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会截取欧洲货币一体化历史进程中这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来介绍一下这位令各国中央银行胆战心惊的“大鳄”的成名战役。来看一下索罗斯是如何利用他独特的投资哲学令英镑贬值，令运行了近三百年的英格兰银行辉煌不再。
战争前的“平衡”
英镑危机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由于体制运行中出现的机制及政治因素，使得本来运行良好的汇率机制出现了裂缝，于是被国际游资大炒了一把。研究英镑危机不得不涉及到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本章主要是介绍英镑危机，且英镑危机中最核心的是汇率问题，所以本章节只是叙述了危机发生时的欧洲汇率机制演变情况（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及汇率机制的细节性问题的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有详细叙述）。
从“蛇形汇率”制度到欧洲汇率机制
二战以后，欧洲各国开始重建自己千疮百孔的家园，并且意识到随着英、法、德世界霸主地位的被取代，欧洲需要联合起来，同各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来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在这一诉求下，20世纪50年代，法、德、意、荷、卢森堡和比利时六国先后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于1965年4月8日合并，对外统称“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该联盟的不断发展，成员国逐渐增多，并于1993年随着《马约》的生效更名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欧盟”。
欧共体的核心目标是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保证成员国之间稳定的汇率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则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其实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的建立就标志着欧洲货币联盟进程的开始，该同盟于1958年被“欧洲货币协定”取代。但是这一阶段该同盟主要是为了促进战后成员国的经济恢复，并没有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提出具体的设想。真正把同一欧洲货币提上日程则是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1969年1月共同体首脑会议提出，把建立以统一货币为中心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并分阶段实施。同年12月，欧共体首次提出了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EMU）的构想，以及从20世纪70年代起分3个阶段完成欧洲经货联盟的目标。1970年，卢森堡首相皮埃尔·魏尔纳受欧共体委托起草欧共体经济货币联盟计划，同年10月，魏尔纳研究小组提交了以其命名的《魏尔纳报告》，主张10年分三阶段建成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但由于不断恶化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及当时比较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魏尔纳计划》被迫搁浅。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设的“蛇形汇率”制度在当时不稳定的环境下运行相对良好，并一直维持到1979年欧洲汇率机制形成。该形式的汇率制度最早出现在1971年，当时为了应对美元危机，欧洲共同体采取了缩小区域内货币变动幅度的措施。1972年4月共同体通过签订欧洲共同波幅协议，将成员国汇率波动幅度由先前的4.5%缩小至2.25%。并且规定，如果6国中任何一个国家货币波幅超过2.25%，那么6国央行将采取一致行动干预该国货币，以此保证6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和相对稳定。另外，在1971年的“史密森协议”中已经规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浮动幅度定位4.5%。这样一来，欧共体国家的汇率内部保持一个上下1.125%的波动幅度，而与美元在上下2.25%区间内浮动，就好像一条直径为2.25%的蛇，在2.5%—4.5%之间蜿蜒前行，所以被称为“蛇形汇率”制度。
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开始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欧共体国家转而实行共同浮动汇率制度，即成员国之间仍保持固定汇率，但是与美元之间采用浮动汇率制，因此也被称为“水中之蛇汇率制”。当年4月，成员国有建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MCF），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的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压力相继有成员国退出该机制，法国就曾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退出。以至于当时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发出“同一条蛇不可能复活两次”的感叹后，开始积极寻求新的联合汇率机制。
经过1977到1978年两年的商议，欧共体国家终于就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达成了协议，并于1979年3月13日正式成立欧洲货币体系。该体系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它是一种区域性一篮子货币，价值由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加权而成。欧洲汇率机制就是建立在埃居的基础上，各参加国都规定本币与埃居的中心汇率，并以此来确定参加国彼此之间的货币汇率。各国货币汇率在规定的上下2.25%的幅度内浮动，否则就会遭到官方的干涉。如果某国汇率变动剧烈，官方干预有失败的话，就要调整中心汇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多次对其调整过75。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欧共体成员国不断增加，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国家也不断增多，汇率的波动幅度也对一些国家放宽了，比如1990年经过17年讨价还价而加入的英国的波动幅度为上下6%。1992年9月，12个欧共体成员国参加了欧洲汇率机制，该机制良好的运作也推动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暗流涌动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92年2月7日，荷兰小镇马斯特里赫特。
