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哲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到达“知天命”之年了。5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与共和国同步，在顺利发展和坎坷跌宕交织并存的道路上，中国当代哲学以顽强的生命力向前迈进，对社会主义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50年来，中国当代哲学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入主中国大陆时期；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66年，是伴随着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功和失误，中国当代哲学的探索和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当代哲学在十年文革中的混乱、贫困和沉寂时期；第四阶段，从1977年至今，中国当代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复苏和繁荣时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入主中国大陆时期（1949-195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当代哲学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从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从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主政中国大陆，并带领人民群众通过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期。“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成功并主政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进入中国大陆，占领思想理论、意识形态阵地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热潮的兴起
这一时期中国当代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从实践上，百废待兴，如何恢复经济，肃清土匪，巩固政权，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还比较陌生，旧社会遗留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大量存在，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群众的旧观念、旧习气仍然比较严重；哲学上，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之甚少。因此，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间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对于发挥人民群众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顺利完成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繁重任务，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是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任务的需要，在出版界，马列著作，特别是马列哲学著作大量出版发行。随着群众性学习活动的日益广泛的展开，大量翻译出版马列著作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1950年开始，相继出版了《列宁文选》（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列宁全集》（第1、28、29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等大量的哲学著作的单行本开始广为发行，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哲学笔记》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重新印刷或发行的。在马列著作出版发行的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也由《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这就进一步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条件。
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群众中全面开展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的宣传运动。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为了建立新中国，并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要展开一场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努力改造客观世界，而且需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更广泛、更深入地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方面的教育，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努力改造人们主观世界。因而，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便成为建国初期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任务。1950年，毛泽东发出指示，对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为了配合这场学习运动，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纷纷撰写了有关的通俗著作或文章，为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提供参考。如艾思奇撰写了《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沈志远撰写了《社会形态发展史》。此外，还有华刚的《社会发展史纲》，莫乃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等等。上述著作和文章对整个社会的学习起到了广泛的启蒙作用。
第二，广泛开展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活动。这两篇毛泽东写于三十年代的哲学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对中国革命具有指导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建国初期，重新出版和学习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是建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实践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起了重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深入人心。
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两论”，进一步明确了以下观点：一是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中，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具有最为广泛的消极影响。在这方面的学习和宣传中哲学工作者从阐明劳动创造人类及人类世界的观点，帮助人们打破了旧的剥削阶级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树立了新的热爱劳动、热爱劳动者阶级的观点。二是明确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著作和文章阐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等思想。三是进一步理解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也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四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与历史上的封建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新型国家，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了帮助人民群众了解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动员人民群众自觉地参加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实践中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的指导和运用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时地总结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任务。成功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具体有以下几点：
1.客观地分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解决这一时期主要矛盾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策略。建国之初，我们国内的形势是非常严峻、复杂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势力和组织还没有完全消灭；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广大农民仍然受着封建地主的压迫；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些资本家趁机大搞投机经营，和新生政权进行着明里暗里的斗争。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和诸多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主要矛盾。毛泽东和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还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的矛盾。根据这个认识，由此规定我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为了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地主阶级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过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面对国际和国内的重重困难和矛盾，为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实践证明，“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它做为一种策略思想，不仅适用于建国初期的具体国情，而且具有一般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的思想。
2.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科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一是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例如，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奠定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实践进行了探索。但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尽相同。如何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学习别国的实践经验，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一条中国式的改造私有制的道路，这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运用。我们党吸取苏联赎买政策没有成功的教训，客观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没有简单采取没收和无情惩治的办法，而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不同的阶层区别对待，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根据他们的两面性而实现了赎买政策，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有利于利用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其次有利于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再次有利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也证明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对农业合作化的改造中也是这样。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如何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一个事关全局十分重大的问题，我们党既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总结了我们自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一方面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本着自愿和互利原则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大胆提出“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这同一般的认为要先搞机器化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解决了在农业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能不能搞合作化，也就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的农村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矛盾的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辩证统一。
