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于山风的吹拂中，在昏黄的阳光下，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孩，坐在极似龟形的土山包岗顶上，眼瞅着山下的一间完全小学，听着小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不禁泪流满面。他哭得很伤心，因为他曾经像学校里的学生一样，以清脆的声音琅琅读书。然而现在只能隔着土砖墙倾听曾经与自己一道玩耍的同学在读书。他失学了，过去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已无力承担他的学业，小学刚毕业的他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顺利去上中学。然而，他打心眼里实在太想读书了，甚至将此看着是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他实在不忍心再次向母亲提出读书的要求。只能在山风的吹拂下，坐在龟形山岗上，用心去倾听，去感受从不远处传来的声音。并藉此平衡、消解失学的迷惘和苦闷，乃至极度的痛苦。不过，今天他显得有些异常，倾听了一阵后，突然像上了发条一样，一阵风似地跑回家里，从厨房灶堂里捡起一块火炭，弓着身子，摆开架势，在禾坪里疾书：“人生曲折如流水，敢驾风帆上九天”。

    写毕，将手里的火炭往身后一扔，以一副大人的气派双手叉腰，定睛地盯着刚刚在地上写下的这一行使出了浑身力气的大字。那行字，在昏黄的阳光照射下，却透出了一股很刚劲的劲道，仿佛不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习习的山风，将几片树叶卷了过来，掀起了一阵一阵裹挟着叶片的尘土，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死死地盯着地上的字，心里在涌动着无法克制的激动，脸上是难以抑制的坚毅。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以从未有过的自信，相信只要敢驾风帆，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成就出一番事业。

    虽然有那份激动与坚毅，虽然写出了尚未完全脱掉童稚的硬笔字，虽然道了充满哲理的诗歌语言，但他的命运仍然处于极度的困窘之中。身体瘦弱、矮个子的母亲，依然在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生活的艰辛，看到孩子每天站在龟岗上听学校里传来的读书声，也只能以泪洗脸。孩子能够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知道要母亲拿出几块钱是多么的艰难，他看到母亲每天吃的是什么，那可是纯糠啊！连一粒米都没有！望着母亲每天泡在泪水中的身影，望着母亲农忙时两头摸黑地忙碌于田头地角，农闲则挑着有她个子一样高的担子跟盐商去挑盐换米，以一双天足，以自身的磨难养活三个正在接受教育和没法接受教育的儿子。他还能就此提出去读书的要求吗？他知道，在今后的生活中，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才能实现埋藏于心的理想。所以，他于激昂之中用火炭写出那么一行字，实在是压在心里很久的声音。也正是这声音，使他的人生道路有了绚丽的光彩。

    孩子再激动再坚毅，毕竟还是孩子，他无法改变家庭生活的困窘。母亲依然在为生活而倍受煎熬。尽管母亲每天都当着孩子们叫苦叫累，表示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但她仍然以客家妇女特有的坚毅挑起了难以承受的生活重担，拉扯着孩子们死熬死撑。家庭生活的窘迫，邻居们都看在眼里，对含辛如苦守寡操持家务的母亲说：“嫂子，智丰是个聪明的孩子。那天我们看到他在门坪用火炭写字。我看，不但字写得漂亮，而且很有志气，不信，你去问问别人，很多人都看到孩子在那儿写字。”孩子的母亲用围裙拭于汪汪眼泪，凄切地说：“没爹的孩子，小学刚毕业就失学，还得靠父老乡亲牵带呀！”

    这个在门坪用火炭写字的孩子，原名叫谢祝新，因为他立志要追求丰富的知识，自己改名为谢智丰。他就是今天节香楼主谢志峰。也就是这个“敢驾风帆上九天”的谢志峰，在事业有成之后，为了纪念父亲和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1990年，出资在村里的小溪上建了一座可通汽车的“东祥桥”，时隔不久，于1992年，在村子里最公众地方，在村子去圩上的交叉路口，盖了一座在当地最漂亮的，供乡里人歇息的，呈六角形的盖着琉璃瓦的“慈母亭”，谢志峰写了一副对联，镌刻在两条柱子上，左为“慈善积德存千古”，右为“母爱恩深纪万年”，在邻里四乡传为佳话，被人传颂。

    谢志峰于1937年10月13日出生在被郭沫若形容为“文物由来第一流”的广东梅县丙村镇金盘堡程岗岌村，地属韩江上游，梅江下游。程岗岌村有一小土山岗，形如龟背，四季绿草如茵，隔江遥望，就是叶剑英元帅出生地雁洋镇的虎头山。虎头、龟背，都围着滔滔江水。谢志峰的父亲谢东卢先生虽是农民儿子，可他的父母亲，像不少农家一样，即使卖田卖屋，挑担砍柴，都要供儿子读书。

    滔滔江水，哺育过多少仁人志士和饱学经纶的思想家、教育家、学问家。谢东卢先生从小就受这些先躯者的学风的熏陶，研读历史，曾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南洋各国当过记者，做过教师，后来回国在北平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谢东卢为逃避战乱，举家回到梅县丙村程新乡老家，试图过“桃源”生活。

    谢东卢先生先后娶过三个老婆，前面两位都因为无后而离弃。50岁后才娶了谢志峰的母亲廖义妹，一下子连续生了四个男孩，早殒了一个。谢志峰排行第二，原名叫祝新。

    开始的生活还过得挺不错，在村头开一间豆腐店，在村尾开一间杂货店，再添增几亩水田，亦商亦农，颇有几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田园生活的色彩。这是中国士大夫最为向往的“世外桃源”。

    在家乡，半耕半读，半农半商，无市声之喧嚣，无案牍之劳形。粗荼淡饭，其乐也融融。可惜，文人不会做生意，教授不懂经商，他视商店为慈善机构。经商最忌讳赊欠，这位教授却认为“赊欠无妨”。战时米价暴涨，“合米珍珠”，而东卢先生却要家人勒紧裤带，把米借给穷人。这样的豆腐店和杂货店，实际上成了变相的“慈善机构”。东卢先生去逝时，留给他遗孀和家人的只是几大箱账单。

    东卢先生逝世后，一场奢侈而无实际内容的丧事由族中入主持，把谢东卢先生所有积蓄全部花光（包括变卖田地和杂货店），孤儿寡妇，从此与温饱生活告别，过着贫寒艰苦的日子。为了挣钱供养三个儿子生话和读书，母亲农忙种田，农闲时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为盐商挑盐到江西贩卖，再从江西买点价钱比家乡便宜的劣质粮食回家。靠种田和挑担供养三个儿子生活和读书的母亲，年纪才38岁，年轻的寡妇，却是一个伟大的母性。她对儿子读书要求很高，很严。生活再艰苦，她都咬紧牙根不放松。她虽目不识丁，却能讲许许多多穷人的孩子发奋读书的故事，讲岳飞，讲挖墙借光，讲司马光砸缸等。生活虽然饥寒交迫，但她总是以《三字经》作为精神粮食去哺育幼小儿子的心灵。她特别喜欢祝新儿（即志峰），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又说：“有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母亲的教育，常常刻印在儿子心灵里。谢志峰立志勤学，就是得到母亲的教育和父亲的影响。

    谢志峰是在他母亲的血与泪水下泡大的。这一门子，虽是贫寒之家，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谢志峰人小，却人穷志高。他几乎见书必读，见纸必写。《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西厢记》甚至《资治通鉴》，他都熟读于心。到他上初中的时候，每学期，每学年，谢志峰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时时受到老师、同学的赞许。这所中学原名“三堡学堂”，即梅江下游的锦州堡、金盘堡、雁洋堡。丙村三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山川毓秀，人杰地灵。这是叶剑英元帅少年求学的母校，是一间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学校。谢志峰在这间中学求知，陶冶和培育他的爱国情操。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在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立志成为少年的先锋，并把入学时的“智丰”的名字改为同音的“志锋”。

    1956年，全国第一次实行义务兵役制。谢志峰为了报效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光荣参军，并被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谢志峰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部队也不是避风港。

    才华横溢，年轻英俊，即使在部队，他一样朝气蓬勃，充满理想。部队是个大学校，是好钢就得放到炉堂里煅烧，放在砧板上抡起大锤锻造。部队领导、首长，就是这样把谢志峰放到“老君炉”里锻烧，敲打成为一件好钢材，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谢志峰当上了一名空军，尽管没有实现飞上蓝天的理想，但年轻的谢志峰却照样在复杂的环境里寻找自己的人生座标。18岁、19岁、20岁，在人生旅途上，正是花季的年华。谢志峰，这花朵开放得太早了，果实自然早熟。至使果实甜得不可口，令人扼腕叹息。

    说到这一段人生，谢志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

    我被选入空军部队，并到空军速成师训班学习，然后就当上了部队文化教员，白天教战士学文化，晚上就去部队俱乐部看书，搞文学创作。其实，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在中学时就有了，订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出版的《作品》，投了十几篇稿，虽发表得很少，但写作热情不减，那时大家还挺拿小说当回事的，后来我试写小说。我特别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和巴金、茅盾的小说。那时年轻，记性特好，除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外，还有唐诗、宋词以及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丽人行》，鲁迅的《阿Q正传》等，我都能背好一些。1959年部队取消文化教员，我被选送到航行训练班学习，之后分配到一个部队工作。尽管部队生活紧张，但我都做到书不离身，像军人带枪一样。1961年我写成以我父亲那一辈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爱国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孤帆》，这是我的处女作，那时，我才24岁。

    24岁，还是人生的花季，部队是沃土，年轻的谢志峰是一棵嫩苗，根正苗红，果实一定肥硕鲜甜。遗憾，遗憾，天晓得《孤帆》是一个苦果。

    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全会把当时经济上及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同资本主义复辟，同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国际上敌对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反华活动联系起来，错误地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以及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

    这股“左”风刮到部队，谢志峰的《孤帆》被上了纲，说成是“人性论”、“阶级调和论”的坏作品，并分析谢志峰是在“个人主义”，丁玲“一本书主义”影响下写出的作品。小会分析，大会批判。给这位根正苗红文学嫩芽刮台风，逼得他当着领导的面将手稿烧掉，谢志峰发誓以后再也不抒写个人情感的文章了。

    他又领略了人生这一层滋味——在人前，绝不能锋芒毕露，从此立下“甘为人下”的誓言，又将自己的名字谢志锋的“锋”改为山峰的“峰”。可见其锋芒不露，但壮志不灭。

    唉，“一本书主义”什么狠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它湮没了多少这个时代的英才，不批判“一本书主义”，不批判《孤帆》，谢志峰也许成功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小说家（现在审视谢志峰的《孤帆》，依然为广东非常罕见和迫切的题材）。

