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国破山河在

    对于英敛之来讲，淑仲是他温暖的港湾，而吕碧城的出现就像一抹潮湿的南风，带来无限清新与鲜活。在这平淡的日子里，忽然有一位与众不同、透着仙气的人出现，那种对慵懒平淡生活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就好像在一杯白开水里抛进一颗气泡糖，杯子里的水冒着二氧化碳，那份沸腾与雀跃，热闹极了。

    英敛之无法忘记那些心潮澎湃的岁月，1895年他和淑仲成婚，可谓是一生中的大事，与此同时，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梁等维新人士发起了“公车上书”，文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浓烈的爱国情感，英敛之支持变法，尽管他身份卑微，没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甚至还没什么名气，但爱国这件事本来就没有门槛，一颗赤诚之心、一份男儿的正气足矣。

    他加入了维新党人组织的“爱国会”，在那里英敛之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他敬仰康有为、梁启超，与此同时还结识了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每个人都像一张白纸，放进什么样的染缸就会变成什么颜色。这是个动荡的时代，色彩的多样带来的不是斑斓和缤纷，而是夹杂着叹气和鲜血的沉重。如果能选择一种颜色，英敛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红色，热烈、赤城，好似永不落下的八月艳阳。

    他是风华正茂的男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淑仲的爱情与婚姻给了他一半翅膀，国家与民族的兴亡给了他另一半翅膀，只此，即便前路艰辛，他也可以飞翔。

    英敛之非常支持维新派的主张，无奈，“戊戌政变”后，六君子遇难，英敛之担心自己因为维新言论受到牵连，只好去其他城市暂避。硬碰硬是莽夫的风格，英敛之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和清政府明着作对，大丈夫能屈能伸，此时暂避风头方能养精蓄锐，来日再“战”。正义战胜邪恶，先进战胜迂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振臂高呼、喊着口号是抗争，用一支笔也能化作一把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

    英敛之走了，他在1900年到云南蒙自的法国领事馆做文案工作。当然，这份工作只是缓兵之计，他最想做的事是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积极投身到时代浪潮里。

    养精蓄锐是一种明智，一味勇猛向前冲的是莽夫，在这种大背景下更要保持清醒，进退有度才能成就大事。工作之余，英敛之读书、思考，想为救国贡献一份力量。

    乱世是一只猛虎，不同于姿态翩然的白鹤，它更加勇猛、迅速，丝毫不给人们准备的时间。英敛之得知全国各地经常发生针对天主教的“教案”，义和团在北方烧神堂、杀神甫，形成尖锐对立。内忧外患一齐涌来了，从北京传来消息，八国联军攻入京津，尸殍遍野，血腥弥漫，妇女孩童哀嚎不尽，英敛之愤然流泪，心如刀绞。他毫不犹豫，立刻辞去法国领事馆的工作，离开云南蒙自，赶往天津，共赴国难。

    在路途中，他不思饮食，悲痛之余已做好万死的决心。兵临城下，他愿不辞冰雪、重拾刀棍剑戟，拿出军人的豪气与英武驱除外敌。邪恶侵袭了正义和善良，他愿用一方砚台、几页纸张笔伐这场充满罪恶的战争，唤醒同胞的信心和斗志。他自认不是文武双全的盖世英雄，不能凭一己之力拯救时代，他可以化身一砖一瓦，是卑微渺小的存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英敛之带着满腔的爱国之情赶到了天津，眼前的悲惨景象完全超乎他的想象，八国联军手段残忍，对这片土地和百姓造成的伤害令人触目惊心，这岂是英敛之那一点决心就可以改变的？一个七尺男儿在街上不顾形象地嚎啕大哭，不是因为生活的困苦，更不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那份倾尽全力都无法救万民于水火的无力感，使他悲痛万分。

    烈火漫国都，忘不了火烧圆明园的残忍，枪炮撞国土，恨不能驱除野蛮的外敌。

    英敛之当初离开是为了避避风头，害怕自己因为维新言论受到牵连。而今，经过庚子国难，慈禧太后赦免了多名戊戌变法中的通缉犯，其中也包括英敛之。

    英敛之并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叫郭英华。为什么后来改姓“英”了呢？原来，赦免名单中，郭英华名字被人误写成英华，慈禧曾说“把那个满人英华也赦了吧”。此事以后，他就改姓“英”，取新名“敛之”。这就是郭英华改名英敛之的缘由和经过。后来，他的父亲及子孙都以“英”为姓了。