二是运用量变质变规律，促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在过渡时期，我们党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无论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合作化都是经过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的过渡形式，而这一系列具体的形式和步骤，也都体现了量变质变的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例如，我们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都实行了分步进行的原则。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经过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到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三个步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类似农业改造的方法，也是经历了由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实行收购、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实行公私合营，其中又分为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些，都经过了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我们党在实行三大改造的过程有急于求成、贪多求快的“左”倾思想，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但总的来说，三大改造还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三）对若干重要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建国初期，随着社会发展史与唯物主义史观的学习和运用，同时人们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观察、分析和探讨一些哲学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关于综合经济基础”与“单一经济基础”问题，人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和争鸣。
第一，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涉及到原始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面，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争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我国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和深厚的思想背景（社会发展史与唯物史观学习运动的广泛开展）。另一方面，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争论在当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和真正掌握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即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实事求是地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从而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与转变。有鉴于此，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等报刊都曾开辟专栏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第二，关于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问题。建国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一些不法分子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干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界开展了“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并同时在党政机关开展“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当时开展的“五反”、“三反”运动，对于如何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已成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党制定过渡时期对待资产阶级政策的依据。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性质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解决对抗性矛盾通过对抗的形式来解决；第二种意见认为，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第三种意见认为，矛盾具有两重性或矛盾的发展正趋于缓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存在着多种矛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矛盾在矛盾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又是变动不居的，因而导致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之间的转化。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五年之久，最后在毛泽东那里得到总结：“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从这种理论结论中可以看出，关于资产阶级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矛盾性质的争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党制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
第三，关于“综合经济基础”与“单一经济基础”的争论。1953年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逐步执行，使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认识和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以杨献珍为代表，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综合经济基础”；另一种是以艾思奇为代表，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建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逐步消灭的动态的“单一经济基础”。（详见第五章）
（四）几次大的思想文化批判和“左”倾前奏
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学习、宣传、教育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过程。在这段时期，发生的思想批判运动主要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从1951年初至1955年底的这几次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尽管其对象和内容各不相同，但当时的目的都是一个，即通过批判，扫除各种唯心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此，党中央在1955年1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同年3月，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客观地说，当时的每一次批判，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大批判，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批判中，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片面性和政治义愤多于具体的科学分析，把一些本来属于学术方面的不同观点，强行同政治联系起来，使之带上政治的有色眼镜，在政治方面的分析批判越来越上纲上线，以至于酿成了严重的冤假错案和政治悲剧。这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来了不良后果，严重妨碍了中国当代哲学的深入探讨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形成和演变起了前奏作用，并为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深深地埋下了种子和伏笔。而这些，则是当时绝大多数批判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所始料不及的。
二、十年建设中的探索和发展时期（1956-1966）
1956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称“十年建设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给哲学研究也提出了许多需要思考与探索的新课题。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哲学事件和哲学争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探讨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将“双百”方针作为科学文化工作中的基本方针提了出来，《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略论“百家争鸣”》的文章。文章提出，只要是认真作过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那么成家的可以鸣，不成家的也可以鸣；大人物可以鸣、小人物也可以鸣。鸣得好固然欢迎，鸣得不好也没有关系。文章还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即便是有人不采取辨证唯物主义的方针，或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一致，仍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十年建设时期，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我国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除了对理论界影响最大的两次（即：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这两个问题后面地有专门的论述）争论以外，还对哲学的其他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包括：第一，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探讨，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如何认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内因和外因关系等问题。第二，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问题，包括什么是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等问题。第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到①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②关于社会存在的含义，③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第四，关于真理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到①关于什么是客观真理，②关于真理的阶级性，③关于相对真理的认识，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0年代初进行的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同于我国70年代末开展的那场讨论。当时的讨论，虽然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思想、新经验，但在较大程度上具有“纯理论”的特点。而发生在70年代末期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两个“凡是”的思想展开的一场斗争。但这两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其理论内容也具有同一性，即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坚持主观标准还是坚持客观标准。60年代初的讨论，主流的观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70年代末的讨论，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理论和舆论准备。而70年代末的讨论，比60年代初的讨论无疑要深刻得多，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无疑要深远得多。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探索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探索与发展。面对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很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十种主要关系、主要矛盾，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任务。特别是，他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同时，就辩证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两篇著作，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既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当时社会的政治安定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的任务，这就为全党全国人民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在全面总结了过渡时期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为了稳固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方针，特别是要重视农业的发展，必须注意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使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得到适当的结合等等。另外“八大”还提出了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同不列入计划、小规模的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结合起来的方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八大”还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任务，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党的建设方面的任务。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足，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上的反复，使“八大”所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没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坚持，致使后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与发展
