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从苏联解体，叶利钦执政开始谈起。本章我们将会研究“休克疗法”是怎么让俄罗斯“休克”但没有起到“治疗”效果的；进而会解读俄罗斯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看它是怎样积聚风险的；我们还会分析“影子经济”在俄罗斯严重到什么程度；最后，通过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件，我们来解读一下叶利钦这个传奇人物，看这位总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
危机回顾
俄罗斯经济经过1992~1996年连续5年负增长后，1997年出现稳定迹象，1997年GDP增长在改革以来首次出现正数（0.4%）。正当人们乐观地认为俄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准备迎接1998年“经济回升年”的时候，这一增长势头很快消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不得不把这一年改为“严重危机年”。自1997年10月以来，俄罗斯发生了三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即1997年10~11月、1998年5月和1998年7、8月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尤其是1998年8月发生的危机，给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动荡，使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并迅速波及欧美一些国家，引起世界的关注。
其实1997年刚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对俄罗斯金融市场影响并不大，数据表明8~9月间还有大量外资涌入。但是，当危机在10月份开始蔓延到韩国，由于韩资在俄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定的比重，韩资的大量撤离，使得其他本来就极度敏感的外国投资者也纷纷跟风撤走。结果，自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间由于大量抛售股票，股价平均下跌30%，股市殃及债市和汇市，后者也纷纷告急。当时央行拿出35亿美元拯救债市，以维持国债的收益率吸住外资。虽然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5%，但外资仍然撤走了100亿美元102。
1998年5月27日，俄罗斯金融市场出现“黑色星期三”。这一天美元与卢布的汇率飙升至1美元兑6.2010~6.2030卢布，超过了俄央行“浮动走廊”的上限6.1880卢布/美元。国债收益率暴涨60~80%，股票指数暴跌10.5%。因卢布跌幅太大，俄股市和外汇市场采用跌停板机制，在莫斯科外汇兑换处或是限量兑换美元，或是停止兑换业务。为防止金融市场崩溃，俄中央银行不得不将再贴现率从50%提高到150%。同时俄政府也采取了加强税收等增收节支措施，至使卢布兑美元汇率止跌回升。
从1998年7月下旬到8月13日，反映100种股票价格的“俄罗斯交易系统——国际文传电讯”综合指数下跌55%，跌破该交易系统3年前开业的起点。同时，半年期和一年期国债年收益率（内债成本）从7月31日的51~69%狂升为8月13日的160%，少数国债的年收益率甚至达到300%。从8月17日—9月4日，俄罗斯的股市、债市和汇市基本上陷于停盘交易状态，银行已无力应付居民提款兑美元，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陷于瘫痪。8月17日，俄政府被迫宣布将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至6.0~9.5卢布/美元。9月4日，俄罗斯政府被迫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猛跌至17：1（非官方的银行间交易价为22：1）103。另外，政府在8月17日宣布外债延期偿付90天，并重组部分内债，将短期债务重组为长期债务。这实际上宣布了卢布贬值以及政府对内外债务丧失清偿力。导致股市、汇市、债市一片阴霾，由此带来俄罗斯的企业和银行倒闭、物价飞涨、经济衰退。
从危机表现看，俄罗斯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大体相同，都是债市、股市和汇市连环波动，相互影响，致使金融市场瘫痪，金融资产大幅缩水，货币迅速贬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金融危机不是长期经济过热的结果，而是过冷的结果。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长期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被国际投机资本操纵而发生金融危机的。而俄罗斯则是在经济连年下降、投资锐减的条件下爆发金融危机，这说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应该有其它方面得原因。
“只休克，不治疗”的“休克疗法”
“我曾经希望通过一次跳跃就能彻底摆脱停滞、专制时代而走向繁荣、文明的将来，而这一跳跃没有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过于天真幼稚了。”
——1999年，叶利钦以总统身份作的最后一次告别演说
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的杰弗里·萨克斯在1986—1990年任玻利维亚总统顾问期间，为了医治该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建议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由24000%降至10%，GDP增长21%，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因此人们便将医学中的“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运用到了经济领域。萨克斯的反危机举措的成功使其名扬世界，“休克疗法”也因此受到世人的关注。
1991年底，苏联解体，叶利钦登上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应该对俄罗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以重振大国雄风。由于“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波兰的成功似乎使叶利钦找到了改革的方法，于是，1992年，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在俄罗斯全面主持进行休克疗法的是被后来成为“俄休克疗法之父”的盖达尔——叶利钦的忠实拥护者。盖达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取得经济学研究生学位，并留校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之后，又先后进入苏联科学院经济与科学技术进步预测研究所、《真理报》报社等权威机构，担任过《真理报》经济部主管，后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苏联解体后，年仅35岁的盖达尔进入政府工作，由于其一直批判计划经济，深得叶利钦的器重。1991年11月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兼经济和财政部长，主管俄罗斯的经济政策，成为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1992年6月15日至12月14日，盖达尔又被叶利钦任命代总理，实际上掌握政府运作。叶氏曾多次试图将他“扶正”，但是最终因议会反对未果。此后他继续担任第一副总理、经济部长，直到1994年辞职。
