前线去救护伤兵，“它冲过弹雨，不到目的地不休”。
在《“青年日”速写》中看到了中山公园里的群众集会，“喇叭声，鼓声，口号声，救亡歌声，响成一片怒吼”。当敌机来袭时，几千名工人和学生有组织地敏捷而镇静地退出会场，“警报解除后，不过二十分钟，体育场上早已整整齐齐排列着数千青年，庄严热烈的大会就此开始”。
以上两个动人场面，充分表现出了民众抗日情绪之激昂，表现出了民众觉悟与组织程度之空前提高，中国人再也不是一盘散沙了，当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四万万人团结一致，喊出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最大吼声。有了这样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亿万民众，中国就决不会亡，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现代这一页历史是空前的伟大、壮烈，同时我们确信了自己的最后胜利。”
以上几篇散文，在写法上叙述、描写、议论相结合，有时议论较多。也许事变突然，炮火之下只能急就章，无暇详细描写人物，所以作者只简单地、浮光掠影地提到真茹的农民、参加集会的爱国青年、赴前线救护伤员的童子军，以及看热闹的游手好闲之徒，鼓吹“战必败，而且败必亡国”的大人先生。用这些人进行对比，这种手法的运用收到了颇好的效果。
《苏嘉路上》是根据茅盾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说它是一篇报告文学也许更恰当一些。
1938年1月5日，上海西站沸腾着无数的行李和无数的旅客。一列铁闷车停靠在昏黑的月台旁，大批逃难的人争先恐后，准备向内地安全区域转移。行李就是他们的财产，有的人一条扁担挑着全部的家当。彼此争执抱怨的嚷嚷声，小孩的啼哭声，警察维持秩序的吆喝声，和天空中敌机掠过的隆隆声，远处大炮的轰鸣声，卜卜卜的机关枪声……这一切使得“上西站”的声响呈现“饱和”状态。不知等候了多少时辰，随着几声警笛尖利地吹响，立有一块木牌的狭长草地上卷起了恐慌的骚动，持有“京沪车票者”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暮色苍茫中“蠕动着，像一条受伤的虫”，慢慢走进了月台，消纳在车厢里。
以上就是第一节“一月五日的上海西站”所描述的景象。在众多的旅客中，作者特意选了两位，做了“特写式”地描摹：一位中年男子，肩头扛着个衣包，手里提着小网篮，篮里桠桠叉叉不知是什么东西，触角都伸在篮口之外，这些触角老碰着别人，中年男子却老怪别人碰了他。另一位是操淮海口音的妇人，脑后垂着老大一个扁而圆的发髻，发髻上插有不少的钢针，这使得她就像豪猪似的了，前后左右的人不能不对她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十分拥挤的情况下，这位妇人倒是独善其身，自由自在，有一个冒失鬼伸长了颈子往她这面挤，不止一次被她圆髻上的缝衣针“拒退”了……
第二节“苏嘉路上”写的是上车后的情景。从上海西去南京须绕行嘉兴再转苏州，旅客们先要徒步走过被破坏了的一座铁路桥，然后挤在一处路轨的两旁，等候火车的到来。“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一个月以来，这一段路轨在平凡的枕木和石子上印过无数流离失所的人的足迹，渗透着他们的血和汗，积压着他们的悲愤和希望。作者在这里有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一个青年人俯首穆然注视了好一会儿，悄悄地——手指微抖地，拾了一粒石子，放进衣袋里去”，显然是要将它作为逃难的永久的纪念，故土难离，故土的一粒石子对他都是如此的宝贵。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秋的夜空特有一种灰茫的微光。草间似乎也还有秋虫在哀鸣。邻近村庄的小贩赶来叫卖“茶叶蛋——滚烫白米粥”。侵占轨道的除了人，还是大大小小一堆一堆的行李。提着“诸葛灯”的路警开始清道了，这对旅客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意味着盼望的火车快要开过来了，于是长长的行列在快慰中骚动起来，个个严阵以待。当西来的列车忽然到了而且停住时，车上的人带着行李挤着下来，车下的人带着行李挤着上去，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车门自然是不够使用的了，每一个窗洞也尽了非常的职务，人和行李从这里缒下，也从这里爬上。
由于防敌机空袭，列车实行灯火管制，“黑茫茫中也不知车里拥挤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一件：你已经不能走动。你要是一伸脚，碰着的不是行李便是人。”沿途经过的两个小站，也只开着一两盏灯。偏偏车上有三四个女人说掉了东西，擦亮了火柴在地下寻找，这立刻引起了一片呵叱声：“不许点火！再点，叫宪兵来抓！”不过由此引发的“防空问题”并未解决，火车南行到嘉兴时月台上亮着不少的电灯。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几个女人借机又点起了自带的洋烛，旅客们尚无疑义，车窗外却传来了命令：“不许点灯！懂不懂规矩？”洋烛光无奈地熄灭了，几个女人只好耐心地等候天亮。围绕三四个女人而引发的“防空问题”，是大时代中发生在列车上的一个小插曲，占了不少的篇幅。
战时军队调动频繁，为给运送军队的火车让路，普通列车时走时停，有时足足要等候好几个小时。原野昏黑无际，从铁路旁边静静流淌着的大运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这正好成了夜间敌机寻觅苏嘉路实施轰炸的标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当铁闷车呜的一声、浑身一抖重又开行时，旅客们都不禁吓了一跳，以为是“警报”，以为是“炸弹来了”，有几位本能地想要夺门而出。战时逃难的人们，真是个个有如惊弓之鸟。
列车过了嘉兴，沿苏嘉路改向西北方向开去。贯通了沪杭、京沪的苏嘉路在负荷“非常时期”的使命，既运兵又输送难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杀开一条血路的写照！
《苏嘉路上》写得相当生动，相当细腻。无论是在上海西站还是在苏嘉路上，战时的氛围都渲染得很是浓烈，情景交融，难民们的困苦、焦虑、烦躁和无奈的情绪跃然纸上。一路写来，情节相当丰富而又有所变化，如前面提到的几个女人违反“灯火管制”就一波三折，颇能引起阅读的兴味。尤其注重细节，如拾小石子的青年、老怪别人碰了他的中年男子、豪猪似的妇人，尽管着墨并不多，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现出了茅盾刻画人物的高超本领。再者，用“蠕动着，像一条受伤的虫”来形容排长队的难民，十分生动而又妥帖；形容挑他们各自“家当”的扁担或木棒，“这时却不能挑，都竖将起来，步枪似的，高射炮似的，摇摆着，慢慢地前进”，同样生动而又符合战时气氛。“夜幕初落，四野苍苍，车厢里仅有的一盏电灯也穿着黑色的长袍……电灯光落在车厢地板上，浑圆圆的，像是神们顶上的光圈，有人抠着身子就这光圈阅读什么，——也许是《抵抗》[298]。”这样的场景描写，既是真实的叙述，又自然而然地交代了作品的时代背景。
四《如是我见我闻》
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茅盾向内地转移，先后在香港、广州、长沙、武汉、昆明、兰州、新疆、延安、成都、重庆、贵阳、桂林等地，或作短暂逗留、参观访问，或较长时间居住和工作。有几个城市曾往返多次。
1938至1949这11年间，茅盾所作散文总计有62篇，收入《见闻杂记》（1943年桂林文光书店出版）、《时间的记录》（1945年7月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生活之一页》（1947年3月新群出版社出版）、《茅盾散文速写集》（198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散文除少数写于解放战争时期外，大部分作于抗战期间，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从桂林春秋到雾重庆的生活，作者用他娴熟的生花妙笔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地反映了“大后方”的现实，以及足迹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其中以《如是我见我闻》最具代表性。
《如是我见我闻》是茅盾写的一组散文，共有18篇，最初连载于1941年4月8日至5月16日香港《华商报》副刊《灯塔》。1943年4月以《见闻杂记》为书名由文光书店印行，由于国民党书刊检查官删改过甚，因而作者不得不自行抽去了三篇。收入《茅盾文集》第9卷时由作者做了某些修改与补写。1986年编入《茅盾全集》第12卷，编者据《华商报》副刊《灯塔》并参照《茅盾文集》第9卷作者本人的修改补写，恢复了抽去的三篇，仍为18篇，相互有所连接而又各自独立，每篇都有它自己的题目，读者一看便会知道主题是什么。
从内容上说，这一组散文乃是抗战期间茅盾本人“一段生活的记录”，虽属一鳞一爪，至少也可以看到1940年冬至1941年春“大后方自南至北，从都市以至乡村，生活正在起着如何的变化。”[299]尤其是“战争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那时始急剧的表面化，而惊骇告语，惶惶然若不可终日者，则为生活费用之跳跃地上涨”。茅盾坦言道：“我惯常是写小说的，并不研究经济，但小说也无非写饮食男女等人生大欲，因此，物价的高涨，颓废淫靡之加甚，在我看来，就是旅途见闻杂记的材料。而美好的风景看过了，往往印象不深，这就是这里的十多篇并不写风景的原因。”[300]一句话：仍着重写社会，写世态人情，虽然并非一点也不涉及风景。故而茅盾又称它是“杂感式的散文，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301]。
在表现手法上，正如开首《弁言》中所说：“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兽，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做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扔掉的废片，毫无联贯，这里几棵树半个窗洞，那边一个人头，或半身，或一条腿”；“老实一句话，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账；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302]这些话也可理解为是这一组散文的艺术特点。
