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之心：勤恳谨慎，求知若渴

    学海无涯，他一直纵舟其中，书山有路，他一直以书籍为台阶进行攀登。治学，季老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全身心投入；做人，他亦勤勤恳恳，不肯有丝毫怠慢。谦虚谨慎，这才是真正的为学之心，而有心为学者，也必定会有所成。

    知海无涯，学无止境

    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国学大师胡适

    对每个人来说，学习有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学海无涯，这是一个恰当不过的说法，季老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学问的路上奔走，从不肯让自己有半刻停歇下来。对季老来说，学习没有时间、地点和年龄的限制，他从年幼之时进入学堂，到耄耋之岁仍然笔耕不辍，学习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又不可缺少。季老一直推崇终身学习制，就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他想做的是一个“永恒的大学生”。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漫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在哥廷根大学，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的话，我还要继续学下去。”

    季老不会因为不在学校，没有老师在身边，或者因为自己已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者，就觉得自己已经才高八斗，学识渊博。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觉不惑越多，感叹“老马不识途”，迫切地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知识，给自己注射新的血液，学习的积极性也就越发强了起来。

    在学习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在生命的延展中不断焕发希望和蓬勃之气。这就是季老虽已年老，依然精神百倍的原因之一。虽之耄耋，学亦不止。这不仅是种行为，更是种斗志和顽强的生命力。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他从十五岁立志学习，一直到去世都在孜孜以求。为了求学，孔子常常连腹中饥饿都感觉不到，废寝忘食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旦学问上有所获益，孔子又会快乐得不能自已，甚至忘记忧愁，也忘记了老之将至。孔子的为学精神是永远年轻的，所以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终生不倦地学习，才能时时保持进步的状态，随时都有新的境界。

    苏洵是宋代的文学大家，在文学上卓有贡献。他自言少年时不爱学习，到了二十五岁才开始知道读书。几年之后，他自以为比伙伴们学得好，无意中读到谢安一篇关于让人爱惜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时，他看了数遍，才知什么叫做好文章，不由得发出感慨：时光无情地飞逝，我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自己虽然写过一些文章，都是些平庸之作，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想：现在不努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从这时起，苏洵开始发愤苦读。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在学习上有了长进，便去参加录取秀才和进士的两场考试，但两次都落榜了。他自觉得古人的“出言用意”都跟自己大不相同。然后，将《论语》、《孟子》、韩愈的文章取来，终日诵读，读了七八年，感到古代文章确实写得好。

    一天，苏洵的书房内冒出黑烟，家人感到发生了意外，忙不迭奔向书房，进去一看，只见苏洵把一叠叠文稿往火炉里送。家人一问才明白，原来，苏洵要把自己过去不成熟的作品当成废纸全部焚烧，决心从头开始。从此，苏洵就谢绝宾客，闭门不出，夜以继日地辛勤研读书卷。发愤功读了五、六年，终于文章大进，下笔有神。

    学问的奥妙从来不是浅尝辄止就能得到的。学无止境知无涯，正如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因此我们应当持有终身学习的信念。自古有大学问者，贵在勤勉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满足现状，再聪明的人也会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

    在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知识能给人以不同的启发，老年之时继续学习，也会有新的开悟，催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做学问也须以情动人

    我的文笔是拙劣的，我的技巧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

    ——季羡林

    一部真正感人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打动人心，引起他人心灵的共鸣，这才是真正的学问，是值得传承的文明。

    大部分的人认为，文学作品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种特点。正因本着这种观点，人们在看大部分书籍的时候，都抱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时代的产物、阶级的产物。季老说，这一点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该只有这三种特性，还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人性。

    何谓“人性”，至今为止尚未有人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孔子承认有“人性”一说，但没有给人性一个定位；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人性无所谓善恶，后来又说食色性也，等等。不管“人之初”的天性如何，也不管人们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大体规律是不会变的，因而产生的人性方向也相对固定，说白了就是好坏的问题。稍微细分之后，就有公正、仁爱、善良、诚恳、宽容、放肆、贪婪、凶恶、嫉妒、自制等多种性格，在这基础上便产生出人类各式各样的情感。

    每当古人把不同情感融入诗句或文章，后人多会从中找到同病相怜的感觉，这种情感便是前人与后人情感的契合点，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超越了阶级的不同，超越了民族文化的差异。这就是文学作品所谓的“人性”了。

    “秦时明月汉时关。不管是秦时的关、汉时的关、唐时的关、宋时的关，这些关都会变，但明月不变。明月就是永恒的人性。”这是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比喻。人性和情感的相对固定就好比天上的月亮，虽然有阴晴圆缺，但是月亮始终是月亮，人性始终是人性。当文学作品具备了人性和情感时，古人今人品读同一作品时，就会产生相同的情感，“同病相怜”油然而生，或共同神伤。

    正像宋代赵与时的《退宾录》所写的那样：“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古人在文章里渗透出的情意撼动人心，这种感情到了现代人这里，一样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有些文学作品千年不朽的原因。

    人们在看《红楼梦》时，情绪往往随着书中的人物心情起伏跌宕。看到宝玉挨打，与他感到同样的痛；看到黛玉伤心悲泣，心酸不已；看到宝钗的无奈，便也有顾影自怜的感觉。在每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好像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似乎相同，似乎又不同，每每看来，总会回味无穷，不忍放手。为何《红楼梦》能如此让人爱不释手？是因为人们与红楼中人感同身受。

    再如李白、杜甫、李商隐的诗，苏东坡、李清照的词，他们的作品叫人朗朗上口，原因在何处？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充满了人性关怀，字里行间满盈着真情。他们的文学有“人味”，所以人们愿意将之记下，平时拿来以抒情怀。

    真正美好的文学作品，它往往是充满人情味的，常使人潸然泪下、不可自制。人们时常感叹：天下间为什么有如此佳作？为什么自己下笔无神？其实并不是人们没有才学，而是大部分人从未拿出心去创作。

    拥有一个感性心灵、美丽心灵的人，他会将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作品当中，会将自己的所有依托都寓于文字，当然就能写出千古不亡的优秀作品。而那些被称作书呆子的人，读书死，死读书，读死书，怎么能有灵秀的思想呢？

    一个人在读书和写文章时，如果生硬刻板、枯燥无味，那么此人的谈吐和举止很难出现新意，想要感动他人也难上加难。人只有用一颗纯净的心，实在地去做学问、做文章，所写出来的文字才能有心、有灵魂，才能从最深处撼动他人。那些沽名钓誉者，说着不知所云的话，骗得了别人一时，如何能骗人一世？

    季老一生著文无数，一直都是用真心实意去写，所以他笔下的一只小猫、一只老狗都充满了奇趣，一株藤叶、一缕阳光都是那样感人。不但如此，季老的为人也如他的作品一样，灵性十足，紧跟时代的脚步。

    世上没有真诚换不来的东西，端看人们肯不肯用，成功的为学之道和为人之道，皆从诚心实意而来。

    良心做学问，诚心立智者

    我们一定要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而论地分析佛教，作出公正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才符合客观事实。

    ——季羡林

    1935年8月1日，季老离开了家，留下了“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只身赴德国留学，从学习印度古代语言开始，慢慢地接触了佛教。从此，季老就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一直从事对佛教的研究。

    钟情于佛教传统教派的探究和梵语研究，一个是因为季老本身对这些学问产生兴趣，另外一个就是他认为当时很多人对佛教存在误解，发表了很多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季老想为佛教正名，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基于这样的原因，季老数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到佛教研究中。

    季老研究佛教，始终保持实事求是、一五一十的态度：“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用谩骂的口吻谈论佛教。这不是个好的学风。谩骂不等于战争，也不等于革命性。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意义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说佛家坚实浑身是宝，完美无缺，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面对别人所说的佛教的消极影响，他不谩骂反驳，而是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他曾说：“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佛教的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作出定性分析。我们一定要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而论地分析佛教，作出公正的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才符合客观事实。”

    从季老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到他治学严谨、公正客观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在佛教研究以及其他领域做出了许多卓有建树的贡献。

    李白第一次游黄鹤楼的时候，面对美景诗情大发。他正想提笔赋诗，却见壁上早已留下崔颢的《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渊。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李白读完后，惊得半天没有说话，连称“绝妙！绝妙！”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便搁笔不写了。后人乃在黄鹤楼东侧，修建一亭，名曰李白搁笔亭，以志其事。

    学问是无止境的，没有人能在学问的道路上走到尽头，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实力，实事求是地治学，客观公正地看待他人的成就。不应昧着良心一味地否认身边的事物，自以为是，如此一来，不但对自己的学业、事业无益，对自身的人品更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季老在对待自己的事业和研究始终一丝不苟，从不全盘否定，而是客观公正。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坦诚、真实和富有责任感的。

    一个如此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如此真诚的人，着实应当被人们深深的铭记。

    人为什么要活得踏实、认真和实事求是，其实道理很简单。人活着，无论遇到多大的磨难和挫折都不可怕，最怕的是良心受到谴责。做了错事、坏事，或许可以逃过别人的眼睛，甚至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逃不过良心的谴责。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想活得舒心快乐、毫无负担，或许有很多方法，但不管用哪种，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良心背上负担，不要昧着良心做事。坦诚、公正不但令自己心安理得，也是赢得他人尊重的方法。

    巴金先生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背负着心债过日子，其中滋味可想而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能获得真正的洒脱与幸福。

    宁敝帚自珍，不妄自菲薄

    有人告诉我，在美国唐人街以外的地方也能买到中国货。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会感到骄傲和高兴。我们原来是无声的中国，现在我们的声响响彻全球。

    ——季羡林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其言谦虚而真诚。孔子的学问博大，但他是一位很谦逊的人。中国自古以来以谦虚为美德，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晋代医学家葛洪说：“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任何人都喜欢亲近谦虚的人，而鲜少亲近骄傲者，因为骄傲者目空一切，惹人生厌。

    季老自然也认同谦虚才能使人进步，不过他也认为，有时候人要是能骄傲一点，也是好的。为何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种现象，那便是“中国制造”的问题。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大气磅礴的创造力，在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力量下堵塞了几百年。现在 “中国制造”的商品终于在全世界“流动”，一些报刊以“中国和平崛起，世界拍案惊奇”等词句来表达这种感情。

    不过，“崇洋媚外”这种本应是20世纪流行的行为在如今却屡见不鲜。季老说，有些人总认为中国制造的东西不好，鄙视“国产”，抵制“国货”，外国的杂志上要是有了什么新鲜东西，必然汲汲而求，宁可花几倍的价钱买同类产品，也非要把自己的钱塞进外国人的腰包。正所谓“便宜没好货”，钱花多了才安心，才比较爽。有的人甚至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季老笑谈：“天上天下、玉宇之内，月亮只此一个，绝无第二，怎么到了国外，月亮反而圆了起来，必然这是人们的心态不端正。”

