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显然是家族通婚。弗朗西斯·查尔斯·奥古斯都·艾伯特·伊曼纽尔（这是他的全称）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小儿子，比他的表姐维多利亚小3个月。他们的祖母——科堡的遗孀公爵夫人，一开始就希望他们结婚。他们长大后，公爵、肯特公爵夫人还有王子的叔叔利奥波德国王，都希望他们结婚。王子呢，在他3岁时，他的家人告诉他，有一天“小小的英国五月花”会是他的妻子，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想过和其他人结婚。最后，斯托克马尔男爵也表示了赞同，这样事情似乎也就定下来了。

    公爵还有一个孩子——欧内斯特王子，比艾伯特大一岁，是公国的法定继承人。公爵夫人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女人，头发金黄，蓝眼睛；艾伯特跟她很像，而且她也宣称，艾伯特是她最喜欢的孩子。但是当艾伯特5岁时，他就与他的母亲分开了。公爵的宫廷并不以道德的严格而出名，公爵就是一个风流人物，人们曾谣传，公爵夫人和她丈夫一样，也很风流。谣传说，公爵夫人曾和一个有魅力、有教养的管家关系密切，这位管家是犹太教出身。最后，公爵夫妇分居，之后便离婚了。公爵夫人隐居到巴黎，在1831年抑郁而死。艾伯特始终忘不了他的母亲。

    艾伯特王子是个非常英俊、聪明的热血男儿。有时候，他彬彬有礼，但是有时候，他也很暴躁。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能坚持不变。而他的哥哥则没有活力，意志不坚定，他们发生争吵时，艾伯特总是胜利。这两个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住在公爵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里，周围有漂亮的小山、树丛和小溪。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艾伯特还不到4岁时，他们就不再由保姆照料，而是由家庭教师照看，直到他们上大学。他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因为公爵很穷，而且领地很小，小得微不足道。不久之后，艾伯特就成了一个模范少年。他聪明、勤勉，深受那个时代道德观的影响。在11岁时，他告诉他的父亲，他要成为一个“善良且有用的人”，这让他的父亲非常惊讶。艾伯特并不呆板，尽管他缺少幽默感，但是他很会讲笑话，而且善于模仿。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喜欢骑马、射击、击剑，喜欢户外活动，他认为最快乐的事是和他的哥哥长时间地在他最爱的罗森诺荒野里漫步——他们围捕鹿，欣赏风景，采集博物学样本。此外，他还非常喜欢音乐。他有一点不像他的父亲，不知是由于他特殊的生长环境还是由于他自身的个性，他并不喜欢异性。5岁时，在一次孩子的舞会上，当一个小女孩走过来想让他做舞伴时，他厌恶且愤怒地大叫起来，尽管后来他成功地伪装了这种情绪，但是他讨厌异性的感觉依然存在。

    欧内斯特和艾伯特两兄弟在科堡很受欢迎。根据以往的惯例，预先考试在科堡的“巨人城”公开举行，到场的有热心的官员、牧师、来自公爵领地的代表，还有许多观众。当时，除了公爵和公爵遗孀外，到场的还有符腾堡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和欧内斯特，雷宁根王子，霍恩洛厄·兰根堡公主，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公主。宫廷牧师雅可比博士主持仪式，简朴的祭坛稍稍装饰了一下，设在大厅的后面。仪式以唱诗班合唱赞美诗《圣灵降临》[1]的第一篇开始。雅可比博士说了一些开场白之后考试便开始了。当时的报道说：“两位王子端庄，有礼貌，他们认真思考问题，回答得率真、坚定、正确，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打动人心的是他们流露出的深情和坚定的力量。主考官提出来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就能回答的。他们认真思考，为的是让观众能够深刻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感受。最动人的一刻是，当主考官问世袭王子是否打算坚信福音教时，艾伯特的回答不是简单的‘是’，而且以非常清楚且坚定的语气补充道，‘我和我的哥哥永远坚定地遵守公认的真理’。”这次测试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雅可比博士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接着是简短的祈祷，唱诗班唱完了开头那首诗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仪式结束了。王子从祭坛上走下来，与公爵和公爵遗孀相互拥抱，围观的科堡人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艾伯特的心智得到了飞快的发展。17岁时，他开始认真学习德国文学和德国哲学。他告诉他的家庭教师，他开始“致力于研究伟大的普斯托克的思想”，他谦虚地补充说，“虽然在这方面，总的来说，我还没有取得成功”。他写了一篇名为《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德国文明史的梗概》的论文，他说，“在这篇文章的大纲中，我使用了处理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分类方法”，在文章的结尾，“回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缺陷，并呼吁大家能够从自身做起改正缺陷，为他人树立榜样”。他在布鲁塞尔得到了叔叔利奥波德国王的照料，在那里待了数月，受到了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的影响。阿道夫·凯特勒特别喜欢把概率定律运用到政治和道德问题上，这一研究思路吸引了艾伯特王子，于是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从布鲁塞尔来到波恩大学，在这里，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社交能力很快就出名了，并把精力放在玄学、法律、政治经济学、音乐、剑术和业余的戏剧演出上。30年后，当他的同学回忆起艾伯特的时候，还能非常高兴地回忆起当年艾伯特惟妙惟肖的模仿。他曾模仿一位教授的声调和手势，指着威尼斯的一排房子说“这是里尔特桥”；他还模仿另一位教授在跑步的时候跌倒了，然后爬起来找眼镜的窘相。艾伯特的模仿非常到位。

    在波恩[2]住了一年后，王子去外地旅行的时间到了，斯托克马尔男爵从英国赶来，陪着王子长途跋涉到意大利。两年以前，利奥波德国王曾就维多利亚和艾伯特之间的婚事征询过男爵的意见。他的回答很值得思考。男爵以他特有的先见、特有的盲目乐观态度和这种情况下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什么是婚姻成功的条件。他写道，“艾伯特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就他现在的年龄来说，长得不错，他的品行很讨人喜欢。在未来的几年里，他可能会长成一个强壮英俊的男人，和蔼可亲、单纯天真且品行端正。因此，从外表上看，他已经具备博得异性欢心的条件，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年代。”因此，假定维多利亚同意这门婚事，那么艾伯特的精神品质能否满足做英国女王的丈夫的要求，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男爵说，他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据说王子很谨慎、聪明，但是所有这些评价都有商榷的余地；男爵宁愿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准确确定的结论为止。于是，他补充说，“这些并不够，年轻人不应该仅仅能力强，而且还应该有正确的抱负、坚强的意志终生从事这么艰巨的政治事业，不仅要有精力和爱好，还要有认真严肃的态度，这样才能自愿地牺牲仅有的快乐去追求真正的效用。从今以后，如果得到欧洲最有影响的地位还不满足，他会经常为自己的冒险活动而后悔的！如果一开始他不能以强大的责任心接受这个天职，认为他的荣誉和快乐都来自于它，那么日后他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斯托克马尔认为，艾伯特为了适应他的家族为他选定的使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希望通过这次意大利之行，对王子作出评价，看看他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艾伯特对男爵的印象很好，他们以前仅有数面之缘；他这一生中第一次认识的年轻的英国人是弗朗西斯·西摩中尉，他奉命来陪伴王子。在王子看来，他非常和蔼可亲，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很喜欢佛罗伦萨[3]的画廊和风景，但是对罗马却没有什么印象。他说：“要不是那些美丽的宫殿，罗马还不如德国的一座城市。”在与教皇格里高利[4]十六世见面的时候，他趁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学识。格里高利说，希腊人的艺术都是从伊特鲁西亚那里学的。艾伯特反驳道：“在我看来，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的”，教皇很有礼貌地默许了。不管到哪里，他都希望能够增长自己的知识，在佛罗伦萨的一次舞会上，人们注意到他对女士并没有兴趣，而是专心致志地与博学的卡波尼先生进行交谈。“瞧，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王子，”站在一旁的托斯卡纳大公说，“漂亮的女士们在等着他，可是他却和你这位学者交谈。”

