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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能出这么多成果，跟他的长寿直接相关，跟他长期保持精力充沛也有很大的关系。饶宗颐在比较自己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提到，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跟自己的长寿有很大的关系，王国维先生50多岁就选择弃世，而自己到90岁仍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饶宗颐能如此长寿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他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注重生活的自然和自在。饶宗颐有很规律的起居习惯，吃东西也不多。他总是准时六点起床，十点睡觉，中午不休息，要打坐。日本人教他打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胸式呼吸法，一种是腹式呼吸法。教他胸式呼吸的人先死了，所以后来他就不用胸式呼吸法了。为什么呢，因为胸腔是护住心脏的，胸式呼吸是要把自己扩张出去，很用力撑开的，那胸就压迫心脏，心脏受损，胸跟肺之间有矛盾。腹式呼吸法就没有这个束缚了，腹部是可以自由伸张的。我们平时用脑，血聚在脑上，如果用腹呼吸，就可以调节心跟脑饶宗颐在香港大屿山打坐之间的血液循环。饶宗颐打坐讲究“五心向上”，即两掌心向上，两脚心向上，自己的心也向上。他端坐的时候从不靠背的，总是笔挺挺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精神抖擞的样子。

    饶宗颐走路长期养成脚跟先着地的习惯，好处是稳健，不易前倾；第二个好处是脚跟先着地，可以通过脊椎将动力传到大脑。由于先生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能够活得这么长寿和精力充沛。饶宗颐不仅愉快地欢度过“米寿”，而且正满怀信心地迎接“茶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米寿的“米”是指八十八岁，茶寿的“茶”则是在“米”上再加“廿”（二十），就是一百零八岁了。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十二章高寿多趣名重士林饶宗颐的高寿与其家庭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饶宗颐一直神清气朗、满面红光，有结发妻子的默默支持，有两个女儿的悉心照顾。小女儿饶清芬女士现在全职帮父亲处理大小对外事务，是饶宗颐的得力助手。饶宗颐在家中很民主，从来不发脾气。而且身上不爱带钱，每分钱都欢欢喜喜地交给夫人。所以家人要一早替他放好零用钱在口袋里，不然他就忘了。

    现在真成了老人，饶宗颐却仍然像少年一样纯真无忧。还是无所谓世事如何，无所谓有钱没钱。也还是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仍然不喜欢“学而优则仕”。大家都认为的一个无聊课题，他却捡起来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才是最有趣的事情。

    饶宗颐自幼对潮州工夫茶情有独钟。在一次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谈话中，饶宗颐以工夫茶为例阐明一般事理。他说“大工夫小工夫一样工夫”。并说，这可以成为一独脚联，盼高明应对。后有获应征联特等奖的作品是：“人有道茶有道同求有道”。依饶宗颐的解释，潮人品工夫茶有两种境界，一是大工夫，一是小工夫。普通人喝工夫茶，也有一套小巧工夫茶具，讲究“高冲低洒、刮沫淋盖”、“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一套冲泡手艺和谦恭礼让的茶礼，但这还是小工夫；大工夫则指那些除此以外的更加讲究的包含有哲学、宗教、思想修养、文学艺术等内涵的茶道。

    饶宗颐自享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毫不寂寞。他的学问好像与世事没有关联，他的著作里也反映不了时代的背景，读他的诗文，更是古风尚在，俨然魏晋之人。其实这正是他的傲人之处，为志趣而做学问，是以为大学问也。

    曾有人讲饶宗颐的学术成就与王国维相比，饶宗颐认为，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90多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但龚自珍也的确“火气”大了一点，要不，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学问其实是积微之功，在于点滴之积累。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饶宗颐的可贵之处即在于能做到淡泊明志，自得自在。香港大屿山有一游览胜地，38株巨木镌刻着斗大的《心经》全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是饶宗颐2002年创作的，要为香港开启智慧。

    《心经》是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宝典，经文简约，仅有260字，但寓意深远。为弘扬《心经》真理，饶宗颐于2002年完成《心经》墨宝，并赠予香港市民。由于整篇书法分别刻于多条木柱上，以大型户外木刻的方式展示，近似古时书于竹简，因此名为“心经简林”。心经简林于2005年竣工，竖立于大屿山昂坪，邻近天坛大佛、宝莲禅寺和即将落成的全新旅游点“昂坪360”。木柱全数共38条，每条高约8至10米，配合山形地势来安放，并依经文顺序排成“∞”字，象征“无限”、“无量”，以示宇宙人生变化无定的道理。在山坡上最高位置的一条木柱没有刻字，象征“空”的《心经》要义。