    从“中国制造”在全世界的“崛起”不难看出，中国人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拙作”、“不才”是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汇，表示自谦，不过对于才学博大、能力非凡的人来说，这么称自己就有点妄自菲薄了。谦虚固然是好事，但是骄傲地将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这与谦逊完全不冲突，反而更能促使自己进步。

    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由洛阳出发，亲征高丽。高丽不甘示弱，派大将高延寿和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迎战。太宗设计把高丽军诱至安市城东南8里，双方展开了决战。

    太宗选了一个高坡观战。当时战场上阴云四起，雷电交加。双方刚一接阵，唐军中就有一员身穿耀眼白袍的小将，手中握戟，腰挎大弓，大吼一声冲入敌阵。敌将惊慌失措，还没来得及分兵迎战，阵形已被冲破，士卒四散奔逃。唐军在那员小将的率领下掩杀过去，高丽大败。

    战事一结束，马上到军中询问：“刚才冲在最前面的那个身穿白衣的将军是谁？”有人回答：“是薛仁贵。”

    太宗专门召见了薛仁贵，对他大加赞赏，还赏了他2匹马，40匹绢，并加封他为右将军郎将，负责守卫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玄武门。此后，薛仁贵多次率兵南征北战，立下了“三箭定天山”的功劳，官至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兼任安东都护。

    古人常讲：居功不可自傲。即使做出卓有贡献的事情，也不能轻易显山露水，以免为自己招来嫉妒和猜忌。但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不可妄自菲薄的。在自己既得的名誉面前，不应退缩，而要坦然接受，否则便是一个谦虚过度的虚伪者。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如果一直妄自菲薄，就等于将崛起的希望埋没。在这弹指即逝的时光里，我们真要毫无意义地离去吗？曾有人说：“越是没有本领的人就越加自命不凡。”自命不凡是没有本事的人常干的事情，要为我们所忌讳。不过诸葛亮也说过，人不宜妄自菲薄，胡乱地将自己的优点遮掩起来，这同样也是人生急需拆除的藩篱。

    开卷有益，坐拥书城才能笑对人生

    第一次到他家，他坐在重叠如千山万壑的书堆中用功。堆在桌上的各种参考书比我还高，书中夹着纸条、卡片，令我肃然起敬。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

    书是季老生命中的一部分。他在北大的居所、余年居住的301医院的病房，都有着巨大的书架和成千上万本书籍。爱书如命，是季老的学生对他的评价。

    在季老的老祖（婶母）还在世时，一次家中停水，老祖忘记关上水龙头，结果半夜来水了，大家都睡得很死。一觉醒来，屋子里全是水。大家都找个干的地方站着，只有季老拿着水盆站在水里舀水，因为水马上就要把他的书架给淹了。

    季老在病危的时候，依然拥书而眠，如果没有墨香，他恐怕很难睡着。身为学者，读书、写书是季老必不可少的工作，他自认为读书即是乐趣，又是职责，书，就是另一个自己，什么时候都不能舍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会与书相伴一生。但是，带来快乐的同时，书也季老带来了灾难。在《我和书》一文中，季老这样写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就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1976年地震的时候，也有人警告我，我坐拥书城，夜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书城将会封锁我的出路。批斗对我已成过眼云烟，那种万一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死不悔改’，爱书如故。”季老对书的感情风雨无阻，书也回报给他渊博的知识和源源不断的荣誉。志于研究，勤于研究的季老对书的渴求从没停止过，即使他已经坐拥书城。“也许我搞的这一行有点怪。我还没有发现全国任何图书馆能满足，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我的需要。”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季老才会在书的海洋里不断汲取营养，探索人生，不断走向生命价值的高峰。

    “开卷有益”，是季老对世人的劝告。

    书本，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仓库。宋代皇帝赵恒有一段著名的言论：“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赵恒极力强调书本的作用，一方面是鼓励科考，另一方面也承认了书能给人们带来益处。

    英国学者培根也说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怡情也，最见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他又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严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学者，皆成性格。”读书，可以让我们体悟人生，读懂历史，明了世界。

    古今中外，爱读书的人都深知书中的乐趣。

    宋初，宋太宗命大臣李昉等人编了一部大书，全书共一千卷，共搜集和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五十五门，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这部书是在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年间完成的，因此原定书名为《太平编类》。

    据《春明退朝录》、《宋实录》等书记载：宋太宗对这部书很感兴趣，编成以后，他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二至三卷，一年之内全部看完。后来，这部书被叫做《太平御览》。

    当时有人认为，皇帝在处理国家大事之外，每天还要阅览这部书未免辛苦，于是劝太宗少看一些，不必每天揽阅，以保证休息。宋太宗却说：“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

    博览群书能使人拥有高深的学问。在信息化社会，读书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多读书可以拓宽人的知识面，丰富文化修养。古人说，人可一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读书。学问要靠累积，人才能变得更加睿智。

    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说她第一次读卢梭的作品时，好像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许多生活实例告诉我们，丰富的知识文明能够极大地丰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野蛮的人有了文化素养，可以变得文明；缺乏教养的人有了丰富的知识，可以逐步变得有教养；骄傲的人，多学一些知识，就能看到知识的无穷，从而变得谦虚起来；自卑感强的人，有了丰富的知识，也会看到自身的力量，从而增强自信。丰富的知识不仅能使人变得更加文明，还能使人成熟老练，多谋善断。智勇双全的将领，都与他们博才广学有关；而鲁莽家的蛮干，无不与孤陋寡闻相连。

    许多有益的好书，能使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把握人生的真谛，掌握自我塑造和自我修养的钥匙，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温家宝总理也在一次谈话中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季老极力推崇年轻人多读书，也是希望“他们的知识面越宽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为大时代所抛弃”。此外，季老更赞同博览群书，即便“随便翻翻”也好，只要看了，对人总是有益。

    读书，不在于有多精，而在于是否有益。所以，做一个像季老一样坐拥书城的人，随手拿一本书，浏览阅读，大声朗诵，人生便会有不一样的积淀。

    为学之法：笔耕不辍，诚可得道

    季老是一位笃实敦厚、让人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他摇起笔写下的文章娓娓动人，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他做起学问来，始终坚持“竭泽而渔”，一心求知。为学为人，季老皆以诚来获得生命的真谛。

    蚓无爪牙之利，唯有专心可依

    根据我个人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即使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也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

    ——季羡林

    每当人们遇到一个问题时，为了尽快将其解决，便会搜肠刮肚，到处寻觅资料，等到问题一解决，便觉得万事大吉了。季老认为这种做事态度是错误的，他希望每个人在解决问题之后，仍然抓住该问题死死不放，对其进行深入挖掘，要把问题的每一个角度和延伸都研究到，这才是治学应有的态度。而做任何事物都要专心致志，一门深入，这样才可得真知。

    季老举过自己的一个例子。1947年，他写过一篇名为《浮屠与佛》的论文，“文中的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却不满意，因为受当时资料以及水平所限，论文水准并没达到自己想要的程度。于是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季老一直在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材料，直到1989年，季老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才将问题彻底解决，“心中极喜”。这就是季老，抓住一个问题始终不放，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不放弃，持之以恒。

    强调治学的严谨性，季老总是不遗余力。有些事情可以糊涂，可以采取模糊做法，但做学问绝对不可以，一旦出错，便耽误了自己治学的前程。

    古时有一个下棋能手名叫秋，他的棋艺非常高超。他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习下棋，其中一个学生非常专心地跟他学习。另一个却认为学下棋很容易，用不着认真。老师讲解的时候，他虽然坐在那里，眼睛也好像在看着棋子，心里却想着：“要是现在到野外射下一只鸿雁，美餐一顿该多好！”因此，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他一点也没听进去。

    结果，虽然两个学生同是一位名师传授，但是，一个进步很快，成了棋艺高强的名手，另一个却没学到一点本事。

    《孟子·告子上》有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学习下棋，只有专心致志才能获得棋艺，若是三心二意，什么都得不到。庄子曾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生于天地，立于人世，不管做哪一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专一，有始有终。若是方法多了，智慧不及，不但不能融会贯通，反而会混淆视听、心情杂乱，一无所成。

    有一位高僧来到一座荒山，见到山间茅屋中闪烁金光，高僧心道此间必有高人，遂前往一探究竟。原来，茅屋中有一位老人，正在虔诚礼佛。老人目不识丁，从未研读佛经，只是专注地念着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一心求佛道，因此练就金光。

    高僧深为老人的修为所感动，但他发现老人的六字真言中有两个字读错，便将正确的梵音告诉老人，心想老人日后的修为必能更上一层楼，羽化涅磐亦是不远。哪知一年后，当他再次来到山中，发现老人仍在屋中念咒，但金光不再。高僧疑惑万分，与老人攀谈得知，老人以往念咒专心致志，心无旁鹜，而得高僧指点后，为了纠正读法，心绪烦乱，再也不能专心致志念经，心中无法生出诚意，当然不能得道。

    人们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此乃指人世间的情感，是告诉人们在谈爱情时不要执著苦恋，为自己徒增痛苦。若是把这句话挪用到学习上，便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求得佛道的至境，无须在意形式，老叟念经，一心一意，精诚所至，金光自开，一旦新生杂念，必无所成。学习如学佛，也应当专心致志、专心于一。

    荀子在《劝学》中讲道：“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蚯蚓虽无强壮体魄，但用心专一，便能独立生存、攻无不克。而蟹子虽有两钳六爪，但因不肯专一挖洞，总是半途而废，便只有寄人篱下的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若是专心致志，任何难题都能较好地解决，而深入研究问题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相关的问题，则能做到“触类旁通”，解决了此问题便能解决与此相通的问题，虽说不能一劳永逸，却是不浪费时间与精力的最好办法，这也就是季老说“抓住一个问题”不放的原因。

    竭泽而渔的学者气势

    做学问、运用知识资源，一定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季羡林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坐舟。”这是古人留给今人的告诫。世间万物变化无穷无尽，时刻有新事物产生，若想对世界进行及时了解，便要不断学习，这便是学无止境的道理。季老说，学习是不能停止的，只要开卷便能接触新事物，让自己获得益处，只要遇到能够传授自己知识的人，便要虚心求教。另外，在研究问题时，也不能满足于只读一本书、几本书，或是向几个人求教，而应当不断对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对所有的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的利用，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事物，对问题有更深的了解。

    深入探讨和研究，是治学、搞艺术的成功者多采用的方法。为了追求更高的境界，他们从来都是不耻下问的。

    唐朝德宗年间，有一年长安地区好久没有下雨，田里庄稼尽枯、旱灾严重。唐德宗下令祈雨，按时风俗惯例，举办了歌舞杂戏竞技的盛会。

    在长安天门街中心的两侧，各搭了一座彩楼，举行表演艺术竞赛。轮到音乐比赛时，东街推出了琵琶名手康昆仑上台表演。康昆仑那时已是国工，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名手，必然无敌。在台上悠然自得，弹了一曲《新翻羽调绿腰》。这是一首有技巧的生动活泼的乐曲。果然名不虚传，奏得娓娓动听。

