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卡夫卡之罪”

    1·父亲的法庭

    在现代生存论（即存在主义）看来，恐惧、自卑、耻辱、污秽、内疚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罪感。事实上，在心理学和神学意义上，内疚完全就是罪感的同义词，卡夫卡作为存在主义大师深谙此点。其他如恐惧、自卑、耻辱、污秽等不过是罪感的不同层次的转义，因为罪感是这一切的根源，至少卡夫卡的情况正是如此。整个《致父亲》，其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罪”字、一个有罪还是无罪（tobeornottobe)的问题。卡夫卡在信中反复强调，父亲的暴政让他从小自知有罪，认为自己罪有应得，罪把他与父亲和其余的世界分开凡是您认为清白无辜的，我可能就认为是一种罪过，反过来也如此。”更严重的是：

    在我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际遥远，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而自由自在的生活……

    奴隶就是罪人，因而要受法律的约束，法律意味着法庭的诉讼和审判，而父亲代表着法律和法庭，事实上代表着与卡夫卡有关的一切，代表着卡夫卡全部的生活和整个世界。就“上帝已死”的意义上讲，父亲就是上帝的僭越者、替代者，一个不合法的上帝。卡夫卡认为，在他与父亲之间存在着一场“可怕的诉讼”、一场审判，它具有“不由分说”的性质，因为：

    在这场诉讼中，您声称您始终是法官……

    从《致父亲》结尾处可以看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笼罩了卡夫卡的内心世界，这显然是因为父亲虚假的“上帝”身份使然。惟其虚假，他才感到压抑、不义、不公正。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探讨“法庭”、“审判”、“判决”等问题，不仅在与父母的家庭关系中，也在与恋人的婚事纠纷中、在工作中、在日记和书信中，也在小说中——其代表作《城堡》、《审判》、《判决》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面对父亲的法庭，他要为自己洗清罪名，至少要对有罪还是无罪作出辩护或探讨。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将另作分析，然而眼下，我们要继续就卡夫卡之罪和罪感本身作出进一步的重要探讨。

    2·神经症

    什么是罪？从某种意义上说，罪就是渺小孤弱。恐惧、自卑、耻辱、污秽、内疚等本身就意味着渺小孤弱。卡夫卡在高大强壮的父亲面前痛感自己的渺小孤弱，刚好精彩地隐喻了他的“卡夫卡之罪”。人的本能无法承受自己的渺小孤弱，他会把渺小孤弱的感觉转换成罪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宗教信仰来“汲收”当事人的罪感，他就会成为心理学上的神经症患者。这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结论，而是精神分析的终极进展之一，是克尔恺郭尔和奥托·兰克两位天才人物的惊人洞见，是生存论、心理学和神学的伟大汇聚点，它指明了现代人普遍的深层心理状态。罪和神经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上帝己死”的前提下，两者都代表着当事人对自身渺小孤弱状态的无意识心理反应，代表着心理事实的膨胀(表现为浪漫主义或个人主义等特定历史潮流），表达了企图在自身之内创造世界的心理指向，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对所有细微末节的事情加以理性“放大”：

    神经症类型的人完全跟驾信宗教的前人一样遭受了罪人意识之痛苦，然而他不相信罪的概念，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神经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但又不信宗教之罪，因而对于罪，他需要一种理性的解释。·

    奥托·兰克跟卡夫卡一样，是一位犹太天才，弗洛伊德的精神传人，他的这段精彩论述，正是卡夫卡的绝妙写照。卡夫卡的悲剧就在于，在代表全部生活和世界的父亲面前，他是一个罪人，同时又无话可说。在父亲这位虚假“上帝”的法庭之外，他未能找到更高级的“法庭”，从而成为神经症患者，正像兰克所描述的那样，终生苦于寻找理性的解释，深深地陷于“理性的梦魇”。勃罗德保留了卡夫卡青年时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

    关键在于，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想要绝对掌握的心理倾向，刚好就是神经症的典型特征。带着这样的特征，卡夫卡会朝着与自身的渺小孤弱相反的方向“放大”所有细微末节的事情，并因而反复悲叹自己力量的渺小，“再小的阻力对它而言都太大了”一个简单的曰常生活话题就会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向你讲述全部事情的千分之一，而现在写在纸上又只剩下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而我所能向你讲清楚的又只是这剩下的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了”。也就是说，卡夫卡会“放大”所面对的对象，放大到令自己产生压抑、焦虑或恐惧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旦面对那些有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威人物，他的眼睛就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例如他在儿童时代就曾经长期如此这般“放大”过家中的女厨子，结果令他苦恼了一辈子。对这种“放大”心理，卡夫卡自己作了高度概括的总结：

    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卡夫卡所谓的“一切障碍”当然首先意味着一切人际关系。这是追求“绝对掌握”的必然结果，因为人际关系正好是最难掌握的对象，越是想要绝对掌握越会导致失控，最终“爆发”为神经症。卡夫卡在他工作的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就曾经“爆发”过一次神经质的大笑，这次荒唐的经历正好是一次惨痛的证明。当时，董事长在上面作报告，他觉得董事长言行举止可笑，便无法控制自己，偷偷笑起来：一种恐惧摱住了我……我的同事用他的余光警告我，我也恰好正试图控制自己，他的警告适得其反我看到我的同事们由于怕被此举传染而惊惶失措。相对于己，我更同情他们，但我无法克制自己，我……无助地紧盯着董事长的脸，无法转过脸去……谁也不知道我到底笑什么，大家都开始觉得很规尬……我不停地笑……世界完完全全消失了，耳边只剩下我响亮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周围一切都沉寂下来，大笑的我最终成为焦点。我笑的同时两膝也因我内心的恐惧颤个不停，为此，同事们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我酝酿已久的笑中埋藏的恐怖他们却领会不到……我为自己的笑向大家多次致歉，也许每次都显得分外真诚，但其间我又屡屡笑起来，令人费解。自然连董事长也糊涂我第一个大笑着却又备感不幸地踉踉跄跄跑出房卡夫卡一生患有人际关系恐惧症，因为一切人际关系本质上都在威胁他、摧毁他，而他则一步步退却，以至于最后想要切断与好友勃罗德的终生友谊，进入绝对的孤独状态。勃罗德批评卡夫卡想要达到“绝对掌握”的观点时说：

    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向内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当代生存论心理学家R·D·莱恩把卡夫卡的上述心理倾向称为“精神分裂性防御机制”，曾专门以他为例作过分析：

    精神分裂性的防御“现实”的机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机制中，现实中的危险因素和威胁性质，有被不断延续和强化的趋势。自我参与生活是可能的，但同时必须面对剧烈的焦虑〃卡夫卡对此知之甚深，他说：唯有通过焦虑，他方能参与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没有焦虑。对于精神分裂性的个体来说，直接参与生活，会使他感到一种持续的危险，那就是被生活摧毁，因为，正如我们说过，自我的孤独状态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努力：在自主性和完整性面临威胁时维护自身的存在。

    莱恩天才的论述直指卡夫卡神经症的根源，那就是父亲所导致的恐惧，尤其是对人际关系的恐惧。由于人际关系又是卡夫卡无法摆脱的生存基础，因而最终导致他的心理分裂：对人际关系既渴望又恐惧——如人前与人后（如日记中）迥然不同的心态、对父亲既恐惧又崇拜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对婚姻的渴望和恐惧，因为婚姻是人际关系的集中体现。据回忆，卡夫卡在朋友面前“非常快乐，经常哈哈大笑……健谈，而且大声说话”，但在(例如）工作关系中，他却极度敏感和自我压抑，往往沉默寡言，甚至“微微打颤……仿佛缩成了一团，用明显的怀疑的目光从下面看着对方，好像他片刻之间就要挨打似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分裂会渗透扩散到其他方面，例如，卡夫卡的面部特征就给一位作家留下深刻的分裂印象：早慧又年迈，眼神生动而又神思恍惚，表情流露出严重的压抑而又显得满不在乎。问题严重的一面是，以卡夫卡的敏感，他会反过来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分裂，因而形成克尔恺郭尔所说的“恐惧的恐惧”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化的恐惧”，那就是焦虑，它导致卡夫卡的神经症。