第一，号召全党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曾把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精神的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失误以后，毛泽东更明确提出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决好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问题。自1960年末至1962年初，毛泽东针对夸大主观能动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导致的经济工作失误，多次在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强调开展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在一些文件和批示中，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毛泽东不但发出批示号召，而且亲自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正是在这一带动下，全党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
第二，科学地认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按照这一规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认识论角度理解，就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认真总结、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要求人们在工作和行动上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一些谈话、通信和报告中，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作了多次的阐述，指出自由乃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活动的自由。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不断前进，使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来接近客观真理。毛泽东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论述，不仅对必然与自由两个认识论范畴作出了新的界定，而且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准确而深刻的阐明。它在帮助广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盲目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对物质变精神、由精神变物质关系的新见解。为了纠正“左”的错误，端正人们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不仅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角度阐明必须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不断的探索，还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说明人们必须从实践中获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并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也可以变成物质，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认识飞跃的现象。这一观点为在实践上避免具体工作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失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四）工农兵学哲学热潮的形成及其经验教训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我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问题，从1958年开始，到1966年出现了广大工农兵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这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学习运动，给我们的哲学普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加以认真的总结是非常必要的。
1958年3月，当时上海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仕亭、宣传委员陆顺昌、钳工周宝林等三人，由于在生产和工作实践中迫切感到理论指导重要性，便自发地组成了一个业余学习哲学小组，利用晚上的时间开展学习活动。他们采用互相帮助、互教互学的方法，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以及其他哲学著作。联系思想、生产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厂职工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后来全厂绝大数车间和科室也相继成立了哲学学习小组，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在该厂普遍开展起来。1958年6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了《上海工人学哲学用哲学》的报导，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形成了工人学哲学的热潮。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农民学哲学、军队学哲学的热潮。在工农兵学哲学的同时，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中也掀起了学习高潮。作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更是热情高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生产中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到各地基层去“下马观花”，许多哲学工作者进入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搞“五同”，即所谓“一同劳动、一同学习哲学、一同总结工作，一同编写切合工农群众迫切需要的哲学讲义”，一同撰写哲学论文。
从1958年开始的工农兵学哲学一直持续到1966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工农兵学哲学是与生产实际、技术革新等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生产，推进了技术进步，在学习的过程中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把哲学理论具体化为实际工作方法。这一阶段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方法也是对头的。
第二阶段从1962年到1966年，其特点是：学哲学不仅是强调与生产实际结合，运用哲学理论去研究解决生产过程和技术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引导群众去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把许多问题硬往阶级斗争这条“线”上联，这样使哲学学习不仅庸俗化了，而且在政治上打上“左”的烙印。
这场群众性的学哲学活动，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偿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劳动群众的哲学，是群众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为普通工人农民所掌握，也应该为普通工人农民所掌握。这次学习也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特别是突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时期的学习也存在一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经验教训：一是不能把群众学习和专门的理论研究对立起来。在群众学习中，为了破除哲学的神秘感，破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日常生活出发，用一些通俗事例是必要的，但如果把随意感性的东西贴上哲学的标签，并否定基本理论的学习甚至否定专门的理论研究，把群众学习和专家的专门研究对立起来，就难以避免一些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二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泛滥的情况下，这次学习运动不但没能对“左”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抵制，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说明，对于哲学来说，理论联系实际，决不意味着只是无条件的为现实的东西进行辩护，而必须保持哲学自身的冷静头脑和独立性，以发现和纠正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哲学的功能。
（五）“左”倾思想的滋长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几年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探索也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创造性，尤其是在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和发展。
但同时，这一个时期也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严重违背了“双百”方针，粗暴干预学术上的自由讨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教育、科学、文化战线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作法。1959年，又发生了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2.将学术上的探讨和争论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在学术上，这一时期发生了杨献珍和艾思奇的两次大的学术争论，一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讨论（详见第五章）。这本来都是学术观点的分歧，但都成了政治问题，完全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区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3.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表现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提出总路线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失误，最终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4.社会历史理论方面，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主观主义的盛行，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损失。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有过正确的论断，特别是党的“八大”非常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地提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然而时隔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便离开了这一正确观点，又重提阶级矛盾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观点，并且将阶级斗争逐步升级扩大化，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并且认为这种斗争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许多基层干部受到错误的打击。1965年初，毛泽东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同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左”的思想的发展，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三、十年“文革”时期中国哲学的混乱、贫困和沉寂（1966年-1977年）
1966年至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由于极“左”思潮不断蔓延和膨胀，导致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这期间的哲学也处于混乱、贫困和沉寂之中，正常哲学研究被打断，哲学刊物及大量的社会科学刊物被迫停刊，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扭曲，个人崇拜盛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中国哲学史也被随意篡改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突出表现在：
（一）林彪煽动个人崇拜，制造现代迷信
“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这一方面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有关，另一方面林彪别有用心通过造神来制造现代迷信，以达到抬高自己，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大搞“突出政治”，目的就是将政治变成脱离业务，政治冲击业务，用政治代替一切，完全颠倒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二是鼓吹“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大助长了现代迷信，更有甚者，每天上班前下班后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三是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曾在1966年5月讲话中说“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军，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完全脱离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四是鼓吹“顶峰论”，林彪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于是人们每天把学习最高批示作为头等大事；五是鼓吹“立竿见影”，林彪在1966年《毛泽东语录》的再版前言中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实际是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走捷径，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六是鼓吹所谓“精神原子弹”，宣扬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否认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是整个人类社会一切其它关系的基础；七是鼓吹“天才论”，鼓吹“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批评，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群众智慧”。又说名曰树我，“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林彪大搞特搞现代造神运动目的明确，就是为他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服务。