盖达尔一直批判计划体制，迫切希望在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而这时萨克斯一直兜售的“休克疗法”为其提供了改革方案。我们从盖达尔后来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当时迫切的心情，“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104。盖达尔幻想着“休克疗法”将会像在波兰那样，也会使俄快速步入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从而实现俄罗斯的大国梦。
其实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可以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所谓自由化就是通过实现价格、对外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的，最大限度地启动市场机制，使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俄罗斯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物价开放的头三个月，好像让管理者看到比较满意的结果，走进莫斯科的商店，各种商品变魔术般地出现了，人们不需要再排队购物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市场的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直往上升，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这样市场供求就进入了死循环。
这一现象好像与“休克疗法”医治通货膨胀的功能不符，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稳定化”就是用来解决由于自由化带来的通胀压力的，就是通过严厉的紧缩性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强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于是，俄政府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两方面采取紧缩性政策。首先，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节流。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所有商品一律征收28%的增值税，以增加国家财政。同时政府着手消减政府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以减少财政支出。其次，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这种设计精巧的方法又让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失望了。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使得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于是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也就流产了。
休克疗法的最后一步，也是对于转制中的俄罗斯来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私有化。当时的政府总理盖达尔将前两步的失利归结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很难起到效果。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改革宣称“要把属于人民的财产还给人民”，决定采取比较公平的手段，将公有财产证券化，平均分配给全国公民。10月1日，俄罗斯开始发放私有化证券，办法是给全体俄罗斯居民每人发1万卢布的股份证券，因为当时国家按市场价格拍卖4.7万亿卢布的固定资产，叶利钦只是把其中1.5万亿卢布资产售予持券公民，而当时人口差不多正好1.5亿，所以平均每人1万卢布多一点。但面对三四位数的通胀率，1万卢布在当时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还是有许多人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大量的国有资产被新生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以极低的价格买得，据为己有。资料显示，当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上万亿美元，财政取得的收入甚少105。而当时被称为“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竟然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强盗变成了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也就不会再做强盗了。”106但正好相反，得到国有资产的“有效主人”并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这样，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完全失败了。
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作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可是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却是药不对症。俄罗斯也为自己这种激进的改革举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2年，GDP下降14.5%，物价上涨2508.8%，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1.8%，失业率4.9%，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到33%，拖欠工资2.219万亿卢布，投资下降45%，进出口总额下降23%，卢布贬值。紧缩银根更加剧了企业的艰难处境，导致全面支付危机。从此俄陷入了经济、财政、金融危机的深渊，俄罗斯经济进入长期的“休克”状态。面对此种境况，1999年萨克斯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其在《华尔街日报》公开宣称：“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的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朽性的资产掠夺。”
而叶利钦对盖达尔的失败有另外一种解释，“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愈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他认为改革还是有成效的，起码居民的食品问题已基本解决，“粮食和牛奶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只是由于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外部舆论压力阻挠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得盖达尔最终“书生气十足地决定‘洗手不干，远离肮脏的政治’”。
