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曼谷：触发多米诺骨牌
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其目的很明确：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失守，波及四邻
泰国的经济奇迹在持续了20年后，开始出现过热的迹象，大量的过剩房地产开始拖累整体经济，此时的曼谷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可见隆隆作响的建筑机械。同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之下，泰国出口不畅，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严重问题，不得不大量借入外债。因此，1997年年初起，泰国铢就面临贬值的压力。国际投机者看出来泰铢下跌趋势，又认准泰国政府不会轻易让泰铢贬值，于是从新年过后就开始部署，向泰国中央银行购入了大量数月期的远期泰铢合约，到5月份已经积累了150亿美元之巨。
在储备“弹药”之后，5月中投机者开始发难，大举抛售泰铢。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国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
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91发誓归发誓，金融市场却并不买他的帐。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7月2日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盟各国显然欢乐还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盟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
8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高昂代价换取IMF援助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潭之中。此时，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的东盟各国还没来得及庆幸，就被IMF开出的援助条件吓得目瞪口呆。所有的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为了得到172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泰国当局必须例行经济节约，紧缩财政支出，具体的目标是：泰国今年的外汇储备必须保持在230亿美元的水平，经常账户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上半年的8%压缩到5%，财政预算赤字压缩到站国内生产总值的1.6%。同样抵挡不住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其提供了37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援助，为此印尼总统苏哈托不得不牺牲他的家族生意，把印尼的经济门户全面打开。可以后的事实告诉我们，IMF的救援措施并没有把受灾国拉出危机的泥沼，反而紧遵其指示的泰国却是恢复最慢的。
马哈蒂尔怒斥索罗斯
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多次东学日本，倡导亚洲价值，活跃于国际首脑高峰会议之间，他名气日大，大有成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之势。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他痛斥国际投机者，多次在公开场合大骂索罗斯。也许马哈蒂尔这样做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因为他对这次危机看的最清。
泰国金融危机之后，投机者马上杀向马来西亚。对此，马哈蒂尔在不同场合指责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者是“国际罪犯”：
“无论如何，我希望他（索罗斯）体会到，本身的牟利行为已导致他人受苦。如果他有良知，就应该停止这种行为……随着马来西亚的币值下跌后，我们已经比以前穷了30%。根据美元的价值计算，如果马来西亚过去的人均收入是5000林吉特，现在则只剩下3500林吉特。单单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就已经损失了300亿美元，更何况菲律宾、泰国或台湾。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狙击，人民深受其害，但是，像索罗斯这样的少数人却富上加富，这就是我感到非常不满的事。”
除了愤怒的指责，马哈蒂尔还洞察到了危机背后的真相。11月15日，他再次指责贪婪的外国商人造成这次东南亚面对金融危机。他指这些商人只着重短期利益而投资股票，以便随时在股价涨至某个水平时大量抛售，把资金取走。他认为这种作法无疑是在剥夺东道国的利益，所以应该限制他们的交易，至少要小心审查他们的资金来源。马哈蒂尔说，最近东南亚货币受狙击而引发的货币风暴，“是因为我们的精明伙伴中经出现贪婪的一群，为达到本身富有的目的而拖垮他人”。他强调，精明伙伴的概念旨在促进双方互惠互利的目的，而非以诋毁或蓄意破坏他国的经济，使自已致富。他认为，如果能够善用精明伙伴概念，让他国富裕，大家都能受益无穷，达至双赢目标；反之，若有人蓄意利用这项概念使自己致富，最终他本身还会遭殃。他指责那些为达到本身富有目的的国际金融投机客经破坏了精明伙伴的概念，由于他们的贪婪及不择手段，已令到多个辛苦了数十年才成功建立其经济的国家遭受破坏。他认为，这些贪婪的伙伴都不精明，因为他们甚至没有长远的眼光，只是贪图在短期投资内攫取巨大的利润，所以他们投资的往往只是可以轻易取得暴利后即抽离的股票与基金市场。马哈蒂尔促请精明伙伴务必提防这类投机客，就算允许他们投资，还须有所限制及小心核查他们的基金来源。他说，从林吉特受狙击的事件显示，那些利用低级手段导致他国经济受破坏的伙伴，其本身的货币还同样面对贬值。“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孤立的情况下取得发展与繁荣，所以只有透过彼此互相合作，各国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
马哈蒂尔说，外国的居心不良者企图通过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以致最后控制马国的政治。外国人以狙击林吉特作为使马来西亚陷入贫穷的手段，一旦林吉特下跌，马来西亚被迫对外举债，他们便可提出种种条件来限制马国。他说，由于马国人民都支持他，使那些要推翻他的外国人因不能得逞而感到失望。他说，这些要推翻他的外国人是要看到马来西亚失败，他们完全不愿看到马来西亚成功。他认为马国人民具有团结精神，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会做出反击：“新加坡人民在这期间表现得团结一致，勤奋工作以赚取外汇，而克服经济危机的责任都落在人民的身上”。他说，马来西亚其实是个美丽的国家，可是许多人都忽略了马国的景色，而向往外国。“我们有很多美丽的地方，由于没有得到发展而被人忽略了，发展商在这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把美丽的地方发展成为旅游区，并且使人民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他说，浮罗交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0.5公顷的土地只值200林吉特，现在却价值25林吉特，一名村民只要拥有1.5公顷土地便成为百万富翁。不过，他促请那些拥有土地者不要随便售卖土地，应该利用他们的土地进行投资。他说：“外国人企图通过狙击林吉特使我们变成贫穷，他们不要见到我们进步和发展，人民必须向这些外国人证明我们其实可以自立。“有些外国人在一些工程停顿的发展区拍照，但是，当他们来到吉隆坡时，却发现这个城市繁荣如故，使他们感到失望”。
