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温州的不少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利润，争夺市场，曾偷工减料，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假冒伪劣商品。在皮鞋行业，不少消费者都上过温州“开口牌”、“断底牌”皮鞋的当。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柳市伪劣电器泛滥成灾，一些低劣电器产品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些低劣的产品质量不仅伤害了消费者的心，而且温州人为此遭到了严重的惩罚，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火烧武陵门”事件和“柳市黑潮”。
所谓的“火烧武陵门”事件指在1987年，工商部门将几千双假冒伪劣的“温州鞋”集中在杭州武陵广场销毁，从此“温州鞋”名誉扫地、人人喊打。从1989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共同组织的打假队在柳市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整治，柳市街头门面，厂房大门，都是白惨惨的封条，大批电器企业从此一蹶不振甚至销声匿迹，这被称为“柳市黑潮”。
一时之间，温州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全国市场开始排斥温州货，不少商场为示信誉挂出“本店没有温州货”的牌子，温州人为此失去了信用，尝尽了苦头。不过，“火烧武陵门”事件中的那把大火、“柳州黑潮”的封杀，既是温州的灾难，也成为温州一次涅槃式的洗礼。十几年间，温州经历了从丑陋温州到质量温州再到品牌温州的跨越，康奈尔、奥康等一个个鞋业名牌艰难地诞生，正泰、德力西等一批电器企业扛着质量大旗拔地而起。毫无疑问，今天的温州不仅是一个“信用温州”，更是一个品牌温州。高举“温州制造”杀进上海滩的中国鞋王 和许多温州皮鞋界的杰出人士一样，现有“中国鞋王”之称的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他在创业之初也经受了“火烧武陵门”的阵痛，但是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很快在这次事件之后，开始了打造“奥康皮鞋、温州制造”的品牌之路。经过十几年的磨炼，今天的奥康牌皮鞋连续三届蝉联中国真皮鞋王，并在2002年9月份，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从此，王振滔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中国鞋王，而“奥康”也是一块在国内外响当当的皮鞋品牌。
品牌是一个产品形象，也是企业形象，它不仅是市场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积累。树立起一个知名品牌，往往比缔造一个企业还难得多。国内外许多知名品牌，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努力，才树立起来的。
谈及品牌意识，王振滔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当初，奥康集团的老总王振滔在各地推销皮鞋时，所有大商场都只认“上海货”，因为顾客认可“上海货”。有些精明的温州皮鞋企业与上海“联营”，同样的皮鞋，贴上上海厂家的商标，就畅通无阻。因此，王振滔对“牌子”这一市场的通行证有了新的认识，也产生了创自己的“牌子”的念头。
后来，他又见到不少报道，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明明质量与世界名牌差不多，可只能卖到人家的1／10价格。而消费者还是宁可出高价买名牌，也不图便宜买无名之牌。名牌的魅力是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啊！
王振滔对品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不断搜集品牌方面的信息，吸取一些企业在品牌运作上的经验，从1988年，成立温州奥康集团开始，王振滔就开始走自己的品牌经营之路。
在打造奥康这个品牌上，王振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从质量、诚信经营理念到改变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再到逆势而动的营销谋略，王振滔终于收获了“奥康”这个真皮鞋王的金字招牌。
谁让我们丢饭碗，我们就先砸谁的饭碗
“火烧武陵门”事件对王振滔的刺激很大。1988年3月，他回到了家乡，决定从头做起，自己做鞋，做人见人爱的温州鞋！王振滔筹集了3万元资金，买来一台制鞋机，请了几位手艺不错的制鞋师傅，正式开张制鞋。
不久之后，王振滔扛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武汉。打出了“奥康牌皮鞋，温州制造”的口号，但是一连半个月，仍然无人问津。
于是，王振滔急中生智，一天清晨就在柜台前大模大样贴上一纸告示：“这不是被焚烧的温州皮鞋，而是经久耐穿的奥康皮鞋，保质期六个月，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终于有一位男顾客，小心翼翼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递过一支笔对他说：“请留下您的通讯地址和姓名，您将是奥康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能做大的话，您将永远免费穿奥康！”
这是王振滔在奥康的品质和诚信上做出的第一次承诺。随后，这样的故事在奥康还有很多，就在1998年的一次展销订货会上，一位外商拿起一双皮鞋，一脸疑惑地问：“这是真皮的吗？”王振滔答道：“先生，尽请放心，这绝对是真皮。”外商摇摇头说道：“不，真皮做不出这种效果……”王振滔心想“真金不怕火炼”，于是二话不说，找来一把剪刀，三下五去二，就把那双皮鞋剪开，递到外商手中：“先生，你是行家，你帮我鉴定一下，看是真皮还是假皮？”被他的这一举动惊呆了的外商，接过鞋来，仔细品评一番，点点头说：“真皮、真皮！用真皮做出这种效果，了不起，我跟你们订货。”紧接着大批客商蜂拥而至……