    总而言之，卡夫卡的神经症首先体现于人际关系方面，这是“卡夫卡问题”的要点，我们将在后面另作专门讨论。眼下尚需指出的是，卡夫卡的神经症不仅指向人，也指向事：不仅限于种种动荡莫测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他自己、自己必须面对的工作、自己生理上的小灾小病，等等。每一个小障碍都被“放大”，而各种障碍则被“放大”为“一切”。勃罗德说：

    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

    终其一生，卡夫卡饱受神经症折磨，包括严重的失眠和对噪声的极度恐惧，等等。如果注意到勃罗德所谈论的卡夫卡尚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问题的性质就更引人注意了。事实上，勃罗德是在回忆1910年10月几位朋友的巴黎之行时谈到了这个问题。那年，卡夫卡27岁，却因一个小小的疖子而“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一年后，卡夫卡被邀请在朋友圈子中作一次非正式演讲，这种情况一般人均会愉快应对，卡夫卡却提前十天进入高度神经质的紧张状态，甚至完全放弃了内心认为最重要的日记写作。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一阵一阵“无法控制的痉挛”让他无法安稳膝盖在书桌下发抖，我不得不用两只手紧紧压住……身体如此乏力！甚至这寥寥数语也只好在这虚弱的影响下写就”。演讲前，他梦见自己的演讲“旋律起伏”，朗诵出他所崇拜的歌德的语句，整个身体走遍了句子的重读音节。后来他演讲成功，居然又激动得“一夜辗转燥热无眠”。在心理学上，这类失去控制的“放大”现象都是典型的神经症表现。另一个典型表现是，他总是把一切归因于一个单一因素，例如，把一切——包括婚姻的失败等——全部归因于父亲，这种心理反应本身就是神经症的典型表现。有趣的是，卡夫卡把他的神经症全部归因于父亲所导致的心理压抑，是在父亲的专制下“防备因恐惧和自知有罪而导致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就此而言，他变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这一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精神实质，也是“卡夫卡之谜”中的一个奥秘：

    我终日忧心忡忡，为自己发愁，这种忧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为我的健康担忧：起先是小有不适，这样那样的小病，诸如消化不良、掉头发、脊椎骨弯折等等，随之，经过无数次的逐步升级，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真正的病。但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的存在的新的认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被我认为我独自所拥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实际上我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兆：自然地我便对我最亲近的东西、对自己的肉身也感到没有把握起来了。我长得身材细长，真是毫无办法，由于不堪重负，腰背逐渐佝偻我几乎不敢动弹，锻炼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我身体一直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视为奇迹，感到十分惊诧，譬如，我的肠胃居然还不错这一惊诧可坏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肠胃；直到后来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结婚时（关于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谈到），我竟从肺里咯出鲜血……

    卡夫卡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证了现代精神分析关于罪与神经症问题的结论。当一个人像卡夫卡那样遭受了无法释放的心理压抑，就会产生“生之恐惧”和“生之欲望（死之恐惧）”的冲突，并形成罪感和神经症。卡夫卡之所以觉得自己脆弱不堪，是因为他深感自己不幸和自卑，无法直面父亲所代表的生活，无法直面世界的恐怖。然而他内在的心理能量又必须表达，表达的结果之一就是神经症。卡夫卡无法放弃他的症状，没有神经症他无法生活，因为“当你把所有的蛋都放进了篮子，你就必须为了亲爱的生活而攥紧篮子。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获取整个世界，却用单一的对象和单一的恐惧来容纳”夂这就是神经症的终极心理根源，也是完美主义和偏执的心理根源，是卡夫卡追求“绝对攀握”的最终目的。我们将看到，卡夫卡拥有典型的偏执人格，在“他的-存在”范围内，事无巨细都会与他的整个生活意义密不可分，所以令他格外执着，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达到“悭吝”的程度·，这在他的日常生活（如素食和锻炼等）、婚姻、性爱、文学创作、患病、信仰等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卡夫卡自己也明确承认过，他身上继承着来自父亲的“病态的意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偏执和完美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相反的心理趋势：如果最终达不到“绝对掌握”的完美境界和目的，就可能导致自我放弃。这就引出卡夫卡另一大心理特征，即“全有-全无”的反应模式，它是克尔恺郭尔“或此-或彼”模式的卡夫卡版本，偏执、坚忍，然而一旦超过自身极限，又可能突如其来爆发极端反应，表现为消极的“绝望的一跃”例如，当写作不被父母理解而受到打击，他就会想到自杀与菲莉斯的痛苦恋爱中也多次萌生自杀的想法而在患肺结核后，他的生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自我放弃、慢性自杀的过程但在表示要放弃生命的同时，他对生理上一些小病小恙又表现出髙度神经症的焦虑。这就是“全有-全无”模式的典型表现。

    在信仰问题上，偏执可能导致当事人坚持既定的立场。就卡夫卡而言，偏执让他始终对信仰问题保持“悬而未决”状态。然而一般而言，偏执人格本身就意味着信仰的潜质，表现在卡夫卡身上即是勃罗德所说的“绝对的诚实”、“完美”、“纯洁”等等。勃罗德认为这就是卡夫卡的信仰，它属于“神圣的范畴”，如果卡夫卡由此走向信仰，将不会太令人感到意外。可以预期的是，一旦他走向信仰，其思考的深度可能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单就文学而言，在本书第三章我们将看到，罪与神经症最终会被卡夫卡反过来用做一种巫术般的力量，帮助他走向文学，让他“成为文学”。而一旦“成为文学”，神经症所带来的超强敏感性又将成为文学创作的具体保证。人们说得好，没有神经症，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文学艺术。恰如一位作家所说：要记录最细微的运动，就需要最精密的仪器要感知存在的奥秘，就需要最敏感的灵魂。我们说过，卡夫卡是一位天才的魔术师。如果从现在开始努力铭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卡夫卡之谜”会有重大帮助。当然，罪与神经症问题，就像它们的本源所暗示的那样，最终会将卡夫卡引回信仰问题。

    3·优柔寡断和“悬而未决”

    在本书第三章，在涉及卡夫卡文学创造力的深层心理诱因时，我们还将围绕罪与神经症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眼下我们要谈及卡夫卡面对“悬而未决”事件的深层心理反应，在本书第三章我们将看到，这一反应同样涉及卡夫卡的创造力问题，并涉及他的文学风格，如作品含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复调特征、象征性、魔幻性质、梦境特征，等等。我们已经说过，魔术大师卡夫卡会“魔化”自己日常意义上的心理弱点和人格弱点，这是后话，眼下让我们继续深入关于卡夫卡神经症问题的讨论，来看一看他身上一个重大的神经症特征：优柔寡断。

    卡夫卡自己在《致父亲》中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惴惴不安、迟疑不决、优柔寡断的人。稍早一些，勃罗德出于朋友的责任感明确指出卡夫卡身上的确存在优柔寡断的性格问题，并坦率地提出批评。更早的时候，还在与恋人菲莉斯热恋期间，卡夫卡主动向菲莉斯承认在我认识的人中，我是最反复无常的。”·他后来的一位恋人密伦娜更是提供了给人深刻印象的回忆：

    他[卡夫卡]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6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堆人。“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乞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

    的确，从心理现象上讲，卡夫卡是一个极度优柔寡断的人，而且正如后面将看到的，优柔寡断也是卡夫卡生命现象的重大特色，这是他的神经症症状之一。然而这一症状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卡夫卡自在傲父亲》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其出发点正好就是罪与审判的问题：

    您几乎从来没有怎么认真打过我，这也是事实，可是那叫喊声，那涨得通红的脸，那急忙解下吊裤带的动作，吊裤带放在椅背上的那情景，几乎比真的打我还令人难受·就好比一个人该处绞刑，他要真处了绞刑，那他也就死了，倒也就没事了·倘若绞架上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得身历其境，只是当活套已吊在他面前的时候才获悉他受了救免，那他可能就会受罪一辈子。·