然而，无论遭到的痛恨有多深，国际投机者都不会止住他们掠夺的脚步。泰国金融危机，只是多米诺骨牌的源头。一场瘟疫，从曼谷开始，迅速蔓延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这股风潮，在相互影响和传染之下，越刮越猛。
台币沦陷：一场政治阴谋
台湾是香港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台湾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由于多年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顺差，使其对外负债轻微，外汇储备庞大，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十几年里，在台湾金融史上面临的只有升值压力，鲜有贬值之说。1997年7月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台湾当局迅速做好了应变准备。
汇市保卫战
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台湾“中央银行”盯紧了汇市，不让投机者抓住兴风作浪的机会。台湾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在几天内让台币汇率贬值1元左右，下撤至28.7，希望台币一次贬足，化解人民的贬值预期，也可借助贬值提高台湾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时搅动台湾经济的时刻还未真正到了，所以投机者并不与管理当局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了在外围试探，制造气氛。在台湾经营的美国花旗银行是最大的造势者，提出台币可能会贬值到31的水平。受到贬值预期的影响，尽管台币有当局力挺，不少进口商还是提前购买了美元，加重了市场压力。为了打破贬值的心理预期，“中央银行”再次主动出击，反守为攻，大举抛出美元，收回台币，造成短期台币吃紧，借以拉高台币汇率升值。在台湾“央行”的强力调节之下，加之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驾护航，汇市呈现了趋于平稳之势，看似固若金汤。第一战，台湾赢了。
可时值9月，正在台湾“央行”官员洋洋得意之时，台币保卫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海外，投机者已在东南亚地区陆续得手；在岛内，过去两个月来股市的疯狂上涨，给台币汇率保卫战埋下了失败的伏笔。股市居高不下，股市和汇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现了，台湾“央行”大举卖出美元，买进货币，力图拉高台币汇率的动作对股市造成了直接打击，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金融管理当局也远不如过去那般潇洒自如，颇有顾此失彼之态。“财政部长”邱正雄表示“股市到底了”；台湾“央行”总裁许远东也发表讲话说“央行”不会坐视股市不理性的下跌；连李登辉也坐不住了，呼吁市民“买股票要趁早”。为了托市，“央行”还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及活期存款利率，但股市依然不买账，持续大幅下跌。
由此开始，台湾的股市、汇市投机者和当局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表面上看是为股市护盘，但其真实目的是稳定货币市场上的利率，避免银行因为头寸不知而出现问题。而利率稳定之后，“央行”才能更有效的在汇市上操作。但是，此举虽然缓和了资金紧张状况，敏感的投机者去从中感知当局已经应接不暇，汇率贬值的预期越来越浓。
空气中的硝烟味越来越浓，10月台湾出现银行囤积美元和进口商疯狂抢购外汇的局面。但台湾金融界对付金融问题颇具经验，又有雄厚的外汇储备作为后盾，决定进一步主动出击。“央行”算准了台币交割的日期，并在前一天甩出高利率、高汇率的“双高”政策，坚决“修理”投机者。一时间台币短缺，同行业拆解利率飙升，令部分原来抛售台币的外资银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下午六点还在到处借钱，以应付第二天的交割。交割当日，“中央银行”又召集13家本土主要银行，暗示其“慎选同业拆借”，不准拆借资金流入汇市炒作，协助“央行”矫正市场上不正常的台币贬值预期心理。
“央行”的这一铁腕手段可谓是稳、准、狠，给了投机者一记重拳。作战时间约为一周到十天，手段是引导新台币逐步升值及容忍短期利率走高，以使投机者同时蒙受双重压力，不战而溃。随着美元的回吐，汇率稳定下来，利率也回落到规定之内。台湾当局虽然付出了50亿美元外汇的代价，但比之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谓九牛一毛。这一仗，台湾赢得很漂亮。
弃汇保股，双双失守
台湾“央行”坚守汇市，却打击了股市。“央行”大量释出美元，导致银根紧俏，股市失血，下跌在所难免。这点投机者十分清楚，所以尽管在高汇率高利率的双重压力下，部分投机者卖出了外汇，但大部分仍在观望，准备伺机而动。果然，“央行”双高政策放出一周内，在国际股市的影响下，台湾股市大幅杀跌，直落8000点。此时，投机者也已部署妥当，准备大举反攻。
台湾管理当局终于沉不住气了，原来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歧也公开化。10月16日，李登辉亲自向坚守台湾汇率的许远东打电话，在李的干预下，台湾“中央银行”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来的强硬汇率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当天下午，当局就出人意料的宣布其捍卫新台币的任务已经完成，意味著今后不会再抛售美元维持台币的强势汇率，同时“央行”再度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并且“财政部”规定提高外资投资台湾股市的上限，全面改变了过去3个月的经济政策。
这三项措施令台湾的政策从“汇市优先”转移到“股市优先”，原来三个半月的政策功亏一篑，犹如泻堤之洪，迅速冲垮了台湾的汇市和股市，股民和市场大失所望。同时，投机者也没有因为当局缴械投降而手下留情，而是跟着赶尽杀绝。政策颁布之后，各大证券机构拼命抛售手中的股票，一星期之内共计卖出股票101亿台币，股民信心尽失，股市一片惨淡。
面对惨淡的景况，“财政部”不得不再次采取非常措施，挽救股市。在一连串利多消息的刺激之下，股市好不容易稳住了，与此同时，捍卫了三个半月之久的汇市防线全面失守。汇率步步下跌，直到“央行”进场干预，加上市场预期心理的反弹，台币终于稳定在32.75。
面对汇市股市的双双失守，岛内舆论四起，一派哗然，纷纷指责“央行”这种充当超人，四处救火的行为。“央行”这种要兼顾汇市和股市的政策，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而失败的代价是赔上全民的财富，庞大的股市投资人大部分惨遭套牢，即使不投资股市的民众也受到“央行”政策影响，资产大幅缩水。93这次战役赢的是投机者和不听当局劝告的人，输的则是全民的资产和对当局经济政策的信心。
政策为何急转弯