在王振滔的眼里，质量就是奥康的生命，他曾经说过：“我最害怕的就是员工的质量意识淡薄。现在奥康有10 000多人，质量没有保障，大家就要丢饭碗。谁让我们丢饭碗，我们就先砸谁的饭碗。”的确，在奥康集团的历史上，在2000年7月，奥康就解聘了8名高层人员，其中5人在集团分厂担任正、副厂长。原因是他们所负责生产的皮鞋质量不合格，当质管部门拒收时，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批产品基本达到各项工艺要求，在其他鞋厂完全合格。王振滔所在的奥康高层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是严惩，认为这些管理人员放松了对质量的要求，决定解除其职务，并销毁这批皮鞋。
关于诚信这方面，王振滔也是“言必行，行必果”。
有一次，温州奥康集团国际贸易部接下了意大利客商的一笔订单，双方谈好产品单价为23美元，并签订了购销合同。但在产品投产时，他们发现在核算成本时将皮料的价格算得过低，若按实际成本计算，出口价格每双鞋至少还要增加1美元。当该部负责人将情况汇报给总裁王振滔，并请示是否与外商洽谈加价时，王振滔表示：既然签了合同，就是亏本了，这笔买卖也要做。
消息传到意大利客商的耳中，对方主动提出增加1美元，但被王振滔婉言谢绝。他说，多赚1美元少赚1美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恪守信用。
意大利客商大为感动，当即将原来20多万美元的订单追加到100多万美元。并表示：以后要和奥康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下更多的订单。
这就是王振滔依靠质量和诚信带来的效益，也扩大了奥康这一品牌在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改制
其实，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奥康的质量和进一步地将企业做大做强，王振滔在生产方式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要彻底改变建厂初期家庭作坊式的粗放生产模式，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企业的发展之路。虽然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盖厂房、进设备、引人才，样样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呢？他想到了搞股份合作制。
1991年，他以个人的信誉和企业发展的前景，说服了一些亲属及小企业主，以股份合作制形式，开始了第一次上规模、上档次的生产扩建。当年产值就突破了100万元。1992年，又进行了建新厂房的二次扩建，并在招收员工上，以招有文化的年轻人为主，这次又招股200万元，完成了新厂房扩建和老厂房改建。
1993年，“奥康”跨上一个新台阶，与外商合资建立了中外合资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厂房、设备、人员已初具现代化企业规模，当年，该公司被评为“浙江省工业企业最佳经济效益”第一名。王振滔的作为，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被评为温州市劳动模范。
1995年，雄心勃勃的王振滔又联合10多家中小企业，组成了集团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皮鞋行业领军人物之一。1997年，该集团产值高达18亿元，企业拥有2 000多名员工，下属分支机构20多家，并荣膺为国家级无区域性大型集团公司。借着企业进步发展的良好势头，王振滔专程赴意大利考察取经，世界著名鞋业王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更坚定了王振滔开拓进取的信心。正是由于这种信心的作用力，1999年底一座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具有现代化整套制鞋先进设备的厂房投入使用。“奥康鞋业”至此已经在国内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品牌。
行销国际，做国际性大品牌
1999年，已经赢得市场美誉的奥康集团的老总王振滔和浙江省、温州市领导在那块让温州人蒙羞的土地——杭州，点燃了第二把火，把从全国收缴的假冒温州鞋付之一炬。这把火为温州人正了名，也为温州正了名。
与此同时，王振滔高举起温州制造这杆大旗，挺进了上海滩。为重塑温州人在上海的形象，王振滔特意选择了2001年3月15日这具象征意义的一天，奥康毅然高举起“温州制造”的大旗，把专卖店直接开到中华第一街——上海南京路上。而10年前也就是在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竞相打出这样的牌子：此店无温州货。今天奥康昂然进入这块市场，风险多大？
但是，王振滔就是借此向世人宣告，温州鞋已经站立起来了。
果不其然，这一举动带给了王振滔丰厚的收益，就在奥康皮鞋进驻上海市场不久，就以精美的制作、新颖的款式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品牌声誉鹊起。5月初，在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上海市公安局定购5万双警鞋向社会公开招标，奥康皮鞋一举中标。6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把奥康定为全国检察系统警鞋制作的定点生产厂家。奥康品牌团体消费额比例日益攀高……
今天的奥康已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发展，王振滔已经开始了追求国际品牌的旅程。2003年2月14日，奥康与意大利鞋业第一品牌GEOX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奥康集团负责GEOX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生产、销售及网络建设，同时奥康也借助GEOX在全球的营销网络将自己的产品行销世界。
这是王振滔在打造国际品牌上的一个大手笔，相信通过这一次与国际品牌鞋业的牵手，不久之后的奥康将会走向世界，行销五湖四海，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品牌，王振滔在期待着，我们也在期待着……
13万巨款的欠条印证信用温州
“火烧武陵门”和“柳市黑潮”两次事件之后，重建温州信用，打造信用温州就成了所有温州人的一项事业，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形成了一条锻造温州信用的坚实纽带。
2002年，温州市委通过了《关于加快“信用温州”建设的决议》，力求从企业、个人到政府全方面地推进“信用温州”的建设，并且从这一年起，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温州的诚信日，这是温州市政府的举措。
