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百年千年品牌的休闲服大王
总有本事让人大吃一惊
从一个来自农村的小裁缝，到今天成为亿万富翁的休闲服大王；从一个欠债20万的农民，到今天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美特斯·邦威集团的董事长；不曾拥有一家厂房和车间，却能借鸡生蛋创造年销售额9亿的纪录，这就是中国休闲服大王周成建的故事。在了解他的人看来，周成建总有本领让人大吃一惊。
1965年4月出生于浙江青田县一个小山村的周成建，从小家里就很穷。当时，一家人只有几亩田，每年辛苦种来的粮食还不够吃。在这种情况下，少年时代的周成建就开始想办法来摆脱这种生活现状。14岁那年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周成建便自学缝纫成了一名小裁缝，同时“倒卖”服装用的纽扣等一些小商品。后来，一心想做大事的周成建在17岁那年，即1982年在家乡办起了一个服装厂，身在农村的他凭着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来生产城市人的衣服，结果失败了，周成建一下子赔掉了20多万。
为了偿还债务，也为了寻求更大发展，1985年，20岁的周成建顶住巨大的压力，只身从农村来到了城市。那时的他什么脏活、重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着，一天只吃一顿饭……后来，慢慢地钱地积蓄了点钱的周成建，就进入当地妙果寺服装专业市场，干起了老本行，白天卖服装，夜晚做服装，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就这样经过两年的艰辛劳作，周成建终于还清了债务。这时机遇也来到了他的身边，1992年，来自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风靡整个温州市场，周成建紧跟市场行情追风似的也制作起这些衣服。一次，一个东北老板向他一下就订了300件，由于产品质量不错，客户一个接一个，订货量从300件又增到几千件，一年下来，他赚了几百万元。这是周成建挖到的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为他日后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3年的周成建已经成为了四五百万的款爷，他创办了温州凯丽莎服装厂。这时刚刚开始运营自有品牌的周成建突发奇想，竟然一下子耗料160 多米，制作了一件长464米的风雪衣，创下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事在温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接着在1994年，周成建又做出了一大惊人之举：他将所赚的钱用来注册成立了美特斯·邦威公司，专门制作销售处于市场空白的休闲服。为了在公司的成立初期，迅速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周成建又连出几个大手笔：斥资数万元在温州市最繁华的五马路上铺满红地毯，同时买断5辆双层大客车的车身广告权，再加上他手上那件“世界第一的风雪衣”，在当时实实在在地吸引了无数眼球。
不过，在那时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成功，因为周成建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建设厂房，要想做成品牌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富有远见和想像力的周成建又想到一个惊人的决策，提出“无工厂化”经营，也就是利用社会上闲置产房完成自己跨越式的增长，这在业内实属首创，而且他的这种“借鸡生蛋”的经营谋略使人们想到了当时皮包公司的骗局，于是引起人们的一片唏嘘和质疑之声。
但是，周成建成功了，他从实践中摸索出的这条“虚拟经营”的企业运作之路，将企业的生产加工“发包”出去，10多年来，成功打造出了美特斯·邦威的品牌形象。今天的他，总部只有几间业务洽谈室和一些电脑，虽然在2005年能做到近30多亿的年销售额，但是目前的美特斯·邦威还没有生产过一件成衣，全部由国内200多家服装厂代加工，同时由分散全国的1 200多家加盟店销售。
现在的周成建，已经跳出了在温州发展的小天地，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国际大都市——上海。在2005年初，周成建一下子在上海浦东征地160亩，总投资1亿多元，建设信息化的物流中心和休闲产业设计村，并在2005年12月一举将公司的总部迁到上海。从此，周成建开始了在大上海打造自己百年千年品牌的大计划。
品牌，从周成建到郭富城
谈到品牌，周成建的最大理想就是将美特斯·邦威做成百年千年的品牌，在这方面，周成建用尽了心思。从独树一帜的虚拟化经营到请郭富城做形象代言人，再到“用人要疑，疑人要用”的独特的管理模式，周成建一直在精心打造“美特斯·邦威”这个中国休闲服的品牌。
其实，一提到“美特斯·邦威”，人们都是会首先想到那个活力焕发、青春气息浓厚的郭富城。实际上，一个品牌找到一个合适的形象代言人固然重要，但是周成建在1994年首先运用的那种虚拟经营的模式也是成就今天“美特斯·邦威”这个品牌的重要决策。
在采访中，周成建描述了当初采用这种经营模式的背景。鉴于当时资本非常有限的情况，周成建就在考虑如何将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本发挥到最大化。这时他想到了只有借助外力才能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打算将自己的服装做成品牌，把品牌的附加值提高，并设法将产品价格最优化，通过这些原有的批发商，转化为固定的、联盟方式的加盟伙伴，把他的产品推销出去，这样就形成了周成建“虚拟经营”的模式。很显然，这种经营模式，使得周成建成功地避开了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的路子，从而走上了专业化之路。 其实，这种虚拟化经营早在国外许多的诸如耐克、波音等大公司成功运用过了，对他们来说，虚拟经营的核心就是技术，在这方面，周成建认为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品牌，在他看来，“服装几乎不存在核心技术，它的最大附加值就是品牌，品牌就是核心技术”。
