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又进行了新的艰苦的探讨。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是又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指导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及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实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1）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之后，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1952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是年9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2月，他又指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到了1953年12月，毛泽东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表述，明确地揭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这条总路线正确反映了我国过渡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反映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唯物论的丰富和发展。
从生产力方面来说，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虽然经过三年恢复时期，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造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因此，要向社会主义转变，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工业是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生产工具的主要部门，要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靠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还可以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造，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此外，工业还可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为国家积累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总之，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当时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还没有成为主体。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加在一起，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四分之一。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这里，毛泽东清楚地说明了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劳动人民的私有制两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和必要的条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最中心的任务就是指导实现这个条件。因为只有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才能使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总之，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它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我国过渡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具体体现。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创造性的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党中央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点，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的设想。马克思曾经多次向恩格斯讲过，如果能用赎买的办法“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恩格斯还提出可以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提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并在实践中做过尝试，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反抗使这种尝试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把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是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制定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性。同时，实行这一政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经济上，拥有380万工人和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对国计民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向国家供应产品，补充国营经济生产之不足，扩大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维持劳动就业，而且可以通过税收为国家积累资金，此外还可以发挥私营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提供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在政治上不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有利于争取他们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稳定各界爱国人士，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有利于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
强大的社会主义优势，是中国胜利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工人阶级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的领导，得到全体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直接支持，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物质基础。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中的利用，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并使其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有一定限度的发展，以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就是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范围和经营的盲目性，取缔资本家的一切违法活动，从而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改造，就是在利用、限制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实践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国家同私营企业在企业外部的合作，这种合作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但这种合作并不能彻底解决国营经济同私营经济之间的矛盾，也不能把私营经济的生产和流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解决的办法是把国家资本主义提高到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指的是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即由国家向某个私营企业投资并派干部参加管理的公私两家合营的企业。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从外部转向内部，企业的性质和生产关系都产生了根本性变化，比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公私合营的企业，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企业中还仍然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对立，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同时，随着企业生产的发展，资本家的剥削（利润）也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发展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是打破厂与厂、企业与企业的界限，按照地区和行业，对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组织到一个统一的企业单位中去，在统一领导下统一管理和经营，统一生产，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统一计算企业盈亏。在分红问题上，废除“四马分肥”的办法，国家对私股实行支付固定股息的制度，按照合营时的私股份额每年领取固定息率5%的“定息”。这样，资本家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离了，从而使企业的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完全属于国家。这就是说，资本家的剥削只留下一点“尾巴”，限制在“定息”上。资本家得到的是“定息”，失去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企业管理权、利润支配权。所以，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企业。到了后来，按照商定的期限将“定息”取消，就变成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企业了。
上述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是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胜利的改造道路，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企业为基地，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资本家从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在改造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这主要是：第一，步子太快，改造高潮中工作较粗，全行业公私合营与经济改组时，“裁并改合”大多，造成门市部和零售店太少，给消费者带来不便。第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有技术专长和经济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在使用和处理上也不完全适当，没有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积极作用。第三，把一部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一概称为私方人员，定为资产阶级分子，并盲目地并入了公私合营企业。以上这些做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因素，后来逐步作了纠正。
这些工作上的缺点与巨大的成绩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在社会很少震动的情况下，较快地完成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使命，成功地赎买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实现了马克思、列宁的设想，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3）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是劳动者的小私有制。它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依靠自己或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从政治上看，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对个体经济不能剥夺，只能在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基础上走合作化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原则。
毛泽东和党中央1951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总结了我党在战争期间领导解放区互助合作的经验，特别是建国后华北、东北等老区互助合作的经验，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同年12月15日发给各级党委试行。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此决议作了部分修改，作为正式决议公布。这个文件是我党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第一个重要文献，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首先，要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决议指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促进农民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获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中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其次，由个体农业经济过渡到集体农业经济必须搞合作化。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但主要强调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互助组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化，办合作社才行。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接着，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16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进一步指明了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第一步是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实行劳动协作，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第二步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按劳分配和土地分红，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是在小型的初级社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互利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和主要农具都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通过这些步骤，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可以逐步训练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避免了像其他国家在合作化过程中造成减产的一般现象。决议强调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决议还特别提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它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是“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前发展。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农业合作化获得很大发展。据1954年底统计，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四百几十万个增加到近1000万个，初级社由1951年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000个，再到1954年秋的10万个和1954年底的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由1952年的2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19.2%增加到60.3%。1955年农业合作社运动继续发展，全国各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出现了整乡、整区、整县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从1956年春天开始，我国农业合作化转入以建立高级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就是说，全国农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而且是以高级社为主。至此，我国对农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手工业历史悠久，名闻世界，但又非常落后。因此，搞好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发展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与供应国内外市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采取了类似对个体农业改造的方针、原则与方法，也是采用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即从供销合作到生产合作，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把手工业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1955年下半年后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全国的手工业改造进程大大加快。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这样，就全国范围而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是顺利的，成绩是主要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如此复杂困难而又十分深刻的社会变革，把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特别是在转变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迅速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由此可见，我国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实具有中国特色。