    正当东街市民啧啧称道、一片赞扬的时候，西街彩楼后台走出一名妙龄女郎，盛妆艳服，怀抱琵琶，在台前施礼后，对着台下观众说：“我也弹《新翻羽调绿腰》。”只见她轻捻重拨，感情生动细腻，移调弹奏，音响宏亮铿锵，激昂处宛如雷声隆隆，妙绝入神，显示了高超的演技和非凡的功力，不但博得台下观众赞叹，连康昆仑也惊奇不已。他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高手，应该向她拜师学艺。这时，那女郎已从后台更衣而出，原来并非是女子，而是西街士绅送了厚礼，请来化妆上台表演的段师和尚。

    第二天，皇帝召见了他们，旨命段师把技艺传授给康昆仑。段师奏请昆仑弹演一曲，作为技术考查。听毕，段师问昆仑：“你的演奏手法为什么很杂？发音有时还不够清晰正确。”康昆仑十分敬佩段师的洞察力，回答说：“师父真是神仙。我幼年受教在邻居一个巫婆处，学了几首入门乐曲，后来又先后向几个不同派别的老师学习，师父指出的缺点，击中要害，很中肯。”

    段师认为康昆仑的基本演奏方法不对，路子不正，主张从头学起，提出“十年不弄乐器”，忘了过去的方法再学，才能成功，康昆仑立志上进，求学心切，拜了师父。他决心不留恋过去，彻底丢掉原来不正确的基础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在段师悉心指导下，康昆仑用功练习，终于学了高明的弹奏本领，成为一代国手。

    曾有一位文学家说过：“当你还不能对自己说今天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你就不要去睡觉。”学习任何一门技艺，都是没有止境的。在各种技艺中，能人高手辈出，常常是一山更比一山高，若是只满足于眼前所得，总有一天会被别人赶超。另外，有些知识和常识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弄错，也容易误人误己。想要治学，必须具备严谨和追求甚解的精神。

    中国古代医药名著《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是个极为求真务实的人。在医药面前，觉得容不得半点假。在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实在是遗祸无穷。

    于是，李时珍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令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情况十分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不绝，使人莫衷一是。在父亲的启示下，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终完成《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但他的医药事业并未完成，他依然游走四方行医，力图让药草书籍尽善尽美。

    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一门知识穷尽，而天下间的知识门类有千千万万，若是有人能得知其中的亿万分之一，就已经不错了。为了追上知识的前进脚步，我们还能怠泄和自满吗？人们常说做事不能竭泽而渔、本末倒置，但是季老认为，做学问、运用知识资源，一定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为了让自己在学识上获益更多，并将所拥有的知识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就要翻遍所有书籍，拜访那些比自己高明的人，以求让自己的技艺更胜一筹。如此不断学习对治学有益，还是对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

    追根究底才可一窥全豹

    我还要在这一条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我觉得，学术研究是一场接力赛，一代传一代，代代有所增益；但是，这一场接力赛是永无止境的，谁也别想跑最后一棒，一个猛冲，就能抓到绝对真理。

    ——季羡林

    陶渊明做《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称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刻意在字句上下工夫，由此“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话便流传了下来。但不知道这句话到了谁的口中，变得带有贬义色彩，今人还是强调“好读书”的同时也要“求甚解”。

    季老在谈对古书文字进行考证的时候曾经说过，考证的粗精拙劣，完全决定于一个人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若是一个人对文字和语言在进行考查取证时，好比一个马大哈，或者思想呆板，不敢越前人的雷池一步，那么必然做不好考证工作。因此在考证时，一定要求甚解，这是学术道德的问题。

    其实，“马大哈”、“呆板僵硬”不但在考证上要不得，在学习的任何一方面同样要不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不能有。时时有疑问，事事多探究，对事物的真解也就慢慢浮现出来了。

    著名作家李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举过一个例子：

    曾经有人问美国前国务卿赫尔：“这个站在你面前马是什么颜色？”

    赫尔说：“我看到的这一边是白色的，那一半什么颜色不知道。”

    赫尔的回答是错误的吗？不，他说的是完全对的，而且是真相。根据平常人的经验，白马这一半是白的，那一半也该是白的。可是赫尔不这样认为，他说这样判断就太武断了。没有人能保证白马的另一半不是其他颜色，除非你亲眼所见。

    我们看事物，没有窥得其全貌，就不能从它的一面推导出另一面。这种精神也应当运用到研究和解决生活、学习或事业等方面的问题中。无论何时何地，在情况允许下，求真、求知、求解，往往才更容易得到智慧的真谛。

    唐玄奘从长安出发，赴西域、印度取得佛法真经。他“偷渡”玉门关，历5天4夜滴水不进、艰难地走过800里大沙漠，又经过千难万险，最后终于到达印度，受到了印度国王的热情接待，并在印度国王的允诺下，学习和翻译经书，且将许多佛经的梵文抄本收集起来。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22年。玄奖取经为佛教和世界佛学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作出了伟大贡献。

    如果玄奘无锲而不舍的精神，早在步出玉门关时便会折回，又或者死于途中。但强韧的意志以及一心向佛的精神，令他窥得佛法的奥秘。季老认为，要想求得对事物的甚解，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荀子·劝学篇》中有曰：“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在困难面前没有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的精神，即使有多少宏图大志也都是空谈。学习时浅尝辄止、扬扬自得，干事业时小有成绩、骄傲自满，这样的人不但肤浅，而且必将无所作为。有心成事者，断然不会选择自满之路。

    楚国有位钓鱼高手名叫詹何，他的钓鱼具与众不同：钓鱼线只是一根单股的蚕丝绳，钓鱼钩是用如芒的细针弯曲而成，钓鱼竿则是楚地出产的一种细竹。凭着这一套钓具，再用破成两半的小米粒做钓饵，用不了多少时间，詹何从湍急的百丈深渊激流之中钓出的鱼便能装满一大桶！

    回头再去看他的钓具：钓鱼线没有断，钓鱼钩也没有直，甚至连钓竿也没有弯！

    楚王听说詹何竟有如此高超的钓技，十分称奇，便派人将他召进宫来，询问其垂钓的诀窍。詹何答道：“我听已经去世的父亲说过，楚国过去有个射鸟能手，名叫蒲且子，他只需用拉力很小的弱弓，将系有细绳的箭矢顺着风势射出去，一箭就能射中两只正在高空翱翔的黄鹏鸟。父亲说，这是由于他用心专一、用力均匀的结果。于是，我学着用他的这个办法来钓鱼，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终于完全精通了这门技术。每当我来河边持竿钓鱼时，总是全身心地只关注钓鱼这一件事，其他什么都不想，全神贯注，排除杂念；在抛出钓鱼线、沉下钓鱼钩时，做到手上的用力不轻不重，丝毫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样，鱼儿见到我鱼钩上的钓饵，便以为是水中的沉渣和泡沫，于是毫不犹豫地吞食下去。因此，我在钓鱼时就能做到以弱制强、以轻取重了。”

    詹何钓鱼，心无旁鹜，一心一意可获众多游鱼。如果他三心二意，稍有差池，便会无功而返。

    治学也好，做事也好，不笃定去为之，便很难有所成就。曹雪芹写《红楼梦》花了十年；司马迁写《史记》花了十五年；唐玄奘用了二十二年只身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并带回了657部经书；开普勒用三十年时间发现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四十年；歌德写《浮士德》花了六十年。倘若他们没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人们又如何能看到他们的思想结晶。

    季老从事印度古典文字和佛教文化研究，每日经历的事情多为考证，如果他有丝毫怠慢之心，其学术成就也不会有今日之大。足可见，一个人的成是由其心意所定，没有一颗坚定的心，欲得成就不过是个梦罢了。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几十年来，季老每天凌晨4时工作，直到晚10点，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

    季老认为，终日抱着“老子天下第一”想法的人，既可笑又是可悲。俗语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八千里云月也只不过是宇宙渺小的微尘而已。对于任何人而言，光阴都不是无穷尽的，而是转瞬即逝的。在唯物论中，事物始终发展变化是恒定的公理。任何人都无法完全追上时代的脚步，唯有珍爱时间，穷尽一生努力学习，或许才能站到时代的较前端，不致被历史的海浪迅速吞没。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是宋代大儒朱熹对世人的劝告，也是季老希望人们能够记住的箴言。

    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先生，每一天几乎都是在挤时间中度过的。他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做好精确的时间安排，为此，他每天都在挤时间学习。

    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为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而紧迫。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东家跑、西家坐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人来说，浪费他的时间，等于谋害他的性命。季老不希望人们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事情当中，对于时光的流逝，他总是饱含痛心。他在一篇名为《新年抒怀》的文章中写道：“一过中年，人生之坡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瞬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时间的紧迫感，让季老不顾年龄的增长继续努力工作。有的年轻人善意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年龄，季老则说，他没有忘记年龄，只是不想浪费一丁点时间。抓紧时间工作，令季老在学问的路上又走出很远。智者与成功者，往往是懂得珍惜和善于利用时间的人。

    大文豪巴尔扎克是个时刻抓紧时间工作的人，也是个会利用时间的人。每天午夜十二点，巴尔扎克准时从睡梦中醒来，他点起蜡烛，洗洗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是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不会有人来打扰，也不会有人来算账，正是他写作的黄金时间。

    准备工作开始了，他把纸、笔、墨水都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是为了不要在写作时有什么事情打断自己的思路。他又把一个小记事本放到写字台的左上角，上面记着章节的结构提纲。他再把为数极少的几本书整理一下，因为大多数书籍资料都早已装在他脑子里了。

    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了。房间里只听见奋笔疾书的声音。他很少停笔，有时累得手指麻木，太阳穴激烈地跳动，他也不肯休息，喝上一杯浓咖啡，振作一下精神，又继续写下去。

    早晨8点钟了，巴尔扎克草草吃完早饭，洗个澡，紧接着就处理日常事务。印刷所的人来取墨迹未干的稿子，同时送来几天前的清样，巴尔扎克赶紧修改稿样。

    修改稿样的工作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整个下午的时间，他用来摘记备忘录和写信，在信上和朋友们探讨艺术上的问题。

    吃过晚饭，他要对晚饭以前的一切略作总结，更重要的是，对明天要写的章节进行细致缜密的推敲，这是他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晚上8点，他放下了一切工作，按时睡下了。