为了打响自己的品牌，周成建在选择形象代言人上也是让人大吃一惊的。其实，周成建最初做品牌的时候，自信的他是用自己个人的形象。当时他设计了一句广告词：自信给我一切力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谁懂用形象作号召，更没有经营者用自己的照片作为产品的广告。但是敢作敢为、自信十足的周成建做到了，而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一下子获得了区域市场的认同。
但是，后来为了扩大企业发展规模，进一步地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周成建又一次借助外力，在2001年，邀请郭富城做“美特斯·邦威”的形象代言人，使得自己品牌很快得到了提升。
在大胆实践虚拟经营和成功聘请形象代言人的基础上，周成建重点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下工夫。
在这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用人观，即“用人要疑，疑人要用”，对此有很多职业经理人、员工提出了质疑，甚至社会上对这句话也有质疑。但是，周成建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的：“其实我说的这个‘疑’，是指制度，而不是怀疑的态度。”
他进一步说，“疑”是制度的完善，制度的建设绝不是单一地去约束职业经理人、企业员工，恰恰相反，最大的约束或者说最重要的约束，是对决策者的约束。因为职业经理人或者员工违反了一般制度，对企业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而如果作为一个最高决策者，没有受到制度的约束，就有可能在决策中导致这个企业一夜之间毁灭。所以“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这句话最主要的是约束决策者。
在周成建看来，之所以中国有这么多企业新秀崛起后，却很快就失败了，不是职业经理人把它毁掉的，也不是员工把它毁掉的，而是决策者、老板自己把它给毁灭掉的。因为在企业尚小的时候，他的脑子很清晰，他了解所有一切，做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可能了解的信息只是这个企业的一部分，却凭着不完全的信息，就做出了一个全局的决策，这本身就是违背了企业发展的规律。
对此，周成建已经在着手培养自己的职业经理人，他觉得一个职业经理人应有着严谨的思维，而一个老板需要的是创造性的思维，以及敏锐捕捉市场的能力，他需要有着严谨思维的职业经理去落实一系列具体的事情。
为此，在一篇《言不尽的周成建》的文章中，他坦言自己崇拜的偶像是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原因是：“他建了这样好的制度，才使美国今天能够这么发达。我想这几年把近期的战略做完了以后，我会在全球范围内邀请百年企业里的成功人士，让他们帮助我来设计企业持续发展的规划。通过一种严格方式确定的制度，才能保障企业运营百年。”毫无疑问，胸怀大志的周成建希望这个品牌最终依靠制度持续发展下去，而他，要成为那个制定规划的人。
做一只闯世界的“中国狼”
一个在十几岁就进厂当了学徒工的人，一个在三十三岁才做出了第一双皮鞋的人，第一个注册人头像商标的人，第一个把专卖店开到海外的人，第一个自称是“中国狼”的人，他就是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
郑秀康出生于1946年，16岁进机械厂当学徒，19岁做到革委会副主任，32岁做出第一双鞋，1992年创办了康奈集团有限公司，1996年为温州鞋业获取了第一个“真皮鞋王”的桂冠，1999年，又为浙江鞋业争得了第一块“中国驰名商标”的金牌。企业现有员工5 000多名，固定资产4亿元，并率先在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开设多家由“中国制造”的康奈皮鞋专卖店。为此，有许多人想知道郑秀康是如何成功的。
其实，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有个人的努力，也有外界的机遇。对郑秀康而言，他的成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能吃苦；二是肯冒险；三是敢创新。
和所有的温州人一样，创业之初的郑秀康也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辞职下海的原因就是生活的压力，那时的郑秀康家庭比较困难，加之妻子生病还没有工作，靠厂子那点工资实在是不够生活所需。
就这样，郑秀康下海了。据他自己回忆说，1980年刚开始下海时最困难，“那时候我学做鞋，就在自己家的房间里。去掉一张床，也只有三四平方米吧。设计、划料、夹包，这些都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完成的。标准的一个家庭小作坊”。
到了1983年，工商局发出通知，允许个体户招工，郑秀康便带了四五个人，借了1 500元办了一个小作坊，白天在里面辛苦工作，晚上就和几个伙伴在里面支起木板当床。典型的能当老板、能睡地板的人。
除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郑秀康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也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最初办厂时，郑秀康手头没钱，于是他就不顾一切地卖掉了自己的手表、自行车，最后连老婆的嫁妆也卖掉了。可是这还不够，狠下心的郑秀康知道邻居家的大伯留有几百块钱，算是老人准备下的“棺材本”钱，但为了办厂，郑秀康只好厚着脸皮向大伯借走了那几百块钱。
凭借这种敢借“棺材本”创业的勇气，郑秀康硬是将一家小皮鞋厂发展成为中国鞋业龙头企业。
