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帝王掌控天下的大智慧-刘秀 以柔韧克百刚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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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人治和治人,听起来冷若冰霜,但是历朝历代也没有放弃过这种统治手段,虽然朝代在更替,可人治和治人的核心却没有变。也许是历史给了刘秀一个机遇,他建立了东汉政权,站在了封建社会的顶端,但是他没有像其他开国帝王一样,武力开国,武力固权,而是大行柔道,把柔道用到了最高境界,这才是处世治国的良方。

    1.宽忍非无能,厚德当载物

    宽厚和忍耐是一个人心性修养的体现,表面的宽厚和忍耐并非是软弱和无能,而是一种大智慧,这种智慧体现了做人的深度和广度,是一种超脱于凡人之外的灵性。

    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父亲是济阳县令刘钦,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哥哥叫刘縯。

    刘秀正出生在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自从西汉成帝、哀帝以后,社会矛盾就越来越尖锐。

    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后,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更加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风起云涌。王匡、王凤发动了绿林军起义;樊崇领导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刘縯在舂陵,刘秀与李通的从弟李轶在宛城,同时起兵。由于刘氏为西汉皇族,所以人们把他们领导的起义军叫作汉军。不久,汉军与绿林军结为联军,共同打击王莽军。

    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但在此时,产生了分歧,南阳一带的豪杰人物,都认为刘縯有威望,治军严明,最为合适,而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喜欢散漫放纵,他们担心立了刘縯以后没有自由,认为刘玄懦弱,容易左右,因而策划拥立刘玄。

    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衔,封刘縯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农民起义联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后一个月,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包围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

    绿林军不断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立即征调了全国兵力42万人,号称百万大军,由王邑、王寻两员大将率领向宛城进发,围困昆阳。

    面对王莽军队的进攻,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城中,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对于是否能守住昆阳城,起义军将领意见颇不统一。外有敌军压境,内部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刘秀表现出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他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争取其他外援夹击敌军。

    他说:“现在来敌强大,并力抗敌,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军也就全都覆灭了。”刘秀又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建议,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

    当时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留下王凤、王常守城,趁着敌军尚未合围,刘秀只带13名骑兵从南门突围,到郾城和定陵去调集援军。

    刘秀到郾城、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当时许多将领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打败敌人,如果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

    刘秀亲率步兵、骑兵1千余人,在距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来。王邑、王寻派数千人前来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士气为之稍振。将领们都非常高兴,准备继续前进。这时,绿林军已攻下宛城,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并不知道。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刘秀决定诈慌敌人,他派人拿着他亲笔写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看到信后,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

    刘秀继续率军前进,结果敌军连连败退,歼敌近千人,士气大振。刘秀于是率领3千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王邑、王寻轻敌守营,结果大败,落荒而逃。

    昆阳一战,使王莽政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王莽为之坐卧不安,忧懑不食。同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政权被推翻。

    在整个对王莽的战争中,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为推翻王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随着刘縯、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扩大,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而刘縯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一开始就不服,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飞扬跋扈。刘玄担心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共谋,把刘縯与其部下一同杀了。

    刘縯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刘秀表现出大事临头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刘秀赶紧回到宛城请罪。刘縯部下的官吏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不与来人私下交谈,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自己的意思,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

    但刘秀明白,尽管暂时的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险恶的环境,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面隐忍韬晦,一面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

    更始元年九月,刘玄的军队相继占领了长安和洛阳。刘玄准备以洛阳为皇都,命刘秀前往修整官府。

    刘秀到任后,严肃整顿,他安排僚属,下达文书,对所有官吏的装束服饰,全都恢复汉朝旧制,非常庄重威严。

    更始元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并且不稳定,刘秀虽然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但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这时,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当地的官民皆欢喜,非常敬重刘秀,争相持酒肉慰劳,刘秀一律不接受。

    这时,河北的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刘秀几经逃难,最终在河北站稳了脚跟。

    同年四月,刘秀亲自率大军包围了邯郸。王郎军被消灭,王郎也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平定王郎后,刘秀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这使许多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把王郎的官吏召集起来,当面一大把火烧掉。他说:这样做是“令心怀不安的人放心”。

    刘秀在河北的影响引起了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削弱他的影响,夺回他的权力。刘玄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有功的将领赶到长安去。刘秀明白更始帝的意图,便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应召去长安。从此,刘秀与刘玄的矛盾公开化了。

    更始三年秋,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刘秀调集各郡兵马,先后在馆陶(今山东馆陶县)、薄阳(在今河北省满城县)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

    这个时候,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的赤眉军,正迅猛地向长安进兵。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已到,他一面派将军邓禹率精兵2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同时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涉县)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巩固自己。

