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大发展于50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但只是在建国后的50年中，才成为中国哲学之主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成为近20年中国哲学之主流。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成为新中国建立后50年之主流，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50年之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集中反映，也是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杰出代表之特殊地位使然。社会主义新中国哲学50年之主流，就集中体现于毛泽东、邓小平哲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之中。因此，本章就着重介绍一下作为50年中哲学之主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主要著作和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1.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集中体现于他的哲学专著中，又广泛而生动地体现于他的其它各方面的著作中，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功能的论述，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阐发，这是哲学思想的主干部分，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创造性运用，这实际属于应用哲学部分。而“实事求是”四个字，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功能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阶级性与实践性即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包含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既是它与其它一切哲学相区别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发展历史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共同特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点的这一概括，是对马克思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以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的直接继承和发挥。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特点所决定，使其自然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成为闹革命、搞建设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列宁首先提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特点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命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论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性问题。他继列宁之后，再一次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别的什么。所谓哲学就是认识论，就是说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是一致的。说三者一致，就在于它们都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它们的目的与任务都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和认识工具。毛泽东一贯认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理论的方法，然而它是世界观。世界本来就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用这样的世界观去看世界，去指导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毛泽东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如此高度地统一在一起，更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的革命本质。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功能的深刻阐述和反复强调基础上，又特别重视哲学的解放工作，并且把哲学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统一起来。他号召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为此，一方面，他始终从无产阶级的崇高历史使命出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优秀文化历史传统，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实践相结合，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创造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易于接受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达方式，改变和革新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过程中，不仅号召全党努力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亲自领导全党向广大人民群众作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特点及其作为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精神武器的独特功能，都在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飞跃和进步中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2.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阐发。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独特功能的深刻认识，首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始终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迫切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原理作出了创造性的阐述与发挥。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辩证的唯物论。
①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的通俗回答。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想当然”和“本本”出发，这可以说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条哲学基本路线的斗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形式。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提出并反复强调的一个哲学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唯物论的基石。
什么是实际，毛泽东说：“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客观实际是不依我们的头脑（思想）为转移的。从实际出发，就要承认客观实际是第一性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绝不能从主观意识出发。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我们“看问题”、“研究情况讨论问题”都要“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这都是“从实际出发”的不同说法。他还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或“本本”出发的主观主义错误，这是犯其它一切错误的认识根源。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一贯坚持反对和批评主观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且把这一战斗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和态度，贯彻于他的全部哲学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中，从哲学思想理论上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尽可能少犯错误以及正确地对待所犯错误。
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原则，而且是一个辩证法原则。要真正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处在普遍联系的全面实际、处在一定时空中的具体实际、具有典型特点的实际和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出发。如果不是从这种实际出发，就不是真正的从实际出发，或者说也绝不可能做到从实际出发。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还强调，只有做正确的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把坚持正确的调查研究当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唯物主义立场，反对主观主义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之一。
②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在坚持彻底的唯物论立场，肯定物质决定意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他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策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即使是最高级的动物，由于不具备人的意识，没有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所以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人的意识是由物质派生出来的，是对物质的反映，但是人的意识一旦产生出来，就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使物质发生一定的变化，为人所用，这是人高于其他任何动物的地方，是人能够以特有的方式自立于自然界，既能够认识世界，又能够改造世界，创造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世界的凭籍。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自觉的能动性及其发挥程度是不同的。总起来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这种自觉的能动性的内容与形式是不断发展的，其作用、水平是不断增强与提高的。毛泽东特别重视与强调发挥革命的自觉能动性，不仅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相一致，而且也是所处时代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处特定环境的客观要求。当然，人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也是要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的，特别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限制。所以，毛泽东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毛泽东强调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他又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这就是革命的、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由于科学地阐明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就为真正充分地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真正坚持了辩证的唯物论。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意识的反作用的观点，而且还对意识的反作用，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究竟有多大，作出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他明确地阐明了自觉的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思想，认为在意识、理论与物质、实践这一矛盾运动中，物质、实践“一般的决定作用”，同意识、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一是指本原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二是指就事物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说的。后者相反，首先不是就本原意义讲的，其次是就事物发展总进程中的一定过程、阶段、环节而言的。明乎此就不会导致唯心论，也可以避免机械唯物论，而是真正坚持了辩证的唯物论。为什么自觉的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呢？毛泽东坚持彻底的辩证法立场，运用矛盾不平衡性原理为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同时，他还依据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阐明了这种决定作用的几种表现情况：（1）“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客观上已具备变化的可能性，要把该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一定条件，包括主、客观条件。当客观条件已具备时，主观条件就是决定的了。（3）人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影响改变事物发展的趋势或结果，如战争中的以少胜多，就属此情况。
③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按照恩格斯的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重点不在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阐明的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始终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前提下，强调物质和精神的同一性这一个方面的问题。上面两个方面的阐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论断，既是对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当时我国理论界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总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论断结合人的认识过程，把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完全统一在一起，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精辟而全面的回答，集中表明了毛泽东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立场。
（2）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真理观。
①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特别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而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实践性与辩证性这两个最本质特征充分地凸显出来了，不仅同不可知论，而且同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彻底划清了界限。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当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甚至看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实际上，这同他的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立场是内在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正确处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他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关系，提高认识能力，提高主体素质，是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挥人的革命的能动性，实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根本保证。
