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51年，艾伯特很幸运，万国博览会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声望，而且也确保了他今后在政治领导团体中的重要位置，不过在这之前，他在其他领域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这次胜利对他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代表了他事业的制高点。

    艾伯特在上流社会中不受欢迎的状况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好转，贵族仍然很厌恶他，艾伯特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蔑。但是曾有一段时间，上层社会对他的厌恶似乎突然转变为热诚，因为他们听说艾伯特在游览乡村时居然骑马打猎，而且表现得很引人注目，这些让他们很惊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艾伯特的骑马技术为二流水准，而如今，他竟然跳过五栏的园门对狐狸穷追不舍，就好像他曾经是在莱斯特郡出生成长似的。他们简直很难相信，甚至怀疑是自己的判断失误了。难道艾伯特是个可以结交的人？如果他已经料想到人们会这样想象他，那么他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购买几匹猎马，不断训它们。但是，他没有这种意愿。打猎不但会使他烦恼，而且还会使维多利亚感到神经紧张。他之所以一如既往地骑马打猎，是为了锻炼身体以及来往方便，而不是为了娱乐。于是大家一致认同，尽管艾伯特骑马技术很好，但他称不上一流的运动家。

    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还有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不仅被优雅女士和风雅绅士们取笑，而且维多利亚在结婚之前曾经在社交领域崭露头角，后来却因丈夫的影响而放弃了。其实对于艾伯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时髦的缺失，而是他身上某些品质的缺失。上层社会的敌视是比举止甚至爱好更为深刻的一个敌对的迹象。总之，艾伯特没有英国人的气质。很难说清这句话的准确意味，但是事实很明显。帕默斯顿勋爵也认为他不时髦，辉格党的重要贵族都鄙夷他，只能忍耐着把他当做命运不可避免的厄运。但是帕默斯顿勋爵是一个十足的英国人，他浑身散发着浓浓的英国人的强烈气息。在某些地方，他有力地表现了英国人的基本气质。他与艾伯特形成了完全的对照。事情的发生还真是巧合，这位地道的英国人比任何本国人都要喜欢与这位外国人接触。然而，即使在最幸运的时候，眼看着争议即将被平息，最终却还是没有转为幸运。艾伯特灵魂中所有的神秘力量都迸发出来与他的对手相抗衡。在随之而来的长期激烈的抗争中，几乎就好像是他与英国本身的决斗。

    帕默斯顿的一生都是在英国国家政府中度过的。他在22岁时成为大臣，25岁时被授予财政大臣的职位，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性格中意外的一部分“谨慎”，他一直都看似小心翼翼的。他第一任官职的任期持续了12年。当格雷勋爵执政时，他担任外交大臣，他担任这个官职22年，在此期间有两次间断。这段时期，他的公众声望稳长，到1846年他第三次担任外交大臣时，他在英国的地位几乎或者可以说与英国首相约翰·拉塞尔勋爵持平了。如今他62岁，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大脸庞，染了颜色的胡须，含有讽刺意味的细长嘴唇。他的私生活不值一提，但不得不说的是，他在晚年与一个很有势力的女人——墨尔本勋爵的妹妹考珀的结合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墨尔本勋爵有权势、经验、十足的自信，他不怎么在意艾伯特。他凭什么要在意呢？艾伯特不是热衷于外交事务吗？正好，那就让艾伯特来留意他吧。当艾伯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就是内阁大臣，被选为国家领袖，他一生中所承担的事情无一例失败。并非他需要艾伯特的留意，正如他所看到的，艾伯特仅仅是个外国人，他遭受着因为没染上恶习的痛苦，他被众所周知的唯一原因是碰巧与英国女王结婚。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吃亏了，这是个错误。艾伯特绝非一个小人物，而且在他背后，还有一个绝不可小视的人物，那就是斯托克马尔。

    但是，帕默斯顿忙于自己的计划和野心以及对政府的管理，对这些考虑却置之不理。这是他喜欢的行为方式。他靠直觉，靠犀利的眼睛和强劲的手腕，靠对危机的灵敏把握。他喜欢把船驶入狂风骤起的怒海里，然后张开每一张帆，与风浪搏击，这最能使他感到快乐。在大胆和轻率之间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帕默斯顿从来没越过这个界限。当他发现需要扮演某个角色时，他能够慢慢做——不骄不躁。他的一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冒险，恰巧他也验证了一句格言，“万事都青睐于耐心等待的人”。他说如果他下决心跑快，那么就没有人能跑得过他。有一天，他从奥斯本回来后，却没有赶上开往伦敦的火车，于是他叫了一辆专车，但是站长不同意，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开专车是很危险的。帕默斯顿坚持说在伦敦有一个急待处理的重要事件。虽然他得到了其他职员的支持，但是仍旧遭到了站长的反对。帕默斯顿果断地说，他可以承担因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于是站长下令开车，最终这位外交部长安全准时地到达了伦敦。他在处理不管是私人还是国家事务时都持有乐观态度，而这个故事正是一个说明他性格的典型例子。他曾经宣扬，英国能够勇敢地承担结果。显然，在帕默斯顿的领导之下，虽然那些官员们抗议，虽然他们吓得两脚发颤，但他还是会通过一句轻松的“我来负责”将他们驱置一边。在他所选定的路线上驾驶国家的火车头，毫无意外地顺利到达了胜利的终点。他的德高望重，一部分得益于他的外交成就，一部分得益于他和蔼的性格，而最主要的还是归功于他为人的真诚，即对国民感情的呼应和对他们利益的维护。国民都认为帕默斯顿不仅是一位有潜质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公仆，从字面意思来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公众人物。在他任首相期间，他偶然注意到绿色公园的草地上被设置了铁栏，于是他马上写信给相关的负责大臣，非常严厉地命令他们将其撤走。他说铁栏是“难容的事物”，铺草地是为了让男女老少无限制地在上面自由散步，公园是为了让他们享受到更好的待遇才设立的。当他做外交大臣时，他就是以这种精神来留意在国外的英国人的权益的。英国人极力支持他，但是外国政府却很不乐意。他们发现帕默斯顿多事、敏感、扰乱人心。在巴黎，人们嘲笑他是可怕的帕默斯顿勋爵，在德国，甚至有人编了一首与他有关的曲子：“如果魔鬼有孙子，第一个就是帕默斯顿。”但是，他们的抱怨、威胁、骚动都是徒劳的。帕默斯顿撅着他带有讽刺意味的上嘴唇，无所畏惧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