    1963年，谢志峰转业到广州政法机关，这是国家掌握刀把子、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稳定社会治安的要害部门。这充分证明党仍然十分信任与重视谢志峰。而谢志峰对党的政法工作亦忠于职守，鞠躬尽瘁。一千就是35年。官不大不小，都是人民的公仆，一身正气，众口皆碑。谢志峰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属于人民。所以，他把业余时间，全部都奉献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事业，潜心于中国文物、书画艺术的收藏、保护、研究之中。在联系到他收藏研究的成果时，谢志峰耐人寻味地说：“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文学的功底，也就没有我今天文物收藏的层次。文物收藏与研究，同历史学、文学的修养是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文学在于创作，而文物在于考证，以物论史，以物见史。我觉得文物研究成果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虽然我的文学追求曾经幻灭过，但正如在那个年代批判我的人所说的那样，我是‘人还在，心不死’。1983年，我曾发表过一首书怀七绝：‘从戎掷笔入南关，壮志未酬匹马还，重步文坛回我首，丹心一片敢投闲。’以诗言志。”

    “壮志未酬”，“重步文坛”，立志东山再起。这不禁令人想起他小学时用木炭在禾坪里写的：“人生曲折如流水，敢驾风帆上九天。”的豪言壮志，雄心不减当年。谢志峰虽然做不成小说家，但当个鉴藏家难度比小说家艰难十倍、百倍。现在，全国小说家以千计万计，而有实力的收藏家却如凤毛麟角。社会、国家、民族更为需要称得上收藏家这样的人才。

    当然，谢志峰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丰润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勤奋，来自他那顽强、执著、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毅力和精神，来自他对20世纪科学之父爱因斯坦关于“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这一伟大发现的理解，来自于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祖国在谢志峰的生活中是没有时间空白的。他认为：“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虚度年华等于慢性自杀。生于斯，长于斯，人可以赤条条地来到人世，但不可以赤条条地离开自己的母亲——祖国，总得留下一点东西。”

    我认为，这就是谢志峰事业成功的动力和真谛。现在，我将时光倒流回1963年，那时谢志峰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政法机关。业余时间没有像现在夜生活那么丰富，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把全部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他童年时失学激发的求知欲一下迸发出来，有“一日不读书，心废如枯井”的感觉。他到中山大学函授班和广州电视大学报名学习，选修汉语修辞、古汉语、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语言文学等必修课和基础课。

    就是在谢志峰求学期间，他认识了容庚、商承祚教授。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容庚、商承祚两教授在北京执教时，原来与自己的父亲认识，并有同乡之谊。容庚、商承祚教授也把谢志峰当作世侄看待。谢志峰虚心好学，尊师敬老的精神，很得两位前辈的宠爱。谢志峰可以在他们的书房中观赏藏品，接受个别辅导。

    容庚、商承祚都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收藏鉴赏家。容庚提出专项收藏，对谢志峰多有启发，容庚收藏青铜器，著有《金文篇》及《商周彝器通考》。谢志峰把老师提出的专项收藏，发展成系列收藏。

    改革开放后，由于土地承包和全国性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整个中华大地都在复苏，深埋地下的文物也不寂寞，大量出土，流入管理无序的占玩市场。不大为人注意的青铜兵器，没有多少人问津，有些甚至作为废铜废铁流入废品店。

    价格便宜，有时以斤论价，好像有意留给谢志峰收藏。谢志峰每买到一件青铜兵器，都会拿给老师观赏、讨教，以探讨学术。经年积累，谢志峰收藏青铜兵器经研究整理，果然写出第一部收藏专著——《青铜兵器史》，大有对老师青出于蓝的气派。老师不但高兴，而且对谢志峰大加肯定和赞赏。商承祚老师还为该书写丁序言。

    谢志峰每次向他人提起容庚、商承祚，总是压抑不下心头的激动，深为感慨地说：“当我涉及文物收藏时，容庚、商承祚两位大学者对我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我跟他们绝不是学他们购买文物的技巧，而是学习他们通过收藏来研究中国文化。”

    这就使谢志峰的收藏立足于研究的高水准、高品位上。另外，和文学泰斗郭沫若、茅盾以及艾青的认识，大都得益于容庚、商承祚两人的牵线引荐。

    胡根天是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艺术家，他将白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美术教育事业。1921年他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回广州后，广州美术界仍然一片凋零，西画仍是一片空白。1922年，胡根天筹办广州美专。40年后，即1962年，胡根天老人又创办了文史夜学院。1964年，谢志峰上了文史夜学院，说明谢志峰求索学问是日夜兼程的。从此，谢志峰成了胡根天的入门弟子。当时胡根天虽然是年过60的老人，对美术事业依然忠心耿耿，热情洋溢。文革后，他是频频登上节香楼的贵宾和老师，他把许多名人，许多国宝级人物，包括他的同学、美术大师刘海粟，介绍谢志峰认识。也就是这个热血心肠的胡根天，要谢志峰站出来为中国美术界执义仗言说公道话，写一部广东书画史。谢志峰性情秉直、忠厚、疾恶扬善。他虽在政法机关工作，但对文革蹂躏践踏中国文化的极左思潮，却深恶痛绝。他回忆这段往事，总是无限感慨：

    文革中一批老画家被批斗，作品一钱不值。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春天。1976年到1978年那时，画家们大多还处于彷徨观望的心态，因此基本上说，画家们是比较寂寞的，如果你喜欢他的画，他会很高兴，遇到知音了。因为当时他们的画不值钱，要卖画，只有国家美术机构或文物店来买，非常便宜，按那时文化部的规定，在世的书画家们的作品最高限价是15元一平方尺，达到这个价的也就是李可染、吴作人、关山月等三五个人。而私人很少买，人们根本就没有买书画的意识，对书画家更何谈了解。胡根天老先生常对我说，希望我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为书画家们说公道话，并希望我能写一写广东书画史，让人们了解中国书画，了解广东书画的历史和现状。

    胡根天老人一席话，令谢志峰一连几夜睡不着，为中国一批老书画家平反，尽管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而谢志峰却是义无返顾。但毕竟身上的担子太沉了，不仅要为画家们写文章，呼吁正义，更主要的是文章要找出路。

    终于机会来了，那是香港一家大报总编辑。谢志峰是通过容庚、商承祚介绍认识的朋友。谢志峰向这家大报总编辑的老总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文革期间，“四人帮”把中国书画家整得一文不值。我们想通过这家报纸替画家伸张正义，让世界了解中国书画艺术。这家大报的总编辑立即答应在报纸开设栏日，有计划推介中国一批画家。从1979年到1989年，一共推介了110位书画家。

    推介110位画家，前后历时十年，不难想像这是一项多么巨大多么繁杂的系统工程。谢志峰担任了重要角色——专栏作家。第一炮推出著名画家李可染，一炮成功，震撼整个画坛和知识界。为什么第一炮推出李可染？谢志峰有他的策略。他说：

    之所以将李可染选为第一个，因为他是被批斗得最厉害的，说他将“大好河山一片红”画成“黑山黑水”，被打成黑画家，所以我就专评其山水画。

    纯用水墨来写山水，从宋代就有了，李可染山水既发扬了传统的点面线披绉法，又用浓淡对比来渲染画面，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现代中国山水画突破传统框框的第一位就是李可染，他创出了“北李”的北派风格。那时我个人就收到全国各地的不少来信，通过香港那家大报转给我，多数老书画家都知道了广东有位谢志峰。

    谢志峰啊谢志峰，你和胡根天老人都是中国书画界的活菩萨，你不断在当时境外的香港给中国美术界带来福音，为被“四人帮”蹂躏得奄奄一息的中国美术家伸张正义。神圣的艺术终于不再被亵渎。当然，谢志峰也得到一笔不小数目的稿费。在刚刚恢复的文物市场，这笔稿费成为谢志峰收藏文物一根强有力的经济支柱。而那110位被谢志峰推介的画家，都把自己最满意的若干幅作品赠给谢志峰。当然，绝大部分美术家的赠品被收藏，但也不排除同一题材的重复赠品被“套现”，再从文物市场或友人中购进藏品。于是，谢志峰的收藏有了深厚的基础，并朝向良性循环操作。他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系列收藏。这是受到他的老师容庚先生专项收藏的启发。

    但是，聪明的谢志峰心领神会，把老师的毕生进行的青铜器专项收藏进一步发展演绎为系列收藏。尽管容庚、商承祚两位大师提醒他：这个时候谈专项收藏为时已晚。谢志峰分析了许多优势，除了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外，主要有许多老师指导、帮助。文物商店内销文物对容庚、商承祚两位老一辈收藏家及谢志峰开放，而老一辈收藏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信心被彻底毁灭。辩证法和唯物论这时给谢志峰派上了用场，于是，谢志峰的系列收藏悄悄地顺利地进行了。

    书画系列：书画中又有梅竹系列、扇面系列、羊城八景画系列、女画家作品系列、古今名联系列以及客家乡贤字画系列收藏。陶瓷系列，瓷砚系列。杂项有文房系列，古玉系列，石文化系列，竹雕笔筒系列、以及佛教造像系列……洋洋大观，使节香楼有着看不完的文物，欣赏不够的精品。藏品之丰，系列之多，令全国大师名士叹为观止，一个个，一批批，登上节香楼。

    现在，拾级而上，身体矫健登上节香楼的是一位老大姐，女红军，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坚真。她是来参加1989年节香楼那次雅集的。她已经80多岁了，走起路来身体依然笔直，步履身轻如燕。当年，她就是凭一对客家妇女那对天足，跟着毛主席，跟着党中央，从江西瑞金出发，爬雪山，过草地，走到红都延安来的。无疑，她最懂得生命的价值和艺术的分量。和客厅各位贵宾打招呼后，李大姐即细细审观四壁许多大师所绘的梅竹画。

    “节香楼，节香楼，名副其实的节香楼！难怪连茅公都称志峰是梅之君子。”她清清喉咙，立即放声高歌：

    山上梅花傲雪开，老干新枝报春来；南粤改革花先发，开放前头路更宽。

    屋前竹子节节高，新竹要靠老竹扶；同心同德搞四化，长征接力志可酬。

    当年在长征途中把山歌从江西瑞金唱到延安的李坚贞，又在节香楼开喉放声高唱。其实，梅花傲骨竹有节，也是李坚贞人生的写照。李坚贞的到来使节香楼多添几分长征的硝烟与延安黄土高原上飞卷的战云，使充满书卷气的客厅有更丰富的内涵。

    再看另外一个镜头：一位戴玳瑁眼镜的长者又登节香楼了。老人微胖，有几分富态。毕竟年岁不饶人，登六楼时中间他须稍稍休息。此人是唐云先生。这是第几次登楼啦？算是第十回吧。每次，谢志峰都劝他，他会到宾馆拜访。80多岁的人了，实在不忍他再登六楼。老人执拗地回答说：

