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族

    1·一个永世流浪的民族

    公元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当时的奥地利行省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母都来自世代相继的犹太人家庭。

    卡夫卡出生的地方

    卡夫卡是布拉格的犹太人，这对于后来者的理解是否重要？他血管里的犹太人之血是否决定或影响着他的命运？他的生命是否因此而特别呈现某种“单数性质”？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首先要回到远远近近的往事中去。

    耶稣纪元70年，亦即公元70年，犹太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付之一炬。这把大火点燃了一个绵亘一千八百多年的血泪象征：犹太民族的历史大流浪。

    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开始流落他乡，三百多年后罗马帝国的崩溃又加速了这一解体的过程。大批大批的犹太人乱世流离，向北迁徙，进入基督教地区，特别是今天的中欧和东欧地区。他们异样的容貌和语言、与众不同的神秘生活方式和信仰，引起当地人的疑虑、恐惧和排斥。他们无法融入当地人的文化，只能生活于各个自发形成的犹太社区之内，处于“生活的边缘”，饱受歧视和伤害。犹太社区多数类似于贫民窟，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艰辛的积累，也逐渐发展出不少繁华的商业中心。

    1096年，基督教世界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犹太人也随之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一位基督教神父的一席话代表了当时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容忍对于基督来说比穆斯林有害1000倍的异教徒(犹太人)在我们中间存在，那么我们耗费和损失大量钱财乃至生命，奔赴世界的另一端去同撒拉逊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作战有什么意义？”数十万毫无军纪可言的十字军横扫莱茵河畔和多瑙河畔的犹太社区，许多犹太人惨遭杀害，财产被掠夺一空。

    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于稍后的1144年。在3月的耶稣复活节里，英国诺里奇(Norwich)的人们在郊外丛林中发现了一具男孩尸体，流言迅速传遍英国和欧洲，称该男孩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嗜血本性的牺牲品，狂怒的人们一把大火烧掉了诺里奇的犹太社区。从那时起，800年间，大大小小的迫害事件层出不穷，如1171年法国的博伊西（Blois)的“犹太人嗜血案”事件，以犹太社区被焚而告终；1179年和1215年的第三、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定对犹太人进行强制性隔离；1298年弗兰克尼亚(Franconia)洛汀根(Rottingen)的“褒渎圣饼案”，40个犹太社区被洗劫一空；1348-1351年黑死病大瘟疫期间的“犹太人投毒案”，欧洲境内350个犹太社区被大火夷为平地，其中包括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地60个大型繁华社区！当然，如现代人所知，犹太人不幸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达到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短短数年之内，600万犹太人死于卡夫卡的奥地利同胞希特勒之手~~其中包括本书主人公卡夫卡所有当时尚在世的家人，以及他生前一位重要的恋人和另一位曾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的女友！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标志的种族大灭绝，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犹太人历史命运的浓缩象征！

    而浓缩的文学象征则来自海涅，这位犹太天才，用令人震撼的笔触描述了犹太人宿命般的悲哀：

    我一边四处寻找老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一边全神贯注地观察所有犹太人的苍白而表情痛苦的脸，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发现，可惜我不能不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在同一天，我曾访问过圣卡洛疯人院，而现在在犹太会堂里，我忽然发现，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闪烁着同一种悲苦的、半凝视、半游移、半狡猾、半呆痴的目光，它就是我刚刚在圣卡洛从疯人眼中曾见到的。

    ……尽管我在威尼斯的犹太会堂四下寻找，但无论在哪儿，我都没有看见夏洛克的面貌。可我仍然觉得，他就隐藏在那里，在任何一件白色的长袍下面，他的祈祷比别的信徒更热忱，狂热、激烈的祈祷声直向严酷的神王耶和华的王座上升！我没有看见他。但是，临近黄昏，按照犹太人的信仰，当天堂的大门关闭，不再进行祈祷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里面滚动着泪水，好像不是从眼睛里哭出的。……这是一种连石头也会为之生出同情心的啜泣……这是只有从保存着全部苦难——1800年来一个备受折磨的民族所承受的苦难——的心胸中才能发出的哀号……这是一个精疲力竭而倒在天堂大门之前的灵魂的喘息……这个声音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仿佛曾听见它充满绝望的哀叹：“杰西卡[夏洛克所失去的女儿]，我的孩子！”

    同样令人震撼的、异曲同工的描述则来自本书主人公卡夫卡：

    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站在这一切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有威胁在威胁着他们·”

    面对您[卡夫卡的恋人密伦娜]24年的基督徒生涯，我的38年的犹太人生涯说道：……你38岁，已如此疲倦，这怎么可能是年龄造成的呢。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根本不是疲倦，而是不安，是在这随处有失足之虞的地球上害怕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因而你总是双脚同时悬于空中；你不是疲倦，而是唯恐在这巨大的不安后面将有巨大的疲倦跟随而来(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而这种巨大的疲倦就像是痴呆的凝视，说得更好一些，就像卡尔广场后面的疯人院里常见的那样。

    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此处它的含义是：是不是犹太人，这是一个问题！

    要理解卡夫卡那“复杂得要爆炸”的生命，我们不得不从他的“犹太之根”谈起。

    只是“犹太之根”并非某种单一的线索，它是一个复杂的“根系”，其中包括近代欧洲，尤其是中欧犹太人的生存斗争史，以及卡夫卡父母双方家族的渊源。

    2·中欧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问题”

    海涅死于1856年。这位天才的德国犹太诗人崇拜拿破仑，因为后者曾禀承法国大革命的人权精神，推行了一系列解放犹太人的重大举措，如召开中断了近1800年的世界犹太大会、撤销对犹太人的隔离、确认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应该说，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并非针对犹太民族，而是法国大革命精神使然，但这在客观上解除了捆绑个性和思想的桎梏，启发和解放了犹太民族先知先觉者的热情，在科学民主日益昌盛的19世纪，点燃了整个犹太民族自我拯救的火种。1862年，即海涅死后6年、卡夫卡出生之前21年，历史上第一部犹太复国主义着作《以色列的复兴》在中欧的德国诞全，虽然它的思想要40年后才被普遍认可，但在当时却无异于暗夜中的一缕烛光。20年后的1882年，即卡夫卡出生之前一年，另一部里程碑式的犹太复国主义着作《自我解放》问世。1896年，当卡夫卡尚在接受中学教育的时候，他的奥地利同胞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尝试》一书。这本薄薄的小书系统阐述和论证了犹太复国的可行性，后来发生的历史进程表明，它标志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开端。短短7年之内，赫茨尔以殉道者般的热情和精力，和别的参与者一道召开了6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推出一系列重大政治行动，把犹太复国主义从一种最初的理想变成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而结束了此前自生自灭的状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和增加，犹太复国主义己传遍欧洲和美国，并传播到智利、印度、新西兰、西伯利亚等遥远的角落。

    赫茨尔于1904年以44岁英年早逝，他早就预见到自己的死亡，而不惜用生命来换取“世界历史的开端”。他说，犹太民族无法承受任何等待和拖延！导致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当时“中欧，尤其是奥地利背景”下犹太人的生存处境。

    几个世纪以来，中欧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霸史。这两个德语民族明争暗斗，此起彼伏，都想夺取对德意志诸邦的领导权。最终结果，普鲁士在1866年的“七周战争”中击败奥地利，兼并德意志诸邦，将奥地利排斥在外，建立了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主要出于与普鲁士对抗的目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于1867年组成了奥-匈帝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因战败而解体，其疆域碎裂为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国，大致回复到几个世纪之前的版图。这一问题也牵涉到卡夫卡：他在1918年以前是奥地利作家，但1918年以后就成了捷克作家。

    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战争格局，使奥地利境内犹太人的生存尤为艰辛。历史上，奥地利属古罗马版图，其境内犹太人源远流长，自古受害深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反犹势力向来嚣张，卡夫卡的奥地利同胞希特勒正是在这里度过一段青年时光，并因而成为一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让整个维也纳近20万犹太人只剩下3500名幸存者！更复杂的情况则见于卡夫卡的故乡波希米亚，这个奥地利治下的行省是奥地利犹太人的主要栖居地之一，它像把楔子插在德意志中部，靠近普鲁士。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以及德意志诸邦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波希米亚是首当其冲的“是非之地”，混居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等等。这些人讲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捷克语、德语、依地语·……大而无当的奥-匈帝国日益衰弱，各类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曰益激化，捷克民族主义者正在竭力反抗帝国的统治。由于帝国早先采取了若干有利于犹太人的政策，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倾向也因此升级，暴力行为随处可见。特别是卡夫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犹太人只能在政治、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冲突的夹缝中生存。

