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这个百年，是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百年。用百年巨变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这是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百年。在这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三次大变革。第一次是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推翻三座大山，包括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次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二次革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半个世纪。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伟大变革。它必将使中国在下个世纪发生更大的变化。
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哲学的确发挥了象恩格斯说的那种先导作用。先是西方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的历史观，从思想理论上为社会变革争得了生存权利。接着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最突出最显著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革命，而革命的发展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的胜利，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队伍。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出现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学术面貌。
有的论者说，解放以后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哲学家，更没有解放以前那样的大家。他们主张哲学的发展道路应该回到1949年以前，沿着老一辈学人各自创建自己哲学体系的道路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算不算哲学？西方有的哲学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否认中国有哲学。按他们的观点，只有以一个基本概念为中心通过纯逻辑推论建立起一个体系才是哲学，而中国哲学最多只能是道德格言和人生教条；而按照中国某些哲学家的观点，西方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最多是以主客二分为中心的知识论体系，没有哲学的韵味和境界；而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和中国新儒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是哲学，至多是政治学，它没建立起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它拘泥于现实和功利而缺乏超越。可按照对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第11条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解，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以往全部哲学都是不结果的花。如果哲学家都这样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就没有哲学。其实，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各有其特点，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式。哲学的多样性是哲学的生态状态。问题不是什么才是哲学而是什么样的哲学才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哲学，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具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的哲学。它的产生是哲学中的一次革命，不能也不可能以是否建立形而上学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不少同时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领袖性人物。因此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时是一部革命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例如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等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他们的革命功勋和哲学贡献相互映照。但是他们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在政治层面，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方面，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传统的以创立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为目的意义上所谓哲学家。我们这里曾经出现过的邓小平有没有哲学的争论都是源于对哲学模式的固定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改变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成和继续完成铸造中国美好未来的历史重任。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解放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历史功绩。问题是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百年变革实践，以所谓是否建立哲学体系来对中国百年哲学的历史进行评价。中国百年是苦难中奋起战斗的百年，是战争、革命、建设的百年。凡是既有学术价值又在三次变革中起积极作用的哲学学术著作就值得肯定，凡是在三次变革中站在反动方面的哲学思潮就不值得赞扬。凡是纯学术研究而确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其学术成就。解放前我们中国老一代的一些哲学家利用西方哲学来分析中国哲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探索一条中西哲学结合的道路，这方面的功绩应该肯定。但这种结合并没有达到科学水平，至于就对中国社会命运的解决来说更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任何以他们的成就来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只能认为是一种偏见。
值得思考的倒是另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哲学家对哲学的贡献问题。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培养了大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其数量之大，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个政权所没有的，他们在各个高等学校、各级社科研究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就研究哲学的人数、出版的著作的数量以及在群众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都是旧中国的哲学界无法相比的，可是就培养具有独创性高水平的哲学家而言，建国五十年来的确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例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缺少老一代某些哲学家中国传统哲学的素养和对西方哲学的深切了解，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以及哲学各分支彼此分割所形成的哲学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狭隘性，都极大地妨碍了一流哲学人才的成长。