（二）“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持续，与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助长和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思想上歪曲马克思主义，竭立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鼓吹“精神万能论”和“权力决定论”。林彪在“突出政治”、“突出思想”的幌子下，把所谓政治和思想的作用无限夸大，甚至认为它可以“决定一切”。早在六十年代，林彪就在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炮制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样一个绝对化的公式。1972年，张春桥在上海5703厂的讲话中说“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在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这里所谓一定场合、一定时间，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实际上是赤裸裸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们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搞建设都看作是搞修正主义。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他们特别强调“权”的作用，达到了权力狂的地步。林彪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张春桥也说“谁有政权谁就有了一切”，“政权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我兴趣在领导权”，并号召“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姚文元说“要把政权拿到自己手里”。王洪文说得更直接：“武斗死了几个无啥关系，只要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这既是他们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暴露，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的大暴露。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他们疯狂地夺取权力。为了扫除障碍，他们随心所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颠倒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今天给这个带上“修正主义者”帽子，明天宣布那个为“叛徒”，一时间“特务”、“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甚至炮制出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公式。为了夺取政权，他们极力制造混乱，煽动武斗，最后竞然炮制“571工程”，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
2.大搞“斗争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包括了对立与统一，即斗争性与同一性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既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又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而“四人帮”则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大搞斗争哲学，他们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抓住“斗争哲学”大做文章，利用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将其推向极端。“四人帮”当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高路”就在一篇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对着干’，不对着干，还有什么矛盾？”迟群则把“对着干”表述得更清楚，就是“要抓住一个斗字”，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江青则提出“文攻武卫”和“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动口号，煽动群众参与武斗，以至造成全面内战。“四人帮”的作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3.绝对化的思想和行为。张春桥在同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时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这一“宁要……不要……”的绝对化公式一出，“四人帮”的党羽纷纷效仿，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宁要……不要……”，如：“宁要少读两年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低产，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种荒谬的论调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林彪空头政治的翻版。
用主观臆造来代替客观联系。如：关心群众生活就污蔑为是搞“物质刺激”，抓经济建设就是“唯生产力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被污蔑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钻研业务被污蔑为“白专”、“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污蔑为“专家治厂”、“教授治校”，加强企业管理被污蔑为“管、卡、压”，搞经济核算被污蔑为“利润挂帅”，发展教育被污蔑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种绝对主义的思想行为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想。
绝对化还表现在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切，尤其是教育战线和文艺界受害最深，认为这两条战线是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必须“彻底砸烂”。因此在“鼓吹学校只办一个专业，这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极端化到了极点。
“四人帮”的这种绝对化的观点和行为是以哲学的“重点论”为名，大搞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否认一切事物都存在两个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方面；以反对折衷主义为名，实际是反对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把矛盾的双方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还要看到重点也是相对的，可变的。这和不分轻重的折衷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四人帮”以重点论否定两点论，以绝对化的重点论反对相对的重点论，是对辩证法的恶意的歪曲。
（三）“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和思想根源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这一历史的错误，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1.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前面说过，本来我们党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根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实际，科学地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阶级矛盾已不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同时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思路走下去。特别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了错误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1963年到1965年在农村和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为“四清”），不仅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导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和教育科学文化领域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思潮的泛滥，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1965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把阶级斗争的重点从社会转向了党内，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直至指向中央领导人。在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理论。在同年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自1962年以来工作指导上的意见分岐，上升为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阶级斗争理论更加系统化，斗争的目标、对象更加明确化，这就是：一是斗垮走资派，这是重点；二是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以破“四旧”、反迷信为名，使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三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使一大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四是夺走资派的权，为这场斗争定了性；五是对这场阶级斗争的对象、性质、动力和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这样一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又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和国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2.个人迷信达到顶点。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防止个人崇拜是比较重视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当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还曾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解放。但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正确意见的人越来越少，敢于公开发表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就更少。正是因为缺乏民主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弊端，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林彪一伙的阴谋才能够得呈。
3.个人专断作风，破坏了党内民主。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还是比较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注重民主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年龄的增长，深入基层的时间越来越少，听汇报时间越来越多，而且汇报也大都是报喜不报忧，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特别是1959年错误地反“右倾”以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的破坏和削弱。权力过分集中，党内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往往一人说了算。这实际上也是对他本人早期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背离。
这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原因。当然，“文化大革命”的产生还有更为复杂和深层次的原因。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党和国家的民主机制不健全，缺乏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及国际斗争的尖锐激烈等等，这些客观的因素，加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才导致了中国这一场历史的悲剧。而林彪、“四人帮”的兴风作浪，更加剧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所以，把错误完全归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是不公正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其主观的目的还是好的。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尤其是党和国家政权机关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除了上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外，他的方法也是错误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走健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
四、改革开放与中国哲学的复苏和繁荣（1978-至今）
如果说，十年“文革”是中国哲学永感痛心疾首的一页，那么，改革开放则使中国当代哲学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和自豪的新时代。1976年“四人帮”的被粉碎，结束了“文革”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国家和人民，也解放了当代中国哲学，使当代中国哲学走上复苏和繁荣之路。总结这一个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人们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尤其是失误的原因和教训，人们从这些思考中对以下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一，夺取政权后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如何区分两类矛盾性质及处理矛盾的方法问题；第三，如何处理领袖、阶级、政党、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第四，是人治还是法制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问题。