    刘秀先用文武兼备的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御号,让他保障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外面的军队。刘秀又在孟津(今孟县以南)部署重兵,时时窥视洛阳。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秀又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当时,许多将领纷纷给刘秀上尊号,要他称皇帝,刘秀一律拒绝。

    将军耿纯对刘秀说:“将领们离开亲人和家乡,跟从您出生入死,目的就是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您一味拖延,违背大家的心愿,恐怕他们会产生离去的想法。”至此,刘秀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是假的。

    冯异是当时与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他一直在身边,陪同和照顾刘秀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刘秀到高县后,把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向他询问天下的形势。

    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宗庙社稷只有依靠大王你了。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这坚定了刘秀称帝的决心。

    这样,刘秀于六月己未日筑起坛台,登台告天地群神,当了皇帝,改这年为建武元年(公元25年)。

    2.独辟蹊径,柔道行天下

    历代帝王开国固权、统一天下的手法均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智谋策划、武力攻取。开国后,类似刘邦、朱元璋者又用尽种种手段大杀开国功臣,目的只有一个:固权。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达到帝王们的预期目的。于是,刘秀建立东汉以后采取柔道笼络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法比高高举起的屠刀要强。

    早在征战的时候,刘秀已经注意在战争之余,着手进行民心的收拾与社会的重建了。刘秀认识到儒学的重要,他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委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

    刘秀对待身边的人,均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略,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的情绪。

    建武十七年,刘秀还乡,宴会故旧父老。席间,刘氏宗室的长辈们都说,刘秀少时生性温柔,缺少凌厉之气,即帝位以后,依然是太温柔了些。刘秀听了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并非说笑,他的确是要以“柔”作为治国之道。

    刘秀的“柔道”治理国家策略,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对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获得相对的自由。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面临的是一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残破局面。为了顺应民心,快速恢复经济,巩固统治,他实行了宽松的统治。

    首先,减轻赋税。建武六年,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广大农村经济,刘秀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如果遇到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就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以缓和社会矛盾。

    其次,解放奴婢。自秦汉以来,奴婢问题一直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先后九次颁布诏令,释放奴婢。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劳力严重缺乏,释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朝的官府机构设置在汉武帝时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

    刘秀即位后为改变历史遗留的症结,他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表现得非常坚决,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与此同时,刘秀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步兵、骑兵、水兵,并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使政府费用大为节省,对减轻人民的负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秀爱好儒学,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讨论儒学经典,很晚才睡觉。为此,太子刘庄劝他注意休息,保养精神,他说:“我不觉得疲劳。”

    刘秀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常紧急军情出现外,从不讲军旅问题。

    刘秀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不仅是为了筹划着改造官吏队伍,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需求,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官吏,多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些人虽然能征惯战,但也容易放纵,对于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没有什么实在的本领。虽然如此,刘秀对他们也不做过高要求。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二者都很难相容。

    刘秀却很好地处理了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他对这些功臣中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加重用,让他们参议国事,如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丰臣侯,食邑万户。另一方面,刘秀对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乏治国才干的功臣,不授实职实权,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以尽天年,如对草莽英雄马武,他虽文化水平不高,但作战勇猛,屡建战功,刘秀称帝后,拜马武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这样既安抚了功臣又维护了统治。

    刘秀认为,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善战,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需要远见卓识,靠的是文吏,应当以“柔”治理天下。

    东汉政权初建,刘秀在继续用武力平定天下、巩固政权的同时,已开始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选拔有治国之能的栋梁之才。为了实现以“柔”治国的战略,刘秀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而且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

    刘秀在位期间,广泛搜求儒生,让他们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和《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为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

    刘秀的这些措施,使儒生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入政界,不仅辅助朝廷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后世的经学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3.重德立训,择善而从

    “武”可以统一天下,“德”可以立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的“得道与失道”就是有德与无德的概念。看来老祖宗为我们总结的为人处世之道,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仍然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

    刘秀9岁时丧父,由叔父把他带大。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深得百姓拥护。

    当年刘秀镇抚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有人曾献计用水淹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刘秀没有采纳。

    刘秀从不恣意放纵自己,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时时严格要求自己。

    刘秀有一种恢弘大度、平易谦和的气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焚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朱鲔以降洛阳,示诚以服铜马。

    建武四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一方,犹豫未决。隗嚣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光景,探访各方的详情。马援在西州很有名气,颇受隗嚣器重。

    刘秀接见马援时没有升堂坐殿,只穿便衣便服,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下,由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刘秀满面春风,微笑着说:“贵客穿梭于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了。”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备受感动,他叩头说:“今天,不再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道:“我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卫士都没有,不怕我是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只是个说客罢了。”

    这次相见,马援感到刘秀的恢弘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帝王之材。回去后,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马援竟自己归服了。

    刘秀恢弘大度,在对待“逸民”、“隐士”、不驯的人物时同样如此。太原郡广武县(今山西代县南)有个叫周党的,在当地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干。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党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刘秀。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应允了他。

