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认为，人之所以快乐和忧愁，往往与个人的得失有着密切关系。自己有所获得，那就快乐；自己有所亏损，那就忧愁。在人的心境与大道融为一体的时候，心中就没有了任何东西。心中没有了任何东西，也就没有了自己和自己的得失。既然没有自己和自己的得失，那也就没有了快乐和忧愁。而与大道融为一体，也就是人的本性回归于道。人的本性回归于道也就是人的本性最纯洁的时候。庄子将人的本性称为德，所以说“心中既不忧愁又不快乐，这是原本德性最为完满的时候”。
1.无忧无乐
在庄子看来，快乐本来是与忧愁相伴而行的。有快乐才体现出了忧愁，有忧愁也才体现出了快乐。当一个人根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的时候，那他肯定也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反过来也是一样。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来推演，如果一个人体验过快乐，那么他一定也体验过忧愁。既然他体验过忧愁，那么他所体验的快乐也就没有达到顶点。进一步说，只有根本没有体验过忧愁的人，才可以说是体验到了最大的快乐。然而根本没有体验过忧愁的人也没有体验过快乐，所以庄子说最快乐的人没有快乐。再进一步说，没有快乐的人也就没有忧愁，而没有忧愁也就是没有不快乐。所以庄子又说没有快乐也就没有不快乐。
根本没有体验过忧愁的人也没有体验过快乐，所以庄子说最快乐的人没有快乐。《至乐》篇表述了这种观点。文中说：天下有没有至极的快乐呢？有没有可以求生的办法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依靠什么？回避什么？珍惜什么？趋向什么？离开什么？欢喜什么？厌恶什么？要懂得其中的道理，就要弄清楚人们之所以快乐和忧愁的原因。
天下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富贵、长寿和名声呀；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身体安适、味道醇厚、衣服美丽和声音动听呀；所鄙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贫贱、短命和恶名呀；所厌恶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身体不得安适、口中不得厚味、身上不得美服、眼睛不得美色、耳中不得妙声。如果得不到这些东西，人们就会非常忧虑，非常恐惧。作为一个人，如果这样来为身体着想，那不也过分愚蠢了吗？
人们可以想一想，那些富有的人，苦心操劳，忙碌不息，积蓄了许多财富而却用不着，这样对待身体不是太轻率了吗？那些高贵的人，夜以继日，思虑不息，老是在想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得体，这样对待身体不是太疏忽了吗？人从出世就与忧愁相伴在一起，长寿的人昏昏沉沉，长久忧愁，不得止息，何苦呢？这与保养自己身体的方法也离得太远了。所谓的烈士，那是被天下的人所称道的，可是却保不住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说值得称道吧，可是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说不值得称道吧，可是却帮助别人活命了。所以说：“忠心进言不被采用，则不可再争而须顺从。”这是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理。伍子胥不就是因为强言以争而落了个形体不全的下场吗？不过反过来说，如果他不争的话，也就出不了名了。说来说去，到底有没有值得称道的事情呢？谁也说不清楚。
当今世人的所作所为和所谓的快乐，我确实难以判定其中的快乐果真是快乐或果真是不快乐。我看那些世人，感到快乐的事情，都争先恐后地去做，好像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并且都说是快乐，可是我却不感到快乐，不过也不感到不快乐。世上究竟有没有快乐呢？我认为无为才能达到真正的快乐，然而世人却说无为太苦了。所以说：“最至极的快乐无快乐，最高级的名誉无名誉。”
