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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中秋，饶宗颐举家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自1973年9月至1978年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8年，饶宗颐退休，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和新亚书院为先生特别举办了演讲会，会上饶宗颐作了《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的演讲，阐述了建立“楚辞学”的意义，因为楚国地区出土的东西非常多，这些出土文物反映这里先民文明程度很高，楚辞学理应受到重视。

    自1979年至1986年，饶宗颐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1982年，饶宗颐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并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同年，国务院聘请饶宗颐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4年，受聘担任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等职务，此外，饶宗颐先后被聘为5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的研究顾问、讲座教授。

    自饶宗颐荣休后，其友人及学生周鸿翔、赵令扬等人开始集资出版《选堂诗词集》，并专门成立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选堂集林·史林》出版，分上中下三册，收录论文59篇，附记4篇，是继钱钟书《管锥篇》之后又一学术巨著，学术界将这两部著作称为“南北学林双壁”。饶宗颐在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由此，学界也有所谓将饶宗颐与钱钟书并论之说。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十一章古稀舂锄永不言休钱钟书早负盛名，非但学术造诣精深，且文笔惊艳绝伦。饶宗颐亦是天赋异禀，初中未毕业即主动辍学，其学全凭自身，却于经史子集、诗词书画诸领域均取得卓绝的成就。钱饶二人治学领域不尽相同，但均在各自领域取得雄视百代的成就。与钱钟书合称“江南二钱”的钱仲联曾对钱饶作过比较：以前学问上有王国维，后有陈寅恪，钟书先生和他们并驾齐驱。……饶宗颐和钟书先生不同的是自学成才，相同的是都贯通中外。饶宗颐还通古代中外，他研究印度佛学而且能忠实原著，适合现代人口味来翻译佛经。这方面季羡林可与饶宗颐相比，但季羡林有本事不足怪，饶宗颐自学成才能够成为公认的国际知名学者，声名不在钱钟书之下，这个不得了……饶宗颐还精通诗词书画，多才多艺……这方面可能钟书先生和他不同，但是这是每个人都不如他，不是钱钟书先生一个人……在此，钱仲联不仅比较了钱钟书和饶宗颐，还把钱钟书先生殁后，与饶宗颐并称“北季南饶”的季羡林也拉来相比。言下之意，饶氏比钱季二人尚略胜一筹，至少在治学规模上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饶宗颐曾多次回大陆访学，也与钱钟书多有交往。双方不仅对面畅谈，还互赠论著，在学术上相知不可谓浅。钱钟书曾对人言，饶宗颐乃“旷世奇才”，言谈之间，颇多激赏感慨。钱钟书平生于同辈少见称许，其誉赏直至“旷世奇才”者，唯饶宗颐一人而已，足见饶宗颐学养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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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在退休后的学术活动更加恣肆汪洋，所涉各个领域挥洒自如，愈臻化境。诚如其自述所言，重视宗教史研究则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比如，利用甲骨、金文、佛道经典及其它史料编成的《中国古代宗教》讲义，是宗教史研究的系统成果。1992年出版的《梵学集》收论文24篇，是佛学与佛教史论文的结集，饶宗颐发现了梵文的四流音与中国历代文学的主要联系，对陈寅恪先生40年前的权威论述，四声外来说，提出了异议，为中古音韵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此外，饶宗颐还发表大量宗教史论文，除佛教史外，涉及道教与其他宗教问题，如《从石刻论武后的宗教信仰》、《天神观与道德思想》、《神道思想与理性主义》、《穆护歌考》、《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巫的新认识》、《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等。

    1983年至1986年1月，饶宗颐编选的29册《敦煌书法丛刊》由日本二玄社陆续出版，不仅在书法界影响重大，在敦煌学界也有重要的资料价值。1990年，己年过70的饶先生又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江南》及《敦煌琵琶谱》等三部著作。尤其是后一部，汇集了他70岁以后（1987—1990）所作的《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等10篇重要论文，是他继《敦煌琵琶谱读记》和《敦煌曲》之后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1991年，饶宗颐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论集《文辙》和佛学研究论文集《梵学集》，前者收入了他研究楚辞、战国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及唐诗、宋词的论文共60篇，是饶宗颐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1993年，饶宗颐又出版了国画史研究论集《画——国画史论集》。是书收入了其有关国画史的论文40篇。饶宗颐把艺术与宗教史紧密结合起来，另辟蹊径，探求中国精神文化史。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书画》。国际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为《史学论著选》作序，把饶宗颐先生跟著名学者王静安、陈援庵诸先生相提并论，指出“饶先生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的笔下，都被派上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饶宗颐荣休后并未离开教席，继续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东亚大学担任荣誉教职，并培养研究生。1978—1979年，在法国高等研究院（L’EcolePratiquedesHautesEtudesFrance）第五组宗教部门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五个月。