就在同年10月份的温州，“一个13万巨款欠条”的事件引起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印证了一个信用的温州，一个让人感动的温州。
桂小欢是一个来自安徽桐城的普通农民，从1996年，他听说温州的皮鞋厂对用来抛光鞋面的布轮需求量很大，利润也不错，就带着自家人办起了做布轮的小作坊。
东西做出来了，桂小欢就一个人把货送到千里之外的温州，没想到桂小欢的产品质量好，要价也不高，他登门的第一个大客户——温州泰马鞋厂很快就订了100个布轮，净赚4 500元，首战告捷，让桂小欢高兴，不过为了防止上当受骗，一开始桂小欢要求现钱交货，但是这不符合温州人做生意的习惯，温州人做生意总是喜欢先开条子，等一个月或者半年之后，再结现款，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金。但是，看到桂小欢坚持要现款，泰马的陈经理也没有太坚持，于是就给桂小欢开了现款，随后桂小欢又和陈经理做了两次生意，发现陈经理还是蛮讲信用的，于是，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让陈经理开条子，一连几年下来，陈经理已经是桂小欢的老客户了，而且因为桂小欢的产品质量好，再就是人也老实可靠，所以，也赢得了温州不少的市场。
2002年10月份，桂小欢来温州送完货物后，一共有20多家温州客户给他打了134万元的欠条。这是桂小欢全家辛苦一年多卖出的产品总额，共36张，其中最少的200多元，最多的4 000多元。10月21日晚，卖完货的桂小欢从温州乘夜班长途车回安徽老家，为的是抓紧再生产一些布轮发往温州。作为一名小生意人，卖出13万余元的货很不容易，想到所有的货物都被温州老板收下，桂小欢感到很大的安慰。
然而谁也想不到，就在桂小欢回家的路上，他的包不慎丢了，可是里面装着一年来积下的20多个客户打的36张欠条，一共134 000元钱。桂小欢疯了似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妻子听到这消息后惊呆了，连身子都不能动了。桂小欢做布轮的利润薄，一年下来撑死也赚不到2万元钱。丢的共13万元的欠条里是他这6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心血啊，说没就全没了。没有这13万元钱，意味着自己已是倾家荡产了。
好半天，缓过劲的妻子又来劝他说：“算了，钱丢了，就算破财消灾，只要人在就成，以后我们再挣。”但桂小欢还是不甘心，于是，硬着头皮回到了温州，一家一家上门重新补开欠条。
桂小欢首先来到了老客户泰马鞋厂，陈经理知道情况后说：“欠条丢了？多少货没结账？谁收了货就叫谁补个条吧。”桂小欢没想到“要债”居然这么轻松，心里一阵狂喜，马上就去财务室补了条，领了钱。
桂小欢趁热打铁。紧接着又一口气跑了四家大型鞋厂。这些厂子因为都有存底或电脑记录，所以不费一点周折，或给他补了欠条或付现款。一上午，桂小欢就收回了3万多元钱的损失，脸上笑开了花。可随即又愁成了苦瓜：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欠条是一些小厂开的，那些小厂的欠条是随手开的，不像大厂那样有存底，更谈不上什么电脑记录，他们会不会不认账呢？
桂小欢下午去的第一家是位女老板，女老板知道他的来意后说：“条丢了就丢了呗。只要货送来了，我们承认就是，但我记不清具体金额是多少啊？”
桂小欢想：不能跟她闹翻了，否则她一分钱不认也没办法，于是说：“老板娘，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吧。”女老板说：“哎，你话不能这么说，我们都靠做生意赚钱，都要讲求个诚信。别以为你的欠条丢了我就赖你的账，不可能的。”后来女老板在桂小欢的提示下想起了金额，痛痛快快地将钱付给了他。
第二天，桂小欢继续跑。那些他曾送过货没结清货款，而自己又把欠条丢了的单位，都一一给他核对清楚了，或补欠条，或结货款。一个星期后，丢失的36张欠条的货款，算清了35张。
这件事情使得快50岁的桂小欢都想哭，他说：“这次哭，是被温州人感动的。”
的确，现在的温州人是一个非常看重信用的群体，在温州人的观念里，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在温州永远都站不住脚。因此，谁也不想落个“不讲信用”的坏名声，除非他不想在温州做人、做生意了。但是，通过这一次“13万巨款的欠条”的事情，桂小欢认识了诚信的温州人，也让世人见证了一个真正的信用温州，从而为温州人进一步打开市场、创建品牌温州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诚信使一个小作坊发展成“跨国”公司
功不可没的鞋界元老余阿寿
在温州，关于诚信的故事有很多，可以这么说，凡是一个成功的温州商人，凡是一个为世人所知的温州品牌，在这两者的背后都将镌刻着“诚信”的烙印，不过，在温州的制鞋业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早已经和诚信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就是人称“皮鞋寿”、曾任吉尔达鞋业董事长的余阿寿。
在现在的吉尔达鞋业，作为第二代继承人的余阿寿之子余进华的印象中，正是在“火烧武陵门”使得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温州大多数企业老板才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的道理。尤其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已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也正缘于此，早在1993年，余进华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余氏父子开创的温州“吉尔达”鞋业如今已是响当当的名牌，在全国拥有1 000多家专卖店。回忆起当年的创业路，两代掌门人余阿寿、余进华父子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两个字：诚信。
余阿寿是个老鞋工，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中国鞋业的时代变化。12岁就开始做鞋的余阿寿，1973年凭着租赁鞋摊起家，为人处事厚道诚实，由于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在温州拥有很高的声誉，被人尊称为“皮鞋寿”。
