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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时代的因素，在1979年以前，饶宗颐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并没有成行。但是去台湾，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是1947年。饶宗颐去台湾的时候，是魏道明任省主席的时代。饶宗颐去有两个任务，一是他在家乡发现很多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物，是修志时在揭阳发现的，后来写成《韩江流域史前文化》，本来是单行本，可是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广东第一本独立的考古学著作。那部书的写成也跟去台湾有关，因为台湾也有很多新石器的东西。前期有两个日本人在台湾做的考古调查，一个是人类学家金开大夫，一个是考古学家国分直一，他们在台湾调查发现了彩陶文化，出土的文物有黑陶、灰陶等。饶宗颐把自己发现的出土文物带到台湾去，与他们共同研究。

    另一任务是调查台南潮州郡。饶宗颐编《潮州志》的时候，其中有一章要编到潮州移民。文献记载台湾有个潮州城，饶宗颐就去做实地调查，可他们一句潮州话都不会说，讲的都是客家话。这个谜怎么解开？后来他到“中央图书馆”找材料，可什么材料也找不到。再后来，他终于在新竹图书馆看到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叫《乌呼！忠义亭》，讲的是郑成功在南澳招兵，招了一批潮州人，到台南造了潮州城。郑成功是抗清复明的，潮州人支持郑成功，而客家人支持清廷打郑成功，后来郑成功失败了，客家人就占了潮州城。他说，如果后来没有找到《乌呼！忠义亭》这本书，这种事情恐怕谁也解释不了。后来根据这些调查，饶宗颐在《明报》发表《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一文，这个例子说明做学问还是要到实地做深入的调查，才能解决问题。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十章港陆棣通畅游乡国饶宗颐的大半生是在海外（包括香港）度过的，随着年岁日增，家国之思也越来越强烈。1965年，饶宗颐的那本《潮州志汇编》杀青，在序文里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句：久去乡国，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怅然……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饶宗颐是非常怀念的。但是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到1979年饶宗颐从法国回香港后，应中山大学的邀请赴广州参加全国古文字学会议，才算如愿以偿。这是他离开内地三十年后第一次回来参加会议，当时的广东省领导非常重视，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先生特地在迎宾馆设宴款待饶先生，还找了一些跟饶先生比较熟悉的学人作陪。席间，吴南生书记对饶宗颐说：“希望先生今后多回内地走走，多回家乡看看！”饶宗颐非常激动，他说：“我从小研究《楚辞》地理，读过许多地方志，对各地地名非常熟悉，可是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到过。自1949年离开潮汕，到今年刚好三十年。三十年第一次回来，真的很想到处去走走，去看看！”吴南生书记指示高教局局长派中山大学的曾宪通陪同饶宗颐在内地考察。

    会议结束后，饶宗颐专程去了一趟湖南，一方面是为了考察研究马王堆出土文物，另外也是为了偿还多年的一个夙愿，即赴汨罗江凭吊屈原。饶宗颐研究《楚辞》许多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到屈原人格情操的吸引。当然饶宗颐也知道屈潭并不是历史上屈原怀沙自沉的地方，但是屈子那种正气所被，英灵无所不在，加上那天正是风雨大作，气氛很是肃穆悲壮，饶宗颐写了一篇《汨罗吊屈子文》：去君之恒干，以就无垠兮，蹑彭咸于激流。

    格菸叶以清商兮，叩巫成乎久湫。

    余此心之不朽兮，与兀气而为侔。

    亘千载犹号屈潭兮，莫怨浩荡之灵修。

    拜忠洁之庙祀兮，共昭灵为列侯。

    岂大夫死亦为水神兮，与湖水共悠悠。

    惟公之魂无不在兮，何必求乎故宇。

    觅天地之正气兮，惟夫子之高举。

    采白菅以为席兮，荐称米以为糈。

    云霭霭而比怒兮，霰冥冥其兼雨。

    虽遗迹之非昔兮，企前贤以踵武。

    欺骚台之悲风兮，镇徘徊而不能去。饶宗颐写这篇文字时很是感慨丛生。经历这次湘中之行，饶宗颐与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研究结缘，先后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饶宗颐将其视同东方的《圣经》。1974年轰动世界的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周易》抄本，立即引起饶宗颐关注，几年后争取观摩了帛书的影印照片，回港后凭着大陆1974年7月《文物》上仅仅发表的一页抄本的图版，写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提出六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指出马王堆帛书本的卦序与后世通行本的卦序不同，以“乾”为首，继之以“艮”（通行本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将其与“京氏易”八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排序比较，认为马王堆写本开其先河，而通行本卦序与同时代燕人韩婴所传相同，与帛书本出于不同传本；又将帛书本与汉代“中古文本”相比较，认为二者相近，充分肯定了帛书本的文献价值；还将帛书本《周易》与西汉初年长沙王傅贾谊的《新书》中易说相比较，认为“墓中《易经》写本适当贾谊时代，谊在长沙所见之《易经》及传，当为此类，其时《系辞》与《说卦》尚未离析也”。这些至今都是不刊之论。