    1990年代初期，饶宗颐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准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一方面仍继续醉心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此外还主编《华学》杂志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资料补《资治通鉴》史料之长编稿系列。此一时期，饶宗颐虽年逾古稀，依然怀着一颗勇于探源的童心。他在答客问时，曾提到：自问学无所成，何足挂齿！只有一颗缒幽凿险的童心和勇气，虽逾古稀之年，一谈起学问来，仍然兴致勃勃。可能是“不认老”的表现。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上是给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底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在治学上我主张用“忍”的工夫，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智慧”也许在这知识的苗圃茁长，这样逐渐培养出精神上的“自在”。不管别人的讪笑或称誉，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有些人问我如何去做学问，何以对学问死缠不放？我谨以上述数句作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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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曾以“辛苦待舂锄”来评价自己一生所取得的成就，谦虚把自己比作农耕夫。即使是古稀之年，仍在诸多领域中不断地开拓创新，孜孜不倦。

    饶宗颐晚年特别关注汉字发展的历史，《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是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利用考古发现的陶符和图形文，融会民族学的若干数据，从多角度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的结构和演进的历程，说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与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研究。本书指出中国历来统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书同文字”，致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叶葱茏、风华绝代的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连锁效应，则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进而揭示汉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线性符号多与腓尼基字母相似，类似于西亚早期的线性图文。饶宗颐认为，古代闪族人在使用字母时，曾经尝试过采择彩陶上的符号来代替楔形文字的雏形字母，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成为比较古文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饶宗颐为了甲骨文研究的便利，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早年在海外搜寻甲骨文材料，并把所见各国收藏情况撰文介绍给学界。晚年饶宗颐又主持编撰了《甲骨文通检》，该书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类索引，具体编纂由沈建华负责，饶宗颐于每册均撰有长篇的“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这些基本上总括了卜辞内容的所有类别。饶宗颐对每类几乎都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项，饶宗颐发现《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但通过甲骨文通检的编著，计得商代地名总数1100多个，又运用史籍文献对勘的方法，对《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之地名作具体研究，从甲骨文中揭示并复原禹后地名构成的规律。又如，卜辞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记载。但关于人方的地望，过去因受王国维、董作宾的影响，以为不出于黄河流域。

    在敦煌学方面，饶宗颐有更多独专之成果，除早年研究敦煌道教文献的开创之作《老子想尔笺校注》与填补了敦煌画研究中重视壁画、绢画而忽略遗书纸画的缺陷的一项空白的《敦煌白画》等外，尚有研究敦煌曲子词和敦煌乐谱的先驱之作的《敦煌曲》与《敦煌琵琶谱读记》；研究敦煌写卷书法最为完整系统的著作《敦煌书法丛刊》等。

    在“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活动中，一项是由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颁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2000年7月29日，7名中外人士获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其中包括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等著名敦煌学家，邵逸夫和平山郁夫两位慷慨捐资者，而他们中像白杨树一样常年扎根于莫高窟的，是常书鸿和段文杰。饶宗颐与常书鸿等6位功勋卓著的敦煌保护功臣和研究专家，以及中国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等3家卓越的研究机构一道，受勋而载誉，世界百年，故世者与健在者，获此殊荣区区7人而已。

    饶宗颐晚年也以自己渊博的国学知识，对于国内出土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释读，且总能有创见。

    比如他根据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撰写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龙蜀部族地理三星堆、金沙文化》一书。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饶宗颐将人方释为夷方，定位在现今陕西及西南一带，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围，这不但极大地扩大了殷商时代的版图，而且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吐鲁番和敦煌的考古大发现，吸引了各国众多学者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新的学科，如今敦煌学、吐鲁番学已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上，饶宗颐不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在1996年与季羡林等合作创办和主编大型学术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园地。《敦煌吐鲁番研究》迄今已出版了八卷，得到国际敦煌学界和吐鲁番学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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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的主要学术论著已整理结集成十四卷二十大册，于2003年10月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为名，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正式出版。2003年11月8日，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饶宗颐学术馆揭幕仪式，同时举行该文集的首发式。该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是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论者认为：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直接参与并推动当代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二是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三是用新的数据和方法丰富与改造传统学科，使之获得新的发展。总之，是以20世纪的新资枓和新方法为向导，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小引中，饶宗颐谈到：二十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返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纪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返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

    余之生，值一九一七年，实为王静安考证殷代先公先王之年。洹水甲骨之面世，至于今岁一九九九年，恰当期颐大齐之数，而余年且八十有五矣。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本书为诸论文之结集，所以命名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者，即以本世纪之新资料新路向为研究主要对象，盖纪其实也。

    为迎接廿一世纪之来临，新写本之不断出土——近时郭店楚简，对于学术界之震撼，即其着例，故将另有新境界之展开，新校雠学之诞生，更有助于此一新事业。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

    本集所采，以单篇论文为主，依类相从，以便寻检。相当于一部巨型之《选堂集林》。属于新资料之专著，间亦作为附录。其旧着有因新资料而加修订，藉此次刊布，谨求教于方闻之士。饶宗颐在伏案研究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简体版在大陆出版。92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亲临发布会现场，他表示，希望通过这套书使内地更多人对他在文、史、哲、艺各方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给出意见与反响，也希望对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一点推动。

    文集出版后，国内外学者对其评价甚高。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说：“饶宗颐先生治学，与世俗迥然不同。数十年间，著述逾千万字，于学术文化，中西古今，无不会融通贯，得其窍要，及前沿之地位，开风气之先声，为海内外同知共仰。2003年辑成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煌煌二十巨册，洵非一般学人所能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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