    回到德国后，斯托克马尔在给利奥波德国王的报告中，对艾伯特的评价仍持谨慎的态度。他说，艾伯特很聪明、善良、和蔼可亲，他有最好的意图，最高尚的决心，他对事情的判断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所应具有的能力。但是他没有进取心，对自己似乎过于宽容，他良好的决心经常没有表现出来。很遗憾的是，他对政治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他从来不看报纸。他的举止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男爵说：“他和男人打交道比和女人打交道更容易成功，在与女人的交往中，他热情不高，有时很冷漠或者退到一边去。”这个老医生还敏锐地注意到另一个特点：王子的体质不是很强壮。但是整体来说，他还是能胜任英国女王的丈夫这个身份的。但是现在主要的障碍似乎是另一个问题，女王显然不愿意作出什么承诺。因此，当艾伯特去英国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从这件事中完全退出来。他曾对一位朋友坦白，他不会再傻乎乎地等着了，他将不管不问。他在温莎受到的接待使情况明朗化了。命运之轮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发现，在维多利亚的心里，他不可改变的命运被确定下来了。

    二

    然而，艾伯特并不爱她。他对维多利亚的感情更多的是感激和仰慕，这些感情都出于他的本能反应——毕竟很少有男人会抵挡得住一位活泼、年轻的女王无条件的付出。然而，感激和仰慕之情并不能代替爱情。尽管他很喜欢维多利亚，但是这种喜欢终没有敌过他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新奇感。在绚丽多姿的温莎，他的生活炫目多彩、满是新奇——骑马、跳舞、唱歌，这样的生活消磨了他的斗志。的确，他的地位万人瞩目，令人惊羡不已。然而这种消沉享受仅是昙花一现，这一想法很快被宗教的教诲、斯托克马尔的劝诫以及他自己多年来树立的信条所淹没。他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应该只是寻欢作乐，他必须要努力做出一番成就。他的所作所为必须体现出高尚、果敢的王者风度。他应该为了他的新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运用他的权力为他的同胞谋取福利。这种严肃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在他的脑海中。英国宫廷的财富和热闹的排场只是让他感到暂时的欢愉，毕竟他的家乡科堡占据着他的内心，令他念念不忘。“一方面，我要为我未来归属的国家不懈操劳，”他在写给祖母的信中说道，“毕竟我现在接受的位置是如此之高；另一方面，我将永远是一个德国人，科堡人，哥达人。”现在他必须永远离开科堡了，他寂寞而悲伤，幸好有哥哥欧内斯特陪伴，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两位年轻人把自己关在一起，坐在钢琴前逃避现在和未来，躲进海顿二重奏营造出的甜美欢乐的氛围中。

    他们回到了德国。艾伯特在告别祖国的几个月中，最后一次享受家庭之乐。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则在伦敦和温莎最后一次度过她往昔的生活。尽管他们每天用混合着德语和英语的文字通信，但是日常生活重新纳入常轨：每天的事物和娱乐不受干扰，M勋爵又像以前一样终日在身边；托利党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在这最后的时刻，往日的恩怨疯狂爆发。暴躁的女王恼怒地发现，做这个国家最大党的敌人对自己不利。这期间，托利党有两次让她的计划不得实现。一次是她丈夫的地位没有通过法定地位固定下来；另一次是她丈夫的俸禄由5万英镑压缩到3万英镑。这些都是托利党所为。情况简直糟透了！在议会中讨论她丈夫的俸禄问题时，有人指出，3万英镑是科堡全年的收入，而现实是很多英国人还十分贫穷。维多利亚争论道，她舅舅曾经被授予5万英镑的俸禄，给艾伯特的若是少于5万英镑，是不是不公平？更令维多利亚女王气愤的是，罗伯特·皮尔爵士[5]竟然进行了反对演说，还投票赞成只给艾伯特3万英镑。对此，维多利亚下定决心，结婚时绝不宴请一个托利党成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年迈的利物浦伯爵[6]，即便是惠灵顿公爵，她也拒绝邀请。有人向维多利亚提出，若是她的婚礼没有公爵参加，整个国家将会为之蒙羞。维多利亚听后异常愤怒：“什么！那个奸贼！我就是不请他。”据说维多利亚女王曾经这样说过。最后，经过劝说，她勉为其难地给公爵发送了邀请，但她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公爵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也有深切的感受。

    维多利亚的不满不仅仅针对托利党。随着婚期的临近，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不近人情。阿德莱德王后惹怒了她，她给利奥波德国王的回信也不合礼数。她语气极其刻薄地向艾伯特诉说：“舅舅老是想掌管家里的一切，但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甚至艾伯特也并不是无可挑剔：长期生活在科堡的艾伯特，无法领悟英国事物的奥妙。他的家庭潜伏着很多困难，而他的想法却过于单一：自己不应该被那些激烈暴力的辉格党包围。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必须在激烈的辉格党人或者在激烈的托利党人中二选一。如果他选定的勋爵给女王的勋爵投反对票，那肯定荒谬至极。艾伯特想由自己来任命私人秘书，但他怎样确定合适的人选呢？M勋爵显然最有资格来确定人选，但是M勋爵选定的乔治·安森是一个铁杆的辉格党人。艾伯特提出异议表示反对，但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维多利亚独自主张宣布了对安森的任命，并让莱森写信向艾伯特作了具体解释。还有一次，艾伯特写信论述了宫廷道德纯洁高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却不曾想被M勋爵的学生认为过于古板。女王用夹杂着德语的英语对这个问题作了长篇大论的陈述：“我很喜欢A女士，只是她为人稍为苛刻，这不令人喜欢，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待人宽厚。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别人的照料和理解，我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可能会误入歧途。我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犯过于肤浅的错误的不满，但若是过于苛刻则十分有害。我确信，这些人会在年老时懊悔他们年轻时没有小心谨慎，尽管他们年轻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在文章的末尾，她谦虚地说道，“我文笔不好，对自己的观点解释得不是很清楚，恐怕您会因为这一点看不明白我的想法”。

    在另一个问题上，女王也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自从弗罗拉·黑斯廷斯女士事件后，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为此走了霉运。在此之前，他的行医事业十分成功，而现在却濒临破产，没有人找他看病。但是女王对他十分信任。她要向世人证明，她对克拉克爵士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不介意。艾伯特按照维多利亚的要求让克拉克做他的日常保健医生。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任命是错误的。

    结婚的日子迫近。艾伯特必须离开他的家庭和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了。他心怀留恋和不舍地重访了他经常游玩的故地，他曾经在那片树林和山谷里猎杀过兔子、收集过植物标本——而他现在必须离去。坐在宫廷告别宴会的席位上，他无限感伤地听国家乐队演奏了《自由猎手》。尽管万分不舍，离别的时间还是到了。他的马车穿过两边挤满人的街道时，他看到德国人的面孔是如此友好，声音是如此好听，一时间他的眼中竟然流露出兴奋的神色。他与祖母道别的情景令人心碎。“艾伯特！艾伯特！”老公爵夫人尖声呼喊着。当艾伯特的马车离开时，祖母倒在了侍从的手臂中。艾伯特旋风般急速地奔向命运的归宿地。他情绪低落地跟父亲和哥哥一起登上了停泊在法国加来的汽船。这次渡海风浪很大，艾伯特独自匆匆走进下面的船舱，父亲和哥哥在舱房的一侧躺着。在多弗尔，码头上聚集了大批观望的群众，“艾伯特站起来向人群鞠躬致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最终他的责任感获胜。这是一个奇诡的兆头：他在英国整个生活的状况，在他刚刚踏足英国土地时就得到了预示。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越来越激动不安，脾气暴躁，神经紧张。过于紧张的维多利亚最终发烧了，詹姆斯·克拉克伯爵诊断维多利亚患了麻疹。但是詹姆斯伯爵的诊断又错了，她患的不是麻疹，是由心理压力过大而致。她被那些突如其来的忧虑、懊恼、恐惧所压倒。到现在为止，她一直是自己做主处理大小事物，这是她生活中最快活的两年，如今这一切都将结束——她要受到外人的支配，她必须作出承诺尊重、服从……

