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网络指先行移民与故乡的后来者所具有的各种纽带关系的组合，这种组合可以是亲人、朋友，以及基于亲情、友情所建立起来的种种联系。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移民网络的理论应肇始于托马斯（William 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两位学者有关迁徙欧洲及美国的波兰农民移民的研究。他们认为，对移民的考察和理解应以移民网络为纲（转引自王维、钱江，2006）。而移民网络理论或“网络说”则是由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S.Massey）等人1987年在“社会资本”理论和“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其本质是人际关系网络。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皆可通过占有某种持久不衰的关系网络而获得社会资本，而这一关系网络是彼此所熟悉的、得到承认的并或多或少已制度化的网络。“累积因果关系”认为，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即使最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移民行为仍将持续。对两种理论进行补充，用之于发展移民网络理论的，正是梅西及其合作者（转引自郭玉聪，2009）。
梅西等人认为，移民网络指的是移民或返国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梅西考察了想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就移民网络的动态形式与个人的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那些与海外移民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国际迁移的可能性；那些有过一次迁移经历的人，后来的迁移会依赖于其以前的迁移经历和与其他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因此，他认为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移民信息可以通过移民网络更准确、更广泛地进行传播，这种社会资本能为移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这就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不断推动跨国移民。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国定居时形成的移民网络，给跨境迁移施加惯性，促使迁移不断进行且规模更大，除非迁移发生的原始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民族群体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移到那里去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而更多地是由与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来决定（转引自傅义强，2007）。
正如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露藤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所认为的：当代国际移民研究中，最有时代特点的莫过于移民网络说。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以说网络是移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许多人之所以移民，是因为跟他们有关系的人移民在先。而移民网络理论假设之一是：移民网络具有累积性效应，而且是鼓励后来移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网络具有乘法效应。一度时髦的“链锁移民”便隐含这层意思。网络在移民中扮演着“资本”角色，因为它能降低迁移的成本和风险。在第一个假设基础上进而引申出第二个假设：移民网络是移民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或机制。网络从本质上说是累积的。它总要变得更大更紧，因为每次迁移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迁移牵线搭桥。而新的迁移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的发展（阿朗戈，2001）。因此移民网络理论（Portes）也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迁移、迁往何处以及迁入目的地后对新生活的适应等）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
具体来说，移民网络的作用体现在移民迁移的三个阶段，即迁移之前、迁移之中和迁移之后。在移民做出迁移决定之前，迁移者与移民联系人建立关系非常重要。有了联系，就会有信息和资源的流动。移民联系人对于迁入国的社会环境的态度、联系人之前迁入该国的方式都对迁移者做出是否迁移以及什么时间迁移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迁移过程中，移民网络为其入境提供各种帮助，帮忙办理入境手续及提供住宿等。移民迁移之后，移民网络可以帮助移民获得关键性的资源，同时还可以通过接触其他联系人扩展其私人网络的规模，提高网络质量。
因此，可以说移民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结构，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在移民输出国方面，不少人背井离乡为的是和亲人团聚。移民网络对个人及家庭迁移决定的影响、对移民的指导作用和对移民进程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移民迁入国方面，实行限制移民的政策使移民入境越来越难，因此，移民网络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移民链，人口迁移很难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移民网络不仅是迁移得以持续的原因和动力，同时也是已进入迁移地的移民者的一种社会资本，为初来乍到的迁移者提供各种必要的资源。总之，移民网络不仅在迁移前为移民者做出迁移决定提供信息，在迁移过程中为移民者提供各种帮助，更重要的是在迁移发生后可以帮助移民获得关键性的资源，并帮助扩展其私人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移民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关系和网络才能很快在当地立足和生存的。
移民网络学说突破了传统移民理论过于看重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移民的影响，强调社会关系对移民的作用。中国社会最重视的就是关系。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所谓的伦理本位，也即是一种关系本位。因为中国社会不把重点放在个人和社会任何一方，其重点放在关系上了（梁漱溟，1987）。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就是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因此移民网络理论对华人海外迁移过程的解释也是较为恰当的。
本书所研究的莫斯科华商，他们也是刚刚来到莫斯科，在这时间最长的也未超过30年，并且大部分都没有在俄罗斯定居的打算，也不想融入当地社会，到这里仅仅是为了淘金赚钱。他们能够来到莫斯科，就是靠着亲属、老乡、同学和朋友等熟人的引领和帮助。在莫斯科市场淘金，并适应这种艰难的外在环境，首要的也是靠着在移民网络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源，这也是华商在莫斯科淘金最重要的资本。本章以相关视角结合调查资料探究华商在实践中是如何运用这种社会关系资源作为淘金资本的策略问题。
第一节 迁移中的移民网络运用
中国人从小就生活在以亲缘、地缘所构成的具有乡土性质的社会关系体系中，不愿意也不能脱离这样的氛围。因此，如果要从自己生活的熟悉的地方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是去异国他乡经商赚钱的大事一定需要熟人的介绍和帮助。如果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人带领，很难成行。近代华人的移民模式，已被学术界称之为是利用家族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资本移民的“链式移民”（周敏、张国雄、张应龙，2012）。中国福建、广东、江浙一带的大量侨乡的出现也已验证了这一结论。