回顾往事，一些温州鞋商感觉到“往事不堪回首”，而更多的鞋商则时时谈论，警钟在耳。作为一位主张警钟长鸣的资深鞋商——“皮鞋寿”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经营鞋摊时温州皮鞋畅销，许多温州老板一哄而上都做起了皮鞋生意，就连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操起了锤子、剪刀。个别人带头，大家一哄而上，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消费者对温州鞋无不深恶痛绝。一些本来信誉很好的鞋商也跟着背上了黑锅，奥康鞋业的王振滔是如此，吉尔达的余氏父子更是如此。当时对温州鞋的声讨之声四起，就连温州皮鞋真品当时销售情况最好的武汉商场，也不得不将温州皮鞋一股脑儿清除下柜。余氏父子无辜受累，虽经反复央求，武汉商场负责人同意让没有注明“产地温州”的皮鞋上柜，但余氏父子内心的沉痛是不言而喻的。
当年温州鞋业四面楚歌，令“皮鞋寿”痛定思痛。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余阿寿铁肩担道义，毅然在1988年6月筹建起温州市第一个行业公会，即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余阿寿以他在温州鞋业界的人缘、声望和资历，当选为鹿城区鞋业协会会长。
在余阿寿历任四届会长期间，他与370多家鞋厂厂长联合发出倡议：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任职8年间，余阿寿半天时间在自家厂里上班，半天时间则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经历了失信之痛的温州鞋业，终于依靠诚信重新赢回了市场。从失信到立信，温州人整整用了14年。
在余阿寿看来，“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气节，对自己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
今天的温州产生了奥康、红蜻蜓等一些列鞋界的名牌，为此还有了“中国鞋都”的美誉。为此，有人评价说，在温州鞋界，余阿寿的泰斗地位不可动摇；在吉尔达家族中，余阿寿的鼻祖地位不可动摇。对鞋都所作的贡献，在温州的鞋企老板中，无人能够超越他；对吉尔达，用“功劳”两个字是无法诠释他的作用的，他是吉尔达的缔造者。
但在他依然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就放权，让下一代来继承并发扬光大他的事业，他欣慰地看到，儿子余进华的确已经在继承中超越了他的成就，吉尔达的牌子叫得更响了。
实行品牌扩张，打造“百年老店”
199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吉尔达的余进华，一直奔跑在打造“百年老店”的品牌之路上。
吉尔达在余阿寿手里的时候，就已经由当初的一个家庭小作坊发展到了日产2万多双皮鞋的现代化大型制鞋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温州鞋业界，吉尔达成为首批完成原始积累的有名的鞋业企业。
摆在余进华面前的就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吉尔达这艘巨轮，让它一帆风顺地航行得更稳、更远。于是，余进华一方面采取内销外贸“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坚守市场销售的前提下，同时展开外贸生意。在《中国经济快讯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介绍说，“从1995年开始吉尔达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在60多个国家注册了吉尔达商标，经过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在海外设立了8个分公司或办事处，在俄罗斯、中东、南北美洲、西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拥有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为此，可以说今天的吉尔达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跨国公司”了，这在客观上已经在世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坚信只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树立良好形象，坚持一心一意把鞋做好，坚持内外并举，不断夯实国内市场根基，不断拓宽世界营销合作网络，就一定可以把吉尔达做成“百年老店”。
另一方面就是借助媒体精心策划吉尔达诚信的品牌形象。诚信是余进华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最大财富，为此，他有句经常拿来和员工共勉的座右铭：“话，说了就算；事，定了就干，要干就干好。”可见，对余进华来说，诚信也是一个时刻记在心中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除了诚信，在扩张吉尔达的品牌战略上，余进华还是一个策划的高手，各种公关活动都被他组织得有声有色、有张有弛。在企业和产品的形象塑造上，他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以大手笔、大制作、大投入来追求气势恢宏的效果。
早在1993年，吉尔达就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以极富震撼力的视觉效果，播出产品广告，成为了温州鞋业涉足中央级新闻媒体做强势宣传的第一人，一时间传为美谈。到2002年，吉尔达仅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投入每年费用就有近千万元。
同时，吉尔达总是新招迭出，好戏连台。一段时期推出一个新的促销主题，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销售风暴。在公司总部，在全国各地的终端市场，吉尔达实行品牌营销，以优质的个性产品，全新的服务形式，形成了消费的新视觉、新冲击。一些小小的专卖店(厅)甚至创下了短期内猛销几万到几十万双鞋的惊人纪录……
正是在余进华不断进取的十几年中，吉尔达获得迅猛的发展，不仅跻身于全国民企500强之列，并于1998年、2000年连获“中国真皮鞋王”、首批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出口企业成就奖等殊荣，并与法国合资成立了新的公司，在中东、欧洲、北美市场占有一定的比例，在独联体国家市场拥有的份额继续名列国内行业品牌前茅。可以说，余进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今天的吉尔达已经开始向世界名牌大踏步地迈进了！
请克林顿做代言人