    会有一个人可以阻挠她，反对她，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事情啊！她为什么要进行这一冒险的实验呢？她为什么不满足于M勋爵呢？毫无疑问，她爱艾伯特，但与此同时，她也爱慕权力。在任何状态下，有一点可以确定：她可以成为艾伯特的妻子，但是她要永远做英国女王。当艾伯特穿着制作考究的制服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的疑虑和不安如同阳光照射下的雾霾，顿时烟消云散。他们的婚礼在1840年2月10日举行。他们与侍奉左右的随从一起驱车前往温莎，随从里面有两个人较为特殊，他们是斯托克马尔男爵和莱森男爵夫人。

    三

    艾伯特已经预见到他的婚姻生活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也意识到，他面对的困难是很严重且很复杂的。在政治上他是不重要的，墨尔本爵士不仅是首相，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控制了整个政治存在的主权。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实体英国宪法未知的部分。在国家事务中似乎找不到他的位置，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维多利亚的所有物。在他们订婚后，她告诉王子：“英国向来非常嫉妒任何一个外国人干涉这个国家的政权，而且已经在一些报纸上表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虽然我知道你从来不会，但是如果你同样受封，他们会说，王子想打政治的主意。尽管我知道你从来不会！”

    事实上，她不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她希望艾伯特了解她的观点。她希望，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但是至于治理国家，他会看到，没有他的帮助，她和英国大臣们也可以管理得很好。

    王子发现，他不只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作为一个丈夫，他的职能也是极为有限的。在整个维多利亚女王的私生活中，男爵夫人统治地位最高；她丝毫没有打算分配她至尊权利的意思。自从女王登基以来，她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除了不确定和巨大的影响力以外，她通过行使管理女王的私人信件的权利，已经成为皇家机构的管理者并控制着皇家机构的“钱包”。艾伯特很快认识到，他不是自己家的主人。自己的每个细节和他妻子的存在是有第三人监督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直到得到莱森的同意。维多利亚一直崇拜莱森，强度不减，并且没有看到其中的错误。

    在交际场上，艾伯特也没有王子应有的幸福。一个平常和女人在一起时都会害羞的年轻外国人，拘谨而又自以为是，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在社交中取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他的外貌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虽然在维多利亚的眼中，他是男性美的一面镜子，但是她的臣民却不这么认为。在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士们、先生们，尤其是常见到他的那些女士们的眼中，艾伯特的脸、身材和整个神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非英国式的外观。毫无疑问，他的面貌是端正的，但他看起来是呆板的；他身材高大，但让人觉得很笨拙，他走路的时候也没精打采。真的，他们认为，这个青年更像外国男高音歌唱家。这些都是严重的不利因素，而他的行为从他到来的一时刻起更谈不上弥补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他生性紧张局促，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与人过分熟悉的恐惧，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要绝对端正。总之，他的举止充满了奇怪的拘束和古板。每当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似乎被厚厚的长满荆棘的礼仪篱笆包围着。他从来不去普通的交际场所，当他骑着马或乘车走在伦敦的街道，他总是有侍从陪同。他看起来是无可指责的，如果就这样限于孤立，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此外，他对英国人一点儿好印象也没有。至今，他可以看到，他们关心的只是狩猎狐狸和周日纪念活动，他们在过分轻浮和过分悲观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你谈到很轻松的娱乐话题，他们便会目瞪口呆；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了解德国大学的智慧。因为他是明智的，所以与这样的英国人可能很少有共同点，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对他们有利的礼仪规则。只有完全在私下的时候，他可能是自然和迷人的。西摩和安森对他很忠诚，他也对他们回报自己的感情，但他们是他的下属——他的意志、他的自信的代理接收者。至于真正的伴侣的支持和安慰，则与他完全断绝。

    实际上，他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是一个导师。当斯托克马尔男爵再次在王室中任职时，他决定全心全意地为王子的利益而工作，就像20年前他为王子的叔父工作一样。今时不同往日了，虽然同样面临着艰巨的困难，但是现在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有趣。当年那位默默无闻、地位低微的年轻医生，现在已经是王室成员的密友了，他的年纪、声望都已经更加成熟，而且也更加老练了。但是另一方面，男爵很清楚，艾伯特并不是利奥波德，他不像利奥波德那样对理想执著地追求着，而且不像利奥波德一样自负，要成为一位伟人。艾伯特非常善良、正直、聪慧且见多识广，但是他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的性格中也没有显示出他有指挥的能力。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只有思想却一无是处的空想家，一个漫无目的到处乱转的人，一个无权无势的宫廷附庸。然而，艾伯特并没有被放任自流：斯托克马尔照看着他。这位幕后男爵一直在他的学生左右，坚韧不拔地指导着他沿着多年前利奥波德曾走过的道路前进，而这一次所要达到的目标要比利奥波德高远。斯托克马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让艾伯特得到这个惊人的猎物。

    事实证明，万事开头难。艾伯特做事比较容易气馁：让他为了扮演一个他讨厌的角色而努力，有什么意思呢？再说，除了亲爱的男爵外，没有人要他这样做。让一切顺其自然岂不是很好。但是，斯托克马尔不愿意这样。他不断地调动艾伯特的责任感和自尊心。王子难道忘了自己崇高的目标了吗？难道他将听任他自己、他的妻子、家庭都受制于莱森男爵夫人的统治吗？艾伯特从来就不习惯于屈服，现在更加不会屈服，否则就太让人看不起了。确实，艾伯特经常恼怒男爵夫人在王室家庭中的特殊地位。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使他不快的原因：他非常清楚，在才智上，他不如他的妻子，而且他发现，他的妻子并不听他的建议，这让他非常恼火。有时候，由于男爵的怂恿，他会试图与他的妻子讨论一些政治问题，但她总是竭力避免这些问题。维多利亚对付他的这些方法曾经用来对付过她的舅舅利奥波德。终于，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她回答说，她这样是因为懒惰，他们在一起时，她实在是不能忍受让这些枯燥无味的政治问题来破坏。这个解释比犯错误还要糟糕：难道说他是妻子，而她是丈夫吗？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了。男爵告诉他，根源就在于莱森。莱森鼓励维多利亚要保持自己的秘密，甚至，她还损害了维多利亚天真率直的本性，不断怂恿女王编造虚假的理由——当然是无意识的——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一些小事情上，意见的不统一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对王室夫妇的意见总是相左。他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艾伯特基本上是在一种斯巴达式的体制中长大的，生活简朴，觉得王室的宴会枯燥无味，到了晚上十点半，人们就会发现他在安乐椅上睡觉；而女王的消遣方式就是整晚整晚地跳舞，然后到宫外的廊柱下，看从圣保罗教堂后面升起来的太阳以及威斯敏斯特的塔影。女王爱伦敦，而艾伯特却讨厌伦敦。只有在温莎，他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在温莎也有可怕的事情：尽管他可以在白天的时候画画、散步、弹钢琴，而到了晚上，到处都笼罩着一种阴郁沉闷的气氛。他本来是想将科学界和文学界的一些名流召集起来，听听他们对科学和艺术的不同看法，顺便谈谈自己的观点。但是，维多利亚“没有兴趣召集这些人”，她知道与这些人谈话自己学识不够渊博，因此她坚持晚上的活动仍按照原来的进行：先和官员们谈一些无关紧要的陈词滥调，然后围着桌子坐下，桌子上放着版画集；王子则和三个随从在那里玩四人象棋。