在有关华人向海外迁移的移民链的研究中，王春光对移民到巴黎的温州人的研究是一个典型案例。他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身份，成功进入巴黎温州人的圈子，“搭铺”生活了四个多月，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资料，探究了温州人形成的社会网络在其向国外迁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温州人聚集的过程中，在家乡社会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既是他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他们流动得以进行的机制。在早期电话、电脑等现代化传播手段还未普及的时代，温州人正是靠着这种可靠性和信任度较高的社会网络传递信息，了解外部的世界和最先迁移到国外的温州人的消息。然后，再通过早期到达的亲属和同乡的牵线搭桥，逐步向外迁移。温州人也正是靠着这种方式，在一个地方逐步聚集起来的（王春光，2000a：57-88）。
莫斯科华商群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陆续来到莫斯科的。如第三章所介绍的，最早来的主要是留学生和工作人员，他们看到当地物资缺乏，特别是食品和一些轻工业品极其缺乏，把中国的这些商品出售给俄罗斯人利润出奇得高，因此每次回国后他们就带来一些中国的食品和轻工业品卖给当地人，成为“倒爷”的雏形。尝到甜头后，他们就把信息传递给国内的亲属、同学、朋友。而那时国内改革正在逐步深入，在改革开放和出国热的影响下，一些政府机关人员也下海经商，国企的一些富余人员和下岗职工也开始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他们亲耳听到或亲眼看到很多人在莫斯科赚到了大把的钞票，也都跃跃欲试，于是利用各种关系进入莫斯科，倒卖中国商品，这就是“倒爷”。后来随着个人手拎肩扛式“倒爷贸易”的消失，这些人有的回国了，有的去其他国家了，还有很多留在这里，留在这里的就转变为华商，开始寻找固定场所长期经营。而随着生意的逐步稳定和扩大，自己忙不过来时，就把亲属等带过来帮忙。同时在他们的劝说和示范下，很多老乡、同学也都过来了，这些亲属、老乡、同学又去告诉他们的亲属、老乡、同学，一拨人带动一拨人。就这样，靠着熟人的介绍和带领，凭借这样的乡土人际关系链，国内的华人陆续来到莫斯科经商赚钱，迁移网络得以形成，华商群体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
莫斯科的华商群体，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集中来自国内的几个区域，并以地域为纽带形成几大帮。如早期主要以北方人为主，北京人和东北人较多，又称为“北京帮”和“东北帮”。那时的“北京倒爷”最为出名，他们在首都，能够最先了解国外的信息。当他们看到大量的东欧“倒爷”在北京的雅宝路市场进行采购时，就了解到俄罗斯和东欧轻工业品的缺乏，也纷纷踏上赴莫斯科的“倒爷”之路，形成了“北京倒爷”的迁移链。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接壤，有地缘优势，特别是一些边境城市，能全面迅速地了解到对面的信息，进入俄罗斯城市也更加便利，因此很早就形成一定规模的迁移链。今天，在莫斯科华商中“北京帮”的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在其附近河北的华商人数却显著增加，实力不可小觑。“东北帮”因为地缘的原因，人数仍然较多。而温州商人和福建商人则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数增长较快，形成了“温州帮”和“福建帮”。这些温州人和福建人基本都是来自温州或福建的一个地区（如福建福清）或者临近的一些地方，很多人都是老乡，或者都是认识的，他们的移民网络非常发达。一般都是一个村的某几个人先来到莫斯科，觉得有钱可赚，回去后把消息传遍整个村里，逐渐地整个村子的人都过来了。
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莫斯科华人移民网络，在华商迁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身份”办理
“身份”是当地华商的习惯称谓，所谓“身份”指入境和在当地居留的一个合法证明，即签证。“身份”是来莫斯科的华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身份就是一个非法移民，一旦被移民局抓到是要被遣送回国并且在护照上留有不良记录的，所以在莫斯科经商必须要办理一个长期稳定的身份。俄罗斯对外来移民限制较严，一般只有和当地人结婚才能取得俄罗斯国籍。而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人，他们不想也很难取得当地的移民身份，大部分华商办理的都是短期的签证，最长的也不过是3年或5年，签证过期后都得重新办理才能入境和获得合法居留身份。因此，办理身份问题则成为华商在此淘金首要考虑的问题。
办理签证时，一般情况下华商很少亲自去俄罗斯的签证部门办理，他们的外语差沟通困难，更不熟悉办理程序。为了方便，大部分人都找中国人来办，跟自己人好沟通。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莫斯科中国人开的签证公司非常多，他们比较专业，跟俄罗斯移民部门经常打交道，建立了一定关系，比个人成功率高。自己去办的话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本来3天能办下来，移民局就会拖半个月。中介公司或者能办签证的个人都已经同移民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去办的话则不会找麻烦，很快就会给你。但华商在寻找签证公司时，也要找自己熟悉和认识的。特别是第一次来莫斯科的华商，他们更是通过自己的亲属、老乡或朋友来寻找签证公司，或者直接就由他们代办。
如笔者的调查对象吴超，他就告诉笔者他经常在一家签证公司办理身份，这家公司也是一个朋友推荐给他的，他跟这家公司的一个办事员赵阳关系处得很好。有一次笔者到吴超那里去，正好签证公司的赵阳来给他送签证，一个是他的，另外一个是他舅舅的。吴超舅舅今年退休了，国内没什么事情了，吴超也缺人手，所以就让他的舅舅也过来了，可以帮助吴超打点生意，顺便也可以到外面看一看生意怎么样。吴超就在这家公司直接给他舅舅办理了签证，然后再邮寄回国内。签证公司的赵阳介绍了在俄罗斯办理签证的一些事情：
身份主要有旅游身份、商务身份、工卡身份、学生身份这样几种。“旅游身份”较便宜，1000元左右人民币就可以办下来，但只能在这里待一个月，而且在市场里如果被查到的话很麻烦。很多华商为了图便宜和省事就办这种“旅游身份”，因为这种身份下来比较快。办“旅游身份”来莫斯科的华商，由于生意的原因一个月后不能按时回去，身份就被黑，没有身份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被罚款，当然了这种罚款直接进入警察自己的腰包，被移民局抓到就得被遣送。他们想回国的话，只能通过我们签证公司私下里到移民局去办，在护照上还会有不良记录，以后再办新身份的话也比较麻烦。
“商务身份”是指来莫斯科进行商务考察所办理的签证，一般是三个月，也有更长时间的，如一年，但在俄罗斯最多只能停留90天，相对比较贵，三个月的要450美元就可以，一年得要1600美元左右，这个办下来相对比较快。现在在市场办这个签证的比较多，这个身份也很好使，就是比较麻烦，三个月后就得回去一趟，然后再“上来”。
“工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作签证，是指能在俄罗斯工作的身份，这种身份对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人来说是最安全方便的，也没有90天居留时间的限制，但俄罗斯每年都有配额的限制，而且还在逐渐减少，办理这种签证比较困难，要等很长时间，超哥的还算比较顺利，办得比较快，很多人等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办下来。当然这个不完全怨我们，有的人办不下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边有不良记录，或者有一些驾车的罚款，如果在这边有两次或以上的罚款记录那三年之内不允许你入境，过了三年以后才能入境，俄罗斯这方面管得很严。超哥有一次罚款，这没关系，他的朋友已经有两次了，所以现在他的朋友就不能办身份，不能入境。除了这种入境签证以外，进入到俄罗斯后还要办理“落地签”[28]，也就是俗称的移民大卡。这个办不办都行，但是不办的话，遇到警察查的话就会被罚款。前两天就有一个人没办，被警察逮着了，搜去身上5000卢布。
我们公司的老板是在莫斯科大学博士毕业的，跟移民局关系很好，所以很多中国人都找我们办。超哥的身份总在我们这办，没有出现过问题。但今年的生意不太好，办身份的人比较少，在留步利诺那边也是这样。今年我们老板给的奖金也只能少了（莫斯科访谈38）。[29]
因此，在莫斯科签证和“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华商一般都办理商务签证和工卡签证，实在办不下来，他们就先办一个旅游签证，先到莫斯科看看生意，然后再说。在办理签证时华商往往找一些认识的、知道底细的、可靠的签证公司或个人，如果是亲属、老乡更好了，或者亲属、老乡和朋友介绍的。这种关系在遇到一些问题时就会显示出好处，因为在办理签证时会由于各种原因时常遇到签不下来的情况，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而找熟人，同自我关系越近的人，就会越可靠，也会避免一些纠纷的产生。同熟人中间毕竟有个情面问题，如果办不下来，也可以要回来钱，毕竟认识，想跑也跑不了。在这里有很多交了钱身份没有办下来，最后钱也要不回来的个人教训。更重要的是身份办不下来要耽误事情。这就更使得华商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来寻找可靠的能办下身份的熟人。笔者经常去一个卖菜的中国老板那里买菜，有一次正好碰到了他为身份问题恼怒，他就给笔者讲述了他办身份遇到的问题：