    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父亲作为法官“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种神秘莫测的特性”，这使他作为被审判者面对父亲的法庭产生了“悬而未决”之感，他认为这是比单纯受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本来，被审判者并不一定是罪人，但在父亲的法庭上，被审判者就是罪人，他的罪就是“悬而未决”这种比真正定罪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我们己经说过，神经症就是“卡夫卡之罪”，然而关于“卡夫卡之罪”的更深刻、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悬而未决”。事实上，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卡夫卡的确受了一辈子的罪。“从童年时代开始，我对等待就有着巨大的神经症的恐惧。”（2)在认识后来的未婚妻菲莉斯前夕，他对自己明确作了结论，认为自己属于那种“在遇到看不到底的东西时会马上垮掉的人”

    后来，写下《致父亲》后不久，他向当时的恋人密伦娜承认，他对“捉摸不定的东西”怀有一种“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为追查原因，他谈起童年时代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是他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事情，每天早晨家里的女厨子领他前往学校，出门的时候，女厨子总是要威胁卡夫卡，说要把他在家里如何如何调皮告诉老师，卡夫卡则苦苦央求她不要说，两个人每次都要为此在半路上白白浪费许多时间，最后：

    时间晚了，雅阔布教堂的大钟敲了八点，学校的钟声也响了，其他孩子都奔跑起来，我最怕迟到，现在我也不得不跑起来。我一边跑一边想：“她会去说的，她不会去说的吧？”——后来呢，她什么也没有说，自始至终没说过什么。但这种可能性始终握在她的手里，而且在不断上升（昨天我没有说，今天我一定要说），而她永远不放手。我和这一切女厨子、威胁和那对悬而未决的恐惧)纠缠了38年之久……

    38年！那正是卡夫卡当时实际年龄的大小，也是他当时整个的一生！卡夫卡想要强调的是，他从小就中了“悬而未决”的魔法或巫术，被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世界用可怕的咒语“固定”在一个不成熟的心理阶段，没有能力面对真实的生活，成为一个现代的哈姆雷特，永远在问“tobeornottobe”这样的问题而难以决断。也许可以这样说，卡夫卡对令他恐惧的对象、进而对“悬而未决”本身反而产生了一种“着迷”，就像青蛙对蛇的"着迷”。他既恐惧看不到底的东西，又反过来对之“着迷”。换句话说，他面对恐惧产生了“恐惧的镜像”或“恐惧的恐惧”。对此，卡夫卡作过自我心理分析：

    小时候我就有焦虑，如果说不是焦虑也叫不舒服。爸爸是商人，因而常常会谈起“月终”[商业上所谓“最后通牒”]。……这个“月终”成为令我不安的神秘……特别糟糕的是，由于早就恐惧着“月终”终于来临，月终那几天就特别不好过。有时，月终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就过去了……当月初幸运地来临，又要开始谈论下一个月终了，虽然不是特别恐惧，但也被我未经检验便放入了不可理解的事物之列，

    无论是恐惧“悬而未决”还是对之“着迷”，卡夫卡的问题都是无法面对。他的神经症总是倾向于把未来的事情“放大”到自己不敢正视的地步。他甚至认为，他生来就无法面对真实的生活：“出生之前的犹豫不决。如果有一种灵魂的漫游，那么，我还不是在最低的阶段。我的生命就是出生之前的犹豫不决。的确，真实的生活是最大的“悬而未决”，并因而导致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当然并非他主动的选择，他不愿意作这样的选择，正如前面指出，就主观愿望而言，他知道“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生活，这个最大的“悬而未决”粉碎了卡夫卡的一切，包括他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即便他自己的身体，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处于生活“悬而未决”的洪流之中。卡夫卡终其一生竭尽全力锻炼身体，拒绝医学文明，对疾病奉行自然疗法(亦称顺势疗法），试图以此改进他自认为羸弱不堪的体质，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有“绝对的掌握”。然而，事实上他反而终生饱受神经症的折磨，最后甚至感染并死于肺结核。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在现实的领域，卡夫卡都会被“悬而未决”的汪洋大海淹没，然而在象征的领域、文学的领域或存在(sein)本身，正如我们己经说过，他会摇身一变成为魔术大师，将“悬而未决”魔化为难以抗拒的魅力。

    然而悬而未决的心理特征，还将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卡夫卡产生致命的影响，那就是信仰问题。

    信仰是什么？按照卡夫卡的“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的说法，信仰就是“绝望的一跃”。克尔恺郭尔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表述说，信仰首先需要“挖出理性的眼睛”，以便能作出“非理性”的决断，以“或此或彼”取代“tobeornottobe”。信仰要求放弃任何试图控制的心理动机绝对的掌握”更属放弃之列。信仰是把自己交出去，是向绝对彼岸的“最高存在”放弃自己。

    显然，对所有这样一些要求，卡夫卡的主要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都表现为致命的弱点。他是中了“悬而未决”魔法的人，他是深受“理性梦魇”折磨的人，是永远在问“tobeornottobe”的现代哈姆雷特。他无法放弃“绝对掌握”的心理需要，无法没有焦虑而生活，因而也无法通过“绝望的一跃”而交出自己，因为那肯定会让他恐惧不已。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他在《父亲》中己经作出痛苦的检讨和批评。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父亲》中有关信仰问题的检讨批评也体现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卡夫卡身上犹太信仰根芽的复苏和萌现。我们反复说过，在《父亲》问世的1919年年底，卡夫卡已经深入研究过他的“精神邻居”、“信仰骑士”克尔恺郭尔，他正处于“向死而生”的绝境，在他的这一绝境与克尔恺郭尔的“绝望的一跃”之间，本质上己经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就此而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迟早将走向信仰之路。把自己交出去，现在对于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我们可以说，一个被“悬而未决”的咒语所控制的人，一旦冲破其束缚，可能就会变得异常果断。事实上，这正是卡夫卡性格的另一面。日常生活中，他努力把自己保持在谨慎、小心、含蓄、“绝对掌握”的范围内，但在重大问题上却不止一次采取义无反顾、铤而走险、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数次于关键时刻解除婚约就是最好的证明。卡夫卡性格的这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给自己和亲友带来伤害，然而在信仰问题上却使最终的皈依成为可能。

    这都是后话。回到眼下的问题上来，正如我们说过，卡夫卡，他就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悲剧之蛇。就肉身以及日常现实生活的悲哀而言，他内心完全清楚自己什么都无法掌握，更谈不上什么绝对的掌握，他知道自己“一份遗产也没有”，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孤儿”。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绝境中，“卡夫卡问题”将展现出一种透彻的自明性。

    （第二节）“成为父亲”

    1·“婚姻综合症”

    倾《父亲》洋洋洒洒近四万言，探讨父亲与他的关系，最后落实于婚姻问题。围绕着婚姻问题，我们将遭遇“卡夫卡之谜”中最大的奥秘。关于这一点，卡夫卡自己在信中“坦诚己见”，为我们作了绝妙的总结。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表现得十分体谅人，很懂生活，理解父辈的艰辛：

    据我看来，结婚，建立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在这动荡不宁的世界上赡养他们，甚至带领他们走一段路，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然而，卡夫卡的着眼点最终还是在自己身上：正因为结婚是人的极限，所以也是他的极限，是他“最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

    而且，这也正是您所已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

    卡夫卡的直觉和自我认识不会错。随着本书的进展，我们会跟他一样明白：婚姻问题是他生命难题的核心。卡夫卡认定，一旦结婚，他就是一个“无罪的儿子”，就成功地“成为父亲”，他的一生就有了一个交代。

    然而，卡夫卡同时也深知，一切谈何容易！“结婚虽然最重要，它虽然可以带来光荣的独立，但是它同时也与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挣脱这种联系的愿望便带有某种癫狂的色彩，在这方面的每次尝试几乎都会受到这种惩罚。”因此，卡夫卡相信，“按我们（两人关系）的情形来说，结婚这粧事是我所不可企及的”。卡夫卡的逻辑十分清楚，他难以摆脱父亲的阴影，在婚姻问题上尤其如此。在父亲的“法庭”上，他除了被审判的位置，没有任何立锥之地，“一份遗产也没有”。没有“遗产”，婚姻就只是一个美丽动人的童话。

    因为那恰好是您所特有的领域。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在您瘦盖不着的地方，或者在您达不到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根据我想象中的您那庞大的身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仅有的那些地方也并不令人感到多少欣慰，而婚姻尤其不在此列。