当然，在这样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和问题。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具体来讲，在改造速度上，过快过急，许多初级社未经整顿就跨人高级社，有的还越过初级社直接进入高级社；在合作形式上，过于简单划一，不能因地制宜，而搞“一刀切”，统统搞初级社，从而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在工作方法上，不少地方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有命令主义、强迫入社的做法，伤害了富裕中农的利益；在经营管理上，过于强调集中统一，搞单一经营、平均分配，曾经出现过的生产责任制也未能坚持下去，更未推广。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合作社优越性更好的发挥，以致遗留下不少问题。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存在和农业相似的问题。
§§§第二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
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重大的现实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以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这种富有成效的探索既有重大的理论开拓，也有重大的失误和偏差，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1）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确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已基本解决。这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社会制度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均已发生重大变化。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内部非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却日益明显地突出起来。
这方面最鲜明的事实就是从1956年2月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股混乱的思潮。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1956年春天，先后爆发了工人走上街头罢工和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波兰、匈牙利事件。
受国际上这些事件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少数地区也陆续发生了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业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等事件。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的近半年内，在全国先后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还有几十个县发生了农民闹事。
面对这种新形势，我们不少同志既缺乏理论准备和必要的认识准备，又缺乏实践的经验。他们或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认为人民内部利益完全一致，不会出现矛盾，现实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使他们困惑，使他们陷入被动之中，不知所措；他们或者不善于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致造成很大的混乱；他们或者不清楚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把一些敌我矛盾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认为凡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对许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敢进行斗争，在实践中造成很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是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在1957年2月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他批评了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的认识。他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与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因而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有根本的不同，就基本矛盾的双方而言，它们之间是既有相互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但这种不适应并不具有对抗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一般是由基本矛盾决定和影响着，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解决这些矛盾不需要根本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第二，系统地阐明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不仅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不同的矛盾，而且对这些矛盾作了具体分析，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要弄清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必须弄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毛泽东认为，人民和敌人都是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正是由于人民与敌人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它们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是对抗的，而人民虽然有不同的阶层、集团，但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内部矛盾并不是对抗性质的。毛泽东还指出，两类矛盾在本质上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第三，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就是对敌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分子进行专政；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在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经验，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他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地化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推广和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办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还提出了在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的方针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各族人民的团结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第四，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指出，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2）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探索及实践中的失误
从1956年到1957年初，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以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种科学探索的道路被打断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逐渐滋长起来，并且愈演愈烈，直至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这种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也多次阐述过这一论断。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思想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来。由于1956—1957年间国际上的波匈事件，由于我国发生的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情况，特别是当时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使得毛泽东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观点。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八大”的正确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改变。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1959年7、8月庐山会议期间，他不仅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把这种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阶级斗争被引向党内。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断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1963年9月，他又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到1965年初，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又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更严重，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有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更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至于党政机关也不好，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毛泽东曾多次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根据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认为过去搞了工厂、农村、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教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就得搞一个彻底的“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和实践，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进一步推向极端，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67年11月6日以两报一刊名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提出的。这一提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与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有六个：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段斗争，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把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观点，既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合乎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改变，以及对两类矛盾的混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从哲学上讲，最根本的是偏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激化夸大为全局的尖锐化；把党内和人民内部认识上的矛盾夸大为路线斗争，又把路线斗争一概说成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种“左”的错误又被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把它推向极端，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历史性的灾难，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第二，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失误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怎样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失误。
首先，他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毛泽东认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是革命，就是生产关系的飞跃。至于生产力，他则重视不够。正如他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所坦率承认的那样，“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在夸大生产关系作用的同时，他又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强调“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一味希图通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建成社会主义。这种观点违背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绝对化，频繁调整生产关系，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采取一系列群众运动来批判剥削阶级思想，“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做法正是由于背离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观点所造成的。
其次，在如何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问题上，由于离开了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观点，毛泽东在理解上也有许多主观主义的成份。他常常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为标准，而不是以现实的生产力状况为标准，去追求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完善”，似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完善，而不那么“公”就是不完善，于是，在实践中总是追求个体向集体、集体向全民的过渡，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不但没有发展生产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同类情况，本来在现阶段仍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观念，常常当作错误观点进行批判，造成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基本经验教训的初步哲学总结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在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然而又是可贵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发生过重大失误，付出了不少代价。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由于我们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原来设想的需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提前完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苏联的办法。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寻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1956年底至1957年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我国农业和工业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认真的、大量的调查，并总结国内外经验，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反映了我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尝试。在这些著作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运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有价值的思想。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多次强调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毛泽东在实践中首先察觉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同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强调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同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强调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这种探索后来没有能很好地坚持下去。