    尽管他复任后的第一个外交危机与女王夫妇有密切的联系，但他还是顺利地渡过了，宫廷和大臣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争执。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让欧洲所有的最高法院困惑。众所周知，拿破仑时代以来，西班牙内战频繁，在王后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女儿伊莎贝拉女王的统治下，曾有一段和平期。但是1846年，伊莎贝拉的婚姻问题突然变得敏锐起来。各候选人提出了他们的意见，除了她自己的两个表兄弟，另外还有西班牙的王子和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些年轻人似乎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伊莎贝拉还不到16岁，可以设想，她的婚姻是可以推迟几年的；但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你不知道，”有一位权威人士说，“这就是那些西班牙女王之所以能成为西班牙女王的原因，她们身上藏着什么，如果我们不赶紧行动，也许继承人就要赶在丈夫前头了。”这可能也被认为一个年轻女王的婚姻问题是由她的母亲和西班牙政府解决的；但事实又远非如此。这已成为18世纪人们期盼和平的一个标志，其中，据说还涉及了未知的外交问题，以及控制着重要外交政策的法国和英国。

    几年后，路易·菲利浦和他的首相基佐曾私下制订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题是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样重复光荣的政变，通过把他的一个孙子扶植到西班牙王位上去来废除比利牛斯山这道天然国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的小儿子蒙庞西耶应该与伊莎贝拉结婚；可他不敢声张，因为这将会是一个很危险的行动，将树敌众多。因此，他建议伊莎贝拉应该嫁给她的表兄加迪斯公爵，而蒙庞西耶应该娶伊莎贝拉的妹妹费尔南达公主，即使这样做可能也会有异议。是吗？狡猾的老国王小声告诉基佐的一个秘密，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加迪斯公爵不可能有孩子了，因此，费尔南达的后代会继承西班牙皇冠。基佐搓着双手，并立即开始设计一个周密的计划；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计划就很快被泄露出去了。英国政府用很慎重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他们的权力显然受到了威胁，英国和西班牙都必须挫败这场阴谋。一次外交之后，其中必有一方得到既得利益，而另一方却要付出代价。因为涉及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所以战争也是一触即发。其实，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奇怪的纠葛是任何当事人都没法预料到的。

    在这漫长而复杂的谈判中，路易·菲利浦非常看重一点，那就是候选人利奥波德王子的候选权。他宣布，如果利奥波德王子和西班牙公主结婚，将会极大地威胁到欧洲力量的均衡，这种威胁与蒙庞西耶公爵和费尔南达公主结婚不相上下；事实上，对于这次纠纷有很多种说法。拿破仑战争激励了科堡家族更加奋发图强，使其家族变得更加生机勃勃，现在这个家族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欧洲，在欧洲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利奥波德国王在比利时的地位非常稳固；他的外甥女已经是英国女王了；他的一个侄子是英国女王的丈夫，另一个侄子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还有一个侄子是符腾堡公爵。事情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似乎有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科堡家族”的迹象，随时准备着派出一名成员填补欧洲统治家族的空缺，以此来统治欧洲，甚至统治欧洲之外的地区。到过美国的布鲁塞尔人曾向利奥波德国王说，在美国，有很多人赞成君主制，反对暴动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还断言科堡家族的人很有可能得到这个职位。这让利奥波德国王很高兴，但是在未来可能还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可能还很遥远，但是西班牙的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了，如果利奥波德王子同伊莎贝拉女王结婚，对于法国来说将是一个奇耻大辱。这是路易·菲利浦坚信自己的观点的原因。英国政府不愿意支持利奥波德国王，虽然艾伯特和维多利亚对这次联姻有一些期待，但是聪慧的斯托克马尔劝说女王要放弃这样的想法。于是，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有了。如果法国在蒙庞西耶问题上采取正确的做法，英国也会克制一下利奥波德国王。在沙陀埃[1]，英法双方进行了谈判，出席谈判会议的有法国国王和基佐，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和阿伯丁勋爵，最后达成了协议。阿伯丁作为外交部长宣称，英国不承认也不支持利奥波德王子成为西班牙王室婚姻对象的候选人手；而路易·菲利浦郑重承诺，除非西班牙女王结婚生孩子，否则蒙庞西耶公爵绝对不与费尔南达公主结婚。

