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资了

    我是在1965年9月30日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报到的，被安排住在建国门外新建的职工宿舍。那是两居室的住房，有厨房和厕所，每居室住两人，床铺和桌椅都是公家配备的。学部大院离我们宿舍不远，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外文所在大院里的四号楼。我的专业是梵文，被安排在东方文学研究组。

    那时所里许多研究人员已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有些在北京郊区，有些在江西省。9月30日我到所里上班时，所里空空荡荡的，这天是国庆节前夕，中午食堂聚餐，副所长王平凡让我参加所里行政人员的聚餐。

    所里每月5号发工资。我们大学毕业到所后，每月工资46元。因为我是9月30日报到的，所以还补发9月份半个月的工资。这样，我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有69元。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钱，感觉突然成了富人似的。那时，一天三顿在食堂吃饭，每月伙食费不会超过20元。

    我到外文所后，我的大弟弟还在中国科技大学上学。当年我考上北大后，曾经买了一套北大风光照片寄回家里。我的大弟弟看了后，下决心也要到北京上大学。第二年，他就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核物理专业。我们兄弟俩在大学期间，都没有申请助学金，家里省吃俭用，每月供给我们每人20元生活费。家里还有四个弟妹在上中、小学，生活负担是很重的。现在，我有了工资，便每月分出20元给我大弟弟。这样，就减轻了家里每月40元的负担。我也算是第一次以自己的微薄能力，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大学的学习只是入门”

    外文所成立于1964年9月，它是从文学研究所分出来的，即由文学研究所内的苏联东欧文学组、西方文学组和东方文学组组合而成，再加上一个《世界文学》编辑部。所长冯至原是北大西语系主任，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王平凡是延安干部。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西方文学组组长卞之琳，东方文学组组长由北大东语系主任即我的老师季羡林兼任。所内集中了国内一批外国文学知名专家，如李健吾、罗大冈、罗念生、杨绛、袁可嘉、叶水夫和潘家洵等。钱锺书先生原本也属于外文所，当时被借调给文学所，此后也就一直留在文学所。除了这些老一辈专家外，其他青年研究人员或是从苏联东欧留学归国的，或是从北大西语系、俄语系和东语系毕业的。我能来到国内水平最高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工作，是多么幸运，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到所后，领导先把我安排在图书室工作。因为外文所与文学所分家，文学所将外文图书移交外文所。当时，外文所新建立的图书室缺乏懂英文的工作人员。而我也懂英文，能帮助图书室接收外文图书。所有的外文图书已经运到外文所的书库，排列在书架上。我的任务是拿着目录卡片，逐一核对书架上的图书，凡是有目无书，则将卡片抽出。自然，我非常乐意做这项工作，可以熟悉所内的英文藏书。其实，我核对的不仅是英文图书，还有法文和德文等其他西方语言图书。当然，我不懂其他西方语言，核对的时候要比英文图书更细心些。

    这样，我天天在图书室上班。一天，即将下班时，所长冯至来图书室看看这里的工作情况。主任牟怀真向冯至介绍我说：“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学梵文的。”冯先生说：“知道，知道。”这是我到所后，第一次见到冯至先生。冯先生对我说：“你大学刚毕业，大学的学习只是入门，你以后在所里还要好好自修提高。”我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其他还说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而这句话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忘记。

    冯至先生是诗人。鲁迅先生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也是德语文学和杜甫研究专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新诗，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占有崇高的地位。我在北大期间，也听过他的演讲。在校园里遇见他，不敢贸然上前与他说话，只是久久望着他的身影。现在，终于可以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学部在北京所处的位置离东单和王府井都不远。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新华书店和旧书店。有一次，我在东安市场旧书店，发现一套十卷精装本的《泰戈尔作品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年而出版的。我看到后，十分喜爱，买下了它。这套书我一直收藏着，这次查了最后一册所标的这套旧书价是10元4角。这是我从中学时代买书以来，第一次能够出手这么多的钱买一套书。

    逛新华书店和旧书店是我从中学时代养成的习惯，直到我年老眼花，几乎每个月都要逛一两次书店。逛书店能及时了解各种新书信息，而且买书前能亲自翻阅一下，确定买不买，减少盲目性。即使不准备买的书，翻翻看看，也能长知识。我这一生中，逛书店是我的一大乐趣，也是我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