另外，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强国的身影，可以说俄的改革是在西方国家官方策划、干预下进行的108。盖达尔不仅在理论和对策方面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教条，而且聘请萨克斯担任顾问。美政府派遣了庞大的专家顾问组在盖达尔、丘拜斯内阁的主管私有化机构中参与有关方案和法规的起草工作。西方国家政府和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还以援助为手段，直接干预俄改革。1992年以来，美国和西方七国财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支援俄改革的名义下先后多次许诺提供总数为700多亿美元的援助款。但兑现的少，空头支票多。西方国家对俄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1992年美国宣布了一项240亿美元的援俄计划，但仅兑现了150亿美元。1993年“七国集团”许诺提供430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只兑现50亿美元。西方国家以此对俄施加压力，不允许偏离“休克疗法”。1992年俄爆发全面经济危机，年底盖达尔被迫下台，切尔诺梅尔金上台后为缓解危机调整了改革，触怒了西方国家，原定于1992年底前提供的60亿美元贷款被推迟。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俄政府按照“七国财长会议”抽紧银根的要求，俄经济危机缓解的势头因此又被葬送。
风雨飘摇中的金融体系
羸弱的二级银行体制
在原苏联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银行体系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实行的是单一银行体制，即由一家中央银行加上少数几家专业银行构成，体系庞大，结构单一，且囊括了全国的金融信贷业务。在80年代中后期虽然出现过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是并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直到1990年12月2日，刚上台的叶利钦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俄罗斯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央银行法》）和《银行及银行活动法》（以下简称《银行活动法》），在法律上明确了二级银行体制，并对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作了区分。“休克疗法”的自由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行建立二级银行体制，即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中央银行直接对议会负责，而商业银行又主要受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使整个金融系统能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一举措使得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得到迅速发展，1990年8月，全俄仅有3家专业银行和202家商业银行，到1992年10月，商业银行超过1600家，其分行已接近2800家，截止到1996年3月1日，俄罗斯的商业银行达到2275家，分支机构达到5500家109。1995年5月1日，央行的职能也转向宏观调控和监管金融体系安全，不再从事具体的信贷和结算业务，但还是保留了部分专项贷款项目，如对军工综合体、农业项比北部边区及列人国家专项发展纲要的项目等，保障信贷规模和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
快速形成的二级银行体制在经济飘摇的背景下发展的并不顺利，存在不少缺陷。
首先，中央银行干预不力和央行内部的管理混乱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中央银行的重要特征是其具有“独立性”，表现为：独立于政府，自主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堵住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的口子，保证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需求；独立于商业银行，不直接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而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独立不是像经济转轨那样激烈，而是渐进式的，直到1997年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并发布《国家统一货币信贷政策基本方针》，才标志着中央银行独立地位的真正确立。
在中央银行独立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削弱了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的干预，而金融工具的短缺也使中央银行缺乏调控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手段。当时，在俄罗斯，像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利率等基本的金融工具还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只是借助于原有的信贷规模控制、工资管制等手段来调节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而经济环境恶化也使利率等调节手段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央行本身的管理无序也让当时的管理层颇为头疼。1998年7月20日，俄罗斯前中央银行行长杜比宁以“托收”的方式将财政部在中央银行账户上的15亿美元划走。央行的这种以钱犯上的举动迫使财政部长立即写信给叶利钦，叶利钦于7月29日突然从舒伊斯卡亚丘帕返回莫斯科。分析家们认为，杜比宁此举是想利用财政部的钱购买短期国债，然后再卖出以赚取高额利润，这笔交易可得到10%的收益；还有人认为，央行为了与财政部争夺48亿美元的贷款，最好的办法就是令其破产；另外一些人认为，央行旨在搞跨基里延科政府，制造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央行从事着数额巨大的商业活动，它买卖数十亿美元的有价证券、投资子公司和银行、拥有国外的资产，这些业务不都是合法的，在政治上也不都是忠诚的，而推卸责任的惟一办法就是使国家陷入混乱110。
其次，俄商业银行规模小，分布集中。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集中在经济发达的西部——欧洲区，特别是莫斯科地区，在俄罗斯50家大银行中，莫斯科就有36家，占72%。各商业银行的实力也是相差悬殊，排在第一位的俄罗斯联邦外贸银行资本额达7亿多美元，而排在第50位的银行资本额只有3700万美元。从数量上看，中小商业银行占大多数。这些银行成立时间短，区域局限性强，加上金融管理人员和银行专业技术人员短缺，银行业务经营种类单一，管理不善，往往成了经济动荡的头号牺牲品。
再次，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紧张。俄罗斯商业银行资本来源过于单一，大约4/5的银行法定资本金来自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在1992年“休克疗法”的冲击下发生财务危机，使银行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使银行不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很多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只能靠国家预算资金，而预算危机又反出来冲击银行，结果是，银行不良债务增加，导致银行资信力不佳。并且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一方面使得宏观经济的长期恶化，居民手里本来就没多少积蓄，另一方由于长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企业正常经营用的资金还不够，更不用说存入银行了。因此，商业银行很难从社会上吸收闲散资金以弥补自有资金的不足，从而不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所以很多商业银行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只能是靠国家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
