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不同的脸。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失落的有得意的，有吃饱的有饥饿的，有聪明的有迟钝的，有当上司的有当下属的。就像是共和国的所有子女组成了一支军团，要向她小小的棱堡迈进。他们有一些是山区居民：黑头发，宽肩大步，为今天的出游特别梳洗过。有一些是文员，在激昂的气氛中畏畏缩缩。有一些像星期天的游人，穿着灰色的华达呢大衣和戴着灰色的洪堡帽，款款漫步。他们有些拿着旗子，表情羞涩，像是旗子对他们来说太大了一些；有些像是要举着横幅去打仗；其他人则像串成一串串要拿到市场叫卖的大乌鸦。
布拉德菲尔德停下来等他们跟上。
“西布克龙给我们留了位子。在广场较上方的位置。往右边走。”
特纳点点头，但几乎听而不闻。他一直东张西望，看每一张脸、每一扇窗、每一家店、每一个街角和小巷。他一度抓住莱尔的胳膊，但不管他看到的是谁，对方一下子就不见了，再一次消失在变动不居的人群中。
不只广场本身，就连所有阳台、窗户、店面和每条缝隙里都挤满灰色的外衣和白色的脸孔，以及士兵和警察的绿色制服。但还是有更多的人不断从各条街巷涌出。每个人都探头想看看演讲者的位置，寻找一个领导者的身影，而特纳则拼老命要在他们的脸上寻找一张他没见过的脸。在他们更后方，天色逐渐阴沉下来。
利奥办不到的，特纳心想，他不可能穿得过这样密集的人群接近他的目标。但海柔·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我有个叫安德鲁的弟弟是橄榄球队的前锋。利奥钻空隙的能耐跟他有得一拼。
“走左边，”布拉德菲尔德说，“饭店的方向。”
“你是英国人吗？”一个妇人的声音问道，就像是下午茶时间的闲话家常，“我女儿住雅茅斯[85]。”但人潮马上把她卷走了。一些卷起的横幅成一圈挡在他们前面，像一根根竖起的长矛。一些学生站在长矛圈里，围着一个小火堆。“烧掉斯普林格的书。”一个小伙子喊道，但声音不是十分有说服力，另一个则撕烂一本书，扔到火焰里。但燃烧状况很差，呛人的烟雾不断冒出。我不应该这样对书的，特纳心想，我这样对待过书一次，下一次就会这样对待人。一群女孩懒洋洋坐在一些充气垫子上，烟雾让她们的脸恍惚迷蒙。
“如果走散了，就在斯特恩饭店的前台阶会合。”布拉德菲尔德吩咐。一个小伙子听到声音，向布拉德菲尔德跑过去，旁边的人为他加油打气。两个女孩已经用法语叫起来。“你是英国人！”那个小伙子喊道，“英国猪！”听到女孩的再次尖叫声，他猛地把小拳头打过两根长矛之间。特纳想赶上前，但拳头已落在了布拉德菲尔德肩膀上，而他没有理会。接着，人群突然把路让开，就像他们的意志神奇地在一刹那间消失了，而位于广场远处的市政厅出现了。那是那个晚上的第一个梦境：一座巴洛克式魔山，被漆成糖果的粉红色和商人的金色。
“布拉德菲尔德先生？”脸色苍白的警官问道，他身上穿的皮革外衣和柯尼希斯温特那个破晓穿的是同一件，但嘴巴里却缺了两颗牙齿。他几个同僚的月亮脸因为听到布拉德菲尔德的名字而泛起涟漪。
“对，我是布拉德菲尔德。”
“我们奉命为你空出台阶。”他的英语是彩排过的，是给新手背的一小段台词。他口袋里的无线电噼啪响。他把它拿起，放到嘴边。外交官先生已经到了，他说，在安全位置上。研究部门那位先生也在场。
特纳看着他的破嘴巴，面露微笑。
“龟孙子。”他满意地说。对方的嘴唇也有个很深的伤口，但不如特纳的深。
“对不起，你说什么？”
“龟孙子，”特纳解释说，“乌龟的孙子。”
“闭嘴。”布拉德菲尔德说。
台阶可以俯视整个广场。夜色已经笼罩，弧光把数不胜数的头颅切分成白色的一片片，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黑色大海上的一张张苍白唱片。房屋、商店、电影院都隐没了，只有它们的山形墙还留着，以童话故事般的轮廓剪影在幽暗的天空。这是当晚出现的第二个梦境：《霍夫曼童话故事集》一个木刻般的日耳曼人造童话世界。一面可口可乐的广告牌在一个屋顶上忽明忽暗，让四周瓦片轻染上化妆品的粉红色。一盏照偏了的探照灯掠过一些店面，透露出它们的橱窗里空无一物。在饭店台阶的较下方，几个警察背对他们站立，手插在口袋里。
“卡费尔德会从侧边进来，”莱尔突然说，“左手边那条横街。”
顺着莱尔伸长的手看过去，特纳第一次注意到，就在脚手架的正旁边有一条横街，它介乎药房与市政厅之间，宽度不超过十英尺，在两旁高墙的包夹下显得非常深。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留在这里，留在这道台阶上。我说得够清楚了吗？我们来这里是旁观的，只是旁观，没有别的事。”内心冲突让布拉德菲尔德的表情更显严峻，“如果他们找到他，就会把他交给我们。这是默契。我们会马上把他送回大使馆，加以安全看管。”