    心经的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圆满；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意为：圆满的智慧。这部经之所以被称为《心经》，是因为它含摄了佛陀圆满智慧的精要，字数虽少，却是最广为人知的大乘佛经。

    饶宗颐认为，《心经》最深沉的意蕴在于“心无挂碍”。“无挂碍”中的“挂碍”，是指自己造出来的挂碍。现在人太困于物欲，其实这是人自己造出来的。饶宗颐写心经简林，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观世音是印度的舞神Siva变来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观音。在俗世中，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要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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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在晚年对自己的从学之路做了回顾，对于自己学艺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总结。饶宗颐在讲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时，提到，“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我做学问的方法不同，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我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饶宗颐何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饶宗颐对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且各个领域能够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宗颐自己认为，他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游学东西各国，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宗颐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饶宗颐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饶宗颐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是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在评论饶宗颐时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宗颐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就是严格要求自己。饶宗颐说，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写的时候年方二十，可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饶宗颐在学术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创见，且史料基础扎实，与其注重史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有密切的关系。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方法时，概括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我们知道，陈王二人交谊甚厚，早年即有交往，后来又在清华研究院共过事，治学方法互相影响，较为接近，所以陈寅恪总结的三点实在也是他自己对治学的要求和抱负。季羡林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一文中，曾借用陈寅恪先生的三句话来评介饶宗颐的治学方法，这是非常确切的。综观饶宗颐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有许多方面确实继承了王、陈两位史学大师的风格。

    在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释证方面，王国维下力最多，且为近代史学之首创。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善于利用新时代之新发现，用地下实物与典籍记载相结合，以“二重证据法”取得了巨大的创获。饶宗颐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在熟谙中国古籍的基础上，广泛利用地下实物进行考证，比如，他在《随县曾候乙墓钟磐铭辞研究》一书中，他以大量史书结合金文铭辞考证了古钟律学，并进而探讨了楚文化的问题。他用青海乐都县出土的陶器，撰成《青海陶文试释之一》，阐释陶器上的十字形符号在世界各地及中国流行的源流，并兼论古羌人的文化。他用马王堆帛书考订《易经》；用唐代碑刻结合唐史，论述武则天的宗教信仰；用汉简结合《汉书艺文志》辑补唐勒佚文；用战国铁器和马王堆丝绸论证楚文化。至于对敦煌经卷的利用和研究则更为广泛，涉及佛教史、道教史、袄教史、经学史、文学史、中外关系史、天文史、画史、书法史、音乐史等。近几十年来，国内考古发掘层出不穷，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因此饶宗颐所能接触到的地下实物要比前代丰富得多，所以成就也就为卓著。

    在取异国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两方面，应该说饶宗颐与陈寅恪比较接近。饶宗颐与陈寅恪一样，熟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故在利用异国故书方面得心应手。饶宗颐曾亲履印度等南亚诸国，故在梵学上有很深厚的功底。他也探寻梵文对中国文学、音韵的影响，比如他的《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探讨了悉昙章与中国音韵学的关系，纠正了前人以十四音始于唐代的错误说法。更于《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一四声外来说评议》一文中，对陈寅恪《四声三问》关于四声来自印度吠陀三声的看法提出异议，特别指出吠陀的抑音、扬音、混合音三种诵法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失传，不可能在南齐时影响中国的声调。饶宗颐利用的异国故书不止于梵文，补证的领域也不止于文学和音韵，例如他的《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论中印两国经疏体例的密切关系。他的《蜀布与cinna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以我国古籍结合印度古文献《国事书》、《大战书》等，考中、印、缅文化交流的源头与通道。

    在利用外来观念方面，饶宗颐善于利用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揭示中华文化的特点，确定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例如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他从古印度《梨俱吠陀、古伊朗Avesta》和《旧约》、屈原的《天问》等诗歌形式中，得出了“发问文学”的新概念，并指出《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他翻译了西亚楔形文字的《近东开辟史诗》，并将西亚可克得人的宇宙二元论和我国的《淮南子》、彝族宇宙论、古代楚人说进行比较，讨论近东和远东开辟神话、造入神话的异同。