以下依次对各篇略作分析——
《兰州杂碎》。坐落在黄河之畔的兰州极度缺水，从浑黄的河中舀出一杯水，沉淀下来的泥浆足有小半杯。兰州人喝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甜水”，至于井水简直咸得让人没法喝。不仅仅是兰州，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就是水资源过于贫乏，以至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西北的“穷困”一言以蔽之，就穷在水上，困在水上。但寒冬腊月，兰州却又有一番动人心魄的景象：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半边，滔滔滚滚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础，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
作者很自然地从自然景象谈到世相。战时的兰州呈现出了若干“繁荣”景象，不仅马路拓宽，两旁新建了一排排平房，市容因之大为改观，而且商铺里进了不少洋货，陈列样式一如“上海气派”。在中日战事正酣的“非常时期”，这里为何货物愈战愈畅旺？原来是有人利用“特权”在大发“国难财”，值一块钱的东西脱手出去便有十块二十块的赚头！文章揭露道：“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全部的缉私机构在他们的手里”，形成“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在路上时，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所以，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那些洋货商；一般的老百姓自然另当别论，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身子检查，如有夹带则货物充公，人也押起来。总而言之：“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又一方面是‘涓滴归公。'”这种现象决非兰州一隅，而是全国性的。
这篇散文从人文地理写到战时景象，从缺水写到“甜而多汁，入口即化”的醉瓜，内容虽“杂”且“碎”，却也浑然一体，相映成趣。
《风雪华家岭》。华家岭是兰（州）西（安）公路上必经的一个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岗，天气异常恶劣，变化多端，上午还是太阳高照，下午便会雨雪霏霏。雪后黄土作基的公路泞滑松软，车轮一旦陷进去便会悬空飞转，进退两难。作者所乘的车队到达这里时，岭上彤云密布，雨雪交加，他们只得在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留宿。当夜差一点打了饥荒，因为车站和招待所孤悬岭上，所需柴米菜蔬均要到三十多里路外的村子里去买，喝的水也要走十多里路，从山谷里挑上岭来。
第二天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司机给车轮带上链子冒险出发。汽车在铺满白雪的斑驳的公路上像醉汉一样勉强爬过了一个坡，带上链子的车轮仍不住地打滑。雪愈下愈大。“四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众人穿了皮衣还是冻得发抖，实实在在领教到了华家岭的厉害！无奈之下，车子只得掉头开转回华家岭车站。不料掉头时一对后轮搁浅在了路沟里，于是全体总动员，实行战时体制：“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起，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上风。”助理员和两位乘客不顾劳累步行回华家岭车站求援，站上派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乘客和行李拉回了招待所。次日——也就是第三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了，风也刮起来了，大风和阳光对积雪有吹散与融解的作用。下午两点又重新上路。车行一小时，车里的人把抵御严寒的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衣也穿不住了……
《白杨礼赞》。这是茅盾散文中的名篇，为众多读者广为传诵，并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黄土高原上，以远处宛若并肩的群山作背景，浑厚的黄土与绿油油的麦浪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种景象，这种气魄，虽然“伟大”“雄壮”但终不免有些“单调”。然而刹那间，猛抬头看见一排或仅有三五株甚或仅有一株的白杨树像哨兵一样傲然耸立，任何人都会从恹恹欲睡的状态中惊醒。茅盾的感觉也是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一开头便开宗明义说道：“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接着从几个方面描述了白杨树的风姿与品格，说它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长着“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倔强挺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单从外观上看，白杨树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说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并非仅仅对白杨树做了赞美与颂扬，而是用白杨树作为比喻和象征，讴歌了北方的农民和抗日将士：“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并进一步引申道：“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那些贱视民众的人看不起白杨树犹如看不起民众一样，他们乐于赞美高贵的楠木，但茅盾恰恰相反，因为他尊重和热爱北方农民，所以他赞美白杨树，他颂扬白杨树：
“白杨树是不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这篇散文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运用纪实与象征相结合的手法，通过赞美白杨树讴歌了北方的农民与抗日将士。他提倡的“白杨精神”，就是坚强不屈、力求上进、紧密团结的民族精神，《白杨礼赞》把这种精神具象化了，从而收到了思想与艺术兼优的上佳效果。
《西京插曲》。抗战期间指西安为“西京”，茅盾一行经过这里时，和陈嘉庚先生率领的华侨慰劳团同住当地最漂亮的“西京招待所”，它自然也是敌机重点光顾的所在。往日每当警报响起，人和车子的奔流，便以著名的古城标志钟楼为中心点，像几条水渠似的向六个城门滚滚而去。文章采用故事里套故事的写法，有条不紊地将发生在西京的几个“插曲”组合成了一首交响曲。其一是叙述怎样躲避敌机空袭：当警报响过之后，招待所里立刻混乱起来了，茅盾和夫人没有挤上躲避空袭的卡车，却阴差阳错地坐上了一辆私人小包车。开足速率跑出城之后，经过一带树林，见路左是一块种着大麦的高地，许多人就躲避在麦田里。茅盾夫妇下了车，找到了乘卡车的一双小儿女，拣了一处幽静的地方坐下来，耐心地等待警报解除。回望月光下的西安城，就像是一大堆灰暗的烟雾。
在躲避空袭的时候，插进了另一个故事。一位青年告诉作者：他到西安半个月了，本打算投靠一个朋友找事情做，可是刚见过一面，那朋友就不知去向。这还不说，有一天他自己正在街上走，突然被几个人拦住，强行带到一处学校不像学校、兵营不像兵营的地方，关押了三四天，盘问他和那个朋友的关系。国民党特务经常用这种手段对付进步青年，防范并阻止进步青年去延安，所以茅盾忠告他说：“你不要再瞎跑了，也不要乱找人啊！”那青年想托作者带一封信给他在重庆的一位朋友，茅盾便把自己朋友的地址告诉了他，“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青年睁大眼睛，露出疑惧的神色来……
第二天作者拜访朋友回到“西京招待所”，受到一个穿西装的人的盘问，从前厅到客房的甬道里还有好几位宪兵。表面上这些便衣和宪兵是为了对华侨慰劳团进行“特别保护”，实则是怕慰劳团和群众接触；匆匆忙忙将慰劳团诸公从招待所“请”到华山去住，表面上是为了安全，实则是将慰劳团与群众隔离开来。作者就那个青年的“故事”向C君求证真伪，C君沉吟了一会儿说：“可能的！可能！对于一个青年更随便。”文中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八路军办事处邀请华侨慰劳团吃午饭，国民党方面便临时安排，追加了两处宴会，使慰劳团连吃两顿中饭尚不得闲，只好不赴八路军办事处的宴请了。这又是一个插曲，作者就此讽刺道：“现在有些聪明的事情当真为古人所万万不及”。
以上几个故事，或者说以上几个插曲，如果孤立地叙述，文章就会太“散”了。作者有机地将它们串联在一起，“各司其职”，散而不乱，表现了战时西京的若干社会与生活侧面。文章先从空袭与躲警报写起，这是一；很自然地引出了在麦田里遇到的那个青年自述怎样被无端关押盘问，这是二；作者本人回到招待所同样受到便衣特务的盘查，而C君说的那一句话起到了前后呼应的作用，将两件事情钩联了起来，使之浑然一体，这是三。由此可知写好散文的要领：不怕杂而忌散，不怕散而忌乱。这篇散文由于有些段落语含讽刺，最初发表时曾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大量删削。
《市场》乃是西京的缩影。作者介绍了其中一个最“完备”的，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挨着大门有测字摊，旁边一溜排着几副吆卖膻羊肉、瘟猪脏腑、刀削面的熟食担子；另一处两边是卖洋杂货的铺户，花花绿绿的招牌上用美术字写着“新法照相”“西式镶牙”之类，而夹在两面对峙的店铺之中的书摊，则用《曾文正公家书日记》《牙牌神数》《麻将谱》等招揽过往行人。市场的一角，短短的一条甬道上有五六间挂着半截白布门帘的小房子，几位姑娘正在梳洗打扮，显然这是下等的买春卖春的所在。秦腔戏院前面的一块空地，一角卖草药，余则卖狗皮膏药，那膏药上还印有“提倡国术，保种强民”，堪与土墙上挂着的一张石印的“（蒋）委员长玉照”相媲美。戏院旁边有一家出租新旧小说的书铺，从《三民主义》《诉讼须知》到零星不全的小学教科书兼收并蓄，五花八门，抗战题材的小说却归入“党义”一类。