    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专家们叹服，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2

    经过湘中之行，饶宗颐下了一个大决心，就是要在晚岁畅游故国。过去几十年中，饶宗颐跑了很多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跟各个地方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他认为，学术就是靠交流，互相有启发才能进步。到了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遍游神州大地，饱览自己国家的山川胜迹，这当中是有一个情感寄托的。

    1980年秋天，饶宗颐又应邀赴成都参加全国古文字学研讨会。同年10月下旬，还要去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会议。这样饶宗颐就索性决定中间不回香港了，利用两次会议的间歇在国内游历考察。这次游历总共3个月，去了14个省市，参观的博物馆就多达33个。

    此行，饶宗颐接触到新出土的大批考古文物资料，那是最令他感到兴奋的。11月中旬，饶宗颐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看到展品中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漆书20个字的摹本，都是古文奇字，句读也不清楚，也没有释文。时任博物馆馆长的谭维泗请饶宗颐试着作释。饶宗颐当时琢磨了一番，写出“民祀佳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敕（陈），经天曹（常）和”20个字。后来又为之写了《曾侯乙墓臣器漆书文字初释》，详细加以考证，发表在《古文字研究》第10期上。在武汉的时候，饶宗颐决心好好利用新出土资料，得到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支持，回到香港后继续相关的研究，撰成《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一书，后来得到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编磬是1978年发现的，从墓中出土的一枚楚王钟可以知道这些钟磬是在楚惠王五十六年下葬的，距今已有2400多年了。这个编钟群共有8组65枚，上面刻有错金铭文2800多字，分别标记着曾国的音阶铭和列国的乐律铭。伴出的编磬也有同类的铭辞。饶宗颐的专著《随县曾侯乙墓钟馨铭辞研究》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钟磬铭辞进行深入探讨，如通过钟铭所记载的列国乐律的歧异来看乐律思想的演进，从而说明汉代乐律学的来龙去脉。并根据编钟的音高体系阐释所有的标音铭和乐律铭的确切涵义，证明我国战国初期的乐律学，已具有很高的水平。该书于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被音乐界誉为中国乐律学的奠基之作。

    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饶宗颐看到1965年冬天在湖北江陵望山战国墓中出土的越王剑，剑上镂有“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字样。鸠浅就是勾践，那把剑相当漂亮，“缀以绿松之石，饰以琉璃之珠，旷代奇宝，光艳夺目”，于是饶宗颐又一时兴起，为之作铭：“楚东取越，由于怀王；俘其重器，绵历江湘。沼没火散，星沉匣亡；一旦发冢，遍地生光。锋曾尝胆，刃早吐芒。……”这其实是以诗文述考古之学，对越王剑何以会在楚地出土进行了考证。

    在武昌时，饶宗颐登汉阳琴台。这是传说中钟子期听俞伯牙鼓琴的地方。登临时正当黄昏，夕阳西下，举目望去，荒草萋萋，丰碑宛在。饶宗颐自幼喜好古琴音乐，常爱弹《搔首问天》等古曲，寄托思古幽情。当时登琴台，观碑碣，不能不想起高山流水的历史往事，吊古伤今，很有感慨，写下《琴台铭》：“谁斫雅琴箩天下至悲；出塞龙翔，在阴鹤飞。或操或畅，繁促高徽；涓于叙心，壶林息机。……芜阶昔径，余响依希。滔滔江汉，二子安归？赏心纵遥，终克无违。”

    饶宗颐在国内的旅历，学术研究的色彩还是颇为浓郁的，饶宗颐受顾炎武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语的影响，特别注重访史，而不是只在书斋里看文献资料。1982年，饶宗颐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至2003年归纳为：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研究；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学术界普遍认同这是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前进。饶宗颐就是在甲骨文中考证出江水之神“帝江”、长江上游的“邛方”，解决殷商统治范围等等问题。