②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实践第一观点）。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因此，他首先对实践赋予了完整而科学的涵义，认为作为认识的基础的实践，是指“客观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人的社会实践”，“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造世界的斗争”。总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毛泽东所定义的实践概念，包含了主体性与能动性、客观性与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三个基本特点，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实践观与旧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划清了界限。
其次，毛泽东明确了实践的形式，他认为，人所参加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活动都是实践，社会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基本的实践形式是三种，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其中，生产实践又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
再次，毛泽东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毛泽东进一步具体发挥了列宁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方面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与作用，即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具体他说，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是从认识的发生方面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强调“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因此，“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与他强调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形式相一致，认为人的认识，包括对自然界和对社会的认识，主要地来自生产活动。毛泽东还针对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道理，科学地回答了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以此观点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等政治骗子宣扬的天才论。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从认识的发展方面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说：“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是无穷的，人们的认识的发生、发展也是无穷的。因此，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做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通过实践发现和发展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态度。第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的结果方面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他还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就是说要把人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其是否得到预期的成功，强调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认识的真理性。当然，实践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因为“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就是说，实践对于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是一个过程，因此，对实践结果必须作全面的综合的分析，要看实践的最终结果。第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从认识的归宿方面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识从实践中来，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理论的生命力和价值，唯其在于它能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毛泽东紧紧抓住实践这个在认识论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做的如此集中、系统、全面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不仅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而且抓住认识论的基本矛盾，把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发展得更加严整。
③认识的辩证运动和认识规律。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出认识运动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出认识的发展规律。
列宁曾经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毛泽东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毛泽东始终坚持认识的唯物论与认识的辩证法的统一，深刻阐明了在实现这一个能动的飞跃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两种认识的形态和认识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又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实践就是使二者能够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基础，并且，根据这个辩证关系的道理，深刻地揭露了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认识论根源。第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毛泽东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他一再强调这一个飞跃意义更加伟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还因为只有经过这个飞跃，才能真正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总之，就认识运动的最终目的、认识功能的实现及认识真理性的确认而言，这第二个飞跃是比第一个飞跃意义更加伟大、更加重要的飞跃。
在揭示认识运动中的两个能动飞跃基础上，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了精辟的概括，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迸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得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重要结论。毛泽东还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把这个总规律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在《矛盾论》中把这个认识规律表述为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特殊—一般—特殊”，在毛泽东哲学中获得了有机的统一，也为其进一步转化为科学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生动地体现了他主张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思想。
后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短文中，他又进一步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高度阐述了一个正确思想形成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的具体体现。
④真理发展的规律。在揭示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首先，他根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指出这也就是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真理观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是承认真理的客观性问题，而真理的客观性主要是从真理的内容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方面确定的。毛泽东明确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他还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谓“真正的理论”也即真理。“只有一种”和“只有一个”的确定断语，就是从真理所反映的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上说的，而坚持通过实践发现、检验和发展真理，就既唯物又辩证地彻底回答了真理的客观性的问题，为揭示真理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基础。
其次，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毛泽东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同谬误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共生物伴生物，它们是相比较而言，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样一来，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它们是同一过程而非彼此分离的两个过程。实际上相比较就是斗争。而它们比较斗争的结果，真理最终要战胜谬误。真理就这样同谬误永元止境的比较斗争中而不断得到发展，所以，毛泽东说：“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再次，真理是一个不断从相对走向绝对的无限过程。毛泽东依据他在《实践论》中得出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基本结论，揭示出真理不断地从相对走向绝对的发展规律。在毛泽东看来，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每一客观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理的绝对性就是它的客观性，真理的相对性，就是它的具体性、历史性，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或者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是处在辩证的运动过程中的。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说法：“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指明，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的颗粒，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这其中首先就包含着真理的客观性。同时表明真理是一个从相对不断走向绝对的辩证的无限发展过程，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毛泽东基于这一规律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在揭示真理发展规律基础之上，毛泽东提出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要求，对于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郑重的科学态度，也是必须永远坚持的坚定立场和原则。实际上，毛泽东把“修正错误”与“坚持真理”相提并论，最终是以“坚持真理”为目的，这是真理发展规律的反映与要求。为此，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并科学地解决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从而更加深刻、更加彻底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中的认识论的革命的能动的性质，也是他的真理观彻底的革命性的体现。
（3）以矛盾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①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率先明确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正是毛泽东遵循列宁的这个指示，对唯物辩证法的这个实质和核心作了系统说明与发挥。
他的《矛盾论》第一句话，就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并且特别强调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他的《矛盾论》就是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发挥对立统一法则这一实质和核心的专著。他在论述和发挥中，同时以对立统一法则为核心，深刻地阐明了其它两大规律的深层内容，例如，他在阐述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时，就明确地指明量变与质变都是由矛盾斗争状况即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增减程度所决定的道理。建国以后，他又重提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并在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想时，把对立统一法则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1965年他又一次明确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规律和范畴均可由核心加以说明。总之，毛泽东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思想具有鲜明的彻底性和实践性，他始终坚持把矛盾法则运用于一切领域和一切过程，矛盾理论与矛盾分析方法融为一体。
②创造性提出并阐发了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从马克思到列宁都从哲学上系统地阐述过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实质是为这一基本原则提供哲学论证。毛泽东继承并系统发挥了这一思想，并且在全面说明与发挥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时，独创性地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提到矛盾问题精髓的高度，指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认为每一事物内部既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又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互相联结的关系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我们只能在它们的统一中去把握它们的辩证关系。在整个《矛盾论》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象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可以说，毛泽东正是通过这条红线贯穿了矛盾问题各方面内容和原理，形成了一个关于矛盾问题的完整理论系统，这不仅对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提供了更有力的论证，而且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直接的哲学基础。毛泽东还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真实道路，这实际上指明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不仅是辩证法的精髓，而且也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精髓。
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为完备的探讨”，这是完全符合实际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首先强调与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从认识世界角度说，认识矛盾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从改造世界角度说，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解决矛盾的特殊方法，“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其次是他对矛盾特殊性的基本表现及其认识这些特殊性的方法作了系统论述。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一切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和阶段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他特别详尽地分析了矛盾及矛盾双方在事物发展中所处地位及所起作用的特殊性，即区分主次矛盾及矛盾主次方面的问题，还研究了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即区分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如何具体分析现实的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基于矛盾发展不平衡性而对矛盾及矛盾双方主次地位与作用的区分，又特别是他对主次矛盾关系的论述，既在理论上富有创造性、系统性，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在实践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我们提供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辩证分析方法。