叫卖的吆喝声，汤勺碰着锅沿发出的响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在这里此起彼伏；浓郁的怪味儿弥漫在“市场”的空气里。
由以上种种，可知此所谓“市场”不同于一般的“菜场”和“商场”，它是城市这个“大圈子”里面的一个“小圈子”；倘从生活动态来观察，谁要想弄明白那“大圈子”的真实面目，逛一下这“小圈子”就可得十之八九。作者禁不住感慨道：“这一个‘小圈子’真不愧为‘市场’；因为它比其他同类特出的，还居然有‘人肉市场’，而且这一个‘小圈子’也十足是那‘大圈子’的缩影，因为在‘人肉市场’左近，还可以嗅到阿芙蓉香，这也是独立的‘单位’，并且附属于娼寮。”
就是这样一个“市场”，竟然堂而皇之冠以“民众市场”的好听的称谓，真不知道地方当局究竟要向民众灌输些什么？又要把民众引到什么方向去？文章以“哦！”结尾，一个字道尽了作者的惊愕与愤懑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这里是陇海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交汇点，地当要冲，抗战后沿海城市的不少工厂企业内迁于此，遂使宝鸡崭露头角，从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变为了相当繁荣的城市。田野上耸立起了新式工厂，新市区在迅速发展，银行、仓库、旅馆、酒楼拔地而起，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追求利润的商人和投机家纷纷云集宝鸡。从陇海铁路运来了海味，无论鱼翅或海参想吃什么就能吃上什么。华灯初上，在卡车的长阵构成的甬道中间，高跟鞋卷头发长旗袍的年轻女郎总要朝过往行人嫣然一笑，三言两语勾搭上了便去开房，共度良宵。这也是宝鸡“繁荣”之一大景象。
文章以旅馆业为例：里把长的一条街上各家旅馆几乎天天客满，且以长期包住占了大多数。住宿条件、旅馆设施比著名的“西京招待所”差得多了，但价钱却和“西京招待所”一样贵。为什么客人肯花冤枉钱呢？他们的钱又从哪里来的？一句话：因为有生意做。也就是官商勾结，军、政、商沆瀣一气，大发国难财。一家旅馆的某位长客，因为在军、政、商界都有许多朋友，他靠这些关系创造了不少“神话”，仅棉花就囤积了3万担。棉花涨到了3块多钱1斤仍不肯出手，3万担棉花该是多少？还有，“一部商车的钢板断了，轮胎也坏了，找他罢，他会给你弄到；另一部商车已经装好了货，单缺汽油，‘液体燃料管制委员会’统制汽油多么严格，希望很少。找他罢，‘要多少？’三百加仑！‘开支票来，七十块钱一加仑，明天就有了！'”总之，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简直就是一位魔术家，他什么都有办法。有了大把大把的钱，要什么有什么，听戏找姑娘下馆子花天酒地照样乐！房金贵点又算得了什么？
与新市区的“繁荣”和暴发户们的奢侈相比，宝鸡的乡下可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农民种的棉花只能按“官价”卖，麦子的十分之五又要作为“军粮”，而且换不到多少钱。保长按照“王法”（兵役法）抓壮丁，如要找个替身须筹措四百多块钱交给保长。一个“劳动力”从保长勒索的册子里解放出来，该付多少代价更是让人无从想象。在层层盘剥之下，农村即便一个小康人家也是负债累累，衣食无着。“天气冷了，他们的婴孩没有棉衣，只好成天躺在土炕上那一堆破絮里，夫妇俩每天的食粮是包谷和咸菜辣椒末，油么，那是不敢想望的奢侈品。”农民已经被压榨成了“人渣”，个个的脸色都像害了好几年的黄疸病似的……
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就是如此之大！然而，恰恰是乡下的“人渣”给宝鸡赢得了“繁荣”，成就了新市区的豪华奢侈！这难道不让人深长思之么？
这篇散文写得相当精炼，它以旅馆业的“兴旺”为主，用一位大发国难财的“长客”和乡下一户“小康人家”作为对比，突出城乡差别与城乡矛盾，生动地说明了所谓的“战时景气”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畸形的“繁荣”，一方面是极度的贫困。篇中议论较多，更像是一篇杂文。
《拉拉车》和《秦岭之夜》都与秦岭有关。“拉拉车”是一种特别的人力车，两个轮子系木制，用橡皮轮胎；座位为榻形，只能卧，不能坐。川陕道中，尤其宝鸡至广元一段，客车不多，向公路局登记候车往往等一个月仍无眉目；商车亦不愿载客，因为载客不如载货利润丰厚。于是“拉拉车”这种简陋的交通工具便应时而生，大行其道了，用“多如过江之鲫”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虽然两条腿跑不过四个轮子，乘“拉拉车”从宝鸡到广元通常要走十多天，倘遇风雪还不得不在小村子里滞留若干日，但通盘计算下来，坐“拉拉车”还是比乘客车便宜一些。风和日丽的时候，乘客在榻形的“拉拉车”上拥被倚箱，一路欣赏两边的风景，倒也“写意”得很。翻越秦岭可就苦了那些车夫了，一辆“拉拉车”连乘客带行李至少也有一二百斤，负重前行谈何容易！文中描写“他们上坡时弯腰屈背，脑袋几乎碰到地面，那种死力挣扎的情形，真觉得凄惨。”这同逆水行舟的纤夫们不是完全一样吗？
茅盾没有坐过“拉拉车”，他是乘八路军的军车过秦岭的。
依照当局颁布的政令，凡南行的军车必须携带一部分公家或商家的货物，否则不准通行。八路军照章办事，在这辆军车上除载了二十三个人外，还搭载了两吨棉花。本来车子的发动机是好的，但轮胎是旧的，加之载重超过了规定的额度，所以开出了十多公里一个轮胎便泄了气。好不容易才将它卸下来，换上另一个轮胎，车子重又开行。毕竟载负太重，秦岭上还有积雪，司机开上头挡排，车子吱吱地苦呻着爬行。不料另一个轮胎也在泄气了，机器又有点故障。幸亏司机驾驶技术高超，勉勉强强开到岭上最高处时，一轮满月已经升到头顶了。
这里有两家面店，和三五间尚未完工的草屋。一行人就把草屋作为“临时旅馆”，轮流睡觉，并且将人员做了分工：放哨的放哨，修车的修车。六位女同志没有安排，但W和H主动要求加入，于是加了一班哨。秦岭最高处已接近雪线，深夜尤为寒冷，所以先去睡觉的人把皮大衣借给放哨的同志。从小面店买了木柴，修车的几位烧起一个大火堆，借火堆的光亮把车修好，这是最最重要的工作！车子修不好，明天怎么走呢？
作者是这样描写他们度过的“秦岭之夜”的：
“躺在草房里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跟霜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蓝，眨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车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夹着工作的声音，隐隐传来。可不知什么时候了，公路上还有赶着大车和牲口的老百姓断断续续经过。鸣鞭的清脆声浪，有时简直像枪响。”
“咚咚的声音，隐约可闻；这是把轮胎打了气，用锤子敲着，从声音去辨别气有没有足够。在咚咚声中，有些人是进了梦乡了，但有些人却又起来，——放哨的在换班。天明之前的冷是彻骨的。不知那火堆还有没有火？”
这一夜是这样寒冷，这样紧张，这样忙累，又这样富于诗意，难怪不让人感叹：“呵，自有秦岭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过夜否？”当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时候，“在热闹的笑语中弄了草来烘汽车的引擎”，八路军的军车又朝着下一个地方前进了……
《如是我见我闻》中多数篇章以暴露和批判为宗旨，只有少数几篇如《白杨礼赞》和《秦岭之夜》以正面歌颂为主。以《秦岭之夜》而论，由于他乘坐的是八路军的军车，同行的又是自己的同志，所以茅盾赋予了这篇散文以乐观明朗的基调。同样是深夜，同样是寒冷，但却并不显得凄凉酸楚，相反在作者的笔下一切都美丽异常：“月光非常晶莹”，“冰花结成了美丽的图案”。同样是乘客，这一行八路军的官兵团结一致，克服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彼此之间十分友爱（皮大衣让给放哨的同志穿就是一例）。他们乐观，坚定，总是“那样活泼而快活！”对象不同，写法也就两样。
《某镇》所写在四川是颇有代表性的：东西向、里把长的一条街上，房屋占十分之三，“营业性”的场所占了十分之七。最多的是茶馆，约有二十多家，密度居全镇（全街）之首。茶馆是摆龙门阵，讲生意乃至调解纠纷的所在，泡上一壶茶可以从早上六点开门一直喝到晚上九点关门，中间还能随意出入，那碗茶总会给你保留着。“泡茶馆”是川人的一大生活习性，一个“泡”字足以表现川人的悠闲舒适——自然，这种“悠闲舒适”都是低水平低档次的，其中含有听天由命不求进取的成分。
旅馆的密度为第二，共有十五家半。都十分简陋，房子的高度只佩五短身材的人挺胸昂首，长得稍高一点可就对不起，需要低首或弯腰了。床以竹条为垫，上加草垫。板壁几与马粪纸一样薄。所谓的楼板上覆以土货的“泥”，像铺上了“橡皮地毯”，踩上去有些弹性。就是如此简陋的旅馆，单身男客的房里常常会有年轻女人出入——所以旅馆均兼作“皮肉生意”。镇上仅有两家理发店，经常主顾的就是这些女人；杂货店里卖的劣质“雪花膏”也是为她们准备的。烫了发抹了厚厚的“雪花膏”就好去做生意了，这有什么丢人的呢？生存竞争嘛！镇上的饭店却少了一点，所以吃饭相当拥挤。一家专卖“大麯”的酒店，老板娘用去了粒的玉米棒，裹上香烟锡纸，做成瓶塞，其卫生与否可想而知。
这篇文章用“特写”的方式，对“某镇”做了上述解剖，也可以说是一篇简短扼要的社会调查。这样的镇在四川很多，因此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读者可由此而窥见一斑。
《“天府之国”的意义》可以说是对川西平原的一幅空中俯瞰图：“四川的大部分，尤其是成都平原，如果用一个烂熟的形容词，就是‘锦绣’。这不是一片的绿色，这是一丛一丛色彩的集团，有圆形，也有椭圆，错综相联；每一集团，又是一层一层的，橙黄，翠绿，绀青，层层相间，好像是大小不等一套彩色的盘子堆叠了起来。”站在地面观看就明白了：“层层而下如抱如偎”的全是梯田，“橙黄”意味着稻谷熟了，“翠绿”和“绀青”是不同种类的菜蔬，色彩较深的是一簇树木或竹丛，多彩的带环中亮晶晶的圆点是水潭。成都平原人口的密度不下于长江三角洲，村庄几乎一个挨着一个。由于地少人多，几乎没有一寸土地被闲置起来，就连公路路基的斜坡上、田埂两侧的斜面上，也种上了菜蔬或蚕豆之类。泥片石的山坡风化而成的土壤不过寸把厚，可林林总总堆满了农作物。气候温和而多雨，一年四季树木常青，各种农作物此消彼长，农民一年四季也就没有空闲的时候，故川人素以吃苦耐劳著称。
丰富的斑斓的色彩，意味着锦绣般的富饶的土地，意味着辛勤劳作的四川农民。