    我帮助图书室核对完毕外文图书后，发现还有一批新到的外文图书，尚未登记。我在整理中，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印度出版的梵文图书，尤其是里面还有一部印度学者阿伯代编的《实用梵英词典》（增订本）。这应该是原来文学所的吴晓铃先生为所里订购的。因为吴先生是中国古典戏曲专家，也通晓梵文，翻译出版过两部梵语戏剧作品：戒日王的《龙喜记》和首陀罗迦的《小泥车》。我真是喜出望外，便向主任借阅这部《梵英词典》和其他两本梵语文学作品，主任也欣然同意。

    确实，我们在北大时，系图书馆里备有多本梵英词典，供我们使用。现在，我到了外文所，倘若没有词典和梵文书籍，我怎么“自修提高”？这部词典和几本梵文书仿佛是所里事先为我准备的。这样，我晚上回到宿舍，可以开始学习。

    《欢迎亚非拉朋友参观井冈山》

    年底时，冯至先生在所里做工作总结报告。我记得当时冯先生提出外文所今后计划要编一部大型的外国文学史，包括欧美文学、苏俄文学和亚非拉文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提出要为世界革命服务，要批判现代资产阶级文学，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学。

    随即，院里再次组织各所研究人员前往江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和所里一些人员也参加，与先前已经在那里工作的人员会合。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当地的工作组开展工作，主要做些记录和整理材料的工作。我们在那里住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也就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虽然已经解放多年，但农民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贫困的。我们吃派饭是按规定付饭费的，所以我们也常去贫困户家里吃派饭。贫困户农民接待我们也是很热情的，一清早会去沟渠中张网捕捉小鱼，而家里缺少煎鱼的油，所以是用铁锅烤熟的。此外，再煮一些自留田种的蔬菜。其实，我们的意愿是与农民打成一片，农民能把我们看成自家人，我们心里会觉得很高兴。

    当时，我们所在的农村还没有通电，晚上，农民家里没有事，就舍不得点煤油灯。我们有时晚上去串门，发现他们家里人守黑坐着说话，而听见我们来了，他们就会立即点亮煤油灯。冬天，村里的一些壮劳力定期进山砍柴，一清早出发，直到傍晚天黑，拉着一大车柴薪回来，分给村里各家，而他们个个筋疲力尽，疲惫不堪。我们还在缺乏壮劳力的农民家里，看到屋顶上破漏处还飘进雪花，小孩子还像夏天那样光着脚，冻得红红的。这样的情景，我们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是想象不到的。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现实教育，让我们记住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早日繁荣富强而努力工作。

    在春节前后，工作组放假。学部工作组组织我们不回京探亲的人员参观井冈山，用了三天时间。在参观途中，我们也遇见前来井冈山参观的非洲朋友，我顿时心有所动，想写诗。一路上经过构思，写了一首诗：

    欢迎亚非拉朋友参观井冈山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

    井冈山不减当年英雄色，

    欢迎亚非拉朋友来参观。

    山叠山，山重山，

    绵延百里湘赣边，

    山上青松千万株，

    株株挺拔耸云间。

    井冈山上石头突兀立，

    块块都能吓破敌人胆，

    井冈山路九曲十八弯，

    条条都能迷住敌人眼。

    革命人上井冈山，

    如鱼得水多自在，

    树荫歇凉处处是，

    溪水解渴流不断。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

    热烈欢迎啊，

    亚非拉朋友来参观。

    那是在一九二七年，

    乌云翻滚遮满天，

    似一声响雷震大地，

    毛委员上了井冈山。

    梭镖大刀枪杆子，

    工农兵武装齐动员，

    打倒豪绅分田地，

    红旗插遍井冈山。

    中国有了井冈山，

    革命有了立脚点，

    瑞金延安北京城，

    星星之火燎了原。

    啊，井冈山，

    你是红色的山，

    你是革命的山，

    你是中国人民的山，

    你是世界人民的山，

    热烈欢迎啊，

    亚非拉朋友来参观，

    愿你们带回井冈山革命火种，

    将世界革命燎原烈火点燃。

    这首习作与我大学时代的习作，诗风迥然有别。可见，在人生经历的每一阶段，都会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开春后，我们也参加在水稻田里的插秧劳动，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夜里睡在床上，仿佛全身骨架都散了。但当时我们还年轻，一夜醒来，基本上就恢复了，第二天照常能干活。我也学着踏水车向水稻田里灌水，一天下来，不仅双腿酸痛，脚底上也起了血泡。在农忙时节，每户人家的伙食会比平日好许多。我们也和农民一样，干活虽然比平时累，而精神上是快乐的。