    犹太人生存难，奥地利的犹太人生存更难，而奥地利的德语犹太人，其生存处境则又难又微妙。奥地利德语犹太人往往靠近文化阶层，内心敏感，因而生存处境更为复杂，显得难上加难。卡夫卡一类人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作为犹太人，他们当然要遭受一切人——包括反犹主义的基督徒、日耳曼人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作为德语犹太人，他们尤其要遭受日耳曼反犹主义者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在当时布拉格的几十万人口中，德语人口不到十分之一，其中德语犹太人更是寥寥可数，其惶惶不安的现实和心理状况则不难想象！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赫茨尔所忧虑的“中欧和奥地利背景”下犹太人的生存处境。换句话说，它主要意味着中欧，尤其是奥地利德语地区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对此，赫茨尔还使用过另一个词“犹太人问题”。几十年后，另一位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把“犹太人问题”和“卡夫卡问题”联系起来：

    这里涉及到的就是自从1870年代或1880年代起就被称为犹太人问题，并仅仅在那些年代说德语的中欧地区以那种方式存在的那些问题。……在这儿我们无法跳过它，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不可能理解卡夫卡……

    3·马丁·布伯

    卡夫卡出生之前五年，他的另一位奥地利同胞马丁·布伯在维也纳诞生。这个人后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犹太大思想家、与赫茨尔一样举足轻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不同的是，赫茨尔代表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布伯则代表着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布伯在一系列演讲中满怀激情地指出，如果犹太人的努力只是表现为对外界苦难的反应，他就没有真正存在，没有为自己存在。犹太人必须从自身源远流长的血脉中吸收伟大的真理，并因此而存在。然而与此同时，布伯并未忘记犹太人的“原罪”，他以犹太教的原罪思想为依据指出，在向自身内部寻求的同时，犹太人切切不可忘记自身的二重性：

    “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或者是戏剧演员，或者是真正的人；既能拥有美，又能拥有丑；既淫荡又寡欲；既是搞子或赌棍，又是狂热者或胆怯的奴隶——犹太人就等于这一切·”……这些话概括了我所认为的犹太教的基本问题，其生存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敬畏的和创造性的矛盾就在于：她的两重性(dualism)。

    正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让犹太人遭受着“永惧的分裂”，正因为如此，犹太人首要而根本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的灵魂中努力去追求统一性，并纯化我们的民族”，为此而像尼采那样“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这首先是灵魂的解放，是“成为人”。布伯特别强调，他所谓的“成为人”并非成为抽象的、普遍的人，并非逃避犹太人的不幸命运，相反，是要“以犹太人的方式成为人”。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犹太人将不再流浪，而是重返上帝应许的故土，找回那失去的恩典，回到所谓“原初力量”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创建一种社团，并通过联合起劳动和牺牲而使之坚固地确立起来·这个社团中的人们，在那难以言说的上帝的名义下，将来到体现其意志的锡安山[以耶路撒冷为象征的犹太人故土]。他们心中的神秘在不断地：展，超越了所有教诲和律法的范围，不过依然不可表达，没有定型，而原初力量的洞察力已经向他们开放，凭借它，那些不可表达的和无以定型的东西就能经历一种新的显现，那就是人类对神的响应，以及神圣与世俗的一致。

    作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布伯还特别强调了民族文学的意义：

    探寻民族文学和他们生活的深层奥秘这两方面共同的努力，将使拥有虔敬和无偏见认识的一代人，一步一步地沿着原初力量的路径走下去，就如同那种力量在过去的时代引导人们向前一样。

    布伯的思想源于犹太教的伟大传统，不逃避“原罪”，但又强调信仰的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充满得救的希望，不指向苦难本身，而是指向对苦难的超越，指向统一、行动和未来，指向人对神的响应、默契和一致，因而对年轻人充满了魅力，尤其对奥地利和中欧的犹太青年具有重要影响。布伯上述的一系列演讲作于1909-1918年，刚好是卡夫卡走向生活和写作的时期。最初的演讲中有三次（1909年即有两次)刚好就在卡夫卡的故乡布拉格，听众中刚好就有卡夫卡。卡夫卡没有直接谈到过布伯的人格和思想及其犹太复国主义对他的影响，他只谈到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赞同与否的摇摆。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至少就无意识的深层心理而言，布伯对卡夫卡影响甚深。在关于犹太民族性格分裂这一基本问题上，卡夫卡跟布伯看法一致，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犹太人身上“都有这种卑鄙的、肮脏的、温和的、耀眼的思想”。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访问布拉格，卡夫卡明确表现了在他来说罕见的热情，并在一系列日记中表达了对犹太民族文学的深沉抱负。与此同时，他开始关注犹太复国主义，在1912年2月25日日记中专门记载：“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布卢门菲尔德。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组织的秘书。”1913年9月8日，卡夫卡参加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按勃罗德提供的资料，此后卡夫卡“日益向犹太复国主义立场靠拢”。1914年春，他在柏林拜访了布伯。1916年，布伯创办《犹太人》月刊，成为中欧德语犹太人的中心论坛，对犹太文化在中欧和奥地利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卡夫卡从一开始就给这份杂志投稿，他的一首诗本来要在1916年第7期发表，后虽因故未果，但受到布伯的高度肯定，卡夫卡则对布伯的肯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珍视。接下来，他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责任感。1916年9月中旬，他婉劝未婚妻菲莉斯前往“柏林犹太人民之家”从事志愿工作，而布伯正是这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赞助人之一。他还多次就如何介入上述自愿工作向菲莉斯提出建议。4917年初夏，卡夫卡开始学习希伯来语9月，他被确诊患肺结核，人生重心发生重大偏移，开始考虑移居巴勒斯坦，继续学习希伯来语。也就在这段时间，布伯的《犹太人》连续发表了卡夫卡的作品，那就是刊于1917年第10期的材狗和阿拉伯人以及第11期的《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这段时间，卡夫卡也开始深入研读布伯的书，他认为这些书“都是特意用尖得不能再尖的笔正确而精细地写就……人们面对它们时，会不自觉地感到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书”1920年春，他告诉青年朋友雅努施，他“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小妹奥特拉提出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他鼎力支持。到1923年，他自己也开始正式计划移居巴勒斯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夫卡在曰记中对他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和使命作了几乎是深不可测的思考，随后写出《城堡》和绝笔《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借用他的终生好友勃罗德的话，这两部作品堪称“这一时代最具犹太风格的文献”。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复调艺术特征，对民族命运的沉思显然是他这一阶段作品中的主旋律，其深刻含义我们将在后面作出专门分析。

    无论如何，进入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日趋高涨，一批一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这块古称“迦南”的地方，据说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1908年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鲁平在耶路撒冷成立了“巴勒斯坦办事处”。到1912年，最悲观的犹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从“迦南”升起来的希望之光。1913年，民族图书馆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破土动工。1914年，特拉维夫作为一座新城开始萌芽。再过几年，一批中小型企业投入生产；一所艺术学校应运而生，雅法建立了技术学校和希伯来语中学，耶路撒冷则幵办了一所师范学院除己经峻工的民族图书馆外，这座历尽沧桑犹太圣城还拥有了两家希伯来文报纸、几家出版社、一个体育协会、一个戏剧社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当局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推行使用犹太民族古老的希伯来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场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有勇气渴望回归故土的犹太人，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筚路蓝缕、燃烧理想的时代。

    只是，所有这一切对于本书主人公卡夫卡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卡夫卡的生命太复杂，无论1800年来民族受难的苦痛，还是19、20世纪之交民族新生的悸动，都不足以提供理解他内心世界的理想背景。固然，对于理解“卡夫卡问题”，上述两种背景都不可或缺，尤其后者还埋伏着一般人意想不到的重大线索，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血肉模糊”的生存主体，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出什么特别的含义，这个“血肉模糊”的生存主体就是卡夫卡的家族和家庭。卡夫卡去世前3年，即1921年，他的犹太同胞和奥地利同胞弗洛伊德发表了一部重要的着述《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把家庭看做人类心理问题的策源地，用后来的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话说，弗洛伊德当时己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个人形成中的家庭情结”。卡夫卡知道弗洛伊德，但弗洛伊德肯定不知道，卡夫卡早在1919年就已经写成《父亲》，这封长达数万字的“家书”刚好探讨了所谓“个人形成中的家庭情结”：弗洛伊德也不知道，卡夫卡一生关于“家庭情结”的研究有多么深刻，虽然不那么系统，但就其穿透力而言，并不逊色于弗洛伊德毕生努力所成就的境界。