四川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抗战期间，四川是大后方，是坚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支柱，要钱出钱，要粮出粮，要兵出丁，无论从经济上和人力资源上四川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一个抬“滑竿”的苦力向作者诉说道：“地里出的东西贵了么？哪里赶得上穿的用的！再说，押银也加了，租谷也加了，军粮该摊多少，还不是凭保甲长随口乱说。剩下来的，自己吃也还不够呢！要是种地有好处，谁还来抬滑竿？”这一番话道出了四川农民的穷困与无奈，是对所谓“天府之国”最好最现实的注解。“这年头儿，连小地主也在破产，朝没落的方向走，更何况自耕农呢？”文章以渲染四川“锦绣”始，以四川走向“没落”“破产”终，土地本身并没有变化，巨大的反差反映了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谬误，这篇散文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可以说是对四川省会成都的一篇速描，之所以称它为“民族形式”的大都会，则是因为“所谓五千年文物之精美，这里多少还具体而微保存着一些”。比如说，“成都洋房不多，除了那条春熙路，大部分的街道还保存了旧中国都市的风变，同类的商店聚在一条街上，这在成都是一个显著的现象。鞋帽铺和铜锡器铺的街道，都相当长；这些商铺，同时也是作场，铜锡制的用具，如茶壶、脸盆、灯台，都颇玲珑精致。还有仿造的洋式剪刀，也还不差。至于细木工，则雕镂的小摆设，很有些精雅的。”另外，大小菜馆和点心店之多，几乎没有“外江菜”的立足之地。卷烟（即土制雪茄）在成都异常活跃，品类之多不胜指数，盖其原因是每一烟店均买烟叶自己卷制，故而五花八门，这也是成都的一种风尚。
从以上种种不难看出：成都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尤以制作生活用品为上佳。这和成都是一个休闲舒适的消费城市有关：这里适宜人居，“成都人家大都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大都有这么一两棵树”；“生活便宜，小馆子尤其价廉物美”；成都人脾性也不像重庆人那么火暴那么麻辣烫，就连“成都小贩叫卖的调门也是那么抑扬顿挫，颇有点‘北平味’”。
总而言之，作者称赞道：“在今天大后方的许多省会中，成都确有其特长，无论以市街的喧闹，土产的繁庶，手工艺之进步，各方面看来，成都是更其‘中国的’。”这也就是他冠之成都以“‘民族形式’的大都会”的由来。
如此说来，成都莫非成了天堂了么？
回答是否定的。
抗战期间成都物价步步高升，生活已不便宜。更叫人头疼的是躲警报：每逢重庆人逃警报，远在六百里之外的成都人就得奉陪到底；这里又是川西平原，无山可供躲藏，掘地二尺即见水，也不能挖防空洞，警报一响，成都人唯一的办法只有家家关门闭户扶老携幼蜂拥出城。那种仓皇出逃的情景简直让成都人欲哭无泪，脸面丧尽。
茅盾对成都的印象，大体上都是对的，不过他毕竟没有在这里驻足生活，所以有个别地方不尽准确，比如那家以卖汤圆出名的店名号“赖汤圆”[303]，而非文中所写“少奶奶的汤圆”。
《“雾重庆”拾零》是茅盾对重庆生活的观感。重庆是山城，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素以多雾闻名，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为雾季，长达半年之久。因为雾重，敌机不便来轰炸，故而反倒成了一年之中重庆市面最繁荣，各种活动最忙碌的“全盛期”。与之俱来的是更丑恶，更乌烟瘴气，也更莫名其妙。作者从“雾重庆”的“朦胧美”的表象之中，“拾零”般地撷取了几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侧面，并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圣诞节前后，旧历新年首尾，政治上愁云重重，疑雾漫漫，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暗中策划、酝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发动剿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但在阴谋策划的大本营重庆，却宛然是一片太平景象：满街的红男绿女，各种娱乐场所争奇斗艳，商场之类应节新开，“胜利年”的呼声嘈嘈于耳。然而，国府路公馆住宅区的一个公共防空洞中确有饿殍，十多个青年被“失踪”了，防护团与三青团为凑足各自接受检阅的人数，相互争夺，大打出手。
重庆是战时的陪都，有许多外省人——重庆人称之为“下江人”——来到这里谋生，其中“门路既有，办法也多”者短短两年就成了暴发户，成为“繁荣”雾重庆的一分子。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因赖他们而兴隆；同时，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的老板们，也自然共同参加“繁荣市面”。本地的暴发户和从下江来的暴发户发的都是国难财，用他们的话来说：“重庆满街都有元宝乱滚，只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拾！”有本事发了财就花天酒地，讨小老婆。
茅盾并不研究经济，但他在文章中算了几笔账，用它揭开“雾重庆”的“朦胧”面纱，让人看到了其中的真实情形。
重庆拍卖行很多而且营业发达，多系“寄售”性质，标价由物主自定，店方收取15%的佣金。一件磨光了绒头的毛织女大衣，标价一百四十五元，而一件极劣的“平民式”的棉织女人大衣，在“牺牲”的名义下也要卖到一百九十九元一件。两相比较，自然价格便宜些的立刻就卖了出去，因此每家拍卖行据说平均日收入两千多元，也就不足为奇了。旧货吃香，是战时“雾重庆”的怪象之一。不过，此类旧货只有生活水平天天下降的一部分中产阶层才会光顾，真正发国难财的阔佬们连正眼也不会瞧一下。
一斤米售价国币一块五毛。一个五口之家，丈夫月收入三百多元，养活五口人，两个女儿要上初中简直就没有办法。所以，尽管财神爷孔祥熙给一般民众开出了据说是又“营养”又“节约”的所谓“新生活维他命西餐”的餐单，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今天的问题既非节约，更谈不到营养，而是如何活命。”一位在军事机关供职的“上校”，月饷及仆从津贴等共二百七八十元，最后落得老母悬梁，妻子出走，饿了一天又受惊吓的小儿女躺在败絮里跟死了差不多。
在名胜地南温泉，四五年前花溪的渡船仅有六七只，渡费每人一分，每船每日可净得三毛。如今物价飞涨。渡船虽增加到六十多只，每船每日可得五元，但除交二元租船费，余下三元仅够船夫一天的伙食。渡船老板却是今胜于昔，一个当地的地主兼船主拥有八只渡船，每月可得租船费四百八十元，一年为六千多元。以渡船造价六百元左右计算，一年之内本钱都已捞回，第二年所得就为纯利了。“但这样的好生意还不算发国难财，真怪！”
几笔账一算下来，在重庆谁发财谁受穷、谁享乐谁遭难，也就不再让人一头“雾”水了。
国民党当局实行文化统制，凡图书杂志都须经严格审查方能问世。其审查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涂去他们认为不利于蒋党的字句（主要是赞扬延安、赞扬八路军、新四军的）；二是把讽刺蒋党的字句改为颂扬蒋党。文章经他们这样删改，有良心的作者只有索性不发表了。进步作家深受国民党审查之害，茅盾也未能幸免，所以他在文中“不吝笔墨”，狠狠“刺了一下重庆图书杂志审查会的老爷们”。[304]最为精彩的两段是：
“……审查会诸公，贤劳过甚，凡属‘免予登载’之件，必附加长批，某诗人叹为‘不亚于胡风之理论大文’；又不但审而查之而已矣，时时且为作家删改文章，其点窜之妙，能使鹿变为马，白转成黑，每每一篇放出，墨团盈纸（凡有删抹之处，例必浓墨涂抹，故曰墨团盈纸），作家捧读，啼笑不得；如此‘精神劳动’，陪都文化界早已有口皆碑，是以骤闻经费将大增加，机构将大扩充，凡属笔耕之流，莫不认为右文之典[305]，理所宜然。”
“盖法令具在，书报内容倘有不妥，只消审查会‘免予刊载’四字，便已一了百了，何必另生办法，转觉不大光明。唯一的解释，也许是顾全诸公工作的繁重，特为釜底抽薪。但也许是‘空室清野’的战略应用于文化？究竟如何，书呆子们实在猜详不透，只能说，因其是雾重庆，故万事如堕五里雾中。”
真是讽刺挖苦到家了！审查会老爷们的嘴脸被勾画得丑陋不堪；“如堕五里雾中”又恰和“雾重庆”相连，说明“文化建设”云云也是作者“拾零”之一，作为了批判的一项内容。审查会的老爷们对茅盾的这篇文章极为不满，发表时删去了三分之一，上面所引两段一个字不剩。
在写法上，《“雾重庆”拾零》属于茅盾自称的那种“杂感式的散文”，描写不多，议论不少。文中算的几笔账虽对说明问题有所帮助，但于形象无补，不免有些枯燥乏味。
《最漂亮的生意》和《司机生活片断》，前者指运输业，后者写跑运输的司机。两者是有紧密关系的，没有运输业哪有跑运输的司机？没有司机，运输业又岂能生存发展？
战时天字第一号的赚钱的生意，当推运输业，因为大后方需要流通的公私物资实在太多了。但这样的好生意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后台、手腕都不可缺，资金尚属余事。官商合办、“国府特许”的某大运输公司拥有卡车一千多辆，翘楚西南，俨然如一个“王国”，其庞大的运输收入令各界艳羡。运输业中最小者仅有车一辆，车主兼司机，也能照样赚钱，分一小杯羹吃。于是跑运输的司机成了香饽饽。
运输业的兴隆带动了其他一些行业。比如建筑业：离重庆十余公里远，一个本来连“村”也不够格的小地方，自从设了汽车站，路旁就盖起了许多的新房子，某大运输公司还在这里建厂。又比如五花八门的服务业，从饭店、旅馆到陪宿的妓女，也应需而生，红红火火。
作者生活阅历丰富，观察细致入微，在货车飞驰、黄尘如雾的公路旁，从不同的装束上分辨出几类女子：“装束入时的少妇，电烫的飞机头，高跟皮鞋，拿了手杖或不拿手杖，轻盈缓步，香气扑人，浑身是久惯都市生活的派头。她们大都是高级职员的姨太太或临时太太。”“服装虽然摩登举止依旧不脱土气的少妇，那大概是司机先生们的‘家里人’。”以卖笑为生活的女子，其装扮是“花洋布的衣服，狼藉不匀的脂粉，短发打成两根小辫子，挂在颈边，辫梢是粉红色的大绸结”。
这些卖笑女子各有各的来历：“有的是从敌人的炮火下逃得了性命，千里流亡，被生活的鞭子赶上了这条路的；也有的未尝流亡，丈夫或哥哥正在前线流血，她们在后方却不得不牺牲皮肉从那些‘为抗（日）建（国）服务’的幸运儿手里乞取一点衣食的资料。”当作者揣测她们的来历的时候，字里行间对这些卖笑女子充满了同情与怜惜，同时对执政当局和靠国难发财的幸运儿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有力的鞭挞。卖笑女子附着在“最漂亮的生意”运输业上，使“最漂亮的生意”变成了最丑陋的生意。这也是茅盾在写运输业的文章中，为什么要对路边的年轻女子仔细观察并加以分类的原因所在，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主体及其衍生物放在一起进行考查，并予以恰当的表现。