在2000年7月，“搜狐”、“网易”、“新浪”等几大著名网站的首页纷纷亮出一条颇有轰动性的新闻：中国温州法派公司向白宫发出一封Email，开价200万美元邀请克林顿总统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
以下是法派公司给克林顿发出的邀请：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正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5月25日
对于此事，姑且不论克林顿是否真的能够给“法派”做代言人，仅就此信来说，已经令法派公司出尽了风头，炒出了名声和效益。
这件事在法派服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星看来，绝对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从法派自己品牌定位于国际化出发做出的一种选择。在彭星看来，国际化的品牌当然要请国际性代言人，克林顿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合适人选。
的确，在这起被认为“纯属炒作”的“大国际玩笑”整整沉寂大半年之后，法派公司却意外地收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她明确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并期待着双方就此事作进一步磋商。
这封信不仅让法派的老总吃了一惊，也更让世人吃了一惊，这就是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的温州人！
其实，创建于1997年9月的中国法派服饰企业有限公司，从公司成立之日起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做国际化的品牌，为此，从头至尾，法派都以一个国际化品牌的标准要求自己。
首先是名字。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取好名字，与众不同，才能使企业或产品家喻户晓。“法派（fapai）”，具有鲜明的欧陆风格，乍听之下，还以为是个外国品牌，发音方面也基本上没什么国界阻碍，很利于品牌的国际传播。
其次是设计方面。法派不仅聘请意大利著名设计师担任首席设计师，还与意大利的著名服装企业和研究所合作开发时尚产品，并在全球设立20多个“国际眼”，搜集各种服装信息，为法派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提供信息的保障。
生产国际化也是法派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法派的原辅材料几乎全部从世界一流生产企业购进，生产设备则是来自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在工艺方面，法派重金聘请日本著名工艺师对西服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改造和创新，使之更符合国际化产品的要求。
法派在质量管理、环境管理方面努力与国际接轨，先后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营销国际化是法派品牌国际化的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派创业之初便开始实施当时新型的国际营销模式——特许连锁经营，低成本、快速地实现了品牌的市场扩张计划。1999年，法派西服打入对质量极其挑剔的日本服装市场，随后行情越来越火。第二年，法派的网上“裁缝店”开张，既满足了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也为法派的市场竞争提供了一把利器。
起步，便与世界同步，法派人正用行动在努力地实践着。
要牌子，不要票子
现在企业无不知道品牌的重要性，拥有品牌，就拥有了一笔无形资产，拥有了在激烈竞争中的资本，一句话，品牌就是竞争力。
从一个出身贫困的初中毕业生，到今天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从一个遭人白眼、受人歧视的小鞋匠，到今天备受温州人崇敬甚至还得到江泽民同志亲自接见的著名企业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厂子，到今天敢于和跨国公司叫板的大企业。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凭的就是一种宁可“要牌子，不要票子”的决心和勇气，从质量、信誉入手，扎扎实实地打出了自己“正泰”的金字招牌。
从补鞋的摊子到“求精”的厂子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柳市镇还只是江南一个默默无闻、深受贫穷困扰的小镇。这里是“七山二水一分地”，农民靠土地吃饭几乎无法生存。一个男孩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童年是在一间碎石垒墙、竹帘当门的茅屋中度过的。除种地外，父亲靠修鞋以补贴家用。当男孩到了该读书的年龄时，自己没有文化但期盼儿子有出息的父母勒紧裤带将他送进了学校。但是，对儿子的爱终于没有抵挡住贫穷的侵袭，在男孩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在劳动中受了伤，拉扯弟妹、养家糊口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上。家境贫困的南存辉被迫辍学，接过父亲的补鞋担，开始了走街串巷的补鞋生涯。这年，南存辉才13岁。
男孩喜欢读书，然而他也懂得：家庭困难，他只能小小年纪就挑起了补鞋的担子。为了多挣点钱，他每天都挑三袋鞋子回来，回家加班，常常干到深夜，甚至干到大天亮。南存辉是一个办事认真、扎实的人。他补鞋十分讲究，总是力求把客人的鞋补得不留痕迹，让人看上去和没补过一样。
当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时，现在的他这样说道：“看到人家的小孩上学念书，看到别的富家小孩子有吃有喝很开心，我觉得应该多赚点钱，使整个家庭改善一下生活，当时想法很简单。”可见，贫困激起了他强烈的赚钱欲望。
因为那种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的确是刻骨铭心。然而，艰辛和苦难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塑造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培养了他吃苦耐劳、自强自立、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了他的生活信心。