    （第二节）家世

    1·父辈的艰辛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呱呱坠地之时，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已经31岁了。生活让他扮演父亲的角色，是难还是易？多年后，他的儿子卡夫卡指控他做父亲不称职。他，赫尔曼·卡夫卡，一位成长于19世纪后半叶的犹太人，与生俱来禀有若干优秀素质：粗野的生命力、非理性的内驱力、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金钱和地位锲而不舍的专注和执着……凡此等等让他因而有能力与社会不公与贫穷困苦殊死搏斗，拼命杀出生存血路，跻身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然而，人们说得好，生活不会白给你什么，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赫尔曼所有的优秀素质似乎无法兼容必要的温和与细腻，这导致了他日后作为父亲最大的缺憾：未能保证儿子卡夫卡童年乃至一生的幸福。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太感意外，因为赫尔曼自己刚好就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

    犹太人怎么会有幸福的童年！赫尔曼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是九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跟着贫穷的父母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他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甚至能够用大脚趾挑起-麻袋面粉，就充分发挥“特长”做了一名屠夫。本来，按照统治者历来对犹太人的苛刻法规，雅各布作为老二没有结婚的权利，幸好那一年恰逢一项优惠政策出台，改变了他的命运。雅各布赶紧结婚生子，加倍劳作，勉力维持一个来之不易的家庭。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患难与共，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六个孩子，赫尔曼就是其中的老二。

    一家八口终年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却一个不落全部活了下来，而且六个孩子后来都像父亲一样，长成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像多年后卡夫卡对父亲所作的概括那样“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偶尔“脸上会绽出一丝特别美的笑容，谁都会陶醉”。奇迹大概源于卡夫卡家族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外加艰苦生活的磨炼。孩子们才开始长个头就为父亲分忧，拉车送货，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后来，赫尔曼总喜欢怀着既骄傲又自怜的双重感情，回忆当年小腿上战斗勋章般的冻疮和裂口，历数童年的艰难，表达对儿子卡夫卡的不满：“你知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七岁我就推着小车走南闯北啦。”“我们全家大小挤在一间小屋里睡觉。”“有土豆吃我们就喜出望外了。”“冬天我衣不蔽体，腿上的伤口好多年都不愈合。”“今天谁还懂这个道理！今天的孩子们懂什么呀！今天没人吃过这种苦！”后来，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十分成问题，恐怕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年四季这种半是自夸、半是责备的数落。

    数落归数落，事实归事实。赫尔曼终归不是一位窝囊的父亲，他并不喜欢吮舔幻想的伤口，他的本意主要是在提醒儿子生活的艰辛。他的儿子内心其实深谙此理。后来，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卡夫卡写下《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这是他的天鹅绝唱，跟过去别的作品一样，这“歌声”中的意向若有若无、难以捕捉、深不可测，只是有一道旋律格外引人倾听，那就是父亲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晃动着家族和种族双重的影子：

    我们(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围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疽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精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M岁那年，赫尔曼·卡夫卡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独自闯荡世界。按犹太法规，他差不多已是成年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位年轻的犹太小贩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形形色色的商品正涌向市场，新兴工业的摇篮波希米亚充满了机遇，市场经济在呼唤。在广大农村地区，零售贸易迫切需要干练人才。犹太小贩们精明而吃苦耐劳，他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其中不少人为日后显赫的富裕打下了基础。就在这一时期，着名德国作家魏菲尔的父亲经营起那时波希米亚最大的手套工厂，弗洛伊德的父亲在摩拉维亚开设了一座纺织厂。许多人从借贷获利发家，向更大的金融事业发展，或者像赫尔曼·卡夫卡一样，从起早摸黑、漂泊无定的行商小贩起步，逐渐成为较为大型的零售和批发经营商。

    总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迅速改变。这一事实有着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父辈创业”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以脱贫致富为目的的残酷竞争。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犹太中产阶级内部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兴资本主义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上帝已死”，人只能把自己托付给“生存竞争”的概念。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一阶段性的特点，与犹太人特殊的生存状态相叠加，决定了犹太人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并使得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随着本书的进展，我们还会不时想起赫尔曼·卡夫卡这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未来的卡夫卡会反叛自己的父亲，然而同时会在内心保留着深深的崇敬。这不仅因为他最终能体会生活的艰辛，也因为他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当然，母亲的血会融汇进来，使卡夫卡的生命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景象。然而他毕竟是父亲的儿子，即便在反叛父亲的斗争中，他也本能地充分运用了从父亲薪火相传的宝贵品质帮助自己，在与悲哀人生、疾病和死亡的相持过程中保持坚忍，保持铤而走险的勇气和力量，在文学的象征世界里升华、结晶成旷世遗产，进而在更深邃、更卓绝、更惨烈的寻觅中找到最后的希望——那就是犹太民族源远流长、深邃无比的信仰。

    然而这是后话。我们眼下还在民族、家族和家庭的历史中，跟父辈们一道领略着生命本质的悲欣交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整整有6年，年轻的犹太小贩赫尔曼·卡夫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乡村小道上风餐露宿，往返兼程。直到1872年，他被征入奥地利军队，服了两年兵役，晋升为中士。1874年，22岁的赫尔曼退役离开军队，前往布拉格，希望在那里找到幸运前程。他一如既往，艰苦奋斗，锲而不舍。8年过去了，他终于“三十而立”，不仅有了自己的商号，而且娶了一位殷实的犹太酿造商之女为妻。

    2·母亲的血脉

    赫尔曼娶到的新娘名叫尤莉·洛维，1856年3月22日生于波德布拉特。那座小城位于易北河边，主要居民为捷克人。历史上，在波希米亚地方类似波德布拉特这样的小城，居住着一些虔诚而乖僻的犹太世家，其中不乏离群索居的学者、受人尊敬的拉比和长老、医生、单身汉或别的什么人。在世俗社会眼里，这些人的人格常常表现为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显得行为古怪、举止反常、不谙事理、心不在焉、体质羸弱、神经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显得个性突出、特立独行、富于宗教情怀，关心精神生活和内心价值远胜于关心世俗利益。

    尤莉·洛维就来自这样一个犹太世家。后来，尤莉·洛维在回忆家族历史的时候，一直能追溯到她的外曾祖父，也就是她外祖父的父I那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整个家族中最虔诚也最有学问，乃至基督徒都尊重他。据说，有一次，一场大火把他家四周的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唯独他家的房屋完好无损。人们把这一奇迹归因于他超人的虔诚。这位传奇式人物的三个儿子，也都秉承了父亲的虔诚，其中一位虔诚到了极点，坚持要把犹太教的标记缝在衣服上以示忠诚，引得孩子们成群结队跟在后面搞笑逗乐。另一位改信了基督教，并成了医生。他们都死得很早，只剰下他们的哥哥有幸躲过各种灾难活下来。他就是尤莉·洛维的外祖父。这也是一位异常虔诚的犹太教长老，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学识也非常渊博，满屋都是藏书。他开了一家并不算小的商店，买卖上马马虎虎，对犹太教的事情却一丝不苟。这位长老终生坚持在易北河里游泳，天寒地冻也不例外。河面结了冰，他就在冰面上砸一个窟窿，再跳进水中。据说这一举动的真正目的并非出于健身，而是出于犹太教的虔诚。这位长老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是个疯疯癫癫的人物，女儿就是尤莉·洛维的母亲。与她疯疯癫癫的兄弟相比，这个女人也幸运不了多少，她29岁时便死于伤寒，身后撇下二儿一女：阿尔弗雷德、约瑟夫以及3岁的尤莉·洛维——后来赫尔曼·卡夫卡的妻子、本书主人公卡夫卡的母亲。

    尤莉·洛维的母亲病逝后，她的外祖母也因不堪这一打击而自杀身亡。然而有人揣测，她的自杀也许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她女儿死后女婿的再娶。不管怎样，这显然反映了卡夫卡母系家族的人精神和情感世界的虔诚、含蓄、丰富、敏感和脆弱。多少年后，卡夫卡来到这个世界上，满怀着来自母亲的洛维家族的血脉，它与父亲粗野顽强的天性不同，然而融汇在一起却形成卡夫卡独特的生命底色。如果说来自父亲的遗传更多地表现为韧性和爆发力，那么母亲给他的就是整整一个家族的虔诚、含蓄、丰富、敏感、细腻以及相应的脆弱。所有这些来自洛维家族的琪赋，如果站在卡夫卡生命的终点看，尤其是无比珍贵的恩典，因为它们不仅缔造了一个“肉身成言”的文学的卡夫卡，而且通过最终的虔诚，在信仰的奇迹中赎回了这个“肉身”，还给世界一个“言成肉身”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复活的人。当然这也是后话。

