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寻求救国、救亡之路，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既是这一发展过程的积极推动者又是这一主旋律的反映。这一历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历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赶跑了封建皇帝，进行了可贵的文化启蒙，使中国哲学的方法和世界观开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发展相连接。第二个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现实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步，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期间产生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瑰宝毛泽东思想。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特别是二十年改革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50年，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的50年，但也是充满艰辛和痛苦的50年。这一阶段由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开始，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国走上了计划经济的路子。这种经济模式是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模仿。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建立起现代工业的基础产业，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也开始有策略地发展。但随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却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困难，以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不得不对前一时期的道路和思想作出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进行伟大的战略转折，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或曰第二次革命。但是，在改革之初我们并未能预见改革的具体步骤、阶段、以及具体结果。改革是在四个坚持指导下的一次大胆而又谨慎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前进。
在这50年中，中国哲学最初是系统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在苏联的发展即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同时，有组织地学习、宣传和丰富毛泽东思想，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总结。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政治生活渐趋稳定，哲学领域也做了一些扎实深入的研究，进行了一些问题的争论，体现了扎实的学风。但是反右扩大化之后，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起主导作用之后，谎言和诡辩代替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崇拜和愚忠代替了对真理的追求和思索。真正的研究潜入了地下，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潜流。这种潜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汇成汹涌的波涛喷薄而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之后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伴随着文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血泪控诉，哲学界掀起了“人的哲学”的研究热潮，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同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各阶段的哲学，从实证主义、超人哲学、弗洛伊得主义、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纷纷在中国登陆或重新登陆。东西文化各自利弊又一次成为中国人认真分析的问题。而这些潮起潮落的哲学争论的背后却贯穿着同一个现实论题，即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思想、什么制度追赶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孜孜求解的问题。
在不断的论争中，改革越过了一个个关卡，目前，改革已到了关键时刻，攻坚时刻。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正在重新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引发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尽管已经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人类思想的灯塔为我们指路，但是，改革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理论必须再向前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经诸多曲折，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在改革欲进行最后攻关的今天，总结分析50年哲学的发展对于理论的前进和现实的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建国后50年之哲学问题与中国近现代史哲学问题的一致性，对中国近现代史哲学发展做一回顾，明晰解决这一问题所走过的历程，当是一个必要的导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导论将着重分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或产生、发展，对于中国哲学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的意义。
近代中国由于阶级矛盾激烈冲突而处于政治解体的过程中，同时，主要由于外来生产方式的输入和诱导，中国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新的生产方式相伴生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输入不断冲击新兴资产阶级及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在内部危机与外部威慑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困厄中广泛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各种哲学思想，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些思想像一把把火炬，给正在变革中的中国以新生的希望。这些思想虽经挫折和扼杀，但绵绵不绝，不断发展，构成了中国哲学和中国人心理结构的艰难蜕变。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的诱导，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短暂历史演绎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的类似逻辑。近代中国哲学史其实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引入和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封建思想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等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总结这一时期各位哲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变革着中国传统的哲学观。
一、以近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进化论的萌芽和发展科学观念的广泛传播和不断深入民众是近代思想的最显著特点，是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直接动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自然科学尽管也曾取得辉煌的成绩，但这些成就大多是经验性的、技术性的。而且由于读书升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可以获得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途径，追求真理和生产价值的科学研究一直被当作奇技淫巧而受到抑制。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然科学经过与神学几个世纪的斗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已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水平，并且已由经验积累进到理论突破的阶段。牛顿力学将天上物体的运动与地上物体的运动作了统一的解释。生物解剖发现了生命本身的力学原理。生物进化论发现了人类的自然起源，从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进化被联系起来考虑。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对蒸汽机的研究及对电能、化学能的发现和研究，导致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这一定律又进一步促进了电能、化学能、热能的广泛应用，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全面发展。近代西方在科技发明与制度发展的互动中，科学技术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科技的力量被广泛地承认和推崇。同时，科学的进步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总的认识的发展。机械唯物主义将神挤到了宇宙的边缘或原初的第一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揭示了历史在矛盾斗争中的复杂运动。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国人震惊于西方的技术威力，开始大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大大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依据。以科学为依据形成对自然和社会的总的看法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尽管近代的思想家们附会自然科学的色彩很浓，但却代表了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实证依据形成自己哲学观点的潮流。这是对古代的玄想、思辨的认识方法的进步。
中国现实社会的动荡，西方社会革命的影响，自然科学对物质运动、转化、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揭示，使得十九世纪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普遍承认事物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他们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欲图找到一个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来为自己的社会主张和抱负寻找客观依据，从而形成了历史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社会史观。在这方面，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严复对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创造性译介，即《天演论》。
