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新来的老人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京师。这是他第五次来京师了，年轻时来京赶考，三次落榜，那种失落的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酸。第四次来京时，已经是朝中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员了。这次立功回朝荣耀无比，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第二天，左宗棠就进宫陛见了皇上、皇太后。还记得左宗棠上次来京陛见是同治七年（1867年）八月，距今已经有14年了。

    塞外多年的戎马生涯让左宗棠又衰老了不少，慈安太后看到左宗棠两鬓的白发时，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太后勉励道：“你这个年纪本应该告老还乡，享受天伦之乐。但大清需要你，你今后的担子仍然很重，大小国事全靠各位王公大臣了。”

    左宗棠自知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是很好，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但皇恩浩荡，如今又是用人之际，他没有理由拒绝皇上和皇太后的重托，只能答应了下来。

    为了表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卓越战功，在他抵京后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年2月27日），便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这对汉族地主地方大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当时，这个消息是上头版头条的大事，被称为最好的消息，许多关心国事的人都十分振奋。因为朝野爱国人士一直对帝国主义的进逼和国家的积弱不振深感忧愤，希望中枢执政者能振奋精神，维护民族权益，在外交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

    如今，对外一直主战的左宗棠获得了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军事各要务的权力，让这些爱国人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知道，被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个人中，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直隶担任总督，而且曾国藩以一等侯爵高出左宗棠，李鸿章晋封大学士也早于左宗棠。但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一生也没有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的殊荣。所以，左宗棠入京辅政在晚清政坛中是很引人注目的事情。

    那么，清廷为什么要给予左宗棠如此重任呢？左宗棠有能力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也有当权者的用人权术。

    首先，清廷怕左宗棠在新疆捅出乱子来，影响和沙俄的和谈进程，破坏了妥协，所以把左宗棠从新疆调了回来。

    其次，左宗棠虽然在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终究是一个汉人，而且手握重兵，再加上海内外越来越高的声望，难免遭到清廷的猜忌。所以左宗棠也逃不脱“飞鸟尽，良弓藏”的命运，最终被解除兵权，调往京师。

    再次，统治者制衡大臣势力的需要。

    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已经过世，之后，左宗棠与李鸿章所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奕被罢免议政王后，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对外的立场也非常软弱。为了牵制奕、李鸿章等人的势力，清廷选中了强硬派左宗棠，所以，调他进京以备朝廷顾问。

    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英雄。对英雄不能冷落，再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清廷也希望全国多出几个像左宗棠一样的人物。还有，士大夫们的积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等等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左宗棠进京拜相封侯。

    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已经成为了京师数一数二的重臣，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左宗棠在外地当地方大员时，想说什么干什么，到哪里去见什么人都自由自在。而京师是帝王之都，上有皇上、皇太后、诸位王爷，下有各位军政大臣，再加上朝中的礼仪规矩、繁文缛节，这些简直要把左宗棠逼疯了。

    本来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在朝中却变得异常复杂。在这种钩心斗角的地方，性格秉直的左宗棠能游刃有余吗？

    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

    慈禧太后一向非常宠信太监，太监头子如李莲英、安德海等都红极一时。他们无比贪婪，对入京陛见的外地大员索要宫门费。这种小人是得罪不起的，而且他们背后有慈禧太后撑腰。所以就连曾国藩、彭玉麟等清官也要低头照付宫门费。

    左宗棠对这种贪污索贿的事情也略有耳闻，认为不可思议。所以当他第一天入宫，被索要宫门费时，就大发脾气：“我一生出入百万军中，没有人敢阻拦我。你们几个鼠辈也敢和我要钱？既然不让我见皇上，我只好回西北了。”

    太监们没想到这个老头这样倔强，不知道有多大来头，便请他进宫。左宗棠余怒未消，边走边说要把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太监交给内务府惩办。

    太监们急了，请求慈禧的庇护，慈禧听后笑着说：“你们也太胆大了，怎么找上他了。这个人功劳大，性情憨直，我也没办法，你们自己求他去吧。”

    左宗棠的与众不同让他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但却注定了他以后会在朝中失意。因为作为另类，在朝中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直至被排斥在外。这就是另类与生俱来要付出的代价。

    当然，左宗棠不会在意这些，在他眼中，只有一个字“干”。既然身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办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才是最主要的。

    在其位谋其政

    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带来新气象。左宗棠也是这么做的，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明确表示不能退让。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让左宗棠行动了起来。

    左宗棠准备劝说最高统治者扫除以往的颓势，振作起来。在任职后，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主要事项努力加以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军政上，左宗棠打算教练京师旗兵，但由于满洲亲贵的反对，不允许左宗棠这类汉族大吏参与，最后只好放弃了练兵。

    不过，在其他几项，左宗棠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因为他从新疆返京途中，看到山西、直隶境内水利失修非常严重，所以在进入军机后，就提议修整京畿水利。