音乐，特纳想起，在汉诺威的时候，利奥是在音乐声最吵的时候开枪的。音乐可以淹没枪声。特纳又记起那些吹风机，心里琢磨：它们说明利奥不是个喜欢变换方法的人。行得通的方法他就会用第二次。他身上流着德国人的血；就像卡费尔德和那些灰色的巴士。
他的思绪被群众的嗡嗡低语声淹没，那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快乐嗡嗡声，随着泛光灯的熄灭而更见高亢。一片黑暗中，只有市政厅像发光的祭坛般兀自矗立，由出现在露台上的一小群人看守。他们的名字从特纳四周无数张嘴巴中流出来：
看，是蒂尔希特，蒂尔希特在那儿。就是那个老将军，左手边数起第三个，看，他脖子上还带着勋章哪，是战时获颁的特殊勋章。蒂尔希特是个超勇敢的人。迈耶-洛林！经济学家迈耶-洛林到了！对，就是那个高个子，他的挥手姿势好优雅！谁都知道他出身名门，有一半血统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俗语说得好：血统就是一切。他是个大学者，什么都懂。看，主教也来了！他正在亲自为我们祝福！咦，他是在跟谁握手？是哈尔巴哈！年轻而急性子的哈尔巴哈！他穿的是套头毛衣！哈，这种场合穿套头毛衣！但你不能怪他，他是柏林人，而柏林人是出了名目空一切的。有朝一日他会领导我们的。这么年轻就那么有成就，真让人羡慕。
嗡嗡声继而升高为一阵怒吼，一种发自肺腑的、饥渴的、深情的怒吼，比任何单个的灵魂都要虔诚，比任何单片的心扉都要深情。然后随着一个安静的和弦敲响，怒吼熄灭了，降低为窃窃私语。一个脚手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传道人的讲坛，一个舰长的舰桥，一个乐团指挥的指挥台？不，那是一个小孩的摇篮，一个木头的圣杯，满盛着德国的真理。在它上面站着的人孤单却英勇，他是真理的守护者，是一个名字叫卡费尔德的普通人。
“彼得。”特纳的手轻轻指向那条横街。他的手微微颤抖，但眼神却相当稳定。一个影子？一个站岗的守卫？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再东指西指，”莱尔低声说，“他们会误会你的。”
但此刻没有人注意他们，因为卡费尔德是所有人惟一的焦点。
“克劳斯！”群众高声喊道，“克劳斯来了！”向他挥手吧，孩子们，他就是魔术师克劳斯，他是全程踩着高跷走到波恩来的。
“虽然他恨我们入骨，”特纳听到莱尔喃喃地说，“但这位克劳斯还真挺英国调调的。”
人们都说他是高个子，但站在高台上，他却显得相当矮。其实他要让自己显得高一点都不难：只消他脚下垫高个一英尺就行。但他看来希望自己显得矮一点，以此强调重大的真理往往是由一些卑微的嘴巴说出来的。因为卡费尔德是个卑微的人，而英国人怕他，只是出于心虚胆怯。
但卡费尔德也是从容自若的人，因为尽管有千百双眼睛看着他，他却把眼镜取下来，旁若无人地擦拭镜片——显然，在这段忙碌的日子，他一直腾不出时间擦拭它们。他的动作是在告诉大家：规矩仪式就留给别人来讲究吧，你我都知道我们是为何来这里的。
“灯光对他来说太强了，”有人说，“应该调弱一点的。”
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位孤单一人站在台上的博士。他无疑比他们有头脑许多，但说到底还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随时准备好从台上走下来，把讲话的机会让给比他更胜任的人。他全然不是政治人物。几乎毫无野心。事实上，他昨天才承诺过，要是人民认为哈尔巴哈比他更胜任，他会乐于让贤。群众在窃窃私语他们的关怀。卡费尔德看来很疲倦，卡费尔德看来生龙活虎；他看来气色不好，他看来气色很好……比我想像老，比我想像年轻；比我想像高，比我想像矮……据说他打算退出政坛；不，没有的事，他计划放弃他的工厂，彻底从政。他负担不起；他是个百万富翁。
他开始说话。
没有主持人介绍他是谁，他也没有自报姓名。宣示他出场的几个音符是没有伴奏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站在高台上的克劳斯·卡费尔德是孤单的，相当孤单，没有音乐可以慰藉得了他。卡费尔德不是一个空话连篇的波恩政客，而是你我中间的一员：克劳斯·卡费尔德，博士与公民，一个高尚的人，对德国的前途满怀高尚的忧虑。他是出于责任感才会来这里对一些朋友说说话。