    貌似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危机似乎也快结束了，可是这个问题在帕默斯顿接替阿伯丁担任外交大臣以后再次被提出来了。帕默斯顿给英国驻马德里的外交大臣发了一封公函，公函中提及，利奥波德王子可能会成为女王伊莎贝拉的结婚对象，同时激烈谴责了西班牙政府的暴政。如果直接将这封言辞激烈的公函交给基佐，会非常不妥，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路易·菲利浦看见了这个机会便紧紧抓住不放了。虽然在公函里，帕默斯顿并没有表示会承认和支持利奥波德王子，但是法国国王断言英国已经毁约了，因此他觉得他也可以不用再按照协议来做了。于是，路易·菲利浦给西班牙克里斯蒂娜王后写了一封信，宣称英国人正在秘密谋划科堡的这门婚事，提醒她帕默斯顿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仇恨，敦促她加紧伊莎贝拉与加迪斯的婚事以及蒙庞西耶公爵与费尔南达公主的婚事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困境，并确保与法国的友谊。西班牙王后非常生气也非常担心，她相信了路易·菲利浦的话，现在只有一个难题了，那就是伊莎贝拉一看到她的表兄就厌恶。但这个问题也很快就解决了。在皇宫举行了夜宴，在宴会上，这位年轻女子被弄得服服帖帖的，无论别人要求什么，她都会答应。不久之后，这两场婚礼在同一天举行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弹在英国政府爆炸了，他们非常愤怒，觉得完全被狡猾的法国国王给耍了。尤其是维多利亚，更是怒气冲冲。路易·菲利浦曾承诺过，而且曾赠送给威尔士王子一盒士兵玩具，并送给公主一个美丽的巴黎娃娃，女王对他曾产生过好感，而现在女王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法国王后给她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函，从容地宣布了她儿子的婚事，王后说，这是一件私事，她确信维多利亚会感兴趣——“这件事将增加我们的天伦之乐，这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幸福。对于这一点，女王陛下，您是非常清楚的。”没过多久，英国女王便开始了她的报复行为。在18个月内，路易·菲利浦就已经不受民众欢迎了，而且由于英国撤销了对他的支持，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他的势力，又对他形成了致命的一击，他终于名誉扫地，和他的家人成为亡路逃命人。

    二

    在这件事上，女王和艾伯特王子对路易·菲利浦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所以对帕默斯顿的过失已没有半点谴责了，而且在这个事件上，帕默斯顿的态度和他们的完全相同。但这只是一个例外。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严肃的外交问题上，王室夫妇与外交大臣之间的意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争论不断尖锐。在葡萄牙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斗争就非常尖锐。在葡萄牙，充满敌意的派别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女王和她的丈夫非常同情葡萄牙女王夫妇，而帕默斯顿则支持葡萄牙的进步分子。尽管如此，直到1848年，形势才真正变得严重起来。在那一年，各种可怕的消息不断传来，时不时地就会有王室人员被杀的事情发生。这时艾伯特和维多利亚非常吃惊地发现，在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西西里等地，英国的政策被造反派曲解了。而这种形势正是帕默斯顿所期望的。有惊险，有刺激，有决断的必要性，有行动的机会，所有的一切都具备了。作为坎宁的支持者，他心里非常蔑视和厌恶外国君主，他看到那些压迫者和民众把这些统治者从朝廷中撵出来，觉得无限快乐。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英国站在哪一边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哲学信仰，他习惯于自相矛盾——对内保守、对外自由，而且对这种情况他还感到非常满意。阻止爱尔兰人反叛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但是，这和别的国家有什么关系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这里——任何一个正派的人看到一段关于那不勒斯政治犯的报告时，都会非常生气。他并不希望挑起战争，但他知道，通过巧妙而坚定的外交手段以及英国的影响力，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来进一步促进自由党在欧洲的势力。这是一项艰巨且危险的游戏，但他却玩得得心应手。然而，当他需要勇气和所有可能的自由行动时，他发现，在每一个紧要关头，自己都会受到那些住在奥斯本的人的阻挠，这让他非常愤怒。他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反对的缘由是那么有理有据，如果只是女王自己，绝不会做到这一点，主要是艾伯特王子在背后支持她，这实在是太麻烦了。但是时间紧迫，帕默斯顿没有时间等待，如果艾伯特王子硬要干涉，他就不能不退出了。

    对此，艾伯特很生气，他非常不赞成帕默斯顿的政策和他的做事方式。他反对专制，在他看来，帕默斯顿就是想把整个欧洲从一种专制局面变成一种可能会更坏的局面——无政府状态和暴民的横行。这种骚动蕴涵的危险性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这是一种阴险的运动，它可能随时摧毁宪法和废除君主制——开始猖獗起来。当然，在国内已经有这样的危险了，如果再去鼓励外国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这必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了。艾伯特王子对德国特别感兴趣。他的本能、感情、成见都与德国息息相关。斯托克马尔也深深地卷入德国政治的漩涡中，他有许多亲戚在德国的统治家族中，在革命的骚动中，斯托克马尔每周都会给艾伯特王子写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在斯托克马尔的指导下，艾伯特王子考虑了德国的未来，最后得出结论：每一个热爱德国的人，应该致力于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的统一。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随时会带来善与恶的可能性，瞬息万变，无法估量。然而艾伯特王子发现，帕默斯顿不仅不相信普鲁士的国王，而且非常盲目，左一拳右一拳，简直就是杂乱无章。这让艾伯特王子感到非常担忧。

