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来看，耍阴谋诡计是封建帝王们惯用的伎俩，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他们的老谱。”李世民就是一位“耍阴谋诡计”的高手，正是一场“阴谋”造就了一代明君。
1.小事办好，大事才有章法
办好小事是在为办大事打基础，很多成功者都是在做大事前，先把各种小事做得非常好，最后顺理成章地成就了大的事业。李世民在这方面堪称高手，他总是以小事为契机，在小事上做足文章，为后面的大事统筹规划。
李渊在正式起兵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他指示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而李建成、李世民则按照父亲的指示，倾尽财力，礼贤下士，只要有一技可用之人，无论出身皆养于门中，所以，有许多人纷纷归附李家。
当时，地主阶级中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已经认识到隋朝灭亡已是必然之势，因此纷纷寻找自己的政治依托和靠山，而李渊父子礼贤下士，宽厚仁慈，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
在李世民“密招豪友”的过程中，刘文静、裴寂为酝酿起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成为了李世民的得力助手。
当李渊来太原出任留守后，刘文静通过一段观察，认为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此后，刘文静又通过私下对李世民的细细观察，认为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因而在私下里对裴寂说李世民不是平常之人，是一位英才。
后来，刘文静与瓦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密结为姻亲，隋炀帝震怒，下令把他投入太原大狱。李世民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共谋大事的人才，因此，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私下到狱中探望刘文静。
刘文静见李世民到狱中看望自己，十分高兴。他对李世民说：“天下之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则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卿安知其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
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图谋共举大事，心中也就没了顾虑，便胸有成竹地谈出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
李世民听完刘文静的一通见解后，笑着说：“君言正合吾意。”然而，李世民对于父亲的深谋远虑和行动部署，尚不十分清楚。在这种未明朗的形势下，李世民与刘文静为促成李渊不失时机地及早起兵，决定利用裴寂同李渊的亲密关系进行说服。
裴寂有赌博的嗜好，李世民投其所好，自己出钱数百万，命令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故意输钱给裴寂。裴寂赢钱后，十分高兴，每日同李世民尽情游乐。由此，李世民与裴寂结成亲密关系。李世民把想要敦促父亲及早起兵的实情告诉裴寂，裴寂答应帮助他推动此事。得到许诺后，李世民心里十分的高兴。
一日，裴寂与李渊饮酒，饮至半酣，裴寂乘机向李渊说：
“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因寂以官人奉（侍）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李渊见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便对裴寂说道：“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李世民通过狱中探望刘文静，用自己的钱让裴寂赢的高兴，就办成了大事，而且还结识了两个人才，实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一道敦促李渊及早起兵的事情在史书也有记载。《旧唐书·刘文静传》中有：当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李世民派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向李渊进言游说：“《易》称‘知几其神乎’，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衅，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兵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蒙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李渊对此也深表同意。
在各方面的条件准备就绪后，李渊从五月甲子日起兵，到六月癸巳日建立政治、军事组织，只经过四十几天，就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进一步西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在李渊起兵的前前后后，李世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李世民功不可没。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直接地去催促父亲，而是通过一定的技巧，具体地做一些小的事情来影响李渊，最终成就了大的事业。
2.遇事冷静，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其结果显然是谋划不足，勇气过盛。做大事仅有勇敢的个性还不够，还要有冷静的心态，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把事考虑周全了再去做，才不至于出现失误。
李世民出生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帮助父亲李渊推翻隋朝，建立了唐朝。
李世民从小就聪明敏捷，胆识过人。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的大将，被封为唐公。作为显赫家族之后，李世民从小就受到了家庭文武习俗的熏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青年时代的李世民不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还练就了一身武艺。李世民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经常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讨论用兵布阵的策略，由此深得其父的喜爱。