    “我登楼是要看东西的。你不让我登楼，难道你把你的藏品用汽车拉来。”谢志峰无语回答。是的，唐云先生从上海来广州，就是要看谢志峰的藏品。每次来广州，他必登节香楼，有时半天，有时一天，中午饭就在谢志峰家里吃。每次辞别的时候总是赞叹谢志峰：“志峰，你家的藏品越来越丰富。下次来广州，我还得再登节香楼。”除了广州的胡根天、容庚、商承祚，外地登节香楼最多的贵宾，首推唐云先生了。

    唐云，浙江杭州人，著名国画家，收藏鉴赏家。曾任中国画院院务委员，上海画院名誉院长，上海博物馆顾问，有当代唐伯虎之称。他对节香楼主谢志峰评价极高，友情极深，曾书赠一对联：“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

    80岁的老人了，文质彬彬一代大师，他笔划却如刀戟锋芒，外柔内刚，颇似棉里藏针，仿佛向世人昭示，士可杀不可辱，笔笔都具唐老性格，铮铮锃亮。要不，何以称他为当代唐寅？他这次来，是来观赏和鉴定谢志峰收藏的瓷砚。

    在《瓷砚赏析》一书里，前面插有唐云先生与谢志峰的合照。唐老手握放大镜，正在鉴赏谢志峰摆满一桌的瓷砚。谢志峰坐在唐老身旁，一脸虔诚等待唐老发话。这幅拜师图展示了节香楼主谢志峰的人际关系。

    除了唐老，经常登上节香楼的外地专家有谢稚柳、耿宝昌、冯先铭、徐邦达……他们都是国宝级的大师。我第一次登节香楼，一坐下就感到有一股震撼心灵的磁场。尽管我对艺术之神顶礼膜拜，但强大的磁场感应却几乎几次把我击倒。我历来视艺术为心灵中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一切都是易碎品，只有艺术才是永恒！

    节香楼主谢志峰为了使这些专家、大师有机会聚集羊城，便推出十年雅集。除了一次在广州兰圃举行外，大部分都聚集节香楼。

    节香楼的命名，使谢志峰常常缅怀刘海粟大师。一次，刘海粟与老同行胡根天会面。谢志峰请刘海粟到广州昕雨轩吃“御膳”。席间，刘老对胡老说：“人活得不要太拘谨，放不开，只搞美术教育，把自己的创作搁下了，十分可惜。刘老还说，我的曲折够多吧，不过我不怕。”我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席间，谢志峰赋了一首诗：“雨轩会贤话百年，世纪之初拓画坛；沧海一粟成浩瀚，根立岭南松摩天。”刘海粟听后说，平仄不一定强求，诗写得不错。从此，谢志峰和刘老有了沟通。在谢志峰送刘海粟回宾馆时，谢志峰向刘老索墨宝。刘海粟问谢志峰：“你取斋名没有？”谢志峰随口答道：“有，名字叫节香楼。”刘老高兴点头说：“不错，很有书卷气。”从此，谢志峰的节香楼诞生了。

    事后，有人笑谢志峰心血来潮。谢志峰不同意下此断语。他摇头说：“我自幼就喜欢四君子，后来藏画，更偏爱梅、竹题材的作品。竹虚心有节，梅傲骨幽香，这已成为我立身做人的准则。宋代苏东坡对竹的理解是雅、俗。曾有诗云：‘宁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中国历代文人都把梅竹视为骨气节气的象征。成为人格道德的物化。高风亮节是文人的道德修养。”我以为，心血来潮是不能解读谢志峰回答刘海粟大师时的随口而出。梅与竹，一直积淀立根于谢志峰的心灵之中，这样才有产生灵感的肥沃土壤。十多年来，几乎近百位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为谢志峰题写节香楼斋名。而今，节香楼成为文物宝库，成为鉴藏家、书画家和中华名士雅集憩息高级消遣的理想家园。

    参加十年雅集的贵宾有茅盾、李可染、吴作人、朱屺瞻、启功、刘海粟、徐邦达、谢稚柳、钱松嵒、程十发、唐云、冯先铭、耿宝昌。省内有谢志峰的老师容庚、商承祚、胡根天。有国画大师关山月、黎雄才、赖少其、扬奎章、杨之光、刘仑、苏庚春、黄安仁、刘济荣，作家秦牧、杜埃，以及喜欢书画的省市领导叶选平、张汉青、杨资元、邬梦兆。当然，十年是一个大跨度，一个年代，现在，有的老先生已经作古。如茅盾、容庚、商承祚、胡根天、刘海粟、朱屺瞻、钱松匋、李可染、吴作人、谢柳稚、唐云、冯先铭都已辞世，生命不再，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影响却是永恒的，留给节香楼的情谊亦是永恒的。

    雅集内容既观赏藏品，又题诗作画，中午一顿饭便在谢志峰家吃客家餐。谢夫人王秋英女士也极好客，且会做一手客家菜。吃饭时，客人幽默地说，我们既吃饭菜，又吃客家文化。谢志峰概括十年雅集时，内心颇为激动。他说：“我是从1977年开始邀请老师们雅集的。雅集既观赏藏品，又题诗作画。十年雅集，以文会友，以友为师，群贤毕至，以画传情，以诗励志，共同鉴赏，去伪存真。对我来说是胜读十年书。这也是我收藏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参加雅集的老先生，感慨良多。著名散文家师留影。

    秦牧1985年7月10日这样写道：“鉴藏家保护了历史文物，为社会提供了珍贵展览品，功不可没。有眼光有抱负的鉴藏家，在新社会里更可以大有作为。写赠谢志峰昆仲。”秦牧先生还郑重其事盖章。可以看出他对收藏文物的高度评价。

    这是名士雅集、群贤毕至的客厅文化，朔其源，那是中国魏晋兰亭雅集的延伸与发展；横向比较，则是19世纪法国的文化沙龙。可见，外国的沙龙文化比兰亭雅集至少晚了1400年。当然，法国的文化沙龙曾经涌现了乔治.桑、加缪、福楼拜等一批文坛世界级人物。中国近200年来由于战乱，由于封建君主的文字狱，根本没有文人雅集的机会。文字狱和白色恐怖，彻底消灭了“客厅文化”。解放后，刚剐露端倪的文人雅集，在反右派时被扣上“裴多菲俱乐部”，文革时，更被扣上“反动文人黑据点”。节香楼的十年雅集，证明了我国已进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法治时代，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因此，节香楼十年雅集，完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是最具有中国古代兰亭雅集遗韵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客厅文化”。节香楼十年雅集，名士如云，中国文物界、书画界、文学界名人，从东、南、西、北聚集于祖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文化名城广州，聚集在节香楼，玩赏文物、书画，题诗、作画。从90高龄的一代大师，到年富力强的壮年名家、高士，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的栋梁人物。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文物藏品供他们观赏，没有一批同一档次的英才在一起吟诗作画，这样举办的雅集一定失去光彩。回顾节香楼雅集的情况看，从形式到内容，近似兰亭，更胜兰亭。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除了丰富的文物收藏外，一大半也出自谢志峰的人格力量。事实证明，谢志峰的为人成功了，因而，他的著作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他赢得了在学术上的地位，荣获了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名人传记文学编辑委员会授予的“世界名人传记文学成就金碟奖”。这一殊荣，没有让致力于文学的作家得手，而却让告别文学、潜心于中国历史文物收藏研究的谢志峰荣摘桂冠。究竟是无心插柳呢？还是谢志峰“敢驾风帆上九天”的凌云壮志，使谢志峰成为事业的成功者呢？读者可在本书里找到答案。

    现在，兴收藏的潮流，五花八门的，什么样的收藏全都有。什么像章、牙签、请柬、火柴盒、书签、玩具等等，诸如此类，都因收藏而称“家”，还有收藏几幅现代小名家的字画、几件旧的陶瓷，也说是什么收藏家了。这是不科学的。收藏家应有一个科学的概念。按中国著名典故作家邓逸梅先生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收集了不少名人字画，但我不能成为收藏家，因为集藏和收藏是有区别的，收藏家得有资力，鉴赏眼光，既有质又有量，积成体系。因此，海内外称得起收藏家的寥寥无几。我只能算是集藏。”据查历史，从唐代开始，已有收藏家的词儿，收藏家所指的是收藏古玩、字画、碑帖、古籍、陶瓷、青铜器以及古钱币之类。到了清代，又加上珠宝、杂项共九大类。收藏有序，自成系统，有收藏著录，才算得上收藏家。我在这里所写的谢志峰，就是能容纳上述书画、陶瓷、古玩、玉器、青铜器、杂项六大类于一身的中国当代大收藏家。《羊城晚报》资深的著名记者赵君谋，因为他曾多次参加节香楼雅集和谢志峰的藏品展览，综而观之，在一篇文章中称谢志峰为收藏巨子。

    有当代唐伯虎之称的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唐云先生曾很有感慨地说：“我每次到广东，必到谢志峰家看古玩、字画，看了十多年都未看完。我走了全国许多地方，看丁许多民间收藏家的东西，谢志峰的收藏应属第一。”而谢志峰却说，这完全是过奖之词。但我认为谢志峰在文物收藏界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他的收藏品之丰富，品位之高，著作之多，是为人们所公认的。

    当然，要成为一位实力派的收藏家也是不容易的。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历史机遇。按照谢志峰的说法，“家学的影响主要是文化的熏陶。家传，主要是喜欢文物、书画、文学历史的兴趣基因。父亲早逝，一贫如洗，留下来的只有不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谈到有关他的收藏历史时，谢志峰说：“我真正开始有系统地收藏古玩、书画、陶瓷，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了。”可以说是历史的机遇：一是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太平盛世；二是香港某大报为我架起了与全国著名书画家联系的桥梁；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文物政策的落实和‘四旧’的解冻；四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真诚的指导帮助。没有这四个机遇，就没有我今天的收藏研究的成就。事实就是如此，文物收藏的历史机遇就降临在谢志峰头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先知先觉、后之后觉、不知不觉的问题。谢志峰属先先知先觉者。当时，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文物当作“四旧”，属铲除之列。各地文物店都堆放着一大批文革抄家得来的书画、文物。文物店和文管部门的干部把这些放在仓库里的“四旧”，看成是沉重的包袱。粉碎“四人帮”后，从1979年开始，落实文物政策，使“四旧”从仓库中解放出来，按中央当时的政策，凡是抄家的文物，要发还回本人。没有人认领的，可以内部销售处理。因此，各地文物，占都赶快将大批大批的“四旧”处理掉，像卸包袱一样。那时，许多人还对“四旧”心有余悸。“左”的禁锢还未解开，根本没有想到买“四旧”的东西。但谢志峰在其老师容庚、商承祚及邓涛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大量购藏古玩、字画、陶瓷。价格便宜得很。谢志峰也不懂得真假，反正老师说好的，他就买。