    02.碧色倾城临人间

    淑仲跟着英敛之东奔西跑，她不再是养尊处优的宗室小姐，英敛之在哪里，她的心就在哪里，像花与蝶的追随、眷恋。

    如今丈夫英敛之竟然对吕碧城过于殷勤，淑仲的醋意渐浓，不知该如何开口，毕竟丈夫英敛之并未抛弃她，并未越雷池一步。吕碧城单纯、美好，有朝气、有活力、有才华，她像是一只涉世未深的小鹿，无所畏惧地驰骋，写文、做编辑、了解百姓的内心想法，她的身上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她看英敛之的眼神只有敬佩，可见，她对英敛之并无男女之情的心动，这使得淑仲连兴师问罪的正当理由都没有。

    三个人的关系变得很微妙，英敛之毫无征兆地疯狂迷恋上了吕碧城，吕碧城一心投入到报社的事业里，并且沉浸在施展才华所获得的成就感里，淑仲像是个轻飘飘的局外人，从蛛丝马迹里捕捉到丈夫燃烧的情丝，醋意越发浓烈。

    英敛之对吕碧城的喜欢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完全发觉。他没有发现自己落在吕碧城身上的目光比往常炙热，没有发现自己对待吕碧城的事情总是充满了兴趣，表现得太过殷勤……

    当淑仲在言语闲谈中带着几分埋怨提起，他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好像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了吕碧城。他有几分羞愧，看着淑仲醋意浓浓的双眼，英敛之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不弃初恋，他告诫自己不再把眼光落在吕碧城身上，可是一看到她，他就不可控制地靠近。他给他讲报纸、讲文学，和她交流对时下政局的看法，关心她的生活起居，甚至喜欢看她大方温柔的笑容。她低头写字的样子、看书时眉头紧锁的样子、微风拂过随意整理鬓角的样子都好看极了，在英敛之眼里，吕碧城像是一位高洁的圣女，他喜欢她、迷恋她、敬佩她，却不想亵渎她，正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一样，她是水中的青莲，他是湖边的优雅过客，停驻在这里，在阳光温暖的时候，看着波光潋滟的湖面，静静欣赏青莲的清澈与美好。

    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清政府的灰暗腐朽中，很多人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在旧风俗的影响下，打上缠足、卑贱、附属品、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标签的女性庸碌麻木、无趣乏味，这样说来，英敛之不知不觉喜欢上吕碧城就很正常了。吕碧城无疑是新女性的代表，个性、独立、有文化、有思想、上进心强，就像一缕夹着花果香气的风，划过闷热浊臭的狭小房间，让人苏醒。

    吕碧城觉察到了英敛之的浓烈爱意，她曾单纯地把英敛之当做伯乐、师长、领导，她渐渐发现英敛之主动联系她的次数越来越多，和她交流的时候明显多过报社里的其他编辑，他们一起就报纸上的某篇文章展开深刻探讨时，英敛之的目光不再聚焦报纸，总是下意识地看着吕碧城的侧脸。

    此时，吕碧城还是个无暇顾及个人感情问题的女生，甚至带着几分少女般不谙世事的纯真，以及对黑暗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她从未想过大她十几岁的英敛之会对她产生爱意。她有些慌乱，有些尴尬，不知如何应对。她无法直接回绝，毕竟英敛之没有向她表白。可他的炙热与浓烈，吕碧城无法欣然接受，她对英敛之只有敬佩，没有心动，更何况他已经有了家室。

    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微妙，淑仲以前非常喜欢和吕碧城聊天，她把吕碧城看作新女性的榜样，听她讲文学、讲政治，她爱看她神采飞扬、青春洋溢的样子，仿佛散发着永不褪去的朝气，令人心生向往。现在，淑仲开始疏离，她无法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对吕碧城兴师问罪，更不能蛮横无理地指责吕碧城。他们各怀心事，却无法直截了当地明说，全靠猜测与试探，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

    为了化解这种微妙的关系，三个人都做出了努力，英敛之拼命读书、写字，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克制自己想吕碧城的次数，淑仲要去外地求学，吕碧城则想过离开。

    有勇气离开的才是真正有底气的人。吕碧城的美貌和才华是她的资本，而她此时最大的勇气是年轻。离开《大公报》，离开英敛之，她依然可以凭借才华找到一席之地，与其在一个地方拖泥带水地挣扎，还不如干脆走掉。