    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权力、感情、自尊都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令人恼怒的东西：两种力量的较量。维多利亚和艾伯特一样，不愿意充当副手。她的脾气一触即发。女王本可以运用自己的活力、固执、地位把王子的优势和权力摧毁，但是在斗争中，她处在不利的地位；她实际上被一种严重的需求所支配，已经不能再主宰自己了；为了达到自己这种需求的目的，她不惜利用内心深处的意识。她陷入爱河不能自拔了。我们不能知道那些争吵的细节，但是欧内斯特王子在英国陪伴弟弟的这几个月里，注意到了这一切。公众之间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子非常生气，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维多利亚同样非常生气地要进去。“谁？”王子问道。“英国女王。”她回答说。他一动不动，于是又是一阵敲门声。这个问题重复了许多遍，但答案都是一样的。直到最后，沉默了一会儿，女王这次比较温柔地敲着门。“谁？”王子仍毫不留情地这样问道。但是这一次的回答却不一样了。“你妻子，艾伯特。”艾伯特马上打开了门。尽管这个故事没有得到证实，甚至也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从同类故事所具有的特征来看，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

    王子慢慢地开始变化了。他发现政治问题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枯燥无味。他读了布莱克斯通的著作，听了英国法律课程，女王在接见大臣时他也会偶尔在场；经过墨尔本勋爵的建议，他阅读了有关外交事务的全部信件，有时候，他会记下自己的想法，拿来读给首相听听。首相非常谦逊有礼，总是会全神贯注地听着，可是每一次都很难给出建议。在长公主出生前，女王作出了重大的决定：如果自己去世的话，会委任王子为摄政王。这项决议并没有在议会中遭到反对。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完美的结局，全靠斯托克马尔在其中周旋，说服了托利党人。斯托克马尔觉得，现在他可以抽出一段时间与家人一起度个假期了，但他还是远远地关注着他的学生，写了很多信。“亲爱的王子，”他写道，“你告诉我的消息让人高兴。错误、误解、障碍与人的愿望总是相悖而驰，它们虽然令人烦恼，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把它们看做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它们反映了生活的一个方面——阴暗的一面。为了战胜它们，你必须不断学习思考、自我教育、自我启发，你应该坚强。”到目前为止，王子做得很好，但是他必须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他“绝不能松懈”。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要做到这样很难，但是这里面蕴涵着某种触及艾伯特灵魂的东西。他叹了叹气，但还是听了下去，就像在倾听一位受神启示的精神导师的讲话。“你所需要的，是爱、正直和诚实，不仅现在需要，以后可能也会需要。那些思想扭曲和没有真实感情的人总是喜欢误解你，他们会说服自己和全世界的人，让每一个人都相信，你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因此，你是否能及早警惕呢？……我祝愿我的王子能够有一颗伟大、高尚、真诚的心，这样会为你崇高的理想奠定基础，并能形成坚定的决心。”

    没过多久，决定性的时刻来了。英国举行了大选，毫无疑问，托利党人上台执政了。女王还是像往常一样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在议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因此女王不得不重视他们的意见了。墨尔本勋爵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减少摩擦，平稳地实现这次重组。在墨尔本的同意下，王子通过安森和罗伯特·皮尔勋爵进行了磋商，希望把《摄政条例》开创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下去。经过一系列的谈话商讨，双方达成了和解。双方同意，这件事不能涉及宪法，在重组政府时，辉格党女官必须退隐，其空缺由罗伯特勋爵任命人员补上。这实际上意味着女王放弃了1839年的要求，虽然只是在形式上。对这件事的处理，是王子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熟练地主持了一次重要的谈判，和新任首相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显然，他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维多利亚很受感动，并非常感激他。她告诉利奥波德国王：“我最爱的人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同情我、体谅我，尽管我们就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但是他始终克制自己，不让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他的判断力就像你说的，准确而稳健。”她需要艾伯特给予帮助和安慰了。M勋爵要走了，现在女王要和艾伯特讨论所有的事情了。

    斯托克马尔已经回到了英国，看着墨尔本勋爵离开，他很高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艾伯特将会对维多利亚的政治生涯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一切顺利吗？出现的新情况让男爵措手不及。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了，女王与她亲爱的前任首相痛苦地话别，她与墨尔本勋爵约定，尽管他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他们可以常常通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显示了墨尔本勋爵反复无常的性格。他在任时对皮尔的态度很好，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能够平稳重组。他对已经胜利的政党提出意见，告诉他们如何赢得女王的好感。但是，他一下台就不能自持了。一想到自己将永远失去给女王出谋划策的权力，失去与女王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就感到难以忍受。尽管他宣称，他以后会非常谨慎小心地给女王写信，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不利用女王给他的这个理由来大谈特谈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人员任命问题提了不少意见。他向女王推荐海特波斯里勋爵，他说，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应该由他继续担任维也纳大使。一个星期以后，女王给外交大臣写信，竭力主张海特波斯里勋爵担任一项“重要任务”，她相信他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斯托克马尔很紧张。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墨尔本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宪法，并说，如果皮尔发现了这件事，女王会陷入不愉快的境地。斯托克马尔指示安森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前首相。墨尔本倚在安乐椅上，双唇紧闭地看完了这份文件。“这倒是一份很好的意见书啊！”他说。安森想进一步提出忠告，委婉地说，反对党领袖与女王保持亲密的关系是不合适的。这时候，老墨尔本生气了，他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嚷嚷着：“见鬼去吧！我的身体受不了这些！”他像往常一样继续给女王写信。男爵连续两次抨击了他，才让他恢复了理智。于是，他的信开始逐渐减少了，信中谈及的政治问题也减少了，最后，他的信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男爵笑了，墨尔本勋爵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了。

    1841年9月，辉格党内阁辞职，但是一年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改革——莱森被解雇。这位神秘的家庭女教师终于被打倒了。没有人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让女王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艾伯特的家庭地位随着孩子的出生又上升了。长公主出生以后，1841年11月，维多利亚生了威尔士亲王；不久以后，女王又怀孕了。男爵夫人失宠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迹象了。曾有人注意到：有一两次王室出去旅行，她被留在了温莎。王子非常谨慎地处理这种事。在内阁重组时，墨尔本勋爵曾劝他抓住机会，但是他经过权衡，觉得还是应该继续等待。时间对他有利，形势的发展必然也会对他有利，他的地位会逐渐变得更加坚固。但是最后，他意识到没有必要再犹豫了，他的一切愿望应该同时作为维多利亚的愿望表达出来。他说话了，于是莱森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永远消失了，她再也不能在女王的心中和那个宫殿里占有地位了，再也不能站在温莎的窗前，看着她的学生了。莱森回到了家乡汉诺威，在布克堡一幢舒适的小屋定居下来，墙上到处都挂着女王的画像。斯托克马尔男爵深受消化不良的影响，但是他又一次笑了：艾伯特真了不起。