    正是在结婚这一人生极限问题上，我们又一次目睹了卡夫卡的生存怪圈：一方面，他必须“成为父亲”，为自己洗清罪名，为此目的就必须结婚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父亲的存在，他又无法结婚，因而也就无法“成为父亲”。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了那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或者说两条相互咬住对方尾巴的蛇。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发生了在我对您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东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换句话说，围绕着婚姻问题，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一个标准的情结，我们把它叫做卡夫卡的“婚姻综合症”。从29岁正式谈恋爱到41岁辞世，卡夫卡一直未能解开这个情结，最终怀着结婚的至深渴望，作为一名终生的单身汉悲凉死去。

    卡夫卡身上的婚姻综合症不仅至为重要，而且十分复杂，因为它是一个伴随卡夫卡的生命进程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症结，堪称一道致命的伤口，在一步一步恶化的过程中，终将深及生命的骨髓。最初，婚姻综合症只是因遭受父亲的压抑而形成的后果，主要反映了卡夫卡的生存处境，然而随着卡夫卡生命的展开，它将内化为卡夫卡的心理实体。到那时候，它将不再需要与父亲有什么必然的直接联系，而是独立地呈现为卡夫卡心理分裂的现象。当然，这一心理现象中已然包含了卡夫卡生命的全部不幸，既包含着父亲的存在，也意味着绝对的矛盾、冲突和分裂。就此而言，可以说，卡夫卡自身就是伤口，一道表现为婚姻综合症的伤口。恋人或婚姻将代替父亲将他撕成碎片，除非他彻底改变自己的心理结构，否则将没有幸免的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它是人类的普遍问题还是卡夫卡个人的特殊问题？正是在这里，无论作为本书的作者还是读者，我们应该感谢卡夫卡，他用他特有的明澈目光，穿透遮蔽着他生存的迷雾和枝蔓，迎接我们渴望了解的目光。从现在开始，他将逐渐摆脱我们的描述和分析，反过来向我们呈现他自己，把我们引入他的迷宫深处，并因而消解所谓的“卡夫卡问题”，进入生存论所谓的“敞开”和“澄明”的境界。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追随卡夫卡，逐渐进入他历经磨难而在精神上所达到的自由天地。

    2·插曲：大师卡夫卡

    我们这样说，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不要忘了，写下《父亲》之际，卡夫卡已经不是过去的卡夫卡了。他一生的不幸和偏执成全了他的天才。他己不再是一位仅仅无休无止地沉湎于观察和日记的青年，而是36岁的成熟作家，已经写出大量为后世所敬重的优秀文字，其中包括《判决》、《变形记》、《审判》（又译《诉讼》）、《在流放90犹太人卡夫卡地》、《乡村医生》等天才之作（除《审判》外均己出版），尤其是面对“向死而生”的绝境，他的人生重心发生了重大的偏离。

    1917年9月3日，正处于创作高峰的卡夫卡被确诊患肺结核。9月18日，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一切粉碎了。”三天后，他梦到父亲，梦中场景罕见地显示出对父亲的崇拜和依恋之情，暗示了与父亲和解的无意识愿望。又过了一个礼拜我真欲把自己交托给死亡。一种信念的残余。回到父亲身边。伟大的和解之日。”然后就是11月10日，在这一年最后一篇日记中他写道十分重要的事情，我至今还没写进去，我的两只手臂里还流淌着血液。等着做的工作多极了。”接下来他仔细记叙了夜里所梦见的一场战斗，战斗发生在一处平原与高原交界处，在许多激动的观众眼前展开，他所属的奥地利人与意大利人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就在奥地利人行将崩溃和放弃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德国人：

    那是普鲁士近卫军，都是年轻安详的人……他们好像都是军官……以短促的步伐慢慢密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不时地朝我们看看，这种不言而喻的死亡行走同时是感人的、令人振奋的、保证着胜利的·由于这些人插手而得救，我醒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预兆之梦，它暗示卡夫卡将从相对感性的写作退向相对理性的写作。事实的确如此，卡夫卡日记就从这里中断了一年半，要到1919年6月27日才重新开始。1921年10月，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卡夫卡将他的所有日记交托于过去的恋人密伦娜。这全是些四开笔记本，其中刚好留下了1917年11月10日至1919年6月27日的空白。

    然而，卡夫卡并未中断他长期坚持的日记写作，而只是偏离了过去所习惯的写作方式。卡夫卡的偏离显然是因为死亡的阴影。正如他在八开笔记本中的一句话：“我因迷误而下了道。”意思是说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失足成千古恨。接着他写下这样一句着名的箴言：“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1论是他被死亡所追逐还是他追逐死亡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弗兰茨要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卡夫卡稍后的另一位恋人密伦娜的这句惊呼绝非空穴来风。死亡一定让他深感时日无多，因而有必要聚集本来就十分单薄的精力，用于穿透死亡的深刻思考，尽可能写该写的文字。卡夫卡知道，这样一些文字具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与感性的日记完全不同。他把日记交托于密伦娜，其中的主要心理动机大概是希望留给曾经相爱的这位女性一个感性的卡夫卡。然而，另一些不同的文字需要一个更有力量、更冷峻的心智来解读。

    1924年卡夫卡去世，他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勃罗德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八册蓝色的八开笔记本。从时间上说，这些八开笔记本刚好填补了四开笔记本的空白，然而在内容上，它们与卡夫卡此前或此后的日记不同，基本上不涉及日常生活。第一、二、五、六、七、八册主要是一些文学写作，其中的小说《猎人格拉胡斯》、《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等都是卡夫卡文学作品中的名篇。第三、四册包含大量箴言式的哲学思考，斟酌和锤炼的痕迹历历可见。后来，卡夫卡从这两册笔记本中抽出U4条箴言，专门另加誊清并编号，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卡夫卡去世后，勃罗德将这些箴言冠名发表，这就是卡夫卡遗产中伟大的箴言集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仅仅依据这些箴言，卡夫卡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现代思想大师和箴言大师。

    例如第46条‘sein’这个字在德语中有两重意思：‘存在’和‘他的’。”(我们可以把这条箴言更简明地译为：“seim他的-存在。”)单是这一条，在某种意义上已足以概括海德格尔的思想，而后者的《存在与时间》要到8年后才问世。类似的一些箴言都可以看做对生存论的高度概括，例如第35条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第22条你是作业，举目所见，不见学生。”第16条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第103条你可以逃避这世上的痛苦，这是你的自由，也与你的天性相符。但或许，准确地说，你唯一能逃避的，只是这逃避本身。”第25条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第44条为了这个世界，你可笑地给自己套上挽具。”第78条：“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时，它才会自由。”

    另一类箴言则深深浸透了犹太教关于原罪与死亡、信仰与救赎的思考，属于宗教神学的内容。如第82条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第4条：“许多逝者的影子成天只忙于舔死人河的水流，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仍然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出于厌恶，这条河流将水翻腾倒流，把死者们冲回到生命中去。但他们欣喜万分，唱起感恩歌，抚摩着这愤怒的死人河。”第96条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我们的自我折磨。”第38条有人感到惊讶，他在永恒之路上走得和气轻松，其实他是在往下飞奔。”第49条：“A·是个演奏能手，而天空是他的见证。”第87条：“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斧，这样重，这样轻。”第39条：“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但人们却在不停地试着这样做。”

    还有一类则涉及精神分析，如第1条“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第9条：“A·是目空一切的，他以为他在‘善’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人，因为他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物体，感到自己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来自至今不明的各方面的诱惑。”第30条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第27条“做消极的事，正成为我们的义务；而积极的事己经交给我们了。”第33条：“殉道者们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升华。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第79条性欲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地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做到。”第88条死亡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壁上一幅描绘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一生都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来使之暗淡或干脆磨灭它。”上述简单的分类其实并不足以显示卡夫卡箴言的珍贵价值，一方面，生存论、精神分析和宗教神学三者的界面本来就相互交汇；另一方面，它们的象征含义超越了生存论、宗教神学或精神分析。这一点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上述诸种含义之外，它们往往还包含着难以言喻的神秘意象。事实上，这些箴言深邃无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卡夫卡内心的理想，能够“在人们脑门上猛击一掌”，或者“劈开人们心中的冰海”，令人猛省或警觉。