    他主要靠稿费。有时香港某大报给的稿费，一篇文章可以买好几件字画。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买。谢志峰只不过是沾了老师的光。文物店处理“四旧”文物，还是要凭内销证才能买的。根据规定，内销证只发给文物、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省、市领导中的文物爱好者。拥有此证的也不超过十人。谢志峰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位。其实像容庚、商承祚这几位资深的老收藏家，已对购买文物没有兴趣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抄家，使他们冷。然而，喜欢观赏文物的心还是挺热的，哪里有文物，他们还很喜欢去看一看，有好东西，就叫谢志峰购买。由于经济原因，谢志峰也只能捡那些便宜货。凭老师的眼力，在文物部门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中去寻找。岭南画派的奠基人居廉的扇面画，才3元一幅。康有为的对联，也不过10元钱。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喜爱文物字画的领导也不过一两位，他们喜欢大名头的字画，如八大山人、石涛或扬州八怪。而谢志峰不管大名、小名，他只要看到在胡根天、容庚有关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位的，都购买，特别是地方性的广东乡贤的字画，见到了均不放过。使他的字画收藏逐步形成系列。他从不懂得鉴定到逐步提高识别能力。老师们都毫无保留地将文物鉴定知识传授给他。谢志峰虚心好学，尊师敬老的精神，老师们都特别喜欢。所以老师们看到有什么值得收藏的好东西，都会通知谢志峰。而谢志峰凡是买到有什么心爱的文物，也会送给老师观赏。特别是谢志峰因工作关系出公差比较多，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文物店逛一逛，寻找心中的宝物。如青铜兵器，他多数是从废旧物品商店中的烂铜破铁中寻找出来的。这些不值钱的玩艺儿，不是以件计价的，而是按斤计价。他在容庚、商承祚教授的引导下，以物见史，以物论史地搞了青铜兵器的系列研究。对于陶瓷、古玩亦是这样。谢志峰总是按系列去购藏，缺哪个窑系的，见着就买。开始时，按老师的喜爱去买，后来他发现老师也有偏爱的情况，就改变了以老师的喜爱而喜爱的习惯。积累了经验，就要靠自己了。所以，有时也会买错东西，交了学费，就铭刻于心，从而慢慢地走向成熟，从不懂到懂，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收藏鉴赏知识亦日趋丰富，练就了一双慧眼。

    由于谢志峰具有文学、历史学知识的功底，又有名师的指点，改革开放为他提供了机遇，所以他收藏文物、字画的起点就比常人要高。加上他那顽强的执著精神和善以拜师交友，他很善于广纳百川的知识，不讲门户之见，使他从收藏走上研究之路。从收藏文物、字画、古玩中逐步条理化，即从专项到系列，并藉系列的收藏，从中研究出某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后来胡根天老师看了以后，对谢志峰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公正地写中国书画史，写广东书画史。商承祚对他的青铜兵器的收藏，亦寄予厚望。终于写出了《青铜兵器史》。老师看到学生出了成果亦十分高兴，不断引见全国书画界、文物鉴定界的专家学者给谢志峰认识，以文会友，共同鉴赏谢志峰的藏品，经年积累，谢志峰的名字也为全国文学界、书画界、文物界的大师们所知道，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谢志峰在文物界的地位亦逐步确立。但谢志峰谦和厚道，始终把自己定位为“终身学生”。这不是一种过谦，而是一种志向，一种在追求知识方面永不停歇的标志。谢志峰说：“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而做一个好学生更难。任何好的老师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任何一个好的学生，都有敢于超过老师的抱负。不敢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学生。”言之有理，而且很有辩证法。时代总是要往前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转旧人。毛泽东同志说，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亦是这个道理。历史要向前发展，就得靠一代一代的人去推动。就文物收藏鉴赏的领域来说，断层的情况十分突出。像谢志峰能接得七广东容庚、商承祚这一学者地位，却少之又少了。

    谢志峰在拥有的丰富的藏品、拥有老师们给的丰富知识和自己20多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提出了五个鲜明的观点：

    一是：打破文物收藏“秘不示人”的传统，提倡“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开放”。

    二是：弘扬社会主义收藏道德，提倡“藏宝于民、国宝归国”。

    三是：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以物论史，以物见史”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四是：创造出文物系列收藏经验，提出系列收藏的九字诀：“真、精、新、名、稀、珍、帅、大、全”，把系列收藏理论化。

    五是：在文物鉴定方面，反对因循守旧，陈陈相因，反对门户之见，取于不齿下问。提倡“多拜师、多读书、多看物、多实践、多思考、多比较而出真知”。他认为鉴定学就是比较学。

    以上五个观点，形成了他的文物收藏学说。如果说谢志峰的丰富收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他的收藏学说，是更为宝贵的收藏理论财富。

    谢志峰说，文物收藏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比较高层次的文化现象。过去人们有一种历史的偏见，认为玩物必丧志，其实并不尽然，多数还是玩物养志，玩物砺志的。历史上的收藏家亦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权势在手，贪财好胜，占有欲强，以聚财为目的；二是唯利谋物，转手图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私利而收藏；三是为保护、研究而收藏，有鉴赏眼力，多阅传录，每得一物，则终日晤对，日积月累，终有大成。只有第三类，收藏多为国家。综观中国的收藏历史，没有一位的收藏家能过三代。在这个意义上说，谢志峰认为收藏又是缘分，天下哪有不散之筵席？人与人如此，人与物亦这样，文物收藏家对“缘”字，体会更深。缘来则聚，缘去则散。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节香楼收藏文物之丰富，系列之全，品位之高，精品之多，皆尽为物缘。宝物归主，就是如此。但谢志峰反复强调，他的所有藏品，既是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又是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国宝归国是他的心愿。

    一、收藏缘起，书画为先

    翻开中国文物收藏史，基本上都是收藏书画名作的。因为中国书画，文化内涵比较深厚。谢志峰说收藏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缘起于书画，而且谢志峰的老师们多数是以收藏书域为主的。容庚除收藏青铜器外，主要是书画，商承祚亦以青铜器开始，后来又以收藏名家书画为主，兼顾收藏广东的佛山陶瓷，邓涛先生基本上是收藏字画。胡根天先生是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因为他是广州市博物馆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按规定，一生都不搞收藏，但他对书画爱之甚深。所以谢志峰的收藏经历中，首先从收藏书画开始，当然亦兼收其它古玩。

    但是书画的收藏难度很大，因为很难保管，同时，解放以来，经过几次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烧毁了不少，幸存者不多。就是抄家留下的字画，亦多数有收藏印章，在落实政策时，可以认领回去，留下来由文物店内销处理的为数不多。谢志峰说，这是从总量上来讲的，如果都卖给一个人，那就不得了。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头脑之中，想玩古玩、字画的人，确实十分稀少。在那些年月里，敢玩书画的广东大概也只有三几位。容庚、商承祚以及邓涛老师对玩字画已淡化了，只看不买。这就为谢志峰收藏字画创造了条件。说实话，不是老师的帮助，收藏字画谈何容易。他不仅可以在内销店买，而且老师们还介绍一些收藏家给谢志峰认识，结成朋友，从中再转让一部分，也就积少成多了。

    到目前为止，仅书画一项，在广东最少也可以排在第三位。这是保守一点的说法。如果从公开展出的书画作品系列来看，已亮相的有《古今羊城八景及历代书画名迹》、《明清以来扇面书画作品》、《古今梅竹书画作品》、《明清女画家作品》、《古今名联》、《明清嘉应名贤翰墨》。从中可见一斑。不仅广东是第一人，在全国至今未发现有第二位。一说到这些，谢志峰都念念不忘老师之恩，更忘不了邓小平同志开创改革开放太平盛世之恩。

    1、历代名家书画

    中国的绘画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有5000年历史，但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多数是用彩绘或石刻的表现形式，且多为人物画。画家的姓名和作品并传于世是东晋以后才有的。有文字可查的有顾恺之、张僧繇及陆探微。他们三人被称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家，但他们的作品传至今日已少之又少了，民间根本看不到。谢志峰收藏的古画，最具代表性的是元朝三大家之一的赵子昂的《古柏图》，是他的老师邓涛公在广州文物店内销时介绍他买的。据说过去这幅画争议较大，众说纷纭。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张珩一直坚持留下来，所以才能留到现在。这幅画为绢本，到了清代，有著名书画鉴定家杨息柯和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的鉴定题跋。

    杨的题跋写道：“柏马喻得失，之罘将别去。惨淡老树容，槎牙出奇趣。深岩閟风涛，委弃安所虑。静阅商周年，石隐莫轻举。”

    “同治甲戎十二月饮鼎丞有道斋，头次日大雪，拥书枯坐，鼎丞以松雪翁古柏图送观，留玩月余，闻即放舟江浒，属题记事，因忆昌黎招杨之罘诗后之工书画者，为作柏石图，诗中有失得柏与马之句，甚奇且与别意相合，乃用松雪原韵书送鼎丞之行。”

    “息柯杨翰时寓长沙。”

    下有白文杨翰私印一方，朱文息柯两方印。

    曾纪泽题跋是：“百丈神虯下绛霄，道人图得朦胧影，遣向壁间生夜涛。”

    “鼎丞观察兄见示松雪古柏图，率题一绝奉正。光绪乙亥仲春，瞻弟纪泽。”

    下有白文纪泽之印，朱文润民之印两方，均用蓝色印油。

    曾纪泽为什么要用蓝印？后来请教启功先生。他查年干，曾题的时间为光绪元年即1875年，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死的，正是曾纪泽的三年守孝期，所以曾纪泽盖蓝印表示孝道。目前，广东的收藏家中还没有人能收藏到赵子昂的作品。

    在明代的书画作品中，谢志峰收藏有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孟端的竹石图，还有沈周、文徵明、蓝瑛等大家的大作。

    如沈周的山水长卷是一位老收藏家转让的，当时卖主当假卖给他，所以很便宜得到。谢志峰凭藏章看真，作品上有“藤花亭”藏章，还有叶梦龙的藏章。也有人说是同时代人仿的。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沈粗文细”，意思是沈周的山水写得粗，文徵明的山水写得细，而沈周的这幅却是细笔，后来邓涛先生帮查梁延槽编的《藤花亭藏画录》，其中记录有关这幅山水长卷的资料，包括尺寸，作品中题了些什么字，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段记录：“沈石田意笔山水卷，绢本，高一尺二寸一分，长一丈一尺五寸。成化丙午四月写，沈周印章二方”。与我手上的这幅一样。这幅山水虽然写的是细笔，但仔细看来细中有粗，不失沈周风格，这幅作品谢志峰拿到后，请著名书画家、收藏家赖少其题了跋。

    谢志峰说，过去收藏书画、古玩的大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交往广。藏的名家字画多数会找人题跋，如果一幅古代名家字画流传至今，尚无人题跋，那就值得怀疑了。多数大收藏家都有自己的著录。