    四

    他们婚姻生活初期的不融洽现在已经消失了，一切变得很和谐。维多利亚被一种难以想象的新的生活魅力所征服，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了丈夫。她明白了，当初能够迷倒自己的只不过是艾伯特的外表，他所具有的内在美自己根本没有发现，而现在她已经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王子的内在美。他真好！太好了！她怎么还会想用自己的意愿来迫害他的智慧，以自己的无知来反对他的学识，以自己的幻想来戕害他完美的鉴赏力呢？她真的喜欢过伦敦，喜欢过夜生活吗？现在，她觉得只有在乡下才是最快乐的。每天早上，她和艾伯特起得很早，早饭前和艾伯特一起散步，倾听他的教诲，他告诉她树与树之间的区别及有关蜜蜂的一切。吃完饭后，女王有时候坐在那里一边绣着十字花，一边听王子大声朗读哈勒姆的《英国宪法史》；有时候会听王子弹奏风琴；有时候会唱一首门德尔松的歌曲，尽管很仔细地注意拍子和呼吸，但还是会唱错一两个音符。饭后的时光，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啊！他真好！艾伯特不再玩四人象棋了，他们开始玩轮回纸牌，或者自己想个有趣的游戏来打发晚上的时间：讲故事、做游戏等。如果孩子在，那就更好了。“猫咪”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姑娘。（“我不是猫咪！我是长公主！”有一次这小女孩生气地嚷着。）还有伯蒂，维多利亚非常虔诚地为他祷告，希望他“长大后能像他的爸爸，不仅形体像，还要像他爸爸一样聪慧”。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也再一次被请来了，这次和解多亏了艾伯特，而且莱森的离开也有助于消除过去的不愉快。在维多利亚看来，她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幸福、快乐、淳朴。这一切让忒奥克里托斯也自叹不如。“艾伯特带着可爱的小猫咪进来了，”女王在日记中写道，“小猫咪穿着妈妈送给她的那套白羊毛裙衫，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艾伯特把她放在我的床上，并坐了下来，小家伙非常乖，很可爱。小家伙躺在我和艾伯特之间，一时之间，幸福的感觉和对上帝的感激之情溢上心头。”女王回忆着过去，虽然只过去了3年，但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她感到很陌生。女王只能说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她翻看着以前的日记，“谈到‘君主的信任’，请上天作证，没有哪一个首相、朋友，能够像墨尔本勋爵一样能够拥有我的信任，这样完完全全的信任！”看着这段文字，女王很伤感，拿着笔在页边上写着，“再次看到这些话，我不得不说，我当时的幸福是虚假的，我很幸运能够得到艾伯特给我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这种幸福。以前的幸福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尽管M勋爵很优秀，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只有在公共场合时，才能够从这种无聊的生活中得到快乐。当时我以为这就是一种幸福！感谢上帝！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维多利亚女王。”哲学家？或者M勋爵可能会问，她是怎么得知的呢？到底真正的幸福和自以为是的幸福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然而，她不是哲学家，M勋爵已经离开了，现在艾伯特陪在她的身边，这就足够了。

    她要让所有人知道，她是幸福的。在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中，她非常喜悦地说，“我亲爱的舅舅，我能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这样的感情无法抑制地涌出，不能自已。有一次，利特尔顿夫人向女王形容某人“幸福得像女王”，说完后就觉得很窘迫。“没关系，利特尔顿夫人，”女王陛下宽容地说，“我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女人。”

    然而，这样的幸福并没有消磨掉人的意志；相反，它让人振奋。维多利亚第一次真实地感到履行自己职责的必要性。她比以往更加尽责了：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政事，精心照顾着孩子们。她处理着大量的信件，同时还忙她的农场的事情——她的乳牛棚，还有其他一大群家庭副业。她那矮小的身躯，紧紧跟着艾伯特，匆匆走过温莎的走廊和过道，这仿佛就是她精神的体现。在这温柔纯净的欢乐中，她依然保持着刚烈的本性。“刚毅的气质，蕴涵在她杰出的性格中。”利特尔顿夫人这样说，作为王室的家庭教师，她能够很好地观察她。

    这种愉快的家庭生活不可能一直持续，维多利亚必须从温莎转到白金汉宫，宣布议会开幕，召见大臣，有时候也会在温莎招待外国来宾。这时候，王宫会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外国来的君主们，路易·菲利浦、普鲁士国王、萨克森国王等，都在温莎受到过热情招待。外界认为，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滑铁卢宴会厅，挤满了来自各国的宾客，他们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穿着金碧辉煌的制服。墙上挂着威严的英雄画像，桌子上摆着历代英国国王制备的金盘。在这辉煌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女王。这位娇小的女人，前一天还像个家庭主妇那样领着孩子进进出出，忙着她的牲口，练习钢琴，在日记中赞美她的丈夫，现在转身一变，光芒四射，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帝王的威仪。俄国的沙皇对女王有很深的印象，而维多利亚对这位了不起的尼古拉也怀有敬畏之情。“他的来访是一件大事，是一种荣幸，”她告诉舅舅，“人们很高兴。确实，他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男子，仪表非凡。他的身材很好，形象威严，风度优雅，彬彬有礼。但是他的眼光让人畏惧，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她说，她和艾伯特，还有善良的萨克森国王——当时恰好在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没有架子”。等尼古拉离开后，他们谈论着他的脸、他的不幸，以及他对民众的专制。是的，就女王自己而言，她对他会有怜悯之心。她感谢上帝她是英国的国王。

    等到他们回访的时候，他们乘坐着游艇，很高兴。“我真的很喜欢船！”女王大声叫着，在扶梯上跑来跑去，还时不时地和水手开着玩笑。王子则比较矜持。他们去沙托欧访问路易·菲力浦，到布鲁塞尔访问利奥波德国王。这时恰巧有一位杰出的英国夫人在比利时首都，但是这个人当时并不引人注目。当维多利亚的车子经过M.赫格尔学校时，她并不知道人群中有一位女教师正注视着她。“矮小、肥胖、活泼的女士，穿着朴素，毫不做作。”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对女王的评价。当时女王的马车在夏洛蒂身边疾驰而过的时候，她不得不退在人行道上，她的思路也被打断了。维多利亚很高兴，与她的舅舅在皇宫里营造了一种欢乐的气氛。利奥波德国王非常满意。他的愿望实现了。在他的余生中，他只需要享受王位、声望、德高望重的身份，履行令人讨厌的职责就可以了。但是，他身边的人并不这样想，他们议论说，他的宫廷就像一潭死水，而他的妻子一直承受着这种沉闷。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本来想说句笑话，但是他却向第二任妻子嚷着，“不要开玩笑，夫人”。当布鲁塞尔王宫内回荡着维多利亚的笑声时，这位可怜的女人发现自己几乎不知道怎么笑了。

    有一年，女王夫妇访问德国，艾伯特向维多利亚展示了家乡的美景。当马车过了边境的时候，女王非常兴奋。她在日记中写道：“听着人们说德语，看见德国兵，这些太新鲜了。”当她从这惊讶中回过头来时，发现这个国家的景色是那么迷人。她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周围国家的人民也来了，对她表示欢迎。科堡公园美丽的景色和谦逊有礼的百姓让她感到温馨。等早上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在“可爱的多瑙河，艾伯特的出生地”，就像“一场美丽的梦”。她回家后，给利奥波德国王写信，细致地描述了这次旅行给她带来的快乐，还特别提及了她对艾伯特家乡的感情。她说，“我对可爱的德意志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无法描述。在多瑙河，有一种触动我心弦的感觉，我几乎要哭了。在别的地方，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真怕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