最至极的快乐无快乐，最高级的名誉无名誉。天下的是非确实无法确定。虽然如此，无为还是可以判定是非的。那是因为，不管是至极的快乐也好，还是保护自己的生命也好，只有无为才能使之实现。请让我来论证一下这个问题：天，正因为无为，所以才能够清明；地，正因为无为，所以才能够宁静。正因为有这两个无为汇合在一起，所以万物才得以化育。说起这个无为，朦胧恍惚，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恍惚朦胧，看不出它是什么样子。然而万物都在各司其职，之所以如此，都是由无为导致的。所以说，天地无为啊却无所不为啊，人有谁能得到无为呢？在这里，庄子将最大的、至极的快乐与无为糅和在了一起，认为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最大的、至极的快乐。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世人所谓的快乐与个人的得失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而个人的得失又与个人的作为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庄子认为，个人的作为能够达到得其欲得的目的从而引发出快乐，与其同时却总是伴随着得其所不欲得、不得其所欲得所引发的忧愁，因而达不到最大的、至极的快乐，只有无为才能超越得失，才能超越所失引发的忧愁，由此达到无忧愁的快乐。而这无忧愁的快乐才是最大的、至极的快乐。
不过这无忧愁的快乐却不是由于个人所得引发的那种快乐，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有感觉的快乐，而仅仅是一种无忧愁而已。所以庄子说至极的快乐无快乐。
庄子要从世人所谓的快乐入手去讨论有没有最大的、至极的快乐，而世人所说的快乐又与个人的得失相关，在个人的得失中，最大的得是保存住生命，最大的失是失却生命，所以庄子在一开始就把有没有最大的快乐与有没有保存生命的办法作为两个并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设问道“天下有没有至极的快乐呢？有没有可以求生的办法呢？”
而要实现至极的快乐和达到维护生命的目的，按照世人的观念，那是应该有所行动的。因此在提出两个问题之后，庄子紧跟着设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依靠什么？回避什么？珍惜什么？趋向什么？离开什么？欢喜什么？厌恶什么？”
不过遵从世人的观念，从个人所得引发出来的快乐总也摆脱不了个人所失引发出来的忧愁，因而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忧愁，什么是值得快乐的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不值得快乐的无价值的东西，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所以庄子说“当今世人的所作所为和所谓的快乐，我确实难以判定果真是快乐或果真是不快乐。”
之所以如此说，那是因为所得与所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形影不离。比如，富有的人很富，应该说是大有所得，然而却因此积劳成疾，这又是大失；烈士有了英名，可以说是大有所得，但却失去了生命，又是无可挽回的大失。由此看来，要想摆脱损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要有得。
如何才能免于有得？首要的前提是不去求得。不去求得而任随自然，这就是无为。
无为而任随自然，失之也无所谓，得之也无所谓，所以也就无所谓忧也无所谓乐。
无所谓忧则无忧，无忧就是最大的快乐、至极的快乐。无所谓忧总是伴随着无所谓乐，所以最大的快乐、至极的快乐也就是无乐。无所谓忧则无忧，无忧就是最大的快乐、至极的快乐。无所谓忧总是伴随着无所谓乐，所以最大的快乐、至极的快乐也就是无乐。
忧就是不乐，无忧就是无不乐。按照上面的推理，无忧又是无乐，所以无乐也就是无不乐。
这就是庄子所做的逻辑推论。将这个推论归纳一下，那就是至乐无乐无不乐。
最后庄子又从自然观的高度论述了无为的效用，说天正因为无为才清明，地正因为无为才宁静，万物正因为天地无为才得以化生，以此说明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最大的快乐，才能维护人的生命。
2.天乐至乐
为什么无为能达到最大的快乐、极至的快乐呢。庄子有一番论证。
在庄子的学说中，无为就是顺从自然，而顺从自然也就是与天和谐，也就是顺从天然。按照上面的论说，最大的快乐是无为的产物，是顺随自然、任其天然的产物，所以又被称为天乐。
最大的快乐是无为的产物，是顺随自然、任其天然的产物，所以又被称为天乐。庄子认为，大道是自然而然的，它不分天地万物和彼此物我，一律对待，无所偏爱，所以也就无所用心，无忧无愁。由此看来，它自身就处在天乐的境界。而懂了天乐的人像大道一样，自然无为，因此也像大道一样，融于天地万物之中，与物无碍，不但不会受到物的伤害，而且不会受到鬼的责怪。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称得上是最大的快乐，是极至的快乐。