    巴尔扎克精确地计算自己的时间，毫不浪费，数十年成就了他的《人间喜剧》。伟大著作是汗水和时光凝结的精华，是那样善良动人。时间，对于懂得它意义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珍惜时间的人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总是在浑浑噩噩地浪费生命。

    时光的流逝如天上之水，奔流到海不复回，无人能力挽狂澜，令时光回转，那种无情离去既无比残酷、又让人莫可奈何。它能让英雄成须叟，发白如丝，也能让美人成老妪，容颜垂暮。它是一把无情的刀，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深刻的岁月印痕。

    元代戏曲家高明在戏文中写道：“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时间的流速的确难以估计，莫可名状。树枯花谢，仍有再青再红之时；燕子归去，仍有春回之日；人的生命结束，恐怕再难有“翻身”的时刻。犹如朱自清所说的：“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挽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当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

    孔子曾立川上，发出无限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正是日更月替、时间无止、从不等人的真实写照。前人为了让我们懂得时间的珍贵，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谆谆告诫。即便是黄金，也买不回半分时光。我们每个人都是挣扎在时间洪流中的一粒粟，无法挣脱，若是不想随波逐流，便绝不能把宝贵的光阴虚掷，应抓紧每分每秒。面对流水无情般的岁月，季老认为我们能做到也只有“一寸光阴不可轻”，才不致让弹指间消逝的生命变得索然无味。

    不要让灵感与自己擦肩而过

    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去。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的前进呢？

    ——季羡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看山，变化多端，意境无穷。有人说，写文章便要有苏轼描写山的意境，若是直白陈述，刻板说理，毫无新意，就好像空嚼白饭一般无味。季老做了多年的学者，写过不少文章，也非常赞同写文章应有创新、有韵味的观点。他认为，大部分的著作当中，字里行间是能找到新意的，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很有新意，这些新意会给人们很多启发，一些人会根据启发实现再创作，写出更有创意的书籍和文章，由此，新意也就变得生生不息，人们的创造性见解也便不断。

    人在治学时需要这种创新精神，其实做任何事情，创新都不能少。然而，常有些人因为固守陈规，将自己规定在一个范围内，最终反而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清朝乾隆年间，有两位书法家。一位是刘石庵，他极认真地模仿古人的笔墨，要求每一笔每一划都酷似某位书法家，后来他竟连哪一笔是自己的，哪一笔是他人的都搞不清了。而另一位是翁方纲，他不仅苦苦练习，还要求每一笔每一划都不同于古人，追求自然活泼，不拘一格。在当时，翁方纲的书法备受人们喜爱，因为他敢于创新，追求新的书写手法，而刘石庵的书法却无人问津。

    其实，古人的优秀诗词、书法、绘画等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是因为他们敢于创造自己的风格。颜真卿创造颜体，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的先河，苏轼成为豪放派的鼻祖。他们的诗词歌赋、墨宝国画正是由于他们敢于创新才流传下来，乃至为今日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显而易见，创新对于任何人、任何事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创新是进步的灵魂，是一切新事物的来源。大部分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不想流于世俗，然而，创新的灵感并不容易找到。季老说，创新有时候是天上掉下来的，但这种灵感绝不是人人都有的，而是善于思考和观察的人才能得到。

    一百多年前，医生们虽已经能够进行外科手术，但是死亡率依旧非常高。明明手术很成功，伤口却很容易发红发肿，化脓溃烂，最后痛苦地死去。医生们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怎么防止感染。

    英国医生李斯特是一个很出色的外科医生，虽然他的外科技术很高，但也无法防止病人手术后的感染，经常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苦恼的李斯特一直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其他外科医生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外科手术这一狭小的范围内。有一次，李斯特看到法国出版的一本生物学杂志，里面有一篇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探讨生命起源的论文。论文中讲到巴斯德通过大量实验证明：生命不是无中生有，是空气中的生命孢子进入的结果。有机物的腐败和发酵也是微生物进入的结果。

    这篇文章表面看起来与李斯特的外科手术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李斯特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想：病人伤口的感染化脓，不也是一种有机物的腐败现象吗？这个看不见的微生物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肯定影响着外科手术。

    依据这种思想，李斯特在手术之前严格地洗手，将手术器械严格地煮沸，在伤口上用煮沸过的纱布包扎，以防止空气中的微生物感染伤口。后来他又寻找到一种杀灭细菌的药剂。运用这些办法后的手术，死亡率大大降低。就这样，李斯特从一篇表面上看来似乎毫不相关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创立了消毒外科学。

    李斯特看书之后得到了灵感，发现了消毒在手术当中的重要性，他的创新精神显然有迹可循，完全是通过书本知识和实际经验相结合总结而来的。

    一个毫无灵感的人，只是一个毫无新意的灵魂，他的心仿如一潭死水，波澜不起，最终只能渐渐被时光的泥淖拉入历史的洪流。而充满灵感的灵魂，则如春笋沐浴细雨，茁壮成长。每个人的行动模式是有限的，但他的思维是无限的，只要勤于思考，灵感常常不请自来，它会使你跳跃事物的表面而直接见到其本质。

    季老说，现在人们总是强调创新，却对如何找到创新思维从不考虑，其实只要勤于观察，多思多想，广泛联系，放开自己的想象空间，灵感就会在面前闪动，你一定要在此刻抓住它，记下它，即便它在眼下对你无用，也不等于未来它不会为你带来新的生机。

    为学之志：老来弥坚，勤修德慧

    季老用一生来诠释了学习的道理：学习为收获知识，明晓道理，修养品德，并且具备坚定的信念和节操。懂得这个道理，便能专心致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无浮躁与虚伪，对世间的事物皆能以真善美待之，也就能服务于社会、民生乃至国家。季老虽年华老矣，仍勤修德智，并寄希望于年轻人，希望人们能通过学而得到智。这是一个老人诚挚的劝诫。

    钓沽名者无贤士

    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国学大师张中行

    季老每一次提到治学的问题时，都强调要有“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何谓“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与其用死板的概念去解释，不若用反面教材来得让人记忆深刻。对于人来说，学术是绝对不能没有的傍身之物。因为学术能够推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有人认为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季老却指出，如今有很多人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或者沽名钓誉地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后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些人都被季老称作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

    自古至今，世上的学术骗子有很多，沽名钓誉者不在少数。有些人通过学问来提高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还试图通过其来为自己获得利益。古往今来，最善“沽名钓誉”以求名利的人便是卢藏用。

    唐代的时候，有个叫司马承祯的人，在都城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里，住了几十年。他替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白云，表示自己要像白云那样的高尚和纯洁。唐玄宗知道了，想请他出来做官，却被他谢绝了。于是，唐玄宗替他盖了一座讲究的房子，叫他住在里面抄写校正《老子》这本书。后来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到长安会见唐玄宗，见过玄宗，他正打算回终南山去，却碰见了也曾在终南山隐居，后来做了官的卢藏用。

    司马承祯与卢藏用说了几句话，后者抬起手来指着南面的终南山，开玩笑地说：“这里面确实有无穷的乐趣呀”！原来卢藏用早年求官不成，便故意跑到终南山去隐居。终南山靠近国都长安，在那里隐居，容易让皇帝知道并请出来做官。不久，卢藏用果然达到目的。司马承祯想对他的这种行为讽刺一下，便应声说：“不错，照我看来，那里确实是做官的‘捷径’啊！”

    卢藏用与司马承祯二者稍作比较，高下立见。由二人身上可以看出，大部分欲寻求“终南捷径”者多是沽名钓誉的人。所谓沽者，买也；钓者，用饵引鱼上钩。沽名钓誉就是指用种种手段骗取名誉的现象。

    季老对于学术界受到学术骗子的污染着实感到痛心，面对时下人人皆奉遵“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宗旨，季老颇感悲凉。他也不知该如何能改变这种现象，唯有用自己的笔来抨击现实。

    其实，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都容不得“骗子”和“沽名钓誉者”，这些不贤之士早晚有暴露或遭殃的一天，圣人孔子便有这样的先见。

    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子西的人，做事重名誉，甚至常常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名誉。孔子对弟子说：“谁能够去劝导一下子西，使他不再沽名钓誉？”

    子贡说：“我能劝他。”于是，子贡就去劝说子西，子西却不以为然。

    孔子说：“不受功利所左右，才能胸怀宽广；保持本性而不动摇，才能保持住纯洁的品行。内心不正直，做事也就不能正直；内心正直，做事才能正直。子西恐怕还是难以避免灾祸。”

    果然孔子所预言，不久楚国发生内乱，楚国的大夫白公逃到了吴国，后来子西把他召回楚国。不久之后，子西发动叛乱，结果被杀，落得个惨淡下场。

    对于我们来说，为人、治学，都无“终南捷径”可图。如今天下之大，通讯之快，想沽名钓誉、找到当官发财的捷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句俗语说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也能洗净虚而不实的东西，若是沽名钓誉，仅以能说会道来蒙蔽世人的眼睛，很快便会被人揭露，落下骂名。季老说，为免落得遭到万人唾骂的境地，做人为学还是讲点良心得好。

    岂是一个“犟”字了得

    季老进入清华后，首选专业是什么呢？大家可能猜不到。季先生想读的居然是数学系。一个数学考了四分的人，居然想报数学系。季先生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绝不服输的犟劲。

    ——季老“关门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不肯服输，不愿服老，季老的这股“犟劲”，让他的老师、朋友、同学和弟子都记忆犹新。季老刚进入清华大学时，学校规定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专业，一开始可以到各个专业去试听。季老哪个都听了，觉得每个都有意思，后来竟然生出想报他最不擅长的数学专业。他在自传当中写道：当时的自己实在有点不自量力。

    但是季老这股绝不服输的精神，已经令拜读他自传的读者记忆犹新。看季老的文字，暖暖的、深情的，同时也隐隐透着一股不易察觉的犟劲，字里行间，完全可以看出季老不畏惧、不退缩的天性。对他来说，困难越大，问题越多，他就越“不信邪”，越要攻克它。

    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遇困难就畏惧和退缩，就轻易放弃。困难时时会有，即使有时真的遭遇较大失败和挫折，也要永不言败，只要精神不倒，就有重拾自信和成功的机会。

    春秋时期，楚国有位叫次非的勇士，骁勇善战，武艺高强。一次，他出去办事，在回乡的途中，遇到一条大江，他乘坐一只木船渡江。木船刚到江心，突然波涛汹涌，江水中蹿出两条恶蛟，一下子从左右两边把木船团团围住。船停住了，不能再往前行驶。次非赶忙问摇船人：“过去木船要是被恶蛟缠住，船离开的几率有多大？船上的人还能不能活命？”

    摇船人吓得一个劲地摇头：“碰上这两条恶蛟的船，没听说有幸免的。”次非“唰”的一声抽出了宝剑，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叫这两条恶蛟变成江底的一堆腐肉朽骨！如果我放下武器，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么，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价值呢？”话刚说完，只见他纵身跃入水中，与恶蛟进行搏斗。