在经济结构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要解决的又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一个东方大国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鉴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重工业十分薄弱的现实，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非常正确的，在实践中也取得显著的成绩，使苏联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发展某些关键的重工业部门，增强了国家经济力量。但是由于苏联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得不到显著的应有的改善，这样的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毛泽东总结了苏联的历史经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提出建立以农、轻、重为序的产业结构。1956年，毛泽东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作得好些。”“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又强调指出：“我国有5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以后，毛泽东进，-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在力图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结构。在分配结构上，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以合作社为例，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结构打下了理论基础。
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这样经济体制有许多弊端，他针对当时中央集权太多的情况，首先提出扩大地方自主权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他说：“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当时企业自主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短，经验少，所以毛泽东只是原则地提到这个问题，没有深入进行这方面的论述。在八大上，陈云还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即以公营经济、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济、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些重要意见都得到八大的肯定。刘少奇也强调社会主义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些都为经济改革的探索指出了正确方向。
在精神文明方面，毛泽东在注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教育要同物质生产劳动相结合，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毛泽东既注意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又重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与道德的宣传教育。在培育新一代人方面，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号召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在六十年代，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对外关系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最可贵的经验之一，是毛泽东为我国对外关系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路线，也是毛泽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立足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同时注意学习外国一切对我有益的东西。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评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即使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在探索我国工业化道路时，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还强调说，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仰仗任何超级大国的鼻息，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施加的压力，坚持不当任何大国的附庸，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以上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还是初步的，还不够系统、明确和深入，但它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在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能够展开多方面的探索，提出这样多的新见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次探索实际上是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起点。可惜不久以后，由于“左”的思想抬头，这次探索没有能够沿着正确的方面继续坚持下去，但它所蕴含的真理的火花是异常宝贵的。这次探索从我国实际出发，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对我国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概括，体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相统一，共性和个性相结合，改造客观世界（改造社会）和主观世界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者一致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深化。
（2）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初步哲学总结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不仅使我们党对阶级斗争的估量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且使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被迫中断，由批判反冒进萌发的经济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在反右斗争后进一步泛滥，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从1961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到1966年得到了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以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党中央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哲学总结。
第一，重提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大跃进”的错误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尽管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认识到是指导思想的错误，但三年“大跃进”的惩罚是极其严重的。从1960年底开始，毛泽东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1年1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是搞调查研究。他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印发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调查研究》（即《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并结合近几年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广州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指出了1958年以来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进行调查研究。信中说：“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规定：“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作好了，其他工作才能作好，调查工作作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作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6月15日，党中央发布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又明确指出：“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把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科学的工作，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
进行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应采取讨论式的、同志式的互相商量的态度。调查研究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也对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有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以上这些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容，对转变党的作风，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多次讲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1959年4月他在《党内通信》中说：“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了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时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为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泽东的以上论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一是对“自由”的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离开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因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认识必然性，而认识必然性的目的又是为了指导人们的实践，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从改造客观世界中认识客观世界，又从认识客观世界中改造客观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统一的。二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在认识和实践、成功和失败的多次反复中才能实现。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说明，人们只有经过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比较，才能认识必然性，获得自由。所以，重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条件。三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争取更大的自由。人们认识必然性和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过程，都需要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而这种自觉能动性是建立在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的，不顾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鼓干劲”“争上游”，不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而是主观主义。
第三，提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命题。
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对1959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理论价值。
首先，它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并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毛泽东说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样就明确地否定了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来的或头脑里固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说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同时，毛泽东更加明确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三大基本形式，尤其是把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列为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做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新概括。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实践论》的思想，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和“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统一了起来，把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阶段和“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统一了起来。他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
第四，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性。
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概括地阐明了真理发展的规律。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所揭示的真理发展的规律说明，真理同谬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一切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要被人们普遍地接受，都必须同谬误作斗争。因为，在认识过程中真理和谬误是共生的。排除谬误，是真理发展的必要条件。真理发展的规律还说明，真理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最终必然要胜利。这是因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在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有着不可动摇的根基。因此，它在和谬误相比较、相斗争中，最终必然被人类普遍地接受，取得最后的胜利。真理发展的规律还说明，真理同谬误的斗争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因为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是永远没有完结的，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永远没有完结的。由于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矛盾永远不可能最后消除，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矛盾、真理与谬误的矛盾，也就永远不会最后消除。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从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次全会上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从而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这一切说明，邓小平理论已经产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近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率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然后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从解放思想开始，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导，是此后提出一切方针政策的基础，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指导方针，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同时，又先后作出了对内改革、搞活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确立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1979年3月就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应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为确认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道路而总结出的10条经验，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具体体现。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准确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本质，而且使这一理论从此有了一个科学的称谓，成为这一理论的最高范畴。
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2）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阶段