    五

    丈夫并不像妻子那般高兴。对于艾伯特来说，尽管他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了一个持续扩大的家庭，还得到了维多利亚的尊崇，但是身在异乡的他精神上得不到满足，内心不得安宁。的确，这些是他所置身的环境中占据首要地位的东西，但这些远远不够。而且，在他成功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辛酸。不错，维多利亚对他崇拜不已，但是他渴望的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理解。维多利亚与他犹如水桶与水井，又能有多少理解呢？因此，艾伯特感到孤独。他去弹风琴，他技艺精湛，经常即兴演奏，抑扬顿挫的琴声让他的心灵感到了一丝安慰。之后，他又以年轻人的开朗心态和孩子们玩耍嬉戏，甚至设计一个猪栏，抑或给维多利亚朗读《苏格兰教会史》，再或者面带微笑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在维多利亚面前单脚旋转，有时也会教维多利亚在公共场所的言行举止。艾伯特就以以上这些活动自娱自乐。但是有一项活动艾伯特从未感过兴趣，那就是女人——即使看到宫中最漂亮的女人，他也不会与之调情。在他们订婚时，维多利亚女王非常自豪地对墨尔本勋爵说，亲王从不留意其他任何女人。这位玩世不恭的勋爵回应道：“不，这种事情以后很可能会发生。”听此之后，女王责骂了他，然后匆匆赶到斯托克马尔那里，转述了墨尔本勋爵的话。斯托克马尔请女王放心，他说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但在艾伯特身上绝对不会发生。斯托克马尔的话没有错，纵观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涯，从未有任何美丽的女性与维多利亚竞争，让她产生丝毫的妒忌之心。

    给艾伯特带来奇异感受并且越来越吸引他的是他的工作。皮尔到来之后，艾伯特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皮尔和艾伯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的智力水平、道德追求甚至连举止都属于拘谨的类型。这些相似点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共鸣，因而皮尔很乐意听从斯托克马尔的劝告，他支持亲王出来参加公共活动。皮尔独具慧眼，要求亲王领导一个提倡艺术的皇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想利用重建议会建筑的机会在联合王国发扬美的艺术。这项工作特别适合艾伯特，他的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到满足，他喜欢艺术，喜欢秩序井然，喜欢跟名流进行一些密切又不失尊严的接触。艾伯特精神饱满地投入了工作。在首次亮相的致辞中，艾伯特亲王指出，将委员会商讨的主题划分为若干“范畴”是必要的。听此，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范畴”这个词带有明显的德国形而上学的味道。但是，当他们发现亲王殿下对壁画的创作技法极为熟稔，这才恢复了信任。当人们对新建筑物墙壁的装饰画是否应该具有道德含义进行争论时，亲王竭力主张应该具有道德含义。他说，尽管会有很多人经过作品时不会认真审视这些画，但是画家不应该因此忽视那些会专心欣赏这些画作的人。他的观点说服了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壁画绘画的主题应该具有教育意义。壁画是按照委员会的指示进行绘制的，但是很不幸，没过多久这些画就隐而不见了，即使对那些想认真欣赏画作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看来亲王殿下对壁画创作技法的熟稔程度也十分有限。

    亲王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则更为艰巨：他决定对王室内宫的组织进行改革。这项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这些年来，王室驻地特别是白金汉宫的混乱、不安、奢侈早已臭名昭著、恶名远扬。之前，男爵夫人独揽内宫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改革都无法进行。但现在，她的权力已经移交给亲王了。1844年，亲王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3年前，斯托克马尔男爵经过仔细的调查，在一份精心拟写的备忘录中描述了这一事件。王室内宫的控制权被微妙地瓜分，掌权者既不互相干涉也不互相协调，每个人都有一些权力，这些权力模糊而琢磨不定。这些人中最主要的是有显赫的政治地位的王室总务官和宫务大臣，这些人都是高级贵族。他们的具体职责模糊不清而且颇为奇特。据说，在白金汉宫，除了厨房、沐浴室和配膳室这几个地方由王室总务官管理外，宫务大臣管理除此之外的所有房间。但是宫室以外的地方则都由林务处管理。因此，窗子的室内一面由宫务大臣或者王室总务官派人拭擦，而窗子的室外一面则由林务处负责清洁。王室总务官管理仆役、女管家、侍从和女佣，与此同时，马夫、号衣门房、管家助手则听命于王室掌马官。在这种情况下，宫廷内的服务质量自然极差，仆人纪律松弛，丑闻不断，他们甚至可以在任意情况下随心所欲地不去工作。正如男爵所说：“每间宿舍住10～12名马夫或者其他人员，若是房间内出现抽烟酗酒等不检点的行为，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更为严重的是，竟然没有仆人引领女王陛下的客人去她的房间，以致客人经常会在外面走来走去，迷失在错综复杂的宫殿内达一小时之久。这种管辖权的奇怪划分不仅关涉人，也关涉事物。女王注意到餐厅从来不生火炉。她查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总务官负责放燃料，宫务大臣负责点火”，两位官员的属下没能够协调一致。无奈，女王只好在寒冷中吃饭。

    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王室管理的混乱和司职人员的疏忽。在王室公主出生两星期后，女仆听见女王卧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传来一阵可疑的声音。她喊来一位侍从前去查看，这位侍从从沙发下发现了一个蜷缩起来的“面目可憎”的人。这个人就是所谓的“男孩琼斯”。这个神秘的人是一个身材特别矮小的17岁少年，这个裁缝的儿子的恶作剧后来成为以后几个月报纸上的热门话题。但是，关于他行动的动机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很明显，他是爬过花园的墙，穿过一扇开着的落地窗走进王宫的。在两年前，这个男孩曾经乔装打扮成打扫烟囱的工人进行过类似的“拜访”。他说，他这次在宫中总共待了3天，先后藏在一张又一张的床下，“自己取用肉汤和其他各种食物”，除此之外，他还“坐过女王的宝座，看见过女王，听见过公主的啼哭”。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泰晤士报》报道说，男孩琼斯“自幼喜欢读书”，但是“面部极为阴沉”。该报道还说，“据我们所知，男孩琼斯躲藏的那个沙发是特地供向女王陛下致敬的王室贵宾使用的，沙发的材料非常昂贵，做工精美绝伦。”琼斯之后被送往“教养院”管教了3个月，但是他出来之后又回到了白金汉宫。他被发现之后又被送往“教养院”关了3个月。之后，有人给他4英镑一周的工资让他去一家音乐厅跑龙套，但是男孩拒绝了这份工作。不久之后，警察发现琼斯在白金汉宫周围游荡。当局采取了有力措施，未经任何审判和法律程序就把琼斯送上了一条出海的船。一年后，这条船驶进朴次茅斯港湾进行重新装修，男孩琼斯立马下船并步行前往伦敦。在他到达王宫之前，琼斯再一次被捕，并被送往一条叫“沃斯派特号”的船上。此次，人们注意到“他的容貌改变了很多，长得胖乎乎的”。从这以后，男孩琼斯就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在脑后。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44年的一个夜晚，他在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途中掉进大海，并被捞起。有人猜测，他坠入大海并不是意外事件。沃斯派特号的一名高级船员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解释的：男孩琼斯是自己跳进地中海的，他是为了去看看救生圈上的灯是否能点燃。对于一个有前述前科的男孩来说，还能作出什么别的解释呢？

    王室内宫管理不当不仅造成了惶恐和不安，而且导致了铺张浪费和私吞公款的行为，这使大量金钱流失。宫中很多人有着许多荒谬的外快收入，进行着徇私舞弊行为。比如，宫内有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则：蜡烛点燃后，熄灭过便不能再次使用，没有人知道那些尚未燃烧完的蜡烛最后是怎样处理的。再如，亲王在查看账目时发现每周有35先令红室酒的开支，亲王对此感到不解，对此进行调查研究花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在乔治三世时，温莎堡内曾经有一间悬挂红毯的房间被用做卫士室，那里的军官每天可获得5个先令来买酒喝。如今，卫士室早已迁往别处，而红室的酒钱依然照付不误。这笔钱被一名领取半薪的军官收取，此名军官现在是一个挂名的管家助手。