    尤莉·洛维的母亲刚去世后三年，她的外祖父也告别了人世。尤莉·洛维后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卡夫卡，她一生都无法忘记，她当时痛苦地紧紧抓住外祖父遗体的脚趾哭泣，同时苦苦哀求外祖父原谅她可能犯下的过错。这一早慧的举动也反映了卡夫卡母系家族的精神琪赋，同时大概还与尤莉·洛维的母亲死后父亲的再娶有关。母亲死后不久，她父亲就匆匆再娶卡夫卡母系家族的一位远房亲戚，成为尤莉·洛维的继母，并生下三个儿子：里查德、鲁道夫和西格弗里德。这样，尤莉·洛维未来的儿子卡夫卡就将有五个舅舅：大舅阿尔弗雷德，一生独身，平步青云，

    后来荣任西班牙铁道部总经理；二舅约瑟夫和三舅里査德都是殷实的商人；另外两个舅舅西格弗里德和鲁道夫则显得性格怪僻。西格弗里德一辈子没有结婚，外表冷冰卡夫卡的舅舅、单身冰，但骨子里职驰默、为人厚道、肝助人，他藏书丰富，并且喜爱户外活动，后来在特里希地方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卡夫卡最喜欢这位舅舅，日后常去特里希看望他。在卡夫卡所有的舅舅当中，鲁道夫舅舅性格最为古怪和内向，尤其是当他改信天主教以后，更显得“最难琢磨、过分自谦、十分孤寂、滑稽可笑”，而且跟后来的卡夫卡本人一样，这位舅舅也没结过婚，至死都是一位单身汉。

    这就是卡夫卡母系家族，即后来卡夫卡所谓的“洛维家族”的简史，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线索，日后将在他们的后代卡夫卡身上现出端倪。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洛维家族的人“神经过敏，富有正义感，但时常又显得局促不安”。后来卡夫卡身上局促不安、过分腼腆、懦弱胆怯的性格，应该说与洛维家族的血缘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血会诱惑我成为我的舅舅的新的体现。”他所说的舅舅就是性格最为古怪的鲁道夫舅舅。后面我们将看到，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卡夫卡反复比较“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自己和鲁道夫舅舅，认为两者的相似“令人惊愕不已”，并认为这就是自己不幸的根源：

    我有时把自己与R·[鲁道夫]舅舅聊以对比，结果发现我的道路距他并不太远……更多的区别几乎不会有。

    与O·R·[鲁道夫莫努]的相似，但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惊愕不已：两者都沉默寡言(我更少语)；两者都依靠着双亲(我靠得更多）；与父亲敌视，受母亲之爱(他更是注定与父亲一起过可怕的生活……）；两者都胆怯腼腆、过分谦虚……两者看上去都是高尚善良的人，关于这一点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据我所知在他身上也找不到许多（[恐怕不应该]将羞怯、谦虚、恐惧作为高尚和善良赞许……）；两者先是患疑心病，后来真的病了；两者作为世界上无所事事的人还养得颇好……两者都最单调地活着，……两者都近乎精神错乱……他是不是围绕着女人(跟自己)进行了斗争，我不知道(说他不好也不对）……我在他那里没有发现有关吝啬、妒忌、仇恨、贪欲的表现……他在某些个别的地方是我的漫画像，但实质上我是他的漫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不把自己与母亲比较。这也难怪，因为尤莉·洛维的性格与之完全不同。跟后来的丈夫一样，她的童年也未必幸福，3岁就失去生母，必然在深层心理留下重大创伤。另一方面，继母就是继母，此乃人之常情。父亲再婚后不久，全家便迁往布拉格。尤莉·洛维在布拉格长大成人，作为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女性，担起“代理母亲”的角色，像灰姑娘一样劳碌终日，父母却常常不是十分满意。然而，跟她后来的儿子卡夫卡相反，尤莉·洛维从不抱怨。她干练、大方，肯奉献，有凝聚力，五位兄弟成人后彼此疏于往来，但都与她保持着亲密关系。按卡夫卡终生好友勃罗德回忆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是智慧横溢的女人”·。当然，在这样的性格后面，她多半独自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她后来的儿子卡夫卡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思路，认为她在丈夫面前压抑自己，并未给他无条件的母爱，令他终生无法释怀。

    赫尔曼·卡夫卡的看法自然完全不同，他娶了尤莉·洛维。后来的事实表明，两人婚后患难与共，一生恩爱，这从1931年丈夫去世后尤莉·洛维写下的一张纸条上也能看出来：

    我亲爱的已故的丈夫出生在沃塞克……他在30岁那年娶了我，当时，我们手头只有一笔小小的款子，我们把它用来做买卖。我们两口子十分勤快，生意做得红火，渐渐地，我们有了一些小名声。我一共生了6个孩子，现在活在世上的，只有3个女儿了。长子叫弗兰茨，他的性格很软弱，但他的身体倒是挺壮的，他是1883年出生的；两年以后，我们又添了一个小男孩，他叫格奥克，他长得既健壮又漂亮，可惜，他在两岁时就得麻疹死了；后来，我们又有了第三个孩子，但是，他还没活到6个月，得了中耳炎，不久就死了，他叫亨利希·现在，我们的3个女儿都出嫁了，她们的日子都还过得挺顺心······

    就在写下这张纸条的前一年，两位年纪分别为76岁、74岁的老人回了一趟尤莉·洛维的故乡波德布拉特，并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两位老人在开满鲜花的路旁相依并肩缓步，脸上带着一种不敢说是幸福、但肯定可以叫做安详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是微笑，但隐含着什么微妙而令人心碎的不可言述之物。背景上繁盛而又朦胧的鲜花、赫尔曼·卡夫卡的满头银发、尤莉·洛维如修女打扮的黑色衣帽，加深了那种难言之感。两位老人的脸显露相似的特征，下颚坚强，上唇坚忍地抿住。尤莉·洛维微微蹙着眉头直视镜头，她丈夫则以一种温和而略有些依恋的眼光望着妻子脚下前方的地面。他的手在身后握着手杖，高髙的身材仍然透出优雅。整个画面的气氛让人想到他们的一生，让人感到他们曾经苦熬，而且，他们熬过来了。往前12年，他们和人类一道，熬过了就从他们国家境内点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往前6年，是他们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忌日。3个儿子都死在他们前头。往后3年，另一位在生下来时差点也死去的奥地利人将当上德国的总理，建立所谓“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年，弗兰茨·卡夫卡不过6岁，正天天被厨娘送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的那所小学。这个人后来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集中营里，两位老人的3个女儿将作为犹太人悲惨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的儿子生前一位重要的恋人也将在那样的集中营里坚强地“挺住”，并在一次肾脏手术之后不幸罹难；另一位据称与儿子有暖昧关系的犹太女友也死于一名德国士兵的枪托之下……不过那后来的一切他们都无从知晓：赫尔曼·卡夫卡和尤莉·洛维先后亡故于1931年和1934年。

    （第三节）身世要览：《致父亲》及其他

    1·一个说明：卡夫卡的“心理事实”

    让我们来关注卡夫卡自己的身世，包括他的基本生活经历、主要人际关系、重大心理创伤、性格特征、身体状况等。然而在此之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略作探讨，那就是如何理解卡夫卡自己的主诉，尤其是他在日记中的记录。他在日记和部分书信(尤其是致恋人的书信和着名的·父亲》一信）中大量谈及自己的身世，然而他的主诉往往与他人所述不尽相符。例如，正如后面大家会大量看到，按照他的主诉，父亲在他心中没有多少光明面可言，然而与他和他的家庭交往一生的勃罗德却有不同的看法：

    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儿孙满堂的家庭……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千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本性的意义。

    卡夫卡青年时代在朋友们中间谈到父亲时常用“上面”一词，跟他对单位领导用“上司”一词十分类似，其中显然包含了勃罗德所说的崇敬之情，反映了他的“父亲情结”。在他于1914年与恋人菲莉斯第一次解除婚约之后，他向父母承认父亲自小是他模仿的偶像。据后来的恋人密伦娜透露，卡夫卡对生活中的成功人士充满敬畏之情，其中就包括他的“上司”，在谈到这样一类人物的时候，“他的脸由于敬重而放光”·这实际上就是他对父亲的敬畏使然。关于这一点，卡夫卡自己在书信中也有充分表露，他对所长罗伯特·马尔施纳博士的组织才能和工作能力高度钦佩，对他那“充满创造力”的语言能力十分惊讶，并因为所长的影响而喜欢上了“生动的捷克口语”。卡夫卡自己在工作中也是一把好手，例如，他的另一位上司欧根·普福尔就对他的工作能力感到“十分惊讶”。凡此种种反映了他的“世界情结”，本质正是他的“父亲情结”使然。

    事实上，卡夫卡对父亲的感情是崇敬加敌意的矛盾复合体，这在他的一个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梦中，他与父亲一道出行柏林，在一派大都市景象中，遭遇一面墙的阻挡，父亲身手不凡越墙而去，把他一人留在困境中，让他备受伤害。当他好不容易爬到墙头，父亲却身着皇帝的短上装向他飞奔而来，给他拥抱和亲吻。·应该说，卡夫卡对父亲的敌意是在他生命的某个阶段之后才开始日益强化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我心理诱导的结果，源于他以文学为中心的人生大策略。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另作分析。