总之，怎样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成为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以及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等等。要清算十年“文革”以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健康力量首先在政治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同“两个凡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努力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摆脱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的束缚，从由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为使其健康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针对“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解放思想，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态度，破除思想障碍和现代迷信，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针对“两个凡是”的影响，从1978年开始，学术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使人们明辨了是非，破除了思想障碍，解放了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帷幕的拉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材料。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正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和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理论家。虽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决议》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集体奋斗的结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全的产物。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意义和科学价值。对待毛泽东思想我们既要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同时也要反对全盘否定和一风吹思想。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样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全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展开。这一阶段，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最大的成就莫过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详见第四章）。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在毛泽东思想之后，我们党的又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理论观点上都有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贯穿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既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的运用和体现。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邓小平关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关于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改革是发展生产力，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思想；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关于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运用和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期。
3.对哲学问题的新探索和新时期哲学的繁荣。新时期的到来。使我国哲学界从“文化大革命”的死寂中复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外开放和对外思想的交流，也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视野。中国哲学重新走向了新的繁荣。这种繁荣，不再是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学哲学的运动，也不再是人人谈哲学，把哲学挂在口头上的表面上的哲学热，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似乎陷入了哲学的贫困。这种繁荣，不再是表面的繁荣，而是表现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从基本的哲学概念到重要的哲学原理，几乎全都涉及到了。而且，讨论的规模之大，参加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都是过去不能比的。一些过去讨论过的问题，如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同一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等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进行再认识，再讨论，许多过去没有讨论或没有深入讨论的新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过去的禁区不断被打破，一些过去不敢研究的问题，如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价值问题，也都提了出来，甚至成为一个时期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二节 50年中国哲学的主要成就
5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建立以后，非常重视哲学人才的培养。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哲学系。除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外，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也成立（或恢复）了哲学系，这是我国建国后成立最早的哲学系。58、59年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江西大学、四川大学也相继成立了哲学系，60年代以后，又有许多大学成立了哲学系。50年来，全国各高校究竟培养了多少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据《中国哲学年鉴》1984年资料，1977-1983年的七年间，全国26所高校哲学系本科毕业生共计6515人。83年以后考虑到有些学校的招生数字可能有所减少，但16年的总和起码不会低于77年-83年的数字。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前的数字，我们估计，总数字应不低于是15000人，甚至有可能突破20000人。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1978年，我国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全国首批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共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7所院校10个专业获得博士授予权。到1983年，共招收研究生人数达621人，毕业230人。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每年毕业的硕士生少时100多人（如95年142人），多则近300人（如91年286人），平均每年约200人。博士生毕业人数从90年25人，到90年代末期每年50多人（96年达到61人），每年平均约30多人。以此推算，近20年中，我国培养的硕士生总数当在4000人以上，博士生总数当在500人以上。这使我国哲学工作者队伍的学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恢复了职称的评定工作，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不断增加。据《哲学年鉴》统计，1981全国各高校、各级党校和各研究机构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人员共有6384人，其中教授和研究员共62人，副教授和副研究员309人。但从91年到98年仅8年的《哲学年鉴》中介绍的正高职人员就达499人。从83年到90年介绍的还有一批，虽然我们因为资料不全，没有完整的统计，估计也有200多人。两项全计，达700—800人。没有上《哲学年鉴》的，恐怕还有不少。副高职人员的队伍恐怕更为可观。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统计数字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的情况，而是包含了哲学各专业学科，包括伦理学、美学、逻辑学、中外哲学史等专业的情况。
二、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的专门哲学研究机构，最早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它是1955年建立的。研究所下设研究室，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十个研究室、三个研究中心和众多课题组的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研空所。《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世界哲学年鉴》、《哲学译从》、《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研究集刊》、《逻辑学集刊》、《美学》、《道德与精神文明》等刊物均由哲学所主办或代管。哲学所聚集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到1995年建所40周年时，其队伍已由建所时的几十人发展到178人，可以说它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并已成为世界哲学协会的团体会员。据77年——94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哲学所共出版著作728部，其中专著343部，译著233部，其他著作，包括工具书、论文集等152部，发表论文4316篇。可谓成果丰硕。
除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外，1958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的哲学研究所。此后，到8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除西藏、新疆外，也都成立了哲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共27个。这些研究所（室）虽然多数规模都不太大，人员不很多，但都做了不少工作。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许多大学，也都成立了哲学或哲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所。到80年代初，高校的研究所多达26个。以后，各省和全国的一些高校，又陆续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包括研究所、研究室、研究中心等。其中有哲学的下属分支学科的，如专门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自然辩证法，以及外国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所（室），也包括诸如马列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邓小平理论研究所等这样的一些研究机构，它们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但研究内容都包含了哲学，甚至把哲学当作主要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中国第一个伦理学的研究院——道德科学研究院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任院长。以哲学的一个学科成立“院”级的研究机构，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除这些研究机构外，在我国，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哲学的研究会、协会、研究中心等。比较重要的全国性的有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国逻辑学会、中国辩证逻辑研究会、中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这些学会，大都成立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除全国性的学会以外，几乎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哲学学会或全国性学会的分会。全国成立最早的地方性学会是陕西省哲学学会，成立于1955年，其次是湖北省哲学学会（1956年）、上海市哲学学会（1957年），以后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到80年代初各地哲学学会都相继建立起来。
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困难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为重视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从1949年到1953年，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1950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和再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第一卷）、《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共产主义原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等。
