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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研究甲骨的专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在1959年出版后，他在学术界的就有很高的地位了，当时在世界汉学界上也很有影响。在海外，有十余篇论文介绍饶宗颐的研究，并有各种文字译本。印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白春晖（V.V. Paranjpe）。起初饶宗颐和白春晖彼此不相识，是白春晖主动来找饶宗颐的。当时白春晖是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文秘，他在中国留过学，在北京大学听过唐兰的文字学的课，和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是同学，尼赫鲁与毛泽东会面时，他曾任翻译。

    白春晖与饶宗颐很投契，且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最早是白春晖提出要跟饶宗颐学文字学，作为交换，白春晖教饶宗颐学习梵文。白春晖是正宗的婆罗门，其父是教《吠陀》的教授，所以饶宗颐跟他学梵文很快，一周两次，彼此一个钟头，都有笔记。白春晖把印度学整个做了系统的讲述。饶宗颐学了三年之久，积累的梵文读解能力以及印度学的知识为他此后在南亚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香港时期，白春晖教给饶宗颐的印度学不是佛教典籍，而全是婆罗门教的经典，比如《薄伽梵歌》。《薄伽梵歌》是印度的《论语》，是印度教的、婆罗门教的经典，几乎每个人必念的。因为在印度佛教早已衰落，占主流的是印度教。白春辉鼓励饶宗颐从事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典籍研究，但饶宗颐还是对佛教典籍比较感兴趣，这当然跟饶宗颐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有关系，因为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但印度教的影响很小。而且跟饶宗颐幼时家学的传承有关系，饶宗颐的父亲饶锷先生曾研究过法显的佛国记，所以他对于印度的佛教典籍非常感兴趣。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七章游学南亚访遗览胜饶宗颐1963年去印度。他是应印度班达伽研究所之聘去当研究员的。在印度又跟白春晖的父亲学Veda，即《梨俱吠陀》。《梨俱吠陀》，全名《梨俱吠陀本集》，是《吠陀》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印度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集。它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描绘与解释，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内容，是印度现存最重要、最古老的诗集，也最有文学价值。白春晖的父亲没有中国知识，却有法国知识，因为他是在法国拿的博士，他的老师以研究《吠陀》而成名。班达伽研究所的文献非常丰富，他们有几十种《大藏书》，手写本就有几十种。《大藏书》的篇幅较大，解读也需要很好的学问，所以要做相关的研究都要几十年，就是他们的民间传说，都相当于故事海。

    1963年秋天，饶宗颐接到班达伽研究所的聘请，是与汪德迈结伴同往印度。汪德迈（Léon Vanden meersch）是经戴密微介绍到香港大学来学习的，主要是听饶宗颐的课。汪德迈是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博士，后来又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读博士。汪德迈原先是研究韩非子的，他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王道》，是关于三代思想的。汪德迈后来进入高等研究院教书，并且长期生活在亚洲，越南、日本都呆过，日文也相当好。汪德迈曾担任法国远东研究院院长，是法国著名的亚洲通。饶宗颐与汪德迈结伴到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

    这次与汪德迈一同去印度，对饶宗颐非常有利，是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饶宗颐是冒险去印度的，因为当时中印边境刚刚发生过冲突，关系非常紧张，打过仗。好在那时饶宗颐已经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儒莲奖，而法国的印度学是受印度人尊敬的。印度聘请饶宗颐作研究员，有专人负责接待，他在印度可以到各地旅行，汪德迈同行，事实上是得到法国驻印度的办事机构的帮助，为旅行提供了很大方便，又加上白春晖的父亲是法国留学的，所以顺利地到达印度的中部、南部、东部，又辗转游历了锡兰、缅甸、柬埔寨、泰国等有佛教古迹的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玄奘没有去过印度南部，法显只去了印度西南，饶宗颐比他们走的地方多得多了，恐怕可以算是在印度走的地方最多的中国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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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在印度期间，得以结识有现代玄奘之称的徐梵澄，那时徐梵澄在印度的一个修道院里做研究。徐梵澄是著名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书画家、艺术鉴赏家和评论家。徐梵澄于1945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翻译、著述、讲学27年。1978年底只身回国，经任继愈先生推荐，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徐先生精通8种古今语言，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尝试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重新阐释古典，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