    本来治理永定河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当左宗棠与李鸿章商议修水利时，李鸿章怪左宗棠多事，便阳奉阴违。左宗棠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派两千多亲军前往涿州一带修整永定河道，毕竟还是自己人靠得住啊。

    而且左宗棠还以身作则，在六月不顾酷暑前去视察永济桥工程，真是难为这个老人了。在左宗棠的带领下，经过4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官吏百姓看着滚滚洪流都万分高兴。

    其次，对于外国的鸦片输入，左宗棠一直是深恶痛绝的。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左宗棠除了痛惜之外无能为力。但他依然上奏痛陈了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还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

    可见，左宗棠的头脑是清醒的，没有因为大清的衰落而浑浑噩噩为官。但面对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百姓吸食鸦片已成普遍社会现象，左宗棠的建议和举措已经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了。

    其实，为了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清政府在同治七年（1868 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这就是弱国无外交，只能意淫一下而已。不过，左宗棠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再次，左宗棠还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20年来在对外交涉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他本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任职总理衙门大臣的时间比较短，在对外交涉中，仅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值得称道。

    因为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不能限制洋烟进口，国内禁烟也很难办到。若想减少吸鸦片的人数，只能提高鸦片烟进口税，进而提高烟价的办法。如果烟价提高，吸鸦片的人就会减少，英国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损失，所以英国不同意提高鸦片烟进口税，但道理上说不过去，于是就采取拖延的办法。左宗棠认为人民的事应由人民自己来决定，于是上疏朝廷，请全国上下一起来讨论洋烟提税方案。

    采取全民公决的办法，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威妥玛看到事情已经公开，自己又理亏，就勉强答应了。洋烟原来每百斤进口税银三十两，现加征税厘为一百五十两；内地私种土烟也加重捐税。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左宗棠功不可没，慈禧太后也对左宗棠这样评价：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

    可以说，这是对左宗棠的最高褒奖了。

    官场的弯弯绕

    清朝廷中的大臣们个个精通世故、谨小慎微，看上面的眼色行事说话。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正直、爱国、有学问的人，但在封建专制的大气氛下，只能唯唯诺诺，随波逐流，不敢多说一句话。左宗棠虽然是大清的栋梁之才，但他耿直、孤傲的个性，未必就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

    因为在官场“多磕头少说话”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在这里想起一个人——曹振镛。

    在清代道光帝的满朝文武中，曹振镛最得宠、最走红。让人费解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往上爬的速度快得惊人。

    在嘉庆皇帝驾崩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帝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了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鸿运当头的曹振镛又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能够一直得宠。

    在随后的岁月里，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但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

    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铺张浪费地赐宴15位老臣，曹振镛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的荣耀。第二年，曹振镛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从此，曹振镛进入了显赫功臣的行列。

    我们不难发现：就品德和功业而论，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却取得了让众官僚羡慕不已的地位。看来，在官场中，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仅能明哲保身，还能不断升迁。

    在曹振镛的为官字典里，只有“多磕头、少说话”六个字，这无疑成为了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他之所以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是因为他把道光皇帝摸了个门儿清。

    我们知道，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而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即将土崩瓦解。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而曹振镛当然也没有那远见卓识，他只是捧着他的“六字真经”，顺应着道光皇帝，拍着马屁在官场上大红大紫了。

    道光十五年（1835年），81岁的曹振镛在领导岗位上病死了，悲痛的道光皇帝御赐曹中堂谥号为文正。

    这就是官场，要想往上爬——多磕头、少说话，结果还能落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名声。

    但让务实的左宗棠去多磕头、少说话，还不如杀了他呢。心直口快的他言行莽撞，在大臣们看来，简直是不通世故。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左宗棠一直恃才傲物，清高自负。

    从陕甘回来，每当和别人谈话时，左宗棠总要夸张自己经营西北的功业。这一点让人们比较反感。据说，左宗棠刚到军机处时，恭亲王拿一个海防的折子请教他，左宗棠每看一页，便从海防说到塞防，炫耀自己在西北的措施之妙。

    另外，左宗棠还喜欢率性而为，不计后果。据说，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后，当恭亲王给左宗棠介绍达官贵人时，第一批大臣中就有左宗棠的仇敌、前湖广总督满人官文。当初，左宗棠在骆府时，官文曾多次称他为佐杂小吏。

    这种事情本应该避讳一下，毕竟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事了，打个马虎眼过去就行了，否则会弄得大家很尴尬，但左宗棠见到官文，张口就说：“你肯定还没忘记我，我就是那个曾同骆秉章共事的佐杂人员。”官文顿时手足无措，哑口无言，非常尴尬。