1953年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分期分批地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从1951年5月到1957年10月，出版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1到第6分册。1958年重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论住宅问题》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一些书信。这些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从1957年到1958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至第4卷。从1950年到1962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出了3版，其中，第2版印了3次，第3版一共印了16次。许多专题著作也相继出版，如《马克思恩格斯论反对机会主义》、《论殖民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等。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底，全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已达78种，销售发行475.2万册，其中《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就有63万多册，《资本论》发行了43万多册。早在1949年11月《共产党宣言》就由解放社作为第2版出版，1951年4月又改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精装本作为第3版，1951年10月又出了第4版，第4版共有8次印刷。1950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在上海重印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3卷本《资本论》，发行1万多册，1953年3月到1963年12月，《资本论》第1、2卷重印了9次，第3卷重印了7次，每卷发行均约15.95万册，《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学说史）解放前夕曾在上海、长春印刷发行，1951年和1957年又先后两次重印。
据《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的资料，从1949年10月到1961年12月，用汉文出版的马克思著作22种，134.6万册，恩格斯的著作31种，246.8万多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及著作汇编38种，246.5万多册，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4种，5.2万多册。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热情，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越来越多的群众中转化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们自己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从1956年起，中共中央编译局决定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文化大革命”前，已出版了第1-19卷和21、22卷，当时决定共出39卷。“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工作中断，直到1971年3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第20卷出版，并陆续出版了到第39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0-50卷，其内容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新发现的著作和书信，没有编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9卷的其他著作，以及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手稿。1972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分为4卷，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二）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出版发行
我们党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据1949年至于1953年的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出版列宁的著作就有72种之多。建国初期中央号召全党加强理论学习，规定了干部的必读书目。人民出版社在1953年至1954年，出版了《列宁文选》两卷集和《列宁文集》共7册。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根据解放社版《列宁选集》，重新编印了《列宁文集》共7册。《列宁文集》主要是收入《列宁选集》俄文版6卷本所收而《列宁文选》两卷集等书中未收进的一些文章、报告、讲演等。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和其他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许多学习的辅助性读物，如：介绍《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青年团的任务》等著作的辅导读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党的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列宁全集〉的出版，从1955年初出版第1卷，到1958年6月出至第8卷，到1963年就将第9-39全部出齐。
从1957年，又着手准备《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出版发行工作，这是我国自行编辑的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集，到1990年全部出齐，全集一共60卷，内容丰富。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央编译局出版了《列宁选集》第1版，共4卷，收入了列宁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1972年10月又重新编选了第2版。列宁著作单行本出的更多，多关于政治、经济、党建、哲学、战略等方面的一些主要著作，在我国都有单行本发行。据统计，从1950年起到1983年间，我国出版的列宁著作单行本就有70多种。
斯大林的著作曾对中国发生过重要影响，他的许多著作是我国50-60年代干部学习的必读教材，我国的经济建设，从经济模式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具体作法，都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我国先后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和《斯大林文选》，从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出版过多种专题文集，主要的有：《斯大林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论工业化》、《斯大林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斯大林论反对派》、《斯大林论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等。在建国不到10年单行本就出版翻译了50多种，有的印刷高达14次之多。
（三）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
全国解放后，中央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从1952年起陆续出版4卷本《毛泽东选集》，以满足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习的需要。《毛泽东选集》收入了毛泽东从1926年到建国前夕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毛泽东选集》第1-4卷第1版分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出版发行的。1977年中央决定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这就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在毛泽东逝世10周年和20周年时，出版了一部新《毛泽东著作选读》分上下两册。1991年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4卷第2版。第2版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意见，仍保留了第1版的原有篇目，只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因为这是以后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理论（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
毛泽东著作还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和一大批专题集，如：《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毛泽东论文艺》、《毛泽东论我国对外政策》、《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战争与和平》、《毛泽东论政治工作》、《毛泽东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毛泽东论群众路线》、《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选》等几十种。它们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依据。60年代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申种本和乙种本。
（四）邓小平文选的出版发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着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邓小平文选》也就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邓小平文选》是1983年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邓小平文选》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5年的著作，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同“四人帮”作斗争，着手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发展国民经济和稳定安定团结的大局所作的贡献。第二阶段主要是粉碎“四人帮”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批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冲破种种禁区，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一些重要报告和讲话、谈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伟大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教育、统战、军队和党建等各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主线和精髓。这本《文选》于是1994年出第2版时改为第2卷。1993年出版了《文选》第3卷，第3卷本主要收录了邓小平在1982年-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1994年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的第1卷，收录了邓小平在1938-1965年期间的著作。除了《邓小平文选》外，还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重要谈话》等。专题集还有《邓小平同志论教育》、《邓小平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
四、哲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
五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表现在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化和扩展。1，50年来，我国哲学界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范围广泛和不断深入的讨论。2，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马克思主哲学与当代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哲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跟踪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跟上世界和时代的潮流越来越成为中国哲学家们的一种自觉。什么人工智能问题、信息革命问题、克隆问题、人口能源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问题等当代世界的各种问题，无不在中国哲学家们的视线范围以内，无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成为研究的内容。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传统的美学、逻辑学、伦理学、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以及当代西方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还建立或提出了一些新的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的新学科、新概念，如科技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商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可以说，五十年的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品类繁多的文化套餐。
五十年研究的这些成果，集中表现在一大批著作的出版。五十年来中国共出版了多少哲学著作，恐怕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精确的统计。因为随着研究内容的泛化，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但是，我们用数以万计来说明恐怕是不为过的。单就“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哲学教科书，有人做过统计，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其他，包括各种问题的讨论集、个人专集、文集、选集，以及各种专著、译著，少则每年都有几百种（本）。单就《哲学年鉴》1982列出的1981年的新书目为150多种（本），是最少的，1998年列出的1997年新书目为800多种（本）。比较保守的估计，如果每年平均按300种估计，“文革”后22年就达到近7000种（本），加上文革前的，超过万种（本）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可谓洋洋大观。