    经过一番生死较量，两条恶蛟逐渐浮出了水面，江水也被染成了红色。原来是次非斩杀了双蛟，他平安地从水里钻了出来。

    次非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杀死两条蛟龙，不但为民除了害，还救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也救了他自己的命。如果坐以待毙，因为懦弱而接受现实的安排，或许只能靠奇迹带给自己一线生机。与其如此，不如自己拯救自己，去努力创造奇迹。人生中的艰险、挫折如同夏日的暴风雨，往往不期而至。如果发自内心地准备放弃，还未曾有半分拼搏就落荒而走，结果是最令人沮丧的。身陷困境时，应敢于面对，这是成功的第一步。不服输，勇敢地尝试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老人圣地亚哥在晚年时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海边简陋的小茅棚里。他虽然瘦削憔悴，满是皱纹，但他的双眼像海水一样湛蓝，明亮有神，毫无沮丧之色。打渔不仅是他用来赚钱养活自己的谋生方式，也是他和一个叫做曼诺林的小男孩的共同爱好。

    有一天，他在海上遇到了一条很大的鱼，与它激烈地搏斗着，僵持不下。老人对鱼说：“鱼啊，只要我不死就要同你周旋到底。”

    他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是多么的强壮有力，现在他已年老，但是依然坚持着不放弃。两天之后，他胜利了，虽然在回去的途中，这条鱼被鲨鱼群吃得只剩鱼头和鱼尾，虽然他最后只得到了鱼的骨架而已。

    老当益壮，不移白首之心。老人虽然已经老了，但是他的生命依然在。现在他身上所拥有的每一份力量既是过往青春的残留之物，也有在新的一天里增加的新气息。而且这种气息会伴随着生命一直存在。所以老人说：“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

    季老便是一个“不可以被打败”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放弃，也从不肯服输。他不敢自说始终老当益壮，但只要有力气，他就想为年轻人做一些事情，鼓励他们努力拼搏下去。季老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时刻提醒着那些有所懈怠的年轻人：人活着，永远不能服输，应当为自己的将来不遗余力地去奋斗。

    压力也是拼搏的动力

    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没有压力，哪儿来的拼搏？

    ——季羡林

    当一个人已至耄耋，看遍世事荣辱，历尽世间沧桑，压力对他而言已可有可无。但这只是我们的臆想。已至耄耋之年的季老就有一篇专门论述压力的文章。他在文中讲自己也有压力，只是此时的压力不来自名利，而来自别人的监督与采访。他说：“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拔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但在季老看来，有压力是好的，压力即是动力。因为有了压力，“自己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

    季老还说，在当今世界，全球都在面临生态失衡、人口急剧增长、疾病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让人类受到损失，却也给予了警示，压力激发人们产生忧患意识，提前为未来着想，是为将来谋福利。这就是压力的益处，它在给予我们力量以及亲近的动力，而我们也要学会将压力变为前进的动力。

    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生存压力。学生时代有考试、升学的压力，工作后为了在社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压力又扑面而来：就业失业、结婚离婚、荣誉耻辱，以及处处昭示的“忧患意识”和不绝于耳的“优胜劣汰”……社会位置的选取与被接受的程度；新观念的价值取向带来的不适应；改革中不断变化带来的不稳定的恐慌；财富与权利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心理不平衡；人们所信仰的神话的崩溃；人际关系的矛盾造成的紧张；还有不可抗拒的生老病死等，都使人面临挑战，遭遇压力。

    有时候，压力越大，动力越大。我们心灵的承受力常常大大超过我们自身的估量。

    美国麻省Amherst学院曾经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试验。试验人员用很多铁圈将一个小南瓜整个箍住，以观察当南瓜逐渐长大时，对这个铁圈产生的压力有多大。最初他们估计南瓜最多能够承受大约500磅的压力。

    在实验的第一个月，南瓜承受了500磅的压力；实验到第二个月时，这个南瓜承受了1500磅的压力，当它承受到2000磅的压力时，研究人员必须对铁圈加固，以免南瓜将铁圈撑开。

    最后当研究结束时，整个南瓜承受了超过5000磅的压力后瓜皮才产生破裂。

    他们打开南瓜并且发现它已经无法再食用，因为它的中间充满了坚韧牢固的层层纤维，试图想要突破包围它的铁圈。为了吸收充足的养分，以便于突破限制它成长的铁圈，它的根部甚至延展超过8万英尺，所有的根往不同的方向伸展，最后这个南瓜独自控制了整个花园的土壤与资源。

    这个实验给人莫大的启示：巨大的压力常常可以转化成动力，鼓舞自己不断向前。

    其实，任何人的生存活动中都有压力，压力面前，没有人可以“免疫”。既然压力不可避免，我们不妨时时让自己处于压力之中，去感受生存的残酷、竞争的激烈，挺身面对压力，用自己的努力把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像积压的火山一样，爆发出耀眼的辉煌。

    要想真正将压力变为动力，还要求我们追求“更好”但不崇拜“最好”，有些人总喜欢拿自己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比来比去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即使拼命追赶，也仍然力不能及。久而久之，压力越来越大，以致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因为无法时时刻刻做到“最好”，结果被别人抛在后边的时候越来越多，感受到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

    俗话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各方面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不能梦想自己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越别人，凡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可以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面对竞争，从容而有效地化解生存压力。

    生存压力是一柄双刃剑，你不能因为剑会伤人就拒绝使用它，那样的话你就会比别人少一样防身武器。记住季老的话，压力也是动力，我们要凭借它继续拼搏。冲破压力，就会获得更大的提升空间，而畏惧躲避它，则很可能没有成功的可能。

    以言导行，诲人不倦

    季老非常得谦和、乐于助人。对于学生，很有亲和力，很爱护学生。

    ——北大教授王邦维

    孔子曾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能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人而不知疲倦的人，是值得我们仰慕的人。

    季老曾经在自传里提到过一位在中学时代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这位老师叫祁蕴璞，是山东教育界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清末的秀才出身，又精通英语和日语。

    但是，由于他说话有点儿给巴，在课堂上有时候很难流利地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讲解出来，但是他依然坚持着为学生讲解最全面的知识和最新的时政内容。当时正值日本占领济南之前，祁老师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地更新自己的讲义内容。

    季老回忆说：“祁老师教的是历史和地理。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大事。眼前的世界形势随时变动，没有法子在正课中讲，他于是另在课外举办世界新形势讲座。讲演时指定两个被认为文笔比较好的学生做记录，然后整理成文，交先生改正后再油印成讲义，发给全体学生。”祁老师用自己的努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知识，直至今天，季老仍然感恩并且怀念着他。

    祁老师这种对教学认真严谨的精神也影响着季老一生教书育人的德行，即使由于身体原因暂时告别了讲台，他依然时刻不忘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

    2003年，季老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期间，遇到了一个正在为英语学习而发愁的小护士。年轻护士到病房中向季老请教用什么方法能够迅速提高英语水平。

    季老笑着说：“方法最简单不过，其实你也知道。”

    护士更加好奇，连声询问到底是什么方法。

    季老顺口吟出了一句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学好英语只需要记住两个字，那就是“勤奋”。在他的鼓励下，年轻护士抓紧了英语学习。

    有个护士提出想看季老的著作《留德十年》，他便立刻让人购买了600本，逐一送给医生和护士们，他说：“出书就是要给人看的，哪怕只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也值得。”

    一名真正的师者，应该如祁先生和季老一样，随时把“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放于心上。他们不仅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头，又施与阳光、雨露，他们所期待的并非桃李满天下的无上成就，只是期待嫩芽成长为栋梁之才，撑起片片绿荫。

    弗兰克·迈考特在成为普利策奖得主之前的岁月里是个教书匠。

    弗兰克·迈考特从一个爱尔兰的穷困移民，一路蹒跚来到繁华大都会纽约，几经周折终于拿到大学文凭。后来，他成为一所职业高中里的老师。最初，他与学生们相处得并不愉快，最后不得不离开了这所学校。

    后来几经辗转，他走进了纽约的斯泰伊夫森高中。在这所全国知名的高中里，他碰到了成熟的学生，他们对学业虔诚狂热，目标明确，一心只为走进常青藤大学校门；他也碰上了新的同事，他们学识渊博，孜孜以求，他们热爱着自己的学生以及自己的事业。

    在这样的学术熏陶下，弗兰克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的环境，与其他的老师一起，用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技巧、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人格魅力来促发学生、鞭策学生。学生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教师。于是，一批批学生就这样走进校门、踏上社会，教师们春去秋来、迎来送往。荷马的史诗、笛卡儿的方程就这样传递给了下一代。

    教师是一个孤寂而又清贫的职业，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出于对传播知识的热爱以及对学生的责任感，他们甘愿忍受寂寞与清贫，用人格魅力感召着下一代。

    一位老师，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学生，他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个正在成长着的生命个体。在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交流中，他完成了智慧的传承。在季老眼中，为师者，诲人不倦乃是本责。唯有如此，才真正对得起范仲淹曾经为严子陵先生写的挽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为人师表，育教亦育德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要向季羡林先生学习，但我也知道这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像他们这样做学问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我现在有点悲凉的感觉。

    ——北大教授谢冕

    孔门弟子三千人，共有七十二贤者，不能说人人学富五车，却皆是德行兼备。孔子活在世上时所收的徒弟是否有三千，没有定论，其死后，其思想精华流芳百世，后人依其修身立德，自称孔门弟子。如果这样算来，孔子的弟子又何止千人之多。

    作为一个师者，一生都在尽力教导弟子，并且其思想也能教导后人，孔子几乎可以被称为天下最贤德的老师。孔子的德行一直为后人所推行，他的作为也是师者的榜样。为人师者，就当如孔子一般，为弟子立德，教弟子立世。

    季老一生当中有许多老师，其中几位老师让他数十年来不能忘却。每当回忆起这些师长，他总是盛赞他们德行高尚，能够毫不吝惜自己的才学和德行，尽力教导弟子。几位先生的敬业精神和宽广胸怀，一直教育着他。虽然，这几位先生的德行比不上圣贤孔子，但在季老的心中他们如同孔子一样伟大。

    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学识，多少才艺能耐，若是不能或吝啬传授给他人，那么这个人的社会作用也就不存在，他实在是个过于自私的人。季老以他学者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任何人做学问都不是为了自己能扬名立万，而是要授予他人、授予大众的。而季老一生中，都在贯彻这个准则，受他教育的弟子都对他表示深切的感激。

    2009年7月11日凌晨，季老离开人世。他的灵堂搭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大楼当中，供世人祭拜。7月12日，灵堂开放当天，就有3000多人带着白花，排着长队入灵堂祭拜季老。季老的弟子则纷纷在老师的遗诏前含泪跪拜叩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来就不是人们对老师的要求。但是老师总是做着宋的事情，并用他们的德行教育子弟。