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极为流行。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支持者，但却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指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机制，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自然本性，能够相亲相爱，社会的发展是伦理进步的过程。严复认为，生物群居也是一种竞争优势的表现，人类聚群生活，提倡伦理道德，有利于维持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伦理是演化的结果，不是超出自然之外的另外的规律。因此，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以中国人的思辨将进化论和社会伦理统一起来，将自然科学理论引入了社会领域和哲学。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著作时，将书名改为《天演论》，着重阐发了其中论证自然界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进行生物进化的理论，激励人们在生活中应该采取自强、自立、坚决斗争的态度。这无疑是对正遭受帝国主义践踏和蹂躏的中国人民的强烈刺激和激励。进化的观点之于保守的习惯，竞争的观念之于温良谦恭让的传统行为准则，优胜劣汰的科学理论之于人性本善的道德伦理无疑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场革命。《天演论》所宣传的思想对于青年一代冲破家庭和社会伦理的束缚，追求自强自立，与自然和社会作积极斗争，开创新生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天演论》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十九世纪末，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观和历史进化观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社会历史是复杂的。单是懂得进化、发展、斗争，远不能解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有待理论的进一步前进。
二、科学实证方法以一种哲学方法和价值判断依据深刻地、全面地变革着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思维结构
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最初传入中国之时，被认为不过是“器”或“技”，大部分人幻想以中国的“体”，师夷之技以制夷。但是由于科学与哲学认识世界的相通性，以及科学实验方法的可信性，中国的先进思想者们自然而然地将科学借来做为突破传统哲学、寻求真理的依据。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开始以科学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康、谭这里，哲学观点的形成主要的是传统思想在社会变革的大潮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的自我嬗变。无论是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公羊三世说，还是谭嗣同的仁学，其哲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语言都是旧时代的。科学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刚刚借来支持理论的、尚不能得心应手的工具。严复已表现出在进化论中寻找历史哲学及政治哲学的另一种哲学企图，即由科学泛化到哲学和以科学实证来建立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总看法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上演。这种方法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发扬光大起来，形成了中国的实证主义哲学潮流和以科学评估一切的时代精神。
实证主义在西方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其理论先导可追溯到近代西方的经验主义，其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则是近代科学的广泛发展。实证主义注重实验科学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力图实现科学的统一性和哲学的科学化。它将哲学的领域限制在现象界（现象主义），拒绝讨论经验现象之外的问题，拒斥形而上学。而形而上的思辨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方法。因此实证哲学成为中国思想家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的最好武器。
中国第一个注重从哲学方法上学习西方的近代思想家当推严复。他极力推崇并着力向国人介绍的便是经验归纳法，即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一般的公理，又将公理放到实验或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使之成为定理。严复认为，科学的公理来自归纳，而归纳的范围总是不超出现象界的，公理无非是现象之间恒常联系的概括。但严复并不因此而象西方实证论者那样否定本体世界的存在，或拒绝对现象之上的本体作任何言说，传统的对自然整体的思辨倾向和中国现实对解答根本问题的需要，都使他的思想带上形而上的印痕。其《天演论》既是一种自然哲学，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甚至宣扬了某种价值倾向。
实证方法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王国维把近代科学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表现出注重现象关联的倾向，以为科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记叙事物”以“尽其真”。胡适将实用主义哲学引入中国，认为杜威将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关于唯心唯物的讨论一起消解，是哲学上的一场革命。他还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介绍了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他将清代朴学等传统的方法论思想与近代实证科学方法作了沟通，从而推进了中国方法论的近代化。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名言，标志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近代科学方法的吸纳和对自身的超越。
随着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为背景的实证思想方法的引入，实证哲学的各个流派或分支，如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等也纷纷登场。但是排拒形而上学对辩证思维的弱化使得此期的哲学较多地表现为以消解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对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的变革并不特别有效。但是，实证的思想方法将求真的精神注入到传统哲学求善或求用的主流中，它将一种穷究自然之理的精神注入传统哲学着重社会伦理的实用倾向中。而且它是以经过实验或实践检验的科学知识为依据探求自然之理，而不是通过静思玄想或禅悟来获得所谓的道或真。因此，它无论对于主流社会中的儒学，还是对偏居山野始终与儒学抗衡但很少占据主流的道学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
实证的思想方法不仅开创了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而且在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所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以科学评价一切的所谓的科学主义潮流或科学的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在这里，科学由知识价值升华为一种判断或评估价值。一切都必须按科学行事，一切都必须按照科学的原则加以裁决。科学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在证据完备基础上对结论的确认。“凡一立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结论，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一种观点是否正确不在于它是否符合古哲先人的经传圣训，也不在于是否与某位名人或权威的堂皇之词想一致，而是在于它是否有事实的支持，他的证据是否完备。胡适高呼“拿证据来”，李大钊主张“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酥，不如信真理”。这种尊重事实、尊重理性的精神为一代新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
实证的原则、科学的精神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实证的原则进一步扩展为实践的原则，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精神进一步表现为坚持真理的精神。真理判断标准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由仿古到开拓的转换，标志着中国哲学及所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冲破旧框架的束缚向现代化迈进的可喜的发展趋势。
三、自然人性论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另一重要内容
自然人性论是近代思想家们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联系起来考察所形成的对于人及其社会生活方式的认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伦理的理论武器。
中国近代人性论的研究受到西方人性论的影响，同时也是在传统的关于人性的认识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性问题上，康有为既反对人性善也反对人性恶。他认为，“性”是天生之气质，“善”是人为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这就否定了封建社会将道德客观化或神化的理论。其直接结论就是反对所谓“天理”的道德说教，倡导人天生的自由，以及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欲望。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快乐，“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康有为《大同书》）他认为，即使苦苦追求历尽磨难的人，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寻求快乐。人的这种去苦求乐的天性并非恶，而压制人的本性并不是善，而是真正的恶。自然人性论得出了与以往人性论不同的善恶观，为一代新人冲破旧道德的束缚，展示个性开创新生活开辟了思想通道。
康有为试图用人的灵魂和肉体的来源说明人的平等。他认为人的精神来源于天，肉体来源于父母，因此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平等的。谭嗣同则认为，支配人类万物的只能是自然的规律或法则。他把自然的规律或法则称为“仁”。合乎自然规律就是善，不合乎自然规律就是恶，人欲是人的天性，人欲本身就是天理。人欲的要旨在于平等、自由、独立自主。人欲即天理，谭嗣同以比康有为更加明确、更加激进的方式批判了三纲五伦对人的压制。他要求封建主义的三纲五伦一律废除，而以朋友一伦代之，因为只有朋友一伦合乎自然本性和人的本性：“五伦中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谭嗣同《仁学》）而三纲五伦及所谓的忠、孝、廉、节、礼、义、信都是以上制下的反动工具。在这些反动工具的压制下，广大人民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肉体和精神都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谭嗣同《仁学》）
自然人性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博爱。近代思想家们把“不忍人之心”，即“仁”、“爱”，看作人的天性，看作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甚至自然界内部事物间关系的纽带，把“仁”、“爱”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康有为的哲学被称为博爱的哲学：“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梁启超《康南海传》）康有为将“不忍人之心”提升到社会伦理的博爱的高度，并把它看作文明进化的动力：“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天国，皆从此出。”（康有为《孟子微》）
传统儒学注重人的现实的生存，而不去探讨人的来源和去向。这是一种现实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它以人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社会的人伦秩序，其目的是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护这种社会群体的稳定的秩序，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然的欲望。当个人欲望与既有的秩序发生冲突时，它主张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所谓“天理”不过是把人为的行为规范强称为客观而已。近代的思想家们则试图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考察，以自然界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依据重新寻找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他们“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远观诸物，近取之身”发现“能自主者兴，不能者败。公理昭然，罔不率此”（谭嗣同《仁学》）。由此得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的天生的独立自由等各种欲望的实现的合理性，以及在现实情况下批判传统的纲常伦理，倡导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种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置于群体的稳定秩序之上的态度，是继承道家传统而对儒学的对抗。也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影响的开始。尽管这些论证非常粗疏，常混有唯心主义甚至庸俗唯物主义的成分，但是却对人们冲破传统束缚，自强自立，开创新生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博爱的宣传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和反对。他们害怕多讲博爱以至无君无父，无贵无贱，由此“引儒入墨”，“墨氏复炽”而破坏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城汤池。