另外，商业银行的投资渠道狭窄，投机性投资大大高于生产性投资。由于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长期动荡不定，大批企业面临亏损或破产，商业银行不愿进行中长期投资、融资活动，因此，俄大部分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活动集中在投机交易和房地产投资等方面，对产业部门投资甚少。一些商业银行通过接收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低息存款，然后把钱投入高收入的政府债券，很多银行在1996年的债券收益达到100%以上。可是，1997年秋季，因为利率的猛涨造成债券价格的暴跌，使很多银行丧失偿还能力。
“软赤字”造成“债务金字塔”
俄罗斯国债市场的发展是与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是有关系的。前面提到，由于1992年全面推开的“休克疗法”把俄经济推入了长期的“休克”状态，财政赤字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央行是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差额的。据统计，1995年之前俄罗斯约有80%的预算赤字是靠中央银行透支来弥补的，这部分没有商品保障的货币涌向市场后，只能拉动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涨；使再贴现率和贷款率更高；使得企业的负担更重。但随着差额越来越大，再继续发行货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一直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俄政府不愿看到的，于是日益壮大的国债市场为俄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见效比较快的方案。
在苏联解体叶利钦刚上台的1991年年底，俄罗斯为了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制就开始了国债市场的建设，通过了《国家债务法》，俄罗斯中央银行也进行了第一次国内债务的试验性发行。但由于“休克疗法”的全面展开，国债市场建设进展速度比较慢，直到1993年5月18日在莫斯科外汇交易所才进行了第一次短期国债的发行（一级交易），随后又开始了每周两次的二级交易。当时具有国债交易资格的只能是银行和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自然人只有到了10月19日才有资格。从此之后，国有债券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到1995年末国债市场规模达到了76.5万亿卢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俄政府发现单纯利用大量发行纸币的方式已经开始给国内经济造成一定的泡沫了，这是叶利钦不愿看到的。而这时，债券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于是一向稳重、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提出了“软赤字”政策，即把发行国债作为补偿国家预算赤字的主要手段，政府不再向银行透支，改为发行国债和对外贷款，弥补财政赤字。根据1995年通过的预算法规定，从1995年4月起，中央银行不再象往年那样向政府提供贷款（拨款），国家的预算赤字不能再由中央银行拨款弥补，而要通过发行国内有价证券和举借外债等办法进行补偿。
但是，政府为了能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尽可能地弥补当年的财政赤字，发行的大都是收益比较高的短期债券。据测算，1992—1998年俄罗斯预算赤字总量达到1.3万亿卢布（1998年价），那么，要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就导致了国债市场规模的急剧增大。如果在1994年只有3%的预算赤字是靠发行国债来补偿的，到1995年已经达到60%，1998年依靠短期国债补偿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80%。可以说，1999年以前的俄罗斯国债市场的核心主体是短期国债。
据统计，截止到1998年7月底，外债为1300亿美元，内债为700亿美元，内外债总额已高达2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3.5%。1998年预算中偿旧债和补赤字加在一起，占国家开支的58%。据当时财长估算，当年至少需再借100~150亿美元才能渡过难关。但是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代价很大。随着赤字数额的不断增加，政府为了借新债还旧债，不得不不断提高债券得收益率，到了1998年政府不得不采取“血本”筹资的办法，把短期债券的收益率推高到50%~150%，再加上长期以来推出的其他类型的债券，致使1998年下半年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高达60~70亿美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如此高的收益率，将大部分的自有资金由于购买国债，而不是转贷给生产部门，阻碍了生产部门的正常发展，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结果不断向未来构建起高高的“债务金字塔”，不断扩大金融风险，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又不得不再提高债券收益率向全社会分摊金融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不断变动的汇率制度
虽然俄罗斯外汇市场建立比国债市场建立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在叶利钦的带领下走上激进的经济改革之路，卢布汇率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转制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俄罗斯的汇率制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1994年，卢布实行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卢布汇率自由浮动阶段；第二阶段，1995—1998年8月，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即“外汇走廊”时期。
从1992年初，俄罗斯开始实行卢布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即俄罗斯的居民（法人和自然人）现在可以将自己的本国货币自由地兑换成外币。根据官方的设想，卢布“内部可兑换”后，有利于俄罗斯经济的开放，增加外汇收入。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由于这是在激进改革引发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实施的，因此刺激了国内企业和居民最大限度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外汇，内部可兑换由于没有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汇率经常“浮动”，而且，俄罗斯外汇市场的牌价与国际外汇市场的牌价根本不具有任何共同点（汇率变动不反映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使俄罗斯外汇市场成为外汇投机的好场所，导致卢布汇率大幅度下跌和严重的资本外逃。