茅盾着重描写了司机的生活片断。
司机除了正常收入，还有不少外快可赚：一，除额定的载客人数外，可以“卖黄鱼”，即中途私自搭客，收费归入自己腰包。由于车少人多，“卖黄鱼”在大后方很普遍。二，用开车节省下来的汽油回卖给公司，换取“奖励金”。自重庆至贵阳跑一趟大约能节省汽油十加仑，卖给公司可得“奖励金”四百多元。三，夹带走私物品，利润更丰，只是风险很大，规矩的司机大都不敢涉足。
司机们当然也有困难。困难不在得车，而在得照；不患无客，而患在缺油。牌照和汽油都掌握在官家手里，若想得到非得有“办法”不可。当得了司机就说明这个人有“办法”。
按照“司机管理规章”，司机们不许酗酒宿娼，不过并无明文规定不许司机讨姨太太。大多数司机至少都有两个家，分置在线路的起点与终点；如果没有一两个姨太太，便会失了司机的身份。上述服装摩登、举止土气的司机的“家里人”指的就是她们。所以，某位司机虽然每月有千把元的进账，但他在重庆和贵阳各置了一个家，总共要养活两个老婆和四五个孩子，每月千把元的收入也只是刚够开销。
这位司机是规矩人，不嫖不赌，仅有两个老婆。另一位不怎么规矩的司机除了在重庆和贵阳各有一个老婆外，中途还夹带了两个年轻女人，其中一位是他刚纳的新宠。茅盾用近乎写小说的手法，描写了这个故事：
开车的前夜，宪警在旅馆里查到一男一女同住一房，便厉声而又狡猾地询问他们是什么关系？自称是司机的男人很干脆地说：“她是我的老婆”；女的也不示弱，说：“我和他是夫妻，我是他的老婆。”没想到那女人天天在街上走，宪警见过她，当即逼问道：“你几时嫁给他的？哼，怎样会晚上忽然跑出一个老公来了？”女人见瞒不过去，就涨红着脸说：“我自愿跟他，你们管不了！我是今天嫁给他的！”宪警怀疑她已有丈夫，女人不仅承认，并且气鼓鼓地张开喉咙叙说道：“我有丈夫，可是和你们不相干。我的丈夫打仗去了，两年没有讯息了，谁知道他是死是活。我没法过日子，他要我，我自愿跟他。谁也管不了我们俩的事！”宪警威胁说要把她带到局里去审查，她也不害怕，索性在床上一坐，对宪警表明了自己的坚决态度：“我不去！你们给我找丈夫来，我就跟你们去！”作者用“咆哮”二字来形容她跟宪警讲话的语气和神态，说明她是一个麻辣烫十足的重庆女子。
根据她的一番自述，显然属于前面提到的那一种非常值得同情的卖笑女子：“丈夫或哥哥正在前线流血，她们在后方却不得不牺牲皮肉从那些‘为抗建服务’的幸运儿手里乞取一点衣食的资料。”
看来她是铁了心跟定司机了。司机第二天果然带她上路。天气阴冷，风又很大，年轻女人只穿了一身单衣，坐在货包上冻的脸色发青。司机见状颇有些心疼，便叫她爬下来，让新宠挤在他那狭小的驾驶室里。这下洋相可大了：只见她“一条腿架在他身上，半个身子作为他的靠背，他的前胸紧压着驾驶盘，两只手扶在驾驶盘的最上端，转动都不大灵活”。这样开车是违反规定的，而且极容易出危险。司机开了一阵终觉不妥，仍叫她爬到货包上去坐，打开乘客的一床铺盖裹住身子御寒。
女人在遵义下了车，司机和她的蜜月旅行暂时告一段落。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司机将会在遵义安置第三个家，年轻的新宠会成为他的第三个老婆。
在写法上，《最漂亮的生意》主要是情况概述；《司机生活片断》则有情节有故事，有人物有对话，辅以生动的描写，使它近乎于一篇小说。
《如何优待征属》是对以上两文的补充与延伸。
征属，又称“抗属”，指抗日军人的家属。前面提到的那些卖笑女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自愿充当司机第三个老婆的年轻女人在内，都是征属。她们为抗战作出了牺牲，贡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理应受到政府与各方面的优待，可是她们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笑卖身，受尽屈辱与践踏。痛感于此，意犹未尽，所以茅盾在写了《最漂亮的生意》和《司机生活片断》之后，又写了《如何优待征属》这篇散文，就如何优待征属问题，对当局的种种措施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抨击。
贵阳版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刊有一篇广播讲演稿，专门谈如何优待征属。其中罗列若干数据，以此说明“在物质上优待，政府算是已尽一部（分）的力量”。但仅就贵阳警区已登记在册的征属而言，每户征属全年所得平均仅为五十四元弱。茅盾注意到了这一点，尖锐地指出：“以大后方物价之高，五十四块钱啥也干不了。”何况还有许多并未登记的征属，他们就连这点“优待”都享受不了。讲演稿中还公布了十项优待征属的具体措施，如一“由政府统一制发介绍购物证”，各业商店“减价优待征属”；二“开设征属职业介绍所，介绍职业，或介绍小本借贷，以期解决征属失业问题”；等等。但都是些官样文章，没有一项能够落实。其中两项尤其令人觉得好笑，它要求：“遇到征属，应遵照上峰命令敬礼”；“当地盛大喜庆宴会，应事先推派代表慰问征属，并延为上宾，以示笃念。”茅盾辛辣地讽刺道：
“看了这十条‘尤须急于办到’的内容，谁要还是说它不周到，那真真太没良心了。尤其妙者，是六、九两条。你想：一个乡下老婆婆或小媳妇，忽然走来走去到处有人对她敬礼，该多么风光！但可惜‘荣誉’到底饱不了肚子，如果一、二、四、七、十各条不能兑现，则征属少妇们之‘优待’也还只能让司机先生之类去‘负责’罢了。”
也就是说：她们的命运只能和那些卖笑女子一样悲苦。
征属的征人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那个丈夫在前线打仗的年轻女人，在和司机开房被查问时，一位浙籍下级军官是目击者。他对作者感慨地说：
“这些事情太平常了，可是也真很少办法，我在成都住了几天旅馆，差不多天天碰到这样的事。那些女人还要漂亮些呢，会唱《义勇军进行曲》。我每一听见隔房男女调笑的声音，就从背脊骨一直冷到脚底心——我想，我寄回家去的一点钱，真不够什么，我哪里敢保险我的老婆不也走上这一条路？……本来我也喜欢玩玩，可是自从知道有这样的事，玩的时候不知怎的便会想到自己家里的，此刻也许和什么人正在……哎哟，不能想，爽性在火线上拼命，倒也没有工夫东想西想，顶怕的是调到后方来休息，那你，真是，看见的，听到的，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叫你寒心！可是，不顺眼，寒心，中什么用？都不是办法！”
茅盾在文章中，特别引用了浙籍下级军官讲的这番话。征属遭受这样的蹂躏，征人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仗还怎么打下去？
结论是：“本原大病不治好，什么都是一片空话。”作者最后用这句话点明了文章的主题，意在发人深省，寻求如何优待征属的正确方法与有效的途径，而不能像当局那样“只顾口头上说得好听，来一次‘广播’就算交差”。
《贵阳巡礼》：所谓“巡礼”也者，不过是战时贵阳的几个小景致。
贵阳虽说是贵州省的省会，但过去实在既小又穷，只有一条街，菜场也只不过摆着几副小担子。无论从城市规模和市面来看，一位江南少妇曾用感伤的语气写信给朋友说：一省“首善之区”的贵阳，还不如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镇。
不过战时的贵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未达到“焕然一新”的程度。
随着沿海工业、军政机关、部分学校和大批公务人员及文教界人士内迁，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也“远征”到西南的这一角来了。贵阳街上时时会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所售佳肴的风味，一家点心店雇的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与此相适应，中华南路建起了三层四层的洋房，虽然仍以二层的居多，但其门面和装修颇为“艺术化”，大玻璃窗尤为炫耀夺目。电影院内部尽管不甚讲究，门面却堪称“富丽堂皇”。理发厅是贵阳“摩登化”的标志，“高贵化装品”将男女主顾改扮成了“沪港”式。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用真正的“宝石牌”鞋油，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城中首屈一指的老牌高等旅馆，以“六国”或“巴黎”冠名，显得气度非凡，俨然已经与国际接轨。以上种种新变化，新面貌，新景观，新装扮，尤其是苏浙沪气味在这里之浓厚，人们已经不再忍心说贵阳“土头土脑”了。茅盾是浙江人，贵阳街上浓厚的苏浙沪味让他如游故地，所以这一部分花的笔墨相对较多。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区，贵阳街上常见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苗族和彝族同胞，使人不禁想到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有卖“雄精器皿”的小店，仿单上吹嘘“雄精一物，本为吾黔特等矿物质”，“若随身久带，能轻身避邪，安胎保产，其他预防瘴气，扑杀毒蛇毒虫，尤为能事”。其实所谓“雄精”者原为雄黄，用以雕成佛像、花卉、虫鱼、如意等形，并无用它制作的器皿。在路过贵阳的外省人眼里，“雄精器皿”和少数民族都属于当地的“土特产”。
贵阳有“食盐官销处”，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从一元四角涨至一元七角八分，仍购者成市，因为食盐乃生活必需品，官价比市价稍平。运输公司有专门运盐的卡车，从四川沿川黔路运来；公路上也常见各式各样的人力车贩运食盐。普通老百姓肩挑的盐巴往往呈石块状，颜色黝黑。
贵阳市中心立一铜像，俗称“铜像台”。铜像主人是原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据说他经营全省马路，所购汽车由大帮民夫翻山爬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在路上开行。“铜像台”四周的街道遭受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断墙残壁至今犹存。
作者“巡礼”似的列述了以上几个景象，中间顺带插了一句：“三家新书店在一夜间被封以后，文化市场的空气更形凄凉。”只有短短的一句，看似信手拈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实际上分量很重，读者从中不难看出由于国民党实行文化统制，造成了贵阳“精神食粮”的严重匮乏。信手拈来，下笔正中要害，这也是一种功夫，非熟练掌握文字技巧的惯家大家很难做到这一点。
由于茅盾此次是路过贵阳，没有时间深入考察，所以他的“巡礼”仅为浮光掠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走马观花，而未作深刻的剖析。