我的身份马上要到期，要办新的，就找到了这儿的签证公司的一个年轻办事人员。我在莫斯科有驾车罚款记录，就问这种情况身份能不能办下来，那个年轻人说没问题，我就交了2000美元。最近身份马上要到期了，我就去询问，这个年轻人却说因为有罚款记录办不下来，钱还不退还给我，我非常恼火。最主要的是耽误了事情，莫斯科有罚款记录可以去别的城市办，这个年轻人却说能，现在去别的家又不能马上办下来，身份过期了不能在莫斯科待了，这边的生意就耽误了，所以非常生气。不过，没关系，我认识那个办签证人的老板，跟他比较熟，不行我就去找他老板，钱必须要给我退回来（莫斯科访谈33）。[30]
二 寻找住所
进入莫斯科，首先得解决住宿问题。这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和利用移民网络。在莫斯科很少有华商自己买房子的，他们一般都是承租公寓或民宅。因为公寓和民宅都比较贵，较少自己独自承租，一般都是合租。合租对象也一定要找华人，不会和当地人共同住，也不会和在市场上做生意的其他国家的人合租。一般来说，华商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亲属、老乡和朋友，和不熟悉的人住在一块不放心，感觉不安全，生活习惯等方面也不相同，较麻烦。如前面所介绍的温州人和福建人在这边做生意的比较多，他们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或者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在承租住所的过程中形成了关系网络，并且互相都较为信任。一般是几个有亲属朋友关系的人最先承租下来，其中有些人是做季节性生意的，生意结束后就要回国，这时国内就会有做另一季节生意的亲属或老乡顶上来，他们就住在这里，生意结束后，他们再回国，第二年到季的时候，原来那些人就回来，又住在这里。就这样，靠着这样的一种亲属老乡网络来共同承租住所。
笔者所居住的阿华和阿宝那里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温州人，只做夏装的生意，一般都是每年春天来到莫斯科。最近几年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他们温州老乡联系的，这些老乡是做冬装生意的，阿华和阿宝来了以后，这些做冬装生意的老乡基本都回国了，但很多室内的物品和日用品都留了下来，他们也可以用。因为费用较高，是三家合租，另外两家是福建人，都是夫妻两人，阿华跟他们也都比较熟悉，今年由于刚过来，房租还没交，是由另外两家垫付的。三家共享一个厨房，很多时候都是一家做完饭后，另一家再做，轮流来。厕所和洗漱间也是共享一个，不是很方便。虽然如此，但他们觉得在这里比较安全，少有警察的骚扰，三家都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也较相似，互相之间也有一个照应。
华商在寻找住所过程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安全性。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较差，法律及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特别是一些执法者（主要指警察）往往徇私枉法。因此所谓的“安全性问题”一方面是指不法分子对华商的抢劫犯罪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指当地警察对华商的“敲诈索贿”，而这也正是华人所形成的移民网络所能保障的。
除了要同较熟悉的人住在一起外，在寻找公寓和宾馆等住所时，为了安全考虑，华商一般都要找华人承办的公寓。因为华人承办的公寓都会提供一些保护，可以躲避警察经常性的盘查敲诈，特别是那些签证过期的人，更是如此。因为公寓的华人老板一般同警察都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每个月要向附近警察局缴纳一定的所谓的“保护费”，警察来查的时候他们也要及时地向居住在其中的华人通风报信，让他们藏好钱财等贵重物品，躲藏起来。越是这样的华人公寓，生意就越好，相反，价格再便宜，条件再优越，也没有人愿意去。
笔者在田辉处调研时，同他一同承租箱位的商人雇用的一位打工者大力就经常为寻找安全的住所而苦恼。他的护照已经过期，还没有办新的。他现在住的地方因为要涨承租费，中国人就不承租了，转给俄罗人承租，但俄罗斯承租人一般不会照顾这些没有护照的中国人，警察来查时更不会提供保护。所以他就要出来找新的地方。他原来住的地方一个月是5000卢布，加上每天上班打车费200卢布，一个月要花掉6000卢布左右。但他认为只要安全，住的条件和路途远近都是次要的，钱不超过1万卢布就行。他的老板也在帮他联系，并让他搬到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去。但大力不知道是否安全，也没最后定。他认为最理想的住所就是从住的地方出来没走几步就直接可以坐上车，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路上遇到警察。后来笔者同他聊天时，他向笔者讲述了寻找住所时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住的地方，因为原来住的地方中国老板不承包了。现在我的身份也过期了，最怕的是移民局查，警察查可以给他点钱，移民局查就直接遣送回国，而且还要罚几万卢布。找住的地方，一定要看他的老板，最好是中国人承包的宾馆。老板如果和移民局警察关系硬，交的保护费多，那就没问题。我原来住的地方就是因为公寓老板在移民局警察那交的保护费少，所以经常有警察来查，一查就好几个小时，没有签证的就立刻被带走。现在住的地方也是中国人开的，他跟附近警察关系处得非常好，地方虽然远一点，只要安全就行，很少有警察来查，虽然早晨打车，晚上坐小巴，交通费有点贵，但这些都是小事（莫斯科访谈10）。[31]
第二节 作为淘金资本的乡土关系资源
从有关移民网络理论论述可知，移民网络不仅能起到一个迁移链的作用，即可以使得跨境迁移活动获得惯性和永久的动力，从而能够自行不断地进行并扩大规模。同时由于移民网络可以为准备移民海外的亲友和同胞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包括提供海外工作市场的准确信息、协助提供移民担保和贷款，提供合法及非法的旅行证件、安排出境、代找律师、介绍合适的工作以及为初抵他乡的新移民提供住宿等，从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国际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为刚刚迁入的还未融入当地社会的移民者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源支持。因此，移民网络对移民者来说也是其迁入后重要的社会资本。格雷佛斯（Nancy B.Graves）认为，国际移民“在适应周围环境时，个人会有不同的资源可供使用，其中有他们自身的资源、核心家庭的资源、扩大家庭的资源甚至邻居朋友的资源，或更宽广的社会资源。在依赖族人的策略（kin-reliance strategy）中移民是利用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资源以适应环境；依赖同辈的策略（peer-reliance strategy）则运用同辈及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资源进行调适；依赖自己的策略（self-reliance strategy）则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impersonal）的组织资源”（转引自王春光，2000b）。
对于大部分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人来说，他们进入的时间还较短，自身的资源相当有限。在莫斯科较为艰险的环境下淘金，华商要充分运用自身在国内家乡社会中所形成并不断构建的各种乡土关系资源。乡土关系资源主要指亲属资源、同乡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朋辈资源和华人的社团组织资源。按照中国人社会关系远近来划分，最近的就是配偶、父母、儿女。首先，在莫斯科很多都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而中国的家还可以扩大，就是有亲戚关系的人也算自家人，中国人也很愿意攀亲戚，只要或远或近有些亲属关系，也是很信任的；其次，就是同乡，在莫斯科市场的商人中有很多都是由老乡带领过来的，特别是南方的温州和福建等地区，他们更为重视自己的同乡资源；再次，就是朋辈资源，要好的朋友也是比较信任的，朋辈资源对华商在莫斯科的生存是极为重要的；最后，华人们也组织起来，成立社团，并积极参加活动，社团组织资源也成为华商适应当地淘金环境的重要资源。在莫斯科进行经商，必须要充分利用和构建这些乡土关系网，这是生存的基础，乡土关系资源是华商在莫斯科淘金的重要资本。
一 亲属资源
