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品，大市场
蝗虫，还是英雄
今天的温州人富得流油，昨天的温州人穷得背井离乡。历史翻到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的初期，人多地少的温州人不得不背起沉甸甸的行囊，四处流浪，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之后，他们便将一张张订单带回家中。
这群人就是温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十万购销大军，有人称他们是蝗虫满天飞，搅乱了计划经济；有人说他们是英雄，正是他们，七手八脚连推带挤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也就从他们开始，温州最早被外界所了解，这些千辛万苦的购销员从全国各地拿来订单，便到温州的集镇上采购产品，集镇上的前店后厂在当时是很盛行的，一边生产、一边销售，再由这些购销员发往全国各地。久而久之，前店后厂逐步集中，也逐步专业化，像永嘉桥头的纽扣、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到1983年，温州当地便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
正是这十大专业市场带来了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带动了当地家庭工业发展，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经济特色。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也因此被人称作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对此，1986年春，来温州考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在考察了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指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这是由浙江电视台新闻中心在一期《温州告诉我们》的专题节目对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经济特色由来的一种阐释。
其实，根据经济学家费孝通在《小商品、大市场》的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也曾经很感性地描述过温州人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历史传统。正是那次考察时在永嘉桥头遇到的小货郎，使得费老想起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件往事。
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
1938年我回国时，打听到法国马赛有一些往返中国的轮船，有为欧洲华侨专设的低价统舱，我就买了这种船票。在统舱里我结识了一些语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
因此，费老总结说，正是“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小生意赚大钱
其实，这种格局的形成还与温州人一种独特的经商之道有关，那就是小生意赚大钱，在温州人的眼中，大钱小钱都是钱，能赚几分几厘的机会也绝不放过。
温州人做生意，从来都是脚踏实地，讲求务实的，因为资金有限，他们就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非常能吃苦，意志非常坚韧，用他们自己通俗的说法是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即使是生意已经铺得比较大，温州商人仍会像初创时期一样拼命工作。那些看起来没什么钱可赚的小生意，他们也不会嫌弃，往往是几分钱的螺丝螺帽、几角钱的小元件，他们都会认真对待，把小生意当作事业来筹划。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这些都是温州人创业的共同特点，而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一味抱怨没有机遇，没有财运。
据《青岛日报》报道：许多青岛人对岛城50多年来出现的第一个商会感到惊讶。“惊讶”不是缘于对“商会”的久违，主要在于这个商会是在青岛的温州人成立的，名曰“青岛市温州商会”。这个商会的成立表明在青岛经商的温州人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 大约从1980年开始，便有温州人来到岛城经商。那时，他们来的并不多，仅有数十人，如今，这一数字已变成了近4万人。这些温州人绝大多数都是“老板”，在青岛注册成立了逾万个企业，资本总规模在70亿元左右，涉足服装、鞋帽、灯具、餐饮、食品、摄影、机电、印刷、包装、运输、建材、房地产、进出口等30多个行业。在青岛开店办厂的温州人，生意做的大多非常红火。
这些“腰包”鼓起来的温州老板，当初做的却是小本生意，谋生的主要方式是走街串巷、千方百计地推销温州生产的各种小商品。20年前怀揣着东借西凑的5 000元来青岛推销温州产品的吴可福，现在已是青岛玉环灯具装饰有限公司和青岛市灯具市场的董事长。他说，做生意要从小处着手，钱要一分一分地赚，这是我们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在青岛成功的奥秘。