党的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12个方面。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不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基本方针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这样就突破了过去那种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而且也为邓小平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之一，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命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作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二大上，更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把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并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全面部署。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写进党的基本路线之中，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战略地位。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初级阶段”的概念。随后，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并认为“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并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三大还根据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和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基本方针。党的十三大对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定，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以上一系列新问题的提出和阐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
（3）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的正式形成阶段
十三大到十四大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国内外形势严峻的考验，平息了政治风波，经受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冲击。党坚持基本路线，狠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并先后作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加强领导等重大举措，从而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五年，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成熟的五年。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精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使这一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以此为标志，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期间，表明邓小平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端正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步步地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科学的、完整的概括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澄清了多年来人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困惑和思想混乱，标志着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上，实现了新的飞跃。
第二，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这个问题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解决。第二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才解决。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经济手段。”这个谈话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迫切需要，有必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全面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和认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概括，以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的十四大报告从9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完整的科学概括，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正式形成。
（4）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是《邓小平文选》的终卷篇，但这决不是邓小平理论的终点。从十四大到十五大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掌握着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完全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事务。这一时期，无论邓小平同志退休还是邓小平同志逝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仍然生机勃勃，极富创造力地处于发展之中。
这一时期我们党取得了思想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之后，为了突出邓小平同志对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在这一概念前加上了“邓小平同志”或“邓小平”几个字。十五大正式来用“邓小平理论”一词，并且明确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伟大旗帜。同时，十五大还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对此，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曾从基本特征的角度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初步论述。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十五大报告从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更为详尽系统的阐述，并第一次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对初级阶段的认识更为科学了。
第三，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高级研讨班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党的十四大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3年11月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总结了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有了重大突破。十五大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的任务，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继续鼓励、引导并依法监督、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十五大还提出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形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是在当今时代和国内深刻历史渊源基础之上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而不断完善、发展。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与发展
（1）坚持实践标准，破除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决这个历史课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是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尤其是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错误。其中的教训可以列出许多条，但是说到底是个思想路线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鉴于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必须首先端正思想路线，从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出现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使我们无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先河。
邓小平在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基本思想：
首先，“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提出，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其所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因为：
第一，“两个凡是”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所以，不论什么人，包括领袖人物在内，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与不对，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对领袖人物的话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用大量事实说明，不破除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就不能纠正“左”的错误。
第二，对毛泽东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到具体条件下去理解，不能随意照搬，不能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搞“两个凡是”。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在这里，邓小平阐述了真理的具体性，任何真理都应当把它放到一定条件下去理解，离开真理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而到处搬用，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无论就总体还是就某个领域来说，各个原理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不能用只言片语任意加以割裂和歪曲。譬如关于文艺方针，毛泽东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全党、全军、全国的工作。
第四，每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毛泽东思想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如果毛泽东讲过的话才能做，没有讲过的话就不能做，那就不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引发了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上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明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因此，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展开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反映了党内外同志渴望纠正“左”倾错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迫切愿望，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一些人的阻挠和压制。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是“砍旗”、“丢刀子”，指责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同志“没有党性”。在这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支持这场讨论并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他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批评某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这一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引述毛泽东从建党初期到1963年反复阐述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观点，有力地反驳了所谓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等等谬论，支持了这场意义深远的哲学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言论，如何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说，这场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此，他把这场讨论作为一项基本的思想建设，要求包括基层在内的全国各条战线都需广泛地开展讨论，使这场讨论成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
（2）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阐述和发挥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率领全党在同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并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全面地揭示了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丰富内容，以及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
第一、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这些论述，阐述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它的基础和精髓，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于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不但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战略决策，尤其应当重视学习体现在这些理论观点、战略决策当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
第二，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就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新的更完善的概括。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强调，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要靠本本，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的方法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出发点问题。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它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客观相统一的根本途经。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联合，把理论联系实际还是脱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相分裂的问题，看作是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中国化，并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有效武器。这就解决了理论向实际转化，以及不断在实践中得到发展的途径问题。