其中，比较重要或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有，教材：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人民出版社），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1982年人民出版社）、《历史唯物主义》（1983年人民出版社），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1978年人民出版社），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专著有冯定《平凡的真理》（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邢贲思《哲学和启蒙》（1980年人民出版社），张恩慈《认识与真理》（1964年三联书店），吴江《历史辩证法》（196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黄楠森〈哲学笔记与辩证法〉（1984年北京出版社），陈先达《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983年北京出版社），王锐生等《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人民出版社），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景源主编《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1991年重庆出版社），杨耕《危机中的重建》（1995年人民大学出版社），肖前等《实践唯物主义研究》（199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陈中立等《反映论新论》（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有庄福龄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史》（199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1989年开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已出齐），杨超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史》（4卷本，1991年5月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个人的文集有《艾思奇文集》，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李达文集》，于光远《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高清海哲学文存》（1-6卷）等。此外，每次大的学术讨论，如关于真理的阶级性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关于价值问题等等，都有专题论文集出版。其他，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科技哲学、当代西方哲学等还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著作。由于这些专门学科的问题不是本书叙述的重点，这里不再开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从1992年开始编纂，1987年正式出版。我国的《哲学年鉴》从1982年出版。它们既是广大哲学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也是集中反映我国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重要著作。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的，除了这些著作以外，每年还有大量的哲学论文发表，其数量之大，难以详细统计。我国的哲学刊物，最重要的全国性和综合性的是《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世界哲学年鉴》等。全国性的刊物还有《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美学》、《美学论丛》等。除《哲学研究》于1955年创刊外，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70年代末期创办的。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刊物。每个省还都有自己的社科刊物，也都把哲学作为重要内容，刊登大量的哲学论文。其他社会科学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等，也都是哲学工作者的重要阵地。全国各大报，包括中央和省市级的报纸，每年也发表大量的哲学论文。特别是《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更是哲学家的重要阵地。在这些刊物和报纸上，每年发表的哲学论文当数以千计。它们是我国哲学研究进展与成果的最及时、最详尽反映。
§§§第三节 50年中国哲学的总特征
50年来，中国哲学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存在各种不足。列举出这些成绩和不足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50年来中国哲学的特征，对中国50年来的哲学研究情况做一个宏观的描述，从而更全面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感到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一方面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许多问题一时还不容易认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掌握的情况的局限。但是，在世纪转换的时刻，我们要总结经验，又不能迥避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50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前苏联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巨大影响
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的政策下，中国人全面学习苏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以苏联为榜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正是在苏联哲学的巨大影响下开始的。
苏联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的培养。50年代，我国选送不少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包括学习哲学。同时，也请了一些苏联哲学专家到中国的大学，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可以说，在中国，无论是解放前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解放后50年代乃至60年代成长起来的哲学家，都是苏联哲学家的弟子，而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哲学家，同样也间接的受了苏联哲学家的巨大影响。正如安启念在《苏联哲学70年》一书指出：“应该承认，苏联哲学培养和教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是由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哲学理论营养则主要来自苏联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批哲学著作；5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所用教材得自苏联，而且直接就是苏联来华哲学家的弟子。从1959年起，中国开始自己动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但编写者许多人本人曾是苏联专家的学生，所用参考资料主要是苏联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哲学教材。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哲学教材，着重参考的也是苏联70年代的有关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60至8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第四代哲学工作者仍然无不受益于苏联哲学”（安启念：《苏联哲学70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2.哲学体系和研究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是从苏联移植来的。我国最早的哲学教科书，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各高等院校，开始是直接采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60年代初期出版的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的第一部哲学教科书。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完备的论述，其结构和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性质。该书还吸收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但在总体框架上仍然受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哲学教科书的编著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出版了大量的哲学教科书。其中，如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本书虽然在内容和体例上较艾思奇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很大进步，但总的来看，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仍然具有浓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烙印。可以说，几十年来，中国哲学教材的内容几乎没做什么重大修改，有的只是小的修修补补。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国哲学界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人呼吁对传统哲学教科书进行改革，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虽然也有人力图打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但至今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新体系。
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大体上也就是我国哲学几十年研究的内容。可以说，这个体系也就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研究框架。而这个框架，也就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一种思维定势，甚至成了一种限制，一种桎酷。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一切所谓研究，都不过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转。从基本的概念到原理，几乎没有超出教科书的内容。
3.体制。高度计划性和高度集中不但是苏联经济和政治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也反映到哲学上来。无论是机构的设置，刊物的创建，研究的内容，无不是在党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进行的。正如1982年7月苏联的主要哲学刊物《哲学问题》在庆祝创刊35周年的社论中所说：“《哲学问题》的行动方向总是由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所决定，由苏联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决议和文件、由在共产主义建设不同阶段上苏联共产党摆在我国社会和苏联面前的任务所决定，这是本刊始终固有的、贯彻本刊所有各期的共同的和主要的特点。”（《哲学问题》1982年第7期）这种情况，一方面保证了党对哲学研究的领导，保证了研究的基本条件，也保证了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总的方向。这是这种体制的优点。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也使哲学研究失去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哲学家研究什么，往往不是由哲学家自己来确定，而是由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机构来规定的。反观中国哲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党和政府同样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和哲学的研究，不仅亲自领导和建立了各种哲学的研究机构，而且亲自指导和定立研究计划。建国后到文革前，在我国进行的多次思想批判运动，可以说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我国，各高等学校、各级党校的哲学教学，从大纲到内容都是统一的。这些无疑对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内容的拓展。
4.思维方式。在研究哲学的思维方式上，苏联哲学对中国哲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苏联，非常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强调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这虽然并不错，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思想上的僵化，只看到各种思想的对立，并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例如，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真理和谬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绝对的对立起来。一种思想，不是真理就是谬误，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这就会把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它必然导致理论上的自我封闭和排他主义，对一切新冒出来的东西，或一切不符合传统观点的东西，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东西，包括西方的东西，统统加以排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其生命力。
二、学术（哲学）与政治的密切相关
哲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是离不开政治的，离开政的哲学就不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同样，无产阶级的政治也离不开哲学，它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力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绝不意味着政治可以随意干预哲学研究的方向和工作，甚至把纯学术的东西当作政治来看待；更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哲学理解为完全从属于政治，把哲学变为政治的附庸。
总结50年来我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感到，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气氛可以促进哲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哲学发展的推动就是明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我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这中间，虽然也有过反复和曲折，但从总体来说，中国哲学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单从人数之多，队伍之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来，哲学的发展更进入了一种极隹的状态。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样一个对于哲学来说是极度值得骄傲的事件。虽然也有“哲学的贫困”之说，虽然有些人也感到哲学的“危机”，但是，这种“贫困”和“危机”勿宁说是哲学的归位，是对曾经出现过的哲学的“繁荣”即哲学人为的被过分抬高的一种否定。那种全国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情况，那种人人都把哲学当做时髦的情况，只能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情况，末必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对哲学的冷落，可能更是一种合理的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年来，哲学研究之广泛，问题之深入，思想之活跃，则是空前的。很多原来只在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理论，观点，方法，都冒了出来。这其中，当然有是非对错的问题，需要经过仔细地讨论、鉴别。单就思想的活跃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从一个方面也是对“哲学的贫困”论的一个否定。