    1980年9月下旬，饶宗颐到四川成都参加第三届古文字研究会，他这次还率同日本、香港等一批海外学人前来赴会。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际性研讨会了。饶宗颐在会上宣读了题为《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的论文，引起热烈的讨论。会后，饶宗颐从成都出发，先后到过兰州、敦煌、西安、洛阳、登封、郑州、开封、武汉、荆州、奉节、安阳、北京、承德、济南、泰安、曲阜、南京、扬州、镇江、无锡、常熟、苏州、上海、杭州、衡山等地，一共走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个博物馆，历时三个月，行程数万里。饶宗颐回香港后，特意请名家刻了一方“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的印章，作为纪念。

    饶宗颐这次在内地旅游和考察，首先到各地参观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考古发现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在饶宗颐到达每个地方之前，香港新华社通过北京国家文物局已行文到各地的文化局和文物局，请为协助接待饶宗颐并安排参观事宜，故所到之处都受到周到的接待和欢迎。饶宗颐一进博物馆，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彩陶，先秦时代的甲骨、铜器、货币、玺印、竹简、帛书，到秦汉以后的石刻、碑帖、写本和各种书画、艺术品等，都一一目验，有的还要亲自摩挲。常常是看过展室的展品仍不满足，还要到库房里去看藏品。饶宗颐认为，好些东西过去只在书本上看到，现在有机会见到实物，就不要轻易放过；还有许多新出土的东西是从未见过的，更要仔细琢磨，并做了详细的记录。

    除了参观文物古籍以外，饶宗颐还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写生、吟咏。饶宗颐这次登泰山，游三峡，一路写生，不但亲自领略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也为其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如登泰山，他特地到经石峪考察和拍照，成为后来创作“心经简林”的先声。又如登白帝庙观夔门峡，可以俯览赤甲、白盐二山所形成的峡谷如门的壮观。饶宗颐站在休息室外的岩石上，居高临下，又写生，又摄影，忙个不停。饶宗颐每到一处，常常应接待者的请求，即席挥毫。或兴之所至，吟诗应对，抒发情怀。可惜当列车经过华山时，听说山上发生悬空链断、伤及游人的事故，因而取消了攀登西岳华山的计划。因为饶宗颐非常崇拜韩愈到过华山而“临崖号陶”，这次为自己不获攀临，未识其险，没有机会同韩愈和诗而感到无可奈何。

    此外，这次旅行还会见了许多学界名流，拜访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估计在百人以上，也是难得的收获。总之，饶宗颐在这次旅行中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会见了大批故旧新知，兴奋异常。在旅途中，他一直思考着用什么课题可以反映这次北上考察的收获。由于饶宗颐对楚地的人文历史和出土文物情有独钟，所以，当他看过楚地出土的许多文物后，就确定了一个研究课题，叫“楚地出土文献研究”。包括三大内容：一是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二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三是湖南长沙出土的《楚帛书》。

    秦简《日书》是1975年从一座秦始皇三十年的墓葬里发现的，共有两个写本。墓葬的年代虽然在秦，写本的年代可能早至战国，有可能原来就是楚国的日书。所谓日书，就是选择时日宜忌、预测人事吉凶的“择日通书”。秦简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有关秦国的法律文书，日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次饶宗颐到北京，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设宴招待，把刚刚出版的发掘报告《云梦睡虎地秦墓》赠送给他。饶宗颐发现发掘报告中有过去尚未公布的《日书》两个写本，如获至宝，认为它是古代数术的重要内容，因而萌发研究秦简日书的念头。1982年5月，饶宗颐与曾宪通合作的第一本书《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就出版了。这是系统研究秦简《日书》的第一部著作。饶宗颐对日书中二十多个项目进行了透辟的论述，揭开秦简日书神秘的面纱。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卓云教授在《亚洲研究学报》发表评论说：“饶宗颐和曾宪通坚持了中国学术的传统，值得赞扬。他们博大精深的评注涉及广大的领域，成功地展现了秦简日书隐而不漏的意义。在这卷精炼的书中，差不多所论述的每一个条目都会有助于历史学家们去探讨中国的宇宙观。”让学术界对《日书》刮目相看。

    3

    饶宗颐在成都开会时，在奉节白帝城参观“甘夫人之墓”，旁边还有“张飞守灵处”。一般的解释是，甘夫人死在襄樊，刘备死后，甘夫人的尸骨就被迁葬到白帝城来。饶宗颐敏锐地感觉到此说不可信。他的观点是，有张飞的守灵处就不是甘夫人的墓，应该是刘备的墓。很可能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把甘夫人的尸骨移过来合葬，张飞才会在旁守灵。所以，他怀疑墓中应是刘备，而不是甘夫人。只有这样解释，才与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传说相符。第二天，接待处人员证明，前一段时间在这里发掘出一条大型的墓道，说明里面埋的不是尸骨，而应该是一个大人物的墓葬。四川文物管理处也证明武侯祠后面的刘备墓只是衣冠冢而已。由此可见饶宗颐的判定是准确的，后来，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考古文物界的确认。