    曾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刚刚登上工作岗位，却不幸身患绝症。每天清晨起床的时候，她都不想再到学校，因为她实在身心疲惫，然而想到自己的学生坐在凳子上，翘首企盼她的到来，她便觉得不忍，告诉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

    每当课讲到一半，身体剧烈的疼痛告诉她该休息了，但是她又不想就此放下粉笔。曾有一位老师劝她休息，她说：“等我把这个学期交完就好。”然而这一等就是三个学期。到了第二年秋天开学，学生们再也没看到老师出现，到处打听才知道，老师已经离去了。就在上个学期最后一天的晚上，那时，她还在批改期末的卷子，实在困倦得忍不住，便伏案睡着了，然而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生活中，像这样的老师并不在少数，一辈子奉献于教学事业，最终逝去也是在课堂之上。他们心中求的不是名，也不是利，因为求名利的人向来贪生怕死。他们完全是由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传授知识，不是机械地把知识丢给学生，然后自己就万事大吉，拿了工资去逍遥。他们教导学生，是要学生们能够利用知识获得生存的本领，是要学生们带着高尚的品德去为人处世。

    很久以前，有一位宫廷太医院的医学教授，朝廷命他教导一批新学子。学子们当中不乏聪明好学者，有的甚至可以称作天才。一次，教授给了学生们二十种草药，让他们区分毒材和药材。聪明的学生们清楚地把毒材和药材区分出来，但是有一个学生没有写清，而是把几个他认识的药材药效写了出来。结果，除了这个分不清药材的学生外，其他人都得了零分。

    一个学生问：“先生，我们清楚地分清药材，为什么却得了零分？”

    教授严肃地说：“每一种药材都是既有药性又有毒性。就好像水，它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午夜喝下的水对人的身体就是有害的。你们严格地把药材的药性和毒性区分出来，证明你们实在太自信、太自满，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实则是什么都不懂。你们要让自己变得深沉下去，不要再以肤浅的心态去学习。

    医学教授交给学生们的不只是单纯的医学知识，同时还教他们如何树立医德。一个肤浅的医生，很快就会变成危害病患生命的刽子手。古语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医学教授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

    人这一辈子，几乎都活在被人指导和指导别人当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在充当着“学生”和“老师”。我们一面继承着前人的经验和思想结晶，一面为后人奉上自己的智慧。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流芳千古，但只要自身的经验和理论对他人有益，就不应该吝啬和羞于启齿，这是为人为学应具备的美好品德，也是季老用一生来诠释的内容。

    少年知珍惜，无不可逾越之困境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季羡林

    季老对青年人从不吝啬赞誉之词。在他看来，青年人是希望，是未来，一切蓬勃之气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季老对青年人有过许多寄语，比如在《希望在你们身上》一文中，他就对青年人说：“你们青年人感觉敏锐，英气蓬勃，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的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但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

    在季老心中，青年人是这个时代的未来，他们的生命是美好的，责任也是重大的。所以，当他将所有的希望寄予青年人的同时，也在勉励他们，刻苦学习，让自己能够担此重任。“是不是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只要有年轻这一条件作为靠山，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大睡其觉，一点努力也不需要，只要守株待兔，就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当然不是。青年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才能达到出蓝的高峰。”

    季老殷切希望年轻人能够有所成就，希望他们珍惜时间，用意恐怕正应了那句老话：年轻时可能一无所有，但年轻本身就是最大的富有。

    然而，年轻的人总是认识不到年龄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最大优点，而是一味地去追求不可企及的东西，慢慢变得迷失了。

    大珠慧海第一次拜见马祖道一禅师时，虔诚礼拜。

    马祖禅师问他：“你来此所为何事？”

    大珠慧海说：“我来这里向您求佛法。”

    马祖禅师：“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哪里有你要求的佛法呢？你都没有顾好自己家里的宝藏，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宝藏，反而东奔西跑向外寻找。”

    “什么是我自家的宝藏呢？”大珠慧海困惑不解。

    “现在正在询问我的就是你自家的宝藏，你所需要的一切就在你的心里，一样都不欠缺，你又为何要向外寻找呢？”

    大慧慧海顿悟，叩首离去。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宝藏，又何苦向外寻找？马祖禅师其实也正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大珠慧海，一个人只有自己来开悟自己，才能真正走上解脱之路。向外寻找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归宿，只有求助于自己，点燃自己的心灯才可以。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只不过很多人惯于参照别人，从别人的身上找寻可供借鉴的东西。然而他们忽略了自己本身的才华，使自己变得慢慢平庸，须知，靠别人终究是不如靠自己的。

    一个佛教信徒去寺庙中拜佛求愿，路上突然天降大雨，他没有带伞，只能在一个屋檐下等待天晴，远远地看到一位禅师正撑伞走过，于是喊道：“禅师，普度一下众生，把我送回家吧！”

    禅师远远地回答：“我在雨里，你在檐下；檐下无雨，你不要我度。”

    这人立刻走出屋檐，站在雨中，说道：“我也在雨中，该度我了吧？”

    禅师走到他面前，说道：“我们都在雨中，我不被淋湿，因为有伞；你被淋湿，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你，而是伞度我，对吧？”

    这人觉得很有道理，点了点头。

    禅师接着说：“所以，你要被度，不必找我，应该自己去找伞。”

    说完，他便扔下这个人独自走了。

    面对禅师离去的背影，这个在雨中等待的人有些气愤，无奈只能等待天晴。天晴之后，他来到庙中，刚刚跪在观音像前，便看见一个长相和观音极为相似的人也在拱手躬腰相拜，便忍不住好奇问道：“你就是观音吗？”

    那人回答：“是的。”

    他又问：“既是观音，为何还要拜自己的塑身？”

    观音认真地回答说：“你来求愿是因为有难事，我也会遇到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电光火石般，这人想到了雨中邂逅的那位禅师的话，恍然大悟。

    佛可以助人修行，却不能帮你成佛，唯有自性自度。世上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之。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有无法逾越的心门。所以，请正视自己，因为你此刻还年轻。一旦年老，再想像年轻时那样勇往直前，多数人都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很少有人能像季老那样，九十多岁高龄，心智不改。大多数人在发现自己已经碌碌无为时，便任自己碌碌无为下去了。

    为学之智：国学撷趣，觅得智慧

    国学的内涵是博大精深的。季老总说对“国学大师”愧不敢当，他只好从古典文明中撷取几点有趣的话题来谈论一二，以赠情趣。但每每看到他那朴实的文字所诠释的深刻道理，便深感季老在文化上的造诣之深。在他的带领下，人们或可对国学的冰山之角进行了解，在与季老共同欣赏精深国学时，为自己增添文化的积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季老的美人观

    中华自古重美人，西施貂蝉论纷纭。美人至今仍然在，各为神州添馨淳。

    ——季羡林

    伊人出落得若芙蓉出水、端庄典雅，容颜娇好，犹如那二月枝头豆蔻、仲夏盈盈之月，又如凌波仙子、踏波而来，正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有这等身姿，称为“红颜”亦不足以形容。

    然而，或许造物主忽发少年狂，本已创出秀丽、美妙、赏心悦目的女性，却又要造出几个出类拔萃、傲视群娇的“超级美人”，于是历史上有了：西施、明妃、赵飞燕、貂蝉、二乔、杨贵妃、柳如是、陈圆圆等。或是沉鱼落雁，或是闭月羞花，连天地万物都为之叹绝。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难过美人关的岂止英雄，大到帝皇高官，小到普通百姓，谁人不喜欢美人。季老常道自己老来不再安分，也想太岁头上动土，谈一谈美人，因此赋上小诗一首：“中华自古重美人，西施貂蝉论纷纭。美人只今仍然在，各为神州添馨醇。”说起古代美人，中国的美学论坛中，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季老认为，美人之所以被称为美人，必然有其异于非美人者的精妙之处。

    中国历史的前进路途中，有英雄编制的历史、有帝皇编制的历史、有文人墨客编制的历史，自然也少不了美人编制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历朝皆有《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这等姿容的女子，不过此等女子总被世人称作“红颜祸水”，似乎被大大冤枉了，又不知从何辩起。

    有人曾为中国的“红颜祸水”按时间做了排列，妹喜便成了首当其冲的美女。夏朝末年，最后一位天子桀好酒好色，娶妹喜为妃。妹喜嫁给桀之后，纵情声色，恣意享受。酒池肉林，裸身嬉戏。传说妹喜爱听“裂帛”之声，桀曾命各地每天进贡丝绸一百匹，让人轮流撕开来给妹喜听。如此浪费民脂民膏，很多老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夏桀专宠妹喜、不理朝政，昏庸无道，最终被商灭掉，王朝不再。

    第二位不用多想，必为商末妲己。相传妲己乃天人派来毁灭殷商王朝的，此等传说必然是迷信，然而纣王宠妲己已到无法无天的地步。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集天下奇珍异宝，珍禽奇兽，放在鹿台和鹿苑之中，终日饮酒作乐，通宵达旦。到了严冬之际，妲己遥见有人赤脚走在冰上，认为其脚特殊，将他双脚砍下，研究其不怕寒冻的原因。又一次妲己目睹一孕妇大腹便便，好奇孕妇腹内究竟如何，不惜剖开孕妇肚皮，枉送母子二人的性命。后来妲己创炮烙、造虿盆，这等恶毒，称为“祸水”亦不为过。

    后来依次还有褒姒、西施、貂蝉、杨玉环、陈圆圆等，若说这些美女所处的王朝灭亡都是她们的原因，那也有点太过了，不过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似乎也不然。

    曾有人说，中国的美人史中，凡是有名的美女，不是坏娘娘，便是妓女，似乎有些道理。百代王朝过眼云烟，后宫佳人何止三千，名扬千古怎是件容易的事呢？像是吕雉、武则天那种直接掌管王朝的人，美则美矣，心狠手辣是少不了的，不然如何掌管天下。这样的美人在后人看来，好坏还是不予置评。还有一种名扬千古的就真的是“红颜或水”，正如上文提到的妹喜、妲己之流，误国误君，不能说王朝覆灭全“归功”于她们，但将国家弄得天翻地覆她们可没少掺一脚。像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妃嫔们，出名的可没有几个。

    另一种便是闻名一方的绝色艺妓了。这种艺妓多是才情兼备，有的结识了天下有名的文人，有的结识了皇帝、将军，在经历一段痴痴缠缠的爱情之后，不管结果好坏，总会有一些诗句、艳词留给后人，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美女史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不但在中国有，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有。如古埃及曾有一段时间每隔几十年便出现一个女法老，后来又有埃及艳后等。