    等在场要人介绍完毕后，左宗棠再找官文，发现他早已走了。

    左宗棠这种偏颇自负的官场作风让他犯了官场大忌。在新疆时，由于手握重权，没有人敢反驳。可到了京城官场，元老重臣众多，他这种孤傲性格便给他招来许多的麻烦。

    比如一些官僚遇到要事需要磋商时，故意不送有关材料给左宗棠，致使左宗棠顾此失彼，毫无头绪。礼部尚书满人延煦还因为万寿节（指皇帝寿辰）左宗棠没有按时到达，行礼失节，特地上疏参他，说他日益骄横，乞请严厉惩戒，想要借此机会治左宗棠的罪。幸亏有慈禧太后和醇亲王为左宗棠说话，才让他得以解脱。

    习惯了征战沙场的左宗棠很不适应官场的这么多忌讳，他不仅常常骂旗人官员无能，更要命的是连慈禧太后也得罪了。

    在朝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十分谨慎，如果说错了话就会惹出大祸。左宗棠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光绪七年初十日早朝，慈禧太后因为新病初愈在宫内休息，只有慈安一人临朝。奇怪的是在傍晚突然传来慈安太后驾崩的消息。

    大臣们都赶到朝房，听候传旨。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虽然大家心中都有解不开的谜团，但谁也不敢多讲话，毕竟议论上司兼老板的是非，不是什么好事。

    但左宗棠忍不住了，他对同僚们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驾崩了呢？我不相信。”

    这话明摆着就是说慈安太后是被人谋杀的，整个大清谋杀慈安太后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后了。因为慈安太后一死，慈禧太后就能独掌大权了。所以，左宗棠的话明摆着就是指责慈禧太后的。

    这种话即使是耳语，也会传到当事人耳中的。况且左宗棠说话的声音一向很高，所以慈禧很快就从太监口中得知了左宗棠的言论。如果是别人，早被脑袋搬家或赶回老家了，但左宗棠的功劳太大，是大清的英雄，轻易是不能动的。但心中相当不爽的慈禧太后从此对左宗棠开始猜忌起来，左宗棠在京师的日子自然就不会好过了。

    结果，朝廷中对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议论，深谙世故的人鄙夷他，好心的人担心他，小心谨慎的人远离他……

    左宗棠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孤家寡人，也许英雄注定都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是左宗棠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他感到在朝中做一些事情越来越困难了，处处被牵制，简直是寸步难行。

    被人撵出京城

    左宗棠进入军机处后，本想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给大清官场带来一些正气。但已经腐败到骨髓的朝廷是容不下他的，因为他的秉直与阳奉阴违、媚言诡诈的晚清政坛是极不相称的。

    这就是官场，要么你和“主流”融为一体，要么你默默无闻，不显山露水。如果你是一个另类，必将成为官场中人攻击的对象。也许你的坚持和主张是正确的，但也可能会淹没在大多数人的声音之中。所以，自古清官很少，清官也很难做。若想做一个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你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努力。

    左宗棠布衣素食，过着淡泊的生活，他的清廉是众所周知的，除了俸银，别的钱一律不收。他不但自己为官清廉，也严格教育后代不可沾染官场习气、讲少爷排场。

    左宗棠是一名清官，这是无可置疑的。他本想在朝堂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结果却被奕与李鸿章等人暗中拆台。

    在这些朝中大臣的内外夹击下，左宗棠在京城官场已经难以立足了。

    这是什么世道，做个好官怎么就这么难呢？

    左宗棠心寒无比，在万般无奈之下，他萌生了退意，从七月初开始，接连称病告假，并上疏请求告老归湘，退出仕途。

    左宗棠虽然不讨人喜欢，但他这个牌子很硬，如果让左宗棠这三个字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话，大清就会又变得疲软无比。

    这就是英雄的命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屹立不倒，做出表率，因为英雄已经成为了风向标、领头羊。

    清廷没有那么傻，虽然朝堂之上容不下左宗棠，但完全可以再给他找个归宿。只要把左宗棠摆在那里，对列强就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百姓就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10月28日），清廷决定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这样一来，左宗棠想在朝廷中枢机构大展宏图的理想便破灭了。

    在一般人眼里，入军机处是炙手可热的官位，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后来，因为日本也想模仿俄国的方法要挟大清时，他才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试图慢慢改变四十年来半殖民地的外交疲软状况，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

    如果左宗棠在官场中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晚年了。但这不是他的风格，他眼里揉不得沙子，结果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几乎是被人撵出京城的。

    想想9个月前从新疆赶往北京的那种荣耀，左宗棠不住地摇头叹息，被人当成救世主的感觉越来越陌生了。这就是人生，永远少不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数。左宗棠也不例外，他的命运、他的传奇也许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对于左宗棠的离去，拍手称快的是奕、李鸿章之辈。在朝中没有了异己，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了。