欧共体十二国首脑就欧洲政治、经济和货币同盟的深化问题达成协议，正式签订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纲领性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可以说马约对欧洲统一货币体系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要求采取渐进和平行的办法使欧共体各国的货币一体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欧洲建立一个负责制定和执行欧共体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并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为此马约规定了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完成货币统一的三个阶段：1990年7月1日至1993年底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强化欧洲汇率机制，实现欧共体内部资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第二阶段从1994年1月至1996年底，建立欧洲货币局，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为建立欧洲统一货币做准备；第三阶段计划最早从1997年最晚从1999年起，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局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想了一种货币联盟，但是进入这一联盟的门槛也是相当高的，即使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是相当难以达到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得高于入盟前一年这三个最低国通胀平均数的1.5%，可见联盟对于价格稳定是相当重视的；从财政状况来说，一是规定政府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二是政府债务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一国的政府必须表明它们有能力使汇率的波动在两年内不突破规定的狭窄幅度，而且不得对其他任何一国货币贬值；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以长期国债或类似的债券利率来衡量）在入盟前一年必须与运行最好的成员国相比相差不超过2%。
马约的签订显示了欧共体想通过建立一种单一货币来对抗美元的强烈愿望，但是这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所有欧洲国家必须一致行动，在经济政策上密切合作，为了维护联盟的团结，在必要的时候一直乃至牺牲国家的利益。但是这对于当时的欧共体国家来是是不现实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的利益难以协调一致，导致各国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统一，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整个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即使当时欧共体的领袖——德国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这个缺陷，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某一“链条”出现松动，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其他国际游资也会闻风而动，集中力量攻击薄弱环节，直到整个汇率机制被摧毁。
但是当时自认为强大的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欧洲货币的统一会进一步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中央银行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伦敦将会失去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欧洲昔日霸主不愿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加入货币联盟，就会面临被排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并最终被欧洲边缘化的风险。于是英国通过讨价还价获得不参加“马约”第三阶段的权利，即当欧元建立时，英镑仍然会存续下去。英国政府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另一方面仍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英国的这一做法对于当时日渐式微的英镑来说算是比较体面的，但事后的危机却将这点体面彻底粉碎。在马约签署之前，英镑就已经被严重高估，但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并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英镑并不能随意地进行汇率调整。另一方面，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也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约”的签订又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76。
但是这些都没有引起英格兰银行的足够重视，它认为凭借自己运行近300年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哪一个冒失的投机者敢对其下手。但是，历史总是会导演一些意外，自称为“教皇的老板”的索罗斯却看到了当时貌似强大的英镑背后的虚弱，决定通过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国际投机手段来给昔日霸主一点颜色。
“教皇老板”索罗斯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乔治·索罗斯
“我曾幻想自己是上帝，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了成功。”这是索罗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反映出对自己能力的超级自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就更多了，而且也是毁誉参半：崇拜他的人称他为“金融奇才”、“资本舵手”、“最伟大的慈善家”等；受过其伤害的责咬牙切齿地称其为“金融杀手”、“该死的货币赌徒”。