这一论证见于《天道》篇。文中说：胸中虚静、心中恬淡、处于寂寞、自然无为，这是万物之所以萌生和存在的本根。遵从这个道理而南面称王，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的，有唐尧；遵从这个道理而北面称臣，朝政辅佐得和谐顺畅的，有虞舜。遵从这个道理处在上位，那就可以做帝王天子；遵从这个道理处在下位，那就可以做隐居圣人。遵从这个道理游于江海，山林之中的贤士们就会折服；遵从这个道理安抚人世，功名就会大显，天下就会统一。遵从这个道理，静静地坐在那里就是圣人，运筹行动起来就是帝王，不用操劳就能受到尊敬，不用炫耀就能誉满天下。
人们都想弄明白天地的本性是什么。无为就是大本大宗，就是与天的和谐；无为就是协调人世的天平，就是与人的和谐。与人和谐，称为人乐；与天和谐，称为天乐。
庄子说过：“我所尊敬的老师啊，我所尊敬的老师啊！你毁坏万物而不显得暴戾，你惠及万世而不显得仁慈，你老于上古而不觉得长寿，你覆盖昊天、托载大地、雕刻众形、塑造万物而并不显示技巧，这就是所谓的天乐。所以说：‘懂得天乐的人，出生了也不高兴，只是把它视为天的运行；死了也不哀伤，只是把它视为物的变化。静下来的时候与阴的属性相合，动起来的时候与阳的属性同波。’正因为如此，所以懂得天乐的人，不会遭到天的怨恨，不会遭到人的非难，不会遭到物的牵累，不会遭到鬼的责怪。所以说：‘遵循无为的人，行动像天一样运行，静止像地一样安定，心境沉稳而天下响应；鬼怪不来作祟，精神不觉疲惫，心境沉稳而万物不背。’这是说，将自己的虚静扩展开来，与天地融为一体，与万物贯通一气。这也就是说的天乐。由此看来，所谓天乐，是指圣人包容天下的一种心境。”
天乐就是圣人包容天下的一种心境。之所以将其称为天乐，那是因为这种心境与天同一。
庄子在这段论述的最后点出了论题，天乐就是圣人包容天下的一种心境。之所以将其称为天乐，那是因为这种心境与天同一。
在庄子的学说中，所谓的天，是指天然，是指自然而然。与天同一，也就是将自己的身心完全融于自然而然之中，失去了任何的主观意志，失去了任何的愿望和追求，凡事都遵循其自身的趋势，凡物都遵循其自身的性能。这样一来也就与万物相容了。
与万物相容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容天地万物，另一方面是天地万物容人。既然两相融通，无所隔碍，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忧愁和烦恼了。不存在忧愁和烦恼也就达到了最大的快乐，因此称之为天乐。这就是这一大段论述的基本思想。
将这种基本的思想再解说一下，也就是说：
天地万物都在自然而然地存在和变化，从萌生到发育，从老化到死亡。而干扰与伤害它们的罪恶之源就是人的主观意愿，就是人为。只要放弃人为而实施无为，它们就会自然按照自身的性能存在，自然按照自身的趋势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无为是天地万物自然存在和自然变化的大宗大本。
做到了无为，天地万物当出生的时候则出生，当死亡的时候则死亡。出生了也不是谁的恩赐，也谈不上是谁的仁德；死亡了也不是谁的惩罚，也谈不上是谁的暴戾。
而无为这种行为准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作为宇宙原本的大道那里来的，它是大道的基本属性。人行无为是在效法大道，是以大道为师。而大道是宇宙之原，万物之根，比上古还要古老；它化育了天地万物而不自以为尊贵，它塑造了众物众形而不自以为手巧，为人类做出了无为而顺随天地万物自然生化的榜样。所以庄子说“我所尊敬的老师啊，我所尊敬的老师啊！你毁坏万物而不显得暴戾，你惠及万世而不显得仁慈，你老于上古而不觉得长寿，你覆盖昊天、托载大地、雕刻众形、塑造万物而并不显示技巧。”
做到了无为，顺随天地万物的自然存在和自然变化，就不会与事物相对立了。不与事物相对立，也就不会遭到事物的抵御和对抗，不会遭到天的怨恨，不会遭到人的非难，不会遭到物的牵累，不会遭到鬼的责怪。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忧愁可言呢？所以庄子把无为称为乐，而这种乐是顺物天然而形成的，与顺物天然是同义词，所以说它是“天乐”。
3.无乐之乐
庄子认为，虽说达到天乐则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人禽鬼神各得其乐，但是却难为世人所认识。世俗之人虽说各有其乐，但大都陷于所得之乐，受到具体事物的牵制。具体事物都是因时而变、随境而迁的，受具体事物牵制的快乐最终留下的只能是种种可悲。