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五十年的哲学成就不如解放以前的旧中国，更不能提倡社会主义时代的年轻哲学工作者重新走老一辈哲学家以创立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为目的哲学道路。解放前老一辈哲学家由于历史条件无论就其哲学观点、处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的社会功能都具有旧哲学不可避免的局限，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任何哲学家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哲学创造，他们同样不可能超越条件许可的水平。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走。在坚持这个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应该使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为绚丽多采。马克思说过，“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可以肯定最重视实践性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正处于激剧变化的具有最丰富现实内容的时期，一定能产生一批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何况五十年没有哲学家的说法过于绝对。从哲学史来看，不少哲学大家的思想和著作的价值是死后多少年才被重新发现的。孔夫子生前如丧家之犬到处碰壁，苏格拉底被送上绞架，斯宾诺莎依靠磨镜片为生，康德、黑格尔甚至尼采，都是生前并不如死后为人所尊重和崇拜。哲学家不是流行歌星、影星、运动员，后者红极一时，名闻遐迩，可一旦息影挂靴，会很快被淡忘。哲学思想家不同。他们可能生前不为时人所知，可是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一旦被后人理解、被发掘、被重新发现，就会在历史上长期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面临新的困境。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当年全国学哲学的热潮已经不会再有了；也不是说哲学系的考生已经由当年的挤破门到请进门。哲学学习由运动式的狂热转入正常、考生由多到少并非关键所在。我所说的哲学困境指的是当前重理工轻人文、重实利轻理想倾向中所蕴含的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轻视。一些人特别年轻人中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和对消费的无限追求，这种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相容性，使得受这种思潮侵蚀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一种成见、偏见和内在的抗拒力。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一种过时的说教，根本不知道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真理力量。
最近德里达写过一本名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书。他承认在西方无论是在赞成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意吹捧马克思主义，可他的这个说法是客观的公正的。马克思死了多年，可在当今世界，在哲学、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所有意识形态领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脱离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年马克思把一个民族的传统称之为纠缠活人头脑的亡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亡灵，而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是一种时时刻刻都起作用的活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不止是德里达心目中的幽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共产主义比做幽灵，可那是在1848年，是共产主义在欧州刚刚出现的时候。现在这个幽灵已经变为席卷整个世界的巨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不知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它们或迟或早、直接或间接都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苏东巨变后的1999年，马克思仍被选为名列榜首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就是明证。
从人类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思想家一种思想体系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样有如此威力。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影响力是巨大的、持久的。中国的孔夫子即儒家学说影响也是巨大的持久的。可是它们只影响自己的信徒即这种宗教和学说的信奉者。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不仅影响自己的信仰者而且感染自己的敌人，迫使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迫使统治者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人们的思想，还实际地改变世界。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人类社会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义我们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世界观的教育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是哲学智慧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追求，而不是硬塞给的卖货的“搭头”。要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乐于为广大青年所接受并成为一种自觉追求，真正成为象马克思说的“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也就是浸进使他们激动的爱与憎的感情里”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就必须使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一个大的转变，更接近实践、更接近生活，更接近人的心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授具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容。
在我国，哲学是包括多种分支的学科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内容。教学中的各个分支都各有其特点，各自面临不同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根据建国五十年来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注意主题多样化、道路民族化、风格个性化。但这三化归根结底离不开哲学创新。
1.主题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研究领域和范围说是非常广泛的，可以研究的方面很多，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同时研究同一问题，没有必要。哲学研究不能是政治运动式的，短期突击很难是真正的高水平的哲学研究，也很难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正如在文学创作中提倡题材多样化一样，我以为在哲学中也应该提倡研究的主题多样化，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关注现实，以自己的哲学敏感性在自己专业领域中捕捉不同的问题。而不能是哲学中的游击战士，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没有相对固定的作战领域，不断随着浪潮转，这样是不可能出现高水平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的。其实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社会现实，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以及价值论和人生哲学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多的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去回答。