    艾伯特亲王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跟数年来因为管理疏忽而出现的牟利者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最终成功地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相互争斗、权力分化的当权者，不得不把权力交到王室主管手中，由王室主管负责宫内的所有管理工作。由于宫中厉行节约，多年存在的很多弊端都得到了解决。那位倒霉的领半薪的红室军官，此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每周的外快，要么真正履行管家助手的职责。甚至之前在马夫中存在的诸多不良行为也得到了收敛。但是与此同时，亲王被指责行事超出了职责权限，而且办事不公允，甚至有人说亲王积攒蜡烛头，诸如此类的抗议和不满之声此起彼伏。但亲王没有丝毫的动摇，不久他对王室内宫的出色管理得到认可，这还被当成证明他的坚毅性格和干练才能的一个证据。

    同时，艾伯特亲王的工作涉及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他成为女王的私人秘书、秘密顾问和得力助手。现在，女王会见内阁成员时，艾伯特都在场。同女王一样，艾伯特亲王对外交政策非常感兴趣。但是，他的影响在其他公共事务方面也均有涉及。一个双重局面正在形成：一方面，维多利亚女王越来越为他的才智所折服；另一方面，他把更多的精力耗费在这个大国永远处理不完的纷杂事物之中。没有人再称他为“业余爱好者”了。他是一个工作者，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处理重大事物的人。斯托克马尔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亲王，”他说道，“最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显然，他具有政治头脑，与此同时，亲王也变得越来越有主见。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各种事务，脑力劳动的工作量不断增加，但是他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抱怨。”“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男爵补充道，“也非常好。”

    在皮尔内阁结束之前，维多利亚对皮尔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了。皮尔对亲王的欣赏让女王对他产生了好感。此外，他性格中诚恳和热情的方面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私人交往中，这种诚恳和热情可以帮助他消除由于尴尬所产生的坏印象。维多利亚对皮尔产生了无上的敬意和喜爱之情。她说她对“我们可爱的比尔极为钦佩”，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无比忠诚、勇敢、爱国以及高尚的人士，他对我可以说是体贴入微的”。她他离职，如同她以前非常害怕墨尔本勋爵离职一样，她说那将是一场大灾难。要是有位预言家在6年前告诉她，未来她会因为辉格党的胜利感到恐惧，她会说些什么，作何感想呢？但是，现实不可逃避，她必须面对她的老朋友重返政坛这一现实。在1845年和1846年的内阁危机中，艾伯特起到了重大作用。大家都认为，亲王实际掌握着王室的势力和职能，因此他是谈判的中心人物。虽然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几乎难以觉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皮尔内阁快要结束时，艾伯特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国的国王。

    六

    艾伯特王子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随之而来便是墨尔本勋爵的最后离开。在辞去职务一年后，他患上了麻痹症，后来康复了，但是昔日的活力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变得喜怒无常、焦躁不安，过得很不快乐，就像一个幽灵似的在城镇上游荡。在公共场所，他会突然之间自言自语起来，或者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前言不接后语的。在布鲁克斯的大厅里，有人听见他对着空气说，“如果我为你这样做了，我就会被处以绞刑的，夫人”。在霍兰德夫人的家里，当谈话间歇中断时，他隔着餐桌，身体向前倾，突然问一些客人：“你认为，亨利·世嘉为了篡夺王位而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是最可耻的行为？”他在家里时，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孤寂地沉思。他翻着他的书——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和圣约书——但是这些书不能给他带来安慰。他渴望回到过去，渴望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渴望那些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怀念卡罗的恶行，怀念在温莎的快乐生活。他的朋友离开了他，这不足为奇。他怨恨地说——火已经灭了。他暗暗希望能够掌权，认真地读着报纸，偶尔在英国上议院发表演说。他与女王保持着通信，时不时出现在议院里，但是，现在的他只不过是旧我的一个幻影而已，维多利亚说，“梦已经过去了”。对于他的政见，他们已经不能再忍受了。王子是一个热心的自由贸易者，当然，女王也是。一次，在温莎的晚宴上，大家正在讨论废除《谷物法》，这时墨尔本勋爵突然大叫道：“陛下，这是可耻的欺骗行为！”在座的人都很窘迫。女王笑着，试图换个话题，但是没有用，墨尔本勋爵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讨论：“我说，陛下，这是可耻的欺骗行为！”直到女王说“墨尔本勋爵，我请求你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他才住了嘴。女王对他很友善，给他写长信，总是记得他的生日，但这是一种敬而远之的好意，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成了“可怜的墨尔本勋爵”。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感。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在农业问题和牛津运动上。他写了长篇的备忘录，但是难以辨认。他相信他失去了所有的钱，不可能再弄一个嘉德勋位爵士的称号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如果皮尔离开了，也许会派人请他，为什么没有呢？从没有人来请他。辉格党在磋商时没有请他，党的领导人位置交给了约翰·拉塞尔勋爵。当约翰成为首相时，对墨尔本很有礼貌，但是没有请他参加内阁。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打击，最后，他终于明白，结局就是这样的。

    他苟延残喘地又过了两年，慢慢地开始意识不清和愚钝了。有时候，他从椅子上支撑起身体，嘴里喃喃地说着大力士参孙的话，竟是出乎意料地贴切。

    “我深深感到自己精神萎靡，我所有的希望都是无望，我的生命力已经丧失殆尽，我的荣誉已不复存在，我将与羞耻同行。”

    在他去世的前几天，维多利亚得知，他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想起来墨尔本勋爵，她对利奥波德国王说，“你听了这个消息，肯定会很伤心，我们昔日的老朋友墨尔本快要死了……我们不会忘记他是多么好，多么善良，多么和蔼可亲，会想起他来，往事浮现我心头，尽管，天知道，我绝不希望时间倒流。”

    维多利亚现在的处境有点儿危险。时代的潮流现在正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艾伯特的认真严肃，孩子的请求，她自己内心的爱好，周围世界的运动，这些结合起来驱使她向着为国为家尽责的狭窄道路前进。她的子女不断增多。威尔士亲王18个月的时候，爱丽丝公主出生了；一年以后，阿尔弗雷德亲王出生了；然后是海伦娜公主；两年以后，又有了路易丝公主。迹象表明，王室以后还会有孩子。女王夫妇越来越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中，她们发现温莎的盛况让人烦恼，希望有一处私自偏僻的退隐所。在皮尔的建议下，她们买了奥斯本在怀特岛的房地产。他们很会理财且比较节约，这使他们储存了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他们不仅可以买地，而且可以建一所新的房子，然后用200万英镑来布置家居。在奥斯本，在海滨，艾伯特回忆着罗森诺的生活，在周围精心种植了树木，他们一家从温莎和伦敦抽出时间来，在这里享受着退隐和平静的生活。公众支持他们，一些贵族则嗤之以鼻，在全国大多数人眼中，维多利亚现在非常受欢迎，尤其受中产阶级的拥护。他们喜欢夫妻间的友爱，他们喜欢结合了王室的优越和美德的家庭，他们似乎从这面光辉的镜子和他们美好的生活中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生活。他们的生活，不尊贵，但是，哦，竟是这样相似：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朴素的领带，圆桌游戏，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这真的是一个模范家庭，不仅主要人物礼节得体，堪称模范，而且没有谣言，没有失礼的行为。维多利亚怀着转变的热情维护着王室道德的纯洁，在坚定性上，如果有可能，她可能比艾伯特更胜一筹。回想起以前她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不能太严格、太挑剔了，而应该对别人的罪行持宽容态度——她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她现在已经不是M勋爵的学生了，而是艾伯特的妻子。她是人类历史上新世纪的标志。18世纪的最后残余已经消失了，玩世不恭和诡秘已化作尘埃，责任、勤勉、道德、家庭生活取代了它们，甚至桌椅也能反映出来，它们更加端正结实。维多利亚时代正处在全盛时期。