再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用实践作为证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的重要思想，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并且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性。邓小平在新时期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意义十分重大，它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石。人们是不是做到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是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最终全靠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上面几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不能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之，也只有坚持后面这三点，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第三，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人们所以要解放思想，是由于头脑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脱离了客观实际，禁锢了思想，束缚了手脚。在这种情况下，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能克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样，解放思想就成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是解放思想；提出生产力标准，破除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是解放思想；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检验改革的成败得失，破除抽象姓“资”姓“社”的争论是解放思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只有同实事求是相联系，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解放思想，才是科学的解放思想，它同超越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解放思想，同无视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放思想”，都有着根本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第四，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邓小平从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他说：“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靠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不可能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今天也不可能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搞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政治路线，而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我们才不断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才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完成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3）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邓小平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首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建设的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30年代建立起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神圣化、凝固化，认为坚持苏联模式，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之，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对此，毛泽东早有察觉。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为了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他晚年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提出并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我国、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现出邓小平同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实践中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这个基本结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有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特点结合起来，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同样，认清现阶段中国的国情也是认清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切问题的基本的依据。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建设了30年，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个现实情况应该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在他主持下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国情的判断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提法。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这一论断作了初步阐述。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又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根据，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历史必然性、基本特征、历史地位、根本任务，以及在这个阶段我们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个设计事先报告了邓小平同志，他批示道：“这个设计好”。十三大闭幕后，邓小平在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谈话时说：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准确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基本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和客观依据；为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错误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错误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它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应当从书本出发，不应当从外国模式出发，不应当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实的国情乃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最根本的依据。
总之，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根本点。它不仅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全面进行。
（4）社会主义本质的哲学概括
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然而，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同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缺乏哲学概括是分不开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过去很少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在表达类似的思想时，通常使用社会主义的“特征”、“基本特征”、“本质特征”等等。而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实际上又是分别从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作出的概括。由于缺乏哲学概括，作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它们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哲学的高度，不能抓住社会主义的根本，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现实基础和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邓小平突破了以往描述社会主义特征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哲学的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阐述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的“根据”，从根本上把握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总趋势，这就为我们永远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为我们探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凝结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凝结着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凝结着邓小平本人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思考和探索。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0年。此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思考，多次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最精辟的概括是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提出来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首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任务只有一个。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突破了以往只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界定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将被打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判断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合理，归根到底必须看它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具有内在活力和自我革新能力，根本标准是看它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它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它能够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充分发展开辟最广阔的前景。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飞跃，其决定力量就是来自社会内部的生产力；而促使社会主义由低向高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必须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反之，则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形成、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基本要求。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中包含生产力的内容会导致无法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其它社会形态，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哲学中，本质主要指事物的存在根据，从原因和功能的角度回答事物怎样存在和为什么能够存在。那么，社会主义的存在根据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所以要存在和能够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它存在的合理性，无不根源于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合理，更顺利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它们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资本主义当然也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从根本上说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则不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有可能更好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可以通过改革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而且，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以要存在和能够存在，还由于它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做准备。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就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
突出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不是简单地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逻辑推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对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存在根据的重大意义，就会发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广阔道路和前景，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缺乏经验，我们在一个时期里严重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生产力不仅被忽视，而且遭到批判，“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荒谬的口号，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总结了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历史，针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结合国际斗争的实践，我们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近年来，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荡和剧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有力地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我国在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中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这20年来我们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不放，使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是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的社会生活现实。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诸多任务中，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是其他一切工作任务的基础。抓住了发展生产力，就抓住了根本，社会主义就会根深叶茂；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就会是舍本求末，社会主义就会丧失根据和前途。
其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的存在根据除解放、发展生产力外，还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我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也不能简单地说谁发展了生产力谁就是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所以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除了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外，还因为社会主义能够使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离开这一点，搞社会主义就没有意义。
作为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中，价值目标占有重要地位。他用一个命题来概括共产主义的宗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基本条件，达到了共同富裕，也就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了准备。连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天方夜谭。
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三个：富强、民主、文明。富裕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的，富裕的物质生活并不等于幸福、民主、文明。但在这三大目标中，首要的目标是富裕、富强。经济的发展是民主和文明的物质基础。邓小平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存在的重要根据，是从社会主义的功能、作用、意义的角度来揭示、说明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最大的作用，可以说就是消灭贫穷，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贫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
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是没有剥削和两极分化的，但那时人类生活水平低下，根本没有富裕可言，因此那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曾经说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样的话，意思是说穷不好，要通过变革，由穷变富。但是在一个时期里却有人把它理解为：穷是好事，越穷越革命；富是坏事，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此，干社会主义，穷是正当的，穷是光荣的。这是一种很荒唐的逻辑。试想当年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闹革命，不就是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能够吃得饱、穿得暖，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吗？我们现在从事现代化建设，重要目标不也就是要使全国人民从温饱到小康，尽快达到比较富裕的生活水平吗？那种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之类在极左思潮下产生的错误观念应当坚决地予以摒弃。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只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不是少数人的富，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富。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有的生产力较为发达，生活水平从总的方面说也是较高的。但它们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如美国，占人口0.2%的超级富豪拥有美国60%的财产；80%的股票掌握在仅占人口1.6%的百万富翁手中。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富裕问题。邓小平说，中国所以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在旧社会的中国，两极分化严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再发生的。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由以上对社会主义本质基本要点的分析可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哲学表述，是一个有内在的严密逻辑关系的整体。它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它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提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表述的完整性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②社会主义本质的哲学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科学概括，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一科学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论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了新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跃。