    还有明代晚期著名画家蓝瑛的八尺绢本山水画、赵备纸本八尺萱墨竹图，都是在邓涛老师的指点下买的。

    此外，谢志峰对文人画、历史名人的画亦十分喜欢，纳入收藏的视线。明“四公子”冒襄（辟疆）、方以智（弘智）、侯朝宗（方城）、陈此生（贞慧）。在四公子中，侯是变节者，投靠了清皇朝。陈此生是明亡后，气死了。所以，这两人的作品未见有传世。唯有冒襄和方以智两人，有少许作品传下来。因为冒襄与史可法一起，拥护朱由锌在南京建立的唐王朝，后为清军所灭亡。史可法为忠烈一门，而冒襄与董小婉则隐居深山。方以智则逃入佛门，作了和尚，僧名为无可，又叫弘智。谢志峰收藏有冒襄与其后来的夫人蔡含合作的水墨牡丹。画面为半壁江山开出数朵牡丹，淡静神丰，表现了他们隐居深山对未来生活向往。此外，还有方以智的“梅林书屋”，此作品原是潘祖荫的收藏，罗振玉鉴定过，潘祖荫再传给后代，是上海某大学的教授，要处理，说不卖给外国人。有人帮他推荐给广州文物店，结果店里有人说假的不要。这是1989年的事。唐云来广州，一看便叫好，要谢志峰买下来。因为罗振玉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帮人题过一些假画，就有人以此认为他的鉴定不可靠。其实他后来做了溥仪的老师以后，名声在外，不会再乱题了。从题跋的时间看，罗振玉其时已56岁，而且是为潘伯寅题画，应是十分慎重。现在唐云又在右上角题了“无可大师真迹无疑”。

    唐老有此把握，主要是他看过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方以智真迹，同时他自己也收藏有方以智的山水手卷。

    明末清初不少名画家与清政府采取对抗的态度，矢志反清复明。石涛、八大山人就是那时遁入空门的。他两位影响中国画坛整400多年，是没人可比的。他们突破了宫廷画家陈陈相因的画风。唐云如果听到哪里有张八大山人的画，十层、八层楼，也要走上去看。节香楼藏的八大山人八尺萱纸横幅简笔山水画是在天津买的，买时是旧裱工，上有几个收藏章，还有谢稚柳的一枚鉴定章。后来程十发看了，认为是八大山人的极品，精且好。八大山人的画，以意笔花鸟居多，山水画很少。谢志峰如获至宝，请了当时广州裱画社的社长、装裱专家赵汉光先生亲手装裱，并由文物同好梁就先生用清雍正御窑厂烧造的仿汝瓷片磨制成圆片块，装进手卷轴心的两端，显得特别的高雅名贵。后来拿给谢稚柳先生看，谢老说，此作品原是上海某人的收藏，现在到了广东收藏家的手上，不简单。

    谢稚柳先生很高兴，又在引首题了“八大山人山水”六个字。唐云老师题跋：“八大山人为明末清初画坛一代宗师，影响数百年，传世品不多，山水长卷尤为罕见，从款字写法，断定为七十后所作。结构严谨，秋山静寂，骤风雨地一气呵成，元气淋漓，天真平淡，萧散雅拙，系八大山人晚年真迹无疑，可宝可宝。”启功认为八大山人的这幅融合了董其昌与米友仁的写法，那么大的山水长卷是中国第一幅，所以他即兴作题画诗并跋：“雾结烟飞别样妍，幽居随地不嫌偏；斯图似过襄阳目，淡墨秋山画远天。”“八大此图，烟云变灭，妙合米家三味，米老有句云，淡墨秋山画远天，似预咏斯图者，亦足徽八大之大有来历也。”启老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对清代扬州八怪的作品自其产生开始，就名震画坛。他们的画是清以来所有收藏家追逐的对象。他们的作品很难收齐，谢志峰仅有金农、李方膺的梅花，郑板桥、高风翰的书法，还有李鲜的山水手卷。

    因为李鲜的花鸟画多，山水画少，所以更为珍贵。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鉴定专家刘九庵先生看后，作了题跋，评价很高。

    此外，谢志峰对清代皇帝的墨迹亦钟爱收藏，如康熙的书法条幅，雍正的横批堂额，乾隆的书法中堂，嘉庆的诗册，宣统的对联等均收藏于节香楼。

    2、手卷、册页、扇面

    容庚老师对谢志峰说，玩字画的最高境界是玩手卷。约三五知己，花半日工夫，展卷读画，那种边展开边观赏的感觉，要是没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有那种体验的。这叫做“展卷有益”。历代书画家们的手卷都是最少的，很难收藏得到，但收藏到了就要保管好。

    一般来说，手卷都是历代书画家们的力作。每位书画家在他的一生中写的手卷不可能很多。物以稀为贵。同时，手卷又是集书法、绘画、金石、诗词之大成而为历代收藏家们所追求，此以为一。另外，更重要的是书画手卷会引来许多鉴赏家的评说、题跋。谢志峰所收藏的明清名家书画手卷如明代沈周、董其昌、徐枋，清代的八大山人、翁方纲、刘墉、李蝉、王学浩、钱松、赵之谦，现代的溥心畲等，有许多前人的题跋，到了谢志峰手上，又请了全国有名的书画家鉴定家启功、徐邦达、谢稚柳、唐云、刘九庵、苏庚春，及著名的学者、书画家容庚、商承祚、胡根天、关山月、黎雄才、赖少其、程十发、杨善深等评说题跋。可见，手卷不仅有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还有鉴定的审美的魅力，开一手卷胜读一本书。

    前面提到的八大山人高头山水手卷，谢稚柳题引首，启功、唐云接着题跋，使八大山人山水手卷显得更加珍贵。又如，王学浩的《梦游天姥图》，里面有40多位著名书画家、诗人的题跋，这种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谢志峰一看到此图就动了心。王学浩，字椒畦，与客家人颇有缘分。宋湘在《红杏山房集》中，有两处提到他。其中一首是“题王椒畦所赠小幅山水”。诗云：“缩地作山水，笔力塞无孔。无孔有出孔，泉树声齐动。泉树亦不动，满山风雨重。风雨亦不重，山中人自恐。昆山王夫子，我友第一种。平山所为文，天地入一笼。此其画赠我，自云加意宠。题画如题人，此笔那不勇。”还有一首诗是“题椒畦长卷山水仍用前韵”。诗云：“放笔亦缩笔，水银泼地孔。放为不可收，缩为段然动。”

    “作山山争深，作水水角重。中间忽平衍，欢喜失惶恐。笔法本古人，墨气自一种。想君未伸纸，春茗拆几笼。意得风雨交，掷笔自矜宠。年来隔山海，饭力可犹勇。”从宋湘的题画诗中，可知王学浩当时在画坛的地位。时隔近200年，梅县人谢志峰短信息又得到王学浩的山水长卷《梦游天姥图》，真是天赐墨缘。这幅长卷山水，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件精品，因为这是当时一位大收藏家李仰山指定题材让他画的，上有许多名家题跋。谢志峰是偏爱文人画的，最喜欢玩味前人题画的评价。这幅画作上还有很难得的清代大文豪龚自珍的题诗。李仰山是龚自珍的表姑丈，其诗云：“李郎断梦无写处，天姥峰沉落照间，一卷临风开不得，两人红泪湿青山。”龚自珍的书法真迹传世极为罕见。唐云老先生看了后，不仅题了跋，还要谢志峰将龚自珍的题诗复印一份给他留念。

    玩手卷的典故历代都有。谢志峰说他在上海朵云轩买的钱松临汉青龙碑书法长卷也有一段颇为动人的故事。这件手卷的落款写道：“余素不能书，岭南良友复根仁兄先生酷著不倦，鉴左精密，句弃遗幸也。咸丰戊午年十月，钱唐小弟钱叔益。”他一看是写给岭南人的，就立即买了下来，带回广州精工装裱。1987年元宵节，唐云到广州，谢志峰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唐老一看，兴致大发，他的题跋是这样写的：“钱松临汉青龙碑真迹。钱叔益为西泠八家之一，才华横溢，尤精铁笔。咸丰八年十月应岭南良友复根先生嘱临，距今129年后，余于岭南挚友节香楼志峰老弟家拜观此卷，倍感有幸，即兴题记。杭人唐云。”这里有两个巧合，其一钱松为杭州人，写给岭南良友，其二唐云亦是杭州人，今为岭南挚友谢志峰跋记，难能可贵，相得益彰。

    手卷和册页，都是书画家们的力作，应酬成分少，精品为多。谢志峰收藏的文徵明的涛书册页，文革时当“四旧”上交。“四旧”文物解冻清退时，落实政策退回给他。当时发还的东西不多，在文徵明的册页上有其家父的藏章，凭此谢志峰将它认领了回来。这个册页是文徵明晚年时写的，文革中失散了最后一页文徵明自己的落款，后来谢志峰拿给商承祚和邓涛老师看，他们都盖上了自己的识别章，然后程十发、徐邦达、杨善深、苏庚春也都题了跋。程十发题：“文衡山八十七岁时书西苑诗，是翁晚年精作，暮年壮笔，神完气足，是为极品。是年曾画露茄晓竹，上有王百合题诗，后为王逊之摹一本，原迹现藏门处。”杨善深题：“此册为文徵明精作，今得拜观，眼福不浅。”苏庚春题：“衡山翁书西苑诗十首。文老生平喜书此诗，余昔所见不下数十本，但皆不逮此书之神韵精致。明代书家用功最勤下笔不苟者，当推文老也。前人论书谓衡山书法，其隶书专宗梁鹩，小楷师黄庭坚，行书学圣教序，咄咄直逼右军，乃知自赵集后贤书法大成者衡山也，此语甚是。此册为志峰鉴家家传遗物，大难尤存，幸之至为题记以志眼福。”徐邦达题：“金马玉堂厌世氛，琼华奈远惜芳尘，归来翰墨时时见，应是献之写洛神。”

    “文太史晚年喜书自作西苑诗，所见多种，苏君前亦论之，志峰出示此册，云为青氈旧物，虽因丧乱失其款印，但无疑为真迹佳品也。”

    讲起文徵明的这个册页，在其父亲手上就曾经失而复得过，所以他父亲在上面盖了“黄鹤可复返”的藏章，到了谢志峰手上再次失而复得。确实有墨缘。对此，谢志峰在册页中跋记：“文仲山西苑诗册系先父遗珍，三十年代曾一度失而复得，爱不释手，为此曾专刻一方‘黄鹤可复返’藏章，以镌永念。至吾辈之手，又遭文革浩劫，二十年后，故物重归，虽非天意，亦属墨缘。惜失文徵明署款页，幸故物见证人商承祚、邓涛两老先生尚健在，重新鉴定，实属原物无疑也。”