由于自然人性论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认定，关于将这种自然属性社会化的手段，则只有“博爱”这种空洞的说教。在大而化之的“博爱”中，阶级之间、新旧势力和新旧思想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团结的对象和斗争的对象模糊了，妥协成为斗争的手段，以此为基础的戊戌变法之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康有为、谭嗣同的自然人性论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及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从旧哲学中脱胎出来的。它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唤和呐喊成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先声。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于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政治上主张尊重个人自由，创造个体价值实现的条件。尽管自由主义流派极多，但在这两点上是基本相同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墨家和道家哲学中有所表现，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由严复引进的。严复总结西方富强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在于其社会制度背后的一套自由主义思想。因此，中国从学习船坚炮利，器机天算到学习学术刑政，都是不得要领。严复于是译介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然人性论和自由主义对个人独立性及其价值的认定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猛烈批判，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众多流派纷纷以中国的特色在中国上演。自由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交织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辅助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分成了两个分支。一是由重视个人价值直接引出个人权利的进一步界定，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建设来实现这种自由。即所谓英、美的道路。这种道路一般是在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机会比较多，或者由于执政者的思想已先行革命，或者由于其社会制度中存在能够使各阶级的要求得到表达的途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社会成员大部分都有可能通过发挥个人主动性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二是虽然也重视自由和个人价值，但是由于缺乏实现个人自由的制度环境，不得不诉诸群体的革命，首先取得保护自由的制度。由于群体意志与个人自由内在的冲突，在群体意志实现的过程中难免限制一定的个人自由，这就有可能导致对原始出发点的一定歪曲，而真正的自由还要在以后的制度建设中逐渐实现，即所谓法国的道路。这种社会中，一般封建势力较重，资产阶级发育不健全，在社会转型期阶级矛盾比较复杂，缺乏调和和实现各阶级利益的有效手段，争取平等成为先于自由的追求，而且资产阶级革命的外部刺激性大于内部要求，因此外来思想的激进拉动与传统思想在新形式下的再生将引起强烈冲突，思想的发展因而呈现复杂的变化。在中国，自由主义向两方面都有发展。向第一方面的发展，是民权的思想启蒙和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向第二方面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先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四、民权的提出和国家观念的改变
自然人性论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是资产阶级破坏旧秩序的武器，民权的提出和国家观念的转变则是新制度建立的真正希望。有了民权，有了以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国家，自由、平等、博爱才有实现的基础。
康有为等改良派人物虽然大谈自由平等博爱，但对于广大民众的权利要求却有些保守。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层的改革上。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人们猛醒：要想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作起，即必须使百姓真正拥有权利。梁启超等人以更激烈的态度展开了民权宣传。他对民权的界定是：“所谓民权，就是人民的自主之权，它包括三个要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者缺一不可，但思想自由是根本。中国人好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若此，则天下就没有思想存在的余地了。”与民权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国家的含义问题，或者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戊戌变法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经由日本传来。梁启超说：“什么是国家，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什么是国家政治，国家政治说到底就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的事情。所谓国民，就是拥有国家财产，能行使国家主权的人民，其集中表现是拥有参政权。”人民参政的国家即民主国家。民权和民主国家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民主主义的产生。维新志士们猛烈抨击专制制度，他们指出，只有在民主制国家内才有国民，而专制国家中只有奴隶。国民与奴隶的区别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国民有权利而奴隶无权利，国民有自由而奴隶无自由，国民人格独立，而奴隶唯官府之命是从。”千年沿袭的王朝、国号也成为抨击的对象，维新志士门指出，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竟然无国名而只有朝代名称的变更，“一朝之兴废，即为国号之存亡，这真是大可骇、大可悲之事。中国人受蒙蔽所形成的最大愚昧，就是不知国家为何物，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一直处于奴隶地位而不自知。”邹容在《革命军》中痛斥封建专制造成的奴隶主义说，“中国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我中国人固善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他指出，“革命必须先去奴隶之根性”，“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他吸收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皆由天授”，“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至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由改良进入革命阶段。
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把实行民权主义作为革命的内容，在兴中会的誓词中就有建立共和政体的目标。“建立民国”是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之一。在这里他强调，“今者由贫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凡我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院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着，天下共击之”。20世纪初同盟会宣言说，“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是全体国民建立共和，而不是少数英雄改朝换代，是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制度，而不是重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秩序，这就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基本精神。
辛亥革命后，面对权力的真空和混乱的局面，一些人幻想强人政治，孙中山始终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民权的具体原则，即著名的“五权宪法”原则。五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加上考试权，即试官掌管考试以选择国家大小官员之权，以及监察权，即监察官对大小机关和官员进行弹劾的权力。“三权分立”的实质是分散权力，互相制约，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孙中山试图以此来变革旧的封建专制政体，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民权的提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新理论，说明社会政治制度理论已开始冲破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向民主政治转化。
民权和民主国家观念的产生虽然包含着对个体价值的认定，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发育成长的，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时阻碍着个人自由的追求和制度的渐进建设，个人自由的多方面的追求似乎不得不让位于群体的生存自由的奋斗。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由、人权的论证、阐释和呼唤便被救亡的涛声遮蔽到书斋里了。孙中山就明确地说过：“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二、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得到民权。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民权主义第二讲）在资产阶级还很不成熟，全民的自由意识较弱，社会还没有建立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制度的情况下，提倡为了民族自由牺牲人民个人自由，提倡妥协、调和，回避不同利益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导致封建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和白色恐怖下的所谓统一和团结，蒋介石领导的的国民党便是这一道路的执行者。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治下，所谓自由、民权、立宪都成为有名无实的幌子和掩人耳目的把戏。甚至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批评渐成低调。抗战爆发后，人权派的首领胡适当上了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人权派和人权运动终归于消隐。自此，所谓英美道路宣告破产。但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支由于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并将之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力量和机会，成为与国民党相抗衡的一股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说来，中国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使中国哲学在世界观上看到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联系，形成了社会历史进化发展的思想，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吸取了近代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在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上开始重视人的个体价值以及个体的自由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并开始倡导一种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在社会政治理论上开始认识和实践人民民主的政治模式。