    八册蓝色的八开笔记本表明，卡夫卡的确堪称克尔恺郭尔的“精神邻居”，无论就生存论、精神分析还是宗教神学而言，他都已经达到了克尔恺郭尔的深度。在他自己看来，他甚至超越了克尔恺郭尔。他说要与父亲平起平坐，然而在精神上，他已经站到了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马丁·布伯这样一些“人类精神之父”的高度。就此而言，我们说卡夫卡己经在精神上“成为父亲”，而《致父亲》则是他自我精神分析的结果，是他生命的自我总结，也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信。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明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自我表白”——绝非偶然的是，这正是卡夫卡评价克尔恺郭尔的用语。

    当然，八册蓝色的八开笔记本中还有大量其他内容，包括珍贵的文学描写，卡夫卡的许多短篇珍品就来自这里。总而言之，回头比较他托付给密伦娜的四开本日记和留给勃罗德的八开本笔记，两者都是卡夫卡生命的主要片断，跟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储存着卡夫卡丰富的生命密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地说，1919年年底的卡夫卡，或者说正要动笔写作《致父亲》的卡夫卡，已经具有了注定要被历史所铭记的大师功力，早已洞察了自身处境中深刻而无情的生存论逻辑。1919年，弗洛伊德快要写出他的名着《群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在这部里程碑式的精神分析文献中，就像近二十年后拉康的重要论文《个人形成中的家庭情结》一样，弗洛伊德将证明，家庭是人类一切精神暴政与实际暴政的心理学根源。虽然卡夫卡不无道理地指出，这样的观点很像一种“倒写体”但它却不幸十分符合卡夫卡自己。卡夫卡经常批评精神分析，恐怕正好表明他对精神分析的“抗拒”心理，而在精神分析看来，这种“抗拒”正好是因为精神分析说出了真理。其实，卡夫卡自己己经说出了真理。在1919年年底，通过终生的体验和思考，特别是两年来的深入总结，他已经无师自通地抵达了精神分析的终点，包括犹太天才奥托·兰克日后所达到的高度。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精神分析。对于这一点，事实上他自视甚髙。正像他在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中的第93条箴言中所说，这是“最后一次心理学”！总而言之，他在《父亲》中所写下的一切绝非单纯的就事论事，而是具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象征含义。对他而言，父亲首先就是一个最大的心理学象征，这个象征不仅暗示了他婚姻的命运，而且隐藏着生活的全部奥秘。

    3·父亲究竟是谁？

    最初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儿子身上会有一种“仇父恋母”的心理倾向，被称为“俄狄浦斯情结”。随着精神分析的进展，人们逐渐修正了最初的看法，而将俄狄浦斯情结阐释为儿童（而不仅仅是儿子）成长过程中对“生活代表”的逆反。简略地说，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父母双方之间，谁代表生活要求儿童，儿童就倾向于逆反谁，而余下的一方则是儿童倾向于依恋的对象。由于人类的遗传规定性，至少在现代社会以前，人类家庭内部的“生活代表”一般都由父亲担任，所以儿童就表现出传统的“仇父恋母”倾向。

    父亲是“生活的代表”！这是世界精神分析的最新进展，但也是卡夫卡在近一个世纪前已经得出的结论。

    1911年12月25日，28岁的卡夫卡写下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曰记，对犹太民族文学作了若干重大思考，以马丁·布伯式的思路谈及犹太民族文学的各项意义，其中一项意义就是“赋予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以崇高意义，并使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成为可能”。

    卡夫卡在这里谈到两代人的对立，用了复数“父亲们”和“)L子们”，这说明他当时已将父子冲突视为普遍问题，而并非仅仅局限于他与父亲之间的个别现象。值得指出的是，卡夫卡在这里涉及了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人类的普遍规定性，第二个是犹太民族的特殊规定性。第二个层次中包含了第-个层次，它更具体，按卡夫卡第46条箴言的逻辑，它是“犹太人的存在”。近十年后，卡夫卡再次谈及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比心理分析学[精神分析]更令我折服的是，与有些人引以为精神食粮的那种恋父情结相关联的不是那无辜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犹太属性。

    什么是“父亲的犹太属性”？卡夫卡在《父亲》中有着明确无误的表达。他在与父亲探讨两人之间的悲剧冲突时这样写道：

    整个这件事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跟大部分这一代过渡时期中的犹太人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他们从相对而言还比较虔诚的乡下移居到城市。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这却给我们本来就不乏尖锐冲突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痛苦的色彩虽然在这一点上，您也应该跟我一样，相信您是无辜的，但是您应该用您的性格和时代的变迁来解释您的无辜，而不应一味地强调那些表面现象……

    卡夫卡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父亲恰好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代表着生活，代表着犹太人的生活，而犹太人的生活就是如此这般不幸和悲惨。这不是谁的错，也不是父亲的错。父亲生为犹太人并不是他自己的错，父亲错在他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他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充当了“生活的代表”！卡夫卡的意思是说，如果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的父亲，他们父子之间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他的一生也就不会如此不幸！

    这是卡夫卡的是“他的-存在”，这是一种自明性，不存在对与不对的区‘Zmi，另外有一个问题却必须搞清楚：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父亲所代表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诗人说得好：生活是一张网。不仅如此，生活还是一张动荡不息、广袤无垠、深邃无比的网。生活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是因为它是一张广义的伦理人际关系之网。这张网不仅具有空间上的广袤，而且具有时间上的深邃，它是一张过去-现实-未来三位一体的网，一张由历史长入现实的网，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首先是家庭内部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父-母-子三边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包括所有父母兄弟姐妹关系在内的家庭内部总体关系，等等；在此之外，它又包含着家庭外部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社区关系、工作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等。而家庭内部关系与家庭外部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又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嬗变，在代代相袭之间又存在着关系的关系……这是一张几乎无法描述的关系之网，每个人不过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结，他的本质就是他所从属的一切关系的总和——这就是人的生活，用卡夫卡的话说，这就是人的“他的-存在”（见箴言46)。

    卡夫卡深知生活的本性。他知道，对于生活这张网，“没有拥有，只有存在”，这是人在神学意义上的“原罪”。为此他写下一系列精辟论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70/71这两条合二为一的箴言：

    不可摧毁性是一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它，同时它又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人p存在着无与伦比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父亲是谁？他是“生活的代表”！父亲代表着生存之网，代表着这张网上如此这般的“人际”的生活。父亲代表着母亲，代表着家庭。“我要逃避你，那我也得逃避家庭，甚至还得逃避母亲。”反过来说，“家庭正是生活的代表”，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就这样依次代表着与之相关联的一切，由此而及整个生存之网的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卡夫卡不仅看到父亲是生活的代表，还看到父亲所代表的生活的性质。在由父亲所代表的如此这般的生活中，每个人生活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在卡夫卡看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恐惧：或者更准确地说：恐惧-渴望。

    4·恐惧-渴望：“生活世界”的本性和卡夫卡的谜底

    就在写下《致父亲》半年以后，卡夫卡向恋人密伦娜全面展示了他的恐惧，那既是两人爱情的结果，也是两人之间精神斗争和争吵的结果。不管是什么结果，关于卡夫卡的恐惧本身，我们想来已从本书导言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印象。然而眼下我们要特别指明，卡夫卡虽然坦承自己“由恐惧组成”、“本质就是恐惧”，但他并不认为恐惧只是他一个人的事，相反，他明确指出，包括密伦娜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恐惧的受害者。卡夫卡最初含蓄地指出，恐惧不只是他的恐惧，也是密伦娜的恐惧：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地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天性。

    随着斗争和争吵的发展，卡夫卡把问题升级了：

    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

    面对热恋的情人，冒着情感破裂的危险，在争吵中，生性怯懦的卡夫卡终于鼓足勇气偏执地说出了他所看到的真理，因而备感轻松。“给你写了这些，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又经过半年你死我活的灵肉冲撞，一段火热的悲情黯然告终。后来，在一封结论性的信中，卡夫卡再次偏执地写道：