《旅店小景》一开头像写剧本似的，先列了“地点”“人物”“时间”，然后才进入了“剧情”——也就是所要讲的事情本身。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在某都市的一家上等旅店开了一个小小的单身房间。文中描写她“穿一件白地紫花的半丝半棉织的旗袍，加一件淡蓝色毛织短褂，里面是水红色内衣裤，薄施脂粉，淡扫蛾眉，行动倒也落落大方”。陆陆续续的来客很不少，黄昏以后达到了全盛期。都是男的：公务员打扮者二三人，军服者二三人，军服挂手枪者一人，军服穿马靴者一人，西装者一人。办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主客共同谈话，声音杂乱，震惊四壁。房门开的时候多，门前走过的任何人只要眼梢略为一瞥，内中情景就一览无余了。只有一次例外，军服穿马靴者来了后，房门虚掩了十多分钟，看样子少妇事先约好了让他来的。
晚十点钟查房，正值军服者二人、军服挂手枪者一人在她房间里。应查房的宪警的要求，少妇亲笔写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宪警又请几位“在军政界服务”的客人“早早回去”，对他们说“各位也负有维持（治安）的责任”。查房的人走后，房间里沉默了几分钟，突然爆发了主客的“不平”声，军服挂手枪者说：“这班东西真讨厌，他们到处乱钻，碍手碍脚。有一次，惹得老子生气了，略施妙计，对付得那个家伙在我老子跟前直喊高抬贵手……”这些来客究竟是干什么的？文章没有明确交代，但从军装挂手枪者的一通自我吹嘘中，可以知道他是三青团，干的是跟踪“共党嫌疑”（诸如女学生或女职员等）的特务勾当。照此推测，少妇开的房间或许是特务们临时设的一个观察点。
少妇的真实身份让人费解，但从说她“口风很紧”看来，她决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要说她和那些卖笑的女子一样，在旅店开房间是为了卖身挣钱，似乎不像，因为她拒绝了×旅馆一位姓魏的半夜相邀，如果是一位应召女郎，她不会不去的。会不会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和那几个“在军政界服务”的来客周旋，目的是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有此可能，但无证据。最大的可能是：她本人也是一个小特务，在干着“特殊”的工作。假如果真这样，那么这位二十多岁的少妇，或许就是《腐蚀》中赵惠明最初的雏形了……
旅店中的小景涉及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尽管表现很隐晦，很让人费解，甚至琢磨不透。
在写作手法上，与其说它是一篇散文，不如说它是一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旅店的小房间里，人物若干，时间从正午十二时至半夜，有头有尾，有悬念，颇符合戏剧“三一律”的创作规则。[306]
以上一组散文最初在《灯塔》发表时，编者曾向读者介绍推荐说：“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307]在对集中各篇逐一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
五 风景·人物·回忆
除《如是我见我闻》外，茅盾在抗战时期还写有谈风景、人物及回忆性质的若干篇散文佳作，很值得鉴赏与研究一番。
1939年1月茅盾由昆明飞至兰州，3月转赴迪化（今乌鲁木齐），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并主持文化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此行是他第一次涉足西北地区。
从花草繁茂、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骤然来到素以贫瘠荒凉著称的大西北，茅盾感到这是多么的惊异和新奇啊！两相比较，茅盾写了《风景谈》一文，专门抒写了自己的感受，表达了对所谓“风景”也者的独特见解。他首先从《塞外风云》这部影片谈起，介绍了位于新疆和甘肃交界处的“猩猩峡”外的沙漠景象：其实那里地势平坦，并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然一片黄色的沙漠，而当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黑点，继而黑点又连成了一条线时，骆驼队便响着丁当丁当的铃声走近来了，领头的骆驼还掌着一杆长方形的猩红大旗。本来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隅，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变得庄严而又妩媚了，这难道不是“风景”吗？作者由此得出了第一个结论：“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继之又写黄土高原的山诚然多数是秃顶的，但层层的梯田将它装点，那些颀长而整齐的高杆庄稼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晚归的种地人随意唱着粗朴的短歌，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月光的背景下成就了一幅剪影。沿河山坳里的一群开荒种地的知识分子（显然是指延安鲁艺的师生），爽朗地笑着，唱着，把沾着黄土的脚伸进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一天的劳累就这样消失了。于是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了雄壮的歌曲。如果说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构成了黄土高原“风景”的无可更换的四大要素，那么，“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作者由此得出了第二个结论：“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尤其伟大者！”
谈风景，更是在谈人。茅盾在上海时，见惯了时髦的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谈情说爱。而在黄土高原的延安，他看见寂寞的荒山上，原始的石洞里，一对仅凭剪发式样的不同方能分辨得出的男女，在沉闷的雨天里愉快地交谈，身边摊开一本札记簿。一处长着二三十棵桃树的地方，或许可以称之为黄土高原的“风景区”吧，那里有一个茶社，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男女混合的一群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不时发出哗然大笑。啊啊！这就是黄土高原的风景，这就是黄土高原的生活。“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作者由此得出了第三个结论：“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五月的北国，清晨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屹立在山峰上的一个小号兵吹响了黎明的号角，霞光射住他，使得他的额角异常的发亮。离小号兵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严肃地面向东方，犹如雕像一般。一切都是肃穆的，只有小号兵的喇叭系着的红绸子在晨风中微微飘动。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色的霞光中特别显得具有“钢性”。小号兵和荷枪的战士是民族精神的化身，作者对之肃然起敬，并且得出了第四个结论：“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作者通过以上最有典型意义的四种风景，表现了黄土高原的奇特、雄浑与壮丽，歌颂了在黄土高原上生活、劳作与战斗的人们。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实质所在。《风景谈》实际上阐述的是茅盾的风景观，在他看来：“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黄土高原如此，其他风景也是如此。
散文中有一类是记述人物的。和小说不同，散文中的人物不是虚构出来的，基本上是真人真事。《马达的故事》《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记Y君》，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散文佳作。
茅盾离开新疆后，曾在延安逗留数月，其间与延安鲁艺的师生多有过从，并写有散文《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和《马达的故事》，后一篇是以记述人物为主的。
马达（1903～1978），广西北流人，木刻家。《马达的故事》主要写他在延安鲁艺时期，彼时马达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正处在创作的活跃阶段。在茅盾的笔下，马达长着一副巨人型的身材，方脸、浓眉、阔嘴，惯常的姿势是叉开了两腿石像似的站着，并且爱用轩动眉毛来代替笑的表情。文章主要通过马达住的屋子、斜插在他嘴角的硕大烟斗、用“水磨功夫”制作小提琴三件事情，刻画这位木刻家的独特的极富魅力的个性。
首先，在东山教员住宅区内，马达的住宅就典型地代表了马达的个性：窑洞门前两旁留存的黄土层被他削成方方整整下广上锐的台阶形，给人一股坚实朴直的强烈冲击；门楣上刻有用阳文涂黑的“马达”二字，雄浑而严肃，犹似屋的主人。“当斜阳的余晕从对面山顶淡淡地抹在这边山岗的时候，我们的马达如果高高地坐在这台阶的最上一层，谁要说这不是达·芬奇的雕像，那他便是没眼睛。”窑洞内有一张土质的斗型的工作桌子，庄重而凝定，呈二十五度倾斜的桌面又添了一些流动的气韵。工作台上摆着全副的木刻刀。后半室高起二尺许是一土台，这是马达的床，它由几块玲珑多孔的巨石作床架，床下像繁星一般铺了些小小的石卵。一床薄被，一张猩红的毯子，都叠成方块斜放在床角。两边土壁上有些充当壁橱的小洞，一只小巧的表挂在左边。一枝野藤盘绕在为防洞塌而支起的木架上。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凝定之中有流动，端庄之中有婀娜，突兀之中有平易。“巨人型的马达，就住了这么一个‘屋子’。一切都是他亲手布置，一切都染有他的个性。”