    饶宗颐在印度期间，与徐梵澄交往颇多，并有诗文唱和。在离别时，徐梵澄写了一首诗送给饶宗颐，饶宗颐写了一首古风赠答。其文如下：别徐梵澄·次东坡《送沈达赴岭南》韵

    海角何来参寥子，黄帽青袍了生死。

    知我明朝将远行，携酒欲为消块垒。

    宿昔读君所译书，君名如雷久阗耳。

    相逢憔悴在江潭，无屋牵舟烟波里。

    罗胸百卷奥义书，下视桓惠蚊虻矣。

    嗜欲已尽心涅槃，槁木死灰差相似。

    劝我何必事远游，中夏相悬数万里。

    我言雪山犹可涉，理胜胸无计忧喜。

    赠诗掷地金石声，浮名过实余深耻。

    凭君更乞数竿竹，便从寂灭追无始。这首诗中间用了三个典故来写徐梵澄的处境、学识和修养。体现了饶宗颐诗歌上的造诣以对友人真诚的关怀。

    文中“相逢憔悴在江潭，无屋牵舟烟波里。”是用《楚辞·渔父》中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时徐梵澄郁郁不得志，饶宗颐后来回忆说：“那时徐梵澄在一个修道院里做书记，非常不得志。那是法国人支持办的一个修道院，相当于难民收容所，是个管吃管住的地方，但没有图书可资研究，所以他很苦闷。”把徐梵澄比作被流放的人，足见那时其处境之差。

    另一句是“罗胸百卷奥义书，下视桓惠蚊虻矣。”上句是指徐梵澄精通印度吠陀经典《奥义书》。下句典出《庄子·天下》：“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桓惠是指桓团和惠施，此句是言徐梵澄精通哲理，下视那些辩者之流，真如蚊虻一样不足道也。徐梵澄为研究印度文化，在印度一待就是三十余年，历尽艰辛，可见其向学之心甚笃。是个真正的学人。比起知行脱节的如桓惠一般的空谈家，徐梵澄当然是视之如蚊虻的。

    “嗜欲已尽心涅槃，槁木死灰差相似。”一句也是用《庄子》文中的典故。涅槃，亦作“泥洹”，意译为灭度。即脱离一切烦恼，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槁木死灰”典出《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这两句写徐梵澄已无嗜欲，心得超脱，有如庄子笔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得道真人。

    饶宗颐这首诗多用佛典和道家典故，这与赠诗的对象徐梵澄的学养和修行是息息相关，哲人相遇，当然离不开谈经论道。而这些典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世外高人徐梵澄的形象。

    3

    除了在印度游历以外，饶宗颐又辗转游离了锡兰、缅甸、柬埔寨、泰国等有佛教古迹的东南亚国家。在锡兰期间，他看了许多遗迹、壁画，看到了阿育王时期的建筑等等，应该看的都看了。然后去缅甸的蒲甘（Pagan，古国名，今缅甸境内，与大理毗邻）。饶宗颐对蒲甘很有感情，他写过《蒲甘赋》。后来再到缅甸北部的曼德勒。曼德勒是中国人很早就去的，明代就有人去，现在那里还有些中国人住，汉化很早。离开缅甸后，饶宗颐一行坐飞机去柬埔寨，在吴哥窟待了十几天，参观了那里的古迹。然后又到泰国，在泰国居住了一个月，有华侨朋友资助他参观当地的佛教建筑。

    1963年秋，饶宗颐从印度东返，经由缅甸、柬埔寨首次来到泰国，在余子亮的资助下，停留约一个月。在此期间，饶宗颐考察了佛教南传踪迹。饶宗颐在友人的陪同下，先后到泰国东北部的呵叻、武里喃、素辇、四色菊等四府，北部的素可泰、清迈、南奔等三府，曼谷附近的大城、佛统两府，泰南的素叻他尼和洛坤两府，访问当地佛教迹地，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