他的声音很轻，毫无压迫性，而特纳有一种感觉：为了不让卡费尔德需要费劲提高声调，全场的人宁愿竖起耳朵聆听。
对于卡费尔德接下来所说的话，特纳说不上来他听懂了多少，或说不上来他为什么能听懂那么多。起初，他的印象是，卡费尔德的主题是纯历史性的。他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特纳听得懂一些老掉牙的关键词：《凡尔赛和约》[86]、大混乱、经济萧条、围堵；双方的主政者都有错误，所以德国人不能推卸自己该负的一份责任。太多人死了，卡费尔德说，而太少人知道原因。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卡费尔德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他从斯大林格勒带回来的并不是只有伤口，还有记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让他永生难忘……
可怜的克劳斯，人群窃窃私语，他是代我们受苦的。
你们和我都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绝不能让它重演。没错，有些人是把1914和1939年的战争视为十字军攻打文化敌人的一个延续，但卡费尔德完全不属于这一派，也希望他的所有朋友不是这一派。
“阿伦。”是莱尔的声音，稳定得像个船长。特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市政厅的露台上起了什么动静。他看到老将军蒂尔希特倾斜头颅向学生领袖哈尔巴哈耳语，而迈耶-洛林则靠在金银细工的雕栏上，听下面某个人对他说话。一个警察？一个便衣人员？他看见眼镜的闪光和西布克龙那张坚韧的外科医生脸抬起、消失。一切复归平静，只剩下卡费尔德冷静理性的说话声。他正在谈今天。
今天，他说，德国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她盟友的玩具。他们曾经买她，现在却要卖她。这是个事实，卡费尔德说，他谈的不是理论。在波恩这里，理论本来就够多的了，他不想再乱上添乱。他谈的是事实，而我们有必要去搞清楚德国的盟友是怎么落入这么奇怪的状态的。德国是富有的，比法国富有，比意大利富有。也比英国富有——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但我们不应该对英国粗鲁，因为英国毕竟打赢了仗，而且有一群天分不凡的人民。接着他列举英国人民有什么不凡的天分，语气仍旧出奇的理性：迷你裙，流行歌星，驻在伦敦的莱茵军，分崩离析的帝国，国债……没有英国人的这些天分，欧洲肯定是会走向衰败——卡费尔德一向都是这样说的。
人们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暖身的、愤怒的笑声。但卡费尔德看来有一点错愕，甚至有一点点失望：这些上帝派他来调教的受恩罪人竟然会在圣殿里发笑。卡费尔德耐心等待，直到笑声完全平息。
如果德国是那么富有，拥有欧洲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又可以主导所谓的欧共体，那她怎么可能会像妓女一样，在公众场所被卖来卖去？
他背靠到讲坛，摘下眼镜，比了个安抚的手势，因为此时人群中发出了一些愤懑的声音。卡费尔德显然不乐于群众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以理性和全然知性的态度去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冲动，不能带有敌意，这才符合好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一只圆胖的手，说不定是长了蹼的，因为卡费尔德从不把五指分开，总是整个拳头挥上挥下，像是挥动棍棒。
所以，卡费尔德说，为了要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我们必须保持客观性。首先要指出的是——他的拳头再次举起——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纳粹体制和三十五年的反纳粹体制。但他不明白纳粹有什么地方错得太离谱，以致非得承受整个世界的永恒惩罚不可。没错，纳粹是迫害过犹太人，而那是不对的，但并没有比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残酷镇压更不对，或没有比美国人对国内印第安人和东南亚黄种人的种族屠杀更不对。就像卡费尔德会谴责教会对异端的迫害和英国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87]一样，他也会谴责希特勒——谴责希特勒不该迫害犹太人，不该引进一种英国人在波尔战争中大获成功的发明：集中营。