客观地讲，索罗斯确实是金融投资领域的一个天才，他的一言一行确实能起到左右市场的作用。1993年《商业周刊》将其称为“可以改变市场的人”一点都不为过。而一名电视台记者的描述则更加形象：索罗斯投资于黄金，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投资黄金，于是黄金价格上涨；索罗斯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的价值，于是马克汇价下跌；索罗斯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那里原本低迷的房产价格在一夜之间得以扭转。索罗斯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资本市场的变动。
自然而然地索罗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对象，在谷歌上键入索罗斯三个字立即会出现612万条相关信息。本章将会介绍索罗斯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独特投资哲学。
索罗斯的哲学理念
谈及索罗斯的哲学理念就不得不提及对其影响最大的卡尔·波普尔，他们两人之间“良师益友”的关系已经成为投资界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人们研究索罗斯投资哲学的起点。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波普尔的哲学观进行一下了解。
卡尔·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斗士，其哲学思想是即所谓的“证伪主义”，其观点可概括为：第一，科学思考最基本的概念单位只能是暂时接受的科学假说，我们所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本质上永远是暂时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能做的乃使证明一种理论较之另一种理论的优越性”；第二，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可证伪性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第三，反对归纳法，绝不能根据事实证明理论，除非用反驳和“否证”方法；第四，科学理论始终是假说或者推测，甚至极为成功地经过检验的理论，只不过是假说，是对真理的接近。他把人类的知识看成是由我们的理论、假说、猜想组成的，看成是我们智力活动的产物；第五，肯定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理论如果未被否证，永远是假说或者猜想。
索罗斯完全同意波普尔的论点，并通过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思想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信仰，即可谬误性。在一次接受朋友访谈中，他说：“我相信我的可谬误性，即我可能是犯错这一点。这句话对我的重要性，就如同‘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对法国哲学家迪卡尔的重要性一样。事实上，它的重要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迪卡尔这句格言锁定的对象只限于思考的人，但是我的理论和整个居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做决定时，错误观念和误解影响我们参考的事件。人的可谬误性在所有人事上扮演的角色一如突变在生物学扮演的角色一样。这种观念对我而言之为重要。在我尚未能在别人身上发挥相同的影响力时，那我就没什么把握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索罗斯得出一个“令全哲学界颇感震惊的”论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多多少少都有些片面或扭曲。他对此的解释是：“我的中心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本来就是颇感震完整的。有些状况是我们必须先行理解，而后才能做成某些决定，但事实上这些状况往往受到我们做决定时的影响。当人们参与某些事时，他们所怀着的期望本来就是回合这些事的实际情形不一致，只是有时差距很小，可以不必理会，但是有时差距很大，足以成为影响这些事件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是很容易传达的一个概念。”
“我可以把这个中心概念归纳为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理解欠完整。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却能完全表达这个概念的全部意思，原因是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欠周延，也表示我们要置身其中处理及要了解的现实，也都不完整。现实是一个不断完整在移动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理解是可以影响现实的。”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学经济学的一名学生，他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理念来验证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他说学不怎么好，他质疑的焦点放在了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假设条件上，经过反复论证之后，他有的出一个令经济学界震惊的结论：经济学的理论是根据错误的假设前提推演出来的。由此也开始慢慢形成了他的另一个经典哲学思想——反射论。
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参与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参与者对被观察对象的认识称为认知，认知又反作用于被观察对象的作用则称为参入功能。而一般传统的哲学观点认为，反映是一种被动的过程，而参与是主动的过程，两者互不相干。索罗斯则认为，这两种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在证券市场，市场的动向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认识，而参与者的看法和决定又在影响市场。他的观点是“人们不能臆断供求只取决于与市场参与者的期望毫不相干的外部力量”，“我称这种双向的联系为反射论”。