    外放两江的日子

    虽然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结果却被撵出了京城。可见，清朝统治集团是多么腐朽。左宗棠虽然心寒无比，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挫折而变得颓废无比。在新的工作岗位，他依然热情饱满地努力拼搏着。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到江宁（今南京市）接任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职务。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职务的大体情况。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由于清初江苏和安徽两省辖地同属江南省，因此初时该总督管辖的是江南和江西的政务，因此号两江总督。

    南洋大臣，全称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清末专管南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交涉、通商、海防等事务的钦差大臣。《南京条约》订立后设置，称五口（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咸丰八年（1858年）改由两江总督兼任，一度曾由江苏巡抚兼任。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由两江总督兼任成定例。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此，清廷命左宗棠总督两江，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的意思。

    对左宗棠来说，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便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相对于在朝中处处受人掣肘来说，这里更适合他发挥自己的余热。

    当左宗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江宁，看到满目疮痍、民生凋落的萧条破败景象后，非常忧虑，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百姓生活如此贫困，而朝中的大员们却钩心斗角，花天酒地。再加上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大清这艘残破不堪的大船已经不能承受之重。

    为了国家，也为了百姓，左宗棠在叹息之后，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尽管是杯水车薪，尽管无力改变大清的颓败趋势，但左宗棠还是这样做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只要身在其位，左宗棠就要为百姓办一些实事。

    同以往一样，左宗棠非常关注百姓的生活和疾苦。他刚到江宁，便决定对百姓推行赈济、体恤为主的仁政。

    对于传统的赈灾恤民工作，左宗棠做得非常到位，他命令就地设厂煮粥赈济，并调拨灾款、筹集银两以购买米薪、搭场盖棚，解救燃眉之急。另外，还为产妇、病号、出天花的孩子给予特殊照顾。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能按照19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需要，发展商品经济，减轻了当地人民的绝对贫困化。为了支持商办近代企业，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的措施。另外，他还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进行抵制，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兴办近代企业作为挽回国家利权，抵制外国经济扩张的手段。这就为传统的恤民政策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左宗棠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他一向把农业视为根本，所以，兴修水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若想减少自然灾害，发展经济，左宗棠认为，依照江苏的经济与地理特点，首先要整治水利。在江苏治水，先要治淮。而治淮的根本就是恢复淮河从云梯关入海的故道。

    但这项工程非常浩大，需要较长时间与大量经费，而当时左宗棠刚刚就任，百废待兴，经费困难，经过反复思索后，决定治淮先治标，一点一点来。

    在光绪九年（1883年），新修的江苏水利工程经受住了洪水的严峻考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使江苏的农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另外，在着重治淮的同时，左宗棠也积极认真地治理江苏地区的其他河道水害，并且成效显着。

    光绪九年十二月底（1884年初），左宗棠在病势加剧，就要交卸两江总督职务时，又对“大举复淮”水利工程作了战略性的决定与规划：首先，在清江设立复淮局，选派得力人员前往主持，同时制订分年进行的复淮计划。可惜的是，不久左宗棠就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江苏，复淮工程从此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知道，洋务是左宗棠一生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福州和西北就非常重视兴办洋务事业，如今在南京，同样积极开展洋务运动，振兴江南工商业。

    首先，发展电讯业。

    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在中国内陆与沿海夺取电报线路权。左宗棠意识到若想长期有效地抵制外国资本对华的经济扩张，就一定要抓住时机发展本民族的近代交通工矿电讯业。

    为了保全中国的自主权，左宗棠与外商积极争取线路架设的项目。比如，南京到武汉全长达一千六百里左右的长江线路架设，在左宗棠的主持下，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年）竣工。这是江苏地区继宁镇线、津沪线后的第三条重要电路，对江苏电讯联络与工商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扞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经济，左宗棠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外国大规模在华投资设厂推迟了十年左右。

    其次，发展航运业和煤矿业。

    南京紧靠大江，水运便捷，但南京港却始终没有一座轮船码头，上下客时只用小船到江心接送。左宗棠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便下令修建了南京港的第一座轮船码头，并从芜湖调一艘趸船在南京下关江边停泊。为了方便旅客，左宗棠下令在趸船上设立栈房，为上下船的旅客提供免费的住宿休息。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航运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发展江苏的近代经济，左宗棠认真调查研究江苏北部徐州附近的矿产地质资源。结果查明铜山境内煤的蕴藏量很大，利国驿的铁矿石量多质优。于是，他上奏朝廷在徐州兴办机器开采的近代煤铁矿，获得了恩准。

    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四日(1882年1月25日)，徐州铜山县境内利国驿煤矿正式设局开采。它不但是徐州首家近代化煤矿，而且也是江苏地区(除上海)的首家近代化经济企业。

    总之，左宗棠的这些措施是可行的，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发展近代经济和创办近代企业的主张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为他晚年又填写了精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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