首先，这一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这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其理论基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社会面貌的原理。马恩正是从这一原理出发，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形态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发展和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但两者并不是平行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前提和基础，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对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加上传统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其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仅没有很好的体现，反而被严重地扭曲了。这正是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正是在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这一论断既从生产力角度，又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还在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还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自身的变革，随着变革的深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完善，不断发展，逐步达到彻底否定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而社会主义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之所以要以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在于它是对私有制和剥削现象的否定。因此，从社会主义开始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一天起，消灭剥削就在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之后，生产力的发展便要求社会主义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变革。这种变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它必然使最终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推动下的客观发展趋势。
再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并列的。前者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总体运动中显示出来的本质，它表现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价值。后者是在基本矛盾运动基础上通过社会制度自身变革显示出来的本质，它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趋向。从目的和手段上看，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全在于达到共同富裕。当然，两者之间又是互相推动，互为因果，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生产力推动下不断变革，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
（5）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善于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早在1938年就说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发展变化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设计的宏伟蓝图，他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辩证法的著作，但是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辩证法办事。
①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辩证法
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其辩证法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上。
毛泽东在研究军事战略的时候曾经说过：“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的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就“照顾各方面”来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着力抓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恢复和确立。邓小平认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组织路线的问题。因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照顾各方面”的战略思想，其理论依据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哲学的系统范畴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系统方法就是通过正确认识和处理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调整结构）、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的关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实现系统整体的最佳功能。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新老干部都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候提出，“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为什么要强调加强工作的系统性？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大系统中，还有若干方法、若干层次的系统。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系统。其要素有：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主体（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一个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路线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在同其他部分的联系中而存在的，所以要把它们放在系统整体中去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企业活力的增强，市场体系的形成，政府职能的转变，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必须互相配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此外，还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同样，精神文明也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扼要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总体布局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机体的系统性。可以预料，社会主义建设愈是向前发展，改革愈是深入，客观事物系统性的特点愈将明显地表现出来。因而，对于从事建设和改革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领导者）掌握唯物辩证法系统观的要求就愈是迫切。
事物不仅作为系统而存在，而且作为过程而存在。一个过程往往分出若干阶段。战略观点既包括总揽全局，照应系统的各个方面；又包括预见未来，照应过程的各个阶段。
就“照顾各阶段”来说，邓小平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阶段，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第一步，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第一步是小变，解决温饱；第二步是中变，达到小康；第三步是大变，比较富裕。邓小平在考察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时，联系到社会制度，指出：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于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不是很多，但综合国力是很可观的。邓小平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之，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联系社会主义制度，联系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就可以少中见多，小中见大了。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达到小康，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多一些；实现第三个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同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会充分显示出来。为此，在国际上，需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上述战略目标是鼓舞人心的，实现这一目标又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波浪式发展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的波浪式发展，一个是生活的改善波浪式发展。
关于经济的波浪式发展。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我国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时机是稍纵即逝的东西，我们建国后，就丧失了一些机遇，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为什么说是好机会呢？从国际上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我们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资本主义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从国内看，尽管还有诸多困难，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以较快速度继续前进的基础。因此，“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提到高速度，有一些人总是担心会不会大起大落，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里有三个关系需要辩证地加以理解。第一，要联系条件、质量、效益研究速度。邓小平讲速度，明确地说到：“有条件”、“讲质量”、“讲效益”。第二，要辩证地理解稳步、协调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说的好，“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三，就全国来说，速度的问题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互相攀比，因为基础、条件都不相同。事实上，我国幅源广阔，有的地方刚起步，有的地方可以腾飞了。如果我们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不会出现几个理想的“波峰”，即“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的富裕之路也有一个波浪式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须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不是完全等同。就分配来说，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另一个是分配不公。两种倾向从两个极端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正确的作法应当是：第一，承担差距，适当拉开差距；第二，差距要合法，非法的要取缔；第三，差距过大，要通过税收、福利等经济和政策的手段予以调节。既要适当地拉开档次，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单位，对于比较困难的地区和单位来说，除了示范作用，也还有传帮带的责任。但是，要谨防一平二调、抽肥补瘦。这种做法，会打击富裕地区和单位的积极性，也无助于困难地区和单位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富裕之路。
为了有步骤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加强工作的预见性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总是高瞻远瞩，立足今天，预见明天。他说：“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邓小平还把改革和发展联系起来，把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联系起来。1985年，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我们从邓小平关于教育和科技的论述中，更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他说：“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他主张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否则，“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总起来说，邓小平立足中国的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放在世界大背景上，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认识我们的责任，分析外部的条件，捕捉历史的机遇。
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及发展动力中的辩证法
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关键。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从而导致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生机和活力。毛泽东认识到斯大林的错误，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是遗憾的是，在两类矛盾区分上，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主要矛盾的捕捉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实现了两个拨乱反正：一个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一个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前提，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社会的矛盾状况为基础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上，邓小平的贡献首先表现为，准确地捕捉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党、执政的党，党根据对主要矛盾的分析，确定工作中心、主要任务，制定总路线和总政策。主要矛盾抓对了，一般地说，就不会出现大的、方向性的问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一旦发生了偏差，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全局性的失误。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正确捕捉和处理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于三大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党的八大正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务是：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没过多久，上述正确认识和判断就被抛弃了。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断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长达20年指导方针的失误，造成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教训是十分沉痛的。邓小平的历史性功绩，首先表现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落脚点则是纠正对我国主要矛盾认识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1979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鉴于历史教训，在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得十分执着，十分坚定。