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哲学的视界和方法都正在越出旧的模式和框架而开始纳入世界哲学发展的洪流，（同时，中国的社会历史也不再只是中国的历史，而是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相关因素。）从此，中国哲学开始在世界哲学流派争论的熔炉中锻炼成长。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得到广泛传播的。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起于19世纪70年代国内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报道。当时的中国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1873-1881年）曾对德国、俄国、英国、西班牙的工人斗争作过报道，将共产主义者译为“康密尼人”。1898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亦名胡熙谷）翻译英人克卡朴（kirkup）所著《社会主义史》，中文名为《泰西民法志》，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理论都作了介绍与述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运动失败和中国危机的加剧，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救民之新路，当时的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同时，似乎都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大量的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有多种译本问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中也得到了宣传。尽管当时的介绍者的目的十分复杂，但是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输入中国。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得以实质性的广泛传播，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
一、五四运动及其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被译介的众多流派之一到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哲学，其传播迅猛而头绪复杂，且始终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相一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实质性阶段；《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标志着本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完成。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时期、党的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1.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马列主义的传播逐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先驱。早在1918年就成立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同年主编《新青年》时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发表《共产党宣言》等译文。他在编辑北京《晨报》副刊时，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还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和思想史问题。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是当时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宣传阵地，从创刊到党的成立期间共发表了137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陈独秀还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马克思学说》等论文中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学说。李、陈二人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就已久负盛名，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一南一北，互相配合，故有“南陈北李”之说。李、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时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1920年回国与陈独秀发起组织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先后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发表《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形成唯物史观，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毛泽东、蔡和森1918年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又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并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赴法俄勤工俭学。此外，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组织“利群书社”；瞿秋白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五四前后，全国计有近400多个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团体和刊物。1920年起，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更加有计划和系统化。
在此时期内，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侧重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特色。宣传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有：（1）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见（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李达），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2）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李大钊、李达）。（3）揭示阶级的实质是“经济上利益相反的阶级”（李大钊），指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李达），颠覆有产阶级权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蔡和森）。（4）批判英雄史观，阐述人民史观。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解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李达），“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另一特色是它总是在与其它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深化的。五四时期就体现为著名的三次论战：（1）“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宣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李大钊、邓中夏等奋起回击。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全面驳斥了胡适。他指出，只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否则，社会改造永不可能。这场论战的实质在政治上表现为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实用主义唯心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斗争。（2）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深刻之时，张东荪、梁启超等受罗素实证主义影响，著文认为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从而鼓吹社会改良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李达等发表《张东荪显原形》等文予以驳斥，指出在中国劳资矛盾不可调和，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场论战的实质在政治上是关于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哲学上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推崇的罗素实证主义哲学的斗争。（3）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1919年起，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评》等文章，鼓吹绝对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反对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一切组织、政府和国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汇编了《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发表《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集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谬论。这场论战的实质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论战的继续，即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其哲学意义在于宣传以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终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更坚实的哲学基础。三次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和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开辟了道路。
2.党的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党成立后不久，便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广州、上海创办各种书店和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刊物，并形成全国性的发行网络。《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同时创办《向导》（1923年）、《前锋》（1923年）、《先驱》（1922年）、《中国青年》（1923年）等革命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同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创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1922年陈独秀与李达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同年创办上海大学，陈独秀、陈望道、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上海大学一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自学方式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探讨中国问题，并出版学校刊物《新时代》。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前后在广州、武昌举办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授课，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哲学思想的传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