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靠着纽扣、标签、商标、标牌、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在外地人看来不起眼的“小东西”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同时也完成了温州区域经济早期的规模化建设，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生产销售基地，不仅具有着“小”的活力，同时也形成了“大”的实力，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把温州区域经济比作一辆大车的话，温州家庭作坊里的生产和摊贩们的推销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那么小商品消费市场的需求张力或者说市场的盲点或空白点，则无疑可以说成是这辆大车的另一个轮子。
真可谓“小商品也能成就大市场”，钮扣变金币、打火机当霸主的传奇并不神秘，其实是一段温州人先于他人醒悟，并脚踏实地从小做起，走向致富路的创业史，而这个创业史正是众多的参观考察者和创业者所感兴趣的东西。
从模仿到创新
模仿走私品成就“眼镜大王”
一提起温州人，大家最为称道的似乎就是他们独立自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的确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别的地方人们还在守着一亩三分地，等待国家补助时，温州人就已经设法自己谋出路了。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搞家庭工业，四五个人，两三台机器，即可开工生产。由于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根本谈不上什么研发能力，但温州人脑子活，又肯钻研，别人的东西拿来琢磨一番，就可以自己画图纸，做模具，模仿得惟妙惟肖。通过模仿，温州企业积累了原始资本与一些基本的技术，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不少人说温州人的成功最初源于这种模仿。
的确，有不少的温州人自己也承认，温州人的生意是从青菜小葱小鸡小鸭之中“孵”出来的，因此，没有模式，没有传统。像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最初都是模仿来的。纽扣只要从外地或国外买来的衣服上拆下几颗，仔细研究一番就能够生产，皮鞋仿意大利的，服装仿法国的，打火机仿日本的。
有很多温州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只要他们回到家乡，穿着和用品就成了有心生意人的目标。漂亮的衣服，别致的纽扣，时髦的打火机，一到了温州人手中，用一夜的时间就可将它解剖完毕，当这个同胞将要出国的前夕，他看见跟自己使用的东西一样逼真、一样精美的仿制品已经摆在了橱窗上。这往往使人们惊叹不已。
因此，原先温州人的主导产品大多为做工简单的易解剖且具有一定手工技能的东西，而像电脑、手表甚至化妆品等具有较大难度的产品，就不在模仿之列了。
不过，对于温州人最初的模仿，除了会注意靠海外的亲朋好友捎来的东西，还有另一条途径，那就是模仿走私品。在《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中，身为温州人的作者白晖华曾经说过：“虽然走私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时间，却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聪明的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我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守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
温州人在眼镜业上是典型的模仿起步，有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企业发展到一百多家，并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众多外商。有数据显示：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1／3，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说起来，在温州素有“眼镜大王”之称的远洋眼镜公司老板叶子健就是通过仿造走私品而起步的。1982年，叶子健高中毕业后，在温州蜜饯厂金工车间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当时有许多走私的“金丝”眼镜流入温州市场。叶子健觉得这种眼镜受人欢迎，样式新颖，定有市场。于是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副金丝眼镜，然后将镜架拆卸，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其他配件厂加工，再自己装配，终于生产出第一批“金丝”镜架。虽然只有数百副，但这批眼镜以3元一副的价格拿到市场上，很快被客户一抢而光。
于是，叶子健辞掉工作，召集几位朋友开始了大批量的眼镜生产，产品成本因此大大降低，销量也日趋见旺。从此，叶子健走上了“眼镜大王”的人生之路。
最为可喜的是，叶子健并不满足于初期的模仿，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远洋眼镜已经由模仿走向创新，自主开发了1 000多种产品，成为一家年产眼镜过200万副的大型企业，而且据《品牌温州》一文的作者介绍说，现在的远洋正向科技含量极高的光学镜领域进军。