在实行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期间，由于汇率波动过大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汇率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993年9月23日星期四，也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在这一天卢布对美元贬值了25%。第二次发生在1994年10月11日星期二，这次危机比上次更加严重，史称“黑色星期二”。11日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卢布对美元的比价是3081：1，10月11日则跌到3926：1，1天内卢布贬值27.7%。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汇率在13日又回调到2994：1，但10月份卢布还是平均贬值了15%。一些反应灵敏且运气比较好的银行从这次剧烈汇率波动中获取了大量的投机收益，而另一些则遭受到巨额损失。在实施卢布内部可兑换几年中，卢布汇率倾泻式下滑，仅从1994年7月到1995年7月实施外汇走廊之前的一年间，卢布汇率从1989：1跌到4553：1111。
由于没有监管的浮动汇率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为稳定卢布汇率，俄罗斯从1995年7月6日开始实施了“汇率走廊制”，即在外汇交易所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卢布对美元的当天交换比价波动范围是有限的，这一波动限度由中央银行根据国内外汇的供求状况、国内通货膨胀指标变动、国际外汇市场状况、国家黄金外汇储备数量变化、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指标变动，并且借助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来实现。最初，俄央行把卢布与美元的汇率限制在4300~4900：1之间，1996年1月1日起外汇走廊放宽至4550~5150：1。1996年5月17日，俄政府进一步完善外汇走廊政策，在规定的走廊基础上，确定一个卢布与美元的核心汇率，银行间外汇市场和交易所外汇市场的外汇交易需依照中央银行每天公布的核心汇率牌价，上下浮动不得超过1.5%。
实行汇率走廊时期似乎看到了俄罗斯经济稳定的迹象，“汇率走廊制”实施的三年中，俄罗斯的经济形势相对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速缓慢，年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10%以下，外汇比价变动较小。但是，由于汇率的平稳是依靠中央银行经常投入美元或卢布进行干预实现的，中央银行的干预是以国家外债的增加和外汇储备的减少为代价的。从外汇储备的变动看，三年中外汇储备月平均减少5000万美元，危机期间外汇储备以月平均69000万美元的速度在减少112。当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时，俄罗斯中央银行和政府再无力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被迫放弃外汇走廊制，宣布卢布贬值，卢布汇率制度又恢复到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制。
合理却不合法的“影子经济”
“影子经济”可以说是转轨时期俄罗斯经济制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它是指那些未在官方机构注册的各种经济活动，游离于法律视野之外，不向国家申报收入，其产值不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家也无法对其实行税收管理和监控，其本质正在于其“隐蔽性”。
“影子经济”作为一种非正常经济现象存在于任何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影子经济的比重按估计约占整个世界GDP的5%~10%。40%~50%这一指标是临界的，在这一边缘，影子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变得很是巨大。根据俄罗斯内务部统计的资料，1990—1991年“影子经济”占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0~11%，1993年占27%，1994年占39%，1995年占45%，1996年占46%。根据这份资料，当时大约有5800万至6000万人从事“影子经济”活动113。另外，在1997年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所做影子经济国家排行榜上，俄罗斯仅次于秘鲁，位居第二。既然影子经济在俄罗斯的规模如此强大，完全有必要结合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对它进行分析。
首先，“休克疗法”中的私有化过程为俄罗斯转型时期影子经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私有化过程中，由于没有必要的法律保证和长远规划，致使一些掌权者利用各种手段，相互勾结，故意压低国有企业资产价值，侵占大量的国有资产，一夜暴富。在私有化初期阶段，由于俄罗斯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国有企业资产评估时，价格本身已经大大低于实际价值，而政治精英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有财产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自己的代理人。更有甚者，当时有人以一瓶伏特加酒或一块黑面包的价格大肆收购普通百姓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进而掌握私有化企业的控制权。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不足2000人。俄罗斯内务部、反间谍总署认为，私有化已使50%的资本、80%的股权落入影子经济、旧官僚及国际犯罪势力手中。关于影子经济的发展规模还有以下一组数字：1996年非国营经济成分的80%处于金融集团的监控之下，其中包括500家银行、50家交易所，他们在这些部门投资所得资产的2/3用于发展灰色企业。
其次，繁重的税收成为影子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税收水平过高，俄罗斯企业一般要将产品销售额的60%用于纳税。上缴的税款占去利润的60%~80%，而西方国家的比例为33%~35%。在税收的压力下，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经济的正常运转，不得不藏到“阴影”里，如利用第三者的帐户使自己的经济活动逃避国家的监管。这种税收制度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偷税漏税，资金外流，经济犯罪，影子经济增长。由于大量偷税漏税，国家每年税收计划只能完成2/3。据统计，1998年上半年税收计划仅完成了50%。此外，由于税收问题上存在的减免税、拖欠税等情况，企业间的纳税负担也大不相同，有时竟相差60倍。这样在企业家之间产生强烈的不公，造成行贿受贿，从而助长了腐败的风气。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也存在“影子经济”，但与那时相比，转轨时期由于环境要比计划经济时期复杂，当时的“影子经济”的比例更大、分布领域更广、层次更复杂，规约的难度更大，“影子经济”运行的机制则更加多样化。这主要包括114：一是借助私有化合法地以低价或国家补贴的形式控制优势企业，然后出售、转让牟利；二是先内部人控制企业再转移资产，使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三是借助合法企业的产权转换从事犯罪经济或洗钱；四是以逃税获利的法人和自然人行为，以及更多的无法进行统计的交易行为（如海关腐败）。政府对“影子经济”的影响力是很小的，税收政策对它不起作用，因为“影子经济”根本不交税。货币政策对它也不起作用，因为“影子经济”70%是通过易货交易来完成的，20%是用美元结算的，剩余部分是用证券结算的。这些活动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大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端浪费和分配不公，从而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