我们应该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我不主张把精力放在创立体系上。恩格斯过去对德国大学生动不动都要创立一个体系的批评对我们同样是有价值的。对一个哲学来说，体系往往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作为一个固定结构往往容易僵化为束缚思想的桎梏，重要的是对问题的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珍品不是体系而是体系中所蕴含的内容。少点体系意识是指主观的思辨结构，找一个所谓逻辑出发点，弄成一个首尾相接的园圈式的东西。这种东西除了能满足思辨的爱好和吓吓外行以外是没有用处的。但这决不是说，一个哲学家的基本观点可以是杂乱的无内在联系的。即使是您的思想是珍珠，也需要一根线串着才成为一个珍贵的饰物。我们反对的是人为的结构，但不否定自己的观点之间应该有不能自相矛盾的逻辑联系。
问题意识不同于体系意识，如果说体系可以虚构，而问题的捕捉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具有时代的敏锐性。在哲学领域和在科学领域中一样，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本身就必须进行哲学研究，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成就，它的成就不亚于取得答案。五十年的哲学发展证明，我们在哲学中并没有提出多少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问题。一些争论最热闹的问题大多是引进的，从异化、人道主义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主客体问题等等，无不如此。在西方已经过时的问题，是昨日黄花，在我们这里却正在争论的不可开交。当然从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角度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尽管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有引进和引起争论的土壤和需要，这种争论还是有益的，但这些问题终究不是从我们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因而不具有独创性。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了引进外更应该提出自己面对的问题，象当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样，才有可能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2.道路民族化
哲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它和文学艺术一样，没有民族特色就没有这个民族的哲学。我们老一辈的哲学家如冯友兰、贺麟先生，他们力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哲学。在当代，张世英先生的两本著作《天人之际》和《进入澄明之境》就把当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思想和中国道家的哲学相比较，并独创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使西方哲学的思想具有中国特色。这种治学方法是很有启发的，它不是照着讲，不是移植，而是结合中国哲学的传统予以解读和发挥。
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说，这种方法比较容易点。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则禁忌较多，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它似乎只能应用而不能民族化，民族化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离。其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样是具有普遍性的学说，但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它要在一个民族中传播和生根，变为这个民族中的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必须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任何一个国家传播，能被接纳、吸收并溶合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都有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总是先经历一个照搬、移植然后在实践中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这个民族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者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国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历了近一百年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从社会主义学说来说这是结合最为成功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哲学方面相对滞后。经济学更为滞后。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需要相当时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不是范围的简单转换。把矛盾变为阴阳，物质与意识变为形与神、规律变为理、物质变为气，这只能是哲学游戏。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曾经作过原则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根据对毛泽东论断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最根本的是与这个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成为用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认识方法：从学理上说，是与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既用以总结和分析这个民族历史哲学遗产，又充分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使中国人的哲学研究与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相衔接，对老问题予以新的答案，如天人问题、义利问题、心性问题等等；而且在表现上也应该为这个民族所喜闻乐见。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那样尽管论述的是一个纯哲学问题，基本观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是具有民族特色。它的内容是以中国现实问题为中心，而语言风格和论证方式都和苏联教科书或理论著作迥然不同。如何使我们的哲学著作生动可读趣味盎然，仍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说实在话，我自己一生从事哲学，写的也是令人头痛难以卒读的文章。
3.风格个性化
哲学与哲学家不可分。我们可以说，哲学是哲学家之所以为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哲学家是有个性的，哲学也应该有个性。但不同的是哲学的个性不同于哲学家的个性。哲学家的个性是心理特性，苏格拉底的执着、培根的贪心、康德的刻板、马克思的慈爱、恩格斯的潇洒等等。哲学家作为人当然各有个性的，但哲学家作为人的个性并不是哲学的个性，马克思说过，“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象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的个性是哲学家所创立的不同于其它哲学体系的“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70页）当然哲学的个性也包括每个哲学家哲学观点的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诗，像西方的《物性论》和中国的《道德经》，可以是散文和随笔如蒙田的散文，可以是寓言如《庄子》，可以是书信如伏尔太的《哲学通信》，可以是小说如卢梭的《爱弥尔》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可以是格言式的短语如帕斯卡的《思想论》或朱熹与王阳明的语类之类的著作。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纯理论性的哲学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性的著作，风格迥异，各有特色。