在台币保卫战即将收获胜利的果实之际，当局为何轻易改变战略？台湾拥有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何只动用了5%便缴械投降？新台币汇率保卫接近尾声时，只要“央行”再坚持三五天，乃至八天、十天，外汇投机者鉴于“央行”坚守汇率的决心不变，同时长期抱持美元的成本也不低，必然还是大量吐出美元，台币贬值的压力可以获得缓解，外汇市场即可获得稳定。而汇市趋稳，“央行”便可释出台币资金，银行体系资金紧俏的情况也可获得缓解，工商融资很快恢复正常，股市的回升也是指日可待。可是这一切都因为李登辉的一通电话而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表面上看李登辉下这一剂猛药是因为不懂金融，为了替国民党低迷的选情制造利多，想以放弃汇市来挽救股市。可李登辉怎会不知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这只是他使得障眼法，其真实目的是引诱投机者攻击香港，破坏“一国两制”的安定局面，从而达到其“台独”的政治图谋！
当时正值香港回归不久，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李登辉指示“央行”弃守台币就是为了喂饱国际投机者，诱导他们转战香港，好替他完成扰乱香港的目的。在李登辉的如意算盘里，如果香港受到国际投机者的狙击，为了力守港币，港股必然受到重挫。在港股里，红筹股（中资公司股）和H股是挡住半边天的要角，一旦下跌，必然带动上海、深圳的股市受到波及。北京的“十五大”中已经确定国企改革是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而股份制是国企改革的主要策略，若沪市、深市不稳，将牵动整体国企改革的成败。而且股市异动必然会影响到江泽民访美之行。若能借索罗斯之刀，毁灭香港经济，正可羞辱北京强力宣传的“一国两制”，平息台湾内部与越来越强烈的三通促统声浪，真可谓一石二鸟。
李登辉弃汇保股的政策，不但牺牲了台湾，也将金融风暴引到了东北亚地区。果然，一个星期之后香港股市即有一场灭顶之灾。
登滩香港：一记重拳
东南亚危机中，港元不可能独善其身。
——索罗斯
10月，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登滩香港岛——狼终于来了。这棵巍然不动的参天大树，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剧烈的晃动起来。在许许多多的香港人的记忆当中，1997年10月的香港“股灾”就像一场噩梦，至今仍心有余悸。
锁定东方明珠
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明珠”，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强化。香港经济无论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上，还是经济运行的稳健程度及整体背景上，都远远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可这颗东方明珠紧邻着东南亚各国，并在经济上和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而且由于香港是自由港，无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并且不征收基金所得税和利息税，更是成了离岸基金的天堂，其投资基金国际化程度之高世界罕见。95这正给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以机会，搅动香港市场，从中攫利。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进军和袭击香港作为本次金融风暴的压轴戏和重头戏，投入了最多的弹药，下了最大的本钱，其势头之盛，意在全线控制整个东南亚以外市场，其策略就是在股指期货和香港期货上同时做空。
事实上，早在1997年8月份，投机商就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月14日和15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7.75/1。而7.75被称为港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拉高同业拆借利率去迎击投机者。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提高对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还回来，让那些借钱做空港元买美元的投机者面对坚壁清野之局，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望而却步。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即8月20日使港市恢复平静，投机商无功而返。
然而，人们心里非常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香港当局更是未雨绸缪，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提醒这批投机者不要轻举妄动。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正在英国访问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离开伦敦前强调，特区政府有极大的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财政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一起会见传媒，重申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选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希望香港民众稍安勿躁；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香港总商会发表文告声明支持联系汇率制度，并呼吁金融市场中人冷静思考，重新检视香港经济根基，从而稳定市场。曾荫权在一次投资会议上说：“我要重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货币制度或我们同美元的关系，拿港元投机而丧命的只有投机商。”
香港政府为何要花如此大的代价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呢？因为香港联系汇率一旦失守，将不仅是纯粹金钱的损失，更可怕的是稳定信心的丧失，其灾难性后果不堪设想。港元一旦崩溃，人们对香港这个刚刚回归祖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将受到沉重打击，外向型的香港经济、金融、贸易各个方面会顷刻瓦解。香港一旦失守，中国内地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香港在内地的投资、贷款和各项经贸活动会一落千丈。香港一旦失守，亚洲经济和金融会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更深层的原因是，香港一旦失守，会打击港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和平收复台湾的进程造成不利影响，这正中了李登辉的下怀。所以，这一场汇率保卫战志在必得，否则香港会付出更巨大、更沉重的代价。
大对决
10月16日，当台湾遭到投机者的狙击弃守汇市之后，台湾金融市场汇率暴跌，新台币降至10年最低水平。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国际投机者将携着在台湾汇市所卷得的钱财，挥师南下，大举挺进香港市场。一场联系汇率保卫战即将上演。