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最为突出的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人。1924年李大钊所著《史学要论》是他多年史学研究的结晶，而贯彻其中的基本思想则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阶级斗争学说、历史作螺旋状的前进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观与人生观的关系等作了成熟而精道的阐发。陈独秀以其强烈的战斗性，成为20年代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指出，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精神有二：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初步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原则和思想路线。同时，他还对唯物史观的要旨、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作了突出的宣传。李达于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该书深受革命群众的欢迎，出版七年印行十四版，为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瞿秋白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文，其独特贡献在于他在形成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论述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野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首次介绍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和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弥补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宣传的不足。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样是在思潮论争中得以扩大宣传的。（1）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鉴于所谓西方文明破产，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尤其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意欲论文化，论证精致，开一代新儒家之风气。胡适、吴稚晖以实用主义和进化论批判东方文化派。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杨明斋等共产党人对东方文化派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在驳斥东方文化派唯心论的文化观的同时，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文化观，强调应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及经济关系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强调物质文明和科学的价值；指出东方民族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是发展东方文化的方向和道路。实质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在文化哲学方面的体现。（2）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玄学派张君劢、梁启超呼应西方一些“科学破产”的论调，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人生问题必须依靠宋明心性之学。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奋起驳斥玄学派，维护科学的权威，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则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对科玄两派都进行了批评，指出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科学解决人生观问题。实质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在人生哲学方面的体现。（3）批判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歪曲和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核心是以人性论、道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等纷纷著文揭露和批判戴季陶主义，暴露其唯心主义本质，为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扫清了道路。
3.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哲学家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193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都有了较完整的中译本，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布哈林、狄慈根、河上肇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也被大量译介，为中国民众直接而深入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第二个特点是唯物辩证法代替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内容。“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艾思奇）。就连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也承认“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这表明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进入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新阶段。
正是在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之时，发生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发难者是张东荪，他发表《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等文，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解；辩证法就是形式逻辑，并不是对客观事物辩证关系的反映；否定辩证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这种荒谬的观点当然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驳斥，但也有人借批张东荪、阐释唯物辩证法之名，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这类人物的代表是叶青。他表面上批评张东荪，实际上和张东荪一样歪曲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成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照搬，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伟大革命。在具体内容上，把辩证法等同于形式逻辑；否认运动的绝对性；坚持外因决定论。由于叶青比张东荪更具欺骗性，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反击叶青的谬论。撕下了叶青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澄清了叶青造成的理论混乱，为民众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此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哲学工作者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化和系统化，使之更为精深、准确地贴近马克思主义原貌；另一方面比较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使之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真正成为广大革命民众的精神武器。这两方面的突出代表人物和经典成果分别是李达、艾思奇及其所著《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
二、《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等著作的发表及其历史意义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长期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成果。1935年它曾作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讲义，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公开出版。李达讲的“社会学”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实际上就是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书40余万字，共分五篇十二章。五篇内容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书中虽然吸收了苏联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但主要是李达本人的研究心得。因而，它是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系统、完整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理解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阐发。
《社会学大纲》首先详尽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指出唯物辩证法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原形，而是具有新的质、新的生命、新的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的崭新的科学的哲学。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的实践。李达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首先阐明历史领域的辩证法，再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的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造出科学的辩证唯物论的。其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由历史观、自然观和认识论组成的完整体系。在论述唯物史观一般原理时，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基本矛盾，并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在阐述辩证法时，明确认定“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①在认识论方面，他指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统一是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上实现的。所以，要理解人类的认识过程，必须在其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统一上去考察。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论”。②再次，《大纲》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组成部分、各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无论是理论的完整性还是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方面都是超越前人的。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是领先的。该书一经出版，即得到广大革命民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称赞它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教科书。他在这本书上作了3500余字的批注，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还希望李达多寄一些书到延安，以供高级干部阅读。当代一些研究还表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两部成熟哲学著作的写作。也就是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哲学史具有特殊的地位。该书被多次再版，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广泛地流传着，成为革命者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的重要教科书。对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增长知识和锻炼行为的方法，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但是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没有机会和权利接受文化教育，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困难。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艾思奇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自1934年起，艾思奇在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了24期的“哲学讲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通俗而生动的宣传介绍。后来，他将“哲学讲话”汇集成书，改名为《大众哲学》。全书分四章二十四节，十余万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并对某些原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化。