    卡夫卡围绕“父亲情结”所表现的心理模式表明他心理上的分裂。卡夫卡的心理分裂为一个身体的“我”和一个内心的“我”，前者体现在人际关系的接触中，后者则主要体现在绝对内心化的日记中。例如，对他的几位上司，他在生活中表现的敬畏完全无法在日记中找到丝毫迹象，相反的不敬言论倒不时会偶露峥嵘。更典型的例子见于他与未婚妻菲莉斯的恋爱过程(“人际关系”）中，我们将看到，卡夫卡在这场恋爱中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伟大情书，无数个“亲爱的”、“最亲爱的”雪片般地自布拉格飞向柏林，然而与此同时，在他的日记中处处都是怨毒甚至恶毒的刻薄分析。

    在日记之外也有大量分裂的例子。例如，卡夫卡终生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然而他母亲却认为“他的身体倒是挺壮的”。真实的情况大概是，卡夫卡的身体并不强壮，甚至很瘦，身高1·82米，体重却只有60公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瘦的人”。然而，他这样的人在属于“神经质型文明”的布拉格和维也纳地区并不少见，尤其在世纪末一代犹太精英中更是常见，如马勒、里尔克、维特根斯坦、斯蒂芬·茨威格等。事实上，卡夫卡身体素质很好，否则他无法坚持长期的体育锻炼和严格的素食，也无法支撑多年的亡命写作、超高的写作标准（“在脑门上猛击一掌的书”、“劈开人们心中冰海的书”）、熬夜、上班、绞尽脑汁的思考以及神经症所引起的敏感、孤独、单身和禁欲、厌世（又要掩饰）、内心冲突和焦虑、失眠等极具消耗性和破坏性的折磨（其中每一条都是现代人所谓的“健康杀手”）。母亲心头明白，她心疼儿子，但拿他没办法，只好经常从侧面或通过旁人关心他。例如，卡夫卡与菲莉斯恋爱后，她曾写信给菲莉斯，希望她关心卡夫卡：“他睡眠不足，吃饭很少，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我担心，只有当上帝向他招手时，他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到那时为时己晚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母亲不幸言中。

    另一种必须引起注意的情况是，那些以为了解卡夫卡的人，其实并不一定了解他。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知道别人不了解自己，并常常在日记中记述有关情况，例如，28岁那年他曾写道：

    我从前的保姆……最近接连两次来看我。第一次我不在，这一次我想独自静一静，睡一睡，便让他们告诉她我不在。她当年为什么把我带养得那么糟糕？我当时可是个听话的孩子·现在，她在前厅跟女厨和女仆说我小时候很乖，脾气好·既然如此，她当年为什么没为我准备一个好的未来？……她眼下在想，我是一个高大健康的男子，年方28，喜欢回忆早年时光，一般而言不乏主见。然而，我现在被世界遗弃在这张沙发上，想睡，睡意却不来，来也只是一掠而过，膝盖因疲乏而疼痛，千瘦的身子为自己将要在混乱中崩溃而颤抖，对此崩溃我不敢想得太多，头脑中是可怕的痉挛。然而此刻，门外却站着三个女人，一个称赞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两个称赞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女厨说，我会直接——她的意思是说不会绕任何弯子——进入天堂，既然她这样说，那当然就会如此·

    不到一个月，他又在日记中记下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这一次对象是他的母亲：

    今天早饭时偶然跟我母亲谈到小孩子和婚姻的事，不过几句话，但我第一次明白了，我母亲关于我的看法是多么钱误和幼稚。她把我看做一个健康的年轻男子，只不过因为感觉自己有病而小受折磨，这种感觉会随时间而消失她想当然地认为结婚和生孩子自然会带来最好的结局，而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会降低，低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必要的程度。·

    无论卡夫卡内心对他人持有什么看法，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表现得极有教养和礼貌，因而总能嬴得他人的好感。上面关于儿时保姆的日记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他对待家中女仆的方式。卡夫卡对这位女仆有看法，但完全保持在内心，他外出休假或出差时给妹妹奥特拉写信，信中总是尽可能不忘记请奥特拉代他问候这位女仆，在请奥特拉代他问候其他亲人时，也特别叮嘱“当然也要以另一种口吻问候小姐(女仆）”。类似的情况在卡夫卡的日记和别的有关文字中并不少见。卡夫卡19岁那年，即1902年，父母为三个妹妹请来一位家庭女教师，她日后回忆道这位年轻人又瘦又高，待人诚恳，很少说话。讲话时他的声音平静、温和。他经常穿黑色衣服，有时戴一顶圆形的黑色礼帽。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兴奋的样子，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放声大笑。这是他人眼中的卡夫卡，与他曰记中的陈述相吻合。有必要指出，卡夫卡对写日记的意义有着十分清醒的看法，就在上一篇日记之后4天他又写道：

    坚持写日记的一个好处是，你清晰无误地意识到你持续遭受的变化，一般而言，你理所当然地相信、推测和承认这些变化；然而，当就要从这种承认中得到希望和平静时，你就会无意识地否认这种变化。在日记中，对于今天看来无法承受的情况，你找到证据，证明你从中活过来了，而且还四处打量，并写下自己的观察，写日记的右手就像今天一样运动；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或许比过去聪明一些，因为我们能回顾过去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而得以承认我们过去斗争的勇气，我们曾坚持斗争，哪怕仅仅出于单纯的无知。·

    两年后他又写道：

    读日记使我受触动。是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信心了吗？一切对于我都显得是头脑的虚构·别人的每一句话、每道偶然的目光，甚至已经忘怀的事、全然无意义的事，都会彻底颠倒我的内心世界，可以认为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卡夫卡：亲人面前的卡夫卡、朋友面前的卡夫卡、书信中的卡夫卡、日记中的卡夫卡，等等。一个卡夫卡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卡夫卡，最后形成他作品中那个“复调”的卡夫卡。当然，问题还可以简化一些：卡夫卡分裂为二，即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和日记中的卡夫卡。

    卡夫卡寄给恋人菲莉斯的照片。他写道：“实际上我的脸并不是扭曲的，只有在闪光灯下才显得这样。”

    如果把卡夫卡内心的“我”看成“真我”，那就是一个非身体的“我”，而他的身体的“我”则是一个“假我”。卡夫卡把“真我”藏在内心，用“假我”与世界打交道，或者说，卡夫卡用他的身体与世界打交道，而他的内心世界则与这个身体相分离，在一边冷眼旁观，常常表现得十分刻薄和怨毒。当然，卡夫卡自己会说，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专制暴政所导致的恶果，是他对人际关系的恐惧使然。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依赖人际关系，又对之感到恐惧，他当然就会分裂。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事实，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卡夫卡“受害清单”中，心理分裂就是其中的一项。然而仅就其所造成的后果而言，心理分裂使得卡夫卡就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悲剧之蛇，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幸分裂为两条相互咬住对方尾巴的蛇。卡夫卡的日记提醒我们，在描述卡夫卡身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强烈心理作用的人，具有典型的神经症人格、分裂人格、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常人格”。他经常会无意识地“放大”事实，发展到后来甚至有意进行“放大”；他经常抱怨(某种意义上即“放大”），以至最后不得不就“抱怨”问题进行专门的思考。

    虽然卡夫卡这样的人格往往比“正常人格”更能洞察普遍真理，然而眼下我们描述卡夫卡的身世首先是一件日常意义范围内的任务，应该偏重常人的“事实”，而对卡夫卡独特的“心理事实”持审慎态度。在眼下的任务中，按道理我们应该尽可能绕开卡夫卡本人的主诉，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常常无法绕开。因此，我们对此作出充分的说明，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自己始终拥有权利保持某种幵放和保留姿态。从本书第二章开始，尤其是第三章，我们将会看到，卡夫卡自己完全清楚他自己的“心理事实”与普通人的“日常事实”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他其实是在有意地利用自己的“心理事实”强化(或者说“魔化”）这种区别，因为他需要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天地”。就此而言，他是一位天才的魔术师。在本书的有关讨论中，卡夫卡的主诉往往会被用做证据，说明他特有的心理机制如何与他成熟的人生观相呼应，支配他一步步走上后来的“卡夫卡之路”，并最终形成看似复杂、实质明彻的“卡夫卡问题”。

    2·生活：从老犹太城开始

    1882年9月3曰，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在布拉格旧城广场的一座饭店举行了婚礼。这年年底，夫妇俩张罗起一家批发店。下-年的7月3日，尤莉·卡夫卡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为纪念给犹太人带来好运的“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取名为弗兰茨·卡夫卡。七天以后，一位医生按照犹太教规为孩子行了割礼，为他完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肉身“符号化”，打上了既是肉体性又是文化性的种族标记。