在这期间，郑秀康也经历了“火烧温州鞋”的痛苦，虽然他那时的“鸿盛皮鞋”因为质量好，没有被烧，但是全国对于温州鞋的谩骂和抵制，使得郑秀康也是寸步难行。怎么办？也学别人挂牌经营吗？郑秀康不想这样，他决定注册自己的商标，于是在1991年，郑秀康走进了工商局，毅然为康奈注册了人头像商标，其寓意是“抬起头诚信做人，埋下头认真做事”。
正是凭着这种敢于冒险的勇气，康奈才有了率先去海外开专卖店的创举。2001年1月15日在法国巴黎开了第一家康奈皮鞋的专卖店，随后又在美国纽约和意大利罗马、普拉托、米兰、那不勒斯开了专卖店。当时有很多人担心此举是否会赢利，但是凭借康奈高档的皮鞋质量、中档的皮鞋价格，结果返回来的第一年的海外订单就已经赢利了，郑秀康又是第一个成功吃螃蟹的人了。
其实，今天的康奈之所有会有这么辉煌的成就，从一个小家庭作坊，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发展到在海外开专卖店，打造世界名牌，有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创新”。
早在1988年，郑秀康在全国各城市搞调查时就发现，中国的皮鞋业当时基本上以手工制作为主，装备水平很低。1989年，他来到了被誉为“世界鞋都”的意大利，他的发现使他感到震惊，“与人家的现代化生产流水线相比，我们温州的手工制鞋确实太落后了。不仅是生产规模太小，而且工艺、质量、标准都相差太远。我当时就意识到，温州鞋业要发展，甚至中国鞋业要发展，就必须走机械化之路。一回到家里，我就投入40万元，从青岛购置了一条机械绷帮流水线。这是温州的第一条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温州制鞋业的发展起了革命性的作用”。
此后，随着“长城”引进机械设备大获成功，带动了温州一批鞋厂纷纷去江南机械厂订货；而此时，抢先一步的“长城”又从台湾购进了更先进的生产流水线；１９９３年，“长城”又花巨资从制鞋王国意大利购进了世界一流的皮鞋生产线……康奈的一路领先，让别人望尘莫及。
就在别人正在引进机械化作业的时候，设备一流的康奈已经开始经营品牌战略了。1993年，康奈已经在电视上打出广告，即“穿康奈，好气派”，这在温州也是首创。一开始许多老板不理解，觉得没什么意思。结果，一段时间以后，这些老板的小孩子回家以后，把这句广告词当顺口溜，一出口就是“穿康奈，好气派”，气得有个老板打孩子耳光，骂他不懂事，不记自家的牌子，反而天天叫人家的牌子。
对于入世之后康奈的发展，郑秀康非常自信地说出这样的一段话：“现在大家都很担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是不是要‘狼来了’。2月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到康奈来的时候，我跟他讲，为什么只讲国外的‘狼’要来，不讲我们要出去呢？我们康奈就是一匹有实力的‘温州狼’、‘中国狼’。我们要比外国‘狼’更厉害！我的质量不比它们差，只要我打出品牌，加上成本优势，‘入世’对我只有好处。”
这就是一代“中国鞋王”郑秀康的超凡的胆识和魄力！
战胜欧盟的温州虎
凭质量血拼天下
曾经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曾经为了创业，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阁楼上生活过5年的人；曾经凭借自己高质量的打火机使得日本、我国台湾、我国香港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的90%以上的厂家倒闭的人；曾经代表中国民间组织第一次取得欧盟“反倾销”案件胜诉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虎牌打火机的创始人，现任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的周大虎。
这不是一只寻常的虎，他不是来自深山密林，而是一只来自温州的虎，但是他一样又有虎的威严、有虎的魄力，一样可以在商场的密林中显示自己王者的风范、王者的神勇。
凡是了解周大虎的人，都知道他天生有一种好胜的性格。但在他看来，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早年坎坷的经历有关。
1952年出生于温州的周大虎，在“老革命”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下放到乡下邮电所之后，他一度幸福的童年就宣告结束了。而且随着家庭的这种变故，周大虎的生活和学业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
初中毕业后的周大虎就到温州农村插队了。后来，回到温州的他，迫于生计又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直到1976年，25岁的周大虎才顶替母亲进入温州邮电局工作，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
但是，天生就想做大事的周大虎，在1985年前后，看到不少温州人做打火机赚了大钱，于是他就有了放弃邮局的工作，想加入到这一行来的念头。1991年，恰逢周大虎的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领到了5 000元的安置费后便赋闲在家。于是，周大虎就依靠妻子的这笔安置费，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工作之余，周大虎还替妻子跑销售，结果，他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丰厚。于是，一年后他干脆辞职，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打火机上。
那时为了创业，周大虎一家人只能住在简陋厂房的小间里，上面还搭了小阁楼，仅7平方米，四面无窗，正读小学的儿子有一次竟在睡梦中摔下来。
一日三餐，吃的是门口的饭摊儿。平时洗澡，和工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家里没有卫生间，天天要跑到百米外的公共厕所。
这样过了整整五年。周大虎后来回忆这段创业的日子说：“我最愧疚的是对我儿子，阁楼爬了五年。五年哪，就是小狗都变成了大狗，何况人！”
正是凭这样一种拼了命的意志和精神，虎牌打火机才以高品质击溃了打火机业的龙头老大日本人。