    此外，谢志峰在书画作品的收藏中，非常重视对明清以来的扇面书画作品和女画家的作品的收集购藏，并成为系列，举办过专题展览，在此不作详细述说，要知详情，请看后面分解。

    3、百联斋

    谢志峰的斋名与他的收藏品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如节香楼，是以梅竹为主题，瓷砚堂，又以其收藏历代瓷砚而得名，此外，还取了一个斋名叫“百联斋”，就是说收藏有许多古今名联。

    对联是书法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集诗词、格言的精华，是书法成为艺术的最精练的形式。他收藏名联，第一副是以10元买了康有为的对联，从而引起了谢志峰对中国楹联的兴趣。他收藏楹联的标准有四条：一是有关道德修养的格言；二是立身砺志奋发读书的座右铭；三是有关梅、竹、石为题材的诗句；四是反映历史典故和赞美祖国河山的名言对联。特别是对有四行边款的名联尤为钟爱。四行边款的对联多见于清季中期，民国时较盛行。一般是书法作者写给他们的挚友的，通过边款来表达彼此的友谊和人生爱好，或有典故的记载。这一类对联使书法艺术的文学内涵更为丰富。

    如谢志峰收藏的王文治的一副朱红洒金楹联：“鹤雏晓旭呜丹穴，唐棣和风秀紫芝。”四行边款为：“季谐昆仲孝友，传宗书法同好，一庭和顺，为里中人推重，余丙午仲秋月，得晤于京师，寓斋畅叙教，三月有余，不胜欣羡，因书是联奉赠，即请指教，愚弟王文治并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地点，与主人的交情，写此联的意义，均清清楚楚。

    谢志峰最喜欢的短联是陈鸿寿的五言联：“爱画入骨髓，吐词合风骚”。最喜欢的长联是俞曲园的四十四言联：“沧海日，赤诚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曲江潮，匡庐瀑，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少陵诗，摩诘书，左传文，马迁史，薜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吾山窗。”边款为：“惺台仁兄老同年以此联嘱书，乃真所谓极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非公豪情胜概，亦不足书此也。癸未春日积衰成懒，久不做书，立夏前一日，晴窗无事，捉笔为此，劣甚，曲园居士俞樾并记。”不管短联还是长联，都反映出主人的身份、才艺、志向、襟怀、学识、爱好，包容无遗，令人赞叹。

    4、广东名贤书画

    谢志峰作为广东的藏家，对广东历代书画家的作品是情有独钟的，也是他着力追求的收藏专项系列。不过明清时期广东画坛在中国画坛的地位不高，未能形成与北派的鼎足之势，在全国有影响的只有林良。他是广东人，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但是在山西做官，明朝天顺时供奉内廷。林良绘画受浙派影响，较浙派稍文雅些。他的作品传下来的不多，对广东画坛影响不大。

    明清两代的广东画坛虽不能与北派鼎足，但名家还是不少的，就谢志峰所藏的如明末清初的张穆、高望公等功力都很深。清代中期的黎简、谢兰生等在广东均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出了二苏，即苏仁山、苏六朋。二吕，即吕翔、吕材、到了清末，又有了居巢、居廉两兄弟。谢志峰特别看重苏仁山的画，他认为历史对苏仁山不公，应该重新研究苏仁山，建议广东美术界、全国美术界重新评价其在全国画坛上的地位。

    苏仁山生于1813年，卒于1849年。在他以前，广东绘画基本上是承袭之风，明代开始学林良，到黎简时学石涛，没有自己的风格。苏仁山居乡下，无功名史，无财产，性情又孤僻，与当时的书画界、鉴藏界几乎没有来往，却能走出自己的路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他36岁时就过世了，是个早熟的画家，而且才华横溢。谢志峰指出，苏仁山完全可以和八怪中的黄慎并驾齐驱。他们在画人物方面的画法很相似，无论是神仙佛道、历史人物，或是渔樵耕读、行旅游士，到了苏仁山的笔下，就染上了一种奇气了。《八仙图》、《香积图》、《百美图》等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之作。苏仁山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留给广东画坛的艺术财富是非常宝贵的。

    同时，谢志峰对岭南画派在中国画坛的地位评价亦很高。他认为岭南画派是中国书画史上广东画坛唯一能与北方鼎足的画派，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代产物。它不仅因地域的原因而得名，更重要的是画坛革新的产儿。20年代初，高剑父先生留学日本，受到日本画家参照西方绘画艺术，革新日本画的启迪。同时，他又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政治变革的血的洗礼。因此，辛亥革命的政治大潮，也推动着高剑父对旧中国画提出革新的构想，主张中国画应随时代，为人生服务，面向生活，提倡写生，折衷中西。他和陈树人、高奇峰以异军突起之势，揭起新国画的旗帜，出现在中国画坛。他们折衷中西，容纳古今，开创了中国画坛的一代新风。由于当年人们对“二高一陈”尊为画坛“岭南三杰”，才引出“岭南画派”的称号。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作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其功绩将永垂画史。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广东的国画研究会，也为岭南画派的产生起到催化的作用。当时折衷派与传统派的争论，促进了广东画坛的繁荣发展。其功亦不可没。胡根天老师对广东书画史的研究，对广东美术教育事业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画家相比较而言，广东明、清两代的书法家在全国的影响似乎大些。谢志峰认为：如果说明清以来全国书势发展是一股洪流，那么广东是一股支流，二者总的趋势是一致的。“书以人传”，首先，道德、文章、功名三者缺一不可，才有可能将书法传下来，广东的书法比画在明清之际影响较大，出现了如陈献章、释函昰、李楩、宋湘、吴荣光、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与北派呈鼎足之势的大家。他们的书法艺术兼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诗词方面亦有大成。总之，明清两代的广东书坛，应该肯定地说人才辈出，风格多样，可以与全国各个流派争辉。所以，谢志峰收藏广东书法名家的作品比画家的作品要多。其中最难得的是释函昰的作品。他以名举人而遁人佛门，人称天然和尚。明亡之后，许多有民族气节之士都拜在他的门下潜心修行。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名声显著。他收藏的梅花诗五律行书轴淳厚古茂，绝无鼓驽惊奔之势，此中高致，当非仅从临池中来。这是跟他的学问、禅理、人品多方面的修养分不开的。这幅作品原是南海阮氏所藏，在日寇侵略，广州沦陷时，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稀世珍品。1942年2月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展出过。1990年谢志峰在广州文物店收购的残余物中购得。

    在广东的书法家中，谢志峰收藏得最多的是嘉应同邑人宋湘。自清中期至今，宋湘书法作品历来都有一字值千金之说，尤其是广东的客籍文化人更为重视收藏他的书法。1995年谢志峰已将所收藏的宋湘书法编印成《宋湘先生翰墨》一书出版了。

    二、陶瓷收藏自成系列

    改革开放给广东的陶瓷收藏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后，出土了许多陶瓷，这些陶瓷80年代初期大量流入广东和沿海各地，除走私出去的一批外，流落到古玩市场的也不少。

    广东民间收藏爱好者不忍心文物外流，用自己的钱买回了一些。

    正如解放初期广州的文德路是购买、学习文物书画的“大学”一样。改革开放后，广州带河路、清平路也成了购买、学习文物的“大学”。许多人在那里交了不少学费，也因此出了不少土专家。

    谢志峰在这个时候，不失时机地下决心，追寻先祖当年的收藏足迹，按中国陶瓷发展的脉络，将各个时代的陶瓷都收齐。他不仅在广州，就是出差到外地，办完公事就去当地的文物店或旧工艺品市场。往往为了追求系列，上当交学费也不少。不过学费交多了，眼力也提高了。每交一次学费都铭刻在心。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千真万确的。谢志峰说，买陶瓷交的学费比买字画交的学费要高几倍以上。因为字画多是在文物解冻时在各地文物店买的，多是名家名画，而且有老师帮眼。而买陶瓷却全靠他自己的实践和眼力。冯先铭和耿宝昌两专家只是来他家为他鉴定已买到的藏品。通过他们的鉴定，从各方面提高了谢志峰的鉴赏水平。向老先生们学习是一个方面，还要向地摊的“土专家”学习，他说切记“满招损，谦受益”。因此，从1979年开始至今，他已基本完成了从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至近代的瓷器系列的收藏。从新石器埋藏的彩陶，到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宋、元、明、清，各时期代表性的陶瓷都有了。但宋代，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他仅收到了定窑和官窑和钧窑。同时，谢志峰对宋代民窑，如龙泉窑、越窑、磁洲窑、耀洲窑以及江西景德镇的湖田窑及影青瓷等，他也收了不少。其中有两件影青瓷是故宫里都没有的，在冯先铭等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中，也没有提及，只是提到：“江西景德镇窑宋代影青瓷，釉色白中闪青，光洁莹润，有‘如冰似玉’的传说。”谢志峰收藏的一对影青瓷印花六出双鱼碗，均有长方形印章，一只是“似玉”，另一只是“奇妙”，楷书铭文，是目前世界发现的影青瓷器中，唯一有“似玉”“奇妙”铭文的影青瓷，从而也证实了影青瓷如冰似玉的说法。

    元代的釉里红是历来陶瓷收藏家所梦寐以求的，但传世品很少，据谢志峰说，广东省及各地、市博物馆均没有收藏到。谢志峰的收藏里，有一件釉里红玉壶春瓶，是景德镇窑，撇口、细颈、圆腹、圈足、灰白色胎骨，露胎现火石红斑，通体施青白釉，口部和腹部饰釉里红自然流动红斑，呈淡黑红色，是典型的元代早期器物。

    元代青花及枢府窑均为收藏家们所垂青的著名瓷器。枢府窑也是元代的官窑，但多数是民窑厂烧制的，流传下来的比较多。而元青花却是谢志峰追求的品种。为了买到它，交了好几次学费，后来终于买到两件玉壶春瓶，其中之一是云南的玉溪窑。宋拓本华山碑中有这句话，“宝物归主”，我信谢志峰所说，收藏是讲缘分的。

    在陶瓷收藏家中还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瓷藏永宣”，因为永乐、宣德年间瓷器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景德镇的瓷业中心地位得到了确定，为宫廷服务的御窑厂已经形成，青花成为全国生产瓷器的主流，斗彩、五彩、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应运而生，各种瓷器大量生产，所以明代传世品比元朝之前的要多。虽多但难得，这又是一个事实。谢志峰说，“流传在民间的绝大多数是民窑，就是在1979年文物解冻时期，各地文物店内销部中也无法见到明代官窑。”