    著名古典文学史专家钱仲联先生曾盛赞饶宗颐之文“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观观堂（王国维）、寒柳（陈寅恪）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二句，用来概括饶宗颐在治学上对王、陈二老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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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在晚年除了继续身体力行地从事国学研究，且利用各种机会提倡对于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

    2001年，饶宗颐在北京大学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饶宗颐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希腊文化的重新整理，带动整个欧洲的文化。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土文献的极大丰富，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因此他充满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的问题，饶宗颐的设想是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含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意义重大。但经学的重建，又有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它不仅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经学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重新做一次总的检讨。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且有长远意义的人智学。

    饶宗颐认为，经书对推进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经学的重建，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汉书·艺文志》把《乐》列在前面，乐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领先的时代，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

    饶宗颐把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和整理，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来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饶宗颐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十分急迫。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国家的一个环节，在全球性的总的考察下，中国的考古、古文明研究，和世界分不开，如果自己不做，将有别人“越俎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奋起直追。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要跟上，“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好好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不必要。我们的价值判断应该建立在“自觉”、“自尊”、“自信”的基础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为目标，去完成我们的任务。饶宗颐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

    在谈到国际汉学的研究时，饶宗颐提到，汉学研究应该注重吸收外国的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主体。对于现行的汉学论文要求用英文撰写，饶宗颐觉得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值得继承和发扬，甚至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是很重要的贡献。

    饶宗颐曾经讲过中国文化的好处在于“隐”，其文曰：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好处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可见，饶宗颐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虽然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却能够提升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饶宗颐非常支持国家对于古籍整理的相关工作以及对于国学的提倡。但是，饶宗颐不是一个篇目强调恢复传统的学者。他认为要取其精华，与时俱进。对于现在国内提倡国学复兴的倡议。饶宗颐认为，对于国学，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研究国学，国学中有些东西是不必要去学的，比如背《三字经》就没有必要。小孩子学国学，先要把朝代先后弄清楚，就是要了解自己国家基本的历史。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饶宗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缺点。最大的贡献是白话文，出现了一种新文体，这就是语体文。白话文把语音简单化，这是很大的贡献。那么说到它的缺点，是方法上面的，就是在排除古代的东西方面，太偏激了一点。比如我对胡适先生很尊重，我见过他。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对自己的小脚太太不离不弃，还有他对人家写来的信都复信。这个我做不到。而对他的方法，就是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不要太大胆假设。科学嘛，是要讲试验的。这个假设不要乱假设，不要太快乱假设，求证是应该的，这是做学问的态度。我对他的这个有保留。还有我们当年把经全部否定，把经变成史，变为史料。我曾向北大的人建议要有我们的经。我们有十三经，但是要改良。比如有些东西不应该入经，如《尔雅》，它是训诂的书，不应该入经，我们的经要重新整理。现在国家昌明，大家要坐下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饶宗颐在讨论问题时，总是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并无任何武断，不以己论为是，以他论为非，总是强调任何问题要经过商量。

    “延华学于一脉”是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所撰《建饶宗颐学术馆碑记》中的一句话，其“今典”即是饶宗颐主编的《华学》。该文丛由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著名学者九人为编委，暂定每年出一本，16开本，第一本270余页，凡48万余字，1995年8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学》的宗旨清楚地见于饶宗颐撰写的《发刊辞》。饶宗颐认为，自洋务运动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在外来冲击影响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信心，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因而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针对这种状况，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希望现时的学界“返求诸已，回头是岸”。饶宗颐揭橥的《华学》趋向，约而言之，为“三面三点”。“三面”即纵的时间方面、横的空间方面、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

    对于北京大学编撰《儒藏》的学术事业，饶宗颐非常赞成。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比如易经，还有老子、墨子、庄子。现在条件比较成熟，国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传世工程。儒藏就是要把前代已有的，包括新出土的文献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都汇集起来，成为一部最完备的儒学典藏。这部《儒藏》编定之后，就形成了新“三藏”。饶宗颐认为，一个经，一个藏，都要整理。但是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要注重整理的学术品质。

    饶宗颐认为今人要注意吸收古人的智慧。在季羡林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饶宗颐提出了“天人互益”。饶宗颐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的。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