在他的修鞋生涯中，有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那是一个十分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卷起沙尘朝人们扑面而来。南存辉像往常一样在一张矮板凳上替客人修鞋。在寒风的侵袭下，他那双拿着针锥和细线的手显得有些僵硬。此时，他多想让双手暖和一下啊，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愿让客人多等一分钟，这样的天气，多等一分钟实在是一种受罪。当时由于天气实在太冷，鞋底又滑，突然，锋利的锥子深深地扎进了手指，他想要拔出锥子，可拔不出来，因为锥子有个倒钩。父亲听说后，赶来狠心帮儿子一下拉了出来。南存辉用一张破纸包住正在淌血的手指，仍咬着牙十分艰难地补完了鞋。尽管客人对他报了善意的微笑，可他却没有为此而原谅自己。
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南存辉回忆起这段“非常经历”时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
在修鞋时，南存辉就发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当时温州柳市有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供销，他们带回了很多信息，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工厂卖出的都是整机，并且大多是成批量卖的，机器的一个零件坏了往往很难买到。具有商业头脑的柳市手工业者抓住市场需求，把坏机器拆掉卖零件，不少先行者开始制造机器零件，慢慢地柳市出现了装配作坊。1984年，16岁的南存辉再也沉不住气，敢想敢干的他以住房折价，与一位同学共同出资5万元，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开关厂，南存辉为了使他们生产的电器精益求精，严控质量，于是，该厂取名为“求精”。
可以说，从撇开补鞋的小摊子到成立“求精”开关厂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南存辉的人生将要发生重大的转折。
不买电器大亨的账，凭质量独立创品牌
其实，当初那个小小的“求精”开关厂刚成立的时候，仅有员工8名，资产5万元，年产值只有1万元，而且厂子的设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可想而知，南存辉当初的创业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南存辉这人不怕吃苦，谦虚好学，特重信誉，这是他发展壮大的最好资本。
一开始，他们并不懂得质量，只知道装出来像个产品就卖出去，东西虽然是卖出去了，但一向认真的南存辉肚子里却总在担心，怕质量出问题，给客户做成严重损失，那样他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为了对得起良心，解决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南存辉不惜血本，几乎倾尽所能请来了上海人民开关厂的工程师。当这些工程师来到“求精”开关厂，他们禁不住大吃一惊。在他们眼里，它比作坊还不如，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多工程师来了以后都回去了，因为这里没有工作模具，实在太简陋了。但是，终于有几个技术员被南存辉的真诚与信念所感动而留了下来，王中江就是其中一位，他当初和南存辉之间有这样一段至今被人传颂的“牌子”和“票子”的对话：
王中江问：“你是要‘票子’还是要‘牌子’？要‘票子’，我没办法，要‘牌子’，我可以扑下身子和你一起干。”
南存辉坚定地说：“我首先要‘牌子’，我绝不会昧着良心赚黑钱。”
就这样，王中江和他的另外两个朋友留在了“求精”，帮他们抓技术、抓质量，教他们怎么才能把质量做好。
为了要打出自己的牌子，南存辉在刚刚起步不久，就建立了当时柳市地区独一无二的热继电器实验室。因为低压电器关系着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南存辉以诚实为本，坚持“不赚黑心钱”的原则，严格要求电器的质量。正是当初的这个实验室，使得“求精”开关厂在1988年率先成为乐清县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三个规格低压电器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而正是这个许可证，事实上成就了后来柳市的两大电器企业，其中之一，就是今天南存辉的正泰集团。
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似乎都带有掠夺性和欺骗性。也有人曾经给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下了定论：柳市镇的资本原始积累正是低压电器的假冒伪劣的生产过程。的确，当然有不少的温州人靠生产低劣的低压电器赚了大笔钱。
创业伊始，南存辉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产品定位，坚持质量第一，精益求精。他对朋友说：“我修过无数的劣质鞋，听过客人对制鞋厂家无数的骂。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就算不折寿也没好结果。我们要干，就要讲究质量，不能赚昧良心的钱。”初出茅庐、位卑言轻的南存辉这种逆“柳市潮流”而动的言行，遭到当时某些大业主的奚落：“臭皮匠也来赶时髦，5万元也敢说大话，呸！”“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南存辉毫不理会他人的白眼，主动采用了国家标准生产，踏踏实实地狠抓质量，就像他给工厂起的名字，他要以质量求生存。
1989年，当国人群起抵制柳市低压电器，当一批违法经营者被依法取缔或自行倒闭时，“求精”却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为此还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很快，许多热继电器厂家都慕名前来向他讨教，温州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质量求发展的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如今，柳市镇已经成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南存辉功不可没！