    特殊年代

    这样，到了5月份，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尽管当时农村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而我们按照上级的命令，全部返回北京，参加学部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回所后，第一天去上班，就看见大院里一号主楼的走廊里，挂满密密麻麻的大字报，都是批判学部领导的。内容是批判学部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贯彻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我感到惊讶和惶惑，我们过去绝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中央向学部派了工作组。他们分工到各所发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于是，学部各所楼内楼外的墙壁上开始贴满大字报，批判各所的领导和学术专家。各所的领导一律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专家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以大字报和批判会的方式进行，方法是对领导过去的讲话和学术专家的文章加以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我们外文所也不例外。

    我开始的时候，对这场运动并不适应。虽然我在大学后期，已经接受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但现在面对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却是我一向崇拜的诗人、翻译家和学术专家，也就是要打破我心中的偶像。但又想到这场运动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发起的，觉得自己也必须投身其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当时国内的学校都成立红卫兵组织，学部各所也效仿，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参加者主要是青年研究人员。我也参加了我们所的红卫兵组织。各所的红卫兵组织组成学部红卫兵联队。然而在运动中，群众之间会产生意见分歧，于是，在学部产生另一派红卫兵组织，称为红卫兵总队。两派红卫兵组织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每个所都有以两派红卫兵为核心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通常以毛主席语录或诗词中的用词命名。

    这些群众组织都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增添了各所领导和学术专家的苦难。他们被称为“牛鬼蛇神”，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牛棚”）里。早上来上班后，要接受训话。白天或写检查，或从事打扫厕所、搬运杂物等惩罚性劳动，还随时会被带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后来的批斗方式更带有人格侮辱性质，胸前挂牌子，头上戴高帽。然而，在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大家居然也会慢慢适应这样的反常现实。我也是如此。

    随着运动的发展，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渐渐退居次位，而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目的是争夺学部和各所的领导权。这派得势整那派，那派得势整这派，势不两立，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崩溃，群众专政盛行，一切也就变得无法无天。到头来，吃苦受难的还是群众自己。

    学部的运动已经混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1968年，中央派遣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部。可是，他们根本摸不清学部的情况，也无法收拾学部的混乱局面。从1969年年底开始，学部各所分批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我们外文所是在1970年7月前往“五七干校”的。在“干校”期间，一边参加劳动锻炼，一边继续开展运动。随着“林彪反党集团”覆灭，运动渐渐处于停滞状态。当时，我们都感到前途渺茫，不知运动哪天才能结束，学部会不会就地解散。而从1971年开始，按照中央的指示，部分老专家开始陆续返回北京。这样，我们看到了希望。终于，在1972年年底，学部各所人员全部返回北京。

    我的妻子郭良鋆

    回所后，我们有一部分人员面临住房问题。因为下干校时，学部的双职工家庭，若是家里没有父母留守，住房就交给公家。但从干校回来后，那些住房早已让别人占了。我也属于这种情况，成了无房户。这样，所里就让我们不多的几家无房户，临时每家占用一间办公室。

    我是在1969年5月1日与郭良鋆结婚的。我俩是北大同班同学，也都来自上海。她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父亲是上海著名的淮海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前名为巴黎大戏院）业主。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她父亲也是积极配合党的政策的，在政治上也是要求上进的。可是，资产阶级的属性改变不了。因此，郭良鋆也就背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包袱。她在大学里也积极要求入团。然而，入团过程要比一般同学艰难，需要不断深挖资产阶级家庭影响，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终于，她在大学五年级入了团。确实，在当时的大学里，很重视家庭出身，仿佛出身革命家庭和贫苦家庭的学生，在政治上天然高人一等。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其实，党内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并非个个出身贫苦家庭。从党的政策上说，也不会提倡唯出身论。可是，到了基层，政策就会变样。我本人虽然出生于工人家庭，但在中学时代，我与同学之间，无论出身贫苦家庭的或富裕家庭的，都能很好地相处。进入大学后同样如此。