④以矛盾法则为中心线索，对其它辩证法规律和基本范畴作了创造性发挥。首先是毛泽东把事物发展的量变与质变两种状态看成是由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他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这就把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规律及辩证唯物论的运动观都奠立于矛盾法则这个深刻基础之上，看成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毛泽东分析事物的量以及分析质和量的辩证关系，都是从事物内部矛盾找原因，并且是把它们作为对事物矛盾进行具休分析的环节。他还基于对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复杂性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思想，并结合革命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局部性部分质变和阶段性部分质变的特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
其次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深化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研究。毛泽东在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中，就指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即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矛盾。经过斗争，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一事物就转化为他事物。因此，“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他认为承认事物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是辩证法的生命力之所在。毛泽东在进一步的思考中，更明确地指出发展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每个环节都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肯定同时是否定，否定同时也是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肯定，否定，又肯定，又否定，无限循环往复，每次肯定和否定都吸取与发展了已有的积极因素，而使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所说肯定否定规律的实际内容，同对立统一规律具有了内在统一性，完全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与表现。虽然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发展总趋势是向上的，前进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但由于条件的不同，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力量强弱的变化，事物发展的道路又“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往返曲折的，”毛泽东形象地表述为波浪式运动。因此，他经常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教育人们把革命乐观主义态度与艰苦创新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求实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再次是丰富的矛盾诸范畴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事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反映事物发展状态与发展道路的质变与量变、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而且还存在从不同侧面反映过程本质的一系列矛盾，因此，他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阐述了诸如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必然与自由，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全局与局部等一系列的辩证法范畴。同时，他还结合革命与建设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矛盾范畴。如主流与支流，平衡与不平衡，红与专，虚和实，等等，列宁称范畴是辩证法网上的“纽结”，随着社会实践与科学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与认识这些“纽结”，毛泽东创建的以矛盾为核心的事物辩证法体系，为此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现和认识这些“纽结”的道路。
（4）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核心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
①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及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人类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思想，列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他们都没有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毛泽东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思想，则第一次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人类社会自身的基本矛盾，并且指出它是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决定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的问题”，应当以它为纲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尽管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时提出来的，但它从根本上概括和总结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阶段，只是在不同阶段上有其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因此，毛泽东是明确地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提出的，它完整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运用它可以准确地把握任何具体的社会形态的性质和面貌，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及每一具体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还深入揭示了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各方面的辩证关系，在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最终的和在总的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也承认并着重阐述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包括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这一定条件”包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改革和调整，这已被我们党先后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这一思想也是马克思曾把政治对经济的一种反作用叫“决定性的反作用”，恩格斯曾说过国家权力能使某一民族的经济发展遭到毁灭，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等等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毛泽东针对斯大林由于缺乏辩证法，而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尽管承认它们之间的矛盾，但仍然没有作为一个全面性问题提出来的情况，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是在基本相适应下的矛盾特点及其解决方法。他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各要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调节方式，实际上解决了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运行机制问题。
这个机制就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首先必须一切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因为在他看来，“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同时要及时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还有，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也有赖于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主要矛盾的解决。
毛泽东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时不仅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方法，例如通过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和政治思想上是和非的矛盾，并概括为“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采取经济的手段（包括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其它各种矛盾，他强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归根结底，则是要靠人们在新的实践和实验中通过深入的研究加以解决，比如在学术和艺术领域，就必须贯彻“双百”方针和通过艺术与科学的实践去解决。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既是对历史唯物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他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立场的体现。同时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为摸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②生产力标准论。在毛泽东看来，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中，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因此，发展生产力应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他就依据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论。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生产力标准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全面性和最根本的标准，他在划分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人民与敌人、革命与反革命等等的界限时，在判定社会制度的优劣时，都贯穿着这个最根本的标准。在他领导的我党全部革命活动中，凡彻底坚持这个标准时就胜利，反之就遭受曲折和失败，显示了他提出的生产力标准论的正确性。
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把唯物辩证的认识论与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指出，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而劳动人民总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著名论断中。具体地说，首先，“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这里所谓“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又包括精神财富，他不仅一般地指出“知识来源于群众，”而且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其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他多次讲到社会发展的大局归根到底是由劳动人民决定的，人民群众的意愿归根到底决定一切历史活动的成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强调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正是基于人民群众创史论，毛泽东十分强调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他历来认为，是否尊重群众的利益，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意见，是一个根本立场和态度问题。同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否认人民群众创史作用也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认为，人民群众创史的作用和力量，只有通过宣传与组织群众，才能充分地显示与发挥出来，因此他十分辩证地阐述了领袖和群众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且为无产阶级政党确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同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路线与根本的工作路线结合了起来。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与人民群众创史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内在统一的。
④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自然也是价值的主体，包括是评价价值的主体。毛泽东在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还强调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说话办事的最高出发点。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价值出发点和最高价值标准，就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宣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价值观与真理观是统一的，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一般说来，真理与价值并非都是统一的，但从人民群众这一主体高度与角度来看，二者是一致的，而要达到二者的统一，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
（5）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①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毛泽东继承恩格斯、列宁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普遍现象，从宏观物体到基本粒子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1964年他在同科学家的谈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同时，还坚持和发挥了整个自然界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因此，他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在未认识的东西，将来必定可以认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泽东进而认为对立统一也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这同他坚持辩证唯主义运动观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运动、变化、发展，就是由内部普遍存在的矛盾推动的。他在论证矛盾普遍性问题时，列举了大量自然界中的对立统一现象。不仅如此，也注意到矛盾双方在自然界的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注意到了矛盾斗争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也注意到了自然界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界无限性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他在同外国科学家谈话中，提出了宇宙存在两方面无限性的思想，他认为，世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也是无限的。进而，他还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他同科学家谈话中，多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如果物质分到一定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可见，他一贯主张这一思想是用以指导科学研究的。当然，他所说的物质无限可分，并非是机械的分割，而是指“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可见，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不过是他把对立统一学说贯彻到底的一个具体表现。