监狱里出来一个皮夹克大王
其实，世人只知温州人善于模仿，但能够看出模仿何物，也是需要一番相当的功底。有人称温州人可怕，脑中有鬼，也就是说他们善于琢磨事；眼中有针，也就是总能看出别人看不到的商机。但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劳改犯，转眼之间变成了一个名噪京城的“皮夹克大王”这件奇事，还真的让人不敢相信。
不过，世间确有此事，创造这一奇迹的温州人名叫刘世明。
1988年刚从监狱里出来就到了北京，那时的他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一个星期天，他到西单、王府井闲逛，这时，有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有人为了抢购一件皮夹克打了起来，这时，李世明就想难道说皮夹克这么抢手吗？于是，他就在这一带仔细地转了转，发现在西单、王府井等北京最繁华的地段，竟然只有两家店在出售皮夹克。
于是，刘世明一琢磨，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那时的皮夹克式样比较单一，颜色只有黑色，关键是那时正流行皮夹克，一件的价格不菲，好多人还买不起。
精明的刘世明没有犹豫，立马动手做起了皮夹克，一开始他也不会做，可以说是个典型的门外汉，什么面料好，什么款式新，他都不太懂，只是照着市面现有的样子来做，后来发现即使这样，皮夹克一旦投放市场就有销路，而且销量大、利润好，干了不长时间，刘世明便名声大噪京城各商厦，成为靠皮夹克取胜的商海弄潮人。
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满足于只模仿别人，而是他想把自己的皮夹克做成一流，于是开始在服装的面料、质地以及设计等各方面下大工夫，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品质，丰富皮夹克单一的式样和风格，正是这种不断的进取，使得刘世明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浙江村很多的温州人都从事皮夹克生意。在《温州悬念》一书中，作者曾描述这一情况：“皮夹克的生产工艺简单、利润好、销量大，很快让浙江村声名大噪。有温州人算过账，当时一个劳动力一年可做皮夹克1 500～2 000件，对外批出价格在800～2 000元之间，最多的一件就可赚到800元左右，其利润之厚实在让人垂涎。
“到1994年，全北京市的皮夹克有70％～ 80％出自浙江村。1989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诸国发生大动荡，一夜之间大量‘国际倒爷’涌进中国北部，皮夹克的销量顿时又翻番剧增。浙江村里出现了用俄文写的招牌和四处乱窜的老外。正是在这样的忙乱、繁荣中，浙江村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原始积累。”
为此，有人说，浙江村的发展与刘世明发现皮夹克生意是息息相关的，而在刘世明看来，他的发展则是走过了一段从模仿到创新的历程。其实，很多杰出的温州企业家早就发现，要想真正打造自己的企业，只靠模仿跟风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创新。
难怪，在今天的温州，许多的企业已经非常注重建立自己的品牌，例如吉尔达、正泰、红蜻蜓等，都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产品，产品质量大大提升了一个或好几个档次，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已经向国际市场大踏步地进军了。
不想当老板的人不是温州人
泼辣温州女太原当老板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在温州，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尤其是海外的华侨，他们没有“找工作”的观念，只有“找生意做”的念头。其实，这种思想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鸡口虽小，乃进食；牛后虽大，乃出粪。”自己为自己干，哪怕再小，但它是自己的，干起来才有兴趣，才会认真努力去做。
温州人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有了这种挥之不去的“老板情结”。说起来，温州人还认同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一定不是好士兵。”温州人则说：“不想做老板的人肯定不是温州人。”
温州人常常这样说，“有钱做老板，无钱也要做老板”，“能做老板，能睡地板”，“赚钱是老板，不赚钱也是老板”，“大小也是个老板”。
在《可怕的温州人》一书中对此也有相关的论述，“江浙一带本是水乡，但温州因为山高水远，与外界不相交通，自古以来民风剽悍。民风剽悍之处多出土匪军阀，比如东北、湖南、四川，而温州属于异数，于是多出老板。”
校尉营是太原柳巷的一条街，被称为海鲜一条街，在这里开海鲜餐馆的全是温州人。“阿微海鲜馆”在校尉营是第一家，餐馆的名字源自开餐馆的温州女人，她的名字就叫阿微。在海鲜馆里，阿微时常围一条围裙，像一个厨娘而不像一个老板，而这正是温州人的作派。
1989年，阿微来到太原。原是想来闯一闯北方的天下——因为她老公当时做生意赔了十几万，家里还背着高利贷。她与老公吵了一架，一气之下便来太原看她弟弟。当时她弟弟在太原做小本服装生意，也做得很苦。阿微刚来时手中无钱，只靠摆个小摊，做做鱼丸汤，积累了一点“原始资金”。第二年，她用自己的钱与弟弟合伙开了个小餐馆，自己做起了老板。由于当时在太原开餐馆的温州人很少，阿微的弟弟放弃服装改营餐馆，加上来吃饭的都是温州同乡，免不了有些虚荣心，不敢让人看见自己在当“厨子”，连炒菜时都要打着领带，炒完了菜就赶紧溜出了厨房，装做老板的样子。做姐姐的倒觉得没有什么，为此没少劝弟弟：炒菜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当时太原还没有海鲜餐馆，阿微开海鲜馆最初是为在太原的温州人开的，后来温州人把生意上的山西朋友都带过来，山西人也开始吃海鲜了。海鲜馆生意日渐红火，4年后挂出了现在的招牌。