    饶宗颐提出，如果我们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或许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要向从古人文化里学习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造成“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饶宗颐把“天人互益”的观念引申到环保问题上，指出，全球化同时意味着能源的大消耗，环境的恶化日甚一日，大自然正在惩罚人类肆意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不要“天人互害”，而要造成“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我对人类的未来是很悲观的。”饶宗颐说，天人互害正是出于人的劣根性：“人的本性是恶，人类自己制造各种仇恨，制造恐怖，追求各种东西，变成物质的俘虏，掠夺地球资源不够，还要到火星去，最终是自己毁灭自己。最后人类可能要回到侏罗纪，回到恐龙时代。”于是从古人文化的智慧里学习便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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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及陈寅恪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治学上，既博而又能深，在不少学术领域上，具有很大开创性。但与王国维及陈寅恪两位相比，饶宗颐在艺术领域的成就较为突出。有人将饶宗颐比作东坡居士，不仅是文、史、诗、词等等，都能“新天下之目”，他的书法，为宋四大家之首，绘画也是开文人画之先。

    饶宗颐一向主张学艺双修，在20年前，世人罕有知其精湛书画，只注重其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自饶宗颐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来的二三十年，书画作品甚多，且在各地展览，世人始知其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成就。

    饶宗颐在近代画史中，一定会占有卓越位置。20世纪初，中国画坛随着国势变易而缺乏自信，有人到日本去间接求取西方绘画知识，有人到欧洲研究绘画。他们在提出全盘改革中国画的讲法的同时，也有讲取西洋画法救中国画之敝。有人主张中国铜器铭文及碑刻上书法入画，以求出路，亦有所谓折衷中西，以求绘画创作的现代转型。

    饶宗颐于绘画，入手是用很传统的方法。从古人处下功夫，更从造化处得事物的精神。他不排斥西方之理论技法，亦不取自“四王”以来摹古之风。不讲求“一超而入如来境地”，因为他知道没有深厚根基，翻新花样只是一时云烟过眼，而讲求循序渐进，逐步建立自己风格。从饶宗颐晚近的绘画作品来看，随时间而精进，其作品并无定形，精神面貌，越来越精到。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学问、胸襟、气魄，越来越明显地在其作品中显露出来。中国画之钵于世界其他地域绘画者，是中国绘画的美，是要在画外求之，也就是说，中国画是要内含创作者之人品、学养、性格，甚至世界观。至于技法，不过是帮助创作者把这一些表达得更完美而矣。

    饶宗颐在技法上，经过了超越半世纪的磨炼，所谓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对于他已经是控制自如之事。而他的学养及学术研究，性情及人生观，现今更圆通无碍地溶在画中，使到他的画成为世人所称，极其罕见之学者画。

    饶宗颐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厚，学者对他的书法评价是“无所不能”。他自叙自幼时习书的历程，从唐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入手，然后汉张猛龙碑、晋爨宝子碑、唐欧阳询化度寺碑等处植基，参以宋人苏、黄、米三家以广其趣；至于甲骨、金文、简帛及两京碑碣，皆摄取其意。故不论篆隶楷草，皆能于古人笔意之上发展。他对敦煌书法也有专攻，曾选取巴黎所藏敦煌经卷精粹编为《敦煌书法丛刊》29册。他对前人书画艺术的高度观察力及转化能力，使他的书法能够写出各种不同形象，但却又能保持强烈个人面目，包括把古代一些不是书法家所写的字，变成他自己面目的古文字书法。

    70岁前后，饶宗颐画风转变，不论山水人物及花鸟，都突破古人的规范，纵笔自如，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今90高龄，创作力依然惊人，在敦煌风格的绘画上，发展出一种使用其独特苍劲老辣的笔势绘写敦煌壁画的画意，不求其形似，而神韵直追北魏、隋、唐，为敦煌绘画开了一个新的路向。2006年，他提出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说，他一面撰文讨论，一面用他独特的笔法与墨法，去为西北地区山水写照，作为山水画“西北宗”的实践。

    饶宗颐先后举办过多次书画展，出版了很多书画集，每次都引起轰动，引来无数赞誉声，他的作品已为世人所共知，并成为书画收藏家搜寻的对象。早在1994年9月7日《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在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展览馆揭幕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亲临剪彩，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有200多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给予了重点报道。