由于家世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经常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而迁徙，虽然生活居无定所，但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量社会现实情况的机遇，使他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他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形成了遇事头脑冷静、处事果断的风格。这些性格和习惯的形成，为李世民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李渊有四个儿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李元霸早死。唐王朝建立后，老大李建成做了皇太子，老二李世民当了秦王，老四李元吉当了齐王。
在四个儿子中，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朝廷上威望特别高，势力也最大。
唐朝建立初年，摆在李氏父子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灭群雄，统一国家，巩固政权。
由于李渊称帝后不便再出征作战，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李渊处理国家政务。鉴于李世民的作战经验，这个时候，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顺利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唐初，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他们割据一方，手握重兵，因此统一的任务非常艰巨。面对如此艰巨的重任，当年李世民仅22岁，便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作为军事统帅，他率领千军万马，开始了历时四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全国的战争。
在统一的战争中，王世充和窦建德是两支非常强大的力量。面对强敌，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知己知彼，迅速扩大了战役范围，最终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从而使关东地区的统一进程大大加速。在这次对王世充和窦建德战役中，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才能。
随着李世民统一全国战争的结束，由于功绩卓著，他的威望日益提升，权力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他掌握着大量能征善战的军队，同时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使其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有着特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世民是一个有长远眼光和心计的人，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条件，有意识地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并逐渐组成了一个他的幕僚集团。李世民的这个亲信政治集团对唐王朝的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有强有力的后盾，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当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在幕僚的支持下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和迫切。
太子李建成也不是等闲之辈，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和威望，引起了他的嫉妒，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皇位继承权，他也大力收罗人马，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李建成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合谋对付李世民。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只能以流血来解决一切。
有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李世民的部下劝他不要去，以免不测，但李世民坚持要去。李世民喝下酒后，回去后吐了好多血，幸好没死。后来李元吉在唐高祖面前奏了李世民一本，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避免受制于人。
形势已迫在眉睫，当时双方已经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局势，谁先动手就有可能取得胜机。这时，李世民冷静地思考了李建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分析了自己所处的形势，如果再隐忍不发、不做决断，部下就有可能产生离心的倾向，于是他痛下决心，准备抢先动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武将尉迟敬德、侯君集和谋臣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人的协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在皇宫的玄武门埋伏下一支精兵，准备乘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这里的时候杀死他们。早上，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去见唐高祖，当他们骑着马刚走到临湖殿，发觉四周情况跟往常不一样，感到事情有变，就立刻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宫城北门玄武门的伏兵四起，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被尉迟敬德杀死。
这时候，唐高祖正在太极宫的湖里划船，李世民的部下跑来报告：“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把他们杀了！”唐高祖非常震惊，但也无可奈何，身边的大臣们劝他让位给秦王。
这次政变之后的两个月，李渊被迫退位，时年29岁的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
“玄武门之变”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巅峰，是一场千古阴谋，一场阴谋造就了一位千古明君，看来谋略没有“阴谋”与“阳谋”之分，这主要取决于这件事的意义是进步的还是消极的。在这场“阴谋政变”中充分显示了李世民沉着冷静、果敢决断的性格特征。
3.不重门楣，从基层选拔人才
唐太宗以宽阔的胸怀、气魄和胆识，选择、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种人才为自己服务，使得朝廷人才济济。这些人才造就了盛唐的锦天绣地。
唐太宗非常注重人才的选拔，只要是人才，可以不问出身、学历，都可以为我所用。其中较著名的就是他破格任用马周一例。