特纳看见他正前方那个年轻警官在轻轻摸索皮革外衣的缝隙；他再一次听到无线电的噼啪声；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扫瞄群众、阳台、街巷；再一次搜索每一个门口和窗口。还是一无所获，有的只是在屋顶上站岗的哨兵和在厢型车里待命的国民兵，以及数不胜数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寂然不动，一如在太初以前受膏的上帝。
让我们回顾一下战后发生了什么事，卡费尔德说，因为这样的回顾可以让我们对目前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得出一个合逻辑和客观的解答。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被当成罪犯对待。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实施过种族主义，所以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也活该被当成罪犯对待。不过，因为同盟国是仁慈的人，是善良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给德国人一个很特别的恩惠：批准德国加入北约。
德国人起初很腼腆，他们不愿意重新武装，很多人都受够了战争。卡费尔德本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因为斯大林格勒的教训像酸一样蚀印在他心里。但同盟国既仁慈又坚持。他们说，德国人应该提供军队，交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和法国人来指挥……荷兰人、挪威人或葡萄牙人也行，只要是外国的将军就行。说不定联邦德国国防军哪一天还会被非洲的将军指挥呢！
一些人开始笑——站在脚手架下面形成保护圈的其中一些穿皮革外衣的人——但卡费尔德马上用手势把笑声扑灭。
“听着，”他告诉他们，“我的朋友，你们必须听好。这是我们罪有应得！谁叫我们输掉战争！谁叫我们迫害犹太人！我们不配指挥！只配付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负担英国军队[88]的军费，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让我们加入北约。”
“阿伦！”
“我看见了。”
两辆灰色巴士停在了药房旁边。一盏照明灯在它们暗沉的车身上扫过。车窗黑漆漆的，从里面被密封起来。
而我们很感激，卡费尔德继续说，感激他们让我们加入这个高门槛的俱乐部。我们当然感激。哪怕其他会员不喜欢我们，哪怕会费贵得吓人，哪怕他们因为我们还是小孩而不让我们玩武器，我们还是一样感激，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又打输了仗。
愤怒的嗡嗡声再次升起，他的手明快一扬就把声音压止。“我们不希望感情用事，”他提醒大家，“我们要做的是就事论事！”
在一个高处的小窗台上，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宝宝。“看看下面那个人，宝宝，”她轻声说，“这样的人你不会有机会见到第二个。”整个广场里没有人在动，所有头颅都是静止的，眼睛睁得老大。
为了强调自己有多么不偏不倚，卡费尔德走回讲坛后面，托一托眼镜，悠然地打量演讲稿。这样做过以后，他又犹豫了一下，以狐疑的目光凝视，像是对他的信徒是不是跟得上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没把握。
那么，德国人在这个杰出俱乐部里的功能又是什么？简要来说是这样：对西方驯服，对东方抱敌意；去认知即使在同盟国里头，也是有善良的战胜国与邪恶的战胜国之分。这是个一般的公式，说不定它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笑声再一次响起和沉寂下来。人们窃窃私语：克劳斯真的很会说笑话。北约是哪门子的俱乐部。北约，欧共体，全都是骗人的，都是一码子事。他们是要把用在北约的那一套用在欧共体。克劳斯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远离布鲁塞尔。那只是另一个陷阱……