    他所藏的一件明代弘治年间的红绿彩云龙纹盘是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胎质较薄，质细而白，虽然人土时间长，釉色白中带土浸泛黄，但迎光透影，口内收，浅腹外鼓，平底，短圈足，盘内壁绘红绿彩两条五爪游龙，盘内底绿彩云龙纹，生动活泼，外壁刻有“益国社稷坛祭器”七个楷书铭文。原广州市文物店的老师傅伍基先生看后，认为是国宝，他说他活了82岁，从事陶瓷收购6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铭文，填补了明代瓷器史的空白。

    中国陶瓷进入清朝，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它的繁荣是空前的。这与皇帝的直接干预有关，三朝皇帝都直接派人到景德镇督造，这三朝陶瓷艺术的成就与皇帝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因此，清代瓷器传世品相对多一些。其原因，一是直到解放初期，清代的瓷器都不值钱，买得起的人多，流人民间的也就多；二是清代瓷器生产已发展到全盛时期，产品多。

    但话又说回来，官窑瓷器流人民间的却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了一批，红卫兵扫“四旧”时交给文物保管部门一批，到了文物解冻时，瓷器又不同于字画有收藏章可以认领或发还，要发还是不可能的，所以多数由文物店内销处理。1988年第二次文物内销时，有条件到内销店购买的人不多，主要是广东省、市的几位爱好书画的老领导和少数专家学者，还有省市博物馆等单位。当时广东的民间收藏家还没有几个，而且只喜欢字画不喜欢陶瓷，省市博物馆又是习惯了别人送上门的，很少主动花钱收购。在那时，谢志峰又是先知先觉，他在本省或北京、苏州等地文物店看到有官窑就敢花钱买。在这些地方，到1993年以后就很难买到又便宜又好的清代官窑了。原广州市文物店的老经理对人说，还是谢志峰有眼光，现在作价，翻了数十倍了。

    谢志峰曾多次对我说，现在由于明清官窑价位很高，假的就充斥市场，你随便到古玩市场溜溜看，在摊档可以看到印有“大明宣德年制”或“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字样的瓷器，这些都是假的。现在不仅地摊有假，就是国内外的拍卖行，也有高手仿的官窑瓷器，不少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但假的始终都是假的，在谢志峰的眼里是能看出来的，上当的都是新手。包括我在市场上买的一些瓷器。

    当然，民间古玩市场也不是绝对没有官窑瓷器了。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到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这个机会只会发生在谢志峰具有慧眼的人身上。1992年谢志峰就在古玩市场碰见了一对盘子，一只盘面写楷书“官”字，一只盘面写楷书“窑”字，这是雍正年间御窑厂监烧官客厅里摆设的招牌。

    冯先铭先生生前看了以后，曾说要将它补写进陶瓷史，因为目前国内外还尚未发现有这样的稀世之珍。

    此外，瓷砚的收藏，也是谢志峰的陶瓷收藏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1991年12月去哈尔滨参加全国民间收藏家座谈会时，有几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的收藏家是收藏火花、筷子、商标之类的，当然收藏各有爱好，但谢志峰对这类收藏是看不上的，他想，就收藏瓷砚都比他们好。

    从此，回来后，他与老朋友梁就先生说了想法，并委托梁先生凡是见到瓷砚都给买下来。刚开始买时便宜得很，三五十元一方，好一点的有铭文也就一二百元，梁就先生帮他买了一部分，他自己也买了一部分。耿宝昌老师还介绍他买了五方康熙、雍正瓷砚。经过三年积累，就买下了近300多方，从汉到晋唐，继而宋、元、明、清，直至民国。特别是从明宣德年号开始，到清皇朝的十位皇帝年号有文字款式的瓷砚都收齐了。从收藏到出版《瓷砚赏析》一书，花了三年多时间。按唐云老先生的概括，谢志峰的瓷砚收藏系列有三个第一：一是中国收藏瓷砚系列的第一人，从汉到民国的瓷砚全部收齐没有断代；二是中国写瓷砚史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瓷砚研究的先河，宋人米芾曾有《砚史》一书，清人高南阜亦写有一本《砚史》，都是论述石砚的。先人此类著作不下数十种，但瓷砚却从未有专门的论著，其实从起缘的时间上看，瓷砚比端砚、鲁砚、歙砚都早；三是中国第一次发现八大山人使用过的器物，谢志峰藏的一方瓷砚所写铭文“寤歌草堂，哭笑定制”八个字，后来欧初先生专门就此砚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八大山人书画款式，“八大山人”四字是连在一起，写成哭之笑之的这一说法，现在找到了根据。唐云老看了八大山人的这方瓷砚很喜欢，谢志峰原打算等他的《瓷砚赏析》一书出版后就送给他的，可惜，书出版时，他已驾鹤西去。

    三、书房用具

    文房四宝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对书房用具可能就不那么了解。就考古发现来说，书房用具从先秦就有了，但在谢志峰书房中最早的是汉代陶砚，接下来是晋代的水盂，唐代的水注，宋代的水洗，元代笔架，日爿代笔筒、印盒、镇纸，清代的画筒、臂搁、印章、毛笔、墨、墨床、砚、书台、书、博古架、纸刀之类等等，还有康熙年代的御制洒金纸。

    如果要谢志峰把所有的书房用具都拿出来，搞一个专题展览，一个展厅都放不完，就笔筒这一类有明朝龙泉笔筒，明代青花笔筒，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青花人物、花卉笔筒，明末清初紫檀、黄杨木、黄花梨刻花笔筒，还有白玉、象牙笔筒，更多的是竹雕笔筒，仅此一类都有200多个，并初稿定为《竹雕笔筒艺术鉴赏》，即将付梓行世。与笔筒有关的尚有笔格、笔床、笔屏、笔船等等。

    此外，剑与琴，炉与壶，自古以来亦是文人的书房之物。常言道“剑胆琴心”。剑是古兵器中最高贵、最富有神奇色彩、最富诗意的。它能与书画为伍，同悬于壁，有儒雅之风。我走进谢志峰的书房，就发现其悬挂在墙壁上的一把指挥刀，亦可称为剑。据谢志峰先生介绍，此剑是1903年河南机械局造的宝剑。镀金的虎头剑首，精美高贵，拨剑出鞘，龙吟清越，寒光闪烁，光亮照人。此剑刻有铭文，先为西南军阀唐继尧所用，后赏给其学生、名将蔡锷将军。名人用之名剑，收藏起来，价值就不是以万元计了。现在还剑于壁，它沉默得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与你无言相对，可以想到它伴随蔡锷将军转战疆场的情景及其讨伐袁世凯时，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经历。

    然而，剑又常常与琴相伴，剑不能言，但琴则有声。使人联想到《知音》。抚琴之声可以伴随舞剑之艺，相得益彰。

    文人喜欢抚琴，可以说是自我陶醉，自我排解，自我创造。

    所以收藏名琴，又是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这里介绍的是谢志峰所藏的明代宫廷所用的扬琴。琴盒特别讲究，用的是高级木材黄花梨，刻有18条博古龙纹，巧夺天工；长76厘米，宽28.6厘米，高12.8厘米，是广东音乐创始人何柳堂所藏用之名琴。除琴的自身价值逾百万元之外，更难得的是孤品。它曾在何柳堂手上创作出不少美妙的广东音乐。那乐韵至今仿佛仍在人们耳边回荡，令人追忆起那种潇洒脱俗的无比美妙的风度、心态和意境。

    薰炉与紫砂壶，亦是文房用品之一，它们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实用。薰炉是烧檀香木的，当然，也可以烧其它香。如龙涎香、乳香、沉香、龙脑、麝香、苏金香等等。过去文人在读书或抚琴时，旁边总是放着薰炉。这似乎是一种心态，一种风度，一种精神境界。李煜在《浣溪沙》中有“金炉次第添香兽”，晏殊的《踏荷行》中有“炉香意逐游丝转”名句。宋代著名女词人在《醉花阴》中亦有一句“瑞脑消金兽”。瑞脑就是龙脑香料，金兽就是兽型铜薰炉。这里介绍的是谢志峰所藏乾隆时代的铜薰炉，制造工艺特别精致，用的材料亦尤为讲究，图案均镶金、错银，价值连城。

    至于紫砂壶，文人有“煮茗敲诗”之名句，说明壶在书房用具中是不可少的。谢志峰所藏的时大彬、惠孟臣、陈曼生、瞿子冶、申锡等名家制作的宜兴紫砂壶，现在虽不能使用了，但可供作观赏和把玩之物。置于案头，仍会有思古之幽情，使人赏心悦目，增添许多情趣和雅兴。

    四、名石系列

    石头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爱石、品石，中国远古就有传说“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而考占学家也曾发现我国有石头图腾崇拜的遗迹。伴随着石崇拜与神仙思想中的山岳崇拜之一“有灵论”的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化心理的长河中积淀下来。《西游记》，从灵通之意的仙石迸裂出石猴着笔。《红楼梦》从女娲补天剩下未用而弃于青埂峰下的一块石头写起，而且本来就叫《石头记》，这都折射出古代人们对石头抱有敬而重之的心理。这种石文化的心理积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萌发了爱石之风，至唐代盛极一时，爱石称为“晋唐之风”。不过现在对玩石的提法是“奇石”，其实不准确，刘海粟先生曾对谢志峰说：“过去文人玩石，是善于从一般人认为平淡无奇，甚至丑陋之中挖掘、发现美，并赋予其雅誉。”

    所以石头如果在历史上有名人玩过，就有文物一样的收藏价值。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最不好的风气，就是一哄而上，现在所谓“奇石”也是一样，被一吹，再一捧，就沸沸扬扬起来，像炒兰花一样，炒得出奇。当然，谢志峰并不反对人们玩“奇”石。可是时下就有那么一些人以“奇”哗众。什么奇人、奇事、奇书、奇画、奇招、奇艺、奇谈，还有奇什么等等之类，把“奇”字变成渔利之术。谢志峰认为就石而言，用“奇”字不可取，因为石头必须和文化结合，如果不与文化结合，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我们可以翻开有关石文化的历史看一看，从晋陶渊明第一次对石的观赏提出审美的见解开始，到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米芾对石的审美和宋代杜绾撰的《云林石谱》，范大成撰的《太湖石志》，明代林有麟撰的《素囡石谱》，清代高兆撰的《观石录》至近代章鸿剑的《石雅》等等著作都不是以奇立论的。对石的审美，米芾提出“秀、皱、透、漏”四个字，而李渔认为“透、漏、瘦”三个字就够了。苏东坡的赏石观认为三个字都多余了，一个“丑”字就包含了石之美。刘熙载曾在《艺概》中阐述过：“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这一观点，把苏东坡的“丑”论说清楚了。