按照反射论的观点，认识与参入功能二者的相互干预，结果是思维与事物的真实状态都不稳定，且这种影响是不间断的，因此反射论的结果就是会导致混乱。社会正是通过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反射互动作用而存在，根本没有放之四海的通则来进行解释或预测，因此索罗斯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另外，索罗斯也认为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这突出地表明，社会现象中显著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心理等复杂因素作用、进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也表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都远甚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可能像自然现象那样进行重复实验，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如果从索罗斯自己的理论出发来考虑他自己的理论，就会发现他也陷入了自我矛盾的状态。反射论只是把世界看成一个过程，而否定任何有结论性的东西，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也要否定索罗斯所构想出来的反射论呢？索罗斯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也试着像迪卡尔那样来证明“我思故我在”的正确性，但是都归于失败，于是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理论看成一种信仰，自己认识世界的原则。因为自己的理论的根基就是“可证伪性”，它是不能证明自己正确，只能反正不正确，所以不证明自己正确反而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继续纠缠于这一问题不放，只能陷入思维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索罗斯的经济思想
前面讲到索罗斯是反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他认为其推论的前提是错误的，所以得出的结论必然不正确。本章讲的是索罗斯抓住欧洲汇率体制的弱点攻击英镑的案例，是从国际经济来的角度来分析，所以有必要对索罗斯的经济思想进行一下梳理。
首先，考虑索罗斯所谓“可证伪性”信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他认为社会经济事件可分为两类事件：一是所谓“常规事件”或日常普通事件，二是所谓的“历史事件”。常规事件的特征是，其参入功能和认知功能都不会发生具体的变化或影响，这也正是传统均衡理论能起作用的原因。索罗斯质疑均衡理论的依据是，在经济比较稳定的时期，常规事件的特征比较明显，这时由于人们的逐渐形成的习惯或经验，或者由于某种制度的限制，社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传统均衡理论分析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他们的作用，所以均衡分析变得无实际意义了。索罗斯认为“历史事件”是有反射性的，即两种功能会同时相互作用。根据它的理论，关注或研究“历史事件”意味着否定确定性分析或逻辑性分析，还意味着应关注经济的动态分析，特别是经济波动转折点的分析。因此，他认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和经济学应关注的主题应是所谓的“历史事件”。
其次，索罗斯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他根据其反射思想，构造出了其分析的基本概念框架，把社会经济状态分为三种类型：近似均衡、静态不均衡、动态不均衡。
（1）近似均衡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的认知和参入功能之间的反射作用，表现出使思维和实在不至于分离太远的状态。这时人们能够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并能根据主流的观点作为行动的基础，同时有一重要的过程运作其中，使得人们的偏见得以矫正。虽然完善的知识依旧无可企及，但存在一种朝向均衡的趋势。索罗斯认为，这种状态是现代西方世界之开放社会一种特质，并与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可看成是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常规”状态，人们一般在自己的经验中非常熟悉它。近似均衡状态虽然波澜不断，仍属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可与经济的“均衡”状态对应，但它们本质上的含义和理解是不同的（均衡状态唯一和不唯一性，或者规律性和非规律性）。
（2）静态不均衡是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封闭环境（封闭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参入者的思考与真实情况相差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差距将越变越大。这是因为一个封闭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已并入其体制中运作，而偏见不会依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自我调节。这种体制试图把实在镶进其概念框架之中，即使情况无法改善也难以放弃。在教条盛行的环境下，社会经济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僵化，又由于缺乏矫正机制，实际情况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预期。当然，思维与实在的远离不可能无限下去，一旦矫枉过正，其冲击力将是毁灭性的，或者说经济波动将是十分剧烈可怕的。静态不均衡可以看成那些经济波动巨大波幅震荡时对应的动态过程。
（3）动态不均衡是另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开放环境（开放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开始人们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差距变得含混不清，反射功能逐渐趋强，实际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参入者的价值体系开始瓦解，特别是在人们价值观变化与事件之间的演变中，有一种共同的自我强化互动，事件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以至于参入者的理解力跟不上而使情况的状态失控，最终演变为所谓“盛衰过程”。动态不均衡可以看成一般市场经济下，出现较大经济波动时对应的动态过程。
市场中的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偏差是始终存在的。在近似均衡状态下偏差比较小，并且会相互接近，索罗斯认为这种状态机会不大，因此并不感兴趣。索罗斯最感兴趣的是动态不均衡状态，在这种状中的自我强化功能必然使投资者进入一种盲目狂乱状态，从而导致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索罗斯认为它需要做的不是要设法去纠正市场，而是要“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超前掌握趋势，“在混乱中取胜”；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应当设法主动去推动趋势的发展。这也是索罗斯“大起大落”理论的精髓。
英镑攻防战
见微知著