国际投机者三番五次狙击港元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获益，他们的做法是，先在期指市场上积累大量淡仓，然后买上远期美元，沽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息率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推低股市与楼市，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换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元汇价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狠捞一笔。
10月21日和22日，炒家们在伦敦外汇市场上抛出了接近60亿美元的港币，将港币兑美元的汇率压过了7.75的警戒线，这是近年来香港政府遇到的规模最大的冲击联系汇率的压力。与此同时，各种联系汇率不保的流言四起。
索罗斯的“头马”德鲁肯米勒扬言“港府必败”，施放迷雾以图影响人心。摩根斯坦利的全球策略分析员巴顿·毕格斯在《亚太投资展望》中指出：“我正在将我的全球投资组合中所谓‘发达亚洲市场’的比重从2%降到0比重。”毕格斯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卖掉你手上所有这些市场的股票吧。他还特别对香港红筹股提出了建议：“看淡这个市场的原因，是因为许多红筹股公司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资产和生意混合在一起组合的普通集团而已。以实际业绩相比，他们的市盈率已经远远高估了。同时香港也是唯一的国际投资者过度持有的亚洲股票市场，……而且香港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令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我并非在预测什么，只是指出可能出现的一些动荡。”
果然，正如预期的一样，香港红筹股指数在10月22~23日整整下挫了33.85%。同一天港元汇率也面对极大的压力，6个月期的期权曾经下跌到8港元对1美元。
面对紧迫的形式，香港政府显得泰然自若。因为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国际投机者这次来袭，是借着台币贬值的东风。台湾政策的急转弯，使投机者的胜利来的太突然，他们对下一步行动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弹药”储备不多，主要靠的是从香港银行拆借港币，再拿到海外市场上抛售。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二是声称可能对借钱给炒家的银行征收惩罚性利息。
其实，香港政府并没有加息，而是略施小计，便化解了投机者的全部攻击力量。根据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各家银行在结算银行（汇丰银行）的户口内，必须保持一定的港币余额，由于港币被炒家们借走，并被香港政府收回，结算户口余额成了巨额负数。以前各银行尚可通过“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向香港政府拆借低息港元，可是这一次，港府去紧紧关闭了闸门。
10月23日，正是外借港币的结算日，由于预计港元的需求量相当庞大，同业拆借市场一开市就打出了35厘高的港元隔夜拆息。一些银行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市场上四处筹款，但却一无所获，只好借入“高利贷”。港元隔夜拆息一路飙升，一度冲至300厘。如此高的利率，投机者怎么肯借入。香港政府通过“挟息”，轻而易举的掐断了投机者的粮草，投机者们赔率巨额利息，如潮水般退去。港元汇率又回到了7.74的合理水平，港币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未贬值的货币。
然而，香港真的赢了吗？
天堂还是地狱
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虽然狙击港元未能得逞，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虽然在汇市上蒙受了损失，但是在股市暴跌中去大有所获。
10月20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然而，恐怖气氛却并未在华尔街股市出现。可在地球的另一端，由于国家投机者的冲击，香港股市开始下跌。直至23日，一直牛气冲天的香港股市，竟然如山洪暴发一般，狂流直下的连泻了4天。自20日到28日，短短7个交易日中，香港股市缩水30%，下跌4539点，无数投资者转眼间已一名不文。港人愕然了，世界愕然了。
一位香港证券交易员回忆到：
“这天，香港德累斯顿·本森银行（Dresdner Kleinwort Benson）研究部仍同往日一样平静。我只受到几个客户的电话，谈论当日股市骤然下跌。接听电话的时候，从怡和大厦的环形玻璃窗望向外面，我突然联想到自己会不会看到有人跳楼。记得一次在W.I.CARR证券公司，一位投资策略分析员曾阐述过这样的理论：只有到有人从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时候，股市才可以说是跌倒见底了。时至今日，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到底有多少，我仍然不得而知。可能这只是早期市场崩溃时的写照。而今时今日情况显然已经大不相同了。所有与我通电话的人对今次的股市大跌显得很镇定，全无激奋之情，虽然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投资价值在一日之内跌去了40%之多。有些人甚至告诉我，早已感觉到市场的崩溃将要来临。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那一刻，很难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预测哪怕是24小时之后的事。”
由于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一番对攻之后，港股终于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可香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香港股市暴跌中，损失最惨重的也许是在世界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香港大亨们。香港李兆基家族损失了52亿美元，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损失了42亿美元，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损失了21亿美元。97而普通股民在这次股灾，有60%以上的被套牢，损失一半以上的人比比皆是，这令无数香港市民通过投资股票迎接“九七”回归，分享内地改革开放成果的美好幻想顷刻间灰飞烟灭。
这场较量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难取胜而告终，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它迫使更多的人去思考。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公开表示，港府将尽快进行内部检讨，并约晤学者和商界人士，总结这次金融风潮，寻找更好反击之法，以防范港币再受到外汇投机的狙击。
震荡韩国：IMF危机
韩国的问题仅是短期的资金周转不灵，跟开放金融市场和废除进口限制有何关系？
——韩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沁山