中国文化以“家”文化为核心，中国人“家”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一般人的思维中只知有“家”，根本没有西方“个人与社会”二元的思维，这也是中国文化和社会与西方最重要的差别。中国的“家”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和事业组织。关系最近、信任度最高的还是建立在血缘、婚姻上的家庭关系。同时，中国人“家”的观念往往是指“大家”，扩大了家的关系，自己的一些亲属也都算作自家人，对亲属也是非常信任的。“家”的大小往往也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可小到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的，兄弟叔伯也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费孝通，1998：40）。
在莫斯科市场经商，很少一个人。因为在当地经商条件下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箱位承租和变换、接货、货物存放、卖货、筹集钱款、汇款等，每天都面临着烦琐的商业事务，同时还得时刻考虑躲避警察的盘查。这些事情很难自己承担，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伙伴和助手，配偶、父母和子女等直系的亲属是天然的最好的伙伴和助手，这也是中国人最为信任和最先考虑的关系。市场上很多箱位都是夫妻共同经营的，夫妻之间有不同分工，妻子卖货，丈夫跑外，配合比较默契，生意上遇到事情也可以商量一下。有些人还把自己国内已成年的孩子带过来作为帮手，不仅可以帮助料理生意，也可以分担一些困难和压力。当前国内的就业形势也不好，很多年轻人考不上大学或者毕业以后没有工作，正好过来帮助父母做生意，也可以学一学做生意的经验。有的过来以后在莫斯科找一个大学读书，莫斯科高校较多，也不用考试，不像国内竞争激烈。这样既把俄语学好了，又拿到一个学位，同时闲暇之余还能帮助家里人做生意。还有的实在忙不开，就让国内已退休闲暇的父母过来帮忙，毕竟是自家人，比外人放心。
商人每天的压力很大，这里的生活也很单调，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得在市场中。因此跟家人的沟通和交流十分必要，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家人也能提供安慰。但很多时候家人不能在身边，就通过电话以及网络进行联系，现在的电话和网络也较方便。这里的电话费很便宜，有一种卡往国内打仅仅就1卢布（合人民币不到2角钱）。笔者就曾看到阿宝给国内女朋友打电话，一次就是1个多小时，实际上也就20多块钱，不是很贵。网络也很方便，虽然在市场中不能上网，但住宅一般都有网络，网速很快。每天晚上，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跟国内的家人联系，把一天生意的状况和家里人讲一讲，家里人也给出出主意；同时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如老人的健康状况，孩子的成长教育情况，等等。因此每天和家人的沟通和交流就成为商人们重要的内容。以下笔者以田辉的经商经历来论述亲属资源在华商淘金过程中的作用。
田辉是2004年来到莫斯科的，一开始是和父亲共同在这边打拼，后来他父亲回国了，他和妻子离婚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经营。他每天的事情很多，心理压力也较大。笔者跟他接触时，总是感觉他每天都很忙，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去那儿。他总说自己睡不好觉，经商的事需要考虑的很多。并且最近生意不好，压力又很大，每天总感觉很困、很累。前不久，他让自己的母亲过来了，过来之后就没让她回去。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真的很孤单，母亲来了可以给他做个饭，看个家什么的，忙的话可以让她过来看会儿箱位，收一下钱，毕竟自家人，有事情好沟通，也信得过，把钱放到别人那里不放心。母亲在这边可以经常沟通交流，也可以缓解一些压力。当然有的时候沟通时也会产生一些冲突，但这种冲突有利于情绪发泄。夏天的时候俄罗斯人一般都出去度假，所以这段时间是淡季，卖得不是很好。田辉的母亲就总到市场上来，问这问那的，关心着生意的状况，也出一些主意。田辉有些不耐烦，认为她的母亲不懂生意上的事，就直接告诉她母亲别老管这些事情，没事的时候不用来。所以有的时候田辉的母亲也感觉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想回去。但田辉不想让她回去，在这边能和自己的亲人在一块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否则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会很孤单。另外，田辉的父亲现在回到国内厂家那里了，他经常通过电话和父亲联系生意上的事情，在生意上他父亲也经常给他拿些主意。他的儿子最近也过来了，国内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想在这边读书，已找好了学校，但因为生意较忙，暂时并没有去上学。笔者去田辉那里调研时，他的儿子总在摊位上。儿子和母亲都在身边，田辉心里也踏实多了，可以放心地离开箱位去联系其他事情了。
自己小家庭的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利用旁系亲属的资源也显得十分重要，也就是所谓的“大家庭”的资源，这在一些家族文化保持较好的国内地区的商人经商过程中则是最为普遍的。亲属之间一方面生意上可以提供支持，相互之间代卖一些商品，有好的客户介绍给亲属，在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也可以借用亲属的钱，亲属之间还是比较信任的；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也可以互相扶持帮助，特别是在遇到一些困难时，亲情之间的温暖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亲属之间形成的这种社会网络关系，为华商在莫斯科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支持。笔者观察和总结了阿宝和他的一些亲属的交往活动。
阿宝今年自己留在了这里，前不久他的姐夫阿才刚回去。但阿宝的亲叔叔还有很多表叔都在这边，另外还有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一些表兄弟。如果遇到生意上不明白的事情，他就找他的叔叔，和他的叔叔沟通。如有一次，他的货物没有地方放了，就放到他叔叔的仓库里，如果要往外卖的话，也请他叔叔帮助代卖。阿宝有一次感冒了，他自己去市场找了个中国医生，给开了药，但开的药根本不见效，这边有很多并没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只是为了赚钱就自己开个小诊所。第二天更严重了，他实在熬不过，就给他叔叔打电话。他叔叔又找了个朋友帮忙，到市场上找了医术水平较高的中国医生，给打了吊瓶，这样才好一些。回去之后，他叔叔又打电话不断地安慰他。正是他叔叔在生意上和生活上的帮助，阿宝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在莫斯科立足。
除了跟这些长辈交往外，平时交往最多的还是他的表兄弟，年轻人较为兴趣相投。今年生意不是很忙，阿宝就总去他的表兄弟的箱位上，跟他们聊天，天南海北什么事情都聊。当然，年轻人在一块有时候也聊一些处女朋友的事情，互相开玩笑，还伴随着打闹。他们经常在一块吃饭，今天我请，明天他请，这种请客吃饭也加深了亲属之间的感情，去超市或去外面逛街也经常搭伴。阿宝愿意和他的表兄弟一块外出逛街，不愿意和年龄大的亲属逛街，毕竟年轻人的共同语言较多。阿宝觉得，跟他的叔叔们出去逛没意思，跟这些兄弟们在一块就很开心。通过和这些年龄相仿的表兄弟们的交往，可以缓解一下在莫斯科单调的生活所带来的无聊感。因此，在异国他乡，亲属之间的帮助以及互相交流沟通是异常重要的。
二 同乡资源
在亲属之外，那就是具有地缘关系的同乡了。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同乡关系。故土观念、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在中国的关系网络研究中，同乡关系就是使有关个体彼此认同的共有归属性特征。同乡是一种颇有弹性的表述，它既包括毗邻而居的乡亲，同镇﹑同县的故人，由此推广出去，还包括来自不同市集村镇或为同省籍的人。同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标志，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作为血缘关系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费孝通，1998：70）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其社会关系是由血缘与地缘两种主要的纽带联系而成的，在乡土社会中与乡民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地缘关系的重视。对于安土重迁的传统乡民来说，一村一庄，许多情况下是一族一姓，即使是杂姓聚居，也常常是世代为邻。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流动性很大，在迁入出生地外的新地方时，中国人也愿意寻找同乡关系。中国有句俗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说在离开家乡的任何地方，老乡之间是具有非常浓厚的感情的，在异国他乡则更是如此。莫斯科的华商，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最明显的就体现在在此经商的浙江人和福建人之中。如上一节所介绍的，他们很多人来到莫斯科就是靠着老乡的带领，形成了一定的迁移链。而在此生存淘金首要想到的也是利用这些关系，同乡之间还是较为了解，信任度很高。他们很多人在国内都是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同姓或者同宗，原来都认识，也较为了解，所以当遇到事情时都可以提供支持。如很多没有自己的商品和专门的供货渠道的“代售”者，他们的货物提供者往往就是自己同乡，毕竟都是老乡，比较可信，不必害怕卖完不给钱就跑了；箱位承租过程中也愿意承租自己老乡的或同自己老乡一同承租，老乡之间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也可以互相照顾。在经济方面遇到问题还可找老乡借款帮忙等。因此，除了亲属资源，同乡资源也是华商重要的淘金资本。