阿微很能干，也很泼辣。她说自己是男人的性格，不爱哭，除了那次老公做生意赔了本，她生气哭过外就再没哭过。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创业初期的习惯，既当老板也当“厨子”，还在厨房干。
在做生意方面，阿微认为最重要的是诚实。她说：“我妈妈从小就教我们，做生意不要在秤上做手脚，做人也是一样，要忠厚，该帮人时一定要帮人。”因此，来阿微这儿吃海鲜的90％是老顾客。
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阿微特意把自己20岁的儿子带到太原来，让他学习经营，艰苦创业。阿微最爱说的两句话就是：“是温州人，就要学会做生意。”“是温州人，就要做老板。”
大家“朋一朋”，圆了老板梦
“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有一个当老板的梦。”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名誉会长朱海风向一位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他遇到两个来自国内的女学生，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温州人。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学校读书时，上海女孩就住在学校中，毕业后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下班后，就是逛街、购物、去酒吧，每天过着上班族的生活。而那个温州的女孩在学校的时候就出来租房子住，业余时间来打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她就开始自己做点小生意，自己做起了老板，不几年，她在美国就有了自己的店铺，自己的房子。
对此，朱海风感叹说，温州人为了做老板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总之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想办法克服。在纽约，许多成功的温州人都是白手起家，从小到大一点点干出来的。其实，“能当老板、能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精神就是温州人能做成老板的内因。此外，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温州人中那么多人都是老板，还与温州人“抱团”的习俗有关。
温州籍作家白晖华曾经在他《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中涉及到这个话题，曾有一个朋友和他谈道：“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攒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虽然，作者的说法不无戏谑和调侃，但是温州人的确有这样抱团的习惯，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先到了外地，一旦发现商机，立马往回送信：“此处钱多、人少，速来！”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一传十、十传百，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温州盛产老板的一个独特的原因。
赚钱不要赚到尽
大家公认，温州商人非常能吃苦，意志非常坚韧。温州商人自己通俗的说法就是，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即使是生意已经铺得比较大，温州商人仍会像初创时期一样拼命工作。 看起来没什么钱赚的小生意，温州商人也不会嫌弃。几分钱的螺丝螺帽，几角钱的小元件，他们都会认真对待，把小生意当作事业来筹划。
不过，最近人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温州商人几乎都不炒股。在几次股市热潮中，温州商人集体“缺席”，作壁上观。一向头脑灵活的温州商人竟然“放过”了暴富的机会，一时成为上海报纸的“新闻”。温州人敢闯，但不乱闯。温州商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非常有耐心，不妄想一夜暴富。一旦看准某项业务，就会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做事、赚钱。这就是温州人的一大特色。
素有中国“电缆大王”之称的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文荣，多年来一直坚持稳妥的经营之道，从来不求一夜之间暴富，他觉得一步一步累积做大才是最可靠的。为此他说起了一次看中医时的经历，“一次我去检查身体，一位老中医对我说，人的病不是一天之间得的，而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逐日累积才导致了大病；同样，要治病也不能寄希望于一针见效，也要靠一天一天的调养。我认为这个道理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那种一夜之间暴富的资本玩家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想当。”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谨慎的态度，张文荣一直坚持以实业为本，并且以自身积累发展为主。他曾自豪地说，在亚龙集团投资房产之前，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至今，企业的负债率仍保持在30%以内。