    七

    只有一件事需要做：新的思想、新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这样它们才能在世人惊讶的目光下显示出可见的荣耀。这件事由艾伯特处理。他苦思冥想，最后，世界博览会的念头闪现在他的头脑中。

    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他自己想好了这个计划的全部细节。世界上已举行过博览会，但是这次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这次博览会应该包括世界上每个国家所能够生产的原料、机器和机械发明、制成品、应用和造型艺术。这些展品不仅要具有实用和装饰的效用，还要具有极高的道德教化意义。这次展览会应该为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和平、发展、繁荣——树立具有国际意义的里程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艾伯特就对贸易和工业问题进行了关注。他对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很有兴趣，他敏锐的眼光不止一次发现一台复杂的大机器缺少一个嵌齿轮。有一次，为了举行艾伯特码头的开幕式，他去了一次利物浦，那里强大的现代工业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给维多利亚的信中，他仍然以自己惯有的轻松的语气，讲述了自己的体会。他开玩笑地说：“我在写这封信时，你肯定正在进行晚间的梳妆打扮，晚餐还没有准备好。我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这里民众的忠诚和热心都非常大，但是这里的高温更加厉害。如果利物浦的人们今天早上称了一下体重，现在再称一下，他们会发现自己轻了不少。码头非常漂亮，有数以万计的船只。”自少年时代，他就对艺术和科学有很大的兴趣，他对家庭改革的看法已经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艾伯特都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当他的计划成熟后，他召集了一些委员，然后向他们陈述了计划纲要。委员们都表示赞同，于是这项计划立即开始执行。

    这项计划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两年来，艾伯特以非凡的精力不断地工作着。起初，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主要的制造商热情地接受了艾伯特的观点，殖民地和东印度公司也表示赞同，一些大国急于要送来自己的展览品，他得到了罗伯特·皮尔的大力支持，艾伯特亲自选择的会址——海德公园——也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在234个展览馆计划中，他选择了以设计大规模温室而出名的约瑟夫·帕克斯顿的设计。当这项计划正要着手开始时，却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酝酿已久，现在突然间四处爆发了。以《泰晤士报》为首的反对派强烈抗议把海德公园作为会址，一时之间会址似乎要被迁到郊区了。经过众议院激烈的辩论，支持将会址选在海德公园。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这项计划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最后筹集了20万英镑作为保证基金。玻璃大厦越来越高，覆盖了数英亩土地，把高耸的榆树揽在屋顶下面，反对者的怒气也达到了高峰。上流社会的人、谨小慎微的人、保护贸易主义者和虔奉宗教的人都加入了抗议行列。有人指出，这次展览会将会是英国所有恶棍和欧洲不满现状的人的聚集点，在开幕式那天，一定会发生暴乱甚至可能会发生革命。有人断言，玻璃屋顶是漏水的，5000万麻雀的粪便会将下面的物体完全破坏掉。激动的非国教者宣称，这次展览会是一项傲慢邪恶的计划，会招致上帝对英国的惩罚。塞布索普陆军上校，在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演说中，祈祷上天把冰雹和闪电降到可憎的事物上。艾伯特，却坚持不懈耐心地向着目标前进。他的健康受到了影响，不断失眠，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他牢记斯托克马尔的训诫，从没有松懈。他付出的劳动一天比一天多，他忙于召开委员会、主持公众集会、演讲、跟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保持通信——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851年5月1日，在万众瞩目下，在耀眼的光辉和成功的喜悦中，女王主持了博览会的开幕式。

    维多利亚兴奋得几乎要发狂了。她在狂喜、感激和惊讶中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她在日记中倾泻了自己的感情：这一天充满了无尽的风光，说不尽的荣耀，那是艾伯特的光辉。她所见所感都是如此美丽，如此奇妙：忠诚礼貌的民众；各国的国旗飘扬在会场上；阳光透过屋顶照进来；我们把披肩放在休息室里；棕榈树和机器；亲爱的艾伯特；会场很大，大的连管风琴的声音都听不到；感谢上帝；政治家和上层名流聚在一起；“安萨里”的进行曲；上帝保佑我最亲爱的艾伯特，上帝保佑我最爱的国家；玻璃喷泉；公爵和安格尔西勋爵手挽着手；美丽的亚马逊青铜像；帕格斯顿先生，普通花匠的儿子；乔治·格雷先生眼泪汪汪；每个人都很惊讶、高兴。

    坎特伯雷大主教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600人的唱诗班合唱《哈利路亚》[7]时，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个中国人，身穿官服，走到教堂中央，向王室人员慢慢地走去，向女王陛下敬礼。女王很受感动，相信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中国官员。当列队完成后，上边下达了一个命令：考虑到天朝大国（清王朝）没有代表在场，此人应该列入外交行列。于是，他十分严肃地紧跟在各国大使的后面。随后，他消失不见了。一些心地不良的人谣传，他根本不是官员，这个家伙只是一个骗子。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楚，在那泰然自若的清朝人说的话到底蕴涵着什么意思。

    几天以后，维多利亚向她的舅舅说了她的心事。她说，5月1日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壮观、最动人的场面，我心爱的艾伯特的胜利……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不再祈求别的东西了。艾伯特，这个亲爱的名字，将会因为这个伟大的设想而永垂不朽，他无愧于他的国家，也无愧于我的国家。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确实如此，热烈的情绪普遍存在，甚至当初激烈反对的嘲笑者也改变了态度，加入到赞美的行列。公众团体的祝贺信不断涌来，伦敦设宴款待了这次展览会的委员们，女王和王子在英格兰北部做了凯旋式的游行。经济收益同样非常显著。展览会的利润总额总计16.5万英镑，这笔钱将用于买地，在肯辛顿南部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国家博物馆。在海德公园展览的6个月以来，共有600万观众前来参观，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但是事情总有个结局，是时候将“水晶宫”移到气候清爽的西德纳姆保养了。维多利亚很伤心，但是没有办法，去参观了最后一次。她说，“它看上去很漂亮，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了。管风琴正在演奏，萨摩风优美嘹亮的管乐器在伴奏，这乐声几乎让我心烦意乱了。帆布台面很脏，红色的窗帘已经褪色了，许多东西已经弄上了污渍，但是效果依然如往常一样很新鲜，很漂亮。玻璃喷泉已经移走了……工兵和矿工像最初一样，在推动小箱子。我们感到非常悲伤。”但是，快乐的情绪随之而来。当这一切都结束时，她在给首相的热情洋溢的信中，表达了她无尽的满足。她说，她亲爱的丈夫的名字，将永垂不朽，而且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这是她无尽快乐和感激的源泉。女王说，她非常感激上帝，感谢上帝赐予我这样一位伟大、高尚和优秀的王子。今年将是她这一生中最自豪、最快乐的一年。展览会闭幕那一天（女王很后悔没能亲自见证这一天）是她与王子订婚12周年纪念日，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巧合。

    [1]基督教赞美诗。

    [2]德国城市。

    [3]意大利重要城市。

    [4]梵蒂冈教皇，天主教领袖。

    [5]英国首相，他被看做英国保守党的创建人。

    [6]任外交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和殖民大臣，1812年任首相，执掌内阁达15年之久。

    [7]哈里路亚是希伯来语，中文意思是赞美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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