笔者第二次到莫斯科调查时，跟踪了温州商人阿才的经商活动，深刻体会到了同乡资源对他们的重要性，以下是整理后的当时的田野调查日记：
今天早晨我们6点钟就去市场了，先去的是去年租箱位的地方，但已经租出去了，就来回在市场上溜达。8点多钟时，波导手机的工作人员来了，我们就过去买手机卡，中国通信公司也在这里开设了公司，手机话费都很便宜，我买的主要是给国内打较便宜的电话卡。他们去年的手机卡在这边还能用，就补交了一些费用。电话对他们在这边联系商业事务非常重要，很多客户买货也是通过电话联系他们。买完电话卡后，我们就去看了仓库，仓库价钱较高，空间也小，所以就没租。
从仓库回到市场中，在上二楼的楼梯口时，正好碰到一位大姐，40多岁。阿才赶紧过去跟她打招呼，并介绍说这是他的老乡，都是温州的。这位大姐就跟我们聊了起来，她就告诉我们今年生意如何不好做，她来了也1个多月了，但还没租箱位，想看看行情再说。她跟阿才聊天时，主要说今年什么货比较好卖，老乡中谁卖得好，聊了很长时间。这位大姐也较实在，把市场上最近的情况和信息都对阿才说了，这对他们谋划生意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她走的时候，还跟阿才互留了电话。后来，阿才也告诉我，这位老乡非常好，遇到什么事情找她都愿意帮忙。
中午在市场上的九龙宾馆吃了饭，今年的饭菜又贵了，原来的自助餐是200卢布，今年变成250卢布了，也不好吃了。吃完饭，下午又去了几家承租箱位。正好也遇到一家浙江人，那家人是海林的，一听阿才说是温州的，就问是温州哪里的，一说跟他老家离得很近，跟阿才的关系立刻亲近了一分。这个人就说明年把箱位租给他，不愿意租给今年的“黑毛”了，认为这帮人比较赖，净占便宜，租给老乡就放心多了。今年他们马上就回去了，有一些物品也用不着了，如挂服装样品的一些服装架、衣服钩等，都说要给阿才用。他们还向我们讲了去年在市场上发生的事情，说又闹警察了，遣送了不少人回国。女主人还照了几张照片，主要是当时在市场经商的人从市场跨栏跳出去逃跑的景象。她们家住的离市场近，一听闹警察，她锁上箱位就跑回去了，但后来听说没什么事，主要是针对中亚那些非法移民，中国人有身份就没事。
出来后，又去了几个熟人和老乡那里，告诉一声今年过来了，又留了电话，以后有事可以打电话联系。
……
今天早晨8点钟起来就去市场了，阿才去的时候拿了药，到了那给的是一个老乡。他的老乡感冒了，从国内带的药又吃完了，他那正好有，昨天碰到的时候就说给带过来。在这老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阿才说，他们现在刚过来，货物还没卖，他们三家承租房子7万卢布，他们屋子大一些，3万卢布，还欠着其他两家10万卢布左右。市场上还欠着10万卢布，这些钱都是在老乡那借的，他说这点钱在老乡那里没关系的。[32]
因此，对华商来说，在此生存和淘金必须要积极利用这些同乡关系资源。另外，同乡关系的利用，还表现在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地缘为基础的各种商会、同乡会组织等，如莫斯科北方华人商会、莫斯科黑龙江华人商会、莫斯科温岭商会、俄罗斯莫斯科福建华商总会、莫斯科山东华商总会等等。此外还有各个地区的同乡会则数不胜数，如莫斯科福建同乡会、温州同乡会、诸暨同乡会等。这些以地域为主的商会或同乡会定期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同乡们虽然都在莫斯科市场经商，但市场较大，平时也很难见到，通过这些活动把老乡组织起来，加强联系。华商在聚会时也可以认识更多的同乡，增进友谊，在生意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就会利用这些关系，互相帮助。当然这些商会和同乡会等难以体现当代社会组织的特征，而是一种商业的同乡联谊组织，也不是按照公共利益的理念组织起来的，而仅仅是为了确保成员自身利益以及增强彼此感情而组建的。老市场关闭后，华商们更加分散了，商会、同乡会的这种联谊和集体活动也渐渐少了，再加上最近生意不是很好，华商对商会组织的活动的兴趣逐渐减弱。但华商对同乡资源的利用和重视并没有降低，主要还是利用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同乡关系资源。
三 朋辈资源
除了亲属资源、同乡资源外，在这里生存还需利用和构建自己的朋辈关系。当然，这些朋辈主要还是华人。所谓朋辈，主要指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中国人往往在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还愿意同人建立一种朋辈关系，也就是所谓交朋友。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是认识的人或者比较熟的人就信任一些，即所谓的“熟人好办事”。当然，随着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经常发生“杀熟”和“宰熟”等事件。但不管怎样，中国人之间的交往还是首先信任朋友和熟人。在异国他乡，更是如此，“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古训在这里也最为实用。
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人，除了亲属和老乡外，比较信任的就是自己的朋友，有时要好的朋友比亲属和老乡关系还要重要。在市场上经营，要经常和朋友交往，不能封闭自己，加强朋友之间的友情，也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并在经商过程中积极利用这种关系，这也是华商们的共识。朋友可以提供一些货源，或者帮助代卖一些货物，这是在莫斯科生存的基本条件。另外，朋友之间也可以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市场上先期的投入和箱位费都比较贵，商人们经常在钱上周转不开，这时候就需要赊账或向朋友借用一些钱。基本上在此经营的商人都赊过账或借用过朋友的钱，当然朋友之间借钱一定要讲信用，并且要及时归还。朋友圈的这种社会网络可以无限地扩大，你认识了一个朋友，通过他的介绍你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这样社会网络就可以逐步增大。当然了，交朋友也要讲究一些原则，如果交友不慎也会很麻烦。很多华商都认为：认识人可以多一些，但真正的朋友实际上就是几个，这样的朋友是能够和你同甘共苦的，他们在你遇到困难时能真帮你。总之，在莫斯科能够生存下来，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最重要的，这种社会关系网是华商最重要的淘金资本。
郑子龙就是靠着朋友关系在此淘金的典型案例。郑子龙今年从国内重返莫斯科，原来老市场关闭后，他回国了。但因为朋友关系都在莫斯科，所以回去后也很难有所作为。郑子龙和吴超是结义兄弟，他们一共是六个人。所谓的结拜即非亲属关系的人因感情深厚或有共同目的而相约为平辈兄弟姐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色，也具有中国家族式关系的特征。本来是没有亲属关系，通过这种结拜，把非亲属关系当作亲属关系来对待，关系也更加亲密，遇到事情都能互相帮忙。这次郑子龙想租个箱位在这边卖冬装，但是他这次来没带钱，就靠着几个拜把子兄弟的帮忙。吴超帮他联系了箱位，并先支付了一部分定金，然后又帮他找货源。今年的货源不是很充足，吴超甚至把自己的一部分货物都给他卖。钱不够了，他又去找老大，老大是辽宁人，为人也比较仗义。老大本来钱就紧张，国内催着要钱，但兄弟情义又不能不帮，所以真的很为难。只答应借3000美元给他，只能给卢布，让他自己去换。郑子龙又向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借7000美元，那个人也答应了，老大还帮助郑子龙出一些主意。如不能想得太乐观，什么事情都应该考虑周全了，现在除了要准备好钱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雇用一个售货员，卖货很重要，要雇用一个年轻人，最好是当地人。此外还帮他联系一个售货员。郑子龙把货卖出去之后，才能把钱还给他们，如果赔本了钱也就不还了。总之，郑子龙就是靠着这样的朋友资源在此淘金的。
朋友的交往除了生意上的来往外，平时也要进行一些日常人际交往。例如有人结婚、过生日也都要进行宴请，去的时候当然要拿一定的钱，俗称的“人情费”，最少100美金，一般都是200美金或5000卢布，关系好的就需要300美金或10000卢布，甚至500、1000美金。这里的人际交往同国内也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加强朋友之间的联系。