香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韩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韩国虽然是东南亚地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加入“富人俱乐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简称OECD）的国家，但该国经济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不顺，早有隐患。因此，韩国的经济在金融风暴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内忧外患。
内外交困
在亚洲金融风暴开始的前30年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最咄咄逼人的一个，其大企业集团是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掠池的利器。然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在政府产业政策和银行贷款无限制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市场份额日重的同时，自身的负债率却越来越高。在韩国前30位大企业集团中，自身资本的比率占资产结构的比重只有18.2%，它们在国际和国内市场扩充的资金完全来自国内和国际商业银行的贷款。1997年，在韩国1100亿美元的外债中，向国外商业银行借入的短期贷款就占了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就有640亿美元。而此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甚至不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处于国际警戒线的危险范围。1997年1~9月，韩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虽然比1996年同期的172.8亿美元有所减少，仍然维持在123.8亿美元的高水平，不得不继续大举借债。
从1996年开始，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韩国出口增长率下降到8%以下，国内市场销售不景气，令大企业的扩展性战略受到打击，1997年中前30位大企业的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90%之多，企业都出现严重的流动资金不足。而国内政党政治斗争加强，使传统的银行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大企业集团的倒闭案。
1997年初，韩国名列14位的韩宝集团宣布破产，其中的政治丑闻涉及到总统金泳三的次子和他的高级助手。随后，三美、大农、真露、起亚、海天、纽科等一系列大财团，相继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或者宣布倒闭，或者申请破产保护。到11月初，韩国前30位大企业中有7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或者倒闭。在775家上市公司中，有50家倒闭，其他倒闭的中小企业则有15000家，实际失业率上升到10%。
由于企业和银行的密切关系，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之风不止，韩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也随之迅速恶化。从1996年底到1997年7月底，韩国银行坏账比重从4.1%上升到6.8%，此举导致韩国基础薄弱的银行举步维艰，第一银行、汉城银行和众多的信贷机构陷入了困境。企业倒闭，银行坏账累积，引发人们经济危机的预期，这股压力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波及到股票市场上的国外投资者，人们开始抛售股票，抢购美元。
应该说，1997年韩国金融风暴的起源来自起亚集团。该集团是韩国第八大企业集团，以生产汽车为主，涉及钢铁、贸易等多方面的经营。1997年的资产负债率超过300%，负债超过105亿美元，于7月14日成为政府的“破产协议对象”。韩国政府并不希望起亚倒闭，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安排其主要债权人韩国发展银行将其贷款转成三成股份。新股东要求重组，解雇原来的管理层。但是，起亚管理层拒绝接受辞职，反而向法院申请特殊保护，允许公司在寻求债务宽限期间，可以保留原有的管理层，争取由法院重新调解偿债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开始冻结起亚下属企业的资产。紧接着，工会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策动属下两万名工人全面罢工，保护起亚集团不被收购。这一举动终于引发了汉城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下跌趋势。
9月22日，在汉城法院冻结起亚汽车公司与起亚集团另外两家公司财产的当日，汉城股市综合指数下降了11点，跌到667点的半年新低。在其后的几天里，随着起亚集团越来越多的子公司资产被法院冻结，汉城股市和汇市不断下滑。很快，股市跌到540点以下，而汇率则从7月初的890韩元兑1美元下降到9月25日的913.7兑1美元。
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元汇价创新低。11月13日，面对韩元进一步下挫的压力，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当天，中央银行向市场提供30亿美元的外汇，满足包括投机者在内的各种需求。但是，这使韩国股市出现了恐慌性抛售。外国投资者不断卖出股票，并将所得韩元换成外汇汇出，令韩国金融市场陷入股市、汇市双市齐跌的恶性循环。
10日，韩元大跌到999。韩国财政部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化解金融市场动荡的忧虑，以稳定韩元。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元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元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元自由浮动。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元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元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IMF疗法
在救市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干预还是央行入场，都显得那么无力。最终只有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美日各国总计5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绝不是免费的午餐，其援助的条件苛刻至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政府必须达到以下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目标：
将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原定的7%下调到3%；