他在讲到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的时候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前几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是，由于有邓小平掌舵，我们党没有动摇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没有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起了拨正航向的作用，那么，面对1989年之后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实际上起了防止转向的作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再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邓小平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在深入具体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作用的特点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方面，邓小平丰富和推进了毛泽东原有的理论认识。他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既联系起来又适当地区别开来，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革原有的体制。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向全党敲响警钟：“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基于历史的沉痛教训，1980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不只一次讲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广泛深刻的革命”，其含义都是指“对体制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要坚持的，但就体制而言，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是日常性质的、细微未节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根本性质的变革。当然，这种变革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总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如果说，毛泽东坚持了矛盾普遍性的原则，并对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作用的特点进行了一些分析，那么邓小平则在毛泽东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地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表现的特殊性，并提出通过改革解决矛盾，使社会主义逐步达到自我完善。这样，就把辩证法应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赋予社会主义社会以生机和活力。
改革既然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和活力，因而也就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僵化的体制，反僵化的过程又走到自由化。改革是必由之路，坚持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当然在改革过程中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只有靠加快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6）改革开放的唯物史观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生产力又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出发，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逐渐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深刻地阐明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①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使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是在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这一思想的基本点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改革的对象或者说内容，是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种体制，是全面系统的改革；改革是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就其本质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它是在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首先，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出发点的，说明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思想的逻辑起点。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改革的根本动因。邓小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生产力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的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正是发现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从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揭示出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并揭示出社会革命的深刻根源和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能够比旧社会容纳更高的生产力，因而解放了生产力。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只是同旧社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即在基本方面是适应的。然而还有不相适应的一面，它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是相矛盾的。这就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这种矛盾，促进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揭示了改革的根本原因，从而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客观必然性。
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出发点。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改革更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是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本质上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他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他进而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解决，因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否不断发展。长期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所得出的重要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直接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而且要求自觉地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也就为改革指出了目标和根本标准。既然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是需要革除的，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要在改革中建立的。邓小平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深刻分析了各种体制中存在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说明必须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他指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也是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矛盾的，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把生产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就可以搞清楚哪些东西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而必须革除的，并且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寻求有利于生产力更快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这在同时也就为检验改革是否成功提供了标准。邓小平说：“我们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他明确指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要满足多方面的要求，因此有多方面的标准，但是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其次，改革是革命性变革，是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性质和方式方法，是进行改革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始不久，就指出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1985年3月，他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关于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改革所具有的深刻性质，说明了这种革命同历史上完整意义的社会革命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理论的发展。
为什么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呢？这是因为：
第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解放生产力。改革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除了基本适合的一面外，还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改革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手段和方法，通过改革使受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而具有革命的意义。
第二，改革是对旧体制的革命。改革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于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给经济组织以自主权，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又必然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在1979年11月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以后他多次阐述了这个问题，在南巡谈话中他再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范围逐渐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党的十四大明确肯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指令性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革除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总之，我们进行的改革，不是改革体制的个别方面，而是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形成，是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它是由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质的飞跃，是体制的革命性变革。
第三，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必将引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且不能不触及代表隐藏在旧体制中的旧思想、旧传统和社会势力，触及到人们的利益关系。这种改革必然是充满着矛盾，会遇到重重障碍。同时，改革还极大地冲击和改变着在旧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帮助人们形成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观念。改革对固定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已经和还将继续在众多领域发生具有革命意义的深刻变化。
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同无产阶级通过政治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革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革命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不适应或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前者是变革制度，后者是变革体制，维护制度、完善制度。第一次革命所要解决的是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第二次革命，虽然也是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是在“第一次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第二次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显然不能像“第一次中国革命”那样，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改革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由于改革不仅要革除弊端，还要建立起新的体制，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工作要细，作风要实，以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②社会主义开放的理论
我国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是一种僵化的同时又具有封闭特征的体制。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必须改革，而且必须实行开放。开放和改革是紧密相联的。不可能离开开放搞改革，也不可能离开改革搞开放。邓小平在提出改革任务的同时提出了开放的方针。他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无论作为理论还是实践，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吸收全人类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由于按产品经济模式形成的计划体制的封闭性，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未能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党和邓小平在新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经历了长期封闭的状态下果断地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指导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开放的理论。
首先，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最好概括。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世界已经“一体化”。“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历史”的内涵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基本相同的。开放的世界、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拓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使世界趋于开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越出了一国范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各个国家、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国生产需要的原材料，不仅来源于本国，而且来源于世界各地，各国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而且销往世界各地，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加强各国经济贸易往来已经成为“一国经济成长的发动机。”
本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发展迅速，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大趋势，使国际间的经贸往来、科技交流、生产协作和劳务合作，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再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它的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本国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技术、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只有广泛地实行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形成发展经济的联合优势，才能促进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二战后的日本，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政策，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的“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无不得益于对外开放。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等全球的循环，增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的进程之外。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凡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起飞；相反，搞闭关自守的国家，即使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都比较缓慢，甚至遇到严重困难，因此，世界各国都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来促进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当今世界对外开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生产高度国际化、市场高度国际化和金融高度国际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都必须放眼世界，面向世界。所以，我们只有自觉地适应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