此外，朋友之间平时一块吃个饭、喝点酒、聊聊天，加深一下感情。特别是当遇到不顺心的一些事情时和朋友聊一聊，可以缓解一下负面情绪。如有很多都是关系较好的朋友住在一起，生活上有个照应，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共同做饭、吃饭，有时候喝点酒，瞎聊一通，排解一天的辛劳和紧张。因此，这种交往方式对那些只身来到莫斯科的华商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一次笔者在老蔡那里住，就观察到吴超和老蔡的一些交往活动。吴超和老蔡是朋友，他们俩合租了一个两屋一厨住所。老蔡年龄较大，而吴超刚刚30岁出头。老蔡起得比较早，也比较勤快，每天早起把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吴超现在生意还没有开始，又是年轻人喜欢睡懒觉。两个人的关系处得比较融洽，经常在晚上回来没事的时候一块聊聊天，扯一扯。笔者住在他们住所的那天，吴超到外面去办事，回来的较晚，老蔡就帮助他煮了饺子，我们在一块共同吃了点，并喝了点酒。那天吴超的事办得不顺，心情也不好。他马上就要回去，飞机票本来说是后天的，但票务公司又说后天可能没有，要改成明天的，他的事还没办完，但票钱却交了。回来就跟老蔡聊这些事情，他就开始埋怨俄罗斯政府办事效率低，本来今天能办成的事又推到明天。老蔡不断在安慰他，告诉他不要着急，并劝慰他实在不行把票钱再拿回来晚走两天。经过这一番劝阻，吴超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一会他跟票务公司联系确定好了后天的票，这样他就能够把事情顺利办完再回国了。
华人在海外生存往往会利用朋辈资源形成一些非正式组织，如堂会、帮会等，他们主要采取一些非正规手段获取利益。美国华裔中国移民研究专家彼得·邝在《新唐人街——美国华人社区》一书中以多年生活在纽约唐人街时进行的追踪调查，描绘了唐人街与世隔绝的政治文化、经济繁荣的隐秘内幕、华人社会内部的帮派冲突和非法移民的生存状态，并认为在美国的唐人街华人的非正式组织在华人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俄罗斯的社会治安较差，“黑社会”势力十分强大，甚至跟政府警察都有联系；相关法律制度又不完善，特别是对外国人的管理较为松散，因此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也存在一些非正式组织，即朋友聚集在一起形成帮派。帮派往往形成了一定势力，他们要在华人社会内部收取一些所谓的保护费，或者也通过帮人“平事儿”获取一定的利益。“平事儿”是指某些华商在经商中与其他人遇到矛盾或者一些事情不能解决，就找他们解决，也就是摆平事儿，事情解决后当然要给予他们很高的报酬。笔者在市场上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华商，他对笔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经商经历以及靠这种方式在此生存的情况：
我老家是吉林舒兰的，我们那大部分人都来俄罗斯赚钱了。我2000年左右来到莫斯科的，当时是跟着亲戚一块过来的。我原来在国内是厨师，一开始赚的钱很多，后来不景气了，就来到这儿闯荡。刚来的时候，总跟人打仗，就是靠拳头。别看我长得比较小，但很敢打。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遇到人多或者比我强的人我就被打，我身上也有很多伤疤，但我就是敢打，不怕打输，输了以后下回还找你，直到把你打服为止。现在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是通过打架认识的。一开始他把我打赢了，我不认输，就总去找他，在他家门口等着他，后来我们就成为非常过命的朋友。慢慢地在市场有名声了，现在一提我名字，大家都知道。在老市场的时候，我赚了不少钱，最多的时候得有100万美金了，但后来都赌进去了，还输了一个箱位，欠了一屁股债。
来到留步利诺，我又一点点起来了。那时我老婆跟我离婚回国了，亲属也不理我，朋友也不搭理我。最困难的时候我身上分文没有，连住宿的钱都借不到了。后来我又在萨达沃市场练摊，一点点爬起来了。现在我又买了几个箱位并承租出去了，自己还和别人合伙做生意，另外还承租了一个库房，离市场比较远，但每个月都有不少收入。
我现在在这边主要靠朋友，我雇了几个好哥们，他们帮我看管仓库，并做一些巴恰的活。我也得做这个活，到分钱的时候我不分，因为我必须要把这些人的心拢住，否则他们不真心跟你做。仓库在一个小方面失误的话，那就非常麻烦。比如，在库房里如果丢一个包裹，那你得十倍的赔偿人家。他们没有身份，我晚上还得带他们回去，防止路上警察盘查。查就给他们点钱，现在生意不好，三五百卢布就打发了。回去我还得给他们几人做饭，可劲管他们酒喝。一定让他们吃好、喝好，才能死心塌地跟我干活。我跟这些朋友没说的。……我处得很好的一个朋友在4天前把我的钱和手机给偷了，这个人跟我处了5年了，在我这吃喝，我帮着交房费。那天就是由于我太大意了，把钥匙放屋里了，可就是最亲近的人却骗了我。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说那些钱和手机都不要了，我觉得我很够意思了。
昨天在教会时，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回去了。主要是我的库房进了一批货，是40包，但少了8包，一包成本是40万卢布，那些干活的根本赔不起。通过录像已经看到了是谁家拿的，但去找那家，那家就说没拿，我就找来一些朋友，我的朋友身上都背着命案，他们都不要命，让看住那家，并威胁他说不要货了，要他一条腿。最后那人一打听，知道了我不好惹，赶紧把货物还给我，而且还拿出来将近10卢布“茶水钱”，“茶水钱”就是喝茶的钱，我和我那些兄弟分了，最后留点钱一起去吃饭。
这两天还经历一件事，前两天有一个人答应给我货，但实际上没货，骗了我，我已经交了定金，并且雇佣的车都等了好几天了，我就让对方不仅要还定金，而且这些损失也要包赔。但那家就是不干，我说你不干，我就封你箱，他还不信，我就给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哥们打电话，我的哥们立刻叫保安把他的箱封了，这回这个人拿出来的钱是我要的三倍，因为有警察参与了，给俄罗斯警察的钱那可不是小数目啊，他们最少得拿去一半。
在这我有很多朋友，我有事找他们，他们有事也找我，昨天还帮他们平了一个事，挣了1万卢布。在14口那边我也收点保护费，当然了人家有事了我也过去帮忙，再加上这些生意。可现在生意不太好。但我想赚够100万美金，就回老家。现在也不行了，打不动了（莫斯科访谈14）。[33]
四 社团组织资源
由于华商经常性地面临警察的敲诈索贿，货物没有理由地被没收，甚至出现一些被关押和殴打的情况，异常艰难的生存环境和严酷现实使得华商们迫切感觉到需要组织起来，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开始重视并成立社团组织。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华商几乎没有自己的社团组织，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最早曾有一些由俄籍华人和老华侨组织的社团，如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1992年成立）、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1993年成立）和莫斯科中华总商会（1993年成立），但这些社团组织松散、人数不多、经费缺乏、影响力十分有限。1997年开始出现新的华人社团，以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今，在莫斯科成立了较多的华人社团，如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莫斯科华人联合总会、莫斯科华人妇女联合会等。在华商中成立的社团组织也比较多，如俄罗斯中国总商会，这是整个俄罗斯华商的社团组织，但主要还是以莫斯科华商为主。还有前文所介绍的，以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商会、同乡会。在前几年老市场生意好的时候，社团组织为丰富华商们的业余生活，会组织一些活动。例如举办综艺表演大赛，有兴趣的华商就积极参加，展现自己的文艺才能，很多华商在空闲时间来观看比赛，作为观众欣赏演出来感受活动的乐趣。另外，在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举办一些晚会、宴会等，这样的活动参加人数也是最多的。在海外和自己的同胞聚集在一起共同欢度节日，可以把紧张忙碌的生意暂时抛开，尽情享受节日的欢愉。在聚会时，华商们也可以互相交流生意上的困难和在莫斯科的种种不顺，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通过这样的一种释放，可以更好地投入今后的工作中。老市场关闭后，华商们更加分散了，商会、同乡会的这种活动也渐渐地少了，仅有总商会、大使馆组织的一些比较正式的活动，参加的人数不是很多，再加上最近生意不是很好，所以华商对这种活动的兴趣逐渐减弱。