    1996年10月，香港回归前不久，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八十（书画）回顾展》上，香港各界要人云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的一幅一丈六尺的国画《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氤氲着80高龄的饶宗颐的浩然大气和对香港回归的祝福。这幅一半完成于悉尼、一半完成于香港、却是装裱于广州从化（香港没有足够大的设备）的大画，实在是气势逼人。90年代中期，饶宗颐开始创作巨幅荷花，其运用篆书笔法，一笔而下写长至十尺之荷梗。其气魄与精神，直似大千居士壮年之气势。而巨幅或数幅连屏，结构雄壮。昔日有人云，张大千荷花，气魄直如山水，开前所未有之局，而饶宗颐之巨幅或连屏荷花，其气势更若长江大河，有奔流浩瀚之势，而笔墨之清筸，直如龚自珍云：“待与鹤铭分浩逸”。近代画荷花名手不少，齐白石、吴湖帆、张大壮、陆舓少、谢之光、丁衍庸、唐云、潘天寿等，各有其趣，然以气势言之，则饶宗颐与张大千可以称得上并峙双峰了。

    “书法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人格。”饶宗颐说，向来中国的文人画也多受赞誉，也因为书法同时可看到人的修为。“虽然汉字的形貌不同，但是可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谈之前，饶宗颐曾写过两副对联相赠：“池荷消火宅，法句涌心田”、“大易尊大作，中庸致中和”，联中嵌入“池田大作”的名字。在谈到书法艺术在现代的境遇时，饶宗颐说，“但现代有了计算机，有好多花样，和我的时代有差距，连观点都很不同，但无论怎改变，我始终认为，书法就是人的精神。”时代不同，科技与传统的结合也产生了许多变化，例如城市大学研发水墨软件，“用计算机程序来教水墨是没问题的，都是一种艺术的方法。过去有过去的办法，现代有现代的办法，但书法应该要表现人的精神。”

    饶宗颐抚琴除了诗词和书画，饶宗颐也懂得音乐。音乐文学以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饶宗颐的重要学问领域，于此建树甚多。然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饶宗颐蓄有古琴数张，其中一张是北宋郭之所藏“万壑松”琴，关于这琴他曾有《凄凉犯》词咏其事。早年由于研究词曲音乐的关系，饶宗颐对于古琴艺术渐渐入迷，50年代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习指法，终有所成就。并对琴谱、琴史产生研究兴味，在这方面也有大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发表后为海内外学者和古琴家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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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学术馆始建于1993年11月，是第一个潮籍名人学术馆。该馆占地面积45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学术馆坐北朝南，大门上有启功题字的“饶宗颐学术馆”横匾，文气斐然。楼内第一层展厅以“誉传寰宇耀名邦”为题，介绍饶宗颐历年行迹及主要学术贡献；第二层题为“墨渖丹青动艺林”，陈列了饶宗颐的书画作品；第三层展厅则以“旷世奇才饶宗颐”为题，从“博大精深”、“预流导路”、“勤奋自励”三个方面，对饶宗颐的学术成就及治学精神，予以述评、介绍；第四层则为小型会议厅。此外，尚有收藏图籍的“书巢”及再现历史环境的“选堂读书处”等设置。

    2006年，饶宗颐学术馆扩建，年底剪彩落成。学术馆经过扩大，装修，成为一座古色古香的“颐园”。新馆内共有两层，分为经纬堂一楼，经纬堂二楼和瀚墨林三个展厅。经纬堂一楼介绍了饶宗颐的生平情况，经纬堂二楼介绍了饶宗颐的学术成就：他所研究的十四个门类。瀚墨林是一个较大的展厅，有两层。主要展示的是饶宗颐的一些书画作品，其中除一幅观音像是经复制放大的外，都是饶宗颐的亲笔作品。馆内有假山，有喷泉，有亭子，有花草树木，有小湖，湖里还有自在游鱼，除了了解饶宗颐外，还是一个休息的好去处。

    在陈伟南先生的赞助下，1996年8月，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在潮州召开。来自内地和美、法、日、泰、荷兰、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的8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通过这次研讨会，把“饶学”研究推向世界，也促进了国际汉学和“潮学”的交流合作。为推动“饶学”研究，陈伟南先生还发起成立了“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事业基金会”，不少潮籍乡亲闻讯后均热烈响应。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学术馆已收藏饶宗颐的绝大部分学术著作和部分书画作品。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手稿、实物，是国内收藏有关饶宗颐的资料实物最为齐全的学术机构。