    卡夫卡的出生地，底层角上的第一间房子。

    一家人最初的寓所选在一座犹太人杂居的大楼内。那是一座大而无当的中世纪风格的建筑，本是一所古老的修道院，后又改做剧院，十多年前才被改造成现在的样子。它位于旧城与新城结合部，大门外是一人片犹太贫民区，劣等酒馆和妓院一溜儿排开。在这样的地方安家可以省钱，也可以躲避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反犹骚扰。

    大楼里过道昏暗，墙壁潮湿，空气混浊，管道失修，居民成分复杂。一到夜间，老鼠出没，暗淡的烛光渲染出中世纪的气氛。在这里，卡夫卡幼小的心灵一定留下了各种难以磨灭的印记。多年以后，他向青年朋友雅努施谈起这个话题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早期心理所曾受到的严重压抑：

    那些幽暗的角落、神秘的过道、模糊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馆和关闭的餐馆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穿越新城宽阔的街道，然而，我们的步伐和目光却是迟疑的。我们好像在贫困的老胡同里那样，内心仍在颤抖。我们的心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卫生条件的改善。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不卫生的老犹太城比我们周围的清洁卫生的新城更现实。我们清醒地穿过梦境：我们自己只不过是过去的岁月的一个幽灵·

    这样的地方当然绝不是安家乐业的长久之地，只是家道初兴，恐怕还得以节俭为本，两相权衡，前后多次搬来搬去，最终仍没能搬出这“肮脏的旧犹太城”。结果，在大妹艾莉生下来并搬家之前，卡夫卡六年的岁月几乎全在这儿度过。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发生了两位弟弟不幸早夭的事件，卡夫卡当时四五岁的年纪，正是心理学上所谓“死亡恐惧”的形成阶段，其深层心理必然遭受创伤。无论如何，多年以后，卡夫卡抱怨不幸的童年毁了他一生，最初阴暗的生活氛围应该要负相当的责任。

    然而，真正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这个新兴的家庭正在奋斗的山坡上，大型批发业务正在将过去的零售生意取而代之。赫尔曼·卡夫卡赤膊上阵，来去匆匆，东奔西走，大量收购女式服装和百货，再转手批发给像他当年一样的乡下商贩。尤莉·洛维的主要精力则围绕着丈夫转。有什么办法呢·正如日后卡夫卡情不自禁的感叹：“你是犹太人呀！”犹太人要想摆脱不幸过上好曰子，

    除了流血流汗别无他路。这是一个“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世界，不做铁锤，就只能做铁砧，不争先，就恐后，人性和生存的法则就是如此，犹太人更是无可奈何。尤莉·洛维挑起“全日制”的重担，不仅独挡一面，还在业务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为丈夫排忧解难，白天在商店忙生意，晚上回到家里又要陪累了的丈夫打牌。儿子的生活和教育，几乎全部雇人负责。今天的读者不难想象小卡夫卡遭受了多大的创伤！25年后，快要三十而立的卡夫卡向恋人菲莉斯倾吐儿时的这段遭遇，语气中流露出深深的伤痛和遗憾：

    我是六个子女中最年长的孩子。在我之后是两个弟弟，还在婴儿时便因医生救治不当而病死了。于是我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直到四五年后，三个妹妹才陆续来到人世……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只能独自面对各种各样的保姆、年纪很大的奶妈、恶言恶语的厨子、面色阴沉的家庭教师，等等，因为，父母总是待在商店里。关于这事，有很多话要说。

    按照今天对早期教育的理解，很容易把卡夫卡后来心理和性格上的问题归于父母的疏忽和家中的孤单。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三个妹妹出生后，卡夫卡在家中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糕。更重要的是，三个妹妹身上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卡夫卡问题”，相反，“日子都还过得挺顺心”。后来的生活表明，父亲最喜欢的孩子是大妹艾莉，小妹奥特拉与卡夫卡感情甚深，但那已是卡夫卡不幸患病并解除婚约后的事情，而此前两个人的关系一直有问题。M小姐妹三人整天一起玩，从来就冷落哥哥。卡夫卡大概只有偷空扯扯她们的耳朵之类的举动，而照他晚年的回忆，大妹艾莉的耳朵还“完全不对味”，那当然是因为感情的隔膜。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问题”在三个妹妹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卡夫卡3岁和5岁时的两幅照片为此提供了生动的图解：从他眼里明显流露出严重的不安和恐惧。现代心理学界有一句名言：“3岁己经迟了’’意思是说人的基本心理特征大约在3岁左右就己经形成。事实上，不安和恐惧，正是日后卡夫卡身上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心理特征。

    应该说，卡夫卡早就“垮掉”了。后来三个妹妹对卡夫卡的冷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结果显然产生于若干复杂的“发生学”原因，这些“发生学”原因主要在此前，当然也在此后，很难描述，最多技术性地划分为两个方面。

    旧城公寓里，一个早慧而孤单的孩子怎么可能发展出健全的身心！三十多年后，在身患肺结核从而“向死而生”的绝境，卡夫卡在致恋人密伦娜的信中暗示了“童年的陷落”所导致的“意志薄弱”吒然而，即便这是事实，也只能代表“发生学”因素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以大致归结为母亲临终前对儿子的评价，她在自己最后的人生回顾中明确指出儿不难想象，在最初那阴暗的犹太前排左起：母亲、父亲、姨妈后排左起：舅舅西格弗里德、里査徳及其赛子。

    子“性格很软弱”，绝非偶然。亲眼目睹了儿子的一生，并眼睁睁地看着他英年早逝，母亲在担心和痛心之余，一定多次与父亲讨论过儿子性格的问题，并且大概流了不少眼泪。然而，我们不知道两人是否讨论过另一个决定性的“发生学”因素：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我们也不知道两人是否还讨论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他们儿子的眼中，父亲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父亲有一个同盟，那正是母亲。他们的儿子认为，“父母同盟”对他的伤害，其致命实质还不在家庭氛围上的冷落，而在情感的最终分配和格局，用现代心理学的话说就是“家庭政治学”的结果。

    3·“最亲爱的父亲-母亲”

    1919年11月，36岁的卡夫卡年纪轻轻就已“向死而生”，因为多年来，在童年阴沉的底色上，生活又给他添加了难以承受的内容。特别是两年前，他不幸罹患当时所谓的“白死病”肺结核，随之又与两度订婚并正准备与之完婚的恋人菲莉斯挥泪诀别。两年来，他深入研读他的“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的作品，此人在人类思想史上号称“生存论-精神分析-宗教神学三位一体的大师；他也研读犹太文化大师马丁·布伯等的作品。通过这些研读，他在思想和精神上所达到的高度己远超一般人的想象。更何况，两年之间他又因着名的“西班牙流感”等而数度生命垂危，并经历了第三次失败的订婚……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他秉笔写下一封着名的家书《父亲》。

    《致父亲》名为一封信，实际上是一本近四万字的小书，堪称一份自传性的精神分析文献。据说，《父亲》的深刻性甚至超越了当时已成气候的精神分析，这样的说法来自卡夫卡的终生好友勃罗德。而勃罗德大概不知道，在后世人的眼中，他这位朋友将被视为生存论大师，而父亲》也是这方面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亲爱的父亲”，这封信就这样开了头：

    最近您问起过我，为什么我说畏惧您。如同往常一样，对您的问题我无从答起，一来是确实我畏惧您，二来是要阐明这种畏惧涉及的具体细节太多，凭嘴相沐说得清楚。在这里我试图用书面形式回答您的问题，内容只能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写信的时候也是畏惧的，这就妨碍我对您杨所欲言，加上材料浩繁，远非我心力和智力所能及。

    一上来就是恐惧中套恐惧，看来真有点“罄竹难书”的味道。整个一封信洋洋洒洒近四万字，语词锋芒所向，直指父亲的专制暴政，最后落实于婚事的失败。卡夫卡认为，自己婚事的失败是因为父亲跟自己的关系有问题：“对婚姻的要求之所以显得疲软，是有着其他的原因的。这就是您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整个这封信所探讨的也正是这一关系。”

    据卡夫卡在信中说，从童年时代起，他就生活在父亲的专制、粗暴和野蛮的统治之下。为此他举出大量证据，例如这样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终生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事情：

    最初那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水喝，当然并非真的因为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部分是为了解闷·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里站了很久。……后来，我大概也就驯顺听话了，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了创伤。要水喝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我觉得理所当然·被挟到外面去，我大受惊吓。……这二者我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遭受着痛苦的折磨。