在莫斯科经商会遇到货物被扣、市场关门等危机事件。华商不够团结，互相之间也不信任，往往各自为战，遇到问题时很难协调一致，这时社团就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商讨应对之策。特别是在当地执法部门持续不断地查封华商货物时，华人社团就会及时通报大使馆，指导华人采取防范措施，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为华商挽回损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在2009年大市场关闭时，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就在市场上成立了一个临时协调小组，积极地跟俄罗斯相关政府和当地警察沟通，帮助华商有序地从市场里拉出货物。此外，华商个人遇到货物被扣或被警察敲诈等问题时，找到社团，社团有时也会出面提出交涉，帮助要回货物解决一些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俄罗斯华人社团自成立以来，为团结华人、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为华人排忧解难、协调各种内外部关系，以及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华人社团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如派别山头林立、组织水平不高、组织规模较小，有的社团仅成立初开展过一些活动后就无声无息了，也有的从一成立就没有开展过什么活动。有的华人社团领导人素质不高，私心较重，其成立社团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团结和维护华人的利益，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谋取私利。这些因素导致各自为政的华人社团缺乏整合力，也就缺乏战斗力，从而不能在华人合法权益受到无端侵犯时充分利用华人社团的力量有效地保护华人（温锦华，2001）。
在莫斯科的华人社团中，有两个华人自发成立的社团组织较为引人注目，即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和俄罗斯中国自助者联盟。近年来，随着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在中国国内信众迅速增加，在海外由于很多国家对基督教的支持，当地的基督教氛围非常浓厚。俄罗斯虽然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同源，对基督教发展也极为鼓励。因此，基督教在俄罗斯华人社会中传播较快，成立了华人基督教会，并开展一些活动，把华人联系起来。
华人基督教会首先是一个宗教组织。来到异国他乡，特别是在社会法制还不够健全的俄罗斯，商人们经历的困难和挫折可想而知，所以就需要寻找一个精神上的依靠，而宗教就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俄罗斯是一个以东正教为主的国家，宗教文化氛围较为浓厚，也有各种教会组织。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大部分华商都只参加华人自己的教会活动。教会每周日下午都要举行主日活动，在市场附近没有专属自己的教堂，就租一个场地。很多已是基督徒的商人基本都会来参加，有些非基督徒对其感兴趣的也会来。在主日活动唱唱诗歌，做一些祷告，诉说自己心里的苦楚，把在这里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交托出来，这样精神上就会有个依靠，会更有力量应付在这里的一切挑战。除了每周的定期的主日之外，教会每年还要举办营会和晚会，人数最多的就是“五一营会”。主要就是在“五一”的时候在莫斯科附近找一个场所组织大家参加一些户外和户内的活动，当然了也欢迎非基督徒参加。通过这种活动华商们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放松一下，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在生意上遇到不顺的时候，有时也会去找教会的牧师和传道，或找一些关系较好的教友，做一个祷告，为其提供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华人基督教会同时也是联系华人的纽带。根据教会负责人的统计，市场上大约有1/3的人来过教会，但也并非都是信教者，很多人来这里也是想认识更多的人，想从教会中获取些帮助。在基督教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由于有共同信仰的维系，人际关系处得较融洽，商业中那种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互相欺骗的事情还是较少存在。在教会中大家都以兄弟姊妹相称，以教会为家，所以很多人在生意和生活上有困难时，就找教会的兄弟姊妹帮忙，其他人也乐于相助。
俄罗斯中国自助者联盟是在2009年老市场关闭后，几位较有热心的华商自发成立的一个志愿者组织。2009年夏天，莫斯科对中国人聚集的集装箱市场强行关闭，使广大在莫斯科的华商蒙受巨大损失，一部分华人迷茫彷徨，对继续在莫斯科生存产生了怀疑和退缩。很多人看不到中文报纸，不能及时地得到信息，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只好在网上论坛发发牢骚。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一些有共同想法的人坐在了一起，一致认为应该有一个组织，把在俄罗斯的华人组织起来，有能力的就帮助别人，没有能力的就去帮助他。这个志愿者联盟的口号就是“有困难，找我们！”它的宗旨是：尽己所能，不计得失，帮助同胞，服务俄罗斯社会，践行志愿精神，传播中国文化，为加强中俄友谊贡献力量！联盟将“真情温暖华人同胞、爱心奉献俄罗斯社会”作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改善华人在俄罗斯的社会地位及生存环境，改变俄罗斯人对华人的不良评价，发扬中华的传统美德，不懈奋斗，不断创造，奋勇前进，倡导奉献、友爱、互助、团结的时代新风，在俄罗斯社会中树立华人新形象。[34]在2010年，经过和中国大使馆的沟通，在俄罗斯有关部门注册后正式成立。
联盟的发起初衷较好，在莫斯科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把华人联系起来并能提供各种帮助的组织，他们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帮助联系走失的家人，提供免费的翻译和法律咨询，华人遇到一些紧急事件时也提供一些帮助。在2014年笔者到莫斯科调查时，这一社团还准备举办类似基督教会“五一营会”的500人以上的华人联谊活动，在2014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了5周年庆典大会。在俄罗斯社会及经商环境极不稳定的条件下，华商们必须要积极组织起来，利用好社团组织的资源。近年来，华商们这方面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第三节 关系资源的不同运用：两个个案的比较
中国人在关系运用方面有其显著特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并用比喻的方式指出了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不同，即“差序格局”。他认为：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
在我看来却表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费孝通，1998：25-26）。
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1998：27）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同自己关系的远近依次确定位置。当然，这种网络是富于伸缩性的，是根据个人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因此，中国社会也没有西方所谓的个体和团体的明确区分，有的只是不同的关系属性。
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应用。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以“差序格局”为依据，提出中国人在进行社会稀缺资源交换中的“人情与面子模式”，进而把人际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是指在交往过程中双方主要投入的是情感因素，如夫妻、子女等，工具性关系是指双方交往主要为某种利益，但大部分人际交往的关系都是有着两方面因素的，即混合性关系（黄光国，2004）。孙立平在研究中国社会关系的变迁时也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稀缺资源分配是通过差序格局来实现的，血缘和地缘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孙立平，1996）。翟学伟也认为，“差序格局”概念打破了西方社会学倾向认为群体应该被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限，跳出了西方二元对立构建社会的思维模式。它让我们看到个体完全可以共存于若干群体中，也看到了一个个体在多种群体中的游离与自定义的状态。结果分辨各个群体与自己之间的关系远近比划定内外界限更重要，“差序格局”概念更符合中国人关系运行的实情（翟学伟，2009）。