就在周大虎进入打火机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疯狂状态。1993年的上半年，温州从原先的一两百家打火机厂急速发展到三千家。因为温州打火机只要十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打火机要三百到五百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所以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厂家抱着“快捞”的想法，生产劣质打火机。但周大虎知道市场经济诚信为先，坚持保证产品质量。当时，按照周大虎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一百五十个打火机，而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五百个。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计算，所以在周大虎那里工作的工人薪水自然就少，一百多个工人跑个精光。同样，因为他需求量小，上游的供应商也不愿给周大虎供货。1993年上半年，周大虎赔进了前两年的利润，还差点破产。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慢更遇顶头风。”在工厂陷于停产困境的时候，周大虎在一个星期内，骑摩托车接连出了三次车祸。但周大虎没有气馁，重新招聘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
这时，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将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了，他的打火机厂一天只有五千多只的生产能力，却能够接到十倍以上的订单。而原先三千家打火机厂家，如同秋风扫落叶，倒闭了九成。
那时温州打火机生产效率是最高的，据统计，温州年产打火机五亿只左右，销售额为近四十亿元。而周大虎的公司年产打火机只有一千五百万只，价值却在两亿元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周大虎依靠诚信达到了产品与市场的默契，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没有一名推销员，没有一分钱的广告支出。
虎啸全球，无人能敌
凭借质量和信誉，周大虎成功了，但是成功之后的他又开始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畅销，这只温州虎又想到国外走走了。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周大虎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去熟悉当地政策、文化背景、消费水平，还要熟知当地的法律规章，甚至找合作律师。
如今，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机畅销国内并出口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其生产的金属外壳的“虎牌”打火机，则占到全球打火机市场90%的份额，并已击垮了日本、我国台湾、我国香港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使当地90%以上的厂家倒闭。
正是因为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实在是太强，所以老是在世界上遭到别人的阻难。2002年6月23日是周大虎无法忘记的一个日子，因为那天他收到了欧洲打火机协会正在拟订反倾销方案的提前通知书。
一时之间，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周大虎的面前，怎么办？是打官司，还是逆来顺受？好胜的周大虎断然放弃了后种选择，既然欧盟要制裁我们，我就是不服气，一定要打官司，但是这种“反倾销”案件，政府是不能出面的，所以周大虎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只有靠自己了。于是，他召集了所有的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会员，商讨此事。大家也一致同意打官司，可是钱从哪里来？周大虎看到大家都有些犹豫，作为会长的他率先捐出了10万元，随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家就凑了300多万元。
这之后，协会经过招标选择了最贵的一个国外律师，很快应诉程序也随之启动。此后，周大虎代表温州烟具协会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4次报告，说明中国企业没有倾销的理由。2003年3月21日，温州烟具企业交涉团远赴欧洲，作为中国“民间第一团”，企业代表李中坚与欧盟官员汉森进行了一场“平等对话”。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界第一次组团奔赴国外，面对面地制止欧盟采用法规对中国实施技术壁垒限制。
在欧洲的17天，他们日夜兼程，奔赴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分别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卫生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意大利生产生活部、法国财经工业部等举行了9次会谈。
经过一年多的一系列相当复杂的交涉和会晤，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以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终于胜诉。
这时的周大虎终于松了一口气，虽有些疲倦，但又感到很自豪。因为“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