就在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视察“求精”开关厂，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求精”开关厂所取得的成绩的认可，更重要的，这一认可对扭转世人的印象颇有作用。
正是凭着质量和诚信，“求精”一直在飞速地发展壮大。但是，到了1991年的9月，“求精”开关厂一分为二，两个老同学平分了原厂的200万元资产，各自办起自己的公司。南存辉从自己的妻兄黄李益那里筹得25万美元的资金，成立中美合资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正泰”之名，南存辉最初赋予它“做人要正直，处事要泰然”的含义。在温州的电器依然有着伪劣的印迹时，“正泰”品牌的出现，不仅仅对柳市人、柳市政府，对温州以外的消费者，无疑都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在抢夺消费者心理认知的滩头上，正泰的这一抢滩登陆战开局良好。
也正是因为南存辉在低压电器行业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业绩，正泰很快就引起了国际上电器巨头的关注。
在1992年秋天，法国梅兰日兰电器集团中国总代理和随同人员一起来到温州柳市镇低压电器市场考察时了解到正泰和南存辉，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国际大集团争夺中国市场，为此他们需要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在他们看来，首选无疑就是正泰。这一天，该集团的中国总代理径直来到正泰，找到董事长南存辉。总代理寒暄几句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不需要拐弯抹角，因为不要说一个“正泰”公司，就是整个柳市镇低压电器行业的总和与其相比都相差甚远。按理说能被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电器公司看得上实在是一种荣幸。
“成为贵企业分公司有什么优惠条件？”南存辉看似关切地问道。
总代理的回答很直接：“技术、资金、梅兰日兰国际品牌。”
南存辉听后一笑，心想：这三项都是“正泰”急需的，是企业发展的三大要素，特别是该公司的品牌，令不少低压电器的同行垂涎三尺，但接受别人的品牌就意味着自己多年艰辛创下的“正泰”牌子将不复存在。
“谢谢贵公司的关注，我们不想合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愿意创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南存辉做出了重大抉择。
此言一出，对方感到十分惊讶，随总代理同行的原国内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禁不住发了话：“小老弟，说实话，对你的人格和信念我十分佩服，但市场经济是残酷无情的。谁不想创出自己的牌子，可是太难了。”
确实如此，要创中国低压电器品牌，要振兴民族工业，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人去开拓奋斗。南存辉立志要做这样的人。
施展两大杀手锏，打出正泰这块牌
其实，从正泰集团的成立之日起，南存辉就励精图治，依靠自己的诚信和极高的质量来精心地打造“正泰”的品牌，在今天，当人们回首正泰的品牌之路时，除了南存辉一贯的诚信之外，还发现了他经营品牌过程中的两大杀手锏：一是“品牌参股”，即对所有使用“正泰”商标的企业实行控股；二是“烧开一壶水”，坚持走专业化的路子。
1993年，正泰电器有限公司大厦落成时，南存辉提出了“重塑温州电器新形象”的响亮口号。这时的南存辉在做两件事情：一是在“不赚昧心钱，质量求生存”的经营理念下创建正泰质量第一的企业文化，当然，正是这种经营理念使得企业获得了初始创业的成功；另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许可证”和“正泰”品牌来挽救柳市众多濒临死亡的电器企业。那时的南存辉提出，只收取少许的管理费用，柳市低压电器生产企业就可以租用“正泰”的牌子，同时，租赁品牌的企业也就成为“正泰”集团的成员，同时获得生产许可。其实，这一招是南存辉为了把自己企业做大做强，更加突出“正泰”品牌的一个策略。但是，这对当时许多的柳州低压电器企业来说，无异于“及时雨”，只要拥有了正泰的牌子和生产许可证，就相当于是起死回生了。于是到1994年底，先后有将近40来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汇集到了“正泰”的旗下，当时，他们仍是独立法人所代表的企业。
正当这些企业对正泰品牌、生产许可证，以及正泰的销售渠道有了强烈的依赖之后，南存辉很快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品牌参股”！也就是正泰要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作为投入，对所有使用“正泰”商标的企业控股。这对信奉“宁为鸡头，勿为凤尾”的温州人来说，简直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为此，可以想像当时南存辉在实施这一集权策略时所面临的困难，虽然这一举措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是南存辉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一目标。
因为，那时正泰品牌所拥有的经济效益已经显露了出来，那些接受控股的企业看中的也正是“正泰”的这块金字招牌。之后两年，南存辉集中对这些下属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目的是使企业真正的集团化和规模化发展，为此，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方面最大限度减少独立法人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对产品来个“优胜劣汰”的选择，更加突出核心产品。随后，南存辉又开始了“分权”，也就是出让自己的股权，让这些独立法人发展成集团的股东。至此，通过南存辉这个神奇的“渔人”两次连续的撒网和收网的举动，正泰在资源共享、管理整合上达到了真正意义上集团的要求。
当然，从此之后一个统一强大的正泰集团就出现了世人的面前，“正泰”的牌子越叫越响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南存辉也受到了“多元化”的影响，随后的两年，正泰先后进入过服饰、物流、饮用水、IT软件等多个行业，但现实的结果却是，当年在电器企业上的品牌投资如今在这些行业却失去了它应有的神效，南存辉承认自己的多元之路是失败的，对此，他认真地反思说：“不顾实际的多元化，是盲目的多元化，其结果不但搞不好企业，甚至连自己的主业也可能被拖垮。”为此，他认为，在自己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实力和人才进行真正的多元化之前，用“减法”做大企业是重要的。很快，南存辉选定了“烧开一壶水”，即走“专业化”的路子，当人们忙着从那些赚钱的领域拼命捞钱的时候，南存辉始终坚持把自己的主导产业做精、做强，进而做大、做久。