“那是莱塞尔。”莱尔喃喃地说。
那是一个小小灰灰的人——他让特纳模模糊糊联想起一个公交车司机——刚刚来到了台阶这里，正在津津有味地做笔记。
“他是法国领事，卡费尔德的密友。”
要重新朝脚手架看的时候，特纳的视线不经意瞥过脚手架旁边的横街，并第一次看到了那根正在等待信号的怪诞小手臂。
就在广场正对过那条未亮灯的横街里，一群人集合着，静静等待。他们举着的横幅看来不是黑的。而在他们前面，站着一支残缺不全的军乐队。泛光灯的余光在一个喇叭上闪烁。乐队的最前面站着一个孤单的身影，他的一根手臂像指挥一样举起，一动不动。
无线电再次噼啪响起，但话声却被卡费尔德刚说的另一个笑话所引起的笑声淹没。一个粗糙的笑话，但已足够引起群众的愤怒。所以说英国和她的盟友想要再教育德国。还有谁比他们更有资格呢？毕竟，纵容野蛮在柏林上演的人不是丘吉尔吗，下令在没有抵抗能力的城市投下原子弹的人不是杜鲁门吗？除了他们，谁又更有资格教育德国人何谓文明？
横街里没有半点动静。领队仍然面对着小乐队，手举着，等待要他开始演奏的信号。
“那些是社会主义分子，”莱尔呼吸急促地说，“他们准备发动一场反示威。是哪个笨蛋让他们进来的？”
同盟国想要教德国人什么是正当行为。他们说，杀犹太人是不对的，应该杀的是共产党。攻打俄国是不对的，但如果俄国人打你们，我们会保护你们。他们说，为边界而战是错误的，但我们支持你们对东部领土[89]的主权声明。
“我们全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支持！”卡费尔德伸出两只手，手掌向上。“拿去，亲爱的，拿去。我的雨伞借你，多久都行，下雨时还我就好！”
是特纳的想像力太丰富吗？他感觉卡费尔德的表演有一点点是在模仿从前德国歌舞杂耍剧场里那些花言巧语的犹太人角色。群众又笑起来，但再一次被卡费尔德制止。
横街里那指挥的手依然举着。特纳好奇：他不累吗？
“他们会被杀死的，”莱尔说，“群众会杀死他们的！”
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碰到的事。我们蛮有智慧的战胜者想教育我们何谓民主。民主万岁。民主就像基督一样：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奉民主之名去干的。
“普兰什科，”特纳静静地说，“演讲稿是普兰什科帮他写的。”
“他很多东西都是他写的。”莱尔说。
“民主也者，就是在美国射杀黑鬼，在非洲给他们支援！民主也者，就是经营一个殖民帝国，在越南打仗，攻击古巴！民主也者，就是你知道不管你干了些什么，都绝不会比德国人更坏！”
卡费尔德已经提高了声调，而这是一个信号——那支小乐队所等待的信号。特纳的视线再一次越过群众，投向横街。他看见一只白得像餐巾的手慵懒地扶在街灯上，并在西布克龙离开发号施令的位置隐入人行道的幽暗时瞥见他那张白脸。他看见他下方的第一个警察转头，然后是第二个，然后他自己也听见了：遥远的音乐声，敲击声，还有男声的合唱声。他看见卡费尔德从讲坛上向下窥伺，大声喊下面某个人；看见卡费尔德一边继续演讲一边往后退。从卡费尔德各种慷慨激昂的陈词、各种嘲笑和打气的话、各种念符咒般的呓语，特纳都听出一种明确无疑的害怕味道。
“是社会仔[90]！”那年轻警官喊道，声音远远地传到群众中间。他脚踝并靠，皮革肩膀耸起，双手凑在嘴巴吼叫。“社会仔就在横街里！社会仔要攻击我们！”
“是一出戏，”特纳说，语气相当就事论事，“西布克龙导演的。”他要引他出来，他心里想，要制造机会给利奥开枪。随着《马赛曲》响起，特纳又想：来了，可以淹没枪声的音乐来了。一切都是布好的局。
起初群众毫无动静。乐曲起始的旋律只依稀可闻，仿佛是小孩用口琴吹出的。歌唱声也不过像周末夜里约克郡酒吧里的随兴哼唱：遥远而缺乏自信，发自一张不是为音乐而生的嘴巴。起初人们完全没有理会音乐声，因为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卡费尔德身上。
但卡费尔德却听到了音乐声，说话速度变得极快。
“我是个老人了！”他高声说，“不多久我就会是个老人！年轻人，你们早上醒来都在想些什么？是不是想：究竟我们还要忍受这种没尊严的生活多久？你们对波恩这个美国娼妇作何感想？对你们的政府作何感想？对那些位居高位的社会仔作何感想？难道我们就非得追随在上位的人——哪怕他是一条狗？”