关于张文荣的这种踏踏实实的经商之道，有两个关于酒店的小故事最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曾经有一个酒店要出售给张文荣，评估价是16亿元，而酒店老板卖给他只要7千万元。按照评估价，张文荣可以向银行贷款一亿元，相当于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拥有这家酒店，但是他没有要这家酒店。因为他作了一些调查，觉得酒店以后的租金收益率可能抵不过银行的利息。于是，他最终没要。
还有一次就是要向市场公开出售由亚龙集团投资开发的四星级酒店公寓——亚龙酒店公寓，这个位于浦东的房地产项目从品质和地段来说，均可卖到每平方米8 000元，但是张文荣坚持售价7 000元，他的这一举动招致了来自小股东方面的责怪。张文荣对此表示，该处房产面市仅五六天就销售一空，资金早些回笼便可投入下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保证足够利润的基础上，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亚龙开发的房子质量好而价不贵，为集团未来房产经营做了免费广告。
“赚钱不要赚到尽”，张文荣此话背后反映出他作为商人难能可贵的平和心态，而他本人也意识到，这正是亚龙在上海几年打拼下来一直稳步发展的主要原因。“退一步海阔天空，做生意和做人都一样，要从长远利益着眼，而不要盯着眼前的一点得失。”他说。
有许多人认为他这套实业为本的思路太过落后，张文荣说：“他们说我傻，我是挺傻的，但是我做生意要对我下面所有的员工负责，对我的家人负责。”
温州人做生意的务实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为人低调，藏不露财
10亿买下“太平洋”
温州人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他们向来为人低调，不张扬、不显富，这是温州人的一种处世哲学。
人怕出名猪怕壮。温州老板知道大名大利易招人妒，所以减少锋芒，这是明哲保身之道。因此，那些愈是成功的温州人，就愈尽力保持低调，行事为人的动作不会太大，待人处事沉静得体，有锋芒却收敛锋芒，不喜欢炫耀自己。
搏击商海，温州人总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创造这些惊人之举的温州大老板虽然是一手掌控，但总喜欢在幕后操纵，对于抛头露面的事情，一般不会亲自出马。
说起温州人，许多人都会想起“温州炒房团”，而事实上，温州人也很擅长炒商铺，对于商铺，温州人似乎有着特别的感情，的确，温州人炒商铺总有着独到的眼光，有着惊人的魄力。
2005年4月的一天，有一个温州人和他的温州伙伴创造了温州人“炒”商铺的新纪录——用整整10个亿，买下了位于西子湖畔的太平洋商业中心，它的营业面积，用这个温州人的说法是“有两个银泰那么大”。而这个商业中心，可以说是杭州首个大型购物中心。
另外，这个温州商人还有一个宏伟的理想，他计划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一个中国商贸城。这个商贸城投资2 000万人民币，由倪建成发起，6个在德中国商人入股。其中，这个打头的温州商人占了所有股份中的30%。现在，这个商贸城正在策划招商，主要面向华东、江浙的商人。
如今，这个在德国的商贸城还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而这个温州商人和他的温州伙伴们先在杭州实施起了这个更宏大的计划。
而这个出手如此大的温州老板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却很少为世人所知。但是全盘接下太平洋商业中心这一商业大盘使得一直低调的他必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就是浙江环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建成。
1962年5月，倪建成出生在温州乐清的一个农村家庭。当时家庭条件很不好。为生存所迫，高中毕业的他追随着大哥，来到一个工程队打工。
由于工作勤奋卖力，1981年，他奉命随工程队来到上海，为上海灯泡三厂修建职工宿舍。就是在这里倪建成对灯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之后，敢想敢做的他选择留在了上海灯泡三厂做临时工。从此，他开始了学做灯泡的生涯。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灯泡是紧俏商品，供不应求。于是，倪建成萌生了回乡办灯泡厂的念头。 1985年7月，已经学到了灯泡制作技术的倪建成在乐清正式办起了灯具厂。这家灯具厂经营了3年时间，创下了300多万元的销售产值。掘到了“第一桶金”后，倪建成又开始动脑筋：“如何赚更多的钱？”
恰巧在这个时候，倪建成在一次交流会上接触到了一种叫“圣诞灯”的灯饰。这种灯饰当时只有台湾在生产，生产后销售到海外。于是，他动了做外贸灯饰生意的念头。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生产此类灯饰的生产设备，只能从国外引进设备。但是，一个民办的工厂从外国引进设备，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大智大勇的倪建成选择将灯具厂改制。在 1988年，乐清灯具厂改制为地方国有集体企业。倪建成则摇身变成了这家国营厂的厂长和法人代表。