这件事情，也让欧盟、让世界见识了一只来自中国的“温州虎”的厉害！
我要买下温州大学
他曾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温州农民；他曾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了温州柳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他曾在 40岁时放弃50万年薪，入读温州大学；6年之后的他又提出“我要一人买下温州大学”的要求；他还声称想当温州市的市长；他还在1998年创立了全国十大西服品牌之一的庄吉西服，他就是那个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敢为天下先”的郑元忠。
活着就要拼搏，丢了性命也不怕
他自己说过，从小他的胆子就非常大，1952年出生在温州柳市农村的他生不逢时，初中没读完就赶上了“文革”，回家当了社员。为了摆脱贫困，他一有机会就搞一些小作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了赫赫有名的万元户。
后来他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于是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挣了十几万元，成了温州有名的电器大王。但是，枪打出头鸟，在１９８２年一场冠名以“打击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之名的“阶级斗争”中，郑元忠同其他行业搞得最好的7个人一起被列为典型，列入抓捕的名单，这就是温州当时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平反之后的“八大王”，除了郑元忠决定东山再起之外，其他的7个人都表示不再大干了。经历过这一次生死的考验之后，郑元忠没有消沉，而是加强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他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拼搏，丢了性命也无所谓，于是他又干起了加工低压电器的小作坊。
但是，随着这种小作坊的增多，郑元忠认识到要想把企业做大就必须走联合之路，于是他就联合了一批同类企业，组建了一个股份制的低压电器公司，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搞股份制的民营企业。郑元忠又领先了一步。到１９８９年，郑元忠的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他又一次成了“电器大王”。
1991年，乔石委员长来到郑元忠的企业考察，曾经对郑元忠说过这样一段话：企业家赚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这里面需要很大的学问。
这件事情很大地刺激了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郑元忠，为了将来能大有作为、对社会有大贡献，已经40岁的他下了决心要上大学。
用郑元忠自己的话来说，为了念大学他是花了血本的，那时的他全脱产到温州大学学习国际财贸。公司的事情全都交给一个年薪50万元聘请来的总经理，郑元忠是认认真真地过起了大学生活。三年的课程，他用了两年完全掌握了。在不惑之年，终于圆了大学梦的郑元忠一走出校门，就又重返商海。
这时的他有了新的创业冲动，在当时温州有两千多家服装企业，但量大质低的情况之下，郑元忠决定在这个行业，尤其是西服上做出自己的品牌。于是在1996年，他一次性投资两千多万元，在温州开发区创建了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成为温州服装业中投资最大、起点最高的企业，他下决心要让庄吉成为世界级的品牌。
桃园三结义，打下服装业的一片好江山
现在的庄吉不仅已成为温州服装企业的旗帜之一，也是中国男装企业中的佼佼者。2003年，庄吉集团整体实现销售收入1035亿元，并在近几年内相继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等多项荣誉。
是什么使得庄吉能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答案就是“黄金三角”，即郑元忠、陈敏、吴邦东的强强联手。陈敏当时被评为温州服装界的少帅；郑元忠属于高智商，善于宏观调控；吴邦东则细致踏实，又是学管理出身。这三人的联合可谓是最佳的搭档。
1996年的时候，郑元忠在温州服装商会的一次活动中，碰到了当时金顶针制衣公司的总经理陈敏。
陈敏27岁时下海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生产经营西服。虽然“华联”发展很快，第二年就实现利润100多万元，但苦于没有牌子，难以长足发展。于是，陈敏跑到深圳，请高手设计商标。回来后，从三个备选方案中挑出“金顶针”。“金顶针”很快就在业内脱颖而出，1995年，产值超过2 000万元。就在这时，陈敏提出要联合温州几家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影响较强的企业做大温州服装，但遭到了董事会的反对。
那时候，郑元忠也在苦苦寻求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品牌发展之路。出于共同的发展理念，他和正在思考何去何从的陈敏一拍即合。
陈敏撤出在“金顶针”的全部股份，把自己的600万元全部投资到新的企业。
郑元忠和陈敏又请来精益电器集团董事长吴邦东加盟。
从此，被业内人士称为“黄金三角”的郑元忠、陈敏、吴邦东打造了温州服装界的一艘航空母舰。
如今，庄吉集团已拥有15家企业，2 000多名员工，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了400多家服装皮鞋连锁店。“庄重一身，吉祥一生”的广告语响彻大江南北。