但是，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转轨过程中“影子经济”给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其中分布在一些领域的“影子经济”对处于坍塌状态的国民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提供了330万个就业岗位，农业和林业部门也吸纳了270万人就业。政府在转轨的特定时期对这一类“影子经济”的默许（或无暇顾及）合理却不合法，但却帮助整个社会度过了近十年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俄政府在这一特定时期获得义理性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新沙皇”叶利钦
“叶利钦象征着1991—1992年革命、改变政权和私有制的成果。叶利钦是这些成果的保证人，是俄罗斯统治集团成员之间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协议的保存者。”
——《独立报》，1999年8月31日
可以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和当时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有着较强的关系，而谈到当时的政治局势，叶利钦则是要谈论的核心人物。
“斗士”叶利钦
1931年2月1日，叶利钦出生在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满月后，年轻的父母就带着他到教堂接受洗礼。但洗完礼后，那位心不怎么在焉的神父只顾跟别人闲聊，却忘了将桶中受洗的叶利钦捞出来，后来还是叶利钦的母亲扑过去将儿子救起来，但已是奄奄一息了。为纪念儿子在出生后受洗时所经历的生死考验，父亲给他取名鲍里斯（意为斗志）。而叶利钦确实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利用自己的强势手段，成为俄罗斯当代政坛上一名性格刚强、作风勇猛的斗士。
通过自己在政坛的不断摸爬滚打，在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逐渐成为俄罗斯比较知名的人物。在担任苏共政治局委员期间，由于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政策公开的发难，对改革的进程、对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工作作风表示出不满，也由此被罢官，并且戈尔巴乔夫冷冷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重返政坛。”但傲慢、自负、好斗、左倾的性格决定了他并不甘于成为政治的弃儿，经过这么多年政治舞台的风吹雨打，他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比较老练的政治家了，他经得起上下沉浮。1990年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参选苏联人民代表，这标志着他与提携他的戈尔巴乔夫分庭抗礼。经过殊死竞选，1990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叶利钦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再度浮上政坛。1991年6月，叶利钦最终以58.9%的选票当选俄罗斯历史上首位总统，这一年叶利钦60岁，苏联一个国家内出现了两个总统（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总统），两个政权，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1991年8月19日，苏共高层策划的想解除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活动在叶利钦的“搅和”下最终流产，而叶利钦则成为苏联的“大英雄”。之后，叶利钦宣布全俄实行非党化，苏共被挤出政治舞台，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8日，俄总统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秘密聚会，被西方称为“三人帮政变”，因为它通过一个协议宣布苏联解体。经过这件事之后，叶利钦最终登上了克里姆林宫权力的顶峰，开始了自己的时代。
炮轰“白宫”
在叶利钦的传奇一生中，炮轰“白宫”这一段可以说是其斗士风格在政治斗争中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一次。
1992年1月2日，叶利钦开始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任命年轻的盖达尔为总理来推行“休克疗法”，然而，这次的改革，反而使俄罗斯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于是昔日的盟友，当时的议长的哈斯布拉托夫开始怀疑叶利钦政策的正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疑逐渐变成了对立。1992年底，在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下，议会试图用更换总理、收回总统部分职能等办法，削弱叶利钦的权力，从而扩大议会的权力。对此，叶利钦感到忧心仲忡，议会已成为总统的心头之患，必须对其加以钳制。通过多次斗争无果后，叶利钦于1993年6月5日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他召集联邦主体召开制宪会议，欲借助地方的力量，绕过议会，强行通过新宪法草案，在俄罗斯建立“总统制”的政体。此举引起了哈斯布拉托夫的极大不满，并进行阻挠，最终制宪会议断断续续开了37天，新宪法草案始终未被讨论。
7月底，叶利钦忍无可忍，决定与议会进行决战。他准备好了解散议会的命令后，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7月27日，叶利钦解除了得到议会支持的巴兰尼科夫的联邦安全委员会部长职务发出了决战的信号。随后，他发表了要向议会开刀的激烈言辞。紧接着他又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历数议会罪状，宣布将在两个半月内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决战作了舆论准备。其后，又任命被议会否定的盖达尔为第一副总理，任命戈卢什科上将为俄安全部长，任命洛博夫为安全委员会秘书，从而为决战作好了组织准备。最后，叶利钦还视察了捷尔任斯基师等两支部队，取得了军队指挥官对其效忠的保证。9月20日晚，叶利钦以"协助警方搜查毒品和非法武器"为掩护，调动内务部队到莫斯科市，进行了临战前的预演，从而为决战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9月21日晚，叶利钦在俄罗斯电视台突然发布总统令：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权力，12月11—12日举行新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选举。很快，哈斯布拉托夫也作出了快速反应，他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总统的行为是“政变”，由议会宣布停止叶利钦的总统职务，由副总统鲁茨科伊代理总统职务。对此，叶利钦采取一系列措施：剥夺议会财产；封锁通往议会大厦一一白宫的道路；向白宫周围增派军警；切断“白宫”的供电、供水、供暖以及电话；并发出最后通牒。两周后，10月3日，上万名议会支持者冲破防线，聚集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在白宫露台上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随后，支持议会的群众和军人冲击了“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和莫斯科市府大楼，两名警察死于开道的汽车轮下。一时间，局势陡然紧张起来。