    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申尽们贪婪地把它们呑进了那贪得无厌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堪可对付？我无法拆解这个谜。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拆解的。没有别的，唯有“恐惧”真可谓恐惧如磐！显然，卡夫卡最终把恐惧哲学化、本体化了，它在卡夫卡眼里成了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它不隶属于人，相反，人隶属于它。它凌驾于人之上，像巫术、咒语或魔法一样控制着人，支配着人，决定着人的命运。尤其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它是生活世界的本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恐惧，犹太人尤其恐惧正如他在另一封信中对密伦娜发出的自我哀叹：“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叫恐惧。”

    然而，切莫以为卡夫卡所讨论的恐惧就只是死亡恐惧，要是那样’他就不是卡夫卡了。诚然，正如思想家们所言，死亡恐惧是人类最深层的心理动机。如果一个人能够穿透人类一切日常生活的纷纭景象，看破其下掩藏着的死亡恐惧，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达到了叔本华、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这样一类人物的思想水平。然而，卡夫卡所讨论的恐惧，在理论上要比这个更困难，它源自死亡恐惧，跟死亡恐惧一样普遍和深刻，但并非简单地就是死亡恐惧。伟大的弗洛伊德与它失之交臂，终其一生也未能发现它，而错误地走向了“死亡本能”的概念，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他的后继者们才彻底绕回了正确的路线，其时卡夫卡去世己经半个世纪。

    为理解卡夫卡在上面这封信中所讨论的恐惧，让我们暂时把注意力从“恐惧”二字稍稍偏离一点点，先来看一看信中所说的“幽灵”。在致密伦挪的情书中，卡夫卡曾不止一次谈到幽灵。他说，写信这件事乃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为，它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干二净”。他承认他在信中向密伦娜说的话，实际上“当然只是说给那些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同时他也“偏执”地指出，无论密伦娜作为接信人还是写信人，她身边一样包围着贪三岁的卡夫卡S的幽灵，为写信是同双力的幽灵打交道，“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

    所谓“幽灵”，当然是情人之间一种美丽浪漫的说法。然而透过这种美丽浪漫，卡夫卡用“幽灵”二字所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渴望”，即心理学所谓的“欲望”。卡夫卡是表述欲望问题的高手，一如他对恐惧、罪愆、审判等问题的表述，令人刻骨铭心，如前面引用过的箴言4、箴言82等都是经典的例子。在卡夫卡看来，正像恐惧一样，欲望也具有凌驾于人的“恶魔”性质，一旦为人接纳，就会反过来控制人、支配人、决定人的命运，一旦自身接纳了恶魔，它就不再要求人们相信它了。”(箴言28)“你自身接纳恶魔时所怀的隐念不是你的念头，而是恶魔的念头。”(箴言29)在写给密伦娜的一封情书中，卡夫卡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象征手法描写了在无神的生活世界中人们被欲望所控制和支配的悲惨景象：

    单独住一套房子……是幸福的一个前提……一切都很安静……没有那些杂居的住房所特有的那种嘈杂，那种淫乱，那种意志薄弱的早就控制不住自己身体、思想和愿望的乱伦行为·在那儿，在所有角落里，在各种家具之间发生着天理难容的关系，有碍观瞻的、偶尔发生的事情，私生的子女纷纷出现，这种事情不断发生，不像你那供星期日利用的安静、空寂的郊外，而像是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星期六晚上，在那纵情狂欢、人山人海、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郊外。·

    这就是生存之网上欲望的沸腾现象！然而，这张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生存之网为何如此沸腾和热闹呢？那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害怕掉离这张生存之网——那意味着死亡！这种害怕激发了疯狂的宇所有的人，无论其“握力”大小，都拼命死死抓住生存之网，并因而使网上的生活显得如此“沸腾”和“热闹”。

    “沸腾”和“热闹”是生活的光明面和积极面，其反面就是“累”和“烦”，恰如诗人所说要活着，是那么痛苦，那么艰难。”正因为生活“沸腾”和“热闹”得过分，人性不堪重负，因而需要消极和阴暗的反面表达，包括现代人特别熟悉的种种人类劣迹：明争暗斗、自暴自弃、发泄、放纵、冲突、破坏、犯罪、战争、恐怖主义等“倒退”行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把这样一些反面表达称为紧张、不安、焦虑、畏惧(弗洛伊德则错误地称为“死亡本能”）等等，而卡夫卡则称为恐惧，它因生之欲望而产生，与生之欲望对称，就像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它叫做宇：它就是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信中所讨论的恐惧。

    卡夫卡早就知道：就他的时代而言，或者说就20世纪而言，如果站在如此这般的“生活世界”之外，人际关系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在他更是明确无误地看到，原来，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就代表着这样一张网！父亲代表着网上的关系和生存法则，并以生物遗传般的明确无误表达和传递着这些法则，最终使网上所有的人与事都成为生活的代表，“可笑地给自己套上挽具”，母亲、家庭、兄弟姐妹、配偶、恋人、女人、朋友、社会关系、法庭、医院、工作或别的什么都无法例外。就在他的第五本八开笔记本中，卡夫卡以大师般的简洁和冷峻表达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说，我父亲以前在野蛮而空虚的威胁中习惯于这么说：“我把你像一条鱼一样撕成碎片·”（实际上他一根手指都没动我。)那么现在这个威胁在与他毫不相干的情况下实现了。世界(F·[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我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我的躯体。·

    我们刚才说过，婚姻综合症最初只是父亲压抑的后果，反映了卡夫卡的生存处境，然而，随着生活的进展，它会逐渐内化为卡夫卡的心理实体，呈现为他生命中深及骨髓、无可救药的致命伤口。现在我们看到，卡夫卡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卡夫卡离开父亲走近婚恋，他就会发现，婚恋或婚姻就是伦理人际关系髙度浓缩的象征，恋人本身就是生活的代表，她将代表世界把他撕成碎片，这与父亲代表生活而造成的结果完全一致，然而与自己的父亲己经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卡夫卡八开笔记本中如下一条箴言的含义：

    女人，或者说得更尖锐些，婚姻是你应该与之争执不休的生活的代理人。

    在后来的生活中，卡夫卡越来越清楚，不仅恋人，凡是他在此岸世界试图走近之物，无一不代表着生活：

    设想某人这样说：“我对生活有什么牵挂呢？只是由于我的家庭的缘故，我才不想死·”然而，这个家庭正是生活的代表……

    按这样的逻辑，甚至他终生居留的故乡布拉格，最终也不过是生活的代表。卡夫卡一生都想挣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他早慧的天才甚至还在青春时代就己直觉到生存之网上的真理，大学时代的他曾在致友人波拉克的信中哀叹：

    布拉格没有放开我们俩，这个老太婆有钓爪，我们只得顺从。

    在生命弥留之际，卡夫卡还将明白一个最惨淡、也最伟大的真理：他自己也是生活的一员代表，如此而已。也许他早就明白了，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己。无论如何，这是后话。就眼下的讨论而言，我们终于能透彻地明白，为什么卡夫卡要说“一切障碍在摧毁我”，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让他作品中的人物说“在每一幢住宅的楼顶上都有法庭的办事机构”！这就是为什么他终生都在谈论“罪”，谈论无处不在、无可逃避的“审判”。卡夫卡在这里所达到的是生存论的最终结论。对于这-结论，不同的生存论思想家按自己的方式纷纷作出自己的表述：克尔恺郭尔的“实利主义人格的牢狱”、尼采的“善的骗局”、弗洛伊德的“常态神经症”和“生活的更大的不幸”、海德格尔的“牵挂结构”、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莱恩的“他们”、拉康的“他者的话语”、后现代批判的“超级成瘾系统”、佛教的“六道轮回”、基督教的“原罪”，等等，不一而足。而卡夫卡则更极端地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为“杀人犯的行列”，他说：

    写作就是跳出杀人犯的行列，这是写作中存在着的值得注意的、神秘的、危险的、也许像是得救的安慰写作是对事件行为的观察。这样一种写作所凭借的，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观察，较高而不是较尖锐，而且级别越高，就越是远离“杀人犯的行列”。