②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科学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同时也指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道路。
（6）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度凝结。
实事求是实际是毛泽东对整个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炼而简洁的高度概括，按照他对“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既涵盖又凝结了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全部内容，或者说，不完整而彻底地坚持整个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科学解释，则包含着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唯心论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机械论唯心论的界限也在这个科学解释中得到澄清。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概括，还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科学态度、党风党性的高度统一，而成为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成为其中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也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概括为三个层次，而“实事求是”四个字就是联结这三个层次的纽带，或者说实事求是是贯穿于三个层次中的一根红线。上面我们实际上是在第二个层次上，说明了实是求是是对毛泽东哲学，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高度概括和凝结。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区别于一切旧哲学既解释世界、更改变世界这一根本特征与功能，则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理解中集中地体现出来，而又通过第二个层次，特别是通过第三层次多方面的应用哲学中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出来。而且，“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现代化阐释与科学改造，实际上，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科学性的形态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结晶，也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座桥梁。
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社会生活各个重要领域里的运用。（应用哲学）
（1）军事哲学，即军事辩证法
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为丰富、辉煌的一支应用哲学。概括起来有：第一，唯物辩证的战争观。毛泽东依据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从现时的经济出发，考察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考察战争与政治及由此而来的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战争这一伴随私有制和阶级产生而产生、发展，并将随私有制和阶级消失而消失的社会现象的规律，揭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实质，指出“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同时又指出，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而是解决对抗性政治矛盾的特殊手段，总之，“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依据战争的阶级实质及其达到的政治目的，而明确地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两类，为共产党人正确地对待战争提供了依据。依据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分析，他科学地阐明了战争与和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道理。还有，他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作了精辟而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唯物辩证的战争观的最大特色是人民战争，他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一关于人民战争的精辟论述，是他把唯物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和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战争理论的集中体现。同时，他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军队的思想及政治建军的原则，并且唯物辩证地回答了赢得战争中的军队武器装备与人的关系。
第二、关于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确切的科学回答。首先是他高度重视研究和尊重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又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而研究战争规律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而绝不能纸上谈兵，毛泽东正是在战争中研究战争规律的杰出统帅。不仅如此，他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从根本上就是在战争中研究战争中实现的，由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并且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进行的，所以，毛泽东自然地十分重视和强调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根据战争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偶然性等特点，科学分析了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表现与作用。他正是在既充分注意并尊重战争客观规律性，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系统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他的军事辩证法中最富生机与活力的部分。
第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对战争中的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全局与局部，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战争中的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歼灭敌人，战争中的优势与劣势，战争中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兵和民等的关系的阐述，形成了一整套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都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运用、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军事中的运用与发展，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充分尊重战争规律性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2）经济哲学
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研究经济问题和指导经济工作的理论结晶。主要内容有：第一、关于经济系统及其结构、基本形式的思想。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各种经济比例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的基本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都反映了他的经济系统论思想；关于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结构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种种结构关系，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分析，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形式的分析，都是富于创造性的。
第二、关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初步区分及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摸索中好的设想。
第三、关于社会经济运动的状态、机制和规律的思想，比如，经济运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乃至国际环境制约，经济运动中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平衡与不平衡状态的关系及其处理与综合平衡，关于“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的超越式发展战略，关于企业经营机制的统一性与独立性，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等。
第四、关于经济研究方法和经济工作方法。毛泽东关于经济研究方法是对唯物辩证法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经济工作方法，比如他的关于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以及农业内部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并举等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原则，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方法等，都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于经济工作的探索性成果，尽管有些还很不完善，但其基本精神，即使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仍有重要价值。
（3）政治哲学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政治领域，对政治的本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政治责任、政治制度与政治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第一，对于政治的本质，他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观点，指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政治的内容必然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其本质也自会有不同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关系。当然，由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政治的内容中还有一部分是阶级斗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政治就将表现为社会管理与协调活动。
第二、对于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包括人民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国家和民族等及其相互关系，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科学的分析，他尤其强调在政治主体的内部结构中，人民群众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要素。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相互关系都作出了科学的分析。
第三、关于对政治主体应当具备的政治意识、政治素质的培养。他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指明政治意识来源于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政治生活实践，经济地位决定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具体地阐明了政治主体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主张、政治感情、政治警觉性等政治意识多方面的内容，并且十分注意对政治主体应当具有的阶级意识、政权意识、群众观念、民主意识、民族意识、忧患意识等的培养，以不断提高政治主体的政治素质。
第四、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造，他对国体与政体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作出了创造性的科学规定，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及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进行了奠基性和创造性的构想与创建，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与国家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
（4）统一战线哲学，即统一战线辩证法
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曾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因此，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武装斗争中，创立了极为丰富的军事辩证法同时，也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统一战线中，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统一战线辩证法。他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系统地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及内部结构与功能，提出了一整套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的政策与策略原则，如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政治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包括劳动人民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与斗争；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既尊重照顾又要给予教育引导相结合的原则等，都是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证统一战线健康发展，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好务必须遵循的原则，都是事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确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依据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依附于它们的各派反动势力之间存在的大大小小的矛盾的分析，毛泽东确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方针，以及这些方针在实践中运用所产生的辉煌成果，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辩证法思想的深邃和威力。