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人际关系理性化的倾向，学者们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杨善华、侯红蕊将“差序格局”中的关系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系的远近”，二是“关系的亲疏”。关系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关系亲疏是指来往的频率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通过这种区分，他们认为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杨善华，1999）。香港的李沛良针对现代社会的特征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有以下含义：第一，社会关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的；第二，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中；第三，从格局的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第四，中心成员经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的亲密关系，特别是那些工具性价值较大的关系；第五，关系越亲密，越有可能被自我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转引自孙立平，1996）。
因此，在当今的华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仍然是具有“差序格局”式特征的，而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具有乡土性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基础，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关系，然后再发展出其他社会关系。本书所研究的华商在莫斯科淘金的重要资本即是亲属资源、同乡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朋辈资源和社团组织资源。那么，华商在淘金实践中是如何把这些关系资源不断进行组合和利用的呢？以下笔者选择了在市场上重点观察的阿宝和吴超两家的经商经历来说明华商在淘金过程中是怎样利用不同的关系资源的。这两个案例各有代表性，阿宝家属于温商，典型的南方人，吴超来自山东，典型的北方人。
阿宝家在2000年左右就在莫斯科经商了，来的时候也是由老乡带领过来的。最早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和叔叔合伙来做，他的叔叔在莫斯科卖货，父亲在国内发货。2000年左右在俄罗斯做生意正赶上了好机会，那时是非常赚钱的，他们家也赚了钱。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后，他们就在北京建了自己的工厂。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向外流动，阿宝家主要迁移到北京，那时的北京“浙江村”是非常出名的。听阿宝讲，他小时候就搬到了北京，他们家很早就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现在在那块地皮上又盖了楼房，在附近又建了厂房。但他父亲和叔叔因为当时的一些分红问题，闹了矛盾，后来他们就分开了。他叔叔又跟他的另一个叔叔合伙来做，即是他的表弟阿健家。
阿宝的姐夫阿才就来到莫斯科，但阿才一个人不能支撑，他的俄语又不是很好，刚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就经常找老乡帮忙。一次偶然的机会就遇到了同乡阿华。他们老家都在一个村子，对阿华原来就有些了解。阿华人年轻、能干，最重要的是外语特别好，所以就看重了他。阿华是在2004年跟着自己的远方姑姑来到莫斯科的，为他姑姑打工。但后来随着经验的增多，阿华渐渐离开了亲属，自己在这边做一些代卖。此时正好老乡阿才找到他，希望能跟他合伙，他没有钱，只是出力，但也要年底在一起分红。这样阿宝的父亲就在国内管理产品的生产、运输，阿宝的姐夫阿才和阿华在莫斯科进行销售。2011年阿宝大学毕业，国内也没有好的工作，他的父亲就把他也派过来了。在这边历练一下，就像在前面所介绍的，虽然他的叔叔已同他们家分开了，两家变成了竞争对手，但是有事情的话他还得找自己的叔叔，自己的表兄弟。他的叔叔也经常告诉他，应该出去多交一些朋友，但阿宝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也没交几个朋友，就总跟自己几个表兄弟在一起。2012年时阿宝的姐夫很早就回去了，阿宝和阿华留了下来。但主要的工作还是由阿华来做，特别是卖货，阿宝跟客户也不熟悉，外语也不好，他只是帮阿华打打下手。阿华通过这几年的辛苦奋斗，现在有了一定的积累。2014年的时候，他跟阿宝家分开了，准备自己单独来做。随着阿宝的历练，他要开始在莫斯科独挑大梁。
另一个案例是吴超，他的经商经历也非常典型。
吴超是山东人，他在2000年左右就来到莫斯科。来俄罗斯也是因为有他的亲属在这边工作，他很顺利地办理了护照。过来后主要是找学校先读书，学好俄语。读书的时候吴超就是一个非常讲朋友义气的人，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经常为同学出面解决一些事情。走上经商道路后，因为他外语比较好，就经常帮助华人朋友和俄罗斯人沟通，办一些事情，所以他的朋友圈也比较广。在老市场的时候，他很是如鱼得水，当时主要做汇款生意，因为朋友多，很多人也都来找他汇款。老市场关闭后，在新市场他就开始做冬季的羽绒服生意。
一般在每年8月底他就来到莫斯科，今年他妻子的弟弟也跟他过来了，两个人共同合伙来做。吴超主要联系货源和客户，他的内弟做一些体力活。后来，忙的时候他又让他的舅舅过来帮忙。他的舅舅退休了，没事可做，也想过来看看商业行情。今年国内经济状况较差，厂家做的服装不是太多，害怕卖不出去，他在这边前期投入比较多，如果卖不到一定量就赚不到钱，所以最初的时候就遇到一些问题。但后来他的一些朋友源源不断地给吴超提供货物，吴超的货可以说是当地最好的品牌之一，俄罗斯人很认。吴超也经常说，今年朋友帮了他很大的忙，他不够卖很多朋友把自己的一些商品拿给他卖。但同时他也因为交友不慎曾经被欺骗过，遇到了一些挫折，很多人拿了货不给他钱。所以在QQ签名档上他写道：“哥赚的不是钱，是信任。”“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之友。”吴超也认为，朋友不用太多，有几个真心的，能在关键时刻帮上忙就行。
两个个案各有特征，一个是中国的南方人，一个是典型的北方人。阿宝是温商，温州商人对亲属和同乡资源是非常重视的，如阿宝刚来的时候总是依赖自己的亲属和老乡，也不出去交朋友。吴超是典型的北方人，很愿意交朋友，对吴超来说建立的朋友关系资源是他在莫斯科淘金的重要资本。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采取的主要都是“差序格局”式的关系策略，都较为重视自己的亲属，因为同自己关系越近，信任度越高，在莫斯科这样险峻的经商环境下更是如此。因此阿宝家早期来莫斯科做生意是同他的叔叔合作，吴超做生意也是跟自己的内弟合作。当然亲属之间的关系除了有正常的感情因素外，利益占了很大部分，是一种混合性关系。因此，后来因为利益纠纷问题阿宝家又同他的叔叔分开了，两家各干各的，两家的关系也疏远了些。尽管有些不愉快，但在莫斯科经商的阿宝遇到事情时还是要找他的叔叔，他的叔叔也得帮忙，虽然分开了，但毕竟也是在一个“家族”下的，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变的，不帮忙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吴超虽然有很多朋友，但他最信任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属，找合作伙伴还找自己亲属，亲属还是较为信任的。当然，这种关系也是利益性的，吴超主要出资，他的亲属出力，最后也要按一定的比例分红。
两个个案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差序格局”式的关系利用策略中，利用的主要关系资源是不同的。在中国南方地区同乡资源还是较为丰富的，如温州商人阿宝在亲属关系资源不能利用时，就开始利用同乡资源，和同乡建立了更近的关系。正如李沛良所说，这种关系特征是“工具性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把亲属和非亲属都可纳入进来，人们会根据和自身关系的亲密程度来为自我实现其实利目标。阿宝家通过同阿华的合作，能够顺利地在此经商。阿华通过同阿宝家的合作，虽然没有资金，但也可以在此淘金。后来，随着阿宝的逐渐成长，同阿华分开了，又变成了自己家人独自经营，当然较为信赖的还是自家人。
吴超在利用关系资源时，最多的还是朋辈关系资源，因为北方的这种亲属和同乡的关系资源不是很多。吴超也讲，在这里虽然也有一些山东老乡，但也用不上，所以在这里生存还得靠着自己的朋友关系网络。例如在老市场做汇款生意，因为朋友关系比较多，所以客户自然就很多，在新市场做冬季生意，也是靠着朋友提供最好的货源。但中国人这种朋友交往既是一种情感交往，也是以功利性为主要目的的交往，属于混合性关系。所以，交朋友也要讲究一些原则，如果交友不慎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对待朋友也要有所区别。
因此，中国人利用关系的策略和特征，即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建立社会关系网。现代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特征，即所有人都可纳入关系网中，但需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构建和利用这些关系。而中国南方地区的同乡资源较为丰富，南方商人在此淘金偏重于利用同乡资源，北方商人的亲属和同乡资源较少，偏重于利用朋友资源。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