    此外，饶宗颐与泰国华裔文化人士吟诗唱和颇多。1963年10月31日，恰逢泰国水灯节，泰国《星暹日报》副刊《国风吟苑》于当天晚七时假座一世桥畔国华堆栈公司天台举行雅集，陈慕禅、谢晋嘉、林中川、高向如等四十多位诗友出席。《国风吟苑》以及《世界日报》的副刊《湄江诗坛》在当年10月至11月间连续刊登了饶宗颐同泰华诗人唱和的诗作，部分作品收入1973年出版的《旅暹潮安同乡会成立48周年纪念特刊》。

    应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之邀，饶宗颐在潮安同乡会礼堂作了题为《禅门南北宗之汇合与传播》的演讲，泰国佛教华宗大尊长普净大师、仁闻大师，潮属七县同乡会及各佛教社二百多人出席演讲会。随后，泰华报纸《星暹日报》、《世界日报》等均全文刊登饶教授演讲内容。

    饶宗颐在泰国期间，受到泰华各界的热烈欢迎。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副主席谢慧如，潮安同乡会理事长林维高、副理事长张旭江，文化界人士陈慕禅、谢晋嘉、王诚、高向如，企业界人士丁家骏、方涯生、辜植材、周修武等泰华各界名人争相宴请饶宗颐。

    饶宗颐这次旅行等于把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走了一圈，能够像他这样做的人是很少的，在几个月之间，杷印度和东南亚的古迹考察了一遍，其中关键是汪德迈的帮助。饶宗颐买了1000多本印度书籍回来，有印度文、英文，还有其他文字的。此次出国，饶老购置的书籍竟达200箱之多，临行时颇感携带困难，所以突然想到《庄子·大宗师》的：“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去，昧者不知也。”要是能有一个庄子里面说的能背舟负山的大力士，夜半不知不觉地帮忙把这些重重的书背回去就好了。原来饶老用了庄子这样一个很玄的典，只是为了发一个有趣的小牢骚，真是童心不泯。

    饶宗颐通过旅行与实地考察来了解印度，而不仅限于文献上的材料。比如说他在恒河口，看见排着长队、穿着破毯一样的衣服乞食的印度人，都面带菜色。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去，印度人没有正常人的生活，都是病态者，其实这就是印度人生活的常态。婆罗门教的戒律很严格，有两个印度研究人员陪饶宗颐，吃饭用手去搅拌油和米饭，只吃很少的一点菜，不用筷子，他们睡觉时必须回到庙里去，绝不许在外面过夜的。饶宗颐认为，“法显、玄奘都说印度好，他们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排斥外道，他们不能了解印度本位文化。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两边都不偏袒。”饶宗颐当时有一首诗讲“我到天竺非求法”，这正是他的身份，即不是以佛教徒的身份去考察，而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