《大众哲学》的主要内容有：旗帜鲜明的告诉人们，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只要加强哲学修养，就能得到哲学这个武器；哲学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学习和研究哲学，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世界上的客观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在改造客观世界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愿望与客观规律相符合；认识是一连串的矛盾过程，并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只有通过实践，主观和客观才能统一；事物变动的原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的统一，但外因是事物变化的重要条件，也必须注意；论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指出“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必须要把阻碍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但不能坐等，而是需要革命群众的主观努力。
《大众哲学》在内容上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感受作为哲学宣传的基础和支点，使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事例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式上用人民群众的通俗语言去解释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使人民群众通过自己所熟悉的典故、格言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的重视和热烈欢迎。虽经国民党查禁，仍一版再版。到1948年12月止，共印行了32版。在解放区，这本书是干部、学校、战士学习哲学的入门书，人们称之为“我们的火炬”。在国统区，无论是一般社会青年，还是大学生，亦或大学进步教授，都争相阅读《大众哲学》。许多读者受其影响，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踏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也极为重视这本书，曾在一封信中称赞《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而且，艾思奇关于认识论的一些思想经毛泽东的进一步概括，形成了关于人类认识总规律的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增添了新的财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乃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外，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和大众化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如彭康、张如心、沈志远、陈唯实、胡绳、冯定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和论著，自觉地投入并形成了这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高潮。总之，以李达、艾思奇为代表，经过许多进步哲学家的积极努力，发表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很多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而通俗地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交给人民群众以科学的精神武器，武装了他们的思想，鼓动着他们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使哲学为人民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哲学的最大收获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善于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融为一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他是在近代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度过少年时代，步入青年时代，登上中国革命的大舞台的。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之前，他的世界观、政治观和哲学观经历了一个根本转变的过程。
少年时期，毛泽东在家乡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1909年他读到《盛世危言》一书，折服于书中提出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1910年读到《列强瓜分之危机》，他对中国的前途深感忧虑，开始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10年他到湘乡县东山高小学堂读书，开始接受西方新学，对康有为、梁启超极为崇拜，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求学，受同盟会《民立报》影响和黄花岗起义精神感染，思想急剧向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转变。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笔从戎，参加湖南新军。第二年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半年后退学，每天到省立图书馆自学。阅读了达尔文《物种起源》、赫胥黎《天演论》、穆勒《名学》、斯宾塞《伦理学》、孟德斯鸠《法意》等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名著。开阔了视野，决心为全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1913年-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他在新文化运动和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下，转向激进民主主义，开始形成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并通过暑期体验贫苦农民生活、创办工人夜校等方式接触群众和社会，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
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讲堂录》、《〈伦理学原理〉批注》和《体育之研究》中。他认为，改造中国要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以唤醒国民的觉悟；在宇宙论上，他受中国传统心学的影响，从贵我论走向唯我论；在辩证法上，他重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在认识论上，注重现实，强调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可见，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又有唯物主义、二元论的倾向；有辩证法的因素，也有相对主义的成分。它是客观唯心论、主观唯心论、二元论、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混合物。但它对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作用，尤其是这一时期奠定了毛泽东渊博的哲学、历史、文学知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结识了李大钊，并受其影响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19年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主编《湘江评论》，发表《民众大联合》。1919年，毛泽东因组织“驱张运动”再次来到北京，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1920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先后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创办文化书社，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些革命活动实践，特别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他认真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所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在新民学会的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唯一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更加明确地宣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此时，毛泽东在政治上已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在哲学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工人运动、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同时，他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正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萌芽。
1926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者分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敌和友，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奠定了基础；后者对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作了考察和研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两篇文章虽然不是哲学专著，但鲜明地体现着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首先，贯穿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思想。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各不同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所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对革命持不同的态度，主要是由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地位决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既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国内军阀压迫，又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利害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矛盾态度，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手段”，又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革命最坚决，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唯一的坚实基础，只有农民运动才能动摇这个基础和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可靠的同盟军。