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加税来达到实现财政预算盈余的目的，包括政府将维持从紧的财政政策，以减轻货币政策所受的压力，同时为金融环节的改革提供资金，调整政府开支项目的先后次序等；
将1998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
将1998年和1999年的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1%一下，相当于从今年的150亿美元降低到50亿美元。
货币和外汇政策：
中央银行收缩货币政策，允许利率短期内上升，舒缓韩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修订韩国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权力，而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物价；
加强对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否认监管；
维持现行的外汇交易制度，容许汇率每天波动10%的幅度，政府对汇市的干预必须符合市场的运作方向；
公开政府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的期货合约和银行的坏账记录。
开放金融市场，重建金融体系：
1998年中开始容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
外国投资者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你进一步调高到55%；
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短期债券市场；
大型金融公司必须由国际认可的会计事务所进行核数；
重组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建立一套制度来协助这些机构关闭业务或进行合并，允许本地和外国机构来收购这些机构；
加快注销金融机构坏账；
所有的银行必须制定一套自我援助的计划，以符合巴塞尔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
政府给予任何金融机构的支持，都必须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
以有限度的存款保障计划取代目前无限度的存款保障计划。
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必须逐步削减政策性贷款，终止以补贴方式拯救私人企业。
加快贸易自由化：
履行向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承诺，取消进口限制，取消出口补贴。
增加劳工市场的弹性：
向失业人士发放失业救济金，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传出后，韩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种报刊指出，韩国为了得到经济援助，已经为这次空前的经济危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韩国的金融自主权拱手让给外资，这种情况令韩国中长期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韩国为了这次获得国际货币基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实际已经摧毁了原有的经济体制，按照这个规定去做，韩国的整个经济都会伤筋动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条件，韩国必须马上开放原来封锁较严的金融市场，紧缩财政政策，彻底切断政府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结果肯定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加速倒闭，失业人数越来越多，韩国经济内部需求停滞，进而又打击企业经营，形成恶性循环，并可能引发政治危机，更不用提韩国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外汇储备等，需要经过国际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才能有效的侮辱性条款了。因此，市场上不少经济分析员都怀疑韩国政府有无能力认真履行这些条款。看来，持续了30年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要消亡了。
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定去做，尽早恢复国际投资者和国内对经济的信心，所有大企业因为负债累累，内部资金积累极为有限，流动资金短缺的状况无法改善，可能都面临倒闭的威胁。因此，韩国经济真正处在两难危机之中。当务之急，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韩国不得不大规模收缩。
IMF：救援还是掠夺
面对IMF开出的足以摧毁韩国经济的援助条件，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真实动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到：
“灾难的种子早已种下。在90年代初期，东南亚国家就开放了他们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吸引资金（储蓄率已经达到30%以上），而是因为国际压力，包括美国财政部。这吸引了一股短期资金，他们只想寻求短期的高回报，而不会把钱投资在工厂建设等项目上。在泰国，游资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然而今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所有房地产泡沫终会破灭，随后带来的将是一场灾难。资金迅速涌入，又闪电般的流出。可当所有投资人都想在同一时间撤出资金时，就会引发巨大的经济问题。
1997年IMF以恢复对经济的信心为由，对泰国提出了平衡预算和紧缩银根的政策要求。但当危机已经传导到亚洲其他国家时，这种政策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了，可是IMF还是对受灾国开出了同样的药方。这显然是药不对症，一则东南亚国家已经削减了财政支出，泰国政府甚至在教育和基础建设这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方面都缩减开支；二来低通胀率说明东南亚国家也即已紧缩货币政策，当时韩国的通胀率一直保持在4%的水平。因为东南亚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政府，而是那些在房地产市场中逐利的银行家和借款人。在这种环境下，紧缩的救助措施并不能解救东南亚经济，反而会把他们拖入更严重的衰退中。高利率会摧毁负债累累的公司，导致更多的破产和坏账。减少政府开支只会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我曾多次建议IMF停止这种紧缩政策，但得到的回复仅是如果东南亚经济真的因此出现衰退迹象，IMF才会转变策略。连没毕业的学生都知道政策的时滞有多么的可怕，货币政策需要12到18个月才能显现其全部效果。而IMF这种态度，似乎暗示其正期待着衰退的到来。理论上，IMF应该援助受灾国以恢复其民主建设，可实际上，IMF所做的正是用其给出的援助措施来剥夺民主。当然，IMF不会强加任何要求，他们只会就援助条件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双方的势力极不均衡，IMF甚至不会给国会或参议院足够的时间去审批谈判的结果，就在秘密会议中决定了援助的条件。
