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他是我的战友，职务，将军。记得当年我从西藏阿里军分区转业回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书籍没法包装，求助于当教导员的他。他用羊角锤把军用罐头废弃箱子上狰狞的锈钉，一根根扭曲着拔出来。用拆下的木板，做成一只敦实的小箱子。他说，毕医生，装上你的医书国家去吧，就算整个火车皮翻了个儿，你的这箱子书也不会散了架。

    果然，跋涉万水千山，我把书平安地带回北京。虽然现在我已不当医生了，但这些曾在高原陪伴过我不眠之夜的册页，暗夜中依然刺透书橱，散发着雪莲般的清冽之气，让我在万丈红尘中惊醒。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西北重逢。见面那一瞬，他大不满，盯着我上下打量，说，你……你！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解，说，咋啦？我一直是这个样子啊！

    他愤慨地摇摇头说，当年英姿勃勃的女军医哪里去了？简直成了大腹便便的老大娘！

    我大笑，说，原来是为了这个啊！岁月不饶人，你也不看看自己成了什么模样！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啊！

    他抻抻军装，正正军帽，很认真地说，我们是可以变老的，但你们不可以。你们在我们心目中，永远年轻。

    他所说的“我们”，是指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西藏阿里军分区的男军人们。所说的“你们”，是在阿里服役的第一批女兵。那时，我是这个女兵班的班长。

    我说，不公平啊。岁月一视同仁地让我们老去，当年我给你家的孩子们看过病，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要不是我施救及时，也许就……总之，有人今天就不能这样安逸地当爷爷和外公啦！

    他说，是啊，阿里军人的友情，别处的人很难理解，我们的血，曾经在同一个山峦冻成冰坨。就算后来暖化了，里面也遗留着六角形的红雪花。

    战友们都来了，欢愉地忆旧。却总有挥洒不去的哀伤，黏附在川流不息的述说中，为我们掩埋在冰峰下的青春，为我们曾遭受过的非人苦难。

    临分手的时候，将军说，你现在专职写字，不做医生了？

    我说，是啊。当医生是万分要紧的事情，一心不可二用。地扫不干净，可以重来。病看错了，就没法还他一命。这天大的要害，我担承不起，只有暂时不做。

    将军说，你说暂时不做，就是说以后还有可能从医？

    我说，万事皆有可能。我医术尚好，总怀念白大衣下素净的安宁和慈悲。哪一天写得倦了厌了，重操旧业也说不定。

    将军知道我是当真的，突然有些焦灼起来，说，那趁着你还写书的时候，我有一事相求。

    我诧异：将军有什么求我一介无权无势的平民，且还是老大娘！

    还没容我把疑虑说出口，将军问，你写的文章，可有很多人看？

    我说，有一些吧，不敢说很多。不过，书虽无脚却能漂泊很远。它能到达的地方，恐怕我一辈子也走不到。

    将军听答，似乎松了一口气，连说这就好。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个事儿。

    我说，什么事啊？将军说，问枪。

    我说，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枪——值得你如此牵念？

    将军说，不是一支枪，是两支枪。你记得我当年在阿里，持两支冲锋枪。从1970年到1975年，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藏北高原，双枪时刻不离我身边。它们跟着我参加过无数征战、巡逻守防。跟着我风餐露宿，共度数不清的黎明和黄昏。如今，我老了，春节相聚的时候，家人围绕身边。数数人头，谁也不少，可我的心总有一角儿在那儿漏风。我思念这两支枪，如思念两位兄弟。我知道，军人离开了部队，就不该再寻找他的枪，可是，我实在难忍牵挂之情。请你把这双枪写进文章，让知道它们下落的人，好歹捎个口信给我。告诉我它们依然明光锃亮纤尘不染，告诉我它们依然能击发出焦脆的声响，告诉我它们依然能让子弹划出金色的抛物线……不然的话，我会永世不宁，直至……死不瞑目。

    我默默无言。半晌，掏出一支笔说，将军，把你的枪号写下来。期待着你和你的枪，能在人间重逢。

    两支冲锋枪号是：P3063882和P306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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