当时，叶利钦正在莫斯科之外召开会议。他闻讯匆匆赶了回来，于当晚6点发布总统令，宣布莫斯科进入紧急状态，解除鲁茨科伊副总统职务并开除其军籍，严禁群众参加示威抗议。10月4日早，政府军开始包围、进攻白宫。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封锁了白宫的外围地区，不断向白宫射击；白宫楼内起火，浓烟滚滚。军用直升机在白宫上空盘旋。继而，政府军冲破白宫周围的障碍物，推进到议会大厦对面的沿河街，从那里用大炮和重机枪向白宫开火。最终，无可奈何的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在得到人身安全保障后宣布投降，这场总统与议会间的激烈对抗，终以武力方式宣告结束，也以叶利钦的胜利宣告结束。
炮打白宫一役后，叶利钦“肃清”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对手，并建立起总统制政治体制。从那之后，放眼俄罗斯政坛，已经没有谁能够挑战他的权威。
用人无常
有人评论说，叶利钦的用人原则是既不讲政绩，也不讲政治，纯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和善后而玩弄权术，这一点可以从他“换总理想换衬衫一样”看成来。
被称为“改革金童子”的盖达尔是叶利钦任命的第一任总理，但由于其改革的失败，给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最终议会忍无可忍，在和叶利钦的斗争中将其罢免，崇尚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被议会选举出来收拾盖达尔留下的烂摊子。上任伊始，切氏便将石油、原料价格调控权牢牢抓住，关上了“原料—产品”价格相互攀升的闸门。接着政府宣布中止“证券私有化”，对尚未出卖的国有企业，严格资产评估，一手交钱，一手卖厂，杜绝买空卖空，售股所得51%转入企业资金账户。政府还加大了能源、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投资，有了钱，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市场供给不足初步缓解，物价逐渐回落。财政方面，切尔诺梅尔金实行“软赤字”政策，政府不再向银行透支，改为发行国债和对外贷款，既弥补财政赤字，又不增发钞票，防止了通货膨胀进一步升级。1995年，国内经济回暖，外贸形势看好，政府又不失时机，推出“外汇走廊”政策，将卢布与美元的比价，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卢布汇率趋于稳定。同时，货币政策由紧调松，增加货币供应量，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企业，经济增势更加强劲。切氏的治国之道，徐徐而进，有条不紊，通货膨胀这匹烈马，在他手下渐渐驯服。经过6年努力，俄罗斯的通胀率降到了11%，总理的威望日升。可功高震主，才多招嫉，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起用年仅36岁名不见经传的基里延科任新一届总理。而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叶利钦又把刚上任122天的基里延科赶下了台。
其实，在对其他官员的任免方面，叶利钦也是十分随意，为了自己的意志能够很好地被贯彻，经常利用强制手段排除异己。甚至在自己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丢举保帅”的做法罢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以至于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叶利钦环顾周围，极无可用之人，迫于无奈，叶利钦最后折衷选择了原共产党人、外长普里马科夫为总理。外界认为，这标志着这位强人终于逐渐转为“弱狮”总统，由权力前台向幕后过渡。
对于叶利钦这个政坛奇人，人们对其的评价或褒或贬，在此摘录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来结束对叶利钦其人的描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去世消息宣布几分钟后发表了一个简短而温和的讲话，比较能够代表俄罗斯国内对这位个性总统的看法，“在他的肩膀上，既承载着对这个国家的巨大功劳，同时又背负着严重的过错。”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称叶利钦是俄罗斯转型期间的一个关键人物，作为总统，他面临巨大挑战和困难，但他拉近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距离，并将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变成了合作。而美联社则认为这位俄罗斯第一任总统是一个复杂体，“他在上台以前承诺反腐败，而在其总统任期中，却未能阻止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私人之手；他推动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同时俄国民生产总值却急剧下降，国家人口也减少了200多万。”而《独立报》评论显得更加直白，“叶利钦象征着1991—1992年革命、改变政权和私有制的成果。叶利钦是这些成果的保证人，是俄罗斯统治集团成员之间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协议的保存者”。
危机爆发
1998年4月24日，名不见经传的基里延科走马上任，取代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位。新总理年仅35岁，刚做了不到4个月的燃料动力部长，由于资历尚浅，威不服众，致使政令难行。此时亚洲金融危机已波及俄罗斯，基里延科猝不及防，一下子乱了章法。俄罗斯出现金融震荡，当然上一届政府也有责任。俄自1992年以来一直存在财政赤字，由于政府采取发行国债、举借外债、拖延支付等所谓“软赤字”办法加以弥补。1998年大笔债务陆续到期，拖欠需要偿还，可基里延科敛财乏术，没有广辟税源，而是一味地增加企业税负，对交不起税的大企业，甚至强制破产、抵押，这种做法其实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结果适得其反，税收同比下降50%，财政告急，只能让银行增发钞票，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又被点燃了。
另外，由于“软赤字”的弥补，以及偿付债息不包括在预算支出内，因此1998年之前公布的财政赤字不高。但当大笔债务到期时，由于数额巨大，新政府无力承担偿债责任，于是公布了财政债务危机的严重情况。当时主要问题是还债集中，短期债务缺乏偿债能力，债务构成中绝大多数是借期不到一年的短债。据测算，1998年下半年内每月需归还310亿卢布，但当时俄罗斯的国内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财政税收相当困难，这笔支出要占到国家月收入的40%。面对这一困境，俄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改变还债的期限结构，即用借长期新债还短期旧债的方式来错开还债高峰。另外能让俄政府稍微松一口气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年内将分3期先提供148亿美元的贷款，这对缓解俄还债高峰起一定作用。