唐太宗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久不下雨。按传统的想法，这一定是朝政出了问题，所以上天示警惩罚，要求皇帝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唐太宗李世民坐立不安，于是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可以畅所欲言，如实地指出皇帝和朝廷的过错。
对于文武百官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趁机显示自己的才干，于是纷纷上书，奏章堆满了李世民的龙书案。这下可急坏了一个人，急得团团转，却写不出东西来。原来，这人是中郎将常何。常何在玄武门之变时适值宿卫北门，支持太宗夺取玄武门有功，得以升任中郎将要职。常何是个武夫，虽然官职不小，但不善文理，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对朝政有些看法，也写不出来。这时，马周替他解了围。
马周，山东人，从小孤独一人，生活贫困，曾经流落新丰，在集市上酣饮，但无人能够知道他的才华。不久前流浪到长安，寄居在常何家中做门客。
那天，马周见常何在室内独自发愁，便进去问他自己能帮些什么忙，常何便一五一十地向他说明了情况，谁知马周却说：“这事容易，我来替你写这份奏章。”于是立即代常何起草了一份奏章。
唐太宗很快就收到了常何的奏章。他知道常何写不出什么来，但为表示负责，还是要打开看一看。出人意料的是，奏章里所陈的二十多件事，件件合乎自己的意思。而且，文章写得极有条理，批评和建议都很中肯、很有价值。唐太宗很兴奋，又很奇怪：常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学问？马上传旨宣常何上殿。常何也不知道是福是祸，随传旨官进殿面君。
太宗问：“这奏章写得很好！是你写的吗？”
常何松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哪有这个能耐！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
唐太宗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召马周进宫，等了一会儿不见来，非常心急，又一连派出使者催促。马周进宫后，与太宗进行了一番交谈，太宗感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简直心花怒放，立即让他在门下省任职。
马周见事敏速，能言善辩，深识事端，处事平允，又敢于直言进谏，以至于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后来，马周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名彪史册。
常何也因此而得福，唐太宗没亏待他，因为他实事求是，让太宗得到了马周这样的人才，给他得到了300匹绢帛赏赐。
可是，事事不可能尽如人意，马周的命运毕竟是比较个别的，怀才不遇者大有人在。中唐诗人李贺一生潦倒，他十分羡慕马周，所以，在一首诗里歌咏“马周昔做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希望自己也能像马周一样有朝一日能得到皇帝的重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在无限的郁闷中赍志而殁，难怪韩愈发出了“其真不知马也”的疾呼！
正如古谚云：“数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就看你如何发现和选拔人才了。
4.谋定而后动
从李世民和李建成二人争夺皇位的行事作风上可以看到，李世民善谋，李建成善斗。李世民的“谋”更深，他着眼于未来时局，谋定而后动。尤其是“借突厥人以自重”之策，既能邀功，又可避险，能进能退。
从唐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双方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但双方斗争的方式有所不同，与李建成的心狠手辣相比，李世民在行事的深谋远虑上则更胜一筹，突出地表现在李世民“借突厥人以自重”这一策略上。
武德七年六月，唐高祖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民、李元吉也随同前往，而李建成留守长安。这时爆发了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组织的兵变。而这次兵变实际上是李建成指使的。就在唐高祖临去仁智宫前，李建成秘密会见李元吉，要他趁这次机会除掉李世民，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来看，杨文干所在的庆州与仁智宫所在的宜君县相距不远，李建成的目的十分明显，他是想利用这次机会，让杨文干与李元吉里应外合，一举除掉李世民，从而解决自己的心腹大患。
后来事情败露，李建成被下狱。但是杨文干依然起兵反叛，李渊当时并不想处死李建成，他对李世民许愿说，准备立李世民为太子，实际上是想以此换取李世民亲自出马平叛。
在皇太子之位的诱惑下，李世民率军出征，杨文干的叛乱很快被平定了。
但是就在李世民离开仁智宫后不久，李元吉与一些平日得到李建成好处的妃嫔轮番向李渊求情，要求赦免李建成。而且封德彝也出面为李建成斡旋，在这种内外合力的推动下，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很快就赦免了李建成，命他仍旧留守京师，对他没惩罚。
在李世民率军平定杨文干叛乱的当月，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突厥连续向原州（今宁夏固原）、陇州（今陕西陵县）、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等地发起进攻，唐高祖十分着急，他一面派遣军队分路抵御，一面急速返回京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在如何对待突厥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人主张迁都以避突厥之锋芒，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赞成这个意见，而李世民则极力反对迁都之议。
最后，唐高祖接受了李世民的主张，决定不迁都。事实上，是否迁都只是表面的问题，实际上隐藏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后李建成与宫中妃嫔对唐高祖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到好处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揽兵权，成其篡夺之谋呀！”
如果从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来看，李建成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武德七年闰七月，唐高祖命李世民、李元吉二人率军往豳州，抵御突厥侵扰。八月，唐军与突厥颉利、突利可汗相遇于豳州。这时候，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大雨不断，唐军的粮运困难，士卒疲于奔命，士气不振，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大军，大部分士兵感到害怕，但李世民却情绪激昂，他要求李元吉与他一齐出击。李元吉认为，敌军势大，此时不宜轻率出击。