    这里顺便说说郭良鋆这个名字。刚进入北大上课时，季羡林先生点名叫她“郭良鋆（yún）”。郭良鋆说自己叫“郭良鋆（jūn）”。其实，这个“鋆”字有yún和jūn两种读音。后来，我们这些同学觉得作为女性，读作yún更好听。从此，在北京大家叫她郭良鋆（yún），而回到上海老家，大家仍然叫她郭良鋆（jūn）。

    在大学里，郭良鋆也喜欢阅读文学书籍，这样，她与我接触的机会就多一些。我经常向她推荐文学书籍，互相交流阅读心得，她也愿意听我夸夸其谈。这样，我俩互相之间渐渐产生好感。我也愿意将我的诗歌习作交给她看。记得有一次，系里组织我们去北京西山参加植树劳动，在一个月夜，我和她一起散步，坐在山坡丛林中，畅谈文学和生活，我心中隐隐觉得我与她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而当时大学里明确不赞同学生恋爱。因此，在大学期间，我俩的关系没有发展成恋爱关系。

    大学毕业后，我俩都分配在学部，她在哲学所，我在外文所，同在一个大院里。而且，她住在大院里的8号楼宿舍，因此，我俩又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渐渐地，我俩都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彼此很自然地将对方视为心中的对象。这样，我俩就结合了。

    当时的结婚方式很简单。我俩都可以向所里申请结婚住房。她主动先向哲学所申请住房，哲学所也很快为她安排了住房。然后，我俩由所里开具证明，到派出所登记结婚，领取结婚证书。我俩确定在5月1日结婚，邀请双方所里比较亲近的同事来做客。当日下午，同事们应邀来到，我俩招待大家喝茶吃喜糖。大家说说笑笑，闹闹场，向我俩道喜和表示祝福，就这样完成了结婚仪式。

    干校回来后，我俩虽然借住所里的办公室，但无论如何，可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有了家的感觉，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门房里偷译《罗摩衍那》的季羡林先生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热爱读书，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我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读得也很入味。那时，空闲时间很多，我们可以非正规地从事科研业务。我也抓紧时间温习自己的专业。我拿出久违的《梵英词典》，开始阅读梵语作品。我选择阅读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薄伽梵歌》。我认真地读完这部作品，共计700首诗，并将它们初步译为中文。我在作业本上，还记下了读完的时间，即1973年5月3日。

    当时，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向我们研究机构开放借书。我在北京图书馆发现有印度两大史诗的精校本，《摩诃婆罗多》共19册，《罗摩衍那》共8册，都是大开本。于是，我想今后可以先翻译《罗摩衍那》，因为史诗语言比较通俗易懂，相对容易入手。

    后来，在所里的一次会议上，冯至先生对我说，他已写信给北大季羡林先生，拜托他指导我的梵语文学研究，季先生也已回信说他“愿效绵薄之力”。冯先生吩咐我直接去北大找季先生。这样，在一天下午，我兴冲冲前往北大东语系找季先生。殊不知当时季先生尚未“解放”，我不是在东语系系主任办公室，而是在学生宿舍的传达室里找到季先生。他在传达室里当门房，负责收发信件和传呼电话的工作。先生见到我，心情也很激动。他邀我坐在长条板凳上，与我促膝叙谈。我向他介绍学部和外文所目前的情况，老专家们已经平安无事，所里已经可以非正式地从事科研。我想季先生当时听了，一定很欣慰，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我也向他说了在北京图书馆见到整套的印度两大史诗精校本，我也有愿望翻译《罗摩衍那》，以后遇到问题，就来向先生请教。他向我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并对我说：“做学问要从bibliography（目录学）入手。”也就是要我先了解印度学方面前人研究的成果。先生的这句话，我记得很牢。此后我经常在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国内外印度学著作，浏览前人的成果。