对此，他曾经用一个故事阐明自己的观点：
“一个人去烧水，一壶水烧到99度，他满以为差不多了，于是撒手去烧另一壶水，待另一壶烧到99度时，又去烧其他壶的水，如此循环，等到他回头去倒第一壶水时，热水已成冷水，烧到最后他连一壶水都没烧开。”正泰如今成为低压电器行业的领跑者，在多个产品上获得了绝对的领先地位，依靠的就是南存辉始终要“烧开低压电器这壶水”的策略。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南存辉清醒地知道，正泰要同时面对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压力，为此，他将自己定位在“不断超越的电气专家”，这一新的定位标志着正泰创立品牌的意识完全走向自觉。
其实，今天的正泰不仅相继成为国内二十多个省高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免检”产品，而且正泰集团还率先走向营销全球化。迄今为止，已经在国内外建立了六百多家销售公司和特约经销处。随之，“正泰电器”畅销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在2002年3月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年度招标大会上，正泰集团经过5轮的搏杀，成功地战胜通用、西门子、施耐得等大型跨国电器集团脱颖而出，一举夺得6 000万欧元的标的。正泰集团，一家中国的民营企业一下子震惊了世界。对此，南存辉曾很有信心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成本领先战略是取胜的法宝，正泰的产品比那些跨国公司的报价都要低，质量却不比他们差。”
目前的正泰集团已经成为温州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资产11亿元，年产值42亿元，出口交货值23亿元。到此，南存辉已经成功地铸造出了“正泰”这块金字招牌，并且获得了品牌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文化让钱金波成功放飞红蜻蜓
企业拥有什么样的法宝才能求得长久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温州商人钱金波的回答是文化。在他的心中，文化是一种具有永恒魅力的东西。一个企业、一个品牌，在文化上的深度，代表着它的融入程度。文化是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商品在市场上是否富有文化意蕴，意味着它能否迅速融入人们的生活，很快地做到深入人心。
“红蜻蜓”是温州的一个服饰品牌。蜻蜓是东方人喜爱的一种美丽轻盈的昆虫，加上一个“红”字，更增添了十足的韵味，这个品牌首先从文化意蕴上征服了人心。
关于钱金波和他的红蜻蜓集团，也是温州人打拼天下的一个成功例子。
钱金波出生在国家级风景区楠溪江畔一个小山村。当改革大潮涌向楠溪江两岸时，钱金波开始走南闯北，经销起皮鞋。经过几年的磨炼，钱金波带着以文化为品牌导向的永续性经营战略，带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于1995年3月回乡创建了永嘉县红蜻蜓皮鞋公司。仅用五年多时间，钱金波就淋漓尽致地演绎、放飞了充满诗情与遐想的“红蜻蜓”，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成为全国无区域跨行业集团公司。
“红蜻蜓”的飞翔是文化的飞翔，是梦想的飞翔。她一直汲取着文化、自然、亲和的力量。对文化情有独钟的钱金波，在谈到“红蜻蜓”时说，温州早几年的大背景是经济气氛浓厚而文化氛围薄弱，更多的产品是借船出海，更多的品牌名称是模仿，没有特色，没有内涵，更别说民族文化的意蕴了。而蜻蜓与自然、情趣、一个人的童年联系起来，“红”是中国的民族色，能让人想到红旗、红对联、红双喜、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充满喜庆吉利的东西和场景，因而最适合作为民族文化品牌。
1999年10月，红蜻蜓集团成立了全国首家也是迄今惟一的鞋文化研究中心，开辟了产品与文化共同演绎的新天地。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搜集研究，中心拥有了大量的收藏品和研究成果。随后的两年间，先后在上海、杭州、成都等地成功展出，好评如潮，还应邀赴香港举办中华鞋文化展，引起轰动。台湾鞋业界也频频发来邀请函，邀请红蜻蜓赴台展示鞋文化。
红蜻蜓中华鞋文化的声韵轻盈而古雅。走进红蜻蜓鞋文化展馆，可以欣赏到民间绣鞋、三寸金莲，还可以欣赏到先秦和唐代的鞋履、明代的军鞋、清代花盆底鞋、《红楼梦》中的鞋饰，乃至世界第一靴——楼兰羊皮女靴等280多件实物及图片。其间中国悠久文化的光彩扑面而来，散漫着一片片丰盈的红羽。
汇集千家之长，独成一己风格。由钱金波等人主编的洋洋75万字的《中华鞋履文化词典》也已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面世。
如今，红蜻蜓已在国内拥有三大开发设计中心、五大生产基地、八个销售中心、43个办事处、2 000多家专卖店、店中店，营销触角直达销售终端(消费者)。在从北至黑龙江的伊春，南至海南海口，西至新疆乌鲁木齐，东至上海的祖国大地上，到处都有“红蜻蜓”轻盈飞舞的身姿。“红蜻蜓”已飞进千家万户，“红蜻蜓”的品牌文化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鞋都”温州的一面旗帜。
对此，钱金波阐释道，名牌产品的背后必须是文化，文化承载量越大，其效益释放量也就越大。名牌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人与影子的关系那样密切，若没有文化的内涵和积淀，而仅只有商业操作，这样的品牌将难以持久。
为此，钱金波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设计和工艺可以克隆，文化不可抄袭。”钱金波认定这个道理，他不断吸收文化养料，充实鞋文化，从而成功放飞“红蜻蜓”。更有意义的是，红蜻蜓把文化转化为生产力的一系列举措被人们称为“红蜻蜓现象”，受到了众多企业的推崇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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