（5）党建哲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建设也是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曾说过：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搞革命，如何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党的建设问题。第一，他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一对根本性矛盾，在组织建设上，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党的组织上的纯洁性与群众性、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与组织、领导与群众等等复杂关系，以及干部的选拔与培养等问题。在思想建设上，始终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因此，总结正反经验，创造性提出了一套正确处理党内思想矛盾，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达到党内团结的方法，他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就是基于党内斗争经验总结出来并加以推广开来的。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犯错误同志采取科学分析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等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党的建设中的光辉体现。此外，他对党与非党包括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政府机构等之间的关系，对党内矛盾的根源与实质等等，都有唯物辩证的科学分析以及正确的处理方针。
（6）道德哲学
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便有不同的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道德与时代俱异”。自然，道德具有时代性，在阶级社会，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而对剥削阶级的虚伪道德说教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道德既有阶级性，也有继承性，人类社会生活总有一些基本的相同之处，因此必有一些基本相同的道德要求。对于以往时代和阶级包括剥削阶级道德的合理成分，必须采取批判的继承态度，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思想作了许多精辟的分析和批判的继承的工作。特别在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坚持历史唯物论立场，批判了剥削阶级的短视自私的功利主义伪善者，提出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和眼前利益相结合为出发点的革命功利主义主张。
毛泽东道德哲学中，最突出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和人生观问题。他不仅从总体上提出并反复强调这一道德理想，而且善于密切结合革命与建设实践，不断从生活中发现和树立具体体现这一道德理想的活生生的道德榜样，乃至于同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结合起来，使之深入人心，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及党建学说一大贡献。
毛泽东道德哲学中特别突出的还有集体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道德原则，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基本内容的集体主义，是其道德学说之中一个基本道德原则，它是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科学回答。毛泽东主张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并不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他在战争年代提出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后来明确提出“解放个性”的问题，解放后提出“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原则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关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他对医务人员的一种道德要求，而且体现在许多具体方面，如处理干群、官兵关系上，对待犯错误同志上，以及对待俘虏上乃至对待被推翻、被打倒的反动分子和犯罪分子上，都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
还有，毛泽东提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大理论贡献。
此外，他还对道德评价中的善恶的标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都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回答。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尤其注重共产党自身的道德建设，并且以整风的形式对党员、特别对党的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还提出了进行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要求与方法。
（7）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文学艺术同生活的关系问题，它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体现，毛泽东唯物辩证地作出了回答。他明确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他又指出，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因此文艺以生活为源泉，又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而更带普遍性。与这一基本问题相关联的是他对生活美与艺术美、阶级美与共同美的唯物而辩证的回答。
关于艺术美的创造原则，毛泽东提出了典型化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原则，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与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的艺术哲学还涉及到欣赏美的事物与创造美的作品，即审美活动和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创作个性、形象思维等问题，他明确地把艺术活动看成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作家、艺术家是艺术创作、艺术实践的主体，艺术创作所要反映的对象是艺术创作的客体，即他所说的“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具有创作个性的艺术家必须紧密联系、表现群众，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是对创作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唯一科学的回答。同时，对创作过程的形象思维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还因此提倡尊重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允许不同的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并进而依据对美的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提出了著名的推动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毛泽东有着深刻见解，并一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认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历史使命就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进一步把这归结为革命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谓的普及与提高及其相互关系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解决，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8）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毛泽东特别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而其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固有性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于党内斗争的实际，根据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他针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始终一贯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伟大的认识工具”运用于具体的工作中去，形成一整套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并且把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同党风学风联系起来，特别强调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之所以特别强调思想方法的重要性，是因为有无科学的思想方法，直接影响着能否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直接关系着党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基础上团结统一的大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一套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最重要的有：第一，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他称“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一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是同他一贯强调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党风相一致的。第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共性个性相结合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它既是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又是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法。作为具体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把一般的普遍号召同个别的具体指导结合起来，只有这种结合，才能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同样既是具体的科学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也是科学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一条原则，按此原则，一是要求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领导骨干要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二是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工作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的运用，也是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错误的有效方法。此外，毛泽东根据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原理，提出了抓中心、“弹钢琴”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根据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和肯定否定规律提出了“胸中有数”、“随时掌握工作进程”和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等。
4.毛泽东哲学上的理论失误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发挥与发展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深刻的内容，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创造性转换与批判性继承，从根本上空前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毛泽东在哲学上也有一些理论失误，这主要同晚年的错误及其曲折的实践有关。毛泽东晚年由于胜利而产生骄傲情绪，因而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这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发生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在所难免。哲学上的失误，必然导致其它理论观点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迸而导致实践的曲折、乃至失败，反过来又影响他的理论，包括哲学观点。此外，也同我们党当时的宣传，包括理论宣传本身失误有关。而这些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理论失误，集中起来就是对事物辩证关系的一定方面强调过分。例如，他对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精神对物质、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规律性的反作用强调过分。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既偏离了辩证法，又离开了唯物论。再如由于政治的需要，对矛盾斗争性，对事物质变的过分强调，而忽略矛盾同一性及事物量变，实际上走向形而上学片面性。这些理论偏颇再经过我们的片面宣传特别是坏人的恶意利用而走向极端，文化大革命中的“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就是由此形成的。毛泽东这些理论失误也是违背他的哲学思想的，或者是对他的哲学思想偏离造成的。因此，只要把强调过分的东西恢复到恰当的地位，即他自己曾经科学阐述的观点上，就会还其本来面目。而且他在哲学上的理论失误，相当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未完全搞清楚而导致的，并由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曲折反映出来。
§§§第二节 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
1.《反对本本主义》
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是于1930年5月针对党内、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不注重调查研究，盲目迷信本本，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与保守思想写的。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是求是原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
该文的基本思想是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洗刷唯心精神。其最大贡献是在我党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坚持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该文简短而内容丰富，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这在实际上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形成正确思想路线的前题，从哲学基本问题上给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根本的依据。第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鲜明地强调了必须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第三，阐明了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目的以及必须注意的技术与方法。总之，这是最早一篇唯物论与辩证法、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2.《实践论》
这是毛泽东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部杰出的代表作，写于1937年3月。它是毛泽东为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而写的。
该著作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样几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强调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指明实践性与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该著作还在实践基础上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发展过程中两个飞跃的思想，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唯理论和经验纶、教条主义和验主义错误，强调指出第二个飞跃，即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意义更加伟大，深刻指出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最后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这一人类认识发展总规律。