但是，50年来，也有因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对哲学的不适当的干预而严重影响哲学发展的惨痛教训。50—60年代，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讨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讨论，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的讨论，如果不是由于来自政治方面的不适当的干扰，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不是对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和迫害，本来是可以以哲学的冷静纠正政治的狂热的。但是，由于政治的批判代替了学术的讨论，使这几次本来应该很好地发挥哲学作用的讨论变成了哲学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更值得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政治环境而严重妨碍以至破坏哲学发展的最典型的例证。在文化大革命中，哲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奴仆和牺牲品。哲学的研究被扼杀，哲学的思维被窒息。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哲学和哲学家们来说，也有一个如何对待政治的问题。出于对历史经验的一种反思，有些人提出哲学应该远离政治，应该否定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哲学不能远离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服务，它才有生命力，才能生存和发展。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来，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为现实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类服务，这也就是我们长期提倡和坚持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否定了哲学为政治服务，也就否定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否定了哲学的功能，否定了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坚持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无条件地迎合政治的需要，不是无原则地为政治辩护。它应该是一种高层次的服务。哲学应该成为政治的先导，为政治的变革提供思想的准备和理论的指导，包括对政治中某些不合理的东西的批判。所以，哲学不能远离政治，也不能媚俗政治。50年来，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既有脱离政治的倾向，也有盲目服从或屈从政治的倾向。从总的情况来说，后者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在反右斗争中，在大跃进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政治上的极左和狂热情况下，我们的哲学家们，起码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也失去了哲学的应有的冷静，成了为极左思潮呐喊助威的狂热分子。而一旦哲学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其破坏作用就更为严重。
总结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政治的密切相关，既是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的缺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哲学为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而我们的失误也是因为与政治的过分密切的关联。所以，从哲学方面来说，既要坚持哲学为政治服务，而又要保持哲学自身的独立性；而从政治方面来说，既要为哲学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又不要不恰当地干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这样才能使哲学和政治协调发展，相得益彰，步入良性循环。
三、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学风一直存在。虽然我们党对教条主义思想做了顽强的斗争，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从建党初期的本本主义，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顶峰论和天才论，再到两个凡是，可以说，教条主义的思想一直未绝，并有发展。党内的这种教条主义，对哲学界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绝对化”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的不可企及的最高水平，是完美无缺的最高真理。这表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禁区区多多，不敢越雷池一步。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说过的，可以说，可以研究，凡是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敢说，不敢研究。二是写文章，做报告，引经据典，以引证经典作家的话代替自己的论证，并且谁敢反对，就给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用以吓人甚至整人。三是见不得不同观点，甚至把一切马克思主义没有讲过的，统统当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和排。例如，我们曾经批判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判过大爆炸宇宙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理论，对于西方的哲学理论，更是见什么批什么。对于实在无法批的，或者批而不倒的，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有之的，或者说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证明。总之，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真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
2.以经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学传统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所谓经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儒家经典作为研究的内容和对象，研究问题，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儒家的本本出发，咬文嚼字，循章摘句。所谓研究，只限于注解。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经学的方法又有所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世界和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许多人一辈子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讨生活，从来不敢研究实际问题。他们的学问，就是读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本本读得越多，学问越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而且已经解决了所有人类认识问题。只要一遇到什么新问题，他们就搬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世界所有问题的锦囊或日用大全，装满了超前解决世界未来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在活生生的现实问题面前，总要查一查马克思主义文库中有没有过这方面的论述、词条，上面怎样说的。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全然忘记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是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科学。这种研究风气，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冶学方法，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3.以领袖、“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经典作家说的，红头文件写的，就是对的，甚至按林虎的说法，“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敢怀疑。所以，研究问题，更是不敢从实际出发，而只能从权威出发，甚至看脸色行事，有时明明不同意，也要违心地去迎合，去附和。以上这几个方面，虽然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它们是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但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却是极其深广的。由于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得50年来中国哲学缺少开拓性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虽然出版的哲学著作数量可观，但缺少研究现实问题的学术力作，特别是有深度，有影响，能传世的著作不多。至于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恐怕就更难找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的悲哀。有人说，中国50年没有产生哲学家。这话也许太绝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应该说，中国50年没有产生大师级的哲学家。我们的哲学工作者中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环境，体制，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风气和习惯的思想方式，思维方法，妨碍了他们的才能的发挥，妨碍了他们的创造性的研究。不清除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哲学就难以有大的作为。
四、由封闭走向开放
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中国哲学50年发展历程的最大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哲学在经过痛苦的反思、比较之后做出的正确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世界经济日新月异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国际竞争激流中，中国人急起直追，产生了必须把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到手的急迫要求。打破封闭，实行开放，走出去，引进来，不仅仅是指经济、科学、技术和管理，同时也指思想文化，这其中自然包括哲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开放中的中国哲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也显示了哲学自身的魅力。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导致了部分人对哲学兴趣的淡漠，使哲学发展似乎受到了“冷遇”。但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说，也许我们个人不需要哲学，但国家需要哲学，民族需要哲学，时代需要哲学。总起来讲，改革开放20年，是中国哲学走向开放，全面振兴的20年。
哲学的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走入世界的中国哲学，立刻开阔了它的眼界。它感到，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中国哲学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注脚。“迷信”时代必须终结。站在时代的高度关注中国、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解决时代课题才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是日益广泛，多维化和立体化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全球化问题、现代化问题、人口资源问题、人权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教育问题、知识经济问题等都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无热点的时代。“无热点”并不一定是哲学的沉寂或贫困，毋宁说，它意味着中国哲学已经打破了研究内容上的禁区。只要不违备四其本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可以说，90年代，中国哲学一改“面窄、禁区多、欠深、新见少”（冯契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3页）的局面，进一步放大了自己的视野，有的已经抓住、有的正试图去抓时代的脉搏，理论联系实际，表现出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极大热情。
开放也表现在对外学术交往上——请进来走出去，努力与国际学术界沟通。如前所述，新中国哲学是在前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自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哲学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哲学界的交往也就基本划上了句号。林彪、“四人帮”时期，中国哲学更是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界对外学术交往不断活跃，日益发展。据《哲学年鉴》的统计资料，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每年正规的对外交往都达到几十次。许多国际知名的哲学教授、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国内的各学术团体、单位及个人有了很多的机会参加国际上的著名的哲学学术研究讨论会。这些活动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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