    当时,大臣范升上书,认为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应治“大不敬”罪。刘秀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遇到过不愿为他做臣的人,如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那是他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能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反而常常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他经常说自己“德薄”,要大臣不要称他圣明。

    刘秀并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始归,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刘秀没办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又上了一本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刘秀看了后,不但没责备郅恽,反而赐了郅恽100匹布,并贬了放他进去的东中门侯的官,大臣们对刘秀的行为都深感敬佩。

    刘秀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有一次,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他见宫室内屏风上画的是漂亮的仕女,宋弘便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

    择善而从,虚心纳谏的性格,使刘秀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使刘秀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刘秀对臣下诚信相待,用人不疑。冯异原来在王莽处任官,刘秀对他信而不疑。冯异为人正直,办事沉稳,不邀战功,诸将论功时“独屏树下”,人称“大树将军”。

    后来冯异被拜为征西大将军,长期率兵镇守关中,权高位重,使一些人产生了嫉妒心理。有人说他要当“咸阳王”。冯异知道后,马上请求辞职。刘秀则不信谗言,下诏抚慰冯异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彻底打消了冯异的疑虑,冯异深为感动。

    刘秀对贵戚的行为都有所约束,一般不徇私情。

    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曾弹劾刘秀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

    刘良临终前,刘秀去看他,问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只有一件事需要刘秀做主,他的朋友怀县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他死刑,希望能保住他的命。刘秀说:“官吏执行法律,我不能徇情枉法。”

    刘秀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大白天行凶杀人,躲在公主家中,官吏不能捉捕。洛阳县令董宣乘公主外出,在半路上抓住了公主的奴仆并杀掉了他。公主向刘秀告状,刘秀要处死董宣。董宣大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刘秀听后,觉得有理,就赦免了他,但要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董宣还是坚持己见,也不答应。刘秀让武士们将董宣按倒在地,董宣双手撑地,拒不磕头。刘秀笑着称董宣为“强项令”,并赐钱30万,以示对他的奖励。

    刘秀在处理废立皇后的事件上表现得当机立断,果敢坚决。

    刘秀最初娶的是阴丽华。阴氏为新野大族,阴丽华从小知书达礼,而且美貌之名远扬。

    当刘秀征讨王郎时,真定王刘扬聚兵十多万,听命邯郸王郎的指挥,不肯归附刘秀。刘植亲自前往劝说刘扬,刘扬勉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即允许自己的一个外甥女郭圣通与刘秀结亲。更始帝二年,刘秀令刘植为媒,择日亲往真定郡迎娶郭圣通。

    在刘秀称帝的第二年,商议立皇后的事。刘秀准备立阴氏为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王家,坚决辞让。最后立郭圣通为后,并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

    尽管立了郭圣通为后,但刘秀对阴氏一直非常宠爱,郭皇后对刘秀产生了不满,这明显违背了刘秀倡导的“宫教”,同时郭皇后与内宫其他妃妾也相处不佳。建武十七年,刘秀一纸诏书废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刘秀这一决定虽然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但刘秀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后又立阴丽华的儿子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刘秀在洛阳南宫逝世,在遗诏中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可见刘秀的一番良苦用心。

    4.做大事者不忌小怨

    “做大事者不忌小怨”是一种能容的境界,容人的气量决定着一个人的气度,正所谓“元帅肩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容众人之量,便是宰相、君王之量。

    朱鲔是刘玄的心腹,更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同时也是杀害刘縯(刘秀的兄长)的元凶之一。当他率领30万大军据守洛阳的时候,刘秀派大司马吴汉率领王梁、岑彭、贾复等大将前往征讨。

    当时刘玄已经被赤眉军废去帝号,其号召力大大减弱了,朱鲔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曾经杀害过刘秀的哥哥,所以他应该是刘秀的仇人,如果投降必定是死路一条,不降也是战死,如此还不如准备战死。所以他坚守不出,让刘秀无可奈何。刘秀全力围攻了几个月,损兵折将,但洛阳还是攻不下。面对这种形势,刘秀感到强攻不行,就开始劝降。他知道大将岑彭曾在朱鲔手下担任过太守,于是就派他到城中对朱鲔进行劝说。

    岑彭见到朱鲔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

    朱鲔深知形势对自己不利,他无奈地说:“大司徒(指刘縯)被害时,鲔与其谋,诚自知罪深。”

    岑彭听了以后,不敢擅做主张,回来详细地向刘秀汇报了。刘秀表现出宽广的胸怀,他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

    刘秀的承诺使岑彭心里有了底,他再往劝降。朱鲔为了试探刘秀是否真诚,让人从城上放下一条绳索,随即对岑彭说:“必信,可乘此上。”岑彭毫不犹豫,马上抓住绳索就要向上爬。朱鲔见其诚心,当即答应投降。