该著作还论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特别强调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同时，还论述了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为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3.《矛盾论》
写于1937年8月，是毛泽东系统地阐述和发挥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矛盾学说的哲学著作，与《实践论》一样，主要是为克服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而写的。
该书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从两种宇宙观高度，阐明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分歧点，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且阐述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该书全面阐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的著名论断。
该书论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指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客观依据。对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及其相互关系都作出了科学规定和论述。
该书具体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原理，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容与动力。
该书还对矛盾斗争的基本形式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作出了科学分析。
《矛盾论》在系统阐述与发挥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光辉思想时，全面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也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4.《论十大关系》
这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著作。
讲话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把对立统一法则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概括和总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在对这十大矛盾、对矛盾各侧面及其关系的分析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第二，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唯物史观。并且提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三，还辩证地分析了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总之，《论十大关系》通篇贯穿了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与生动体现。
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著作，在当时，对国内和国际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一个历史性新课题的创造性回答。
这部著作从哲学上说，第一，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观念，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明确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既相互适应（这是主要的）、又相互矛盾的状况，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它们之间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以解决，而同旧社会根本不同。第二，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该著作还对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真善美与假恶丑、乱子的二重性等等作了辩证的分析，阐发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并针对当时国内外不少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特别强调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该著作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与历史唯物论都是具有独创性意义的贡献。
6.《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毛泽东1963年5月修改《中共中央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的一段话，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可以说是《实践论》的续篇，是对《实践论》的继承与发展。
该文是对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正反经验的哲学总结，它针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进一步阐明社会存在与人们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重要命题，并进一步对人们的认识过程作了新的概括，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同时指明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曲折过程，强调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
7.四篇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既是四篇军事著作，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四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范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可以看到《实践论》、《矛盾论》一些主要思想的渊源，在其它几篇著作中则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发挥。可以说它们是在实践中运用哲学的最生动的哲学教科书。
首先，四篇著作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思想。主要包括：①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主观主义；坚持主、客观一致，反对主、客观分裂；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反对从“本本”出发。②指出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发挥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思想，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③强调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次，在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包括抗日战争发展规律中，充分发挥了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具体的分析事物矛盾的方法，并且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相联结的原理，强调了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思想。
再次，在人民战争思想中充分发挥了历史唯物论的群众创史观。
在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时，结合学习这四篇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会大大加深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
8.有关哲学问题的谈话、批注信函等
目前已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内容。它主要收集的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读李达、艾思奇等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和翻译的前苏联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所写的批注。这些批注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前后写的，因此，其中反映了“两论”中所集中表述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一矛盾论的思想，也是对“两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发挥，例如，他说，“辩证法的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还以对立统一规律为中心，对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说：“质为主要矛盾所规定，属性为次要矛盾所规定”，“质表现于许多特性中”，“质在量中发展”，“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总之，他认为其它规律和范畴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60年代他在哲学谈话中再一次表达了这一思想。
§§§第三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十五大报告说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三位伟人中，包括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代表的毛泽东与邓小平。邓小平之成为世纪伟人，主要是在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的本世纪最后20年中。在这本世纪最后20年中，邓小平哲学思想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哲学之主流。
1.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最大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贯穿性或叫渗透性与务实性。
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在于，他没有写过象《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哲学专著，也不在自己的文章、讲话与谈话中谈专门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他不是专门的哲学家，但是，在他的著作与实践中贯穿、渗透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有一颗哲学的头脑，十分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与解决问题，显示出极高的哲学修养。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还特别提到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说过的要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的号召，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也正是由于他同毛泽东一样有极高的哲学修养，使之能够继毛泽东之后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最注重的是哲学的应用，而在应用中又十分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灵魂，这就更加显示出他的哲学思想鲜明的贯穿渗透性和务实性特点。从他1978年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到1992年初那篇带总结性、政治交代性的南方谈话中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表明邓小平是紧紧抓住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来加以阐述和发展的，因此他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是渗透于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我们必须在深刻把握这个显著特点基础上来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邓小平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又是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特殊的经历与地位也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邓小平也无必要去写哲学专著，只需在新的条件下运用和在运用中阐述和发展就行了。毛泽东本人恰恰是在运用他的哲学思想于新的条件时发生了失误。已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深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只能而且必须在毛泽东失误的地方开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阐述与发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紧迫的课题而形成了贯穿性与务实性特点的。
2.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基于上述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贯穿性与务实性特征，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问题上。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上节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时，我们说过“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度凝结，或者说是总概括。邓小平则第一次把“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在他第三次复出后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到他1992年初巡视南方这十多年中，讲实事求是最多。在我党历史上，他是把实事求是的地位提得最高的领袖人物。这充分表明邓小平是我们党内最深刻最透彻地把握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谛的领导人，作出如此精辟、精炼的概括，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具创造性的阐述和发展，对于充分发挥毛泽东哲学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邓小平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或精髓），恢复了由毛泽东最早确立，而在他晚年又一度背离的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又在这个基础上，即在实事求是的前面，有针对性地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并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自始至终表明，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说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总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的发挥与发展。
在这一带有总体性的创造性阐述与发展中，邓小平依据丰富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新的时代条件，还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涵：
①第一次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明确地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显然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成果的总结。也是克服长期存在并危害甚烈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尽管这个内容早已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揭示，但是，由于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其意义十分深远。
②特别强调并科学阐明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说，它们在本质和内在的要求上，即主、客观统一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二者也有一定区别。解放思想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必要前提；反过来，又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中。