他在引用《李尔王》[91]，特纳想，奇怪自己还有心思去注意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所有泛光灯一下子同时熄灭，像落下一道黑幕般让整个广场陷入深深的幽暗。《马赛曲》的歌声在一片幽暗中更显响亮。特纳闻到空气里漂浮着沥青的辛辣味，看到无数个地方有火花闪烁，听到此起彼落的低声呼喊应答。突然间，音乐声和歌声被扩音器相当蓄意地接收过去，被放大和扭曲得几乎失去本来面目，震耳欲聋而催人发狂。
对，特纳撒克逊人的清晰头脑再一次对自己说，换作我是西布克龙，我也会这样做。我会布一个局，引起群众鼓噪，制造够吵的嘈杂声引诱利奥开枪。
音乐声更响了。他看见台阶下方几个警察转过身，面向他，而那个年轻警官伸出一只手，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请留在这里，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特纳先生，请你留在这里！”群众激动地交头接耳，形成一片如饥似渴的嘶嘶声。
“手请不要放入口袋！”
他四周全点起了火把：有谁已经放出了信号。火把像狂野的希望一样被举起，映照着一张张阴郁的脸，在平平无奇的五官上、在空洞的眼神里注入使徒般的热情。小乐队已经推进到广场里，人数加起来不超过十二个，而跟在他们后面的“部队”则散乱而犹豫。但音乐声此时已无处不在，被西布克龙的扩音器放大为一场社会主义者的恐怖暴动。
“是社会仔！”群众再一次喊起来，“社会仔攻击我们！”
讲坛现在是空的，卡费尔德已经走了，但社会主义者继续为马克思、犹太人和战争向前挺进。“揍他们去！揍我们的敌人！揍犹太人！揍赤色分子！”社会主义者要为一切负责任。
但音乐声仍然越来越响亮。
“他们在引他出来。”莱尔不紧不慢地说。
一小群人已经默默聚集在脚手架的脚下。一张张月亮脸东张西望，交头接耳。
“干掉那些社会仔！”群众的情绪继续发酵，已全忘了脚手架和卡费尔德。“干掉他们！”不管你恨的是谁，人们窃窃私语，就在这里干掉他们：犹太人，黑鬼、废人、特务、破坏分子、父母、情人。他们是好人，是坏人；是傻瓜，是聪明人。
“干掉谁？”特纳问莱尔，“他们在干什么？”
“追逐幻影。”
音乐已经升高为一个单音调，一种沙哑的、粗糙的、震耳欲聋的怒吼。它在呼唤战争，呼唤愤怒，呼唤杀死丑陋，呼唤摧毁所有的病弱者、残缺者、讨厌鬼和无能者。突然间，黑色的旗子纷纷在火把火光中举起，像刚醒来的飞蛾一样抖动。人群开始推进，一支支火把向着横街的方向浮动，要追逐在他们前面的乐队。无线电噼啪响起。特纳听到西布克龙冷静和异常清晰的声音。西布克龙正在发布什么紧急命令，而特纳只听懂一个字：Shaffott。一听到这个字，他就向前冲，要穿过人潮，冲往脚手架的方向。他的肩膀挨了一记拳头，剩下来几只手想抓住他，却被他像折断小孩的手一样折断。他向前跑。一些手想拦他，但被他如甩开小树枝一般甩开。一张脸迎向他，而他把它打到一旁。他顺着人潮接近脚手架。然后他就看到了他。
“利奥！”他大喊。
利奥蹲着，四周是一些不动的脚，乍看有如正在表演街头艺术。他们围在他四周，但没有一个人碰他。他们围得很密，但留下让他死去的空间。特纳看到他站起来，然后又跌倒。特纳再次大喊：“利奥！”他看到那双阴沉的眼睛转向他，用呐喊响应他的喊叫声，声音像是向特纳、向世界、向世界祈求怜悯。但四周的人马上扑向利奥，把他埋在里面，然后一哄而散。特纳看到利奥的洪堡帽在湿滑的鹅卵石上滚动。他向前飞奔，再一次大喊。
“利奥！”
特纳先前抢了一把火把，布的烧焦味不断传到他的鼻孔。他挥舞火把，逼退一些接近他的手，然后忽然间，所有抵抗消失了。他站在脚手架下面，看着自己的人生，看着自己的脸，看着两只情人般的手紧紧抓在鹅卵石上，看着一些小册子像被风卷在一起的树叶般飘过那小小的身躯。
尸体身边没有武器，所以难于判定他是怎么死的，只有弯曲得不自然的脖子显示出他的颈骨接不到一起。他像个小洋娃娃般躺着，像是整个人被拆解开来又再小心拼凑起来，被波恩的温暖空气压在下面。一个有过喜怒哀乐和不会再有喜怒哀乐的人。一个无辜者，一心想越过广场来取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特纳听到远处的怒吼声：灰色的群众在街巷里追逐消失的音乐。而从他身后，则传来沙沙的火把声和逼近的脚步声。
“搜他的口袋。”有人说，声音里带着撒克逊人的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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