索罗斯在1986—1987年对日元与马克的投机过程中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量子基金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人才结构上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把索罗斯的这些成功归因于“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在混乱中取胜”，但是，他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力推动趋势的发展。而在接下来的英镑阻击战中，索罗斯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梦想，凭借自己的判断和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硬是打败了被认为最牢固的欧洲货币联盟，使运行300年的英格兰银行蒙羞。
索罗斯在这一事件上的成功源于他敏锐的洞察力，他可以将两德统一和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这两件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联系起来，并打了一场令世界震惊的金融投机战，不得不令我们惊叹。
1989年11月9日，横亘在两德之间长达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到，德国重新统一。人们都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将会东山再起，但索罗斯认为德国统一后要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德意志重新崛起之路任重道远。事实上是两德统一之后，西德向东德输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导致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
1990年，英国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机制——欧洲汇率体系（ERM）。马约签署之后，英镑对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英镑明显被高估了。虽然当时都知道以英国的经济实力是无法支撑如此高的汇率水平的，投机者也都知道英镑存在贬值的危险，但是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英镑背后不仅仅是英格兰银行，而是整个欧洲汇率体系成员国。不幸的是，索罗斯不是一般的投机者。
索罗斯敏锐地意识到，英国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差异，它们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构成欧洲汇率机制的链条某一环节一旦松动，整个汇率机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德国面对国内不断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会顾及别国的感受，会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来平稳国内经济，这将会为本来就被高估的英镑带来致命打击。英国想指望德国出力来维持自己的汇率水平无疑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索罗斯瞄准了这一点，决定把宝压在德国人绝不让步和坚持原则的个性上，他相信处于东德重建阶段经济已严重过热的德国，不会冒着加重本国通货膨胀的危险而降低马克利率去帮助英国。
历史好像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发展的。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定后不到一年时间，几个欧洲国家已很难协调行动。1992年西欧遭受了金融危机，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英国企图降低其利率。然而，德国人因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不愿意降低利率，他们深惧通货膨胀会再次出现在德国，他们至今对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记忆犹新，正是那场通货膨胀导致德国的经济走向崩溃。如果德国不降低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降低。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并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来解决这一复杂的经济问题，1992年夏季过后，英国政府只是表示要坚持要在这次风暴中求得生存，不让英镑贬值，不脱离汇兑机制。
索罗斯认为，英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保持汇兑机制，英国政府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但这将削弱英镑，并迫使英国退出货币汇率机制。同时，在伦敦金融领域内，投机商们正在投机英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已开始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英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出现了，1992年7月，德国国内利率不降反升，贴现率升为8.75%，如此高的利息率立即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其他货币而抢购马克的风暴。这一行动再一次把英镑推向了贬值的风口浪尖之上。蛰伏了三年的索罗斯也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践他理论的最高境界了，他建立了100亿美元的仓位卖空英镑（这是“量子基金”全部资本的一倍半），于是一场个人与一国央行之间的世纪豪赌拉开了序幕。
导火索
对德国提高贴现率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芬兰。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换成德国马克。到1992年9月，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芬兰央行为维持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马克仍狂泻不止，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有限。9月8日，芬兰政府突然宣布芬兰马克德国马克脱钩，实行自由浮动，这成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导火索。