其次，体现了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深入到阶级内部对不同的阶层进行具体的分析。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左右两翼，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按经济状况区分为上、中、下三个细别，进而细致地说明了各阶层对革命态度的差别。毛泽东还在运动中分析各阶级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变化。例如，他指出，小资产阶级右翼在平时对革命取怀疑态度，中间派则取中立态度，但在革命高潮时，不但小资产阶级左翼可以参加革命，中间派也可以参加革命，即使右翼分子受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毛泽东最后综合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再次，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使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大为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说农运“糟得很”。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片面夸大农民运动中某些“左”的、“过火”的东西，提出种种条件，限制、打击，甚至压迫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锋相对，热情歌颂农民运动的伟大功勋和伟大创造力。农民不是“痞子”、“惰农”，而是“革命的先锋”；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打击农民就是打击革命。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正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对于农民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既不能采取指手画脚的指责态度，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积极领导，让群众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还指出党内一部分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脱离群众，我们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所创造的经验，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完全是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同盟军等一系列问题。为党提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其中渗透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群众观点以及调查研究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初萌芽。1928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随后，他总结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从理论上形成了由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将萌芽状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又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左右倾主义在思想上都是主观主义。为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于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理论上论述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要联系中国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则，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1.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针对红军和党内存在的一种不作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空发、乱发议论的主观主义作风，文章开宗明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断。他认为，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来源于人们对事物详细而周密的调查；只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认识，才可能是正确的。人们必须学会调查研究，但调查本身不是目的，调查是为了正确认识世界，并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进一步改造世界。因此，应该把调查视为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的主观议论，既不能认识事物，也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是混淆是非，造成思想混乱。
毛泽东阐述了通过调查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必须迈开双脚，到实践中去走一走，做到“每事问”。同时，也可以找熟悉的人开调查会，了解问题的来源，掌握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做到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有了，办法就在调查研究之中。他将从调查研究到解决问题的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毛泽东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离开了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行事，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所以，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出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要不要进行调查研究，是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2.理论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具体到中国革命实践，党内存在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凡事必称“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以为上级指示就不会错。事实上，“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这种以理论脱离实际为特征的本本主义将党的策略、路线束之高阁，不能深入群众。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引导人们走向神秘主义。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工作，会对革命带来危害，遭致革命的失败；用以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决定了它需要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指导，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保障，同时也更需要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坚决。但是，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被证明是对的。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而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所以，克服本本主义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只能来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调查研究，因此，“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造新局面——创造和发展革命理论。
上述两条原则中，还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外两条哲学原则，那就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认为，所谓调查研究就是向基层和群众调查，总结群众在实际中创造的宝贵经验。调查的过程就是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经验的过程，籍此才能形成党的正确的策略和路线。同时，也要使党的策略和路线深入群众，使之得到贯彻执行。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任务直接是针对当时党内部分人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错误倾向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实际上是提出了处理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的正确原则，这就是后来加以明确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从政治和哲学的高度，尤其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提出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他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及其意义等问题的论述，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不仅深入地揭露了本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党内其它错误的认识论根源，而且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作为调查研究哲学根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初步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已经孕育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毛泽东哲学活的灵魂的基本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也具有首创意义。而在此文中反映出的所有原则都是毛泽东以后哲学活动中一以贯之的宗旨。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并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所理解和接受，反被“左”倾教条主义加以排挤。错误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全部丧失，红区也在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关头。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指导军事斗争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政治策略和战争战略问题。1935年12月，他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判了“左倾”政治路线，对中国革命新时期政治路线作了完整的分析和阐述。1936年，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对战争规律的客观性与战争认识的能动性问题、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作了哲学高度的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光辉，是毛泽东后来写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主要观点的雏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成熟化、系统化的过渡。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
经过万里长征，中国革命队伍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而此时国内矛盾依然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使得民族矛盾激化，矛盾交织的形势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迅速、准确、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新形势。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和反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想结合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与升华。1937年，毛泽东相继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利用和吸收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批判继承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用哲学的语言和思维形式系统地、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和系统化的标志。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问世以后，即在延安和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再后来被翻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发表、出版，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步人士所介绍、宣传，在国际上发生了强烈影响。《实践论》与《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两篇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上终于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事业起到了伟大的指导作用：它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者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实践论》与《矛盾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