当IMF决定援助一个国家，他会派出一支考察团，通常其成员对受援国并不了解，比起该国的经济状况，五星级酒店的资料似乎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通过‘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几天或几周后，考察团最终得出一份报告，列出受援国所需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可其中能反映受灾国真实情况的寥寥无几，有时他们可能直接把别的国家的报告照搬过来。
直至今日，东南亚还身陷艰难中，泰国贷款的40%还未清偿，印度尼西亚依然一片萧条，即使是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韩国失业率也比危机发生前高出许多。可笑的是IMF竟将衰退的结束归结为其开出的药方的疗效。所有衰退都有尽头，而IMF所做的却是让衰退更加严重，时间更长。谨遵IMF指示的泰国的经济恢复情况远没有马来西亚、韩国那些按照自己路子来的国家好。
我常常被问及这些聪明绝顶的人们怎么会想出这么糟糕的政策。一个原因是英明的决策者没有运用正确的经济学方法——‘华盛顿共识’太不合时宜了。比如，诸如破产、坏账这些宏观经济现象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的主要表象，但IMF在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时却不以此为出发点，看来他们对破产毫不在乎。”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经过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韩国的经济实力急速下降，其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下降，韩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从世界底11位退到第20位，沦落到与阿根廷相当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行渐远，那场危机带给韩国人的思考，则越发开阔和深沉。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IMF在很大程度上要对韩国的金融危机负责，正是该组织依据美国人的错误分析和理论，强行地要求韩国采取相对的对策，结果让韩国深度地被迫卷入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更有激烈一些的论者，干脆将那场金融危机，改名为“IMF危机”。直至2001年8月才还清了IMF的全部贷款，走出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IMF时期。
日本出手：最后的防线
除了我采取的措施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拯救长银吗？
——原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总裁大野木
本来，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就乏力，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足以使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的深渊。
疲乏的日本经济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的6年中，日本经济萎靡不振。对此，日本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降低利率，增加政府开支等，都无济于事。日本中央银行的在贷款利率已经降到了0.5%的水平，已经没有办法再降低了。1992年以后，日本政府动用了大约60亿日元来增加开支，导致财政状况从原来的盈余变为赤字，1996年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4%，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水平，在西方七大工业国中，高居第二位的水平。
在经济不景气之下，日本政坛出现了大调整。1993年，在日本执政了30多年的自民党下台，经过羽田孜、村山富市等人执掌首相之后，1996年自民党的实力派桥本龙太郎重新夺回执政地位，并矢言推行新的改革措施，将日本经济顺利带入21世纪。
1997年初，桥本踌躇满志的提出了六大改革措施，包括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社会保障公共和教育改革等，并指出，这些改革是继明治维新、战后重建之后，日本经济的又一次振兴。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还是没有起色。
迫不得已的营救
10月以后，东南亚危机反馈到日本。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日本企业的出口和投资影响相对大，许多企业不得不取消了在东南亚进一步发展的计划。整个10月，日本企业的破产数创了11年来的新高。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测算，东南亚金融危机将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7%。对此，美联储银行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动荡，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对美国的影响大得多。”11月4日，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报告正式承认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但又认为还没有进入衰退阶段。
面对泰国金融危机的暴发，日本这一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能忍受动荡给自己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企图平息这场危害亚洲经济发展的灾难。日本当局决定立即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泰国铢的稳定。东京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在泰国之后，日本几乎对于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都送去了10亿美金。
日本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关切，实属迫不得已。这些年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在慢慢进入日本的轨道，它们同日本的贸易日益增加。日本与美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的这种不平衡现象会渐渐减少。日本很可能将增加在亚洲的投资和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出口，而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今后，日本也许用它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逆差来抵消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可能还有马来西亚的货币贬值必将影响到日本的地区战略。同时，配合东亚国家金融市场开放，日本的银行体系也将大量资金以贷款的形式注入东亚，仅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在泰国的贷款就超过1000亿泰铢，高居泰国各外资银行之首。唇亡齿寒，东南亚危机如果继续深化，日本必将再度陷入衰退的深渊。