    不过，艾伯特王子和帕默斯顿在外交政策细节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由他们两个的性格差异所导致的。在艾伯特看来，帕默斯顿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做事不顾一切，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他的傲慢兼无知愚昧的性格势必会把任何东西弄得一团糟。最让艾伯特反感的是，他竟然是一个如此缺乏耐心、不会反思、不讲原则的人。在他眼中，那些肤浅的思考、轻率的决定是最令人反感的。每一件事都应有条不紊地、仔细权衡以后再去做。他认为一定要经过一系列合理的步骤后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遇到复杂问题——如果正确对待的话，还有什么情况不是复杂的呢？——应该把个人的想法写下来才是最聪明的办法，虽然此方法可能会麻烦，但艾伯特总是这样做。此外，在每件事情完成后，他都会写一篇有条理的报告，就像在做事情之前一样。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艾伯特都会作一个备忘录。有一次他把同罗伯特·皮尔爵士机密的谈话内容归结为6页，大声朗读给罗伯特听，然后请罗伯特在上面签名；而罗伯特先生，他从来都不喜欢让别人抓住自己的把柄，所以感到非常不安；在这时，艾伯特觉得，有必要迁就一下英国人，就非常机智地把备忘录扔进了火里。至于帕默斯顿，他甚至连向他宣读一份备忘录的机会都不给，看来，他很不喜欢讨论。他往往在别人还摸不着头脑时，已经一声不吭地开始实施一项轻率而激烈的方案了，而这项计划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欧洲的战争。艾伯特希望能够从每一个角度深入细致地检查问题，追根溯源，严格按照一些明确的原则行事。在斯托克马尔的监督之下，他不断地致力于扩大眼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精确又深刻地考虑重要问题。因此，对于一个像艾伯特王子这样喜欢思考的人来说，帕默斯顿的行事方式就如小孩子的胡思乱想。帕默斯顿知道什么是经济、科学、历史吗？他关心道德与教育吗？他一生中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考虑如何改善劳工阶级的境遇，增进人类的幸福呢？这种问题的答案是很明显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帕默斯顿对此会怎样得意洋洋地回答：“啊！殿下忙于设计好的方案——这完全正确！对我来说，我对早上的工作很满意——我把那些铁跨栏弄出格林公园了。”

    然而，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却更愿意不作出任何评论，并且总是微笑地保持着沉默。于是，他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办法。那些重要的外交公文要么很迟才向女王提交，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改正；要么就根本不提交给女王；或者把文件已经提交给女王了，女王提出反对意见，建议作出修改，但是到最后往往仍然按照原文发出去了。女王抱怨，艾伯特王子也抱怨，但是这些抱怨都是没有用的。帕默斯顿总会这样辩解——不知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好好训训那些行政人员，他们理应听从陛下的旨意，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了。但是没多久，这样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女王的抗议就会加倍地激烈起来。维多利亚的党派观念非常强烈，她的抗议中加进了激烈的个人成分，这些是艾伯特所缺乏的。难道帕默斯顿勋爵忘记了她是英格兰女王了吗？她怎能忍受得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啊！她对首相说，“无论什么样的抗议对帕默斯顿勋爵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她对艾伯特说：“帕默斯顿勋爵像往常一样假装在文件发出去之前将草案提交给女王。”后来，她召见了约翰勋爵，畅快地倾诉了她的愤怒、恼恨。她听从了艾伯特王子的建议，将这些经过记入备忘录。“我认为帕默斯顿勋爵在处理问题时往往片面地看问题，这样只会使英国的名声陷入危地；他写的东西也总是很毒辣，很危害，以至于我为此伤透了脑筋；约翰勋爵是完全认同我的观点的。”然后，她写信给她的叔叔说，“德国的情形现在真是可怕，以前它是一个那么平静而快乐的国家，我们为此感到十分羞愧，我敢说那里仍然有好人，但他们竟然心甘情愿地受着可耻的驱使。在法国，一场危机似乎近在咫尺了。在这次仲裁中，我们的表现实在是很丢脸哪！真的是很不道德的，爱尔兰在我们的手中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摆脱联盟，因为我们竟然迫使奥地利放弃它的合法领土。如果加拿大、马耳他等开始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可是，帕默斯顿勋爵很不在乎这些。