其实，我们应该把哲学和哲学问题区分开来。哲学是个总称，它是相对于非哲学即实证科学而言的一种认识形式。哲学是以世界为对象、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以提高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能力和整体素质为旨归的一种认识形式。
哲学以世界为对象，这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种界说。有的论者说，哲学如以世界为对象，就是混同哲学与实证科学。而且，以世界为对象就是使哲学陷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如此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
自然科学是以自然为对象，哲学也以世界为对象。这种区分不是简单的部分与整体的区分。哲学世界观并不是自然知识的总和。自然知识的总和仍然是实证知识，至多是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知识。哲学不是关于世界的实证知识，而是对世界的哲学把握，即关于世界的本性、普遍规律和事物相互关系的把握。这是一种哲学智慧，因为它关于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运动变化规律的观点，这是任何一种自然科学所不能提供的，而是对各门自然科学知识的再概括。
哲学并没有因为以世界为对象而陷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主客对立是一种哲学观点，而不是以世界为对象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以世界为对象，对哲学而言就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因为哲学视野中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是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区别。自然科学的世界是无人的世界，它关注的是自然自身。当自然科学中出现人的观察和实验对自然科学结论的影响问题，出现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人对自身的认识问题，关于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精神问题，这已经不是自然科学而是进入哲学领域。当代西方自然科学中存在的主体化倾向是一种哲学路线而不是自然科学本身研究主题的变化。在人类所有的知识中，只有哲学才关注人与外在世界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质上也是对人自身的研究。了解这种关系，就是了解人。因为只有从这种关系中才能了解人，人不可能直接从人自身了解自己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物，而人参与改造的自然、人的活动形成的社会，就是这种对象性存在物。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人，而且成为处于特定关系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性的人。
哲学的功能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的目的是揭示自然规律，它使人获得改造自然的能力，当然自然科学的知识也作用人自身，具有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无神论教育的价值。科学的功能是双重的，它直接地作用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并且成为人类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另一种是作用于人自身，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对自然现象理解的水平。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作为一般的生产力和获取利润的实用价值压倒了它的人文功能，因此科学的人文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很好地发挥。就自然科学的人文功能和它的反宗教功能而言，当代西方自然科学比起文艺复兴时期来说是一种倒退。
哲学的功能也是双重的，但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具有认识功能，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它超越了分门别类的科学专业不可避免的狭隘性，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它的这个功能是任何科学无可替代的。另一个是价值功能，它为人类提供一个具有真理性的、道德性的和审美意义的评价尺度，衡量生活意义的尺度，把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哲学的认识功能如果脱离价值功能就会变为单纯的工具理性，丧失它作为哲学的特性；反过来说，如果哲学没有认识功能只有价值功能，这种价值功能就不可能是以科学规律为基础的，而是一种教堂里的传道。哲学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统一，归根结底是以世界自身的规律为依据，把规律变为认识工具，把规律变为价值评价的客观依据。这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内化为主体智慧的过程。
哲学和哲学问题不同。哲学是全体，而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只能是哲学的一种形态。哲学家是通过哲学问题进入哲学殿堂的。离开了哲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哲学家、就不可能有各自风格的哲学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面对不同的哲学问题，思想敏锐的哲学家提出了问题或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回答了问题。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不同风格的哲学家。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哲学，都是哲学中的问题，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历史观问题、人学问题以及语言哲学问题等等，而且问题中还有问题，任何一个新的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是一种新哲学的出现。但哲学不能归结任何一个哲学问题。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就是认识论、就是人学、就是语言哲学或者就是什么什么都是片面的。哲学问题的出现和回答具有时代制约性，它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哲学史。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问题和对问题回答变化的历史。
哲学个性化问题，是哲学问题的新颖或对问题观察方式的独特。哲学的个性化，并不意味着哲学只是哲学家个人特有的看法用不着识同和验证。这不是哲学智慧，最多是一种意见，而且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个人意见。哲学的特性是它的内容的普遍性。不管风格如何独特，但一个哲学家只要是称得上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观点，不管对错，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不能只是一人之言。唯物主义观点具有可验证性、普遍性。即使是唯心主义哲学也不是纯个人的，而是有其生活依据的。例如“物是感觉的复合”、“存在是被感知”，这是两个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命题，可这都不是空穴来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同一个苹果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甜，有的认为酸，有的认为太脆，有的认为太绵，有的认为是红的，有的可能是红中透青，不够熟，如此等等，几乎不同的人可以对同一苹果形成不同的感觉，这是日常生活经验；再如，人们只有进到房子里看到桌子才知道桌子存在，如果从来没有进入房间，从来没有见到桌子就不可能知道房子里有桌子，可见存在之所以存在必须进入人的观念，被人在观念中把握到。“存在是被感知”这个哲学命题是错误的，可它借以产生的经验却是普遍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日每时都能体会到的。这正是唯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据，贝克莱和马赫正是对人们的日常经验给予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我们要哲学风格的个体化。哲学体系是不可重复，但决不是说哲学内容与真理无关。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哲学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真理。哲学不能离开真理。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独占真理，但任何不包含真理颗粒的哲学都只能是哲学垃圾。哲学的个体性一旦排斥真理就走进死胡同。