李世民自己只率少数骑兵出击。到了敌阵前，李世民大声呼：“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是秦王，可汗能斗，就独自与我斗，若以众来，我只能用这一百多名骑兵。”颉利可汗不应。这时他又派骑兵转告突利说：“从前你与我结盟，有急相救，今日又引兵相攻，香火之情何在？”颉利可汗听到“香火之情”这些暧昧的话，怀疑突利与李世民有隐情，所以就率兵向后退去。同时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说以利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颉利虽然想要出战，但突利不同意。于是突厥向唐朝请和，李世民与其结盟，这样突厥就退军了。
在唐高祖统治的武德年间，突厥无数次地侵扰唐朝边境，有时还打得非常激烈，但是，只要李世民带兵出击突厥，就没有打过一次激烈的战争。在武德二年，李世民率军征伐刘武周，突厥可汗处罗“遣其弟步设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出兵助李世民打刘武周。如此看来，李世民在当时被认为挟突厥以自重，是不冤枉他的。
在出征突厥前不久，李建成叫妃嫔们转告李渊，说李世民有夺取皇位的意识。
李渊听了这些话，想到了李世民的过去，也感觉有夺取皇位的野心，并且深感忧虑，担心三个儿子会自相残害。为了遏止出现意外的情况，他亲自召来李世民训责：“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耶！”
从李渊的训斥中，可以推测出当时李世民的确是“功高震主”，已经引起了李渊的猜忌和戒备，同时也表明了他与太子、齐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所有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否正确，李世民都在忍耐、克制自己，谋划着自己心中的大事。
5.以德报怨，以慈待众
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严，不容侵犯，但是开明的君主并不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如果自己高高在上，妄自尊大，就会脱离臣民，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玄武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自己登上了王位。
事变后，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与此同时，许多人还不断地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内心无比恐惧。
这个时候，性格大度的李世民决定放弃追杀的策略。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追杀，同时又以高祖的名义诏告天下，安抚宫府中的人。对于那些不敢出面的一些宫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用一片诚意，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并当众释放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李世民的大度让宫府集团的人深感佩服，他们纷纷放下武器，自动向朝廷投诚，开始效忠李世民。其中最杰出的人才有魏征、韦挺等人。在玄武门之变前，魏征几次劝太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当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太子党人纷纷逃亡，魏征却没有逃跑。
魏征被抓住后，李世民当众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在场的一些官员都为魏征捏把汗，魏征却毫无惧色，镇定地回答：“假如太子早听我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
对魏征桀骜不驯的回答，其他的官员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但李世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赞扬了他的忠诚坦荡，对他更加器重，并对他委以重任，封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
对待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都人心惶惶，由于担心遭到杀害，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从大局考虑，向李世民建议说：“陛下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李世民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李建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魏征到了河北后，看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皇上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现在把他们逮捕，这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临行的时候，皇上让我便宜行事，把他们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这样别人也就安心了，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由于李世民以德报怨，不计旧仇，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
但是，原秦王府的旧属，对李世民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还在伺机打击对方。
一次，李世民在宴请近臣的时候，有的大臣提出：“魏征等人以前是李建成的亲信，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仇人，实在不愿意与他们在一起谋事。”
李世民听后笑了，说道：“魏征等人过去是我的仇人，但他们能为当时的主人尽力工作，这有什么不对呢？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是应该予以原谅的。而如今我提拔重用他们，就是看中了他们这种能够一心为自己主人效力的心态。”
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还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一次，李世民出游，一个卫兵不小心，脚下滑了一跤，无意中一把拉住了李世民的龙袍，险些把李世民拉倒。当时这个卫兵吓得魂不附体。李世民当即安慰卫兵说：“这里没有御史法官，不会问你的罪，不要担心。”同时他还告诫身边的人，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
触犯龙体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之事，按理是论死罪的，更何况还是一个卫兵呢，但李世民却没有小题大做，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的博大。