    约翰勋爵感到越来越为难了。他不赞成他的同事那样对待女王。当他建议帕默斯顿要更小心的时候，他得到的回应是，外交部一年就发2.8万条公文，如果每一条都要请皇家批阅，一是耽误时间——这暂且不说；事实上，当他们浪费时间把草案呈给艾伯特殿下进行过于细致的检查时，只会惹来麻烦，这叫一个操劳过度的大臣如何忍受得了，而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的重要决定推迟，早就在外交上引起了许多不愉快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约翰勋爵自己也遭受了类似的忽视，这些辩白想必会说服他的。帕默斯顿经常拣那些最重要的公文作这种处理，并且不给首相看。就这样，一个外交大臣几乎掌握了独立权力，可以随便行动，自行负责调度英国的政策。1847年，在没有预先征求内阁成员和首相意见的情况下，他差点儿就要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了。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当艾伯特知道了这一点后，他觉得机会来了。只要他能够尽量离间这两位政治家，只要他能够拉拢约翰勋爵，那几乎就可以抑制或除去帕默斯顿勋爵了。他开始使出浑身的劲顽强地工作着，他和女王同时对首相施加压力。他们有时候写信，有时候大声疾呼，有时候回复到可怕的沉默。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克拉伦登勋爵，他们相信他一定可以传达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邀请他在皇宫里吃饭，用餐结束后，据他后来回忆，“女王便爆发出来了，非常激昂、非常苛刻地列举了帕默斯顿的行为对全世界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她自己对这一点的感受”。当她讲完后，艾伯特又接了下去，他没有那样兴奋，可是一样有力。克拉伦登勋爵觉得很尴尬，他不认同帕默斯顿的政策，但帕默斯顿是他的同僚，而且他不大赞同女王夫妇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是“妄想不要大臣而要廷臣来调度国务”，他以为他们“出现了奇怪的误解，那就是外交部是他们特有的部门，他们有权力去控制——若非指挥——英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非常礼貌地提醒他们，无论如何，他不愿作任何承诺。不过对于约翰勋爵来说，不需要压力，他已经受到君主的攻击、受到来自外交大臣的忽视了，现在他已经过着悲惨的生活。随着那可怕的雪列司蒙格-霍尔斯坦事件的发生——在整个欧洲外交史上最复杂的事件——他被压在上下两块磨石之间，难以忍受。他最大的心病是赶紧接替帕默斯顿勋爵的外交部职务。但假如帕默斯顿勋爵拒绝呢？

    大约在这个时候，艾伯特在备忘录里记录了自己、维多利亚和首相三人的一次会面，使我们奇妙地抓住了三位重要人物的心灵——约翰勋爵的焦虑和愤怒，维多利亚的紧张激烈与艾伯特理性的仇恨——这些情绪在不可见的幽灵的阴影下结合在一起了，而引起此种罪恶的就是帕默斯顿。在这次谈话中，约翰勋爵说他相信外交大臣会答应换位置的，“帕默斯顿勋爵，”他说，“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女王的信任——虽然只有在公务上，而不是在个人问题上。”但是提到这一点时，艾伯特写道，“女王打断了约翰勋爵的话，说她对帕默斯顿的不信任也有个人原因，但是他还不知道这一点，他认为女王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由于他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女王赞同。”于是，艾伯特指出内阁也有可能倒塌，帕默斯顿勋爵可能会重新担任首相。但在这一点上，约翰勋爵认为大可放心。他认为帕默斯顿已经65岁多了，将来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目前，他们决定先静观其变，但必须保守秘密，这一场秘密会议便这样结束了。

    最后，在1850年，看似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了。当时有迹象表明，公众厌倦了帕默斯顿大惊小怪的外交方式。当他支持唐·帕西菲科的英国属民与希腊政府发生争执的时候，似乎国家要陷入战争中了，不仅同希腊而且同法国都有可能发生战争，可能还会涉及俄罗斯。凝聚着不信任和不满的乌云似乎都聚集到了他的头上。上议院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反对他的议案。关键在于下议院的讨论，那时就是决定外交大臣命运的时刻了。帕默斯顿淡然地接受了这个攻击。然后，在最后一刻，他动手了。在一次超过4个小时的讲话中，他把解释、谩骂、论证杂合在一起，战胜了他的对手。于是，帕默斯顿就成了时代的英雄。同时，阿特洛波斯（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一）也暗地里青睐他。罗伯特·皮尔爵士从马背坠下身亡。在这个惨变中，帕默斯顿亲眼目睹了唯一能够跟他抗衡的对手从他的面前消失。他认为，也是正确判断——他在英国是最受欢迎的人。当约翰勋爵打算把外交大臣和内阁别的位置对换一下的时候，他完全拒绝了。

    艾伯特非常失望，维多利亚大为愤恨。“下议院，”她写道，“正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并且麻烦。”艾伯特知道帕默斯顿的位置比以前更为牢固了，决定必须用极端的手段。5个月之前，有先见之明的斯托马克尔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已经作了详细摘要，并放置在手头以备随时使用，现在已经出现紧急情况，必须使用备忘录。女王抄出了斯托克马尔的话，送给首相，请求他把她的信给帕默斯顿看。“我认为，”她写道，“为了防止将来出现误会，把我对外交大臣的期望作一下说明是非常正确的。我要求：（1）他得清楚地提出他在一个特定事件中的动机，为了使我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2）一切方案，一旦经过了我的批准，大臣便不能擅自更改或修正，如果大臣不遵守的话，我就认定是对君主的不忠，我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力，辞退这位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按照女王的要求做了，他将女王的信转交给了帕默斯顿勋爵，这一件公案，在宪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外面的人完全不知晓。