《徐无鬼》中对此思想做了论述。文中说：有知之士，失去了思想的推演就失去了快乐；论辩之士，失去了谈论的条理就失去了快乐；善察之士，失去了剖析的问题就失去了快乐。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们的快乐都受到了具体事物的限制。
炫耀自己的人立足于朝廷就振奋，中等阶层的人登上官位就庆幸，身体强壮的人搬动重物显神威，勇武果敢的人遇到患难逞英雄；军队战士遇到战斗就快乐，山林隐士求得名声就意足，重法之士推广法治就高兴，礼教之士讲起仪容就精神，仁义之士结朋交友就心甜；农夫没有草锄就不安，商人没有买卖就神乱，百姓做些小事都自勉，工匠整修器械显才干；钱财积累不起来则贪心的人忧愁，权势握不到手则揽权的人悲苦，物变事迁是投机钻营者的企盼，他们睁大眼睛，利用时机，没有一刻歇息。这种情况就像是一年中的四季更替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这些人完全陷在了具体的事物之中，被具体事物牵着鼻子东奔西忙，不能自拔，不得自由，真是可悲呀！
世俗之人各有其乐，然而也各有其不乐。之所以如此，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快乐都局限在某一具体的领域，都受到具体事物的牵制，不能超越于具体事物而随物而乐。世俗之人各有其乐，然而也各有其不乐。之所以如此，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快乐都局限在某一具体的领域，都受到具体事物的牵制，不能超越于具体事物而随物而乐。比如：具有智能的人，以不断思虑、不断在思虑之中得到新的知识为快乐；善于辩论的人，以不断论辩、在论辩之中不断用逻辑推理驳倒别人为快乐。然而，前者正因为以不断思虑、不断在思虑之中得到新的知识为快乐，所以也就受到了思虑的限制，一旦中断了思虑，或者思虑失去敏捷，得不到了新的认识，他的快乐也就消失了，而伴随着快乐的消失，相继而来的就只能是忧愁；后者正因为以不断论辩、在论辩之中不断用逻辑推理驳倒别人为快乐，所以也就受到了论辩的限制，一旦论辩停止了，或者是在论辩中难以用逻辑推理驳倒别人，反而让别人驳倒了自己，他的快乐也就消失了，而伴随着快乐的消失，相继而来的就只能是忧愁。具有智能的人、善于论辩的人如此，其他的世俗之人也如此。而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受到时空限制的，时过境迁，原先所具有的事物必将成为过去，留给世俗之人的也就只能是遗憾和悲叹了。
要想避开这种结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脱于物外，脱离具体事物的牵系，不以处在某种具体事物的环境中为快乐，不以得到了某种具体的事物为快乐，而去修养那种无乐之乐。
4.穷通皆乐
要修养无乐之乐就又回到了老话题，这就是体验道，体验德，使自己处在混沌一体、万物无分的心境之中。庄子认为，处在这种心境，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困穷，也就没有了所谓的通达，所以不仅在世人所谓的通达处境中会快乐，而且在世人所谓的困穷处境中也会快乐。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人与道德融合成了一体。
《田子方》中孙叔敖进而不喜退而无忧的故事就是讲的这个意思。故事说：孙叔敖被解职了，可是他的心情很平静。肩吾问他：“先生三次被任命为令尹，没有见您为此而显示荣耀；三次被解职还乡，也没有见您为此而稍有懊恼。开始我对您的这种心态还抱有怀疑，可现在看您鼻子之间的表情，的确是坦坦然然的。先生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孙叔敖说：“我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呢？我不过是把那任命的事当成一件不可推却的事来办罢了，我不过是把那解职的事当成一件不可阻止的事来对待罢了。我把它们都看成是由不得我的事情，所以就任它去了，所以才能无有忧愁。我有什么超人的地方呢？不过是弄不清楚所谓的荣耀和所谓的懊恼到底是归于谁而已，是归于我呢还是归于令尹呢？如果归于令尹，那就与我没有关系。既然与我没有关系，那么我有什么荣耀和懊恼可言呢？如果归于我，那就与令尹没有关系。既然与令尹没有关系，那么我为什么还为担任不担任令尹而感到荣耀和懊恼呢。我正要去散心呢，我正要去游览呢，哪里有时间考虑什么贵贱，哪里有时间为所谓的贵贱而乐悲呢？”《让王》篇也围绕着这一思想讲述了一个故事，并做了总结。文中说：孔子被围困于陈蔡之间，七天都没有生火做饭了，只能喝到一些没有米粒的野菜汤，面色疲惫，可是还在屋里弹琴唱歌呢。