    人生苦短，何必在泥潭里纠结拉扯？在那个年代，她敢于冲破束缚，一个人逃离舅舅家，只身来到天津，如今离开一个报社更算不上什么大事了。

    她想离开《大公报》，除了回避英敛之、化解这段尴尬的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女人之间的同情心。于吕碧城而言，英敛之只是伯乐、良师益友，这样的人一辈子还会再遇到，可是对于淑仲，英敛之是她全部的青春与未来。淑仲腼腆、温柔，不知该如何向吕碧城讲述，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会说话，吕碧城看了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事，她有点同情淑仲。

    尽管淑仲喜欢听吕碧城讲新女性的事情，且在《大公报》和英敛之的耳濡目染下，她成了一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女性。然而在骨子里，她仍然保持着当时社会女性的特点——男人就是天。英敛之若是移情别恋，淑仲的天就塌了，与此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吕碧城知道，传统女性想要成为新女性，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并非一朝一次可以完成。吕碧城是一位新女性，她能看得到当时社会传统女性身上的问题和病症，她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抨击或讽刺，对那些贪官污吏、野蛮外敌可以尽情抨击，因为他们昧着良心做事，传统女性不同，她们麻木、缺乏独立的思考，人云亦云、庸庸碌碌，说到底，她们没有恶意，自身也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因此，抨击与指责只会加剧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宽仁、博爱、引导。

    吕碧城喜欢和淑仲一起聊天，淑仲的端庄和娴静，让她看到了女性的柔美静好，她希望能以一己之力影响更多的女性，她何尝不想继续每晚空闲时给淑仲讲新思想、新事物？可操之过急只会适得其反，很多陈旧的思想在中国女性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只能循循善诱才能慢慢改变。

    多方面权衡，吕碧城第二日去报馆向英敛之辞职，她依然神采奕奕，就像初到报馆报道那天一样，那双白色小皮鞋不染纤尘，脚步声清脆悦耳，年轻就是资本，每一次离开和告别都为了奔向更美好的前方，因此，无需留恋、无需伤感，每个地方都可以作为人生向上的阶梯。

    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清晨的小雨宛如慵懒的少女，淅淅沥沥好似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在门卫室避雨，门卫大爷的手上有些皱纹和茧子，笑呵呵地递给她一杯热茶，让她暖暖。吕碧城看到了门卫室墙上张贴的一些老照片，以及一些字迹褪色的手稿，虽然黑白色有些模糊，隐约中还是能看到英敛之的脸庞，旁边张贴的手稿一定是英敛之的笔迹了。

    吕碧城盯着墙壁看得愣神，门卫大爷给吕碧城讲了英敛之年轻时的故事，以及办《大公报》的起因和经过。正是这段讲述，让吕碧城打消了辞职的念头，悄悄把辞职信塞回了口袋里。

    03.在尘埃中翩翩起舞

    英敛之筹建《大公报》是他一生中闪耀光芒的岁月。

    英敛之博学多识，古今中外的著作均有涉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英敛之更加关注时事政治，加之清王朝的腐朽、戊戌变法的影响，使他更加心系国家与民众。优雅的诗词笔墨解决不了饥困，强壮的体魄和锋利的刀剑救不了满目疮痍的国土，勤劳的双手救不了贫穷的家庭，根源在于中国现代政治的缺乏。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革新政治，在社会树起新风气。能够影响民众的思想，还能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朽，又能团结社会中的有识之士，什么途径能达到这三种作用？权衡再三，他认为是办报纸。

    乱世之中，计较个人得失、考虑金钱支出与收入的是商人，明哲保身的是胆小怯懦之人，英敛之是个例外，在他眼里，办报纸不是一门生意，不求能靠报纸赚钱致富，他带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想把一腔热血与半生精力都放在报纸上。他不求名垂青史，只希望尽一份微薄力量，能推动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向前一小步。

    想法纯粹美好，想要在现实社会里推行，仍然要受到金钱的制约。英敛之没有多少积蓄，办报纸需要启动资金，纸张、印刷设备、油墨、人工、稿费等等都要考虑到，一想到这里，英敛之心中涌起一丝愁绪。

    有一次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堂的总管柴敷霖时，英敛之谈起了自己的这个设想，柴敷霖很为赞同，并且提议集资办报，英敛之非常喜悦，欣然答应。