    2003年，香港大学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旨在搜集及保存有关学术资料，推动对饶宗颐及国学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饶宗颐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180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饶宗颐学术馆除了为各种相关研究和项目提供学术性支持，也计划通过讲座、出版和会议等学术活动，为各方学人来游问学，提供研究环境和学术平台。这样的功能和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特别的。现在，该馆不仅已经成为香港大学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日渐成为全球汉学界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负责该馆学术研究工作的郑炜明博士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以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书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视为极高的荣耀”。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为支持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的建设和发展，由饶宗颐教授的友好和学生发起成立的“饶宗颐学术馆之友”2004年7月31日晚在香港赛马会青云阁举行成立典礼，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博士等应邀出席典礼并为典礼致辞。揭阳市领导万庆良、罗欧和市政府秘书长赵锡浩等应邀出席了典礼。万庆良、罗欧高度赞扬饶宗颐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崇高品德，并对饶老当天欣逢“米”寿这一88岁生日表示祝贺，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饶宗颐学术馆之友”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先生、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教授等为联席主席，会员多为学术界文化界精英及商界俊彦。“饶宗颐学术馆之友”成立典礼之前，市领导万庆良、罗欧等专门拜访了饶宗颐教授，并为他颁发了揭阳市荣誉市民证书和金钥匙。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饶宗颐从新闻中得知此消息，当天就嘱咐女儿饶清芬联系中联办要求捐款。由于捐款人数太多，饶宗颐的捐款20万港币是在5月15日，由饶清芬女士作为代表到中联办捐赠的，用来支持灾区人民抗震救灾。

    6月17日，以再现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为主题的“大爱无疆——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图片展”在香港开幕。此次图片展由《大公报》、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联合主办。为募集更多善款帮助灾区，主办机构在图片展上专门开辟“爱心书画义卖区”，并征集全国著名书画家作品在义卖区现场义卖。为表达对灾区人民的一份爱心，饶宗颐特别为本次图片展的书画赈灾义卖挥毫“大爱无疆”四个大字，这幅墨宝已被香港潮属总会名誉会长高佩璇以500万港元义购。主办方将这些款项一起捐给四川地震灾区，用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饶宗颐后来在接受《大公报》的访谈时提到，“我认为‘大爱无疆’这四个字好。这次四川大地震，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人，表现的就是‘大爱’，无疆界的‘爱’。从地域上讲，世界上的朋友都来援助，是‘无边界’的，从爱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是‘无边无际的’。‘大爱无疆’好，很贴切！……大爱，是指爱的程度，达到‘无我’状态的爱，就是‘大爱’。大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010年4月，饶宗颐得知青海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心急如焚，对震区藏族及其他各族同胞表示极大关切，为支持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特捐助10万港币。饶宗颐从香港发来的信件中说：“惊闻青海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对震区藏族及各族同胞深表关切，现捐款10万港币以表微衷。”

    8月8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500多名学者，参加了为饶宗颐先生庆贺95华诞而举办的《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艺术特展》及祝寿晚会。晚会前，饶宗颐在电视上看到甘肃省舟曲县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心急如焚，随即询问一同去敦煌的国务院参事、原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王国华告诉饶宗颐，对这次突然发生的灾害，中央很重视，温家宝总理立即赶赴灾区组织救援。饶宗颐听后深为灾区人民担忧，也为总理忘我的工作精神而感动。在晚会上，饶宗颐决定，将饶宗颐学术馆之友会的八位会长为其祝寿的160万元寿金全部捐赠给舟曲灾区，以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2010年11月18日晚，为更好保护敦煌石窟这一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由饶宗颐学术馆之友主办的“聚焦敦煌”筹款晚会在君悦大酒店隆重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活动，亲切会见了前来参加晚会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并与参加晚会的主礼嘉宾合影留念。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黎桂康也出席了当晚的活动。约300名香港各界人士参与了筹款晚会。