当时英法政府就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向德政府建议降低利率，但德国认为芬兰马克脱钩微不足道，拒绝了英法政府的建议。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在1：2.95左右。其实保守党政府竭力维持英镑的汇率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是为了挽留人心、避免政府倒台。英国政府的高利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利率。1992年初夏，英国的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莱蒙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果然，英镑对马克比价很快就开始低落于1：2.85。
1992年7月初，六位货币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泰晤上报》，要求英国政府从汇率机制中退出，要求政府降低利率以克服经济的不景气。但政府并不愿意降低利率，因为这将使英镑面对投机和套汇而进一步脆弱，英国政府只有在德国降低利率时才可以降低利率。但德国联邦银行出于抑制本国通胀的考虑拒绝了英国的多次请求。
英国国内的金融学家门质问梅杰在英国经济衰落面前，有谁会支持他执行那样的政策。英国商界领袖要求在汇率机制内，各国采取一致的汇率，即英国货币对马克1：2.60比价，他们要求降低利率至少3个百分点。但是，英国政府这一次看来是铁了心要一路走到底了，财政大臣莱蒙仍然拒绝考虑货币贬值一事，他宣称：“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我们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他在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1992年8月，英镑似乎要挺不住了，但是英国政府依然在苦苦支撑，拒绝英镑贬值。财政大臣莱蒙接受记者采访时保持官方态度：“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他重复着近来唐宁街的讲话：“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这意谓着政府对利率提升，如果需要，将毫不犹豫。
莱蒙的公开讲话是随着英格兰银行积极干预英镑而发表的。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然而就在同一天，莱蒙还在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发表了另外一番讲话，他宣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这话听起来跟前面有点矛盾。当天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为2.7946，逼近2.778的下限。菜蒙的讲话以及英格兰银行的积极干预都没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使得索罗斯们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1992年8月末，索罗斯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汉姆·施莱辛格进行会谈，当得知德国不会做任何损害本国经济的事情后，索罗斯知道梅杰和莱蒙试图使英国留在汇率机制内已经不可能了，英镑危机渐露端倪，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英国的抵抗
1992年9月，投机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包括英镑、意大利里拉等。索罗斯及一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斥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英格兰银行长时间地维护英镑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英国仍在坚持。
英国政府当然不会坐视英镑成为国际投机商的盘中餐，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借入资金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在这场英镑狙击战中，仅索罗斯一人就投入了100亿美元。索罗斯在这场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升值）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下跌），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出巨额的德国股票。索罗斯并不是唯一投机汇率机制中疲软货币的人，那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投资公司和跨国公司也加入进来，这注定了英国政府将成为这场战役失败的一方。
9月3日，时任英国财政大臣菜蒙宣布政府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75亿英镑，这前所未有的举动试图重振英镑，伦敦充满了乐观气息，大家都松了口气。
在这之后，莱蒙又试图使英镑坚挺，以留在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他在阻止货币贬值。
9月10日，菜蒙又一次拒绝了英镑贬值。同一天，梅杰首相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发表演讲时用强硬地语调说：“此时进行货币贬值或货币膨胀的选择都将是对未来的背叛，我告诉你们，这绝不是政府的政策”。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但是这在索罗斯的眼里，不过是英国政府欲盖弥彰的托辞罢了。实际上，英国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持英镑不贬值，已经导致了英国国内经济萧条，伦敦在国际投机商的冲击下已是垂死挣扎。
进攻的号角
1992年9月10日中午，就在莱蒙和梅杰表示英镑不会贬值的同一天，英国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倒了，索罗斯们等到了守候近两年的消息——当天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施莱辛格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国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进攻英镑的号角吹响了，投机商们挥舞着钞票跃跃欲试，只等下午市场开盘了。