6年的时间，乐清灯具厂生产的各种节能灯，出口海外10多个国家，是全县及温州地区的出口创汇大户，成为全县的重点企业。而倪建成个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企业家。
但是倪建成骨子里就有一种干大事的冲动。1994年6月，他毅然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带着全部财产55万元，义无反顾地闯进了杭州。
到杭州以后，倪建成为办厂四处奔波。等到杭州一洲工贸公司挂牌时，倪建成已欠下高利贷400万元。但是经过倪建成苦心经营，倪建成的公司在成立第一年创下了1 500万元的销售值，第二年升至2 600万元，成为全省出口创汇的重点现代化企业。 很快，他的公司不断发展壮大，2003年底，倪建成将浙江五洲圣诞礼品有限公司改组为浙江环球集团公司。集团除了原有的三个公司外，又成立了两个公司，但是集团的主体产品仍为圣诞礼品不变。
如今，倪建成尽管在事业上已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在他的脸上你却看不到一丝的自满与骄傲。与20年前一样，倪建成还是对事业充满了无限的斗志与憧憬；不同的是，他的眼中已经没有冲动与鲁莽，有的只是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的沉稳和深邃。
很低调、很厉害的温州神秘人
其实，在温州商人之中，像倪建成这样颇有成就但是为人低调的企业家还有不少。
新湖集团的总裁黄伟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曾经在上海磁浮列车冠名权拍卖会上一举成名的新湖集团的总裁，其实，一直游离在公众的视线之外。
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是这样描述黄伟的：“传说他很有钱，有人说温州人中最有钱的不是周庆治就是黄伟，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他没上过任何排行榜，没接受过任何采访。他的厉害之处不仅是会赚钱，还体现在他没有在新湖集团及相关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却是它的幕后掌控人。”
早年在温州师范学院大专毕业的黄伟，在同学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内敛”的人。毕业后的黄伟曾经在温州市委党校教书，不过时间不长就下海了。随后，在杭州开了一家眼镜店，1989年，黄伟用卖眼镜赚的钱，以及各处借来的钱，共凑了几万元一下子都投到了股票市场。在当时，人们可以凭身份证排队买认购证。于是，黄伟就收集身份证，一张认购证5元钱，转手卖出就赚到几倍的利润。
在股市赚了钱后他又开始做期货，期货生意做得很大。据朋友介绍说，当时很多基金跟他玩，他能指挥几十亿元的资金。正是在做期货的过程中，黄伟跟金融界有了很深的交往，这对他后来做房地产有很大帮助。
为此，人们概括说，眼镜、股票和期货使黄伟挖到了人生中的前三桶金，现在的黄伟控制着庞大的新湖集团，到底他有多少资产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知道的了。
但是，目前在新湖旗下的有20多家房地产公司，在建、已完成和待建的房产面积已累计有500万平方米，而其他公司运作的资金则有四五十个亿。黄伟到底有多少身家，从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金字”号人物，处世极其低调。比如说他不爱出风头到了极点，董事长名都不要挂，好端端的奔驰车也不要坐，宁愿打的或者步行上班。据透露，40多岁的黄伟不嗜烟酒，最喜欢的活动除了下围棋外，还十分钟情于打羽毛球。
不过，有位学者指出，黄伟的为人“低调，但又不是完全低调”。他不想出名，但也不是决然要隐于世，还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低调、但很有实力的人。
这个学者至今还记得10年前的一件事。当时的黄伟来温州，请一些业界的人吃饭，他居然是带了保镖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他的确不显摆，请人吃饭时，周到地派车去接，一方面是庄重和礼貌的，但见面时态度上又是淡淡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此人“不是气势压人，但又不让人小觑”。
这也许就是黄伟真正的厉害之处，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个神秘的温州人之所以能够在暗处操作着那么大的企业，而且不在其中挂名担任职务，与他深谙处事之道是分不开的。
老子有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其意是，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就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一切小河流的下游。诸如黄伟、倪建成等许多了不起的温州人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处世态度，自然是深谙此理的。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一提到温州人，人们就很容易联想起这样一句话：“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其实，这其中一方面说明了温州人的精明，也说明了温州人一种可贵的独立品质。正是凭着一种“不等不靠不伸手要”的原则，坚持自费改革，修机场、建长堤，就连市里的垃圾也有人投资来处理，温州人真的很了不起。
咬紧牙关集资建机场