    饶宗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敦煌出土文物展开研究，是敦煌学界导夫先路的学术大师。饶宗颐与敦煌石窟有不解之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四次来到敦煌莫高窟。饶宗颐十分关心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2000年8月，由香港一群热心人士发起成立“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计划，饶宗颐与香港佛教界领袖觉光长老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之后，“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筹委会以募集所得100万人民币捐赠敦煌研究院。用这笔捐款建成的风沙防护林带，现在已在莫高窟风沙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筹款晚会上，饶宗颐慨然应允，捐出10幅自己的作品，并亲临筹款现场表示支持，希望大家共同关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关心敦煌的保护工作。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教授告诉笔者，这是饶宗颐第一次捐赠多幅作品为敦煌石窟保护筹款。

    筹款晚会除了拍卖饶先生捐赠的10件书画作品外，还有另外5件由热心的收藏家捐赠的拍品，其中3件为饶先生书画。饶宗颐学术之友创会会长孙少文先生今年8月在敦煌莫高参加了饶公95华诞庆祝活动，并参观考察了敦煌石窟，为精美的石窟艺术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回到香港后，他积极联络饶宗颐学术之友的各位会长，发起组织了这次活动，目的在于唤起香港人对敦煌的重视，号召更多人为保护这一民族瑰宝做出贡献。

    参与晚会的各界人士也慷慨解囊，纷纷捐赠，把筹款晚会推向高潮，整个晚会充满了香港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为保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尽一份力量，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樊锦诗院长在致辞中表示：“我和我的同仁被香港各界关心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热情、被大家关爱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感情所感动，我们感谢香港各界的同胞之情，我们不会忘记大家的情谊，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保护好敦煌石窟，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久远长存，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6

    2009年7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去世。季老去世的消息，女儿、好友商量好，先不告诉饶宗颐。直到温家宝总理委托送来慰问，大家才知道难以隐瞒了。在位于香港跑马地的家中，饶宗颐逐一翻阅他与季羡林的合影，绵绵思念溢于言表。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巨擘同日辞世，饶宗颐即日挥书“国丧二宝，哀痛曷极”，在《南方日报》发表。

    饶宗颐与季羡林合影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与饶宗颐都是老朋友，尤其是季老，与饶宗颐在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是相通的，可谓惺惺相惜。季羡林是最早写文章向内地学术界推荐饶宗颐的人。1993年，饶宗颐与季羡林一起创办《华学》杂志，传播汉学。2008年10月，饶宗颐还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季羡林。

    饶宗颐写了一首悼念季老的挽诗：“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诗里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的“乘化”二字表示已经超脱生死。“齐名真忝窃”一句是借用了杜甫的诗。原诗是《长沙送李十一》，“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这里意指“南饶北季”是过誉。挽诗最后一句就是“重悲忧”，忧虑后来乏人。

    季羡林晚年多次请辞“国学大师”称号。但他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逝世后，有网站调查显示，饶宗颐名列“国学大师”第一位。饶宗颐谦虚地说：“我是大猪吧（用潮汕话说，‘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对于“国学”的说法，饶宗颐也不太赞同。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称自家的学问是“国学”，“美国学”、“法国学”，这样叫法不好。他和季羡林都习惯称“汉学”或“华学”，这样更贴切。

    7

    2010年8月6日是饶宗颐95岁生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亲切会见了饶宗颐。饶宗颐精神矍铄，身着一套深色西服，配一条彩条围巾，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见到饶宗颐，温家宝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温家宝总理向饶宗颐表示祝贺，祝饶宗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早在2008年10月，温总理曾致信饶宗颐，对他心系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2010年春节前夕又专门派人给饶宗颐送去亲笔题写的贺卡，并多次关心他的健康和医疗状况。

    饶宗颐这次到北京是为了赴敦煌出席“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办个人书画展。温家宝赞扬饶宗颐说：“您最大的优势，也可以说您的特点，就是学贯中西，集学术和艺术于一身，一生潜心研究，身体力行，其实您到敦煌去，不顾高龄，为的也是学术。”

    恰巧的是，在会见之所，温总理和饶宗颐身后高悬一幅《多寿图》，画中寿桃硕果累累，一片福瑞之气，正好寄托着温家宝对饶老安康的衷心祝福。

    饶宗颐将自己画作《荷花图》赠送温总理，在这幅《荷花图》中，一支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形简而神逸，朴拙而清远。荷画留白处是饶宗颐自题诗词《一剪梅·花外神仙》：荷叶田田水底天，看惯桑田，洗却尘缘。