    在印度的参观考察，对于饶宗颐学术上的思考非常有启发。饶宗颐总是能在文明的比较中审视不同文明发展的内在理路，且总能看出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所在。比如关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饶宗颐曾经提到：在印度，修行是必要的事情。我到印度后才看到，很小的一个洞，只一个人可以坐进去打坐，是坐禅那，这完全是靠精神集中，是一种苦行。西藏的打坐是从印度婆罗门教搬过来的。这本来是一种很苦的事情，要实际地去做，并不是口里头说的。达摩西来，他一面壁就是九年，长时间坐在石窟里头，很残酷。中国人真的能够做修行的，除律宗以外，并不多。后来禅宗说不立文字，但是它还是有文字。我个人认为，禅宗到了六祖和神会阶段，都含有人的见存，三祖、四祖、弘忍，却是折磨自己了。印度人就折磨自己，并不是讲讲，而是长时期的苦行。他们有衣钵传授的问题，我不足批评他们两位，所以真的修行根本就不管外面，用佛教术语来讲是“我慢”。其实谁传谁都无所谓的，不一定要我传嘛，只要我修道就行了，何必争呢。有了这东西就有“我慢”。后来禅宗在中国成为一种生活上的艺术，这同印度是完全不相干的，是中国人自己创出来的。我对禅的看法，是看重它的另一面中有生活艺术，譬如它那种语言的艺术，是用相反的话头，非常的艺术，制造一种新的意境，所以文人很喜欢它，从它那里偷了很多东西，如苏东坡、黄庭坚等，都在那里讨生活，但是他们并不是十全的禅味。想不到禅宗的语言机锋，到了中国文化里头，就变成文学艺术，尤其是变成书画那样的一种有魅力的因素，变成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味精，开拓了一条大路。这个是他们想不到的，不立文字而又是立了文字。大家看了禅宗，有很大的、各种各样的启发，在当前就可以得到新的体会。顿悟，其实这也是一种联想，有一种动机，不能联的联，联得很新鲜，给文学开了很多途辙。其实中国的禅宗，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艺术。但是修行的人不是这样讲的，譬如说当代有几个大师，如印顺，如圆瑛，如虚云，这三位都相信修行，他们当中虚云是禅宗，他们都是主张信、愿、行的。但这种主张在中国并不流行，因为中国人都不太喜欢苦行，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重，所以现在来看佛教在中国流行是非常想象不到的事情。在印度觉得为人那么苦，苦得那么厉害，所以要修行，中国人是没有人要修行的。其实印度人也是蛮功利的，寄望于来世，觉得现在很苦，修行了来世顺利，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功利的。中国人是现世都讲不清楚，哪里去管来世。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全世界的宗教都讲死后的事情，包括埃及、阿拉伯，他们瞧不起当前这几十年，很勇于牺牲，觉得生命没有意思，而中国人的生命很值钱，所以佛教能传进中国是非常想象不到的事情。饶宗颐当时还有一个感慨，印度的文字、语言，非常繁多，有十几种文字，几十种语言，而现在通行的语言是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对印度有了不起的贡献。对比之下，中国文字尚简，几千年来皆如此，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的文字不受宗教、政治的影响而改变。饶宗颐学习了很多种文字，比较下来才知道中国文字的了不起。饶宗颐在比较了各种语言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比如巴比伦、波斯的文字，发展到后来都成了死文字。但是中国文字一直存在，而且依然是三代的系统，还是象形的。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文字尚简，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极重要的优势。

    由于饶宗颐和汪德迈的关系，饶宗颐要指导汪德迈的论文，他也接触一些西亚学的知识。法国人的惯例是授予博士学位时，要请不同地区的人来担任答辩委员，汪德迈答辩时，其中有一个委员是卜德合，是著名的西亚史专家，于是饶宗颐有缘结识了卜德合。卜德合在法国高等研究院教书，属西亚研究所，西亚学极其复杂，有很多学派，各持一说，有点像我们的甲骨学。卜德合给饶宗颐提供了很多资料、书籍，希望饶宗颐研究西亚文化，后来饶宗颐在巴黎跟卜德合学楔形文字及西亚史、翻译《近东开辟史诗》。

    1976年至1986年，饶宗颐毕十年之功，完成了七巨册《近东开辟史诗》。这是中国第一部涉及西亚史诗的书籍，填补了重大空白，是著居功厥伟。《近东开辟史诗》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记载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神话文献，上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之间互相争斗，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宇宙间，由三位最高神明（Anu， 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他们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液来创造人类的创世故事。饶先生第一次将这部楔形文字译为中文，并以书中之宇宙论与《淮南子·天文训》、彝族宇宙论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观详细加以比较，进而指出近东和远东两个地区开辟神话和造人神话的异同，这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此书饶宗颐用铿锵典雅的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韵味无穷，令人叫绝，堪称翻译史上之杰作。

    游历南亚期间，饶先生发现刘熙《释名》源于《婆罗门经》，韩愈《南山诗》深受马鸣《佛所姓赞》的影响，“悉昙”之学对中国音韵学、文学影响深远。期间饶宗颐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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