有社会责任感，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郑元忠看来，一个企业家如果不真心想为社会负点责任，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早在温州大学读书时，他就认为学校在管理运作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于是产生了改制温州大学的想法。１９９８年６月，在温州市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郑元忠递交了一份“个人买断温州大学，实行私有化管理”的提案，他个人认为民办能给学校带来新的运作方式，他很有信心把温州大学办成名牌大学。当时可行性报告写了三十多章，向有关部门呈报，也向有关部门口述。
后来，浙江省教委也批他的文件，但是考虑到这其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教职员工的安排等都有相当的困难，于是郑元忠就退了一步，由打算买下温州大学，改为投资搞温州大学服装学院，并将服装学院建成全国一流的专业学院。
其实，郑元忠不仅想在教育上施展拳脚，而且还想在政治上充分施展自己的理想。在他看来，他比较适合政治这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要胜过搞企业的能力。于是他提出要当温州市的市长，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现在当市长的，他们的胆子比较小，因为他们怕丢了乌纱帽。温州这几年应该说发展的脚步还算比较快，但是有很多方面还可以搞得更好，原因之一就是市长的胆子不是很大。如果让他来当市长的话，他的胆子就大，而且不怕丢乌纱帽，丢了他还可以回去继续搞他的企业，这就是无欲则刚的道理。
现在的郑元忠喜欢说这样的一段话：30岁时看自己20岁做的事，已经不算什么事了；到了40岁看30岁的事，也不觉得是大事了；现在我50岁了，也许还能做点什么事。
这就是那个一直都燃烧着生命激情的郑元忠，他总是在不停地跋涉、不停地拼搏……
要做世界泵业的最强者
在温州，有太多关于行业神话的故事，在皮鞋界、在服装界、在打火机上……不断进取的温州人一直都在精心地打造自己的“行业王国”，而堪称“中国泵业之王”林凯文的创业故事，也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神话。
在《温州评判》一书中，作者用极具有跳跃性的文字在讲述着他的故事：
时间：不过短短8年。
变迁：令人眼花缭乱。
“神话”的主人名叫林凯文，上海凯泉实业集团总裁。
8年前，他在上海只有一个700平方米的租赁来的旧仓库；8年后他已在上海组建了集团，下有7个公司，两个工业园区，共计40万平方米的厂房。
8年前，他在上海没有生产一个产品；8年后，他的集团已在生产第四代多种新型泵，共有八大系列2万多种规格，年销售额已超过45亿，成为中国泵业之王。
8年前，他在上海没有一个销售网；8年后，他已在全国建立了27个分公司和200个办事处，成为国内泵业最具规模的直销体系和最为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并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8年前，他在上海普通得无人知晓；8年后，他已成为上海市青年新长征突击手、标兵，成了中国泵业无人不知的泵业之王。
林凯文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怎样具有了今天的成就的？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林凯文，1966年出生在温州永嘉瓯北。瓯北是中国的泵阀之乡，林凯文在泵阀之乡的氛围里长大，虽然做过汽车装配工，办过摩托车修理行，但他最终的人生目标还是选择了做泵。1990年，他在销售水泵赚了一笔钱后，就办起了永嘉瓯北水泵厂。
1993年，林凯文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 000万销售额，在永嘉成为头号水泵企业。但1994年公司却明显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而此时的林凯文面对的对手已经不仅仅是“水泵之乡”永嘉的企业，而是全国各地的大小企业。
林凯文是善于思考的，对造成当时困境的原因他心知肚明：“当时我分析企业衰退的原因，发现技术的低能导致产品质量不过硬，规格型号太单一。再往下追根求源，就是缺少技术人才。”
1994年，林凯文已经领会到企业发展的停滞是由于缺乏人才所致，所以他通过各种媒体做广告求贤才，但结果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前来应聘。而公司搬到上海之后，情况截然不同。一次偶然的机会，林凯文结识了一位从事水泵业研究多年的高级工程师。在工程师表示愿意帮助他招募人才之后，林凯文的人才需求量竟达一百五六十人。工程师对林凯文的胃口和“野心”惊讶不已。而紧接着，便轮到林凯文惊讶了：工程师居然真的为自己找到了这么多不折不扣的高级人才。
对此，经历过寻找人才而不获的林凯文怎能不感慨万千！只有在上海，只有在这个有资格被称作“大海”的地方，才有可能“隐藏”如此众多的“蛟龙”。
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凯文和他苦心孤诣求得的股肱之才们跑遍了全国，开拓市场，寻找机遇。在北上远至哈尔滨，南下前往广州的万里路途上，在全国各地一派风急云劲的建设浪潮中，林凯文和那些贤良手下同甘共苦，呕心沥血。
今天，林凯文的庞大基业证明着他们当初的努力。2000年，“凯泉”取得了35亿元的销售额，跃居全国第一。对此，林凯文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没有这些人才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人才不是一个空洞的说辞，不是门面。人才是可以创造效益的。”
今天，从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军事博物馆到上海的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场、磁悬浮工程，所用的水泵都出自林凯文的公司。而历经这么多年的艰辛之后，永嘉县城晒得发烫的街道已经淡出历史，林凯文已经拥有了7家企业，200亩的集团用地和1 500名员工。