李世民不但善于用兵，而且还颇有文采，擅长书法。有一次，他与群臣饮酒，酒至半酣，看着在座的文臣武将，庞大昌盛的帝国，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他书兴大发，命人笔墨伺候，很快一幅书法作品笔端立就。太宗童心大发，将书法作品高高举起道：“此幅书法作品谁能得到，就赐予谁。”此言一出，群臣争先恐后，其中有一位官员手疾眼快，登上皇帝的座椅，一把把书法作品抢到手。这下坏了，毕竟有清醒的大臣，一看抢书者没有人臣之礼，竟敢蹬踏皇帝的座椅，实是大逆不道。马上跪倒启奏，请治其不敬之罪。所有人顿时都吓醒了酒，抢书者马上叩头请罪，可唐太宗却哈哈大笑：“今日没有君臣之礼，不要破坏了饮酒的气氛。”可见唐太宗的慈，还包含着朋友间的友情。
由于李世民以德报怨，以慈待众，放下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架子，用他博大的胸襟对待他的子民、臣民，使整个朝堂气氛活跃积极并富有生机，从而使国家的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6.清明廉俭，慎用刑法
由于封建帝王的特殊身份，他们拥有全天下的财富，所以大多数帝王都挥金如土，如此一来势必上行下效。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节俭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这大大抑制了官吏们的攀比之风和虚荣心理，有效地防止了贪污腐败行为。
唐太宗即位后，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在历史上，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却不允许那样做。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而魏征的家里连个正堂屋都没有。唐太宗推行的节俭风气，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从法律上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使赏罚制度更加明确，加强了法制建设，由长孙无忌等人为其做注，这就是后来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并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制定了令、格、式，组成了完整的法制体系。
在封建社会，法律贯彻得好坏，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而且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非常严格，一旦有人触犯刑法，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严格执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大多数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很少有人违法乱纪，欺压百姓。为了起到监督的作用，唐太宗设立了死刑复奏制度，规定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复奏，各州要三复奏。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规定诬告者要“反坐”。
“诬告反坐”虽于秦汉已见于刑律，但历代的诬告案件总是层出不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往往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反对派打击、陷害对方的手段之一。所谓“诬告反坐”，是指以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名对原告进行量刑，使诬告者自食恶果。
《唐律》中的“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法律条文，对犯有“谋反”与“大逆”罪者，依法当斩；而对那些以“谋反”、“大逆”罪名诬告他人的，如果查实确属诬告，那么诬告者当处以斩首的刑罚。
贞观三年，就发生了霍行斌诬告魏征的事件。当时魏征已被唐太宗提拔为秘书监，参预朝政。霍行斌是长安县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魏征参与了“谋反”，想要以此置魏征于死地。魏征自玄武门事变后归附唐太宗，屡屡犯颜谏诤，已经深得太宗赏识与信任，所以对于霍行斌的诬告，太宗根本不相信。他直接说：“此言大无由绪，不须鞫问，行斌宜附所司定罪。”由于唐太宗不相信这一诬告，所以没有立案审问魏征，而是干脆就把霍行斌“附所司定罪”，按照“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的法律条文，霍行斌依法被处以死刑，可以说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魏征得知此事后，非常感激。他向唐太宗顿首拜谢，太宗对魏征说：“卿之累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谤，岂能由己，不须致谢。”
在贞观九年八月，又发生了岷州都督高甑生诬告尚书右仆射、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李靖统领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利州刺史高甑生等总管征讨吐谷浑，因为高甑生未能按期到达会合地点，李靖责备了他。因为这件事，高甑生一直怀恨在心。
战争结束后，高甑生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联名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感到非常意外，虽然他不相信李靖会谋反，但高、唐二人身为高官，又是开国的功臣，所以，太宗决定谨慎行事，按司法程序，派法官进行调查。结果，查无实据，纯属是诬告。根据当时的法律，高甑生诬告反坐，依法应处死。但是唐太宗考虑到高是开国的功臣，只给予流放的处罚。这时有人为高甑生求情，请唐太宗宽大处理，对于别人的求情，唐太宗回答说：“旧是藩邸勋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守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唐太宗这番话，既表明了他维护诬告反坐的意识，不徇私情，同时也反映了他维护唐代一切法律尊严的鲜明立场。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唐初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凋敝。面对百废待兴的形势，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同时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让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经济生产。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等。在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利于防旱排涝，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贞观初年，由于连年的战争，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一百八十万户。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开始下跌。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