    如果帕默斯顿一直是一个敏感的人，在收到女王的信后，他可能会自动辞职，但他不是那种敏感的人。他喜欢权力，他的权力比以往都大；他认为这时候更不应该离开。尽管如此，他毕竟心绪大乱。他理解了他在同一个难缠的对手斗争，对方的技巧和实力都很强，如果他和这位敌人进行正面冲突，势必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约翰勋爵，简要地答应了女王的要求，“我抄了一份女王的备忘录，以后会尽力遵守这里面的训令”。与此同时，他要求拜见艾伯特。艾伯特立即召唤他进宫，据艾伯特在一份备忘录里说，当帕默斯顿进来的时候，艾伯特非常惊讶地发现“他显得很焦躁不安，颤抖着，他的眼中含着眼泪，这样确实很让我感动，以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脸上挂着一副柔和的笑容”。这位老政治家不断地给自己辩解；年轻王子的口气却冷淡而客气。最后，经过长时间不确定的交谈以后，艾伯特站起来说，为了给帕默斯顿勋爵树立一个榜样，希望他能够明白女王要求什么，他要“简明地问一个问题”。帕默斯顿勋爵恭敬并安静地等待着。艾伯特说道：“女王反对有关石勒苏益格（丹麦地名）的协议，这个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但她的意见被否决了，丹麦王国领土完整的协议也签订了。于是，丹麦君主进攻了石勒苏益格，那里战争正激烈地进行，如果霍尔斯坦因受到攻击——这是有可能的事——德国人势必会施以自己的援助，这时候俄国就会受到威胁，如果石勒苏益格人胜利，就会武力干涉。如果出现了这种紧张的局面——很可能会引发欧洲的战争，你说该怎么办呢？女王从你有远见这一点考虑，预料到你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在这个假定的事件中，女王要求你有明确的回答，你该怎么办？”奇怪的是，对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这位外交大臣似乎无法回答。他说整件事是非常复杂的，殿下所提及的意外不一定会发生，艾伯特坚持他的意见，一直紧逼他，但却没有用；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整整一小时，但到最后，帕默斯顿竟然鞠了一个躬，走出了房间。艾伯特惊愕地举起双手：对这样一个人，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是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会表示歉意，他会承诺，但在数周之后，这个不可救药的无赖就会再耍花招了。奥地利的海诺将军，向来以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反叛，特别是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那时候正在访问英格兰，他心血来潮地想要参观巴克莱公司的酿酒厂。这位“哈拿将军”——他所到之处的人都这样称呼——有着瘦削而狰狞的脸，花白的八字须，他已经赢得了可怕的名声。奥地利大使觉得事有不妥，请求将军不要在公众面前露面了，或者，如果他必须要露面，首先要剃掉八字须。但将军不听他的忠告，他一到酿酒厂，马上被大家认出来了，他被一群愤怒的运酒夫包围了——推着、拉着、骂着，拳脚相加，他赶紧逃到一条巷子里，紧跟着他的暴民挥舞着扫帚，狂喊着“土狼”！慌忙之下，他躲进一家酒吧，在几个警察的保护之下出来了。奥地利政府很生气，要求英国政府作出解释。帕默斯顿自然很高兴地表示歉意，但是后来还补充说，将军“在这个时候来英国，有点儿没有分寸”，他预先并未呈送给女王或首相批准，就把这个答复送给了大臣。当然，当这被发现后，引发了严重的风波。艾伯特特别愤怒，对此既惊讶又厌恶。他认为运酒夫的行为是“一群没有礼法的无知之徒胡作非为的小把戏”。约翰勋爵要求帕默斯顿撤回公文并另换一个，将责难将军的话统统删掉。外交大臣竟然拿辞职来威胁，但首相很坚决。这个时期，皇家的威望升得高高的，但却被敌人残酷的柔顺重重地打倒在地。帕默斯顿变得如羊儿一样温顺，什么都顺从了：撤销并修改了公文。局面又一度回复了和平。

    和平持续了一年，到1851年10月，柯考脱访问英国时又引发了另一个危机。帕默斯顿想在自己的家里接见这位匈牙利爱国者，但被约翰勋爵否决，再一次引起尖锐的矛盾，帕默斯顿勋爵再一次以辞职威胁，最后仍然屈服了。但这位不甘屈服的人未能保持安静。几个星期之后，从芬斯伯里和伊斯林屯来的激进分子在外交部会见大臣，他在致辞中指责奥地利和俄罗斯是“可恶和可憎的刺客”、“不仁的暴君”。外国大臣在他的答复中，温和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丑闻不胫而走，宫廷的人勃然大怒，肆意唾骂。“我觉得，”男爵说，“那个人已经疯狂一段时间了。”维多利亚写了一封愤怒的信，催促约翰勋爵维护自己的威信。但约翰勋爵认为，在这件事上外交大臣只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他认为等待时日是最正确的决定。

    结果没有让他等很长时间，不到年底，一系列的冲突、威胁激化到了最高点。1851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第二天，帕默斯顿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在与法国大使的谈话中表示他赞同拿破仑的行动。两天后，首相依照女王的来信，给他下了一道训令，说对于法国的政务，英国政府保持中立的态度。尽管如此，在给巴黎英国大使的公函里，他又重复了一遍他支持法国发生政变。这道公文既没有提交给女王，也没有提交给首相批准。正如约翰勋爵所说的，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他罢免了帕默斯顿勋爵外交大臣的职务。

    维多利亚喜不自胜，艾伯特知道，这次胜利与其说是属于约翰勋爵的，还不如说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希望格雷威尔勋爵接任帕默斯顿的职务，他认为格雷威尔更容易受他的影响，而格雷威尔勋爵果然被选上了。此后，艾伯特在外交上可以随心处理政务了。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屈辱，他现在所向披靡。在家庭里，他是受尊敬的主人；在国内，世界博览会带给他尊敬和荣耀；现在，在隐秘的权位上又得到一个新的霸权。他曾经挑战帕默斯顿这一英国精神中最厌恶的代表，这个顽强的对手终于被他打败了。英国本身不就在他们的脚下了吗？可能是这样，可是据说英国的人民有这样的特征：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失败。这很奇怪，不过帕默斯顿依然得意洋洋。这可能吗？难道他仍然盲目地相信，即使这次丢脸的免职，也可泰然处之吗？