    中国石文化，风情万种，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人们搜石、玩石、藏石、品石之风长盛不衰，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具有石头一样的品质。谢志峰说，历史上第一位藏石出名的人是陶渊明。玩石之风始于晋唐，是陶渊明用自己的诗给石头赋予了文化内涵，提出对石头的审美观，并将石头作为自己的案头摆设，称为晋唐之风。对玩石头之风进行比较完整地分类是白居易提出来的。到了宋代，玩石之风达到鼎盛时期。从宋徽宗开始，在全国各地征集名石，使石头进入宫廷。米芾玩石玩得被世人称为“石痴”。石头一经文人玩过，便赋予了历史掌故，就有收藏的价值了。如果这件石头上有铭文记载它的来历，那便有更高的文物价值了。

    谢志峰收藏名石系列是比较全的，他已写了《华夏石文化》一书，共分为七大类：第一是开凿篇，原始石工具类。

    如他收藏的旧、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凿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利用天然锐利之石块略加磨斩而成。

    我们的祖先就是用石头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第二是瑰宝篇，玉石类。石之美，有五德，就是指玉石而言。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开始，绵延7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玉石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就谢志峰收藏的有从红山文化时代的玉龙开始，到商周玉器，人面、玉琮，战国的玉壁、玉璜、秦汉的玉佩，唐宋至清乾隆年间的玉饰等，中国的玉文化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东方文化瑰宝；第三是文房篇，砚石类。谢志峰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名个朝代40余方端石、歙石、洮石等三大名石砚。

    主要有唐代建阳县谢氏三十娘陪葬砚；南宋宰相向敏宗曾孙向桂郎嘉定庚午六月十九日铭刻的抄手砚；元朝名臣、著名书法家虞集抚玩的仙桃砚；明朝洪武皇帝老师宋濂的河图洛书砚。第四是章石篇，章石类。包括汉代广后王毛玺以及明、清寿山田黄、白芙蓉和鸡血石、青田石等各种章石。这些均为文房之宝。第五是供石篇，供石类。谢志峰所收藏的一批名石中有明陈白沙铭刻的“崖门所得”是南宋宫廷玩赏的贡石；有明书法大师傅山藏玩的大理石山水屏，高38公分，长62公分，质白如玉，黄、绿、灰、黑、白五色纹理，构成一幅山水画，峰峦起伏，云海苍茫，气象万千。正如阮元对大理石所赞：“脱化有真神，画工不得比”。有嘉庆十九年山东个中人藏的蜡石，在这小小的拳石上，刻了一首诗：

    “水土之精，谷城之英，为留候传，为颠米兄，方而无角，圆而有棱，中虚且直，谁与为京”。主人对石寄予很深的生活哲理。道光年间两广总督吴荣光玩的黄蜡石山子，其铭文为“洞天一品”，给人以小见大，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此外，还有清末广东著名山水画家郑绩所藏的白蜡石，其形似羊。此石从明代开始，经过数代收藏家之手。后为清道光年间广东著名画家、收藏家伍延鎏收藏。到了晚年，为了让其长子伍德学向新会画家郏绩拜师学艺，持此石转赠之，以表示拜师诚意。据铭记：“世侄伍德学于咸丰乙卯（1855年）拟扬帆于金山寺，羊城码头天后官虔祷得七十三签，题日：苏武牧羊。及抵埠住孖辣坑，流涟岁月，去冬有归志，祷于金山天后宫，复得题签，越旬遂获是石俨然羊也。今其携石归，屈指离约十九年矣，出石诉予因奇，而配以座，并为之记。”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中秋。纪常郑绩书于幻梦居”。

    直至民国初，樊树昆先生又作铭记。从郑绩作记并配座于石，距今125年，保存完整无缺，为传世石中，十分罕见之精品。第六是园林篇，园林石类。其中太湖石又甲天下。谢志峰所收藏的白太湖和墨太湖石，为神品。玲珑屹立，集瘦、透、漏、皱之美，不愧为天下第一名石。还有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梁九图“十二石斋”中黄蜡石有一块现也存在节香楼。那是一块高38公分，重109斤的仙桃峰黄蜡石山子，是十二石斋的名石至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黄蜡石山子，因此可以说是十二石斋的唯一见证。梁九图是清末翰林，能诗善书，尤为爱石，据其在谈石中记载：“凡藏石之家，喜欢太湖、英德石，余则喜欢蜡石。”“蜡石最贵者色重纯黄，否则无当也”。他在十二石斋记中云：“忆岁甲辰（光绪30年，公元1904年），游衡阳湘归，购蜡石九，已复购三，因言其斋十二石山斋”，后来请了张南山、黄香石、陈礼等四方名士为十二石斋题诗赠楹联，使十二石斋名重一时，成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距今95年，这12块名石已散失无踪，今节香楼得梁氏编号第八块蜡石山子，形、色甚佳。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乃节香楼之石缘也。

    第七是塑石篇，集中了汉、唐、宋、元、明、清的石雕及石刻艺术。

    五、青铜兵器，刀光剑影

    谢志峰收藏青铜器与容庚、商承祚两位教授的影响分不开，也与他父亲研究历史这一点很有关系。中国的原始社会是石器时代，到了奴隶社会就是青铜器时代了，收藏青铜器与研究中国历史关系很紧密。

    谢志峰与容庚、商承祚两位老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他们所收藏的多数是有铭文的大的器物，而谢志峰的青铜器多是兵器。其实，谢志峰也有过雄心，刚开始，也想向容庚、商承祚老师学习，收藏有铭文的青铜礼器，甚至用张大干、李可染的大幅中堂画与朋友换了一件高30公分，口径宽68公分的春秋时代的青铜鉴，四耳圈足式，窄口缘，两对兽首耳。腹壁及圈足有六层纹饰，工艺精细，内底部有29个铭文。后来就一直无法碰到了。实践证明，有铭文的青铜礼器在民间已经见不到了，就是偶尔见到了价位高达三四十万元，也买不起。后来谢志峰还是走回原来收藏青铜兵器的路子，在废旧商店、古玩市场偶可见到，经过多年积累，商周、战国青铜兵器也就成为谢志峰的一个收藏系列了。如刀、枪、剑、戟、斧、铲、矛、铖、和弓箭等，这样的收藏既有别于老师，又能自成体系。

    据考古发现，青铜兵器的出现是在商周时期，那时青铜器制造业很发达，礼器与兵器必然是紧密相关地发展，《左传》成公十三年周简王的大臣刘康公曾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兵器，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武器装备。礼器与兵器二者相关地发展，研究礼器，也要研究兵器。

    六、佛像系列神仙聚

    我发现谢志峰玩收藏已玩到了很“虚无”的境界。佛教造像，也成了他的收藏研究对象，节香楼里真是神仙会。谢志峰说：“佛像是佛教文化的一种形象的反映，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我是收藏家，所以我从一个收藏家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就不同于历史学家。我是以物论史，因此我将佛像收藏列为我的一个收藏系列了。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人物雕塑艺术史，探索佛教造像的演变过程，我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写些中国佛像的发展史。”

    中国佛教造像是从印度传来的。始于东汉桓帝时，有2000多年的历史。佛教造像的发展，与佛教的传播，发展是相一致的，我国佛教造像是在印度教传人中国以后产生的。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的鼎盛，两宋的转变，直至明、清两朝，仍保持着佛教造像的辉煌成就。随着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从印度的舶来品，经过我国千百年来的社会发展的不断的影响，向着中国民族化发展，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志峰认为，佛教造像就是佛、菩萨、罗汉、祖师、飞天等形象的各种造型。中国的佛教造像以石窟尤为丰富。

    佛教造像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宗教性，这是最本质的。

    因此，必须表现佛教的庄严、神圣、慈悲的精神；其次是社会性。其造像必须随社会的发展，适应和迎合不同社会人们审美观念，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北魏时期，孝文帝在政治上锐意改革，力崇汉族先进文化，佛教造像就进一步受中原社会审美观念和传统雕刻技艺的影响。以简练、单纯、清秀、飘逸的线条来表现佛教造像的超脱神态。唐代则以雄浑、丰满、华丽为标准。宋代则从写实主义出发，接近世俗情调。所以社会的审美观念，必然会渗透到佛教造像中去。第三是艺术性。佛教造像在宗教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都离不开艺术手段的表现。将宗教性和社会性的意识融入雕塑、加工、造型中去，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终还是为宗教服务，达到宣传宗教的目的。谢志峰指出，我们在研究佛教造像史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这条主线。

    谢志峰收藏的佛教造像大小不等，超过50多尊。大的通高120公分，重800多斤。小者仅有花生米大。从佛像的造型来看，有各种佛、菩萨、罗汉、祖师、飞天、护法神像等。从造像的质地分，有金、铜、铁、木、竹、石、象牙、瓷、陶及泥塑等类。从年代上则有最早的十六国及北魏、隋、唐、宋、金、元、明、清。基本体现了中国1000多年来佛教造像发展的轨迹。其中有不少是精工之作，金碧辉煌。至为罕见的是早唐时期的西方三圣像。并列雕刻在石龛内。阿弥陀佛居中，估跏趺端坐，两菩萨分立于左右，体态端庄优美。整个石刻通高53公分。石的左、后中、右三面刻满经文，约有1000多字，据专家们考证，为目前我国发现的铭文最多的佛教造像，堪称稀世之珍。

    在谢志峰收藏的铜鎏金佛像中，还有一尊最为难得的是明皇室命工铸造的鎏金如来佛。仅高5.7厘米，底坐宽3.6厘米。鎏金仍保留80%以上，品相一流，精巧之致，使人一望便知皇家之宝。84个铭文仍清楚可见。佛身背部为错金文字：“周王欲报四恩命工铸造如来佛相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佛莲花坐后面及坐腰部中间，则为凿字，徵刻之工在放大镜下完全可以看清楚48个铭文。莲花坐后面文字为“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相”。坐基腰部刻有：

    “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广陈供养崇敬如来吉祥如意者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据《明史》记载，“周定王棣，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就藩开封府，洪熙元年毙。”由此可见，这尊佛像应为明太祖第五子朱棣命工所造无疑。

    澍志峰为了研究佛教造像，还专门走了中国的四大名窟，看到佛像许多是断头的，断臂的，折腰的，没多少完好的。另外，流失也十分严重。就中国文物出版社编印的《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看，其中70%是外国人臧的，真是令人心痛，所以他收藏佛教造像是为了保护中国佛教文化。

    虽然谢志峰收藏的佛教造像都是各个时代的精品，但仍带有劫难留下的伤痕，警惕人们不要重踏历史覆辙。正因为佛教造像带有神秘色彩，被视为迷信之物，所以即使在文物解冻时，人们还心有余悸，没有人敢买，可以说是无市无价。但谢志峰就不怕，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角度来收藏、来研究的，有什么可怕呢。这大概义是先知先觉了。有人说谢志峰是“因祸得佛”，而他太太说全是有佛缘，所以他们将一座高62公分，底宽50公分，重105斤的明宣德六年造的金如来佛像于1996年12月送给了梅州市人民政府，并安放在千佛大殿，以圆此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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