    几天后,朱鲔让人把自己捆起来,一个人到汉军营中投降。刘秀不但没有任何责罚之意,而且还亲自给他解开了绳索,并且封他为平狄将军。天下统一后,刘秀也没有像有的帝王那样战时笼络人心,秋后再算账,而是继续相信朱鲔,任命他为少府,传封累代。

    刘秀对待朱鲔的态度起了明显的积极效果,很多敌对者见刘秀对于杀兄仇人尚且能委以重用,就更没有忧虑了,纷纷前来投靠。

    刘秀是一个顾全大局不记小怨的人。对兵败求降的人,刘秀从不用诈。当他攻打王郎的时候,王郎不支,派大将杜威请降,杜威提出投降的条件,请刘秀封王郎为万户侯。刘秀说:“顾得全身可矣。”当刘恭替刘盆子乞降的时候,问怎样对待刘盆子,刘秀说:“待以不死耳。”明明白白,毫无欺饰,如此深得人们的称赞。

    刘秀这种正大光明的做法,王夫之非常的称赞,他说刘秀以大义为重,不行权术,比唐高祖李渊诈许李密投降而后逼其复反而杀之,要高明得多。

    5.以柔克刚,宽猛相济

    如果过于刚硬容易折断,过于柔弱则会萎靡不振,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柔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刘秀长于民间,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百姓的疾苦,也深深地同情百姓的生活。因此,他做了皇帝后,依然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他平时穿的是未经染色的原布衣服,也不听令人颓废的靡靡之音。

    东汉政权建立后,各郡国仍按以往的习俗,经常向朝廷贡奉地方特产和珍奇美味,虽然刘秀一再劝阻,但一些人还是不听。于是,刘秀在建武三年正月下了一道特别诏书,明确规定:太官府对各郡国送来的异味,一律不许接收,敢于违犯禁令者予以严惩。此举果然刹住了向朝廷送礼的歪风。这一措施既改变了一些官员的作风,同时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刘秀的节俭还体现在他写给下边的诏书上,都是“一札十行”,即一片木简上写十行字,字写得又细又小,不留空隙。在他做了十几年皇帝后,宫中还没有专职乐人,也没有御用仪仗,直到打败了成都的割据势力公孙述,汉蜀郡太守张堪把成套皇帝的旗幡、乐器送到洛阳,东汉宫廷才算健全了礼仪设施,刘秀这个皇帝才算真正有点像样了。

    西汉末期,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许多豪强地主霸占了大量的土地。很多失去土地的百姓沦为奴婢,而在王莽的残酷统治时期,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这种倒退的制度不但与儒家的思想不符,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非常艰难。因此,刘秀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下令“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规定凡为生活所迫沦为奴婢而又愿意回家者,准许回家为自由民,不得强行干涉。建武七年他又下令在战乱和饥荒中沦为奴婢而要求解除奴婢身份的,允许他们离开主人,主人不得阻碍,若主人阻止,当予以严厉的处罚。为了更好地保护奴婢权益,刘秀还曾下令,不许主人任意杀害奴婢,更不能以残酷的手段在奴婢面部打烙印记,他特别强调“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对那些“敢于炙灼奴婢”的人也要依法处置。刘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建武五年五月,国内旱情严重,刘秀认为这是由于官吏执法不明,冤狱太多,百姓怨恨,惹得上天发怒而不下雨。于是他命令京都洛阳、三辅和各郡的官员认真清理狱中的囚徒,规定只要不是犯死罪的,一律释放,而且对于那些有爵位的人,规定可以用爵位顶罪,同时选择柔顺善良的人来担任政府官员。刘秀的这一做法其实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做决定的。后来,刘秀还多次下诏,要各地切实履行减轻刑罚的方针。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当全国已经实现了统一后,有部分大臣又联合上书说:“古代肉刑严重,则人人畏惧法令,今宪律宽轻,因而作奸犯科的人不害怕,应当增添科条禁令,堵住犯罪之源。”

    刘秀把这些上书交给公卿们讨论。光禄勋杜林在廷议时慷慨陈词,讲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刘秀肯定了杜林的主张,没有批准增添科条禁令的建议。刘秀的这一决定使得东汉初年的国家政治形势逐渐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创造了“光武中兴”的盛世。

    太刚则折,太柔则靡,过于刚猛,过于柔弱,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刘秀不但在打天下的时候用柔道,而且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也用柔道,但他的柔道并不是软弱,而是在柔道中还有一种刚劲的力道。

    刘秀做事果断和勇决,他曾经指挥几千人,一举歼灭了王莽的40万大军,表现出来的是智勇双全的过人智慧。但综观他的发展史,在更多的时候,他把这种刚劲之气隐藏起来,靠柔道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减少了创业时的挫折,他的超人之处也正是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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