颜回在屋外择菜，子路与子贡在他旁边闲聊，说：“孔老夫子两次被人家赶出鲁国，卫国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在宋国乘凉讲学的大树也被人家砍倒了，宋国和鲁国不能再去，现在又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要杀害他的人逍遥法外，侮辱他的人受不到处罚，可是他却满不在乎，还在那里弹琴唱歌。君子难道就这样无所谓羞耻吗？”
颜回无法解答他们的问题，就进入房间告诉了孔子。孔子把琴推到一边，叹了一口气说：“子路、子贡真是浅薄的小人呀！你把他们叫进来，我要给他们说话。”
古代那些得道的人，在困穷的处境中也会感到快乐，在通达的处境中也会感到快乐。因为他们所以感到快乐的原因不是那些困穷或通达的处境，而是与道德融合在了一起。
子路和子贡进来了。子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难道还不算是困穷吗？”
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君子把通晓于道视为通达，把不通晓道视为困穷。现在孔丘我怀揣仁义之道而遭到乱世的灾难，这怎么叫做困穷呢？正因为我内心明白而通达于大道，所以能面临灾难而不失德性，这就叫做天寒地冻方知松柏之苍劲。应该说，陈蔡这种困难的考验对于孔丘来说那是很幸运的啊！”
古代那些得道的人，在困穷的处境中也会感到快乐，在通达的处境中也会感到快乐。因为他们所以感到快乐的原因不是那些困穷或通达的处境，而是与道德融合在了一起。与道德融合在一起，那些困穷或通达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也就像是寒暑风雨一样，只是一种瞬时即逝的东西，不会牵动他们的心。正因为如此，所以许由能欢乐地隐居于颍水之滨，共伯能惬意地安居于共首之山。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宇宙原本状态和宇宙的根本法则。从原本状态来说，那就是混沌不分；从根本法则来说，那就是自然无为。这里所说的“德”，是指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具体说来那就是混一不分的心境和自然无为的行动。因为它是人从道那里“得”到的本性，所以称为“德”。“德”就是“得”的意思。
故事中孔子所说的“仁义之道”及“大道”，并不是真指仁义之道，而是以寓言的形式来表述宇宙之道。
结论中所讲的许由和共伯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许由，据传是唐尧时代的贤者。唐尧听说许由是贤者，所以想把王位让给他。许由听说后逃跑了，隐居在箕山之下。后来唐尧又想让他做九州长，许由听说后觉得有辱于自己的耳朵，到颍水之中去洗耳。
共伯，据传是周王的后代，受封于共，是位有名的贤者。周朝遭厉王之难后，王位空缺，诸侯都知道共伯是贤者，所以推他为王。共伯辞之不得，于是就位。在位十四年，遇到大旱，旱得房屋都着了火。卜师为此而算了一卦，说这是因为周厉王的阴魂在作祟，共伯镇压不住。由此大家废了共伯而另立宣王。共伯立之不喜而废之无怨，退位后回归封地，逍遥于共首之山。
孙叔敖乐于任免之间，孔子乐于陈蔡之难，许由乐于颍水之滨，共伯乐于共首之山，都是在身遭不顺的时候还处在乐观心境之中的事例。庄子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做到穷亦乐、通亦乐，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出自己处境的变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处在顺境还是处在逆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瞬间即逝的过程，无关紧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境完全融化在了大道之中，融化在了人的本性之中。
大道混沌，无界无分，所以也就无所谓穷，也就无所谓通；大道无为，随物流转，所以穷也坦然，通也坦然。
这一个故事告诉世人，要想达到最大的快乐，要想摆脱忧愁的困扰，最根本的途径是体验混沌大道，回归自然本性。
要想达到最大的快乐，要想摆脱忧愁的困扰，最根本的途径是体验混沌大道，回归自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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