③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鼓励和支持干部与群众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到底是个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问题。邓小平所讲的这“四敢”并非主观蛮干，鲁莽从事。加上他自称是他的发明的“不争论”，都是他充分尊重实践的权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具体表现，是对毛泽东的实践观的生动具体的阐发，也是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④把以实践为基础的真理观与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价值观高度统一在一起。以实践为基础，实事求是，最终是求真，求到真理以后还必须用以指导群众的实践，为人民谋利益，实现人民的价值追求，这是实事求是的唯一目的，把理论转变为现实，取得预期结果，是检验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目标的过程，实现实践目的的过程。这就大大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邓小平尤其在价值观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充分的阐述和创造性发展，他的言和行始终都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且在他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集中地体现出来。认识论与唯物史观、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实践标准与群众利益标准，求真与求善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获得完美的统一。而这正是本世纪最后20年中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始终保持着它们的正确性、科学性的哲学基础。
（2）照辩证法办事。
这是邓小平的名言，也是其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其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阐述与发展，就通过他始终坚持照辩证法办事中体现出来。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系统观、过程观。这是毛泽东在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中提出和运用过的观点。但邓小平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更广泛的运用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所谓新的时代条件，就是指自然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产生发展为邓小平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的系统观、过程观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丰富的养料。同时还指当代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具有高度的系统性、整体性、相关性。邓小平所面临的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课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一课题又是十分长期的过程。邓小平在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中运用毛泽东的系统观、过程观，又大大发展了系统观、过程观，比如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的设计，他对工作中心与其它各项工作、大局与局部、领袖与制度、主体与补充（非主体组成部分）、先富、后富与共富等等辩证关系的阐述与处理都反映了他的辩证系统观思想，特别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更是十分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他的辩证系统观思想。
他的过程观则集中体现和贯穿于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设计中，三个阶段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前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准备条件，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继续和发展的自然结果，我们党就是按他这个思想具体制定每年、每一个五年乃至十多年如2010年的发展目标与远景规划的，我们学习邓小平的系统观、过程观是绝不能离开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实践过程的。
邓小平特别强调“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结合实践深刻领会邓小平的辩证系统观、过程观，才能真正加强我们工作的这“四性”。总之，邓小平始终注意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而又放眼未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置于整个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大背景、大系统中，放在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分析我们发展、改革的条件、机遇，明确我们担负的责任，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运用中创造性地阐述与发展和在发展中运用毛泽东的辩证系统观与过程观，因而在这“四性”上为全党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②在共性个性的统一上“结合”与创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创造性地提出的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为做“结合”创新文章奠定了哲学基础。邓小平是在毛泽东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做“结合”文章出现重大失误的背景下，继续以这个精髓理论为指导做“结合”这篇文章的，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运用毛泽东关于共性个性的统一这一哲学思想做“结合”文章的创新产物。在这个创新结合文章中，贯穿了他对共性个性统一这一哲学思想的创造性阐述与发展。他的发展在于，坚持共性个性的统一，必须以真正彻底地把握个性为基础和前提，也即真正把我们的国情这个基本出发点、立足点搞清楚，并始终从这个基础和前提出发，从个性出发去理解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真正使共性在个性基础上，在个性中被活化了，也就自然地摒弃了对共性的教条式的误解与曲解。其结果，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并且也就在这个结合中真正实现了创新。就是说，邓小平在创造性运用中阐述和发展毛泽东这一辩证哲学思想时，特别突出地发挥了它的唯物论基础，特别突出地发挥了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体现出来的思想。从而使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闪跃出更灿烂的光芒。邓小平在共性个性关系上的这一发展与他在“实事求是”思想上的创新是紧密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③两点论和重点论。毛泽东晚年违背他自己提出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推进全面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以一个战略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运用毛泽东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出高超的艺术与驾驭能力。最典型的是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对毛泽东的功过坚持两点论，对他的功与过的地位坚持重点论，对两点与重点都作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在当时情况下，使一个影响十分重大、事关全局、难度极大的问题获得了很园满的处理，既显示了辩证法的威力，又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还有他对葬送社会主义命运的“左”和右所作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分析等等，都是光辉范例。他提出一系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最生动地体现了他对毛泽东这一辩证思想的创造性阐述与发展在于，他特别注重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结合。因为过去我们犯形而上学片面性错误，恰恰就在于常常把二者割裂开来，所以，往往变成一点论，违背辩证法的全面性。
④关于矛盾及矛盾的解决方式，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实践中面对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他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矛盾问题上割裂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过份注重斗争性的失误，在分析事物矛盾时，表明他深谙辩证思维的实质，所以能有效地防止片面性。比如他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十分生动典型地体现了他对矛盾同一性及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的天才把握。同时，他还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事物质变量变关系上过分注重质变的偏颇，在探索事物变化的方式上作出了创造性的探索与贡献。他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在设计和指导我国改革上，在解决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等等，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前进方式，这既是量变的方式，又是质变的方式。我国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总体上是渐进式的，相对于第一次革命是非暴力的，相对于第一次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质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量变的形态，但又包含着体制的根本变革，所以又是质变的形态。从深层来说，则是邓小平对解决矛盾的方式的创造性发展。过去毛泽东的失误在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后，仍然沿袭过去的解决矛盾的方式而陷入失败。邓小平则通过社会体制的转变，通过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这是完全适合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的性质的解决方式，由于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使处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得到了合理的处理。同时，也使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否定又肯定的关系。克服了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的正确道路。
（3）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立场。
我们党和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哲学根源之一，就在于未能坚持住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立场，而集中表现就是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地位与作用。邓小平就是在纠正这个重大失误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的。邓小平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立场表现在：
①生产力决定论。高度重视与突出强调生产力问题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是处在仅次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马克思主义最关注生产力问题，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观点。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党和毛泽东长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邓小平针对我们党和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不是从理论的角度谈问题，而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特别是这一实践中的生产力状况出发去研究生产力问题，他的这个研究思路不仅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而且这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要求与体现。同时，他当时面对的主要是一个拔乱反正、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任务，所以，他花了极大力气反复重申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观点。他这种重申与恢复又是紧紧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和当时的实际进行的。因此，他不是仅仅停留于前人对生产力问题已有的认识上，而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自己新的创造性的观点。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恶果，邓小平重新肯定与重申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依据“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更加明确的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他一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的恢复，又是对历史唯物论本来面目的恢复。进而，他把生产力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中首要的和基础性的规定，这成为他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的集中表现。再进而，他基于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决定论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到了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标准，这使社会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更加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了，体现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邓小平在生产力问题上特别具有时代特点的创新贡献，就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后来到1988年他进一步明确地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南方谈话又重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学说与生产力理论都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是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概括与总结。同时，这也是邓小平对生产力内在构成问题进行研究作出的新概括。
②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重提并阐述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以为改革的理论基础。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正是在深入具体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基本矛盾作用的特点及其解决矛盾的方法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集中表现在他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两个层次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从根本上改革原有体制。这实际上对毛泽东曾经讲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基本相适应又相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节解决的原则性意见，完全具体化和大大深化了，找到“相矛盾”的症结所在，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他所领导和亲自设计的作为“第二次革命”的体制改革。同时，他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特别是生产力问题的深入研究，多次从“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角度出发，讲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根据他的这一理论，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这就为我们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核心的历史唯物论的创造性阐述与重大发展。