20世纪80年代，温州初生的市场经济就像一块磁铁，强烈地吸引了外面关注的目光。然而由于三面环江，没有机场，也不通铁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要到温州，得在杭州、福州乘车，忍受近20小时的颠簸之苦。建设一座机场成为所有温州人当时最大的心愿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但是，建机场的钱从何而来？
这是摆在所有温州人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于政府方面来说，温州的机场建设不在国家计划之列，而那时的省里也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这时，温州人想到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的集资造城的先行经验，于是温州人想到了集资建机场的办法。
经过预算，建设机场总投资需要132亿元！这对当时财政严重赤字的温州市政府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为了凑齐这笔钱，当时温州市的市委书记刘锡荣，给政府定下了铁规定：“市委机关3年不盖宿舍楼，5年不买小轿车。”
除了温州及浙江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外，机场建设资金缺口采取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集！老百姓自己掏钱修机场，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
精明的温州人很快从中嗅出商机，大量民间游资涌入机场建设。当初龙港造城时的激动场面再现。温州民资自筹9 000万元，足以补上建机场所需资金缺口。 1989年，当国务院和国家计委还在考虑该不该批建温州机场时，温州市政府已筹起投资总额80％的建设资金，场道工程已完成90％。国家有关部门深受感动，破例批准建设温州机场。
1990年7月，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举行了首航仪式，这件事让所有的温州人兴奋不已、深感自豪，因为他们没有等、没有要，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硬是从无到有，建设了一个自己的机场。
这就是温州人，他们不仅自建机场，而且还接受大海的挑战，自己投资建设东海长堤，这又是温州人的一项惊天壮举。
一人独自承建2 055米的长堤
1994年8月，温州遭遇了百年一遇的17号强台风。特别是濒临东海的瓯海区，海岸线长4475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损失惨重。为了防止台风的再度袭击，当地政府决定重建沿海堤塘。但是时间紧，上亿元投资一时难以到位。
正在这时，温州乐清市南塘镇山马村农民黄永斌站了出来，他提出独资承建这条长2055米的堤塘，这真的吓人一跳，不过最终他的想法还是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95年11月开始，他投资460万元，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修堤大会战，黄永斌整整苦战了三年，一条高质量的长堤修建成功，经过浙江省水利厅现场勘查，工程完全合格，而且堤高从原来的35米提高到了42米，高程从原来的825米提高到85米，10年一遇的四级标准塘被提高到了20年一遇的三级标准塘。
为了回报这个了不起的建堤第一人黄永斌，镇政府将堤塘内原属镇集体所有的盐田、泥涂、养殖田约1 000亩无偿交给他开发使用23年。
温州市的垃圾我全包了
处理垃圾是每个地方政府都很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自己出钱，有时甚至要拿出几个亿。但温州市政府从来不会为这个问题苦恼，因为在温州，即使是垃圾也有人拿钱去投资、开发和建设，这个“垃圾大王”就是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
2000年，他自己投资改进的垃圾设备技术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一下子为国家完成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垃圾处理厂的企业化运作，一个是垃圾处理设备的国产化。
这时，他想到要把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由民营企业运作这样的项目在中国还没有先例。就在此时，项光明听说温州市瓯海区要建一个垃圾处理厂，只是处理方式尚未决定。于是，项光明找到市里、区里，力陈用自己的设备来发电的种种优势，并且向政府承诺：投资９ ０００万建垃圾发电厂，风险全在自己身上。温州市瓯海区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就很痛快地给了他１２亩土地。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项光明拿到开工许可证起，仅１０个月的时间，发电厂就点火发电了。
在垃圾事业上，项光明雄心勃勃，他说道：“我的投资水平仅为同样水平的１／３，建设运行成本仅为同样水平的５０％。政府现在补贴企业垃圾处理费７３８元／吨，并保证以０５２元／度的电价收购企业的发电量，年收入就很不错，预计１２年可收回投资。”
目前，该项目得到了国家和政府大力支持，项光明又将计划投资18亿元建设一个日处理垃圾600吨的温州临江垃圾发电厂，另外，一个日处理900吨垃圾的电厂也在筹建中，这三个厂加起来的垃圾总量达到2 000吨，为此，项光明很自豪地说：“温州市的垃圾我全包了。”
这就是温州人，在他们那里垃圾也可能变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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