失去了庇护伞
虽然竭尽全力阻止这场金融风暴波及到日本，但经济疲软，政治动荡的日本社会还是没能幸免遇难。东京股市暴跌，大企业纷纷破产，就连在日本人心目中如同政府一样稳固的银行也接连倒闭。日本经济真的这么不堪一击吗？
事情要从日本的主办银行制说起。在日本的银行体系中，处于最顶层的是大藏省，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对于整个系统施加控制；下面是主办银行，通过借贷关系和交叉持股和客户联系。和美国不同，在日本投资者的角色相当有限，日本公司治理的真正责任是由银行、客户以及大藏省共同承担的。100银行被假定为企业的“父母”，每家银行都会支持它的“孩子”，如果银行贷款给别的企业，并不代表对该企业有信心，而是对其“父母”有信心。所以，银行在整个经济运行的链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链条一旦断裂，整个经济都将脱节。
由于这种“保驾护航”的模式，是日本银行坏账问题十分严重，变革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大银行想学习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扩大海外投资，在火热的房地产贷款市场上分一杯羹，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竟然把触角伸向了美国的心脏——纽约曼哈顿，欲在那里投资兴建一座帝豪旅馆，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银行业的变革使他与克林顿政府逐渐失去了联系，美国不再为其撑起保护伞。
1997年末，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关于日本的经济报告中指出：日本的真正问题不在于那些企业部门的过度借债，而是银行的过度贷款。银行就像钩子一样，勉强维持住已经腐烂的整个企业结构。这给美国的私募权益公司和投行一个信号：为什么不直捣核心，收购一家银行呢？
1998年10月23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宣布申请国有化。之后没多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权益公司瑞波伍德便与之接洽，并最终在2000年6月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拥有1000亿美元资产、资本超过50亿美元的银行，将其更名为新生银行。
自此，日本紧闭的门户被被私募权益公司打开，他们长驱直入，又先后收购了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大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私募权益公司充当先锋后，美国各大投资银行也开始了他们在日本的淘金之旅。华尔街终于在日本的经济动脉上撕开了一道血口。
美国：坐收渔人之利
繁盛已久的美国，后劲越来越勇，21世纪，起码上半叶，属于美国已无置疑。
——香港《信报》评论点
由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因此，与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美国这次并不直接插手干预，而是隔岸观火。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提供了援助，美国在其中扮演的更是坚持要求泰国、印尼和泰国紧缩开支、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角色。
尽管马哈蒂尔不断指责部分投机者破坏本国经济，也召开首脑会议，呼吁社会共同对付投机者，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但在投机者的强大攻势面前，这种呼吁显得苍白无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态度对投机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投机者大都以美国为基地，资金来源70%以上来自美国；二是金融衍生工具往往从美国诞生，管理规则也由其制定；三是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管理国际资金的实力是有的，而且道义上的劝说也可以发挥作用。101可以说，如果美国不出声，投机者就会继续肆无忌惮。到目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打击投机者正式表态，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管理投资者的设想和方案。在政府的庇护下，投机者更不愿意将秘密公布于众，使基金管理和运作透明化，导致许多行内人利用顾客在此方面的无知去发财。
美国不愿意约束投机者，帮助东南亚市场恢复秩序，主要是涉及到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能够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的只有日本和东亚地区。90年代以来，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更可能冲垮日本近十年来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生产体系，打乱东亚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挑战。如果金融风暴持续下去，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奇迹和可能被葬送掉，即使不被毁掉，他们的发展也会被大大延缓，不再对美国金融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样，美国便可翻云覆雨，只手遮天，所谓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只是借口而已。
如果说投机者是美国插入东南亚各国的一炳利剑，那么IMF的救援条件就是剑刃上的慢性毒药，这才是美国政府控制其金融行为，盘剥其资产，榨取利润的重要武器。自80年代以来，IMF“国际金融警察”的角色日益加重，并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执行工具。任何国家的金融体系被接管时，该国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成为了“金融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并将掉进再也难以攀爬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层。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就是这样借投机者之手，吸干东南亚地区多年累积的成果，继而通过IMF扫清障碍，称霸世界的。从此，东南亚诸国将难逃美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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