③在阶级论、民主观、国家观、革命观等问题上，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立场，修正了毛泽东晚年在这些问题上的重要失误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阶级论，邓小平否定与修正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又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个条件既包括国内小环境，又包括国际大环境。这既反对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又反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
关于民主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大民主”的作法，重申和反复阐述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同时又进一步把民主同社会主义，同现代化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还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从改革制度着手”，才能避免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干部职务终身制这类受封建主义影响的现象重复出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民主观有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他克服了毛泽东更多地把民主当成手段的局限性，进而把民主化建设看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中。为此，他又特别强调要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并且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邓小平还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民主与解放思想、民主与效率等问题上作了创造性阐发，从而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的民主观。
关于国家观，他纠正了过去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因而过分乃至绝对化地强调国家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及其镇压的职能的片面性观点，阐述了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他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国家结构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关于革命论，他强调了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指出我国进行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是我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还指出革命不仅包括进行阶级斗争、也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他说：“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些都是他在摒弃被称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社会革命的内容大大地丰富了。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邓小平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生产力论基础上，对毛泽东的历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是他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立场的具体表现，正是他的这些创造性发展，成为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④最后要提及一点的是邓小平高度重视人的发展的人学思想。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也有一些重要论述，例如他关于人是世界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的思想，关于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等。邓小平是在批判和否定摧残人的“左”的错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的，就是说他是从社会包括人的现代化这个向度上阐发的，就使他的人学思想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他十分重视人才，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培养“四有”新人，并且着力通过改革形成能让大批人才，能让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能尽可能地得到发挥的环境，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贯彻与体现，并且为这一理想的真正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同时邓小平的人学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基础上，而同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线。
3.江泽民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运用与发展，仍然属于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在继续推进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并紧密结合这个伟大实践提出来的问题而运用和发展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自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十五大报告中的一系列理论突破，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晶。他们在继续推进处于攻坚阶段的改革事业中，进一步明确地强调并且身体力行地注意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很好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同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密切地结合起来，同制度保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始终围绕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既是对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发展，而且，正如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指出的，在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稳定处于特殊时刻的世纪之交，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定性与自觉性。
（2）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分析。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其中分析了十二大关系，这是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当时讲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是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和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坚持用对立统一法则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初步尝试。江泽民讲的十二大关系，也即十二大矛盾，都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问题，他继承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但其所讲的十二大关系的丰富内涵是毛泽东所讲十大关系无法相比的，表明江泽民运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有了深刻的揭示，是总结自那时以来近4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正反经验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毛泽东奠定的、邓小平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值得从哲学发展的角度认真加以研究。
（3）关于系统整体观集中从三个方面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一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及可持续发展观，这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二是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及其第一次系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三是改革攻坚中配套与整体推进的观点、思路和举措，突出体现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系统整体观。
§§§第四节 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1.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新阶段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个新阶段，而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则是实现这两次理论飞跃，并出现这两个新阶段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是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按照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把理论指导同自己的实践行动很好地结合起来，又创造出崭新的实践与崭新的理论，首先是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一次大变革、大飞跃，没有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作为前导，就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出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乃至人类科学发展史上都一再证明思维方式变革是科学理论飞跃的前提和先导。其次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未知，必须要有科学的认识工具和理论思维。这就如同物质生产的飞跃，首先是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前提，并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其标志一样。科学理论与精神新产品的生产也必须要有新的工具作为创造前提。从这两个方面看，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与形成。如前所述，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与发展，有十分明显的继承关系，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这特别集中表现在精髓上。但邓小平哲学思想又有飞跃，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升华了一步。这也集中表现在精髓上。邓小平用毛泽东自己经过古为今用地改造过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最高度、最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把其精神实质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同时，他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一下子把实事求是思想向前发展了，适应和满足了新的时代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新阶段。
2.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的旗帜。
十五大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首先和根本上是指高举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丢掉了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个精髓，那未，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特别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完全是虚假的。
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极其艰难复杂的问题，下一个世纪是更加富有挑战性的世纪，首先，从国内来看，改革处在十分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面对的改革问题都是深层次的，只能靠制度创新，把改革搞彻底来解决。发展也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特别是国企三年解困目标的基本实现，对于我们解决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机关精简干部分流，军队精简干部安置，为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以及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强烈冲击，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与之相伴随，稳定也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这些都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严峻的挑战。回答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唯有依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指导才有出路。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1997年夏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当今世界面临的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即发展与和平问题，特别是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整个世界在表面友善的外交辞令下，正在进行着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与全面较量。特别是我国，在前苏联、东欧解体和演变之后，面对着西方敌对势力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我们即将“入世”，经济日益同国际经济接轨的情况下，在仍然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如何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这只有从毛泽东思想，从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其哲学思想中吸取智慧与力量。
总之，处在世纪之交和即将跨人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的内外一系列严峻挑战，客观地决定了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地位。正如十五大报告郑重指明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也在实际上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因此，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中，首先要特别学习好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由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所必然决定了的。深刻认清了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就能大大提高学习和运用的自觉性、坚定性，深刻认识并充分实现其巨大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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