    卡夫卡通过这样一类证据说明，他羸弱而敏感的天性因而饱受压抑，导致心理上的严重扭曲，并造成可怕的后果：今天他36岁了，情况应该说己经大有改善，但他一听到父亲说话的声调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发抖得厉害”。在他的主诉中，父亲的形象的确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喋噪不休的指责脾气急躁使用威力、大叫大嚷和发脾气”，“暴躁声色俱厉，几番呵斥……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百般责骂、俳谤、凌辱”，“完全麻木不仁”，“当时不留情，事后不同情”，“大声嚷嚷专横”，“横加指责辱骂”，“骂，威吓，讽刺，狞笑”，“骂人的话不绝于我耳边……骂起人来毫无顾忌”，“用威胁助长骂人”，“狂喊着绕着桌子转”，“挂着冷笑，露出恼怒的神色”，“指桑骂槐”，“威吓不绝于耳”，“咆哮、咒骂和发怒”，“别的蛮横行径”，“专制暴君式的专横态度”，等等。面对这样一位父亲，幼小的他只能是“畏惧”、“胆怯”、“不安”、“羞怯”、“惊吓”、“恐惧”、“自悲”、“耻辱”、“内疚”、“吓呆”、“毛骨悚然”、“罪责”、“疲软”……

    熟悉卡夫卡一生的人不会对这封信中的“仇父”情感感到奇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在这封信中把他的锋芒明确指向了母亲：

    母亲对我无限宠爱，这是真的，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跟我与您的关系，即那并不算好的关系相关的。母亲不自觉扮演着围猎时驱赶鸟兽以供人射击的角色。如果说您用制造执物、厌恶或者憎恨的感情来教育人，在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将我培养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的话，那么，母亲用宠爱、理智的谈话（在纷乱的童年，她是理智的典范）、说情把这又给抵消掉了·……我们之间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因为]母亲只是在暗地里保护我免遭你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自知有罪的人··

    卡夫卡的意思很明显，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父-子”双边关系，而是复杂的“父-母-子”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的轴心是“父-母”同盟，其权威涵盖了整个家庭，而包括他在内的孩子们则是受害者：

    我要逃避您，那我也得逃避家庭，甚至还得逃避母亲。虽然她总能给我们提供保护，但她也颇受您的掣肘。她太爱您了，她对您太忠贞、太顺从了，致使在孩子们的这场斗争中，她不可能成为一种经久独立的精神力量。……随着岁月的移动，母亲与您曰益情笃。一方面，当事情涉及到她自身时，她总是温良恭谦地维护住她的最低限度的独立性，而并不怎么过分伤害您的感情；可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增长，您对孩子们所作的判断和批判，她却愈来愈全盘接受，盲目附和……·

    事实上，《致父亲》一开始，卡夫卡就把矛头指向了母亲的血缘，即“洛维家族”的遗传素质：

    我当然不是说，单单由于受了您的影响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说未免太夸大了（我甚至倾向于这样夸大其词）·即使《父亲》写于11月初，据勃罗德记载，卡夫卡曾声称他要通过母亲向父亲转交此信。

    迟至11月下旬，信终于到了母亲手里，然而母亲并未转交，相反，她把信退还了卡夫卡。不难想象，母亲这样的做法应该在情理之中，连勃罗德站在外人的立场上都很清楚：“此信若卡夫卡双亲最后面片果真送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卡夫卡大概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事实上，信被母亲退回后’卡夫卡也就不了了之了。有人认为，卡夫卡没有直面父亲的勇气。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显然是，他内心一定明了他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它锋芒所向，绝非单纯针对父亲，而是“父-母”双边同盟。他知道，只要这封信交到母亲手里，他就达到了基本目的。

    卡夫卡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观念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讨论。

    我在成长过程中丝毫不受您的影响，我也很可能不会变成您心目中[希望我成为的]那样的人。八成我会变成一个赢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人。……我，说得简单一点，是一个洛维，身上有着某种卡夫卡式的气质，而推动这个洛维前进的却并不是卡夫卡式的生命力、事业心、进取心，而是一种洛维式的刺激，它较为隐蔽、羞怯，它从另一个方向施加影响，且常常会猝然中止。

    此外，卡夫卡在人生绝境中写下这样一封信，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是否是自我宣泄、自我保护和“自救”？这也并非我们所要关心的主要问题。m父亲》之所以令人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它用独特的“卡夫卡逻辑”引出了卡夫卡的心理事实：他是父亲的受害者，是“父-母”同盟统治下的家庭牺牲品。

    让我们站在“卡夫卡问题”之外对这里讨论的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讨论和总结。应该说，单从主观上讲，或者从某种角度讲，赫尔曼·卡夫卡并不失为理想的父亲，他清楚自ui肩负着三重压力：自己是犹太人，也是家长和父亲。在作为犹太人的前提下，他既要为振兴家庭而拼搏，又要为教育孩子而尽力，因而丝毫不敢马虎。卡夫卡在《致父亲》中承认，父亲经常不失时机地给他各种鼓励，为了教他游泳，反复给他做游泳示范动作，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犹太人赫尔曼·卡夫卡深知他的世界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一个犹太人要想做一个“适者”，更是难上加难。由于特别知道生活的艰难，也由于身为人父的责任感，这位“业余教育家”、昔曰的中士，一方面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地向儿子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用士兵的标准训练他，希望他像士兵那样坚强、严明而粗犷；另一方面，当儿子达不到要求一点也模仿不了”，或是显示出其他问题时，他便怒不可遏，竭尽辱骂、恐吓、挖苦、抱怨之能事。即便对于正常儿童，这种方式都会导致心理的扭曲，遑论天生“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卡夫卡。父亲是“卡夫卡家族”的传人，是个富有顽强生命力的强者，正像卡夫卡自己的总结——“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同时也有自以为是、性格粗暴的缺点。本来，商海的沉浮足以让人心力交瘁，白天成天泡在商号里，对外要应付繁复的业务往来，对内摆脱不了讨厌的“劳资纠纷”，正所谓内外交困；晚上回到家里己是精疲力竭，在情绪上自然容易失控，在言行举止上都容易失之检点，暴露出性格急躁、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缺乏信任、喜怒无常、严于律人等弱点。即便不涉及儿子的教育，他都会在儿子心理上投下难以承受的阴影，如果再要面对一位“洛维家族”的后代，面对儿子那副“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样子，就更容易走火入魔，从而走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极端，在客观上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其实，卡夫卡并非完全无视这一点，他知道他身上的许多问题不应该全部归咎于父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不是结果，而是原因：

    我有您这样的人做朋友、做上司、做叔父、做祖父，哦，甚至(即便已经有妍踌躇)做岳父，我会感到幸运的。可是您偏偏是父亲，而就我而言，您做父亲太坚强有力了，特别是由于我的兄弟们幼年夭折，妹妹们又是多年以后才出世，于是我一个人就首当其冲，而我又太虚弱，大有不堪消受之势。

    他又反过来站在父亲的角度、设身处地作了这样的考虑：

    无论如何我也得承认，要是我有一个这样沉默寡言、抑郁不欢、枯燥无味、神色憔悴的儿子，我也会觉得无法忍受的。要是没有别的办法的话，那我大概也会避开他，逃之天夭·······

    卡夫卡的父亲逃之夭夭了吗？这个问题不好说。总而言之，卡夫卡父子之间的能量对比对卡夫卡极为不利，由此形成“卡夫卡气质”。这一气质“放大”了父亲的作用和形象，不仅包括反面的放大，也包括勃罗德曾经指出过的正面放大。后面我们还将谈到这一点。

    4·受害清单

    卡夫卡在《致父亲》中列出了他受害项目的清单，我们先略作浏览，随后再作分析。

    第一，恐惧。

    本书导言己经指出，卡夫卡是恐惧的化身，恐惧是他的生命密码，是他一生不幸的结果，也是引导我们进入卡夫卡迷宫的钥匙。在心理学上，恐惧又称为焦虑，是压抑的结果，会导致心理分裂，如刚才的分析，还会引起各类神经症，这一点后面将有专门分析。在《致父亲》中，如前所见，卡夫卡大量使用了如下这样一类词汇恐惧”、“畏惧”、“胆怯”、“不安”、“惊吓”、“吓呆”、“毛骨悚然”等，足以表明恐惧是这份“受害清单”中的最大项目。关于这一点，本书导言己有充分展示，在那里我们还了解了卡夫卡明确无误的自我总结，他说：他整个人就由恐惧组成，他的本质就是恐惧。

    然而在《致父亲》这封信里，卡夫卡对恐惧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作了专门的表述。他认为，在父亲作为“专制暴君”的诸种特征中，有一个重要特征是“猜疑”，这导致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恐惧，最后形成“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叭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恐惧。它其实是整个《父亲》所要表明的最大问题。它不仅来自父亲的猜疑，更来自父亲的种种专制暴行。卡夫卡恐惧父亲。