《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述的具体的哲学思想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述及。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展开和进一步发展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把《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写下了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不朽的军事哲学著作，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其他著作，从而系统地形成了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社会革命论、艺术哲学、道德哲学和领导方法论等哲学思想，全面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在延安时期已经成熟和系统化，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延安整风运动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取得了共识，对毛泽东所倡导的路线、方法由衷拥护。在整风运动中，刘少奇、陈云、叶剑英、王稼祥等先后发表文章和讲话，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明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并作了阐述。特别是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七大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又进行了解放战争。经过四年的战略决战，解放了全中国。在这一伟大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又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著作，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揭示和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一）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民族矛盾的解决，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国家政权上。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战争与和平、革命是否继续等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党内外、国内外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泽东先后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目前国际形式的几点估计》、《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报告、文章和谈话，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回答了复杂而尖锐的新问题。
1.分析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制定革命的两手策略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从时局出发，科学地分析了新时期的阶级关系，认为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们篡夺的斗争。”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既有和平、民主的可能，也有内战、独裁的可能。毛泽东提出的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战略任务，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
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历史的阶级分析，揭露其反动的本性，指出：“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此即反革命的两手，这两手相互补充、相辅为用，有时以军事镇压为主，有时以政治欺骗为主，但目的都在于维护反动统治，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抗战胜利后反革命的两手表现在空谈和平，实打内战，空喊民主，实搞独裁。针对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即一方面要以主要精力准备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也要揭露敌人的一切和平欺骗，戳穿其“和平”阴谋。他还强调革命的两手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打败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上。总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革命要求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认识反动力量的本质，以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外强中干的反动派的本质与现象、暂时状态与必然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反动派看起来很强大，但从长远来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反动派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原因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为敌。而历史规律和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不管反动派看起来表面是多么强大，实际上是虚弱的，没有前途的，必然要走向灭亡的。
毛泽东还运用矛盾辩证法，指出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说它是真老虎是因为从历史来看，反动派在其上升阶段也曾是生气勃勃的；从现实来看，反动派对革命人民从来不心慈手软，它要吃人，成百万成千万地吃人。说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是揭示了一切反动派都有一个从真变纸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反动派由强变弱，由胜而败的过程；就是革命人民从弱变强，由挫折转为最后胜利的过程。因而，我们的战略思想是：战略上藐视敌人（看到它纸老虎的一方面），战术上重视敌人（看到它真老虎的一方面）。又由于一切反动派在其本质上是纸老虎，所以，无论目前它的武器如何先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恐吓，即使是原子弹也是用来吓人的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人不在物，胜利属于革命人民。
（二）历史性转变和工作重心转移的科学分析
经过三大战役的较量，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农村转入城市。他说，实现这种转移是中国革命长期发展及历史转变的客观要求。从1927年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现在起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工作；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工作重心转移的成败是最终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关键。为胜利实现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必须注意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是要立即着手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把经济建设同政权巩固密切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就此，他规定了工作重心转移以后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谨慎地、逐步地引导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毛泽东还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到来，缔造新中国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在文章中，毛泽东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的。指出，阶级、国家、政党都不是永恒存在的，其逐步走向消亡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共产主义者，才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者。同时，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消灭是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国家政权，正是为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而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最终目的就在于此。
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现阶段“人民”的范畴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中，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这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阶级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而且因为他们是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主要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因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这是被整个革命历史所证明了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同它建立政治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它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应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要地位。毛泽东还着重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及其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两方面的结合。专政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是针对任何别的人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对敌人、对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必然是一种暴力独裁。军队、警察和法庭等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敌对阶级，没有“仁慈”的可能。如果不以革命的专政反对反革命的专政，就不能维持和巩固人民政权。因此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必要，而且应当加强。但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为了消灭敌对的阶级，不是为了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必须把对敌专政和对敌改造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是实行民主制度。人民不仅有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力，而且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只有对敌人专政，才能保证对人民民主；只有对人民民主，才能更有效地对敌人专政。对敌人的专政越坚决，人民的民主越有保障；对人民的民主越充分，对敌人的专政就越彻底。这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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