    饶宗颐在成都开完会，离开时选择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兰州。为什么选兰州呢？因为那是敦煌学的发源地。敦煌学在饶宗颐的学术领域里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饶宗颐到兰州的当天就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黄河大桥和北塔山。后来又去了千佛洞，参观石窟艺术及馆藏写经。饶宗颐看过敦煌壁画后，认为在这些壁画中，不同年代的人物典故、动植物场景经常重复出现，结合《敦煌白画》比对，就能清晰辨识哪一种艺术技法始于哪个朝代的哪位画师。

    在这次游历中，饶宗颐还到了西安、洛阳、安阳。当然，三个月里面他还东游江浙，西出玉门，五岳登其四，两番游三峡，可以说是穿梭于南北东西诸京之间。西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而安阳是殷墟甲骨出土之地，都与饶宗颐的学术“根脉”紧密相关，自然是此行参观考察的重点。

    饶宗颐到江苏，游历六朝故都形胜之地的南京，有很多的感喟积在胸中，过常熟游虞山，在柳如是埋骨处写了《常熟吊柳蘼芜文》。其文曰：惟冬初之凄厉兮，忽临睨乎吴中。

    陟虞山之渐渐兮，俯尚湖之讽讽。

    抚东间之壤碣兮，邻拂水之阀官。

    畴倌三尺之朽壤兮，埋四海之文宗。

    ……

    方南都之弃守兮，初劝死有河东。

    ……

    追河山之失计兮，徒慕海上之长风。

    ……

    竟一死以殉之兮，有重于泰山之崇。

    凛惊风之陨叶兮，信芳草之蕴英雄。

    诉吾愤懑而献吊兮，泣斜曰于寒虫。

    ……从此文可见，一方面是饶宗颐确实同情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的悲惨结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历之中抚遗迹而思往贤，不能不感从中来。

    饶宗颐在旅程中写下的笔记，内容常常涉及考古学、文字学这样一些专业领域的东西，这可能是出于学术上的敏感性吧，因为在旅行中可以找到许多新鲜的资料，激发出他的灵感。经常能够看到第一手材料，对于产生新的创见绝对是会有帮助的。饶宗颐也喜欢听当地人谈地理，他认为当地人最有资格谈地理，而且谈得亲切。有些小地名奇奇怪怪的，当地人都要争论，辨不清楚，何况外人。非当地人是不容易谈地理的。

    当然，饶宗颐也写一些纯粹的游记和随笔，都是情动于中，有感而发。

    4

    大陆开放后，饶宗颐常到大陆参加学术讨论会，与大陆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对于饶宗颐既有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内地也开始逐渐了解饶宗颐的相关研究。

    在1981年，饶宗颐参加了太原古文字学讨论会，随后在山西整整作了一个月的旅行，为的是确定周民族的发源地问题。钱穆先生认为“西周文化发源于汾河”，饶宗颐经过实地考察，认为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必须要亲履其地，把考察结果与文献参照起来，才有发言权。像顾炎武的《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都是通过实地考察写成的。那是客观的、真切的学问。中国史家走的都是这一路子，如司马迁、郑玄，都是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只有实地考察，对书本上已经有的记载，才能有真实的感知，对书本上没有记载或者记载有误的地方，也可以增补修改，为后面研究学问的人提供资料。

    饶宗颐受顾炎武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他的父亲做《汉儒学案》，他也学着做《清儒学案》，重点研究的是顾炎武。对顾炎武做学问，饶宗颐最佩服的就是走路读书，不是关在书斋里读书，而是在调查研究中做学问。所以，饶宗颐经常到外面去“游学”，就是把读过的东西拿到实践里去验证、去拓展，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学风。1980年，饶宗颐在内地考察，他的行囊非常简单，但却随身带了两本书：一本《徐霞客游记》，一本《杜诗镜诠》，一路上不时翻阅。