    柴敷霖邀请了一些有识之士，一群人坐在桌前共同商量办报纸的具体事宜，他们眼中闪烁着光芒，声音激昂有力，仿佛已经迎来了政治清明、国富民强的新中国一样。他们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开始，柴敷霖负责东奔西走集资，解决办报所需的经济开销问题，英敛之兼任报社经理、编辑等职，忙着撰文、审稿、修改、排版，还要考虑报纸的印刷和发行问题，在忙碌的日子里，他找到了发挥作用的舞台，他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急切地想要把办报的相关内容筹备好，像是日夜辛劳打磨工艺品的匠人。

    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启动资金已筹集完毕，其他相关事宜也已准备妥当，筹备工作完成后就要具体实行了，此时必须要考虑一个重要问题——报社的选址。

    04.宝珠落津

    有人提议定址北京——既然想要做一份敢言的先进报纸，当然要起到“喉舌”的作用，在北京这个中心城市办报，的确可以更好地传播新思想。清王朝虽然风雨飘摇，但皇权的余威尚存，在天子脚下敢怒敢言并不容易，一定会阻碍重重。

    此时，英敛之提议定址天津。天津经济繁荣，新派人物多，民众思想较为先进，国际政治交流频繁，在这里办报传播新思想一定会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报纸就像这些人的孩子，他们倾尽全力护它周全。在出资的股东中，有一位是法国主教樊国梁，他提议将报馆设在教堂内，但被英敛之拒绝了，他不希望舆论宣传工具，丧失言论独立的品性。而作为近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英敛之还是倾向于独立的“士”的道德品性，他希望摆脱北京天主教会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言论独立之路。在他的积极争取下，《大公报》最终落户天津。

    他深知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明白新思想的传播要遇到多方的阻碍与牵制，之所以办报纸，初衷就是独立发声。

    孕育一个鲜活的生命需要怀胎八月的艰辛，创办一份报纸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穿过栅栏和风雪，终会看到繁花似锦，熬过寒冷寂寞，终能迎来朝阳。

    这一天是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面世，英敛之等人内心百感交集，他们像是孩子的家长，欣喜于《大公报》面世，同时内心又有些担忧，他们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孩子颤巍巍地走向陌生的人群，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害怕努力了日日夜夜的报纸没有人购买阅读，他们怕倾尽全力也叫不醒这个时代。

    英敛之等人脸上紧张的神情慢慢舒展，报馆里一摞摞的报纸逐渐空了，报童背着布袋子时不时来取报纸。他们成功了！

    这一天，《大公报》销售了三千八百多份。报纸的油墨香飘在天津城大大小小的角落，飘在千家万户的窗边，在天边绚烂的云霞的映衬下，这个城市都好像旧貌换新颜。

    得到了诸多社会人士的认可，英敛之内心的顾虑已经完全消除，他在生活中是个“敢怒”的正直之人，在报馆里，他是个“敢言”的正气之人。他在窗边的办公桌上埋头写作，新文章一气呵成，他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他写文鞭挞讽刺贪官污吏，揭露官场的乌烟瘴气、黑暗腐朽。他的文章一经见报，读者争相传阅，那时候英敛之是个快乐的“疯子”，他冒着生命危险笔下弄清影，讽刺慈禧和官员，要知道得罪皇亲权贵是有生命危险的。别人不敢做，他敢做。

    他怕死吗？怕，生命只有一次，人人珍视，可是畅所欲言、讽刺鞭挞所带来的快乐太强烈了，心中的正义感淹没了对死亡的恐惧。

    在英敛之等人的努力下，《大公报》成了天津人民众人皆知的报纸，《大公报》已经深入了民众的内心，它慢慢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看法。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目的就是移风易俗、富民强国，他以身作则，剪掉辫子，跑到租界找个裁缝做了身西装，以新形象在街上行走，引来人们的围观，他要求自己的家人也穿西装，他所提倡的新思想并不是喊口号，他一边握笔撰文，一边带领全家积极实践，他们是第一个勇敢走向光明道路的人。不久，在他们的身后一定会出现众多追随者。

    《大公报》开办以来，提倡开启民智、开办女学、破除迷信、建立新风气等，影响广泛，因此，吕碧城受邀到《大公报》任职编辑时，她内心激动、兴奋。常言“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把金子埋没在暗无天日的黄土中，发光是难事。当吕碧城来到《大公报》，这块金子就有了崭新的平台，从此，吕碧城因《大公报》而充实、快乐，《大公报》因吕碧城而夺目、璀璨。

    吕碧城和《大公报》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英敛之喜上眉梢，有那一瞬间，英敛之忘了自己比吕碧城大十六岁，忘了自己已有家室……但接下来理智归位的时候，英敛之控制住了自己，发乎于情，止乎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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