虽然林凯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者——中国泵业之王，但他却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自我陶醉。他比照的坐标是世界泵业巨子——不是排名世界第四的丹麦格兰夫，也不是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荏原、排名世界第二的美国费朗索瓦，而是排名世界第一、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ITT。他让员工人人都明白，ITT的年销售额是100亿美元。
林凯文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是世界泵业的最强者。”
花百万学费学先进
说到温州的打火机行业，周大虎和他的大虎打火机厂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但就行业内和一些与“威力”打火机产品有过交情的消费者而言，徐勇水和他的威力打火机厂也闻名遐迩，有着相当高的国际知名度。徐勇水的身上同样体现着果敢敏锐、务实坚韧、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
好客让他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8年从部队退役时的徐勇水，面对的正是温州打火机行业处在兴旺发达的高潮期，随便一个厂家立了摊子就能生产出打火机，尽管质量不一，但是开业便能赚钱。由于正逢其时，这个年轻的退伍兵脱掉军装便投入了创业——他的全部资本是好不容易弄到的3万元贷款，但他的志向却比这高远得多。
说起来，徐勇水最初挖到的两桶金是因为他的热情和好客。当时，温州打火机行业虽然厂家众多，但做打火机所必需的高压陶瓷电子的进货渠道却只有一家。高压陶瓷电子是打火机上不可缺少的点火装置，也可以说是打火机的核心机件，离开了这一装置，温州的所有打火机厂家将会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高压陶瓷电子尚需从日本进口，而且国际市场上也只有日本TDK公司能生产。这样一来，谁掌握了日本TDK公司的代理权，谁就拥有了控制温州打火机行业“供货脖颈”的能力，当然也就具备了垄断赚钱的能力。
但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负责日本TDK公司高压陶瓷电子产品在中国内地市场销售的总代理，是香港的佘氏德辉公司。1988年9月，佘氏家族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佘德辉的弟弟佘德发到温州市场巡察高压陶瓷电子产品的销售和使用情况。佘德发来得不巧，温州打火机厂家当时尚没有形成自己的商会，群龙无首，对他的接待并不热情。温商不仅对德辉公司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且对这个既不订货又无合作投资意向的港商相当冷淡，全然不知对佘德发应该报以“感恩”的态度，同样也对佘德发态度变化有可能带来的危险浑然不觉。
当时的徐勇水也和温州其他打火机厂商一样，并不知道佘德发的来头。他是一个从销售做起的打火机商人，加上天生的热情好客，因而懂得待人之道，对专程前来的佘德发热情有加。正缘于此，佘德发将徐勇水视作好友，在温州的一切事情都交付于他。但佘德发对徐勇水的热情并没有明显的感激，走时也只是给徐勇水留下了自己的一张名片，说了声“有事就给我打电话”而已。
时间过去了三个月。1989年12月，为了控制市场，提升高压陶瓷电子产品的价格，德辉公司突然停止了对内地的供应。这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货源断了，仰赖于TDK公司产品的温州市场立即受到打击。虽然一些厂家靠着存货仍然延续着生产，另一些厂家先做其他配件的生产以等待装配，但都为时不长。就这样，整个温州打火机行业顿时陷入等米下锅的恐慌，春节过后便全面陷入瘫痪状态。
此时，徐勇水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直到这时他才想起了香港的佘德发，于是被迫无奈地拿起了电话筒。电话很容易就打通了，佘德发在电话那边反应很平静，只说了声“你过来吧”，意即让徐勇水到靠近香港的广东走一趟。
徐勇水赶到了广东顺德，到佘家的一个亲戚家交了10万元定金，“开后门”购进高压陶瓷电子配件。佘德发的亲戚让徐勇水在顺德住下来，耐心等待。徐勇水在顺德心急火燎地等了9天，度日如年。佘德发终于打来电话，告诉徐勇水：高压陶瓷电子单价28元，一批供货50万枚，货款总数140万元人民币，一口价，一手付，没有讨还的余地。徐勇水觉得佘德发是个真正的商人，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看似无情也有情。50万枚高压陶瓷电子不算少，够意思，但他手里只有60万元，佘德发听了表示爱莫能助，跟他开玩笑说：“那你要一半得了，剩下的别人急着要。”徐勇水当即表示要想办法全部买断，容他宽限几日，找人弄钱。
徐勇水也要做一个“真正的商人”，他既不想让佘德发小瞧自己的魄力，也不愿让佘德发产生他没有实力的印象。再说，生意场上的事，要做就必须做独份生意，当垄断商家，高压陶瓷电子让别人买走一半，自己失掉的将不仅是价格优势，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市场上的主动权。可是他手里只有60万，加上已付的10万定金，才刚刚凑够了一半。顺德不是温州，自己在广东又没有至交，另外的70万元到哪里筹借呢？
想到了自己身处广东，接着就想到了在广东各地做生意的温州人。于是徐勇水无奈之下急中生智，想到了温州老家快速融资的好办法——向当地的温州村求援，只有温州人才在借钱上特别大胆。于是他凭着自己在广州做过生意，温州同乡们既认识他又知道他在温州有厂的条件，到广州的一条温州商业街上公开借贷，条件是每借5万打下6万的欠条，还款期限为10天。5万块钱借出去，10天就能挣1万，这利息之高、周期之短到哪里找去？结果可以想像，不少温州同乡争着把钱送给徐勇水。70万的融资当下便解决了。
徐勇水连夜赶往顺德，交齐了货款又连夜赶往温州，连打个盹儿的时间都没有。高压陶瓷电子凌晨3点运到温州，徐勇水交代了应当注意的事宜便自顾睡去。而等到天色大亮，他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50万枚高压陶瓷电子已按42元的单价全部售罄，一扎扎的人民币塞满了保险柜。用徐勇水的话说，这笔生意“很艺术”地赚了70万。