其次，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同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有不小的距离。在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实行对外开放，不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利用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是不可能较快地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因此，邓小平才说：“过去中国闭关锁国一个半世纪，落后了，吃了大亏。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包括资金，才能加速中国的建设。”其二，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邓小平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扩展国际贸易，利用国外资金、引用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人才和有益文化等，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再次，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实行对外开放是从总结我国近代历史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中华民族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只是到了近代落后了。这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积极吸收其他民族、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建国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灾难。因此，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经验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我们站在落后的起跑线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举之措。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对外开放只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内在结构能否吸收对外开放获得的先进成果。因此，一个社会内部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内部开放了，才有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内部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把对内搞活说成是开放，并和对外开放并列，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双生子”，这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力图建设一个开放社会的思想。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既是彻底的唯物史观，又是彻底的辩证法。这就为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内部基础。
（7）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是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出发，从战略的高度，把这一重大课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①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新范畴
邓小平把文明区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阐明了精神文明的内容。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党的十二大报告从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的角度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解释，指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有创新的内容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考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文明，它并不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人类社会的开始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社会文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历史范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文明越往高度发展，标志着人类受自然力控制的程度日趋缩小，而人类控制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日益增强，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它体现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历史的统一，既表明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连续性，又表明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阶段性。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两者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凝固不变，停止不前。
我们运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时，决不能把它同物质与精神这对哲学范畴混合为一因为物质和精神作为哲学范畴，是两个广泛至极的概括性最高、普遍性最大的概念。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属于物质的客观的具体形态，物质世界早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客观地存在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物质文明则是有了人类，通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可见，物质概念比物质文明的含义要广泛得多、丰富得多。同样，对精神文明与精神范畴，也不能不加区别。精神（意识），这个哲学范畴，它是指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对物质存在的反映，凡是相对于物质存在的精神现象，如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科学及哲学的观念、观点和思想等等，不论其正确与否，统统归属精神范畴。而精神文明则是表现为教育的昌盛、科学的发达、文化的繁荣，以及觉悟的提高、理想的坚定、道德的高尚等等，至于那些无知、野蛮、愚昧、腐朽、堕落、颓废的精神现象，当然是不包括在精神文明之列的。可见，精神概念比精神文明的范畴要宽泛的多，二者不能等量齐观。
要正确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概念，还要注意不能把这两个概念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混为一谈。因为经济基础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物质文明则表现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的物质成果，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所以很显然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至于上层建筑与精神文明也不能等同。因为在上层建筑中，除了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各种观点的思想体系同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意识部分有交叉外，还有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各种设施，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等等，这些就不能归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总之，正确地阐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含义，对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理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②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
我们党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进而深刻论述了两个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两个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认真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实践经验。这表现在：第一，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的物质生活资料要由物质生产来承担，人们必须有衣、食、住、行，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的活动。第二，精神生产的物质条件要由物质生产来提供，因为一种精神成果的制作，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和设施。第三，文学艺术的发展来源于生活，首先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科学的发现在现代往往直接从实验室中获得，但物质生产的需要依然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表现为精神产品的观念、理论大量的来源于物质生产的实践需要并以实践为目的、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就一般说来，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制约着精神生产的发展规模和水平。社会的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越雄厚，社会的精神生产就越发达，为社会所提供的精神财富就越丰富；反之亦然。
但是，这并不是说精神文明就是物质文明的附属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不仅要肯定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而且要肯定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反作用。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表现怎样？
首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整个社会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严明的纪律，高度的文化，这样就可以大大地激发人们为建设物质文明而团结奋斗，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具有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为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所反复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激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保证作用。有的人认为，只要物质文明建设起来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显然，这种见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当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作重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就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忽视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人们并不是有了丰衣足食，就等于有了正确的思想，在当今的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物质条件是较好的，可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境界、道德风尚、精神生活却陷入低下、庸俗、空虚之中。因此，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听任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侵蚀，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自由泛滥，人们的精神生活必将受到腐蚀，以至陷入危机。这样，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人们的物质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建设就失去了保证。需要指出的是，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为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如果不努力把精神文明建设好，物质文明建设就会失去方向。
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是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阐明的两个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只有懂得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才能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也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一项共同任务，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③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
党的十二大报告深刻揭示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这不仅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两个方面，而且阐明两者相互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
所谓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应当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直接关系，现代物质文明要有逐步掌握起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建设。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愚昧、落后、野蛮往往与无知相联系。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文化素养、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成为人们的精神力量。发达的科学文化基础有利于实现先进的社会、政治的理想。有了科学文化，才能使人们通晓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因此，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除了亲身参加实践以外，重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科学技术，努力使自己具有科学的头脑和无产阶级宇宙观。
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对于思想建设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从思想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的重要地位来说，它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于以往一切精神文明，同以往一切精神文明的本质区别。如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失去了这些思想内容，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二是从思想建设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来说，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才能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否则就无法抑制各种腐朽思想、颓废文化的污染和侵蚀。因此，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
总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个方面“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才能坚持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统一，才能明确认识到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条件；而思想建设又必将规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促进文化建设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使全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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