    一般而言，如果一人恐惧父亲，他就会恐惧生活，因为父亲不是别的什么，正是“生活的代表”。但生活又是什么？生活就是人际关系。在这里还要顺便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人际关系的恐惧所造成的心理分裂。卡夫卡恐惧人际关系，然而又无法脱离人际关系，最终会形成心理分裂，并将恐惧内化为焦虑，引发神经症。

    总而言之，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并还将不断看到这一结论：卡夫卡的恐惧最终体现为对人际关系的恐惧，这是“卡夫卡问题”在理论上的重心。

    第二，自卑。

    “我常有的这种自悲[卑]感……却都来自您的影响。按说，我需要多少受点鼓励，得到点温暖，您应该替我多少清除点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是可是与此相反，您却拦住了我的去路。您当然是出于好意，要我走另外一条路。可是，那条路我走不了。”

    “想当初我是何等需要这种鼓励，而且是处处都需要。当时，只要-看见您的身躯，我心就凉了半截。……我瘦削、弱小、肩窄，您强壮、高大、肩宽。……而且不单是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您是我衡景一切事物的尺度呀。后来我们从更衣室出来走到众人面前，我拉着您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弱不禁风，光着脚丫子站在木板上，怀着怕水的心理，您反复给我做游泳的示范动作，我却-点也模仿不了。您原本出于好意，殊不知我却羞得无地自容。此时此刻，我心灰意冷了，在这样的时刻，我在各个领域取得的一切令人不快的经验显得何等协调。

    第三，耻辱。

    “我服从您的命令吧，是耻辱，因为这些命令是单为我而发的；我倔强吧，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对您倔强呢。”：

    “有一次我中肯地描写(我自己)……道：‘他担心，他虽死而羞耻心犹存。’”

    “您拿话羞辱我，没有比这次[有关性启蒙的问题]更厉害的了，您对我的轻蔑也没有比这次表现得更明显的了。……您以此使我蒙受的耻辱，比之于在您看来我的结婚将会使您的名字所蒙受的耻辱，那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第四，污秽。

    卡夫卡认为，父母在他少年时代的性启蒙和性体验方面严重失职，以致不得不由同学来告诉他该怎么办。当他趁散步的机会反过来带着某种复杂的心理转弯抹角地向父母谈及此事，父亲却暗示他可以通过妓女解决问题，“傲慢而粗暴地切断了谈话”。这不仅让他的羞耻心“因此而大受伤害”，更让他滚入了“污秽”的泥潭：

    您劝我去做的事，在您看来是一种龌龊的勾当，在我当时的眼里，那就更是如此·您愿意想办法使我不致将那龌龊的东西带到家里来，这是次要的，您不过是以此来保护您、保护您的全家而已。您对您的劝告采取超然态度，您是个良家丈夫，一个纯洁的人，您超越这些事情之上，这才是主要的。当时，这种观点之所以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很可能是由于我觉得婚姻也是伤风败俗的事……就这样，您身上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尘世的污秽。而您却用几句赤裸裸的话语，将我推入了这种污秽的泥潭，仿佛我命中注定活该如此似的，·

    第五，内疚。

    在心理学和宗教神学上，内疚可以被看做罪感的同义语，而无神时代的罪感往往表现为或被解释为心理学上的内疚。m父亲》从头到尾充满了关于内疚的主述，在卡夫卡看来，内疚贯穿了他一生中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您用威胁助长骂人的气势……您狂喊着绕着桌子转，要逮一个人的情景，看了也令人害怕。显然您根本就还不想逮人，可您却作出这个样子，而母亲也就顺势作出救驾的样子来。人家又一次由于您的恻隐之心……而得以活命，从此就将这看做是您馈赠的第二生命，自己则感到受之有愧。”

    “您脸上也会绽出一丝特别美、极其难得见到、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来，谁受您这一笑，谁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的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再说，久而久之，就连这种良好的印象也只不过起到了加深我的内疚，使我更不理解这个世界的作用，如此而已。”

    “……母亲只是在暗地里保护我免遭您的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骗子，成为自知有罪的人。这个人因为自己平庸无能，连自己权益分内的东西也只能靠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当然后来我就养成了用这种方法去觅取连我自己也认为不是我分内应有的东西的习惯。这又加深了一层我的内疚。……此外，您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好几次都是罪有应得，早该挨打了，只是由于您的仁慈，我才虎口余生，得以幸免，这不过又使我心头积聚起极大的内疚而已。”

    “我能享用您给予的东西，然而我却只能怀着羞愧、内疚的心情，拖着疲惫、虚弱的身体去享用。”

    “我只需提请您回忆一下早年的往事就够了：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则是一种无限的内疚。……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无法突然改变我的这种心理状态，反而对他们怀着更深的内疚……”“在这几次结婚尝试中集中体现了我所能支配的一切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其中也恰恰愤然积聚了我曾将其描述为您的教育的必然结果的全部消极力量，亦即懦弱、缺乏自信和内疚，并且在我和结婚之间筑起了一道真正的封锁线。”

    “我的内疚实际上都源出于您，并且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第六，信仰的失落。

    这是一个对于卡夫卡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卡夫卡在颂t父亲》中作出了痛苦的检讨。卡夫卡认为，父亲所带给他的一切不幸，原本都有可能通过犹太教的信仰而得到救治，然而不幸的是，犹太信仰的根芽本身就被父亲的暴政所窒息。卡夫卡回忆说，小时候，他身上还有与生俱来的宗教虔诚，以及一种相应的“好的内疚”：

    小时候，我跟您是一致的，我因教堂去得不勤、不吃斋等等而引咎自责。我以为，我那样做并不是对我，而是对您不公正，于是，一种内疚之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这种内疚是随时会在我心头油然而生的。

    然而，父亲摧毁了这种与生俱来的犹太宗教根性。卡夫卡谈到这一点时格外痛心，他认为父亲初离乡下时还保存着一些犹太教精神，然而在经商奋斗的过程中，这些犹太教精神逐渐名存实亡，“一年里头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卡夫卡不否认父亲身上还潜藏着若干犹太教精神的根性，“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这……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

    在这一系列痛苦的检讨批评中，卡夫卡对犹太教的虔敬气息扑面而来。这从表面上看来令人费解，因为卡夫卡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极端悲观而刻薄的怀疑论者，深受“理性的梦魇”的影响。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在《致父亲》中的这一系列言论看做一种变化，其原因是疾病所导致的“向死而生”的处境和思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研读“信仰骑士”克尔恺郭尔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这大体上没有错。然而在这种变化后面是深厚的宗教虔诚，主要来自母亲家族(也部分地来自父亲家族）的信仰血缘。勃罗德作为一位终生知己，深知卡夫卡身上类似于信仰者的宝贵品质，卡夫卡“绝对诚实”，而且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勃罗德因而将这位友人归入“神圣范畴”，认为他是一位“完美的圣人”。

    勃罗德评价的准确性可以商榷，但无论如何都是对此处讨论的一种支持。我们可以把卡夫卡的上述变化看做他身上宗教本性的遥远呼唤，也可以看做卡夫卡身上犹太信仰根芽的萌现。它本质上来自卡夫卡心灵深处犹太的乡愁。跟所有的人一样，卡夫卡有怀乡病，只是它被“上帝已死”的时代风尘和他自己的理性所模糊、所压抑、所忘却，或者转化为诸如肺结核一类的“致死疾病”。然而乡愁的根与民族的历史一样久远，它总有萌发的时辰。在本书往后的讨论中，我们会不断看到类似的萌现。我们将看到，随着一次一次的萌现，犹太信仰根芽中所蕴涵的生命力将逐渐发育、发展和成长，到卡夫卡生命的晚期，将导致完全出人意料的结局。无论对于一般读者还是专门研究者，这都将是“卡夫卡之谜”中最大的奥秘。然而这是后话，此处我们仅仅指出，《父亲》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宗教虔诚，是卡夫卡凭借母系家族的犹太信仰血缘反抗父亲的一个重大动向。他显然是想指出，父亲面对一个艰难困苦的世界放弃了自己的犹太信仰之根，向世俗投降了，本质上异化成为一个异教徒。就他们这个家庭而言，犹太教的薪火就断送在父亲手里，而将包括卡夫卡在内的下一代暴露在危险的异教世界面前，由于没有了信仰而骨瘦如柴、赤身裸体，像没有“父亲”的孩子，在一个欲望的世界中备受伤害。

    我们当然还可以一条一条往下列举卡夫卡的“受害清单”，然而已经是该作出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因为以上几个方面已足以让我们就“卡夫卡问题”得出若干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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