原以为，俄这次金融危机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大国出手支援可能得以缓解，至少能稳定半年。但不想基里延科政府为了增加人们购买国债信心，8月份贸然出台的三项强硬的稳定金融政策：其一，财政部将7月13日从IMF得到的48亿美元贷款中拨出10亿美元用于清偿8月12日到期的国债。这本来是想坚定人们的信心，但却被国际炒家利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其二，延期90天偿还到期的外债，估计有150亿美元；其三，转换内债偿还期，将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价值达200亿美元的国债转换成3、4、5年期限的中期国债。在转换结束前，国债市场暂停交易。这三项措施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骚动，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大减，股市大跌，资金大量外逃。由于自实行休克治疗法以来，俄罗斯推行金融自由化，大量外资涌入国债、股票、外汇市场，外资最多时曾达到市场总量的30%。这些投资者可是精明得很，一遇风吹草动，马上撤资走人，当然人家带着美元来，也不愿拿着卢布走，外汇需求猛增，“外汇走廊”政策面临巨大压力115。
从1998年7月下旬到8月13日，反映100种股票价格的“俄罗斯交易系统——国际文传电讯”综合指数下跌55%，跌破该交易系统3年前开业的起点。同时，半年期和一年期国债年收益率（内债成本）从7月31日的51~69%狂升为8月13日的160%，少数国债的年收益率甚至达到300%。8月17日，俄政府被迫宣布将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至6.0~9.5卢布/美元。从8月17日—9月4日，俄罗斯的股市、债市和汇市基本上陷于停盘交易状态，银行已无力应付居民提款兑美元，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陷于瘫痪。9月4日，俄罗斯政府被迫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猛跌至17：1（非官方的银行间交易价为22：1）。另外，政府在8月17日宣布外债延期偿付90天，并重组部分内债，将短期债务重组为长期债务。这实际上宣布了卢布贬值以及政府对内外债务丧失清偿力。
在金融危机面前，本该发挥作用的中央银行，此时也不听新总理的招呼，不仅不买进国债，稳定利率，反倒推波助澜，把手里的债券一把抛空，俄罗斯的金融震荡很快发展成金融大地震，国债市场被迫关闭，股市行将崩溃，银行总资产减少一半以上，整个系统进入瘫痪状态，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90%。最终，刚刚上任的新任总理基里延科只在任4个月，就被赶下了台。
危机启示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稳定。对于俄罗斯这样的转轨经济，更需要政治稳定来保证转轨的成功。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叶利钦为了自己的统治更牢固，更是“换总理就想换衣服一样”，使得政策朝令夕改。当俄经济在切尔诺梅尔金的之下好不容易有所起色时，叶利钦又担心其会威胁自己的总统地位，于是将其突然罢免，致使稳定局面毁于一旦。
面对混乱的政治局势和剧烈的经济波动，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崩溃。俄罗斯内外很多人也认为，俄现在面临的社会爆炸与秩序崩溃，叶利钦本人对这场危机也是束手无策，没有了再以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果敢、敏锐与机智。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
2、适合本国国情的、相对稳定的经济政策与纲领是经济发展的保证。
俄罗斯1992年初在改革派盖达尔的带领下，俄开始全面推行“休克疗法”，此后生产萎缩，经济虚弱，财政拮据。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卢布要比促进生产更加重要，从而推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首先，紧缩性财政政策使得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造成财政赤字不降反升。其次，紧缩信贷使得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极大损伤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在政府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切尔诺梅尔金采用“软赤字”的措施暂时缓解了政府压力，但是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使得当债券到期时政府无力支付，使得本来就敏感的金融局势变得更加敏感，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3、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根据本国实际确定有步骤的开放政策，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避免外来危机冲击的关键。
在既无充足的财政积累、又无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在银行体制不健全、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不切实际、不顾国情彻底敞开国内金融市场，全面放松外汇管制，特别是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只会加剧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直接冲击，只能为国际游资的逐利恶炒提供机会。在不注重本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毫无保留地开放国内市场，结果是为发达国家提供巨大的消费品推销市场。俄罗斯自改革开始就放弃国家对外贸的必要干预，拱手让出国内市场，使本国生产者在外国产品的强有力竞争面前不知所措，加剧了民族经济的全面萎缩。80%的消费品依赖进口，能够向西方出口的则只剩下石油、金属等原材料产品。很难想象，一个1.48亿人口的国家在靠进口过日子的情况下，还能保证本国经济的平稳安全发展。
4、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外资、外债。
如果一个经济体过分依赖外资、外债，就很难培育自生能力，抗干扰能力就很弱。俄预算赤字的大部分需要靠外债来弥补，截止到1998年7月底，外债为1300亿美元，内债为700亿美元，内外债总额已高达2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3.5%。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但代价很大。随着赤字数额的不断增加，政府为了借新债还旧债，不得不不断提高债券得收益率，到了1998年政府不得不采取“血本”筹资的办法，把短期债券的收益率推高到50%—150%，再加上长期以来推出的其他类型的债券，致使1998年下半年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高达60—70亿美元。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如此高的收益率，将大部分的自有资金由于购买国债，而不是转贷给生产部门，阻碍了生产部门的正常发展，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
通过分析1998年8月份俄罗斯发生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出，危机的导火索就是由于大量的债务到期，而政府无力偿还导致人们的恐慌，使得大量资本外逃，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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