倾家荡产也值得干
好人缘就有好财源，这之后徐勇水的发展，之所以由一个打火机的销售商，发展成为世界名牌的打火机厂商——广田株式会社做贴牌的生产，一直到自创品牌威力火机，完成这样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既得之于他的好人缘，又来自于他那种为了把事业做大，舍得花大本钱的远见卓识。
1989年的秋天，正值温州阴雨连绵之际，有位台商屡赴温州，在打火机厂家中进进出出，也像当初的佘德发那样这儿听听，那儿看看，一不言订货二不谈合作，使得本来对他有着几分热情的温州厂商渐渐地生了烦。徐勇水却一如既往地接待了这位姓王的台湾商客，不仅在王先生来他的厂里观光时热情接待，而且不卑不亢，不断地陪同他到各处走动。
在接下来将近两年的时间内，这位台湾商人16次飞赴大陆，辗转来到温州，一来就住好多天，依然是到处地听，到处地看。同徐勇水的接触当中，他也始终没有谈到过关于生意上的事。和以往一样，徐勇水并不指望在同这位台商的交往中寻求某种“实惠”，不图报答，认为有朋自远方来，作为一名温州人，尽一尽地主之谊是应当的。同时他也认为，我国台湾的打火机产品质量接近于日本，比温州产品质量要好，和这位王先生的交流可以获得某种技术和销售上的信息，这就足够了。正因为抱着这种想法，当自己的爱人抱怨他陪客人多，陪家人少，分散了他在企业上的精力时，徐勇水仍然本着真诚之心与其交往。
转眼到了1992年。这位王先生再赴温州，却不急于考察，而是拍着徐勇水的肩膀，王先生说：“我不断地来温州，到处听，到处看，并不是闲极无聊，也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受人之托，为一家日本打火机商物色一家能做OEM业务(定牌或贴牌)的生产厂，在温州生产日本打火机。”
徐勇水一听，这位台商口中提到的想在温州进行定牌生产的日本打火机商，正是世界打火机市场上有名的霸主企业——广田株式会社。王先生说出的这件事，使得徐勇水几乎不敢相信会是真的，他觉得这可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样的好事就偏偏“砸”到他头上了。
此后不久，广田株式会社的代表果然在王先生引领下来到温州考察了徐勇水小小的威力打火机厂，决定对他先期进行扶持工作。双方合作意向形成后，广田株式会社便不断地给资料和图纸，威力厂也按月将调试出产的试制样品寄往日本。接受了“广田”方面的技术指导，徐勇水真正感觉到了温州打火机产品与世界著名品牌的质量差距。尽管威力厂在日本方面的技术指导下质量大幅提高，而且在徐勇水看来已经提高得“很不错了”，但总也达不到日方的要求。这使徐勇水真正认识到生产出国际标准的打火机，实现为广田株式会社的贴牌生产并不容易。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调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徐勇水总不后退，知难而进，最终感动了日方总裁广田良平先生。就这样，深受温商敬佩的他第一次踏上了温州的土地，亲自到温州威力厂和徐勇水促膝谈心，了解他的处世之道和经营理念，最终签订了贴牌生产的协议。也就在签约之后，广田株式会社将两个集装箱的高级模具和先进设备运抵了温州港，威力厂没花一分钱就得到了来自国际著名企业的强大技术支持。
徐勇水认为，作为打火机生产的王牌企业，“广田”有许多值得自己学习的方面，“威力”和“广田”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差距大得令人吃惊，这是温州企业不能不承认的现实。无论温州打火机生产行业今后的路怎样走，向先进的企业学习，生产出优质名牌的打火机产品却是必由之路。以先进企业为目标，与巨人同行，总胜过暗中摸索。既然与“广田”合作并没有任何坏处，那么为什么不放下架子，走双赢之路呢？温州人办企业、生产打火机才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想到这些，徐勇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对方的指导和培训。
思想上理顺了，行动上才能跟得上，并能泰山压顶不弯腰。在合作前期，徐勇水和他的威力厂所经受的考验也是空前的——不仅设备调试和技术适应长达八个月之久，其间威力厂没有生产出一只合格的打火机，而且也面临了周大虎和其他厂技术提升时所面临的工人跳槽的尴尬。威力厂投入新产品生产之前，全厂工人仅剩五名，经济上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前后时间加起来两年多，威力打火机厂不仅没有赚钱，而且贴进去了1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数字，弄得徐勇水几乎到了要倾家荡产的地步。
但是，徐勇水却始终坚信苛刻甚至是严酷的技术改造是威力厂走向市场的必由之路，是超越所有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的惟一通道，他要借此良机认真地打造威力厂，使它名副其实。为了发放调试人员的工资以及弥补其他消耗，他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富康车，据说这是全温州所买的第一辆富康车。
正是凭着这种赔上家底也要学到最先进技术的精神，1994年底，威力厂新生产线的调试最终告捷，所生产出的产品完全符合日方的要求，在生产出大批量的优质打火机的同时，徐勇水既赚得了贴牌生产的利润，更赚得了打造国际名牌的技术优势。
温州企业本来就是从模仿起步的，同其他诸多温州打火机生产厂家一样，在为国外公司进行贴牌生产的同时，威力打火机厂也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优势，开始了独立开发自己的品牌。贴牌产品和独立品牌产品双双出口欧亚市场，年产值近亿元。从当年到广州赚打火机的销售差价，到前赴顺德购进高压陶瓷电子，再到与广田公司的合作，徐勇水的创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小到大的三级跳，从而铸造了自己的不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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