    这样一种比喻令人想起中国作家鲁迅的说法：翻开历史的每一页，满篇都是“吃人”二字，以至谁也不敢声称自己没有吃过亲妹子身上的肉。只不过在鲁迅看来是中国封建时代特征的“吃人”现象，在卡夫卡看来却是人类生存之网上的普遍特征。如此这般的生存之网，让所有未曾参透的人如此这般生活着，无意识地履行着“生活的代表”的职责，身不由己地成为拉康所谓的“他者的话语”，成为勒维纳斯所谓的“他人的人质”在真实的意义上成为“生活世界”大舞台上的演员，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无一不受到伤害。

    5·绝望

    很难想象，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个人，觉悟到这一切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更准确的说法恐怕应该是，觉悟到这一切的人，在日常意义上多半是一个“消极”的人。不管怎样，卡夫卡与这一切之间存在着血肉模糊的关系，这样一个人不大可能具有什么“积极”的生之欲望，他的生之欲望多半表现为某种“消极”的形式。对此，他作了如下极端的表述：

    [我]多么愤怒地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我将使自己同所有的人隔离，直至麻木。把所有的人当做敌人，不同任何人说话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

    这颇有点像佛教所说：茫茫苦海，唯觉能渡。只是，卡夫卡的“觉”还只停留在认知水平上。他血肉模糊的心还无处安顿。如果找不到一条独特的路，他就只能面临两难：或者杀人，或者跳出“杀人犯的行列”而自杀。在认知水平上，这显然是卡夫卡所感受到的又一形式的“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或又一形式的“或此或彼”。检阅卡夫卡的曰记和书信，“自杀”一词或有关自杀和死亡的意象出现频率之高，令人震惊。

    1909年4月：“我记得很清楚，有人自杀未遂，落得终生残废。一个人只一瞬间就完了，又必须立即开始，在这种学习中掌握这可悲世界的中心。”

    1911年12月25日对准窗户冲过去，在窗棂和玻璃的破碎中冲出窗外，在耗尽全部力量之后软绵绵地落到窗下的墙边。”

    1912年3月8日：“前天因为工厂之事受指责。然后整整一个小时都躺在沙发上想怎样跳窗。”

    1912年3月18日我时刻准备赴死。”

    1912年10月：“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像平时上床之后从窗口跳出去，或者在未来的14天中每天到工厂和妹夫的办公室去。”

    1912年10月：“我在窗边伫立许久，贴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么一阵冲动，用我的纵身一跳来叫桥上的关税征收员们吓一跳。”

    1912年10月8日：“……我恨他们所有的人……但是这种恨——矛头又冲着我来了——更多将在窗外了结，而不是躺在床上。”

    1912年12月29日小时候，我不只一次在夜晚站在窗前，玩弄窗把手，我觉得打开窗子把自己扔出去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1913年5月4日不停地想象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体内，切着很薄的片，它们在迅速的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

    1913年7月21日[想象]脖子套上绞索，被某人毫不在乎地从底楼窗口往上拉，血肉模糊，穿过所有的天花板、家具、墙壁和顶楼，冲破屋瓦时，我身体的残余部分也散落了，只剩下空空的绳套。”

    1913年8月13日昨天傍晚在望楼上，在星空下。”

    1913年8月15日：“一夜痛苦直至早晨，眼前只有跳窗一条路。”

    1913年10月15日：“绝望。今天下午处于半睡眠状态：最后疼痛真的要炸裂我的脑袋。在太阳穴。我在想象中真的看到一处枪伤，而洞口边缘往里翻，就像被猛烈撕开的罐头盒。”

    1913年9月2日：“我真正的血亲是……克莱斯特[等人]……然而，只有当克莱斯特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必然性而在万斯湖畔开枪自杀时，他可能才成为唯一找到正确出路的人。”

    1914年2月14日我自己在半睡眠的状态中已经设想过一次这样的场景……走向阳台，被从各方面赶来的人抓住，我挣脱了，这个时候一只一只的手不得不停止了动作，我就会越过阳台的栏杆。”1916年7月6日[想象]从高高的窗户跳下去，但掉在了被雨水湿透而变软的土地上，撞击在这地面上还不致于死去。闭着眼睛没完地打滚，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1917年9月我只能完全信任地献身于死亡。”

    1917年11月中旬：

    我在城里，在家庭里，在职业、社会、爱情关系……现有的或争取建立的人民大家庭，在这一切方面我未经受考验，而这一点是我周围的人谁都没有遭遇过的·……我不想夸耀自己伴随未经历过的这种生活而来的痛苦……痛苦毕竟太大了，简直令人忍受不了。换句话说，如果痛苦不太大，那么它至少太无意义(对生活的阴暗面也许可以问一问它的意义）。也许从童年时代以来在面前的下一条出路不是自杀，而是自杀的念头。我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可以想象到的怯懦使我没有自杀，而只是考虑到这样结束一生未免毫无意义。我想：“你一事无成，就想自杀吗？你怎么敢起这样的念头呢？你可以自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你不必自杀。”等等。以后我又渐渐地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想到自杀。如果我撇开那些令人迷惘的希望、幸福的孤独状况、夸大其词的虚荣心（我只有活着能忍受痛苦时，才能偶尔做到“撇开”），思路明确，那么我面临的情况是，悲剧的生活，悲惨的死去··

    可以这样说，父亲所导致的生之恐惧极度地压抑了卡夫卡的生之欲望，并引发他的“婚姻综合症”和婚姻上的“阳痿”。卡夫卡自己当然完全清楚这一点。“你要求得到证明，马上就有父亲的诅咒为证。”卡夫卡深知，父亲跟所有人一样，其实也是生活的受害者。作为犹太人，父亲更是深受其害，本质上跟他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失败的儿子”，换句话说是自己的兄长，只不过“可怜地、充满嫉妒地尽力使他的弟弟在决战中动摇”正像他在恋人密伦娜面前对犹太人命运的哀叹：“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叫恐惧。”父亲至多不过因恐惧而放弃了犹太信仰中可能存在的得救希望，成为“生活的代表”，而且只是作为可怜的犹太人无意识地代表着生活，不幸亲手“阉割”了卡夫卡，让他提前在精神上走到人生的尽头。对此，一位诗人深有感悟：

    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莎士比亚眼里的世界正是帕斯卡眼里的世界，与卡夫卡的世界大致相同，是一间牢房。在这牢房里每天都在死人·莎士比亚迫使我们看到生活中残酷的非理性的力量……他并不比卡夫卡做得差。……然而，在莎士比亚的芊房中，那些牢友……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完整无缺，到死方休。与此不同，在卡夫卡的牢房中，在死刑判决被执行之前很久，甚至在邪恶的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之前很久，某种可怕的结果就已强加在了被告身上。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他被剥夺了作为人的一切，只剩下抽象的人性，就像他自己的骨架，像一具骷髅，那是绝不可能作为人的。他没有父母，没有家，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承诺，甚至没有嗜好；而很可能伴随着这些人生内容的权力、美、爱、智慧、勇气、忠诚、名誉、骄傲等等，都与他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

    6·象征的胜利：文学的召唤

    然而人们常说，上帝不会偏爱、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当人走到尽头，而且只有当人走到尽头，存在的奥秘就会向他显现。从心理学上说，人在绝境中可能会爆发革命性的能量转换，对此卡夫卡认识得很清楚：“我头脑中有着庞大的世界。然而，如何解放我自己和这个世界，而又不被撕成碎片？”正像刚才那位作者所说，惟其极度的压抑，惟其生之欲望的“阉割”，一个人才有可能退到生存之网的边缘，认清生活的本性，包括认清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的本性。这时候，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就变成了一个象征，并因而让位于卡夫卡象征的胜利。这就是卡夫卡在他的短篇名作《论替喻》中希望告诉我们的道理：

    许多人抱怨说，智者的话只是一些譬喻[即象征]，但在日常生活上却用不上，而我们只有这样的日常生活。

    关于这一点，有人曾经说过：“你们千吗要抗拒呢？只要你们照着譬喻去做，你们自己也就会变成譬喻，这样就能摆脱日常的操劳。”

    另一个人则说：“我敢打赌，这也就是一个譬喻。”

    头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是很遗憾，只是在譬喻方面[赢了]。”

    头一个人说：“不，在实际上在譬喻方面，你却输了。”