    往观历史，若说自古红颜多祸水，恐怕不然，反而让人觉得这些美人都是历史的牺牲品，因为无法选择出生的年代而只能在那时出生，又因生得貌若天仙而被君王英雄看中，就算不喜欢自己的枕边人也要强颜欢笑，因为那个时代是男人的天下。然而，比之没有出名的或被历史淹没的那些女子，这些风华绝代的女人们大部分还是活出了自己的个性。好也罢、坏也罢，总之让人看起来，的确是符合季老所说的：美人必异于非美人者。

    百货店、药店、粮店：佛道儒的跨行业竞争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整个的中国思想史上，佛、道、儒的关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间的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的。

    ——季羡林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交融，可以组成中国的一部思想史，这一说法并不夸张。从战国以后，若说各个王国、朝代有哪个王侯帝皇没有依靠过其中一家统治天下的，倒也很难找得出来，尤其是从汉朝开始，三家此消彼长，虽有恩怨情仇，却称不离砣，砣不离秤。

    儒家起源于孔子、佛教源于释迦牟尼，这是毫无争议的。唯独道教有所争议，有人说道教由老子、庄子所创，但这时候道教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规模，而汉以后的道教实际上是由张道陵所建。在这三家中，儒道两家土生土长，佛教则是从印度传来的。季老对自佛教传入之后到唐代这段时间的三家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当真是波涛汹涌、“暗藏杀机”。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之后，自有一套鬼神方术，这便与道教有了交叉。当时许多帝王同时信奉两家宗教，因此两家宗派谁也压不倒谁，暂时相安无事。但二者毕竟不是一个宗派，矛盾不可能消失，只可能慢慢激化。从理论基础来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论。而道教就没有系统的理论基础了。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炼丹等方术外，在教义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双方交手大战几个回合，道教立刻败下阵来。所以为了报仇，道教只好明枪也来，暗箭也放。它一方面拼命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袭佛教的学说。为自己写了《太平经》这类的书，以证明自己也是有理论的，看起来未免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不过，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用它来对抗外来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为那些不喜欢佛教的统治者所利用。季老曾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与兴隆，道教也很难传播开来。儒家思想本来最早统治中国，其主张“三纲五常”，佛教偏偏反对这些，可是道教并不反对，这便导致佛教在与道教和儒家进行斗争的时候，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中国的教派斗争与世界宗教史的规律不同。季老说，佛道的斗争并不是因为教义的不同而不和，而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他们打击彼此，完全是为了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

    佛道两家的争锋，从历代皇帝那里能轻易看出来，在前文中曾提到唐朝皇帝或是崇佛、或是信道，斗争激烈，可见，两家的关系并不融洽。

    儒道关系在历史上就只能说难解难分了。二者皆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即使有时难免有些矛盾，总的来看，其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中国历来传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也有孔子去拜访老子的典故，它至少反映儒道两家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几个皇帝兼信儒道，比如汉武帝。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晚年却求神仙，信方士，这就接近了道家。这说明儒道两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但是，佛儒的复杂关系，可不是“一言以蔽之”就能说清楚的。起初佛儒没有什么大瓜葛，两家历来以调和状态存在。另外，儒家通常是皇帝钦点的“思想领导”，佛家怎敢有非议。而且儒佛两家的文化有很多融合的地方，大家互相利用，也不好撕破脸。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佛家总是对儒家放几支冷箭。比如华严宗在为教派分等级的时候说：“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显性教。五教之外，还有最低的教：道、儒。”华严宗把儒家放在最低的位置，这明显是在诋毁儒道一脉。

    到了唐朝，很多儒生都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最著名的辟佛者便是韩愈，但他也是最倒霉的儒生。他反对佛教的理论很肤浅，总是以维护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修养经来反对佛教。他认为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从事生产劳动，这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有损害，这一点令他很不满，因此他才辟佛。这一点上便显现了他的思想狭隘性。不过他也没选对时候反对佛教，偏偏正逢唐宪宗李纯爱佛至极，他见宪宗要在宫中迎佛骨，便上书反对，结果惹怒了宪宗，被削职发配到岭南的潮州，途中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千古名句。一代大儒竟然因为佛而落罪，儒家和佛家的关系还能融洽吗？

    后来出现了拥有唯物主义观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二者都比较尊崇佛教的教义，但又是无神论者，佛儒两家在他们的身上矛盾地融合着。

    由此看来佛道儒三家的关系的确是说不清、道明的。

    当代研究国学的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经为三者作了一个假设：儒家如粮店，道家如药店，佛家则如百货店。

    民以食为天。儒家思想是历朝历代的治世经典，便如食物对于人的重要性，没有它恐怕中国的历史也就消失了，因此说它是粮食一点也没错。再说人有七情六欲，免不了生病闹灾，所以道家便坐堂问诊，开方抓药，炼出祛病消灾、救苦救难的仙丹，说道家是药店也没错。而佛家如百货店，五光十色，物货杂陈，琳琅满目，门庭若市。富家子财大气粗，保佑个平安什么的，自然是要求神拜佛，买个香火，千金不惜；贫穷的人也少不了它，小病小灾、小肚鸡肠，都要向佛倾诉，因此占个卦、问个卜，好比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也是离不了的。

    这等比喻惟妙惟肖，正道出佛道儒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三家虽然“各司其职”，却也在不断竞争，一争就是两千年，其实说白了都是为了个“利”字。儒家不忌讳争名逐利，倒也罢了；但佛道两家不同，二者差不多都认为名利是身外物，却也为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打得头破血流，看来这些方外之人也很难免俗。

    华夏姓氏的大观园

    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

    ——季羡林

    历来姓氏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占有比较高的地位，因为这证明了人存在的缘由。一个人没有了姓氏，就好像无安家之所一般，终日恍惚，不知自己到底是谁家的人。姓氏不但代表着个人的尊严，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季老在谈姓氏起源的时候，曾举过犹太人姓氏的来历。犹太人本来是没有姓的，但是统治他们的日耳曼人觉得这是绝对不行的，便要求犹太人必须有姓，这可把犹太人难住了。犹太人们来到了警察局，等候发落。德国警察大声喝道：“到门后边去站着！”犹太人便乖乖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竟然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比这更恶毒的恶作剧。一个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赐给他一个姓，于是德国警察说了“放屁”二字。由此，犹太人又多了一个污蔑的“姓”。看似是个笑话，但在犹太人的姓氏里面，竟然也隐藏了这样一部民族压迫史，不禁让人反思。

    中国人从古代到现代，都非常重视姓氏及其起源，在姓氏生发、灭亡、再生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颇有意味的事情。

    季老曾讲过“闻”姓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由来。传说今日姓“闻”的人不一定都是闻太师之后。据推测，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被蒙人杀害之后，他的后人为了躲避迫害，便将自己改为“闻”姓。这个揣测是否真确，没有人知道，但是季老认为它是合乎情理的，比较可靠。

    其实“闻”姓最早出自复姓闻人氏，是春秋时期少正卯的后代。少正卯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博学多识，很有名气。但他的一些主张与孔子不合，曾聚众讲学，学说中有很多与孔子相悖，使得孔子的不少弟子都跑到他那里听讲。后来孔子利用职权杀了少正卯。由于少正卯在当时颇富盛誉，远近闻名，因此被誉为“闻人”，即让很多人知道的意思。因此他的后代庶子支孙便改为“闻人氏”。

    中国的姓氏称百家，其实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代姓氏几乎有千万个，只不过太多了，不好记录，便渐渐发生演变。比如“独孤”改成“刘”，“漆雕”演变成“漆”等。在姓氏的演变过程中，蕴涵着各种丰富有趣的故事。

    就拿“漆雕”一姓来说，相传它出自姬姓。漆雕氏是周代吴国的开国国君太伯的后代，以漆雕为姓。后来，漆雕复姓逐渐演变成单姓漆氏。另外一个就比较有趣，称它是以技艺职业为氏。相传漆雕最早出现时是职业称谓，为油漆装饰工的古称。他们的后代就以祖先的职业或技艺的名称中得姓，故称漆雕氏，后改为漆氏。

    再如“巫马”这个复姓。在周代的官僚体制中，有一种专门掌管养马并为马治病的官员，称为巫马，也就是马医官。巫马的后代子孙，有的就用祖上的官职名称命姓，称巫马氏，以后又逐渐形成了单姓巫。

    姓氏的演变各式各样，千奇百怪，趣味无穷，每个姓氏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故事。即便是普遍的姓氏，例如张、王、李、赵，也许都可能是上古的古姓或是“皇亲国戚”，若是一一都说，与啰啰嗦嗦的九斤老太便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在这里只能浅谈几个有趣的内容。

    人们常常为了自己的姓氏太普遍而烦恼，取个单名就很容易和他人重名，因此看到他人的姓氏比较特别便觉艳羡，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也不可称为对。任何人都应有一个姓名，姓代表人的来源，名代表人的个性，缺一不可，对于人本身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个人可以抛弃一切、可以忘却一切，却不能没有自己的姓名，若是连姓名都不要了，要么这个人是出家人，要么他就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人。

    诗为禅家添锦秀，禅乃诗家切玉刀

    （几千年来对禅诗的研究）没有发现哪一个是搔着痒处的。

    ——季羡林

    古来禅与诗，情亲如兄弟。前人有云：“诗为禅家添锦秀，禅乃诗家切玉刀。”在这一点上，季老是极为赞同的。禅本枯燥，若非能大彻大悟者，听禅犹如入了云端，迷茫失措，无法尽得其意。而诗合人意，多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情真意切，尽在其中。前者观照方外世界，后者观照凡尘俗世，二者似乎大相径庭，若是运用巧妙，便可相得益彰。

    为何称诗为禅添锦，而禅为诗增韵，还要从二者本身说起。

    禅本是一种清净淡薄的境界，其高深莫测，与老子的“道”一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佛家修行禅的过程逃不过一个“悟”字，而许多大家名家诗词，意义深邃，韵味十足，也必须通过禅的“悟”，才能参透其言外之意，得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再者，赋诗词的人多是经过生活磨砺、仕途盛衰、人生悲欢离合之后，从而对人生发出的慨叹、哀怨和无助的呐喊，最终心灵获得觉醒。这与修行禅的过程中，由贪嗔痴恨爱恶欲的人生之苦，最后得以超脱、进入涅盘之境的过程相类似。以上两个相同之处，便构成了诗与禅的“内秀”契合之处。

    自从诗与禅相结合、禅诗问世后，文人的诗多了禅的韵味，大大提升了诗的意境层次，因此诗词的水准普遍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而禅宗的奥义与诗结合之后，便逐渐被诗化，不再晦涩难懂，再加之禅宗“主张平常心是道，主张随缘任运”，这种独特的修行方法也为文人所好，很快得到了文人士大夫和诗人们的喜爱。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修禅诗人、诗僧所写的诗歌数量是巨大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因为倾心禅宗，所以也写出大量禅诗。例如，广为传颂的神秀禅师的首示法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还有与他同为师兄弟慧能的示法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流传千古，经久不衰。