    顾炎武这种走路做学问对饶宗颐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凡到徐霞客到过的地方，他一定要按图索骥，亲历其境，发思古之幽情。书上没有的，也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考索。举个例子，在从无锡到常熟、常熟到苏州的路上，他就一直在寻找钱牧斋的墓。在车上他反复地问司机，不知道。问路人，也不知道。到了一个荒野，先生好像心有灵犀，突然叫司机停车，说我们下去走走。果然在草丛中出现一堆荒冢，细看还有墓碑，被杂草覆盖着，拨开杂草一看，上书“明赠宫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其墓旁有记：“公讳世扬，字称孝，号景行，邑庠生。子谦益，孙上安，曾孙锦城俱袝葬。嘉庆廿四年七月，奚浦、鹿园两支族同立石。”饶宗颐说，这是钱谦益没后，袝葬于其父之侧，遵王时有所讳忌，不敢立碑，至嘉庆间方由宗族立褐。可见，清代对前朝遗老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饶宗颐的这个发现，恐怕当地人还不一定知道呢。

    在山西让饶宗颐最感兴奋的一件事就是亲自拜谒司马光的故乡夏县，而就在黄河对岸，正是陕西省龙门县，又是司马迁的故乡，两位“司马”隔着大黄河而遥相对望。饶宗颐有幸站在黄河岸边，遥望两位伟大的史学家，并同时站在两位司马之间来看历史问题，这经验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饶宗颐之所以后来有补资治通鉴史料的宏大编辑计划，实来源于他内心越来越鲜明的对于二司马的向往敬慕。

    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考证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东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写误，即大昊与少昊。”简明扼要几句话，就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惑点明了；接着是破解帛书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颛顼”，令人豁然开朗，并指出：“颛顼之名，未见于出土文物，是图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极可贵。”这些富于首创性的解读，成为经典性的诠释。

    到中国内地的考察对饶宗颐来说，是一次文化之旅，实地的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使他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宗颐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堪称隔代知音。

    5

    1986年，汕头大学、韩山师专和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第一次“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饶宗颐当时作为首位主讲人，在讨论会上作了《宋代潮州之韩学》的讲演。其实这个会议就是饶宗颐倡议的，这一点他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倡韩学的人。现在这个讨论会已经开到第七届了。韩愈的坟墓也重新造了，韩陵规模很大，里面有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题字，外面“韩陵”两个字则是饶宗颐题写的。

    1989年11月，第五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澳门举行。潮商代表陈伟南先生担任大会名誉主任委员，积极支持饶宗颐在大会上作《潮人文化的传统与发扬》的专题讲演。饶宗颐在讲演中呼吁海外潮团以其雄厚的资财力量，支持学术研究。使潮州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更加灿烂的成果。

    1990年11月，饶宗颐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的讲演中，对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又作一次引导。l99l年11月成立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聘请饶宗颐和陈伟南担任顾问，陈伟南赞助活动经费20万元。在1992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理事会上，饶教授提出建立“潮州学”，把研究工作推向更高层次的卓越创见。饶宗颐教授担任主编的《潮学研究》。是品位较高的学术刊物，成为促进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1993年初，陈伟南又参与发起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带头捐基金100万无。并出任该基金会荣誉会长。

    1993年12月，由饶宗颐倡议发起、香港潮州商会资助的第一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陈伟南作为潮州商会副会长，大力支持和具体参与筹划这次会议。会前，陈伟南还资助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到潮汕调查、搜集有关资料，充实潮学研究的题材。会上，饶宗颐作了建立潮州学的讲演，阐述了将潮汕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潮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潮学的内涵。这是建立潮州学的宣言书，在国际上首先举起了潮州学的旗帜，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人加入研究行列。

    1996年8月，由陈伟南先生提议和资助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也为“韩水韩山添掌故，待为邹鲁起玄风”，推动了汉学、潮学研究的开展。1997年11月，饶宗颐和陈伟南又亲自参加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分别作了专题讲演和讲话。并向研讨会书赠“敦睦木分榆之谊，振兴化育之功”和“文化是民族之根，经济是民生之本”的题词。

    1998年10月，饶宗颐到河南孟县，谒韩公墓，当地学者，盛情款待，饶宗颐觉得他们对韩愈的理解更深入、更求实了。饶宗颐就讲到韩愈《原道》中的“道统”，他根据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可以证明，韩公所说尧舜禹汤道统相传，完全是有来历、有根据，一直存在于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另外，饶宗颐还给他们讲了自己的一篇新作《古史之二分说》，提出神统、帝统、道统相因的古史观，这是他在《正统论》中没有涉及的。如果要弄清楚道统，必须先弄清楚中国古代史中的神统和史统，否则是缘木求鱼的事情。这可以算是饶宗颐在有关“正统论”研究中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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