    三

    艾伯特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几周后，在帕默斯顿的影响下，内阁垮台了，约翰勋爵辞职了。不久之后，辉格党与皮尔的追随者联盟组成内阁，阿伯丁勋爵掌权，帕默斯顿又进了内阁。他果真并没有回到外交部。这是个好现象：在内务部，他的活动可能会比以前少一些危险，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但外交大臣不是那个性情亲和的格雷威尔，而变成了克拉伦登勋爵。艾伯特明白，对待这个大臣也要谨慎，虽然这个大臣慎重又谦恭，但却自命不凡。然而，这些变化，仅仅是更加严峻的事件的开头。

    各个方面的因素集结在一起，事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家一下子笼罩在战争在即的阴影下。几个月以来，在变化莫测的外交中，在骚乱不安的政治中，问题越来越黑暗、迷茫。一方面是国民的情绪在极限中波动，在这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在风云莫测、危机重重的谈判中，帕默斯顿忽然宣布辞职。于是，积压在民众心中的愤怒瞬间迸发。他们觉得，以前在可怕又复杂的事件里，他们受着软弱尴尬的指导，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在中心位置有一个人，这个人拥有实力、勇气、决断力，并且值得信任。现在他们听说那个人不再是他们的领袖，为什么？他们愤怒、焦虑以致最后神经衰弱，他们拼命地环顾四周，想要发现其中不可告人的隐情。他们怀疑其中会有阴谋，闻到了背叛的气息。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倾泻愤怒的对象。对呀，那个在最高位置上的外国人，那个固执己见、不加掩饰的外国人，是不是对他们所尊崇的战士心怀敌意？从听到帕默斯顿辞职的那一刻起，全国上下强烈抗议，将他们不同寻常的仇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到艾伯特的头上，如狂风暴雨那样，无与伦比的猛烈。举国上下都宣称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叛国贼，是俄国的工具，说他在俄国的指示下赶走了帕默斯顿，又说他为了英格兰敌人的利益而操纵英国的外交策略。连续几周，这种指控不断在报纸上出现，在公众集会上回响，在私人谈话中阐述。这些言论，传遍了全国，越传越极端，越传越不着边际。同时，有声望的报纸开始发出猛烈的攻击，把这些言论印在半便士的单页上，在伦敦街头叫卖。粗俗的谩骂表达了他们怀有相同的猜疑。最后，最不可思议的谣言也开始传播了。

    1854年1月，有小道消息称艾伯特因卖国而被捕，他将被软禁在伦敦塔。有人说，女王自己也被抓了。事实上，人群聚集到伦敦塔，对这对被囚禁的王室贵族翘首以待。这些荒诞绝伦的传闻，实在是战争将至、气氛紧张所致。帕默斯顿辞职的原因却是至今无人知晓，而且有可能是因为宫廷一方的继续敌视。但是，说艾伯特操纵政府拥护俄国的利益，的确没有事实依据。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往往游离于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一种是不干涉；一种是以武力做后盾达到威胁的效果。无论是哪种政策，如果能贯彻到底，很可能会是一个和平而成功的结果，但是如果将这些政策混杂在一起，只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艾伯特生性谨慎，他本来试图穿越复杂得像迷宫一样的欧洲外交，但最终在迷宫里迷路了。整个内阁都是如此。如果战争发生，他的反俄情绪绝不亚于英国的好战分子。不过，尽管集中到艾伯特身上的最严厉的指控无根无据，但是出现这种局面是有潜在的理由的。这不是为了解释，而是根据一般人的心理状态而言的。女王的丈夫来自国外，他自小在宫廷外长大，头脑里充满了外国的思想，很多近亲都是外国首领。这样，虽然他到英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反对的理由不仅在理论上，实际上也产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严重后果。英国大臣们对艾伯特那些对德意志的偏向颇有微词，而帕默斯顿勋爵、克拉伦登勋爵、阿伯丁勋爵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而且，凡是在国家政策发生严重问题时，内阁一方总是迁怒于内廷一方的偏见，因为那方的德国势力、德国传统太过强势。至于帕默斯顿，一谈到这一话题，他的言辞更容易肆无忌惮。被免职后，他在恼羞成怒之下，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外国阴谋的受害者。后来虽然他指控的语气缓和了，但从这方面发出的这种暗讽，已十足地证明艾伯特在外国成长、受外国教育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影响。