    文人的禅诗影响更大，如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

    王维有一首《辛夷坞》，令人回味无穷：“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其中“木末芙蓉花”指辛夷花。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花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绽开神秘的蓓蕾，如此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这山中的红萼，点缀着寂寞的涧户，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纷纷扬扬地向人间洒下片片落英，了结了它一年的花期。

    短短四句诗，似描写花开花落，却是道尽了人间沧桑，顿悟生死之义。诗中无一字言禅，但禅言溢于辞表，读后立觉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再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写雪景而三句不见“雪”，只以烘托之笔，一片空灵自在。待结句出“雪”字而回视前三句，便知“千山”、“万径”、渔翁，已全覆盖于深雪之中，万籁俱寂，物我相融，一片清净之意，完全是禅宗那种“外相已灭”的感觉。若说此诗禅的味道不浓厚，恐怕便是悟性有问题了。

    因喜爱禅而写诗的诗人有很多，然而即使那些不信禅宗、佛教的有名诗家，也依然不能逃脱禅的影响。例如，信道教的李白也写下了《庐山东林寺夜怀》一诗。其中有一句“宴坐寂不动，大千人毫发”，充满禅味。而尊儒术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有一些著名的禅诗。例如《望牛头寺》：“牛头见鹤林，梯迳绕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诗中闲云野鹤般、看透名利的心境，与禅宗的“名利身外物”恰恰合拍。

    因篇幅有限，只拿这几首来浅谈一下禅诗，不过由上述几首禅诗不难看出，禅的确为诗增加了无限底蕴，说禅乃雕琢诗的玉刀的确不是妄称。曾有一位学者这样比喻诗与禅的关系：若说禅是一片沙漠，那诗歌便是沙漠里的甘泉；若说禅是一个神秘的宝殿，那诗歌便是开启这座宝殿的大门；若说禅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彼岸，那诗歌就是引领渡过这片大海的一叶帆船。这个比喻优美而恰当，正道出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彰显的特质。

    俗语中待人接物的智慧

    汉语的优点是说不完的。

    ——季羡林

    有人称谚语是一种“炼话”，意思就是精炼的话，不太长，却合辙押韵，让人容易记住，富有趣味性。谚语包含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可以学习如何说话、如何做人、如何修养、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待人、如何励志、如何勤奋、如何处理家庭问题、如何处理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生活中的事情无所不有、不所不谈、包罗万象、生动而有意思。它充满了百姓的思想精华、拥有无穷的智慧。在季老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继承传统智慧的经典。

    我们所知的谚语通常是百姓之间口口相传的语言，大部分都为生活的经验之谈，其中意味无穷，趣语不断。例如有人生态度的，诸如“花无常开，人无常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各有志、物各有主”、“风无常顺、兵无常胜”、“靠人终是假，跌倒自己爬”等。谈处世做人的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吃亏不算傻，让人不算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四面点火，八方冒烟”、“登山观虎斗、坐桥看水流”、“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等。谈情感的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夫妻一条心，抵过千万金”、“宝剑赠勇士，红粉赠佳人”。谈品德的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有钱不乱花、有功不自夸”、“人心坚不怕天、人心专山石穿”、“强中自有强中手，这山更比那山高”、“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

    这些谚语都是人们平时常用、耳熟能详的。由于谚语源自人们平时的生活，因此每个都有其现实典故，或是讽刺幽默，或是趣味十足。现下便拿来两个，与大家共同体味其中的意味。

    过去老百姓备受统治者的压迫，心中极为不满，便出现了这么一句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用来比喻统治者自己可以胡作非为，老百姓却连正当活动也要受限制。

        北宋时，有个名叫田登的州官，为人心胸狭隘，专制蛮横，自以为官居一州之长，作威作福，不准属下各级官吏和全州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州内的百姓不许说与“登”同音的字，一律得用另外的字来代替，花园里的灯心算要叫开心草，灯台、灯罩、灯笼得叫亮托、遮光、路罩，就连吹捧他“登峰造极”也得说成“爬峰造极”。

    这年，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到了，按照旧例，要放灯三天，以示庆祝。州府的衙役要贴出告示，让百姓按时来观灯，这可苦了出告示的小官吏，用“灯”会触犯州官的忌讳，肯定是不能写的，想了好久，小官吏突然灵机一动，把“灯”改成了“火”，这样，全城上下，告示上宣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告示贴出后，百姓先是惊慌不已，然后才恍然大悟，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州官竟荒唐至此。从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谚语。

    还有一个谚语，是用来形容人宽宏大量，即“将军头上能走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前一句是百姓附上的，而后一句的确有其典故。此语虽形容人宽宏大量，不过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宽容，而是有一段“红杏出墙”的故事隐藏其后。

    宋朝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又娶了个名叫姣娘的小妾。婚后，王安石终日忙于国家大事，冷落了娇妾。而姣娘正值妙龄，难耐寂寞，便与家中一个仆人勾搭上了，这事不久便传到了王安石耳中。

    这一日，王安石假称出门办事，中途悄悄折返园中，果然听到了姣娘与仆人的声音。这下，王安石气不打一处来，举掌便想打门，可转念一想：“我堂堂一国之相，一砸门，家丑不就传出去了，岂不惹人耻笑。”

    王安石仰天长叹，看见了树上的乌鸦窝。他拿起一根竹竿朝乌鸦窝捅了几下，“呱呱”，惊飞了乌鸦，也惊动了屋内偷情的两个人，屋里的仆人闻声忙跳窗逃走。

    转眼中秋节到了，王安石想趁着家宴的机会，劝一劝姣娘。“朗月当空，有酒岂能无诗。吟首诗以助酒兴，如何？”姣娘欣然答应，王安石便吟道：“日出东来还转东，乌鸦不叫竹竿捅。鲜花搂着棉蚕睡，撇下干姜门外听。”

    姣娘也是个聪明人，一听王安石知道了自己和仆人的事，“扑通”跪在丈夫面前，也和了一首诗：“日出东来转正南，你说这话够一年。大人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

    王安石本来还想好好训姣娘一通，可见她诚心认错，心也就软了。再说姣娘正值双十年华，这事本也不能全怪她，倒不如来个两全其美。于是，王安石便送了姣娘一些银两，让她和仆人远走高飞了。

    这事传开后，人们都赞赏王安石这种宽宏大量的做法，“宰相肚里能撑船”也因此成了千古美谈。

    其实，不但很多谚语的典故很有意味，有些谚语自身就相当有趣，例如形容人不争气的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稗草开不出稻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还有与杞人忧天相对的，如“天塌了有个高，地陷了有个矮”；又有形容人过于骄傲的，如“蛤蟆蜗牛屎壳郎，各人觉得各人强”等。

    谚语囊括了世间百态，充满了无限智慧。在季老看来，熟知谚语，便可懂得如何处世待人，如何进退自如，它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生谏言。而由于民间谚语过于繁多，无法在文中尽显全态，唯有在此处浅尝辄止，述其九牛之一毛。

    成语字字如珠玑，人生智慧大不同

    短短几个字或一句话，却能唤起人们的联想，能蕴含无穷无尽的意义，有时是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清楚的。

    ——季羡林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本是白居易用来形容琵琶的声音，却曾有人以此来形容成语。我们都知道，成语通常为四字，字字珠玑，其典故也言之有物，字斟句酌，皆是人生的至理名言，智慧之道。它虽多杂，却如珍珠滴落于玉盘之上，叮咚作响、绕梁三日、韵味无穷。以此看来，说其如珠落玉盘的比喻倒也贴切。

    中华汉语浩如瀚海，诗词歌赋多如繁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经典，再加上百姓之间日常用的语言经过炼化缩短，成语便层出不穷，典故才如此之多，叫人们朗朗上口、难以忘怀。因此季老才说，成语和典故是语言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经典、华夏高水平文化的体现。

    成语量大如牛毛，《汉语成语大词典》可以为证。在我们生活中，每说一句话都可能不自觉地说上一个成语。人们常见的有“司空见惯”、“滥竽充数”、“声东击西”、“实事求是”、“独占鳌头”、“坐以待毙”、“一毛不拔”、“抛砖引玉”、“天下太平”、“走马观花”、“一窍不通”、“生吞活剥”、“两袖清风”等，这些只是沧海一粟。既然谈开，便信手拈来两个典故。

    古有一联曰：“名高三杰，文冠八家。”这说的就是西汉淮阴侯韩信和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历史上韩姓名人不少，才高八斗者有，英雄豪杰者有，而这个标题中的成语也与一位韩姓名人有关，他就是西汉时的韩安国。

    韩安国曾在汉景帝之弟梁孝王那里做过中大夫，后来因为犯了国法，被关在蒙地的监狱里。在狱中，有一个名叫田甲的狱吏侮辱他，韩安国十分气愤地说：“死灰难道就不能燃烧起来吗？”意思是：“你以为我再也不会有重新出头的好日子了吗？可是，田甲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如果死灰复燃，我就一泡尿浇灭它。”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韩安国出狱了，而且当了不小的官。田甲吓得偷偷逃走了。韩安国知道后，对人表示：田甲如不赶快回来，就杀他全家。田甲没有办法，只好回来向韩安国请罪。出乎意料的是，韩安国并没有惩罚他，只是笑着对他说：“现在你可以撒尿了。”后人便以“死灰复燃”比喻人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不知后来为何却演变成贬义居多的成语了。

    再说上文提到的“司空见惯”一词。唐代诗人刘禹锡中了进士后，便在京做了监察御史。他放荡不羁，在京中受人排挤，被贬做苏州刺史。就在苏州刺史的任内，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官职的人，名叫李绅，因仰慕刘禹锡，便邀请他饮酒，并请了几个歌妓来作陪。在饮酒间，刘禹锡一时诗兴大发，便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司空见惯”这句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

    这首诗中所用的司空两个字，是唐代一种官职的名称，相当于清代的尚书。刘禹锡的诗中所提到的“司空”便指的是李绅。意思是，他刘禹锡从没有见过莺莺燕燕、众多妓女围绕在一旁的阵仗，而这样的事情对于李司空来说已经见惯，习以为常了。在这个故事中“司空见惯”似有贬义，不过如今已成了一个中性词。

    由上面这两个典故可以看出，成语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感情色彩也在发生变化，这一点与谚语稍有不同。而且它与谚语在语言风格上略显不一，谚语有百姓语言的俗气，而成语雅味十足，这可恐怕与其凝练有关。不过，成语也如谚语一般，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现实，脍炙人口、囊括万千。既有鉴言，又有警语，既富有知识性，又具备实用性，在季老看来，成语的优点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而如今因篇幅有限，只能浅谈，虽意犹未尽，也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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