下午一开盘，罗索斯领导的量子基金率先攻城，大量抛售英镑买入马克和美元，并把外汇期货市场的空单一扫而光。他的操作手法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从银行借贷大量英镑，拿到外汇市场上去卖掉，换成德国马克和美元，巨大的卖出压力将迫使英镑贬值。如果计划成功，就可以用比卖出的时候便宜得多的价格再买回英镑，还给银行。“高价卖出，低价买进”之间的差额就是索罗斯的利润。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索罗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抛售英镑的行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跟风卖盘——全世界的外汇投机者都开始一拥而上疯狂卖出英镑。汹涌的卖空单把英镑汇率一直往下打压。由于德国抛弃英国的消息已经传开，空单的买者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游资在看到在外汇期货已经没多少利润就转到外汇市场，他们疯狂的抛售英镑买入美元等强势货币。英国政府面对攻城者的猛烈攻势只能硬着头皮防守，不断的买入英镑。收盘时，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堪堪稳定在1：2.88的水平上，比当天最高点下跌了1.7个点。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只是第一轮进攻，更强烈的攻势还在后面，而英国政府明知道这是个陷阱却不得不往里面跳，不然会造成英镑汇率的崩溃，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9月11日，外汇期货市场上英镑对美元只有空盘；而在外汇市场上，更多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到英镑的狙击中，他们不断的卖出英镑，买入美元和马克，英镑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伦敦市场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在开盘后就飞泻直下，短短30分钟就缩水2个百分点跌至1：2.822。英国政府见情况不对马上入场护市，勉强将汇率下跌速度减缓，代价是动用了价值25亿英镑的外汇。然而英国政府不敢投入全部外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镑汇率缓缓下跌。下午收盘前半个小时英国政府终于支撑不住，情况再次急转直下，收盘的时候英镑对马克汇率跌破2.778的下限跌至2.540，跌了整整10个点。
对于英国来说，唯一的好消息是终于挺到了周末，还有两天时间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9月11日晚上，世界各地新闻都充斥着英镑崩溃的新闻，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一天之内跌了整整10个百分点，英镑的贬值速度在冷战结束后是创纪录的。这又进一步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狙击英镑的队伍中来。
在那些还没有收盘的国家，大量的机构继续抛售英镑，买入美元和马克，使英镑汇率进一步下跌。杀得起性的国际投机商们谋划着下一个交易日继续对英镑发动猛攻，直到英镑的堡垒彻底崩塌。
休战日
下一个交易日（9月14日）之前的两个休息日对英国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调整时期，英国上下忙成一团，急着找各路神仙救驾。再找不到破敌之术，英镑甚至英格兰银行就要成为牛鬼蛇神们的刀下鬼了。
9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的75亿英镑外汇已经到帐，但是大量游资没有受周末休息影响，反而筹集到了更多资金。只等着周一开盘杀个痛快。
英国期望他的欧洲邻居们能够伸手援助，但是欧洲的难兄难弟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三国的外汇都受到了攻击，西班牙的比塞塔甚至贬值了20%多，比英镑还惨，法国法郎贬值超过10%，意大利里拉贬值了7%，至于德国，如果再支持别的国家的话，德国马克也要受到攻击了。这个世界上能够帮英国解围的也只有美国和日本了，可美国也刚刚走出经济危机阴影，日本更是连日元升值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消除。英国看起来只能自保了——其实只要英国发出求救信号，美国和日本当时未必不会出手相助。
交易日前的两个休息日本来是英国难得的喘息之机，却成为英镑崩溃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伦敦金融城即将被攻破。
英镑末日
9月14日，伦敦外汇交易所一开盘，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机构和游资开始疯狂地抛售英镑，英国政府通过不断的放低价位买入英镑做着最后的挣扎。到了此时，德国政府才出于维持欧洲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考虑而作出细微的让步，宣布贴现率降低半个百分点，由8.75%降到8.25%，这是德国五年来的第一次降息。德国的这一举动受到英法美等国的高度赞赏，但为时已晚，一场更大的风暴在英国的外汇市场上刮起。下午收盘时，在英国政府的苦苦支撑下，英镑对马克汇率跌了5个点，达到1：2.413。经过几轮的防守，英国政府的护盘资金也消耗殆尽，伦敦如何抵挡国际投机商们潮水般的进攻？英镑的末日眼看就要到来。
不出世人所料，9月15日一开盘，英国政府已无力再救市，英镑再也支持不住，开始崩溃。外汇市场上到处是卖出英镑，买入美元和马克的交易。刚开始还只是一些国外机构和游资在操作，后来连英国人自己也忍受不住自己口袋里的钱不断贬值，开始涌向银行挤兑美元和马克——英镑遭受内外夹击，伦敦宣告失守。到收盘时，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了惊人的17个点，跌至1：2.003。
当时的情形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量子基金因自己的成功疯狂了，那些吃到蛋糕的游资和机构跟风成功也疯狂了，英国人眼看着自己的财富缩水疯狂了，整个世界看着一场不可思议的事件也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世界上的敏锐得媒体都及时地跟踪报道了英镑崩溃事件，甚至平民百姓都在谈论这次大混乱，一时间英镑成为烫手山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反应过来的英国政府一方面安抚英国百姓，让他们不要加入抛售英镑行列，并允诺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工资，降低外国企业进入门槛，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另一方面向世界主要国家派出使者，请求援助。但是英国到美国要飞行8个小时，到日本也至少要14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都已经深夜，加上谈判和转账时间，英国政府至少需要3天时间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不过肯定能够借到钱，而且美国和日本还会全力帮助英国，毕竟美国好不容易让美元贬值，现在英镑贬值导致美元汇率上涨，再不行动的话美元贬值的努力算是白费了，而日本向来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政府为何不在上个周末向美国和日本求助？现在才反应过来是不是为时已晚？