    事情不止这样，艾伯特在英国的地位也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问题。他的存在让一个旧难题产生了新意义——国王的职位与职权究竟应该怎样定义？这些职位与职权实际上都已经在艾伯特的掌握之中了，他会用这些权力来做什么呢？关于王权在宪法中的位置，他有着明确的观点，因为这是斯托克马尔的观点。恰巧，我们有斯托克马尔给艾伯特的一封长信，斯托克马尔在这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个时候，在爆发克里米亚半岛战争前夕，君主立宪制国家，据男爵说，自从《改革法案》以来便丧失了自己的光芒。现在，“每天都有危险，很有可能变成纯粹的内阁制”。老派托立党“直接关怀拥护君主的特权”，现在已经消亡了；辉格党“也只不过是有意无意的共和主义者而已，他们对君主的关系如同狼对羊”。英国有一条规矩，就是讨论宪法问题的时候不得引入“不负责任的君主的名字或本人”，这是违宪行为，是“一种宪法上的定义，虽然早就存在，但是充满了危险”。男爵警告艾伯特：“如果英国女王放任辉格党内阁按照此条例实行，那么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大多数国民就会相信，国王仅仅是一个玩偶，她只是按照大臣的旨意，赞成就点点头，反对则摇摇头。”“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关键是”男爵说，“一点儿也不应该错过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机会”。“这不难做到，”他补充道，“而且，像女王夫妇这样忠诚的人，永远不会让大臣们感到为难。”在男爵看来，王权的最低要求应包含“国王应有担任内阁会议中的主席的永久的权力，君主应居永久首相的地位，其权力在内阁的临时首脑之上，这样，在有关纪律问题上就可以行使最高的权威了”。君主“还可以参与和完善政府的设施，因为一位国王和他的大臣同样有能力，同样有才华，同样爱国，而拒绝在议会的审议中发挥这些长处，实在是不合情理”。男爵说：“当然要英明果断地行使这一权力，如果能这样做，相信能保障君主立宪制，而且还可以使君主立宪制度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有力、迄今从没有出现的高境界。”

    现在的解释也是可以的，虽然很难符合内阁制的基本原理，威廉三世主持内阁会议，而他就是一个立宪君主：在斯托克马尔的心目中，他想在宪法中给女王一个类似威廉三世时代曾占据过的地位。但是这样的理论，会使君主拥有的权力比乔治三世大得多。这显然与英国自革命以来公众生活发生的趋势相背离，而且，斯托克马尔坚持了这种主张，并把它强加给了艾伯特，这一点意义重大。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艾伯特不但在理论上支持这些观点，而且他为了实践它们而蓄谋已久。君主和帕默斯顿的斗争史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证据，证明了这的确是事实。在斗争达到顶点的时候，女王根据斯托克马尔1850年写的备忘录，声称如果外交大臣擅自篡改她批准过的文件，那么她就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要求罢免他。那个备忘录实际上非常清楚地表示了君主想脱离首相、自主行动的愿望。约翰勋爵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己的势力来反对帕默斯顿，他接受了这份备忘录，从此默许了君主的要求。不仅如此，在罢免了帕默斯顿之后，如果君主不愿意，便可以以此为理由解除一位有势力、受欢迎的大臣。在斯托克马尔和艾伯特的指使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好似“君主立宪政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有力、从没有出现过的境界”。

    可是，关于君主地位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形势并不明显，但是也非常可怕，而且周围不同寻常的环境本身使人躁动不安。事实上，因为行使君主职权的是一个宪法不明之人，他对于君主却有着界限不明的无限的限制力，这个人是国君的丈夫，这个事实说明影响的确存在，而且还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模棱两可、拥有强权的人扰乱了历史久远、细致而且防范很严的英国宪法。艾伯特当初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肯定意想不到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对于他自己，他并不想减少他行使的职权，也不想缩减他的权力范围。他在1850年对惠灵顿公爵的谈话中说，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将自己藏于夫人的背后，不在公众面前承担独立的责任，把自己的立场化作妻子立场的一部分，补充她在行使权力时出现的无法避免的漏洞。长久密切地关注一切内务的细节，以便能在任何时刻都对她提出忠告，帮助她应对艰难的问题和复杂的任务，这些难题有的是牵涉到国际事务的，有的是关于政治事务的，有时是关于社会或者个人的。除了是她家庭的主任，她家庭的督导，她的私事事务的经理，她的政治事务的重要顾问，她与政府官员联络的唯一的助手，此外，还是女王的丈夫，王室儿童的监护人，国王的私人秘书和永久的大臣”。斯托克马尔的学生很有长进，未来一片光明。民众意识到了艾伯特的势力，他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认为现在维多利亚的生活开始被别人主宰着。在一片黑暗中，男爵隐隐出现，又是一位外国人。一个外国男爵控制一个外国王子，这位外国王子控制着英国女王，而女王自己在这种阴影下暗中行动。当男爵和王子从她的阴影中出来时，一位受国民爱戴的大臣倒下了，所有这一切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结束呢？

    在几周内，帕默斯顿撤回了他的辞职请求，公众的愤慨很快就平息了。国会召开时，上下议院两党的领袖都支持艾伯特，强调说对国家有无懈可击的忠诚，而且提出在所有国家主权问题上都有忠告国君的权力。维多利亚非常高兴，“我亲爱的丈夫的地位，”她告诉男爵，“已被确定下来，他的功绩也被各界公认。我们到上议院时，四周人山人海，都是友好地来看我们的。”很快，英国最终卷入克里米亚战争。在随后的斗争里，艾伯特的爱国心显得毫无意义了，过去的仇恨也被遗忘了。可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令王室夫妇不那么愉快：它成全了帕默斯顿的野心。在5年前的1855年，约翰·拉塞尔勋爵曾经说过“年纪太大，没有宏伟前途”的那个人，成为英国的首相，此后，除了一次短暂的中断，他一直担任了这个职位10年之久。

    [1]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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