    卡夫卡看得很清楚：“世界的不正常关系好像令人宽慰地显现为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关系。”但他一点不存幻想，他深知人际关系一个最大的秘密：数量上的优势可以把本来不正常的变成“正常”，而本来正常的反而成为“反常”。历史就是数量上占优势的人作为“生活的代表”对少数人的压抑、“阉割”或“审判”。这就是历史的“暴民心理学”，由此形成他眼中这样一条悲剧性真理人类的发展——死亡力量的增长。在这样的历史实际中，作为绝对少数的“最瘦的人”，他无法、也不想争取什么胜利——除了象征的胜利，这是他唯一有可能的、也是他内心真正希望的胜利。这大概构成了他“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他唯一“消极的”生之欲望：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的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他没有作“积极的斗争”，然而，他仍在斗争，以“黑洞”特有的方式斗争：向“父亲”所代表的“积极的生活”作“消极的”斗争：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有些人感觉到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执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说我有点儿漫不经心，可是不多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斗争得比其他人多。大多数人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就像在做梦时挥手赶走某个现象那样，可我确实是挺身而出，经过对如何充分利用我所有的力量的考虑而斗争着为什么我会从这看上去闹哄哄，可是一涉及这方面就静得让人害怕的人丛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现在会被列在头号敌人的表上呢？我不知道。过另一种生活让我感到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上把这种人称为天生的战士。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并不渴望胜利。并不是作为斗争的斗争给我带来快意，它只是作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给我带来快意。作为这么一种东西它给我的快意比我实际上能够享受到的多，比我能够奉献的多。也许我将不是在战斗中，而在这种快意之中沉沦。

    “我的与父亲搏斗的希望是一幅绚丽的夜景”。而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夜景呢？

    深深地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人们都睡着了，认为他们正睡在房间里，睡在安全的床上、可靠的屋顶下，平躺或蜷卧在褥垫之上、睡单之中、毛毯之下。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可是无害的做作、天真的自欺了。事实上，正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都挤在了一起，挤在荒郊，挤在野外一块宿营地上，不可计数的一大群人，一大群平民百姓，挤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曾经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臂，脸朝着地，安详地睡着。而你正在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一根从你身旁柴堆中捡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

    正是在希望的夜景中，卡夫卡的象征以其独有的自明性呈现在我们眼前：那是生存之网边缘上的守夜人，是从人群中抽身而出的写作的人，是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绝望、另一只手写下废墟中之所见的人，是文学，是他自己。

    卡夫卡的一生是殉道于文学的一生，是“肉身成言”的一生。他的生命是文学的“活祭”、文学的象征。

    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我就是文学组成的，除文学之外我什么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卡夫卡将在“他的-文学存在”(sein)中“成为父亲”。在本书以下的内容中，我们将随着他一道进入文学。在那绚丽的夜景中，我们将跟他一道遭遇一些什么样的罪愆、苦难和希望呢？不要忘了，眼下的我们正站在1919年年底这道卡夫卡人生的分水岭上，这道分水岭也是卡夫卡作为文学和思想大师的里程碑。放眼望去，无论后顾还是前瞻，卡夫卡生命的天地间处处风云惨淡，没有几缕明亮的阳光。千回百转的来路上，三次失败的婚事，一道肺结核的“伤口”，竟成他青春时光的主旋律，黯然和污秽了他早慧的生命。未来的地平线更是凶多吉少。毕竟，象征是象征，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生存之网上，卡夫卡永远是输家，这是因为象征也有象征的命运，象征必须以现实为背景，恰如他自己所说恶是善的星空。”即便是文学象征的自由天地，其自由也仅仅在象征意义上成立。“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这句箴言也适用于他文学象征的世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己的肉身就属于现实，在这肉身上结着爱欲(eros)之果。而爱欲是什么？如果指向现实，它意味着性爱与爱情，那是“剪不断理还乱”，那是“血肉模糊”！尤其对于一个青春生命，无论其怎样“消极”，都是如此！更何况生存之网上尚有无法赎回也无法逃避的“原罪”。在生存之网上，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只要你生存着，那么“罪愆总是公然来临，马上就会被感官抓住。它归结于它的许多根子，但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来不可的”（箴言101)。爱欲如果不指向现实，那么它又是什么？对于自认为“由文学组成”的卡夫卡，这就是问题令人难堪的一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爱欲就是文学创造力的源泉！

    套用一句“陈词滥调文学不可能脱离生存之网！相反，无论自觉不自觉，文学必然会全面地把生存之网上的消极事物“狠狠地吸收进来”(包括吸收自身日常意义上的人格弱点和心理弱点)——这本是爱欲的本性！看来，卡夫卡真有先见之明、自知之明！他一定知道文学与爱欲无法不纠缠不清、血肉模糊。也许可以这样说：爱欲是文学的原罪。其实，爱欲在某种象征意义上本来就是“原罪”，而在包括犹太教在内的许多高级宗教看来，它就是原罪。在爱欲的问题上，我们尤其不能忘了卡夫卡问题同时也是犹太人问题。我们大概还能记起汉娜·阿伦特对卡夫卡现象的聱告：不理解犹太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卡夫卡。无论就象征还是现实而言，卡夫卡的肉身是犹太人的肉身：而对于犹太人，除开深不可测的苦难，就是深不可测的原罪。我们大概还能记起马丁·布伯对犹太民族基本问题的揭示：“其生存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敬畏的和创造性的矛盾就在于：她的两重性。”那是虚假与真实、丑与美、淫荡与贞洁、欺骗与直面、狂热与胆怯等等对立面的矛盾统一，落实到卡夫卡身上就是我们在导言一开头就谈及的那个“卡夫卡旋涡”：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任何朝向这个“犹太人旋涡”的俯视，都足以令人头晕目眩。让我们最后来看看卡夫卡关于这方面的自我表述。在达到了1919年年底的大师境界之后，几乎紧接着《致父亲》这场“精神事件”，他在与恋人密伦娜的“爱情事件”中写道：

    关于污秽，为什么我不能对它——我唯一的所有物（这是所有人唯一的所有物，只是我对此知道得不很确切）再三谈论呢？由于谦虚么？哦，这倒是有理的借口啦？

    他认为不仅恐惧与罪是世界和人的本性，污秽和肮脏等也是，而疾病则是世界的隐喻，它们与性、与爱杂揉难分。在向密伦娜大谈恐惧与罪的同时，他也会大谈污秽与肮脏：

    “对某种让人有点反感、痛苦的肮脏的事情的渴望往往把我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即使在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也有某种东西在作怪，某种淡淡的难闻的气味，某种硫磺味，某种地狱味。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我……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

    “我生活在污秽中，这是我的事情。……通过你，我对我肮脏的意识看得更加清楚……这使恐惧的冷汗渗满我的额头……”

    “有些人能够共同度过晚上或早晨，而有些人则不能。后者的命运我倒觉得不错。他们肯定或者可能干了些不好的事情。……这污秽的一幕主要来自他们的陌生的存在。这是人间的污秽，是一个从来没有住过的、现在突然被打开门窗的住房里的污秽。”

    “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

    就在与密伦娜的爱情（跟他所有的爱情一样“血肉模糊”）结束后不久，卡夫卡用几乎跟马丁·布伯完全一样的语句，明确表达了自身的犹太民族二重性：

    在我身上也一样，都有这种卑鄙的、肮脏的、温和的、耀眼的思想。

    不管怎样，卡夫卡自己关于“肮脏”的讨论对理解他的人格和命运有着重要意义。其实，卡夫卡自己最理解这其中的意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向青年朋友雅努施谈道爱情总是在污秽的伴随中出现。”不仅如此，人们往往在尚未成熟时就被污秽的东西所污染，而成为生活的牺牲品，因而“一个男子的痛苦表情常常只是凝固了的儿童的迷惘难啊……通向爱的路总是穿越泥污和贫穷。而蔑视的道路又很容易导致目的的丧失。因此，人们只能顺从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路·也许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到达目的地。

    目的地是什么？它就是文学、是卡夫卡的“他的-文学”或者还可能是别的什么？例如信仰？让我们铭记这个问题，也铭记刚才那样一些提醒，首先跟卡夫卡一道进入文学象征的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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