    这天，我看望季先生后，又回到东语系所在的外文楼，找到金克木先生。他当时在一间办公室里做抄录卡片的工作。我发现这时的金先生已经完全失去往日的神采，他默默听我讲述外文所目前的情况，简单地应答和寒暄几句。我告别金先生后，心中不免有些伤感。但我相信东语系也会像我们外文所一样，慢慢恢复正常。

    在此后的日子里，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我必须跟随所里的工作安排，一直没有机会确定翻译《罗摩衍那》的计划。而后来我看到季先生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在学生宿舍当门房时，试着向东语系图书馆提出希望他们订购《罗摩衍那》精校本。出乎他意料的是，东语系图书馆为他订购到了。于是，他偷偷开始阅读《罗摩衍那》，并顺手进行翻译。我现在想来，当时先生可能想到答应要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想自己先读读《罗摩衍那》。而我后来一直没有去向他请教，他也就顺势翻译下去。

    这样，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时，他已经译出将近三卷。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告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愿意将《罗摩衍那》列入出版计划，让我与季先生联系。季先生说他原本翻译时，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只是想找点事做，不要白白耗费光阴，现在既然有出版机会，他愿意趁势译完它。于是，他先整理旧译，再继续进行新译，陆续交稿，1980～1984年出齐了七卷八册的《罗摩衍那》汉译本。这些是后话。

    与工人一起阅读《鲁迅全集》

    1973～1975年，我一直勤奋读书。我广泛阅读印度学前人研究的著作，也阅读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文学和文学理论等各方面的著作，也利用所图书馆藏书，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我这时候的读书是无功利性的，并不着眼于要写什么文章，只是为长远的研究工作打基础，做准备。当时直接感受到的是知识的拓展和精神的愉悦。它的实际效用要到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才会真正显现。因为我体会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他们学术的专精都有广博的学识做支撑。我的老师季先生和金先生如此，所里的前辈学者也是如此。

    1975年下半年时，外文所成立了业务领导小组，冯至先生任组长，王平凡任副组长兼党总支书记，行政办公室和各研究组也开始运作。然而，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大家还不明确应该怎样开展研究工作。于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潮流，所里开始摸索与工农兵结合、开门办所的道路。这样，所里先后设计了三个科研项目：“鲁迅与外国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学典故”和“苏联文学纪事”。大家下厂参加劳动锻炼，并与工人一起学习、研究和写作。

    我参加的是冯至先生领导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小组，从6月开始，进入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先是跟班劳动，我跟随一位工人师傅学习铣工，在车床上铣零件。平时也参加他们的班会学习，也听取老工人忆苦思甜，厂领导讲述厂史。厂领导选派了几位青年工人参加我们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小组。他们都有初中以上文化，大多喜欢文学。他们见到我们，心情特别激动。在与他们交谈中，知道他们在业余时间读过不少文学作品，有的还欢喜写诗。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们没有机会上大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其中一位工人说他读过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云使》。

    这样，我们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安排时间与工人一起阅读《鲁迅全集》，摘录鲁迅关于外国文学的论述。《鲁迅全集》共有20卷，前10卷是作品，后10卷是译文，这本身就说明鲁迅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翻译应与创作并重”。冯至先生还带领我们参观北京鲁迅故居，访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著作的专家。冯至先生本人对鲁迅先生是十分崇敬的。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陈翔鹤等创办《沉钟》杂志，也与陈翔鹤等人一起多次拜访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沉钟》杂志一直表示关心和支持。鲁迅先生曾经称赞“沉钟社确实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我们在通读《鲁迅全集》的基础上，讨论鲁迅的外国文学思想，拟定写作提纲。最后确定写四篇文章，然后一篇一篇讨论写作细纲，提出哪些观点，运用哪些材料。其中的一篇《鲁迅批判吸收外国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由我执笔。这项工作持续进行了一年多，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执笔的这篇文章，也经过冯先生的审定，原准备在复刊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来考虑到这是在特殊环境中的产物，在新形势下也许要重新审视，因此，冯先生说不必忙于发表。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总算没有完全白白荒废时间。我在这段时间里，相当于跟随冯先生读研究生，经历了一次写作学术论文的全过程：阅读原著，收集材料，思考问题，分析归纳，拟定写作大纲和细纲，写作，修改，定稿。同时，冯先生对待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坚韧沉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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