在绝境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站到了英国一边。从9月15日到16日，在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牵头下各国央行注入上百亿英镑资金支持英镑，在决定命运的星期三，英格兰银行花费了价值 55亿英镑的外汇储备购入英镑以支持英国的货币。所有的这些补救措施此时已经无济于事了。16日，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由前一天的1：2.78跌至1：2.64，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也跌到1：1.738的历史最低水平。在一切机关用尽之后，9月16日晚上，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宣布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降低利息率3个百分点，17日上午又把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恢复到原来10%的水平。曾经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终于向国际投机者投降，1992年9月16日被英国人成为“黑色星期三”。
索罗斯的胜利
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索罗斯赚到的钱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至今，英格兰银行也无法原谅索罗斯对其的阻击行为。但是在一般英国公众眼里，索罗斯却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英国公众以传统的英国方式说，“保佑他，如果他从我们愚蠢的政府手中获得10亿美元，他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了”，就连《经济学家》杂志也将其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让我们引用肖伟中在其所著《索罗斯传奇》中一个片断，来窥测一下索罗斯在整个事件中真实的想法80：
索罗斯的赌博出了名，《福布斯》杂志对此作了报道。伦敦的《每日电讯》在10月双面头版以巨大的黑体大标题作了报道，标题是：“由于英镑暴跌，我获利10亿美金”。
索罗斯电话告知《泰晤士报》的编辑凯里斯，《泰晤士报》的人去拜访他是一个好主意。凯里斯去了，索罗斯对他详细谈了他是如何采取对英镑的突然行动的。在凯里斯看来，10月26日《泰晤士报》刊登的对索罗斯的访谈是其以后作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出现的转折点，“从那次访谈开始，他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位名人，而在那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他。”
凯里斯的文章最后写道：“在最终引发黑色星期三的两周时间里，索罗斯使英国政府受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打击”。索罗斯知道他从英镑暴跌中获利10亿美元。在介绍黑色星期三之前的行动时，索罗斯告诉凯里斯：“我们做了许多英镑的卖空业务，所以赚了许多钱。在汇率机制崩溃之前，我们成了市场上最重要的交易商。在黑色星期三之前，我们在市场上的业务量达到l00亿美元。我们计划出售其中的大部分。事实上，当莱蒙在货币贬值之前说他将借贷15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时，我们十分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们计划抛售的。
“但事情的发展超过我们的设想，我们还没来得及占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英镑就退出了货币机制，10亿美元也是我们早先估计到的收益。虽然是美元而不是英镑”。
凯里斯问及索罗斯，为什么把他的资金投在英国如此顽固执行而最终功亏一篑的政策上。索罗斯说，“他相信德国联邦银行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而不是法郎。“我感觉把赌注下在德国联邦银行上比较安全。联邦银行清楚表明它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它准备保护法郎。最后，联邦银行得分为3：0，投机商们为2：1，我由于坚决站在德国联邦银行一边而比其他商人做得好。”
当问及如果梅杰在星期三之前提高利率，有可能更好时，索罗斯口答：“这绝对胡说八道，如果利率提升，这将鼓励我们加快抛售，困为市场的运作由于利率提升而加快。事实上，我们直到周末也不希望货币贬值，但当星期三利率被提升上去时，我们认识到不能再等了，我们不能不快速抛售以占领我们的市场位额。”
在交谈中，索罗斯象一名金融分析家那样认为投机是有害的，特别是在货币市场。“但是制止这种投机行为的措施，如控制交易，通常更有害。固定汇率制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最终会分崩离析。实际上，任何汇率机制都是有缺陷的，它们存在时间越长，缺陷越大。避免投机行为并不是不要汇率机制，而是在欧洲只用一种货币，象在美国一样。这将使我这样的投机商无法经营，但我愿为此做出牺牲。”
对索罗斯来说，做出这样的讲话是十分轻松的，因为他从英镑和其他货币的暴跌中获利接近十亿美元。
“在与我的交谈中”，凯里斯回忆起他在10月份的一个周六下午与索罗斯谈话的情景，给他留下印象的是索罗斯的看起来镇定自若，“对于钱，他看起来绝对是冷静和理性的。我没有感觉到他的明显的情绪波动……在他看来，保持纪录确实只是一种手段……他对他的功成名就而感到自豪，这就是他为什么决定与我谈论这件事的原因。……他对他在认识到什么将发生、挑战权威和获胜方面的才智感到高兴”。他也十分乐于利用公共宣传，因为这种宣传能使他在东欧所做的慈善事业也为大众知晓。
索罗斯也并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而感到内疚，英国称9月16日为“黑色星期三”，他却将其称之为“光明的一天”。他并不理睬对他的批评，“我相信必然有负面的影响，……但这不会为我所考虑。如果出于道德良心而退缩，我就不是一名成功的投机商了”，“我也不会为从英镑贬值中获利而感到后悔。正如所发生的，英镑贬值被证明是有好处的。但我的观点是：我投机英镑并不是帮助英国，我也不是在损害英国，我只是在赚钱”。
可以说经此一役，使得之前惯于隐于幕后的他突然聚焦于世界公众面前，成为全球闻名的投资大师和投机天才。眼看着自己的理论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就，索罗斯也显得异常高兴，“以前他非常抑郁，象一条冷冰冰的鱼儿。现在人们谈论的是他如何能改变市场，说他是位首领，这感染了他。他的心胸更加开阔，热爱生活。我看到他笑的时候更多了”。但此时索罗斯还显得有些谦虚，还没有将自己比作上帝或教皇老板那样的豪气，面对人们的追捧，他说：“我没有操纵市场。但我不能否认，有时把我当成市场支配者的神秘罩在了我的周围。现在人们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关注甚多。不过，如果我行动失当，人们也就安静下来了。”
即使索罗斯自认为自己更善于为别人花钱，可以在一天内捐献一亿美元而被人们称为伟大的慈善家；即使索罗斯被一些人看作是“开放社会”的捍卫者，对社会的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各国政府却从来不敢对其掉以轻心，时刻注意着这条“大鳄”的嘴是否已经向自己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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