4.哲学思维的创造性
要实现哲学主题的多样化、道路民族化和风格个性化，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创造性，哲学同样是这样。我们要以哲学的观点看待哲学，不能把哲学凝固化。黑格尔曾经批评过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他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法哲学原理》第2页），而不能是不断重复真理。
可创造性思维对哲学是非常困难的。科学技术的本性决定它必然是创造性的，因为人类的生产不断迫使它前进。或者是发展或者是被淘汰，这是生产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方式的大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压力。人类有了新的生产技术决不会再回过去采用落后的技术，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决不会再回过去采用过时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然推科学的创造，而新的科学原理又推动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和改造。历史证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水平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成正比同历史的长度成反比。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特别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处于革命时期。
可人文学科学并没有这样迅速，特别是哲学智慧一旦定型，就会世代相传。这是不难理解的。哲学与技术不同，它不是人类活动的表层结构，而是关于普遍真理的认识。它具有启迪后人的长期历史作用。古代曾经是哲学最辉煌的时期。中国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西方是希腊罗马时期；而印度、埃及哲学繁荣时期也是古代。这一点决定哲学研究中往往容易朝后看，眼望过去而不是眼望未来。怀特海说，全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都以不同方式阐述和解释柏拉图提出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全部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孔盂的儒家和老庄的道家思想的注脚。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总是在儒、道哲学基本理论范围内争论。当然哲学也有发展。但很大程度上这种创新是解释学范围内的创新，即在新历史条件下，由新一代的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时代要求来重新解读原作的文本。中国的魏晋新道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都具有这种特点。对哲学发展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方式。因为哲学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人类积累的智慧，不会因为年代远而过时。希腊罗马时代距今很远，人们还时时回到他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寻求智慧：正如我们中国人不断回到诸子百家一样。对哲学的历史研究是人类从前人吸取智慧的一种方式。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7页）恩格斯这一论断，对于每个具有丰富哲学遗产的民族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哲学史可以从总结中学习思维方法，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历史的研究知道人类在哲学方面提出和研究过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对以往哲学的研究，哲学创新就没有根据。
可是哲学的创新，最根本的不是依靠回到过去，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创新。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解释旧的原理，只是哲学的一种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式。哲学的创新最重要的不是面对文本，而应该面对时代、面对实际，研究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得出新的结论。在哲学史上凡属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都不是重复而是开拓。由本体论到关注和提出认识论问题是创新，提出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人的哲学都是新领域的开拓，具有创新性质。当然，在任何一个哲学领域中都会存在哲学观点的分歧，但一个新领域的开拓，就为哲学的进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中的一次变革即哲学的创新。马克思吸收了人类全部文化遗产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可又突破了这个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对象、内容、功能方面，都创立了一个与以往哲学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采取解释学的方法，把哲学研究放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科学和新成就，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而前人的哲学成就是作为创造新哲学的思想酵母和材料。列宁也是立足俄国的现实，所以他既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又增加了新东西、才可能谈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无不如此。所谓两个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突破了原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范围，创造了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它的哲学成果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谓第二个飞跃，就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哲学成果就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当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一个民族没有创新意识就会停滞，科学技术没有创新就会淘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创新，的确会变为黑格尔说的一炒再炒的冷饭。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走出当前被“冷落”的困境。
新中国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我们有巨大的成绩也有错误，有发展也有分歧和争论。这个历史过程和争论的问题在《新中国哲学50年》中都有论述。我希望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推动和促进对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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