    闲随秾艳共争妍，风也翛然，雨也恬然。

    雨过风生动水莲，笔下云烟，花外神仙。

    画中寻梦总无边，摊破云笺，题破涛笺。之所以以荷为题，以此词为跋，饶宗颐透露寓意有三：共勉高洁如莲的品质；褒扬温家宝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风范；赞赏总理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气魄。饶宗颐这是赞赏温总理“风雨不倒”的品格。温总理在接受这份礼物时感言：“您很了解我，我就是‘风雨不倒’，我就是有一个不屈的灵魂。”

    在会见后，饶宗颐的随行人员、香港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的采访，在李焯芬眼中，饶宗颐是真正的博学之士，精通多国语言，既是敦煌学的大师，对竹简和古文字非常有研究，在文学和书画艺术领域也造诣非浅，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外交通史非常有研究，借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是“大师中的大师”。但李焯芬认为，饶宗颐最让自己佩服的则是“有一颗不老的童心”。李焯芬提到，有时去问饶宗颐问题，他可能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可能过两个月他回来找你，说：“我做了一个研究，写了一篇论文了。”他现在也是这样，对我们做学问是非常重要的。

    饶宗颐的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邓伟雄说，饶宗颐读书极多，而且记忆力极好，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常常可以告诉你到哪本书的哪一页查找资料。邓伟雄说：我们说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以前我们和他一起去别的地方，他在旅途上就一直在读书，这是他最大的乐趣点。所以我们家有很多很多书，到处都是。他看书很快，记忆力很好，这是他特别的地方。我们书房有4万多册藏书，80%都是他看过的。他不是一个藏书人，他是用书人，不是收藏版本，他买书都是要用的。这是饶宗颐先生难能可贵之处，其不但嗜好藏书、读书，更是一流的用书家，甚至是书中精品的撰写者。

    8

    为庆祝国际编号10017号小行星以汉学大师饶宗颐的名字命名，来自香港和饶宗颐家乡潮州的各界人士于2011年11月19日晚在香港举行“饶宗颐星”命名仪式暨庆贺酒会。年逾九旬的饶宗颐亲临现场，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赠予的《国际命名公报》和“饶宗颐星”照片。

    命名仪式由潮州市委市政府、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潮属社团总会、香港潮州商会及香港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詹永新等担任主礼嘉宾。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知名天文学家杨捷兴介绍说，“饶宗颐星”是紫金山天文台在1978年10月30日用40厘米双筒望远镜发现的。此后历经21年，在苏联、美国等天文台站的多次观测证实下，这颗新小行星于1999年3月获得国际小行星中心的正式编号10017，紫金山天文台拥有发现命名权。

    为彰显饶宗颐老人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体现国际社会对其学术艺术成就的高度褒扬，紫金山天文台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并在2011年7月17日获得国际天文联盟批准。

    杨捷兴宣读的《国际命名公报》说：“饶宗颐，号选堂（1917年出生），是蜚声中外的汉学大师和书画家。他游学四海、著作等身，曾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著名大学讲学，学术著作80多部，被称为‘导夫先路的汉学大师’。”

    饶宗颐出生于潮州、治学于香港、扬名于国际。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党委书记鲁春林致辞称，以饶公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是“香港之光”、“潮州之光”，彰显了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将产生深远影响。

    饶宗颐出席了当晚的命名仪式，还将亲笔书写的墨宝“景星庆云”回赠给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仪式的最后，饶宗颐和主礼嘉宾、主办机构代表一起按动亮灯装置，一颗模拟“饶宗颐星”在现场闪闪发光，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他（指饶宗颐）听说时都不敢相信。”饶宗颐的女儿饶清芬对中新社记者说，对于命名一事，饶公好开心。“不过，他一向低调，做人‘求是、求真、求正’。受到这样的尊敬说明大家认同他的原则。”

    作为太阳系中的重要天体，小行星自1801年首次被发现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天文学家的重点观测研究对象，也是浩瀚星空中唯一能由发现者提出命名的天体。命名一旦获准，将成为该天体的永久星名，并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永载天文史册。“文曲转世”是赞人博学，自此，这位国学界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名字，进入了宇宙星空，与日月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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