马达的烟斗是他用硬木的根做成的，浑圆的一段直径足有一寸五分；差不多跟鼓槌一样的硬木枝作成杆插进去，再用木刻刀在四寸长的杆子里钻出一道孔。这个烟斗在延安很出名，见过的人都赞叹它简直是个木榔头。而对马达来说，这个大烟斗更像是他的爱人，每当“从烟斗里一缕一缕的青烟袅绕上升，在他那方脸上掠过，好像高岗上的一朵横云。刹那间云烟散了，一对柔和的眼睛沉静地看着你，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这宇宙世界”。如果说斯大林的烟斗代表了威严，那么马达的烟斗代表的是艺术家的气质，烟斗成了具有各自不同内涵的符号。
单身的马达用“水磨功夫”向“爱人”进攻，在鲁艺的师生们中间传开了。其实，所谓“爱人”是一架正在制作的小提琴，马达的确是用“水磨功夫”想要把它制作出来，因为鲁艺是缺乏乐器的。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他从延安的新市场里，买来本地老百姓做蒸笼的框子，然后将长而薄的木板弯成吕字形，中间用十字形的木架撑住，扎着麻绳，极规则的小提琴的肚子便初步成型了。但前后壁却还缺如。因为找不到砂皮而又想要使木材尽可能的光滑，马达想出了一种土办法，只见“这巨人正躬着腰，轻轻而又使劲地，按住一块薄薄的木板子，在一块砂石上作水磨，那种谨慎而又敏捷的姿势，好像十七八岁的小儿女在幽闺中刺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已经被磨成吕字形的长条的薄木片，光滑固然未必十足，全体厚薄之匀称却是惊人的。”小提琴最后究竟制作成功与否文章未明确交代，但马达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朋友们都很佩服他，喜爱他，平时聚在一起也许尚不觉得什么，“但当巨人型的马达忽然不在的时候，人们便很尖锐地感到缺少了一件不能缺少的东西”。
通过《马达的故事》，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极具个性的木刻家。马达是可爱的，也是可敬的，他千里迢迢从内地到延安，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了边区文艺事业，而住宅、烟斗和小提琴这三样东西，最能说明马达之为人，最能表现马达的性格特征。从典型事例入手，充分运用细节描写，突出人物个性，是这篇散文成功的秘诀。
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有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在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向内地转移。茅盾是其中的一位，他写的散文《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着重描写了在转移途中遇到的一个年轻人，东江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其形象十分可爱。
这个年轻人自幼生长在新加坡，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是工人，他本人念过一年多的小学，后来做了机器工人。同许许多多爱国侨胞一样，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回到祖国，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已经一年多了，这回的任务是护送文化人安全转移。“一位年青人，肩头挂一枝长枪，胸前呆棵手榴弹，手提着一左轮”——这是他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的形象。他不大会说国语，和转移逃难的文化人交流起来自然会有困难。当被问到“敌人在什么地方？”年轻人侧头想了一想，好像一个在异国的旅客临时翻检《普通会话手册》，终于找到了一句“等等就知道了”作为回答。转移逃难的文化人心急如焚，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榴霰弹似的向他掷去，但年轻人只有这一句“等等就知道了”，别的都说不上来。尽管这样的回答不能让大家满意，但年轻人从容镇静的态度还是给他们吃了一服定心剂。
东江游击队安排这些文化人在一座堡垒式的大房子里休息。七八个“放哨”或“摸敌人”的战士回来了，见屋里有新客，便又连说带笑表示道歉，拿起步枪走出去了。只有一名战士留了下来，就是那个接待过他们，用生硬的国语说“等等就知道了”的年轻人。他坐在小小的狭长的窗洞下，低着头专心致志读一本很厚的书，同时又拿支铅笔按在膝头，在小本上写些什么。
几个文化人不免感到有些惊异了。其中的吴黎平正是那本《论民族民主革命》的作者，便问年轻人：“你们在研究这本书么？”年轻人的长睫毛一敛，轻声答道：“深得很，看不懂”，颇为白皙的脸红了一下，又羞怯地补充了一句：“没有人教”。
《论民族民主革命》是一本高级的理论书，年轻人看不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叹气似的说：“好深啊，好多地方不懂。”不过，在“这叹气声中，正燃烧着火焰一样的求知欲；这叹气声中，反响着理论学习的意志的坚决，而不是灰心失望”。他们有一个学习小组，但用的不是这本书，这位年轻人一定是想要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所以专心致志地读起了《论民族民主革命》，尽管许多地方看不懂。正如他自己所说：“知识不够，时间——时间也不够呀！”
多么可爱的青年！多么可爱的游击队员！热爱祖国，又热爱学习，在战斗的间隙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读书写笔记。几个文化人都为之深深感动了，从“这样一个投身于艰苦的战斗生活的年青人，仿佛在他身上就能看出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们的面影”。
为了突出年轻人的可爱的形象，作者在多处地方，一再写他“闪动着长睫毛，笑了一笑”，“长睫毛下边的澄澈而凝定的眼睛表示了他在脑子里搜索一些什么东西”，“长睫毛一动，垂眼看着手里那本书”，“他笑了笑，低垂着长睫毛，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总而言之，这个年轻人的总体形象是：“态度沉着，一对聪明而又好作深思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异常清秀端庄的面孔，说话带点羞涩的表情。”一个青年游击战士，生就这样一副相貌，又有这样的表情，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静如处女，动如脱兔”那句成语，这个形象在文章中刻画得真是十分鲜明，十分可爱。
这个年轻人在茅盾的回忆录和报导体作品《脱险杂记》中也出现过，内容大致相同。他曾“指挥”这几位文化人在夜间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虽然我们一直在敌人封锁区内穿行，华侨青年仍很好地掌握着行军的节奏。”[308]他给作者的印象是“可亲而又可敬”。
无论是木刻家马达，还是年轻的游击队员，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而是寓伟大于平凡之中，从行动中体现出崇高的精神。作者通过生动的典型的细节，通过富有个性特征和相貌特征的“符号”，前者如马达的住宅、烟斗、小提琴，后者如年轻人的长睫毛、深思的眼睛，将这两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这是两篇散文最大的成功之处。
《记Y君》。Y君即恽代英，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5年12月，恽代英、沈雁冰等五人从上海乘船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船上的情景茅盾在散文《南行通信（一）》已有描述，此处不再重复。恽代英和茅盾既是一起做革命工作的同志，又是很熟悉的朋友，茅盾在《客座杂忆》中专门写过“萧楚女和恽代英”一节，生动记述了两位革命家的逸闻轶事，其中称“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友朋呼之为‘圣人’”[309]。《记Y君》中对恽代英的个性与为人又进一步做了细化，因而给读者的印象就更为生动，也更为深刻了。
众人在船上聚谈的时候，文章对恽代英做了这样的介绍：“Y君的缓慢而冷静的音调以及他那事务式的表情，往往会给人异常强烈的幽默感。”又特别写了一个细节：“他从那夹板似的铺位里脱身出来，解开了他那有名的灰布大衫，露出里面的棉袄，棉袄的两只口袋都装得满满的，这里有日记本，信札，当天的报，新出版的刊物。他脱下大衫，郑重其事的摺好，放在一边，就拣出一份刊物，靠在铺位上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恽代英手不释卷，十分好学，尤其关注报刊上的各种新思潮。他的博学多才，来自他的勤奋，他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看书学习。恽代英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拥有众多的读者，如果胸无点墨，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精彩的好文章来的！
恽代英的灰布大衫尤其有名。“五四”时他在武昌第一次对公众讲演，穿的就是灰布大衫，听过他讲演的青年们后来在上海某大学的讲坛上又看到他，首先感到亲切的也是这件灰布大衫。这一件朴素的衣服成为了恽代英整个人格的一部分，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着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甚至有人这么说：灰布大衫是恽代英的商标，完全有资格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并展出。
恽代英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留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北伐节节胜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恽代英又是主持校务的三位委员之一。这一时期，肩负重任的他除了灰布大衫换成了一套灰布军装外，态度议论一切照旧。关于恽代英的革命工作可以著之书帛的有很多，但茅盾并没有写，而是单单在他“结婚”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
在《客座杂忆》中对于这件事有简单的记述：“一日，校中同事或言代英将结婚，询之，则莞尔曰：‘不抱独身主义的人，大概总有一天会结婚的罢。’再询以日期，则谓‘连我也还没知道呢’。越二三月，代英忽请假一天，此为破天荒之事，于是断定其将结婚属实。不料次日一早，代英施施然来，仍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冷静而和善的神气，仅新剃了头。来即办公。有询以婚事，则慢条斯理答道：‘不是昨天已经结过了么？'”短短二百余字，在《记Y君》中扩展为八千字左右，几近于一篇小说了。描写详细自不必说，如“代英忽请假一天”一句变为了整整一大段：“大概是四月里的某一天罢，军校里忽然有了Y君请假一天的新纪录；显然不是生病，当天早上站在大门口警卫的学生明明看见他安步而出，灰布绑腿打的很整齐，清癯的脸上依然那样若有所思，冷静谦逊，而又精神饱满；当然并无紧要公事，校务委员会的秘书敢以人格担保。可是这一天从早晨他出了校门以后，人们就不曾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有几个客人来拜会，秘书代见，问起了何时可以面会的时候，秘书只好把Y君留下来的话转述一遍：明天，上午八时以后，直到晚上十点”。
不仅记述详细，还增加了同志好友对Y君的各种议论。这在文章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恽代英婚后有同事提出想看看他的夫人，代英没有拒绝，只说她在一所小学任教，“只在星期日有点闲工夫”。同事之一立刻说“后天就是星期日”，代英淡淡一笑说道：“随你们各位的便罢！可是我不能奉陪。后天有一个会。”这倒并不是故意回绝，但是同志们对他结婚事先毫不知情，事后又见不到“新嫂子”，就不免起了猜疑：“既然Y君对于新婚生活那么冷淡，甚至不愿意朋友们知道这一件事，那就可想而知，他和新夫人的感情是有点那个的，然而他为什么又要结婚呢？”
第×号教官寝室就有一个临时的非正式的“卧”谈会，几个人卧在床上为Y君“结婚”这件事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这是“五分钟的恋爱”，患了当时相当普遍的“恋爱流行性感冒”；有的认为是“从封建的感情出发”，“违背了恋爱的原则而接受了父母之命”；有的认为“是为了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有的说Y君与新婚妻子是表兄妹，幼时订婚，Y君献身革命时曾经表示革命尚未成功，不愿有家室之好，可是对方的回答是“情愿守一辈子，你干你的革命去罢！”；有的说Y君原有一位女朋友，因为弟弟爱上了她，Y君遂成全了他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后归结到两句话：Y君结婚的动机“究竟是对于封建道德的让步呢，还是由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如果两者都有一点，那么，第三个问题：这不会伤害革命家的风度，这不违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么？”
校内发生的这些争论，恽代英并不知情。那一天他外出开会，晚上熄灯号吹过回到简陋的卧室，看见秘书送来的报告中夹着一张字条，上写：“对封建道德让步和人道主义的行为，是否符合于我们的革命立场？应当怎样解答？请您抽出几分钟来给我分析一下。”落款者A。
恽代英一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把字条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微微笑着搁在了一边。作为军校的政治总教官，他知道同志们喜欢辩论抽象的问题，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抽象的问题是从实际问题引出来的，而这个问题又直接与他有关。“Y君向来不讲个人的事，他给同志们的印象就好像是《西游记》上说的‘天生石猴’。”如今“石猴”结婚了，无论从公从私两方面来说，他都有义务而且乐于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恽代英对这问题的解答，是全篇文章的重心所在，也是最出彩之处。
第二天在办公厅内，与教官们的例会开完之后，恽代英打开日记本，取出那张字条当众扬了一扬，用他那沉着而和平的声音说道：“有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抽象的问题。如果这位同志不反对，我愿意先听听他的意见——”
与会者都露出了非常有兴趣的神情，众目睽睽之下写字条的A显得有些局促。恽代英神色平静，他若无其事地翻着手边的一叠文件，嘴里轻轻“嗯？”了一下，好像在征求A的同意。
“我想，简单一点吧，”A开口说话了。“不在恋爱的基础上而为了父母之命去结婚，应当怎样解释呢？女同志们认为这是助长了封建势力对青年的压迫……”
恽代英抬起头来，笑了一笑说：“这要看当事人是被压迫着去做的呢，还是出于自动。至于什么恋爱呢，在我看来，恐怕也得有个基础。要是在恋爱的基础上和反革命者结婚，恐怕也不足为训。”
忽然S插口问道：“可是人道主义如何呢？”
恽代英的脸色严肃起来了，慢声答道：“除了对付反革命，我倒也不觉得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对。”大家都神情贯注地倾听着——过去每当听他的诙谐而尖锐、平淡而又深刻的言论时，人们都是这种专注的神情。“革命，当然不是要讲人道主义，革命是为了消灭压迫者，熄灭专制独裁，为了争得被压迫者应当享有的人的权利。我们是为了要使一切人都平等自由，都有幸福，这才来干革命的。要是只顾到什么自私的恋爱而使你的最亲近的人受到痛苦，要是连那为了你而牺牲自我的人你都不能使他幸福，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沉吟了一下，又提高些嗓子，像作结论似的加了一句：“当然，前提是你那最亲近的人不是反对你的事业的，你顾到他们的幸福同时并不妨碍革命”。
这就是恽代英的革命观和幸福观，他就是本着这些观念对待自己的婚姻问题的。文章中特别写道：“说到这里，Y君很激动了，他那瘦而长的脸上微微泛起一点红晕。但他的声浪依然那么沉着和平。”而议论他的A、S、C几位同志的反映是：
“A的面前忽然抛来了一个纸团。A打开一看，是S的笔迹，铅笔写着：‘你相信么：人情之所难能！' A望着S点一下头，提笔在那纸上无心的划着，坐在对面的C看见A信笔写的，横横直直的，只有两个字：圣人！”
茅盾并没有写恽代英的丰功伟绩，但从“结婚”这件事情上，不是很好地表现出了恽代英的革命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了么！在同志们眼里，Y君——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恽代英——是个完美的圣人，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到。他干革命不是为做官，不是为个人飞黄腾达，而是为了让被压迫者享有人的权利，为了要使一切人（包括最亲近的人）都平等自由，都有幸福。
《记Y君》用了许多小说的笔法，如果删去在船上的第一节，保留第二节（同志们议论）和第三节（解答问题），那么它就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了：截取“结婚”这一生活的横断面，故事有头有尾，有起因有结果，人物描写生动，主人公个性鲜明，感人至深。小说家写散文，往往具有这种优势。
《回忆之一页》写作者在香港居住期间的第四次搬家，此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香港。
居所在西区的一个坡上，地势相当高。二房东是一个宁波人，和茅盾同属浙籍，因为有这一层“同乡”关系，彼此相处倒也十分亲热。茅盾夫妇租住的是主人的一间后房，仅有一张大床。日军占领香港后，西区相比较而言还算“太平”，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来暂且栖身的唯一原因。
战时兵荒马乱，盗贼蜂起，社会治安是最让居民感到头痛的问题。茅盾对香港的回忆也集中在了“治安”问题上。
因为没有电灯照明，他们早早就安寝了。忽然一阵声响将茅盾从梦中惊醒，仔细听才知道不是敲锣，而是敲击搪瓷脸盆或空火油箱之类的物品所发出来的，夜半时分特别刺人耳膜。太太正站在窗前向外瞭望，茅盾忍不住问她道：“什么事？”太太回答说可能是有强盗入室抢劫，但又看不见抢的是哪一户人家。茅盾相信太太的判断没错。此时“咚咚当当敲打的声音从四面传来，似乎整个区域都在报警了，然而不见半个人影，也没听到有人声”。
茅盾夫妇正在纳闷呢，楼上楼下也响声大作起来，而且是用了金属和瓷器两种都能发声的器皿在互相击打。事态发展得很严重了，强盗的威胁已经蔓延到了他们头上！
太太壮着胆子出门去巡视了一番，回来对茅盾说了四个字：“莫明其妙！”茅盾犹有些担心：“没有事吧？”
“莫明其妙！”太太重复了一句。“他们敲得那么起劲的，也是莫明其妙，不过这是大家约好了的，一家敲了，大家都得敲。”
文章中引用了一句成语：谓之“一犬吠影，众犬吠声”。
第二天茅盾怀着好奇而又不解的心情，向二房东探问究竟。那个宁波人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东洋人有命令，准许我们遭到抢劫就敲锣——敲洋油箱也行，报纸上登过。”
“那是想吓退强盗罢？”
“不是。报纸上说，这是告诉东洋兵有了强盗了，东洋兵捉强盗也还认真。”
茅盾明白二房东为何要吹嘘这一地区“治安”有保证，并以此抬高租价了。他又问捉过了强盗没有？宁波人连声说“捉过，捉过，”并指手画脚地举了不少例证，如东洋兵曾到附近的防空洞里搜捕过“烂仔”，白天在马路上行劫的不法之徒也触过东洋兵的“霉头”。
“这都不是在夜里呀！”茅盾忍不住笑了起来，同时心里涌起了一股浓浓的悲哀。他认真而又严肃地告诉宁波老乡：“在湾仔一带，晚上敲门进去抢劫奸淫的，虽然也有‘烂仔’，然而大多数却是伪军和东洋兵。”
最后这句话点出了文章的主题。之前的种种回忆，几次搬家，极力渲染夜晚咚咚当当的敲打声等等，其实都是在做铺垫，都是为了落脚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与控诉上。这种手法有些类似于马三立说相声，起先啰里啰唆一大篇，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绕来绕去，似乎平淡无奇，最后一抖包袱，往往就是一句话，逗得听众哈哈大笑。这是很高明的手法，效果极佳，《爬楼》即是一例。茅盾的《回忆之一页》亦如此，前面用了很长的篇幅，铺垫得十分充分，最后一句话有如神来之笔，收到了一锤定音、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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